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都

唐太宗和唐玄宗年間先後增建了大明宮和興慶宮等宮殿。唐長安城周長達35.56公里，面積約84平方公里，是現在西安城牆內面積的9.7倍，漢長安城的2.4倍，北魏洛陽城的1.2倍，隋唐洛陽城的1.8倍，元大都的1.7倍，明南京城的1.9倍，明清北京城的1.4倍，公元447年所修君士坦丁堡的7倍，公元800年所修巴格達的6．2倍，古代羅馬城的7倍。至盛唐，長安為當時規模最大、最為繁華的國際都市。

唐長安城是世界歷史上第一個達到百萬人口的大城市。唐長安的人口中，除居民、皇族、達官貴人、兵士、奴僕雜役、佛道僧尼、少數民族外，外國的商人、使者、留學生、留學僧等總數不下3萬人。當時來長安與唐通使的國家、地區多達300個。唐的科技文化、政治制度、飲食風尚等從長安傳播至世界各地。另外，西方文化通過唐長安城消化再創造后又輾轉傳至周邊的日本、朝鮮、緬甸等國家和地區。唐長安成為世界西方和東方商業、文化交流的彙集地，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國際大都會。

隋唐洛陽城作為帝國東都（東京），與隋大興城、唐長安城並列為隋唐時期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是絲綢之路的東方起點之一。

唐朝京都制度

1.初唐

公元618年，唐高祖李淵稱帝，建都唐朝，定都長安。

2.唐高宗時期

公元657年，唐高宗建都洛陽，稱“東都”。但這與隋煬帝遷都洛陽的性質並不一樣。《隋書·禮儀志》記載，隋煬帝“既營建洛邑，帝無心京師，乃於東都固本里北。”可見，隋煬帝已無心大興城，於是決議遷都洛陽。而據據《全唐文》記載：“乎我唐，高宗以伊洛勝概，每樂巡幸，遂成都洛。”而《舊唐書·禮儀志》記載，唐高宗“卜洛之初，既須營建，又以遷都未決，因議兩留。”可見，唐高宗並未徹底遷都，而是兩都共存。而此時洛陽都城地位如何，《資治通鑒·唐紀·唐紀十六》：“以洛陽宮為東都，洛州官吏員品並如雍州。”《建東都詔》：“二京之盛，其來自昔。”唐高宗：“兩京，朕東西二宅，來去不恆，卿宜善思修建。”

由此可初步推斷此兩京並重，無高低之分。

再從留守制度來看，“留守”可分兩種情況，一指皇帝離開京城命大臣留守，是暫時性；二是平時在陪都任命大臣留守，是長期性的留都。

《文獻通考》;“咸亨二年，高宗幸洛陽，以雍州長史李晦為西京留守。其後車駕發京都則置留守。”《唐會要·卷六十七》：“儀鳳元年十一月四日，司農卿韋宏機為東都留守。”

按照離開京都就派官留守，無法判定陪都。

由此斷定，唐高宗657-683年確實為兩都並重，長安洛陽並列為首都。

3.武則天時代

唐睿宗光宅元年（684年），太后武則天改東都為神都。690年改唐為周。按韋述《兩京記》：“始作上陽等宮。至武太后，遂定都於此。”武則天定都於洛陽，而此時長安的地位，可見《資治通鑒·唐紀十九》：“赦天下，改元文明。庚申，廢皇太孫重照為庶人，命劉仁軌專知西京留守事。”

從684年武則天在東都“命劉仁軌專知西京留守事”從此長居洛陽，僅在701年行幸一次，不久返回神都，由此可見，西京長安成為了當時長期性的留都，乃陪都形式之一。

武則天是并州文水人。因此，長壽元年（692年）武則天將并州（太原）改置北都，見於《舊唐書·本紀·卷六》：“九月，大赦天下，改元為長壽。改用九月為社，大酺 七日。并州改置北都。”然而武則天幾乎從未行幸北都，亦沒有設宗廟，因此可斷定此間北都為陪都。

由此斷定，684-692首都洛陽，陪都長安；692-705首都洛陽，陪都長安、太原。

4.中宗-玄宗時期

705年唐中宗恢復唐國號，同時全面恢復高宗時期的制度，將神都改回東都，廢北都，恢復了兩京並重的格局。

唐玄宗開元元年（713年）正式改京師為西京，與東都並稱“京都”，見於《唐會要·卷七十》：“京兆府，武德以來稱京城。開元元年十二月三日，稱西京。”

唐玄宗開元十一年（723年）置北都太原，而頒布的《并州置北都制》卻言：“漢居洛邑，更表南陽之都。今王業正興，宮觀猶在，其并州宜置北都。改州為太原府。”由此可見，唐玄宗建北都，是效仿東漢建陪都南陽的，由此可初步認定北都太原為陪都。

開元二十一年（733年）劃分兩畿時，卻將太原排除在外，僅以長安一帶為京畿，洛陽一帶為都畿。而京畿與都畿的長官（京兆尹與河南尹），二者規制地位相同。由此可以斷定，僅京城長安和都城洛陽治下可稱為“畿”，並列為首都。太原未入列，是為陪都。

見於《舊唐書·地理志》：“開元十一年，又置北都，改并州為太原府。”

《新唐書·地理志》：“開元二十一年，增置黔中道及京畿、都畿。”

《欽定四庫全書》：“京畿，京兆治西京城；都畿，河南治東都城。”

《通典·職官十五·京尹》：“至開元元年，改洛州為河南府，改長史為尹。其牧尹之制，一如京兆。”

而“長安洛陽並列為首都”，更有明文規定：唐《通典》對長安、洛陽、太原三都的描述中，僅在長安、洛陽兩都後面備註“並為帝都”，而在北都太原的介紹中卻無此描述，而隋唐時期並未出現過“首都”與“陪都”二詞，“帝都”即今日意義上的“首都”。見於下文。

《通典·卷一百七十三》：“隋初置雍州，煬帝改為京兆郡。大唐初復為雍州，開元元年改為京兆府。凡周、秦、漢、晉、西魏、後周、隋，至於我唐，並為帝都。”

《通典·卷一百七十七》：“隋初為洛州，煬帝之初，移都創製，復曰荊河州，尋改為河南郡，置尹。大唐平偽鄭王充，置洛州。開元元年，改為河南府。凡周、漢、魏、晉、後魏、隋，至於我唐，並為帝都。”

《通典·卷一百七十九》：“隋初廢郡，置并州，又改為太原郡。大唐為并州，高祖匡隋室，起義兵。於長壽元年，置北都，后復為并州。開元十一年，改為太原府。”

再從留守制度來看，《唐會要·卷六十七》：“三都留守，兩京每月一日起居，北都每季一起居。”可見北都與長安洛陽兩京的地位不等，是為陪都。

由此可以斷定，705-723長安洛陽並列首都；723-757長安洛陽並列首都，陪都太原；

5.唐中後期

756年安史之亂，洛陽長安兩京先後被攻佔，唐玄宗南逃成都。

757年，以成都為南京，鳳翔為西京，長安為中京，與東京洛陽、北京太原並稱“五京”。見於

《資治通鑒·唐紀三十六》：“公元七五七年十一月，以蜀郡為南京，鳳翔為西京，西京為中京。”

《舊唐書·地理志》：“（757年）十二月，置鳳翔府，號為西京，與成都、京兆、河南、太原為五京。寶應元年，並鳳翔縣入天興縣，后罷京名。”

760年（上元元年）罷南京成都，以江陵為南都。761年（上元二年）罷中京長安、東京洛陽、北京太原、西京鳳翔、南都江陵。762年（寶應元年）復以京兆為上都，河南為東都，鳳翔為西都，江陵為南都，太原為北都。同年罷西都、南都。最終僅保留上都長安、東都洛陽、北都太原三都。

《資治通鑒·唐紀三十八》：“（七六一年）停京兆、河南、太原、鳳翔四京及江陵南都之號。（七六二年）復以京兆為上都，河南為東都，鳳翔為西都，江陵為南都，太原為北都。”

《新唐書·地理志》：“（寶應）元年曰西都，未幾復罷都。”“是年又號南都，尋罷都。”

此後，唐朝皇帝久居長安，不復幸東都，東都與北都長年派官留守，是為留都，乃陪都形式之一。

904年，長安城被毀，唐昭宗全盤遷都洛陽。907年朱溫篡唐，唐朝滅亡。

由此斷定757-762五都格局，762-904首都長安，陪都洛陽、太原；904-907首都洛陽。

6.《欽定四庫全書》總體結論

唐朝都城制度早在清代已有定論。在乾隆皇帝主持下編修的《欽定四庫全書》中，對中國古典文化進行了一次最系統、最全面的總結，簡稱《四庫全書》。其中便有對唐朝都城制度的總結——唐朝總體上實行兩畿五都制：京畿長安、都畿洛陽，並為首都。兩畿與太原、鳳翔、成都、江陵等陪都並稱“五都”。

兩畿（或稱兩京/兩都），即京畿（京兆治所西京長安城）和都畿（河南治所東都洛陽城）。

“畿”，指京都所管轄的地區。按開元二十一年（733年）劃分，僅京城長安和都城洛陽治下可稱為“畿”。

五都，即上都京兆（京畿），東都河南（都畿），並為首都。兩畿與北都太原，西都鳳翔，南都江陵等陪都並稱“五都”。

綜上，隋朝581-604首都大興，605-619首都洛陽，陪都大興；

唐朝618-657首都長安，657-684長安洛陽並列首都；684-692首都洛陽，陪都長安；692-705首都洛陽，陪都長安、太原；705-723長安洛陽並列首都；723-757長安洛陽並列首都，陪都太原；757-762五都格局，長安洛陽並為首都，太原、鳳翔、成都等為陪都；762-904首都長安，陪都洛陽、太原；904-907首都洛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