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度使

節度使制度之所以形成，是有幾個很重要的原因。

1． 唐均田制度的崩潰。

從高宗、武后以來，均田制漸趨破壞，流民、逃戶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玄宗時期曾採用很多種辦法試圖解決。一是重申均田法令，嚴禁流徙；二是檢括客戶，聽其所在落籍；三是招募流民客戶充軍。在這幾種辦法中，前兩種都失敗了，而募流民客戶為兵的辦法雖能誘得“通逃者”“爭出應募”，暫時解決了社會問題，卻使這批人漸漸成為雇傭兵而不可卒去。於是，由於均田制度的崩潰，導致了唐兵制從府兵的徵兵制，向募兵制演化。

2、巨大的擴張機器無法繼續運行，唐代邊疆形勢開始由攻轉守。

節度使制度的開端，是從唐開元天寶年間所設立的緣邊節度使。這和當時的邊疆形勢是分不開的。在這以前，唐在厲兵秣馬擊敗了東突厥之後，實際上對外用兵一直都是保持著旺盛著擴張進攻的。唐初先後擊破了東突厥，薛延陀，降伏漠北諸部，設立都督府；此後，又打敗西突厥，滅高昌國，於其地設立州縣治理，奠定了唐朝遼闊的疆域。但進攻的步伐還沒有停止，顯慶年間又平西突厥賀魯，設立二都護府統其地。又在新疆以西，波斯以東的地區分置都督府十六、州七十二，縣一百一十。

眾所周知，自唐太宗起至唐高宗末年，唐邊境的軍事形勢發生了戰略性的轉變。唐太宗在位時，採用的是主動出擊、外線作戰的戰略方針，以騎兵進行長途奔襲、擊其不備為戰術原則。唐太宗之所以採用這樣的戰略方針和戰術原則，主要是擁有一支比游牧民族更為精銳的騎兵部隊。《新唐書·兵志》明確指出：“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天子又銳志武事，遂弱西北蕃。”唐太宗去世后，唐周邊軍事態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吐蕃、突厥、奚、契丹等少數民族的騎兵開始不斷襲擾唐邊境地區。面對周邊軍事態勢呈現的這種新特點，變唐太宗時期的軍事進攻戰略為軍事防禦戰略逐漸成為唐統治集團的共識。

在變唐太宗軍事進攻戰略為軍事防禦戰略思想的指導下，唐政府進行了如下軍事防禦戰略部署：在西部，長壽元年（692），唐政府在安西四鎮部署了一支軍隊，控制經塔里木通往中亞的商路，防禦吐蕃、突厥的突襲和阿拉伯人的入侵。在北部，唐政府在天山北側經伊犁河谷通往中亞的路線上駐紮軍隊，防禦突騎施、黠戛斯和東北突厥的侵犯。在沿關中和河東兩道的北部邊境，唐政府沿黃河北道建立了由常備軍和永久性堡壘構成的防禦體系，以應付東突厥默啜的掠奪。唐玄宗即位后，繼續在易受攻擊的北方和西北邊境，尤其是隴右、河東和東北一帶構築防禦工事。開元五年（717）又在今遼東營州恢復都督府，部署了強大軍事力量。到開元十年，駐守邊疆的軍隊已多達六十餘萬。

唐所防禦的對手是游牧或半游牧民族的強大騎兵部隊。在戰爭中，他們往往投入數以萬計的精於騎射的騎兵，急風暴雨而來，風馳電掣而去，忽而搶此、忽而掠彼，飄忽不定。要想在這種不太持久的戰爭中佔據主動，就需要有龐大而且指揮靈活、快速反應的邊防軍隊。於是，唐政府開始改革原來那種被地方政府控制的無數以幾百人為單位的小鎮（或戍）的軍事部署，駐有集中指揮的龐大集團軍的邊防重鎮便應運而生。起初，這種集團軍是由原隸屬於各衛的府兵、臨時徵集起來的新兵組成，統帥則於出征時從正式官員或京師禁軍將領及其部屬中臨時任命。若組成如此規模龐大的集團軍，短期內是難以做到的。因為有許多工作如動員、訓練、向前線運兵，軍隊的供應和裝備等都需要花費時間。待這些工作安排就緒之，敵人早已搶掠后跑得無影無蹤。所以，僅有指揮靈活、反應快速、規模龐大的集團軍還不能完全滿足戰爭的需要，還必須在邊境軍鎮駐守常備軍，時時處處防範來犯之敵。儀鳳二年（677）唐政府於關內、河東諸州召募長期服役的健兒駐防於唐蕃邊境西北部的中亞，以時刻防範吐蕃騎兵的突然襲擊，長期服役的健兒開始取代定期輪番防邊的府兵。唐玄宗開元十一年（723），用召募的“長征宿衛”取代了輪番宿衛京師的的府兵。開元二十五年（737），被征戍邊的士兵又改為“長征健兒”。但是，諸邊防重鎮到底各需要多少兵力，中央政府往往並不十分清楚，當政府分配的兵額不足時，各節度使自行就地募兵就成為必然。自開元二十五年以後，各鎮節度使下的軍隊都相繼變成了募兵。募兵的來源相當複雜，其中主要是失去土地的農民和無職業的流浪人、亡命無賴以及走投無路或無依無靠之徒。這些士兵一般都終身從軍，兄弟相繼，父子相承，世代以軍旅為家。因為藩鎮節度使掌握著他們的生殺、賞罰、升降等權利，士兵們對藩鎮節度使的依賴性也極強，他們“唯知其將之恩威，而不知有天子。”於是，藩鎮節度使們便逐漸培養起只忠於自己的親兵部隊，擁有了軍權。

唐邊防駐軍的後勤供應主要依靠政府，但如此眾多的邊防駐軍的後勤供應，僅靠政府是遠遠不夠的，若保障後勤供應，後勤供應制度就必須進行改革。具體方法是用屯田的收入解決軍隊的部分供應，以減輕中央政府的財政壓力。儀鳳二年（677），唐政府於現在的甘肅和四川西北部唐蕃邊境建立了屯田組織，隨著常備軍數量的不斷增加，屯田制度在各軍駐地全面展開。據《通典》記載，凡天下諸軍州營屯總九百九十二。以“每五十頃為一屯”摺合田畝則為四萬九千六百頃。天寶八年，天下屯田收谷一百九十一萬三千九百六十石，而“關內五十六萬三千八百一十石”，居各道之冠。以朔方十萬軍計，每人平均五點六石，朔方節度使的軍糧供應通過屯田大部分得到了解決。起初，屯田生產的糧食由中央政府的度支支配，如屢敬德兼管的“營田事宜”，就隸屬於中央戶部。這種制度使常備軍將領不能及時解決自己防區內軍隊的後勤供應，影響了他們調動、指揮軍隊的權威，削弱了唐軍的戰鬥力。如“安西副大都護攝御史大夫四鎮經略安撫使”郭虔瓘“奏請募關中兵一萬人往安西討擊，皆給公乘兼供熟食”。韋湊當時就指出：“凡在丁壯，征行略盡，豈宜更募驍勇，遠資荒服。又一萬徵人行六千里，咸給遞馱熟食，道次州縣，將何以供。秦隴之西戶口漸少，涼州以往，沙磧悠然，遣彼居人，如何取濟”，結果是“虔瓘竟無克獲之功”。在這種情況下，唐政府不得不把防區的財政權力轉給各防區的常備軍將領。後來，唐政府又把食鹽資源的管理權交給節度使。開元十五年，朔方節度使兼關內鹽池使。據《新唐書》五四《食貨志》載，朔方節度使管內的鹽州、靈州、會州、安北都護府共有十三池。這些鹽池所產之鹽，除一部分上貢朝廷外，一部分用來滿足當地駐軍的需求。如胡洛池除“供振武、天德兩軍及營田水運官健”外，剩餘部分則賣給當地和外地人民。開元時，當政府開徵鹽稅時，鹽稅也就成了節度使的一項重要財政收入。天寶元年，裴寬為范陽節度使，經略河北支度、營田，河北海運使。這樣，藩鎮節度使擁有了更多的財政權。

戰爭形勢要求必須對原屬各級地方政府控制的府兵行政體制進行改革，重新組成人數眾多、防禦範圍廣、能統一調動、靈活性更強的幾個集團軍，集團軍的臨時指揮為總管、大都督等，他們“得以軍事專殺”，事罷即省。邊鎮將領的防區因此得到進一步擴大。

景雲年間，為與吐蕃、后突厥、契丹、奚等游牧民族作戰，唐政府再次對西北、東北邊境的軍事行政體制進行改革，將節度使任職長期化、職權轄區化、鎮所固定化、官銜正式化，即把那裡的數州並為一個軍事戰略防區，組建邊防重鎮，命大總管或大都督等持節長期鎮守。開元、天寶年間，節度使的數目進一步增多，唐沿邊境置安西、北庭、河西三節度使防禦西部邊境；置朔方、河東、范陽三節度使防禦北部邊境；置平盧節度使防禦東部邊境；置隴右、劍南二節度使防禦西部邊境。

1425——1432藩鎮節度使雖然有了其轄區的兵權和財權，由於還沒有行政權，對他們完成軍事任務也會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原來，唐政府經常臨時派出觀風俗使、黜陟使、巡察使、巡按使、按撫使、存撫使、採訪處置使等到各道巡察，對地方州縣官吏實行監察，然後將情況彙報中央政府，其職權僅限於“監察”。開元二十一年（733），各道分置採訪使，採訪使成為常設機構，負責檢查本道刑獄和監察地方州縣官吏，處置使則有便宜從事的大權。例如開元二年（714）王晙、薛訥互相配合先後在大來谷、洮水等地聯繫大破吐蕃軍，殺獲數萬吐蕃軍。天寶六年（747）高仙芝率1萬唐軍遠征小勃律，大破吐蕃軍，消滅近10萬吐蕃軍，俘獲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

為避免地方官對節度使軍事行動的影響，從天寶中開始，唐政府將一道置“節度使與採訪使”各“一人”的體制，改為由藩鎮節度使“一人兼領之”的體制，“州刺使盡為”節度使“所屬”。這是唐玄宗根據北部邊防軍事需要對節度使權力的又一次擴大。天寶年間，安祿山除任范陽長史充任范陽節度使外，還兼任河北採訪使、河北道採訪處置使等。這樣，藩鎮節度使便擁有了其轄區內數州的行政權。不但如此，有的還兼數道的節度使。

在顯慶五年討伐百濟，總章二年平高句麗，達到了顛峰狀態。在這段時間，征 討是由行軍總管和大總管統領部 隊臨時出征，事畢則解。所以杜佑說“……皆是卿相，率兵御戎，戎平師還，並無久鎮”，緣邊都督“其在邊疆，唯明烽燧，審斥候，立障塞，備不虞而已”（參見《通典· 兵典·總序》），和後來的緣邊重兵的節度使大不相同。

但是從高宗儀鳳年間開始，到景雲、開元之際，邊疆形勢就逐漸發生變化了。唐廷的目的變成了守住開拓的疆土。從七世紀後期，唐廷發動的兩次攻滅吐蕃的作戰失敗。在儀鳳三年時，無將帥才的李敬玄作為主帥率領大軍與吐蕃戰於青海之上，副將劉審禮率領少量前鋒戰沒，李敬玄不發兵援救，黑齒常之率領唐軍擊敗堵截的吐蕃軍，唐朝大軍主力返回。從此時開始才“少發兵募，且以備邊”，“且令大將鎮撫，蓄養將士”。到了武后時期，狄仁傑更提出“邊兵謹守備，蓄銳以待敵。待其自至，然後擊之”，認為“當今要者，莫若令邊城謹守備，遠斥候，聚軍實，蓄武威”。黑齒常之坐鎮青海東部的河源軍，吐蕃論贊婆率3萬吐蕃軍入寇，黑齒常之率領三千騎兵襲擊吐蕃軍，斬首二千級，繳獲羊馬數萬，論贊婆被打的單騎逃走。黑齒常之在河源置烽七十所，墾田五千頃，歲收粟斛百餘萬，因此糧草充足兵士精銳。論贊婆在青海附近紮營，黑齒常之攻破之，燒掉了吐蕃論贊婆的所有糧倉，繳獲大量羊、馬、鎧甲。黑齒常之在河源軍七年的時間裡，吐蕃非常畏懼他。

唐太宗唐高宗時期，唐朝控制漠南漠北。武則天時期，后突厥壯大，再次佔據漠南漠北。后突厥汗國非常強大之時，唐中宗景龍二年張仁願在漠南突厥之地建立三受降城體系，三受降城體系是唐朝建立的進攻型軍事重鎮體系，使突厥汗國的根據地、政治軍事經濟的中心地區成為唐朝北疆內的軍事地區，被唐朝控制。后突厥默啜可汗無力返回漠南，不得不返回漠北。唐朝張仁願建立三受降城體系，嚴重削弱了后突厥汗國。自唐朝張仁願建立三受降城體系取漠南后，后突厥汗國的國力大為削弱，最後被唐朝與回紇聯合攻滅。后突厥汗國的衰弱與滅亡，唐朝張仁願建立三受降城是其重要原因。

在東北方面，由於奚和契丹起兵反唐。唐朝楊玄基、張九節等人平定契丹、奚。唐廷於朔方置雲中守捉和大同軍鎮之。自奚和契丹號曰兩蕃之後，唐廷多次調發大軍與戰。唐朝李禕、張守珪等人多次平定契丹、奚。唐朝加緊的地方邊區的軍鎮建設。范陽的清來軍、威武軍以及平盧軍陸續設置的。這種變化的重要原因是由於當時唐朝內部宮廷政變此起彼伏，所以對外部軍事行動和外交政策產生了很重要的影響。

到了玄宗朝設立緣邊節度使，正是這一形勢的延伸。開元之際，大都護府實際上已經被八節度使所代替，緣邊駐紮數十萬鎮兵。

而從開元年間到安祿山反叛，是唐朝又一個對外取得大量軍事勝利的時期，與周邊各族四面作戰：在北面攻滅后突厥汗國，攻滅突騎施汗國和阿布思；東北與契丹、奚作戰，契丹、奚多次臣服於唐朝；在西面多次大破吐蕃，唐朝王晙、張孝嵩張思禮、李禕、王忠嗣、哥舒翰、高仙芝等多次大勝吐蕃軍，或者殺敵數萬，或者開拓疆土，在東邊將戰線推到青海湖以西，在西北將吐蕃趕出大小勃律，從東到西北壓制吐蕃。

唐朝張守珪大破契丹，斬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傳首。契丹、奚再次臣服於唐朝。之後，唐朝將兩個外姓貴族女封為公主，和親契丹、奚的首領。節度使安祿山為了取得邊功，故意多次殺掠契丹、奚，導致契丹、奚殺死兩個公主（假公主）造反。安祿山發兵擊破契丹、奚。隨後安祿山多次與契丹、奚交戰，先敗后勝，擒獲奚王李日越。安祿山不斷與契丹、奚交戰。唐朝仍然要在東北集結大批精兵。屯集巨額軍費，故范陽軍能冠八鎮之首，清河糧倉號“天下北庫”。因此自開元以來，邊軍城鎮日多，這些軍鎮設立有兩種形式，一種是行軍留鎮，一種是派兵鎮守。天寶元年時期，緣邊軍鎮八十餘處，以八節度使統之。同時，由於募兵制的抬頭，軍隊素質也隨之變化，軍隊對將領有了更多的依附性。唐初以防丁、行人為主，軍城鎮戍為輔的防禦體系，就是這麼逐漸演變，逐漸形成了節度使制度。

最後一個原因，就是採訪使制度的設立和二使歸一。如果把緣邊節度使與安史之亂以後的藩鎮割據等量齊觀，簡單地看成邊疆節度使向內地的移植，就太淺薄了。

唐代開始設立的地方軍政長官。因受職之時，朝廷賜以旌節而得名。節度一詞出現甚早，意為節制調度。唐代節度使淵源於魏晉以來的持節都督。北周及隋改稱總管。唐代稱都督。貞觀以後，內地都督府並多省罷，唯軍事活動頻繁的地區尚存，以統州、縣、鎮戍。鎮戍是經常性的防禦據點，比較分散，兵力單弱，故每遇戰事發生，必須由朝廷派遣行軍總管統率出征或備御。規模較大的戰役，又設置行軍元帥或行軍大總管統領諸總管。

唐睿宗景雲二年（711年），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使，節度使開始成為正式的官職。《新唐書·百官志四》載：“節度使掌總軍旅，顓誅殺。初授，具帑持兵仗詣兵部辭見，觀察使亦如之。辭日，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樹六纛，中官祖送，次一驛則上聞。入境，州縣築節樓，迎以鼓角，衙仗居前，旌幢居中，大將鳴珂金鉦鼓角居后，州縣齎印迎於道左。”

唐玄宗開元年間，設立了磧西、北庭、河西、隴右、朔方、河東、范陽、平盧、劍南、嶺南十個節度使，范陽（北京地區，即古幽州）節度使是節度使中兵力最大的。此時的節度使多由胡人擔任，往往封郡王。朝廷任命節度使，要授予其雙旌雙節，“得以軍事專殺，行則建節，府樹六纛”。

唐高宗、武后時期，為了加強防禦力量和改變臨時徵調的困難，這類屯戍軍設置愈多，並逐漸制度化，形成有固定駐地和較大兵力的軍、鎮、守捉，各自置使。行軍大總管也逐漸演變成統率諸軍、鎮、守捉的大軍區軍事長官，於是長駐專任的節度使應時出現。節度使成為固定職銜是從睿宗景雲二年（711年)四月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使開始的。

至玄宗開元、天寶間，北方逐漸形成平盧、范陽、河東、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四鎮、北庭伊西8個節度使區，加上劍南、嶺南共為10鎮。

（一）安西節度使--職務是管理西域。治所在龜茲城（新疆維爾自治區庫車縣）。統龜茲、焉耆、於闐、疏勒四鎮，統兵二萬四千。

（二）北庭節度使--職務是防禦游牧在北方的突騎施和堅昆。治所在北庭都護府（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縣東南）。屯伊州（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哈密縣）、西州（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縣東南）二州境上，統兵二萬。以上兩鎮內外相連，專對西域天山南北兩路的諸國。

（三）河西節度使--職務是隔斷吐蕃與突厥兩國間的交通。治所在涼州（甘肅武威縣）。統兵七萬三千。

以上一鎮兼顧西方和北方兩個強敵，主要是防禦吐蕃，守護河西走廊。

（四）朔方節度使--職務是防禦突厥。治所在靈州（寧夏回族自治區靈武縣西南），統兵六萬四千七百。

（五）河東節度使--職務是防禦突厥。治所在太原府（山西太原市），統兵五萬五千。以上兩鎮互相應援，專對突厥。

（六）范陽節度使--職務是壓制奚、契丹。治所在幽州（北京市）。統兵九萬一千四百。

（七）平盧節度使--職務是招撫室韋、靺鞨（音末合 mòhé）。治所在營州（遼寧錦州市西）。統兵三萬七千五百。

以上兩鎮專對東北諸部，主要是對奚、契丹。

（八）隴右節度使--職務是防禦吐蕃。治所在鄯州（青海樂都縣）。統兵七萬五千。

（九）劍南節度使--職務是西抗吐蕃，南撫國境內各少數族。治所在益州（四川成都市）。統兵三萬九百。

以上兩鎮專對吐蕃。

（十）嶺南五府經略使（七五六年--唐肅宗至德元年，升經略使為節度使）--職務是綏靖境內各少數族。治所在廣州（廣東廣州市）。統兵一萬五千四百。

節度使受命時賜雙旌雙節，得以軍事專殺，行則建節，府樹六纛（大旗），威儀極盛。節度使集軍、民、財三政於一身，又常以一人兼統兩至三鎮，多者達四鎮，七四六年，任王忠嗣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兼朔方、河東節度使，掌握天下勁兵，威權之重，超過魏晉時期的持節都督，時稱節鎮。於是外重內輕，到天寶末釀成安史之亂。

節度使初置時，作為軍事統帥，主要掌管軍事、防禦外敵，而沒有管理州縣民政的職責，後來漸漸總攬一區的軍、民、財、政，所轄區內各州刺史均為其節制，併兼任駐在州之刺史。

五代時期，節度使的權勢達到了極點，皇帝的擁立與罷黜都取決於節度使，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的開國君主均為節度使。

宋建立后，宋太祖有懲於唐末五代時期節度使割據一方、相互混戰的教訓，對各節度使採用了賞錢奪權的辦法，給予功臣銀錢田地，要求他們解除兵權，史稱杯酒釋兵權，解除了時任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的節度使石守信對禁軍的控制。並派遣文臣知軍州事，限制了節度使節制郡縣的權力；又以轉運使接管了節度使的財政權利；將地方上強壯的士兵編入禁軍。凡此種種，節度使徒坐空城而已。

之後，節度使一般作為宰相卸任之後的榮譽職務，稱“某某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所謂“使相”。也用於武臣的加官，南宋時，有加至三鎮者，就是說名義上兼任了三個地方的節度使，如護國、寧武、保靜軍節度使劉光世、靜江、寧武、靖海軍節度使張俊、鎮南、武安、寧國軍節度使韓世忠等。

遼、金都仿唐制置節度使，往往有名無實，地位也遠不如宋朝的使相高。元朝將節度使廢除。

唐節度使一詞出現甚早，意為節制調度。東漢安帝永初二年 (108)，梁懂 受命主持西方軍事，為諸軍節度使。曹魏景元四年 (263)，魏軍伐蜀，由司馬昭指授節度。唐代也很早就用此語以明確指揮許可權，如唐太宗李世民為秦王時，任陝東道大行台尚書令，蒲城河北諸道總管及東討諸府兵均受其節度，但尚未用作職銜。唐代節度使淵源於魏晉以來的持節都督。持節都督出征時是一軍統帥，屯駐時是軍區首腦，對所統將領及州郡長吏都有節制以至生殺之權。南北朝時，刺史大都加持節都督，轄區既狹，權任亦輕，北周及隋改稱總管。隋荊、益、並、揚四大總管轄數十州，事權很重，但只管軍事。隋煬帝楊廣廢總管，唐初恢復，仍稱都督，而自貞觀以後，內地都督府並多省罷，惟軍事活動頻繁的地區尚存，以統州、縣、鎮戍。

鎮戍是經常性的防禦據點，比較分散，兵力單弱，故每遇戰事發生，必須由朝廷另行調發府兵、兵募，派遣大將統率出征或備御。這些大將稱為行軍總管；規模較大的戰役，又設置行軍元帥或行軍大總管統領諸總管。早在唐初，已在軍事要地留駐部分征行軍隊，並每年派遣士兵輪番戍守。唐高宗、武后時期，唐朝與突厥、吐蕃、契丹的戰事頻繁。軍、鎮、守捉使是差遣的，還保留征行的組織。與此同時，行軍大總管也逐漸演變成統率諸軍、鎮、守捉的大軍區軍事長官，原來有"行軍"含義的"道",如蔥山道、交河道、崑山道，也演變為大軍區的道，如朔方道、隴右道等。於是長駐專任的節度使應時出現。高宗以後，由中央派出的行軍總管或經略大使，常受敕節度諸軍，因而漸獲諸軍節度大使的名稱，但還不是固定職銜。節度使成為固定職銜是從睿宗景雲二年(711)四月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使開始的。至玄宗開元、天寶間，北方逐漸形成平盧、范陽、河東、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四鎮、北庭伊西八個節度使區，加上劍南、嶺南共為十鎮，始成為固定軍區，各有受其統屬之州、軍、鎮、城、守捉。節度使為差遣職名，例以所駐州都督、大都督長史或都護為其本官。受命時賜雙旌雙節，得以軍事專殺，行則建節、府樹六纛（大旗），威儀極盛。節度使例兼管內調度軍需之支度使及管理屯田之營田使。天寶后，又兼所在道監督州縣之采採訪使，集軍、民、財三政於一身。於是外重內輕，到天寶末釀成安史之亂。安史亂起，唐廷為了平叛，內地也相繼設置節鎮，增至二十餘道，不置節度使處亦置防禦使，防禦使不賜旌節，多以採訪使兼領。其後，採訪使改名觀察使，例兼都團練使或都防禦使，兼理軍民，成為地位略低於節度使的地方軍政長官。

節度使的僚佐有副使、支使、行軍司馬、判官、推官等，將校有押衙、虞侯、兵馬使等。由於觀察使是採訪使的改名，故唐代後期節度使例兼所在道的觀察使。節度使的僚屬，都由節度使辟舉，然後上報朝廷批准。所統州縣長吏雖由中央任命，而實際則聽命於節鎮。遇刺史位闕，節鎮常遣上佐攝職，然後報請朝廷正授。地方財政收入分為上供、送使、留州三部分，送使部分常占最大份額。安史之亂后，根據歷史學家張國剛的《唐代藩鎮研究》，唐朝後半段的大部分時期里，絕大部分藩鎮不割據，只有河朔等極個別藩鎮割據，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施行唐朝的政策法令，“須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而且割據藩鎮也曾解除割據。唐末黃巢之亂之後，唐朝才失去對大部分藩鎮的控制，出現普遍的藩鎮割據。節度使林立，他們擁兵自雄，互相兼并。其中武力最強、在唐亡后建號稱帝者，先後有五代；其餘割據一方，立國改元（也有未改元者）自傳子孫者為十國。而五代十國境內之節度使亦多桀驁跋扈，節度使部下更多悍將驕卒，逐帥殺使之軍變事件不斷發生。

宋初承五代舊規，節度使除本州府外，還統領一州或數州府，稱為支郡，轄區內的軍、政、財權，由節度使獨攬，實際上是個半獨立的小王國。

宋太祖趙匡胤、宋太宗趙炅採取各種政策，削弱節度使的軍、政、財權，以加強中央集權。乾德三年(965)，令各地賦稅收入除日常軍費所需外，全部運送中央，剝奪了節度使擅自處理地方賦稅的財權。同年還命令諸州府選送精兵給中央，削弱了地方的兵權。宋太祖在平定湖南時，便命令湖南各州府直屬中央，不再隸屬於節度使。太宗又於太平興國二年 (977)詔令所有節度使屬下的支郡都直屬中央，節度使所領只是一州府，宋政府又以朝臣出任知州、知府。此後，節度使一般不赴本州府治理政事，而成為一種榮譽性的虛銜，授予宗室、外戚、少數民族首領和文武大臣，對武將更是晉陞的"極致",多者可帶兩三鎮節度使，禮遇優厚。而節度使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書令等虛銜，或宰相罷官到地方上帶節度使虛銜，謂之使相，尤為榮耀。遼、金分別於大州或節鎮諸州置節度使，掌管軍民兩政。此外，遼聖宗耶律隆緒亦將統領上京、中京地區契丹及奚族的五十一部首領令隱改稱節度使。金於胡里改等路亦設節度使，管轄部族事務。元代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