俠文化

新武俠小說的開山宗師梁羽生先生有一個著名的觀點，即武俠小說有武有俠，俠是第一位，武是第二位。“寧可無武，不可無俠。”可見武俠小說家對俠的重視。

俠有二重相關的含義：在事, 是指正義的行為；在人, 則指正義的代表，或“集中社會下層人物的優良品質於一個具體的個性，使俠士成為正義、智慧、力量的化身”（梁羽生語）這是普遍承認和接受的。但金庸的小說卻有例外。縱觀金庸小說的創作道路，不難看出，金庸筆下的主人公有以下四點趨勢或特點：

1人物個性越來越突出，俠的共性越來越少，離“俠”的典範越來越遠。

2人物的俠氣與正義的品質有一條明顯的曲線，可謂“俠氣漸消，邪氣漸漲”。

3人物的俠義典範的理想性越來越少，而人物的現實人性表現越來越多。

4人物的人格力量越來越弱，心理衝突越來越多，社會衝突也越來越重要。社會環境的制約力量也越來越強。

從金庸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書劍恩仇錄》到最後一部長篇小說《鹿鼎記》，從陳家洛到韋小寶，正體現了從俠到“反俠”，從偉人到小人的發展方向。這就是金庸小說的魅力所在，他不僅托起高大的俠，還深刻地刻畫了一個個真實的“人”，哪怕是小人。

俠是一種行為，也是一種理想，一種飽含著夢幻與榮光的意志，無論於理是合是悖，無論於法是反是違，俠永遠固執著心中不變的追求。而這追求，是在呼天不靈時的替天行道，是在叫地不應時的代地執法，有所不為，有所必為，在執法不公正時，在合情不合理時，俠者驀然回首、橫空出世，代行著公平執法、救難救急的使命……

“俠文化”在漫漫的中華歷史上有著特殊而又舉足輕重的地位。特殊性在於俠是一種可以說是相當難以定義的東西，任何人在任何時間進行的一種“路見不平一聲吼”的行動皆可以稱之為“俠”。而說俠文化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也並非妄言，俠文化可以說是伴隨著中華文明起起伏伏而有久經風雨，同時它也可以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縮影的一部分。

金庸小說的主人公的人格類型可分為儒俠、道俠、佛俠、浪子及小人五種。

自古至今，儒家思想成為中國文化的支柱和核心，它的影響遍及文化領域和世道人心的方方面面，那麼它對武俠小說的影響也就可想而知了。早期的武俠小說中的俠有著鮮明的儒家人格：一是有著強烈的積極的入世精神，關心現實世界；二是“以天下為已任”，三是“自我”的犧牲。

在金庸的《書劍恩仇錄》《碧血劍》《射鵰英雄傳》幾部小說的主人公身上，這種儒家之俠的形象發揮得淋漓盡致。

陳家洛本是一個儒生，後來成為俠士，正是對國之家存的責任感及對前朝的忠誠使他成了俠士的領導人——反滿抗清組織紅花會的總舵主。然而他的“儒俠”風範最為突出的地方在於他的“犧牲一已之私，以成千秋大業”的思想。他犧牲了自己的愛情，將情人喀絲麗獻給乾隆，卻因此葬送了喀絲麗的生命，也並未達成他的目的。這是一個諷刺。這正是金庸的高明之處——它沒有因為理想人格典範而無視、犧牲人物的現實個性。

《碧血劍》的主人公袁承志被寫成是明末抗清名將袁崇煥的兒子，因而他的抱復殺父之仇就同時具備了反明抗清、以天下為己任的功能。因為他的仇人正是明帝與清酋，他要“並誅明帝清酋，以洗千古奇冤”，也就是賜天下和平、為萬民造福的大好事。但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是筆敗作。他幫師兄師侄奪回闖王的軍餉，化解焦公禮和閔子華的仇怨，發掘大批寶藏，護送寶藏途中與各路黑道梟雄、官軍拚鬥，組織義軍，榮任北七省武林盟主。看似做了不少大事，但卻沒能很好地刻畫出他的性格特徵。他像是一個導遊似的東奔西走，忙忙碌碌，卻只是敘述情節。到最後，他也找不到真正的英雄用武之地，只得逃到海外去了。這樣的結局不能不說是因他所受的儒家“仁，忍”思想及“中庸”的處事態度的影響所造成的。

與袁承志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射鵰英雄傳》中的郭靖。他不僅是儒俠中的俠之大者。而且也是一切俠中的俠之大者。他在《射鵰》及，《神鵰俠侶》中矗立起真正的大俠形象，突出了他“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寶貴的儒家精神，以及“為國為民，俠之大者”的崇高品格。有一例子：郭靖之女郭襄被金輪法王抓住綁在高柱上逼郭靖投降。郭靖答道：“韃子若非懼我，何須跟我小女兒為難？韃子既然懼我，郭靖有為之身，豈肯輕易就死？”又對郭襄說：“襄兒聽著，你是大宋的好女兒，慷慨就義，不可害怕。爹娘今日救你不得，日後定殺了這萬惡奸僧，為你報仇！”只直至《倚天屠龍記》中提到，郭靖夫婦終於死在襄陽圍城之役，城破人死，他的高大光輝的儒俠形象才最終完成。

道家之俠與儒家之俠的區別是明顯的，這正如道家與儒家的區別。道俠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神鵰俠侶》中楊過。

1、儒俠重在“仁”，道俠重在“智”。通俗說法，儒俠是忠心仁厚的老好人，如郭靖的純樸質直，厚道無偽；而道俠則是聰明人，如楊過的機智、聰敏。

2、儒俠重在“社會本位”，道俠重在“自然本性”。這正體現在郭靖“守住襄陽，不惜一死，為國御悔，為民造福”的信念中，和楊過不拘於時的作風上。

3、儒俠是積極的，入世的，道家相對消極，有出世傾向或不容於世。古有“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人生觀。這種人生觀可一分為二，“兼濟天下”屬儒家， “獨善其身”則屬道家。儘管郭靖生性愚魯稚拙，但他能“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將天下蒼生，社稷安危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反之，楊過有過人智慧，蓋世神功，卻無雄心壯志，只求與小龍女隱居古墓之中，他人生死、天下興亡與之毫不相干。

4、儒家之俠秉持“中庸”，性習“合群”，而道家之俠則更具鮮明個性，追求個性獨立與人生自由。看郭靖威震江湖，萬人敬仰，卻謙虛禮讓，深得人心，受人尊重。楊過則從不將世俗放在眼裡。他認歐陽鋒為父，反出師門，愛上師父小龍女，這等在郭靖等人的儒家正統觀念簡直是大逆不道之事，但在楊過的心目中卻有自己的另一種價值觀念。

總之，儒家重群體，重教化、重共性、重社會理性；道家重個人、重人性、重情感氣質、重自然之風度。楊過用自己的一生證明了一個真理：像他這樣的人也能成為一位真正的俠。——真誠、情愛、個性、自由、自主的人格與俠侶理想並不違背，雖與傳統的儒學精神及倫理規範不盡相符，但正因如此，反倒有一種超常的人格風彩和魅力。從人文主義的觀點看，楊過的經歷、個性和人格，他的世界觀、人生觀比郭靖先進得多，也要可愛得多。他的人生觀、世界觀及其主體人格的形成，標誌著“人”的真正的覺醒，他對真情與自由的執著嚮往，比起郭靖的儒家道學的迂腐，不但進步，也更可愛可敬。

佛家之俠的代表作《天龍八部》的書名就是取自佛經。這部小說的“有情皆葬，無人不冤”的人世生活的殘酷圖景，及其“破葬化痴，苦海慈航”的思想主題，無疑有著演繹佛學思想的明顯痕迹。

具體到小說中的三位主人公，就更容易理解了。段譽雖然是書生、王子，但也是一位熟讀經書的佛教徒。大理國也是一個佛教昌盛之國。段譽在小說的一開頭就從家中跑了出來，原因即不願練武。大理段氏的一陽指武功在武林之中赫赫有名，居然有人不願意學此武功，看起來簡直叫人難以置信。而段譽之所以不願意學武，則是由於他熟讀佛經，不願意學武傷人，違背佛慈悲心腸。這無疑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段譽的形象，也就此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他不願意做的事，誰也無法逼他去干。

虛竹是一個徹頭徹尾的佛教徒，他雖然違犯了佛門規定，而被少林寺開除，但他的精神人格，卻依然是佛家的。他是一位還了俗的僧人，一位不出家的出家人，這一點想來誰也不會懷疑的。

喬峰與佛家也頗有淵源，他是少林寺玄慈大師等人送至少林寺外的農家喬三槐家收養，又由少林高手傳授他少林武功。當然這些都還不能證明肖峰就是一位佛家之俠了。相反，小說中的肖峰因為身世之謎被揭開，而要尋找殺父仇人，造了不少的罪惡。他成了滿懷仇恨、雙手沾滿血的“嗔者”，他與中原群雄對敵，儘管由於中原漢人的逼迫，不得已而為之，但這並不能開脫肖峰自己的罪責。他是一位具有英雄氣概的俠士，卻也沾滿了無辜人的血。直至小說的最後，肖峰見到父親出家，悟到自己的江湖人生的真相，再也不願意製造殺孽，甚而為了阻止遼王耶律洪基興兵侵宋，而最終獻出了自己的生命，這才使他的形象升華為一種大慈大悲的境界。按照現代的解釋，他成了一位“國際主義者”與“和平主義者”，而按照肖峰的真實的思想實質而言，則是一種本能的悲天憫人的心腸。這是一種佛家之俠的典型形象。

他們的人格，有著共同的基因，使三位個性不同、身份地位不同的主人公成為結義兄弟，生死之交。這一種共同的人格基因，正是一種佛家精神。這種佛家精神，是超儒家、道家之俠者的個性、身份及其價值觀點之上的。它可以說是一種精神的核心或本源，使得這三位主人公殊途同歸。

提起浪子，自然讓人聯想起那位愛喝酒的、豪放不羈的令狐沖，令狐沖的形象是一種全新的人格形象，他具有真正的叛逆性，不僅像楊過那樣叛逆傳統的儒家禮法，而且是對整個的——儒、道、佛合流的——傳統文化的徹底背叛。在令狐沖身上，我們看見了真正的現代人文主義思想意識，我們看到了現代意識與現代人的人格理想。

現代著名作家林語堂先生在其偉大的著作《生活的藝術》中這樣寫道：“人類尊嚴的信仰應和放浪者的理想發生聯繫，絕不應和一個服從紀律、受統馭的理想發生聯繫。這樣講起來，放浪者也許是人類中最顯赫最偉大的典型，正如士兵也許是人類中最卑劣的典型一樣。”

在《笑傲江湖》的第十回中有一例：

風清揚微笑道：“你用這法子取得了一日一夜，竟不費半點力氣，只不過有點兒卑鄙無恥。”令狐沖笑道：“對付卑鄙無恥之徒，說不得，只好用點卑鄙無恥的手段。”風清揚正色道：“要是對付正人君子呢？”

令胡沖道：“就算他是正人君子，倘若要殺我，我也不能甘心就戮，到了不得已的時候，卑鄙無恥的手段，也只好用上這麼一點半點了。風清揚大喜，朗聲道： “好，好！你說這話，便不是假冒為善的偽君子。大丈夫行是，愛怎樣就怎樣，行雲流水，任意所之，什麼武林規矩，門派教條全是放他媽的狗臭屁！”

今狐沖正是這樣一位放浪者，他是聰慧的，又是喜歡胡鬧，喜歡一切自由的。然而在他的浪子形象背後卻深藏著一個儒家之俠和道家之俠的縮影。為救恆山派弟子儀琳，他與採花大盜田伯光周旋，身受重傷；被逐出師門之後，師父岳不群明裡百般刁難，暗中使詐陷害，他不忘昔日師父、師娘養育、教導之恩，絕不反抗。這正體現了他儒家思想中“善、仁、義”的一面。而他與田伯光兄弟相稱，與向問天結成莫逆之交，做尼姑頭頭——恆山派掌門，也讓我們看到了他不拘泥於世俗的道俠的一面。

在武俠小說的俠中，金庸的令狐沖永遠是獨佔一份兒的，他有著特殊的人格價值和審美意義。那是因為作者將他塑造成為一個具有儒俠、道俠、浪子的共性的“人”。他的人格和尊嚴有著巨大的魅力，而他為人格獨立與尊嚴所付出的代價，所做出的努力，甚至進行了許多驚心動魄的搏鬥，這些經歷，這種奮鬥意志和戰鬥情懷，更是人類希望的永恆的象徵。

前面已經提到金庸最後一部長篇小說《鹿鼎記》的主人公韋小寶，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小人，也許有人會說：“韋小寶這樣一個小人，怎能與俠相提並論？”“然而它已經不太像武俠小說，毋寧說是歷史小說。”（金庸語）。金庸將各式各樣的理想人格提供給我們，而在最後一部小說中，卻讓我們看看在傳統文化格局下生存的真實人格——這就是韋小寶形象的意義。

韋小寶是靠著自己的本能活在這個世界上，痛苦又麻木，被污辱而又自得其樂。他無疑已經適應了這樣一種特殊的生活環境，並且如魚得水。在“適者生存“的殘酷的現實法則中，他首先必須保證自己的適應能力，包括利用一切方法，不擇手段地自我保護，從而確保自己的生存。確保生存，或生存第一，這成了韋小寶的生存本能的最重要的表現形式，也是他的人生的最重要的原則。其任何東西與之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

這一人物使我們想起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筆下的唐‐吉珂德。《鹿鼎記》的意義正如《唐‐吉珂德》一樣，是對流行文學、流行形象的反諷、否定和超越。《唐‐吉珂德》是“反騎士小說”，《鹿鼎記》是“反武俠小說”。唐‐吉珂德是一為“盲目的騎士”，韋小寶則是一個“清醒的小人”。

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中的阿Q則是韋小寶的原形。阿Q是國民性的典型，韋小寶是傳統文化性格的典型，而阿Q的“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的思想與韋小寶“為人要講義氣”的思想來自同一文化基礎。但在某些方面，韋小寶的形象比阿Q要深厚得多，豐富得多，甚至也要深刻得多。因為韋小寶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鑰匙，他不僅能打開民間文化的門，宮廷文化的門，而且能打開更隱秘的文化心理之門。

儘管韋小寶是個標準的小人，但他比那些高大的俠更能深入人心，因為他更具有真實的、貼近生活的現實人格。

自此，我們透過金庸的作品，領略了精彩的“俠文化”中的一部份，金庸筆下的“俠”使我們不僅面對了人物形象與人物個性，也面對了“中國文化與中國人”， “中國人的人格、性格”以及“理想人格與現實人格”等哲學課題。看金庸的小說也不再滿足於精彩的情節與豐滿的人物形象，而從中悟到許多人生、人性哲理，激起思想火花的碰撞。

“俠文化”不僅存在於武俠天地中，它更深深地滲透到人性中。從偉人到小人，從俠到反俠，正是人類社會由理想走到現實，從人物到人格再到人性的最終體現，“俠文化”也正是中國文化的一種生動體現。

當代學者韓雲波曾將中國古代遊俠區分為三種俠義模式：

私劍之俠是以先秦遊俠為基礎而形成的俠文化模式。

私劍之俠是先秦遊俠的最基本的形式，在當時養客蓄士之風大盛的歷史條件下，不忠於朝廷而效力於私門,充當食客、死士，在生存方式上有強烈的依附性。由於他們主要屬貴族奴隸社會基本結構之外的自由民,一方面沒有名位爵祿的羈束，另一方面也無法進入貴族上層社會的核心，因此，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行動，活動能力也非常強。即使違犯法禁，也會受到所“養”者的庇護。在他們和所養者的關係上，既有長期依附的，也有臨時依附的。

私劍之俠的最大特點是他們的私劍性。他們的行為倫理，符合的是社會私門力量的要求，而與朝廷的禮法相背離。

在私劍的支持下，養客者常常獲得足以與公室抗衡的強大勢力，成為游刃於列強間的高級“遊俠”。當時私劍之俠，人數眾多，勢力壯大，但最終只是別人的工具，而不能在歷史和文化上有所建樹，也不能進入中國俠文化的主流和核心。

私劍之俠中較為特殊的一類人是刺客。對於先秦的刺客，司馬遷在《遊俠列傳》之外另立《刺客列傳》,並不認為他們是遊俠。但刺客情形本來十分複雜，其中也不能排除俠的因素。後人則常常將刺客中的相當部分認為是俠客。

秦漢以後，隨著中國社會歷史的變遷，私劍之俠進一步從俠文化的主體地位淡出。養客蓄士之風雖然仍舊代有承傳，卻再難達到先秦的鼎盛。

西漢中葉以後，私劍之俠就再也沒有進入俠文化的主流。

在歷史上，他們以保鏢打手、看家護院等形式謀求生存之道。在小說里，他們至多不過是皇上的“御貓”、清官的爪牙，雖也“遊行村市,安良除暴,為國立功”,但那已經不是私劍之俠本身的光彩，而是清官的光彩了。

先秦之俠，雖以私劍為主流，缺乏對俠義道德有意識的積澱培養，但在具體的俠義行為之中，人是有感情，有理智的動物，一種對俠義倫理原則的崇尚，已經在暗中生長。

到漢武帝在位，是中國歷史上遊俠極盛的時期，也是遊俠歷史發生極大轉折的時期。漢初60年來，遊俠不僅遍及社會的各個角落,“立於強世”,而且“權行州域，力折公侯”,儼然是民間社會的實際控制者。漢武帝即位不久，就意識到朝廷受遊戲江湖的威脅，著手採取措施加以打擊限制。

司馬遷在《史記》中，對俠進行清理和規範，描述了他心目中理想的“道義”之俠。

塑造“道義”之俠的工作，司馬遷分為了兩步。

第一步，是對俠的範圍做了帶有明顯倫理道德傾向的嚴格界定。他把世俗江湖遊俠分為了三大類：第一類是民間江湖、豪傑雄強之俠；第二類是投靠官府、王公貴族之俠；第三類是為非作歹、侵凌孤弱之俠。在這裡，他排除了二、三類的“俠”,僅留下了“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以及“雖為俠而逡逡有退讓君子之風”的君子之俠。

在這個基礎之上，他進行了第二步的工作，努力構建一套道義君子之俠的人格準則。

一是俠義人格。

在《太史公自序》里，司馬遷以“救人於厄，振人不贍”為“仁”,既是要求社會的公平；以“不既信，不倍言”為“義”,既是要求人格的真實。兩者的完美結合，就是俠的理想道義，也就是“俠義”。

後人的種種言論，可以作為理想俠義的註腳，大家可以在各個武俠小說中對號入座。

二是信義人格。

“信”並非俠的獨有文化品格，但任俠之士把“信”的原則強調到了至高無上的地步。使它成為俠義人格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只忠於自己行俠仗義的道義責任，言出必行，行必有結果，即使付出生命的代價，也要信守諾言。

遊俠的信義人格與儒家之“義”是相衝突的。《孟子·離婁上》: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而遊俠卻將“言必行，行必果”作為金科玉律。這導致俠的心意最終與文化主流相背離，在“私義”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一變為置爭議於一側的朋友義氣，再變為謹守綠林集團內部利益的“行幫道德”。

司馬遷之後，遊俠黃金時代即告結束。新的歷史形式下,“天子切齒，衛、霍改節”,布衣鄉曲之俠受到朝廷的嚴厲打擊，再也無法恢復昔日的威勢。這時的遊俠，就從道義之俠迅速蛻變為江湖之俠，開始了俠文化的新的歷史時期。俠走入江湖，受到朝廷的激烈排斥，自《後漢書》起，歷代正史就再也沒有“遊俠列傳”的位置了。

道義之俠雖然在現實中發生了種種蛻變，但司馬遷所稱揚的“仁”和“義”,卻成為中國俠文化貫穿始終的兩大精神支柱。

章太炎《檢論》卷九中說:“其在蒿萊明堂之間，皆謂之俠”。順民即“蒿萊”,朝廷即“明堂”,而在這二者構成的“官\民”二元結構之外遊離著的那些一切不穩定的成分，都可以稱為“俠”。

章太炎的說法，顯然把俠的範圍無限擴大化了，但俠的江湖模式也因此得以形成。

江湖為五湖四海、三教九流，為民間世相的一個大而又大的大雜燴，不認同於“官”,也不認同於“民”。

私劍之俠退出主流，道義之俠成為理想，江湖之俠遂崛起於社會現實之中。江湖之俠不是江湖的全部，也不是俠的全部，但在東漢三國以後，它卻既是江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俠的現實存在的主流。

江湖之俠區別於私劍之俠、道義之俠的重要特徵，一是他們的日常生活，所注重的並非道義或政治評價，他們是重行動的現實行為者，以此區別於道義之俠；二是他們在社會中的現實地位，不依附於別人，遊走天下，浪跡江湖，以此區別於私劍之俠。

江湖之俠成為最普遍也是最複雜的俠義存在方式，其內涵既無統一的標準，其外延也常常是模糊的,“以正行之者謂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至於為盜賊也”,是一個並無嚴密系統的大雜燴。

從漢代遊俠的極大興盛開始，江湖之俠的成分在俠的發展歷程中滋長，日益壯大。一方面，他們結私交，為豪強，縱血性，充分體現俠之本色，成為豪俠，輕俠。一方面，他們或者疏財貨，明恩仇，成為義俠；或者為豪暴,恣慾望，成為俠中的梟雄與流氓，成為社會的敗類和末流。而這些，都一起構成了俠在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的江湖。

後世之江湖，成分頗為混亂、複雜，三江五湖，三教九流，盡在其中。

私劍之俠、道義之俠、江湖之俠，這三種俠義模式，在歷史的具體存在和文學的具體描繪中，他們並不是截然分開和孤立地存在的。在歷史發展的縱向坐標上，他們并行發展，只是不同時代有不同時代的各領風騷。在橫向坐標上，他們交錯並存。但他們的大致屬性，荏苒是有跡可循的。

一般來說，道義之俠主要是文化之俠，表現於俠義的理想構建和俠義的文化描述，以及具體俠義行為的精神抽象上；而私劍之俠，主要表現為與朝廷為代表的統治勢力相妥協的現實之俠；江湖之俠，主要是不與朝廷為代表的統治勢力相妥協的現實之俠。?

2012年5月10日由游族網路發起的“俠文化”概念，其中關鍵提到“做順應天意的事，做正直優良的人”“創立“做大俠”基金”“來鼓勵好人好事，推動現實生活中的俠義之舉”

游族網路宣布將推出旗下最新頁游《大俠傳》，並公布了“中華豪俠傳”年度戰略計劃。據了解，該戰略是一個集合中國玩家耳熟能詳的中華武俠英雄題材網游合輯，概念類似目前市面上正在熱映的《復仇者聯盟》。而《大俠傳》則作為該戰略的首個“俠”題材頁游即將面世，

游族網路自成立以來的每款作品都是以華夏傳統文化為背景題材製作的，而游族網路還將在未來推出更多蘊含華夏文明的網游作品。“武俠”作為中華傳統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俠文化”將會作為一條重點產品線貫穿到游族現有和未來的戰略發展計劃之中。游族將會把包括“知名武俠人物”，“優秀武俠故事背景”以及所有優秀的泛武俠文化都打造成網游作品，希望能夠同武俠小說，影視作品並重共舉“俠文化”。

游族網路目前已經確立了一個用中國俠文化作為橋樑來詮釋中國文化的基礎。甚至正在籌劃以老百姓熟知的俠——“郭靖”、“喬峰”、乃至“霍元甲”等，組成一個強大的頁游產品線，在運營達到一定基礎后推出“中華豪俠傳”的終極產品。

針對《大俠傳》這款遊戲，游族網路CEO林奇表示，《大俠傳》是游族精心打造並布局在武俠題材網游市場中的一款重頭產品，同時也是游族年度戰略重點產品之一。《大俠傳》這款作品在產品模式上的創新、頁游畫面的升級、遊戲劇情設計等改革，都圍繞著“俠文化”而展開。當下武俠網游對於“俠文化”概念的缺失，武俠變成了純打鬥、純PK，絲毫不能讓玩家在遊戲中體會到懲惡揚善、為正義而戰的文化精髓。

此次遊戲的上線，玩家不僅僅能體驗到扮演古代大俠的遊戲內容，更多的會體驗到做大俠必須要具備的情操、行為、為人準則。

俠不是個人英雄主義，俠也不是鋼鐵俠、美國隊長等人造英雄，俠更不是用武力來解決一切爭端與醜惡，“俠文化”的定義，林奇也有著自己的理解。他解釋道：“俠文化不僅存在於武俠小說，影視作品，網路遊戲中，它更是映射到了人性之中。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俠，而每個人對於“俠”的理解又不盡相同。“俠”分很多種，但總結起來便是做順應天意的事，做正直優良的人。”

遊戲只能是網民感受俠，體驗俠的一種虛擬手段，在玩遊戲的同時，讓這種文化底蘊重新去激發人們心中的真善美，從而影響到他的現實生活行為準則中去。

當今社會“俠”已經非常缺失，但這又是一個人人都能成為“俠”的時代，地鐵里阻止小偷、制止路遇的大人欺負小孩、甚至看到可疑的人鬼鬼祟祟出沒你的生活小區並上前詢問一下，這些小行為，都能讓自己真正的感受“俠”！

游族網路也是希望能夠在為玩家帶來娛樂體驗的同時，將一種文化和信仰傳承和擴散出去。有如《復仇者聯盟》所展現的美國英雄主義精神不僅在其國內影響頗深，其對於全世界觀眾都有著極為廣泛和深遠的影響，這部電影讓我們看到了美國的一種精神。而游族將會選擇先以遊戲的方式將華夏文明“俠文化”傳播出去。”

除了以開發該類遊戲來影響網民之外，如何創立“做大俠”基金，來鼓勵好人好事，推動現實生活中的俠義之舉，這也將成為游族推進“俠文化”的一個重要分支！

最近一段時間，上海多個大學校園頻繁出現一股“分手俠”、“表白俠”風潮，其來源就是因為一位來自上師大謝晉影視藝術學院的學生，在畢業季來臨之際，突發奇想，有償的為那些難以啟齒說再見的情侶和暗戀心儀對象多年的同學說出心中的所想。與自己去表白的方式有所不同的是，該同學會身穿一襲大俠裝扮，模仿著電視中英雄的模樣，詼諧地、輕鬆地幫你說了最沉重的辭藻，整個過程，讓當事人雙方在不經意中抹去了些許本該擁有的巨大傷痛。故此，很多人都親切地稱呼其“分手俠”、“表白俠”。

面對此事，很多人對此事件褒貶不一。有的人認為該同學頭腦精明，賺到了踏上社會前的第一桶金，但面對純正的校園，如此的行為又顯得有些勢力，畢竟此事是有償的行為，而不是免費的助人為樂。也有人認為，雖然該同學靠這種創新的方法來賺錢，但這麼做確實幫助到了很多應屆畢業生，在減少離別帶來的傷心同時，還寄予了雙方在未來人生之路最美好的願望與祝福！如此事情可謂是利大於弊。

隨著“分手俠”、“表白俠”在校園內的不斷升溫，一款名為《大俠傳》的遊戲介入其中。據了解，該遊戲聘請了多位社會愛心人士來扮演“分手俠”和“表白俠”，無償地去幫助那些即將畢業的學子們。這究竟是真正的意義上的仗義幫助，還是在此熱門事件中的借勢炒作瞎攪合呢？

是炒作還是真俠義？從《大俠傳》介入的本身來分析，炒作的成分有，借勢推進6月19日遊戲內測，這個意圖非常明顯。但從事件的本質上來講，《大俠傳》的介入對於學生的義務幫助和困擾解決，既不像現如今司空見慣的惡俗營銷，也不是遊走道德邊緣的低俗炒作，整個過程還以“俠文化”貫穿始終，這和現如今急功近利、花樣繁多、不顧後果的低俗營銷相比，無疑是有利於遊戲市場炒作的社會印象，有利於玩家對遊戲行業的良性認知。

從《大俠傳》的近期推廣宣傳來看，一個重要主題就是“俠文化”，當下武俠網游對於“俠文化”概念的缺失，將武俠變成了純打鬥、純PK，絲毫不能讓玩家在遊戲中體會到懲惡揚善、為正義而戰的文化精髓。而《大俠傳》的遊戲劇情設計等改革，都圍繞著“俠文化”而展開。玩家不僅僅能體驗到扮演古代大俠的遊戲內容，更多的會體驗到做大俠必須要具備的情操、行為、為人準則。一款遊戲能否承擔起如此之大的社會責任，暫且不能知道，但有此力量和舉動的，應該為其鼓掌和吶喊。

回到校園的“分手俠”、“表白俠”，《大俠傳》在此過程中，實實在在的幫助了很多畢業在即的學生，讓許多學生在離別的季節有一個畢生難忘的回憶。相比其他遊戲的一些低俗炒作，我們寧願相信這是一種行俠仗義的舉動。其實，只要能真正的幫助到了一些人，是不是炒作又有什麼關係呢？

《大俠傳》對於俠義精神的傳播，還有待我們後續的觀察和檢驗。但是，遊戲市場這種正面的引導和創新的舉動，確實需要鼓勵和讚譽，這對於推動遊戲市場營銷的健康發展有益、有利、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