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田間
錢田間
先生之詩，沖淡深遠，出於自然，且在平淡中蘊藏著民族感情。清代學者唐甄《序》曰：“飲光先生，忠直立身，以藏為用。 ”“先生遭變革，行患難，立身之善，處世之宜，自少至老，所歷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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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生於萬曆四十年壬子四月二十九日（1612.05.30）。幼從父讀，十六歲為縣學學生，崇禎時考取秀才。弱冠時，一日御史某巡至安慶，大擺儀仗，威風顯赫，進謁孔廟，秀才都在門外迎接。先生突然上前擋住車，扯住帷帳，溺溲濺其衣。先生整衣畢，當眾揭發該人貪贓枉法、禍國殃民的卑鄙行為。該人原為魏忠賢餘黨，怕露老底，忍辱不敢追究此事。先生因此聲名大起。
先生身體魁偉，少有大志，好飲酒，喜談經世方略。崇禎末，復社、幾社興起。宣城有沈眉生，貴池有吳應箕，桐城（現樅陽縣、桐城市明清之時皆屬桐城縣）有先生、方文和方以智諸人。先生和陳子龍、夏允彝組織雲龍社，與東林遙接，和馬士英、阮大鋮抗爭。福王稱帝南京，馬士英、阮大鋮當權，通緝東林和復社人士。先生逃避武水錢仲馭家，不久福王朝廷覆滅。先生與錢仲馭起兵抗清，然而不幸兵敗震澤。仲馭戰死，先生夫人方氏、次子孺祺、女兒瑤池皆殉難。先生與長子法祖逃往福建。時唐王朱聿鍵稱帝福建，授先生任吉安府推官，不久改任延平府推官。唐王朝廷覆滅，先生遠赴廣西，投效桂王朱由榔，桂王授禮部主事。永曆三年(1649)經特試，授為翰林院庶吉士兼制誥，后因愛說直話遭排擠，其有詩記云：“志士終難辱，微官豈待驅。明朝拂衣去，幸謝李金吾”（黃山書社版《藏山閣集》第282頁）。乃化裝僧服，輾轉回到故鄉麥園，遂在田中築屋，隱居著書，自號田間老人。
康熙七年（1668），先生長子法祖被盜賊殺害，縣令胡必選隱瞞不敢追查賊人。先生據理力爭，胡必選反而庇護被告，導致被告竟然敢找先生尋仇。因此先生移居樅陽市內(今樅陽縣樅陽鎮)，購置北山樓。先生晚年所著《易學》、《詩學》兩書，大半成於此樓，並留有名篇《北山樓記》。
先生一生著作宏富。詩、文約二百四十七萬字。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編審委員會，將先生著作作為國家重點古籍圖書立項。現在已經由安徽省黃山書社出版《錢澄之全集》，共七冊，依次為：《田間易學》一冊、《田間詩學》一冊、《庄屈合詁》一冊、《藏山閣集》一冊、《田間詩集》一冊、《田間文集》一冊、《所知錄》等一冊。
先生之文，博大精深，不僅記錄著本人的遭遇和感受，還對明末社會動亂的政治鬥爭予以無情鞭撻；對飽受兵禍災難的人民大眾，則無限同情。《南度論》、《閩論》、《粵論》三篇，筆力矯健，“蒼蒼莽莽，浩浩洋洋，氣勢魄力直匹《過秦論》”（黃山書社版《藏山閣集》第413頁）。先生之文，源於對社會與現實的深刻考察與研究，不僅飽涵濟世之志，且深具經世之略。先生之文風，一反明習，清新而膾炙人口，與方以智共同開創了“桐城派”之先河，史學界稱之為“桐城派”開山鼻祖。
先生之詩，沖淡深遠，出於自然，且在平淡中蘊藏著民族感情。先生不僅是嚴謹的文學大家，同時也是傑出的哲學家。代表作有《大水嘆》、《水夫謠》、《捕匠行》、《苦旱行》、《萊陽宋銓郡部死難歌》、《虔州死節歌》等。因此，先生之詩既有極高的文學價值，同時也是極為珍貴的文史史料。先生之詩不下萬首，由於所處的非常時代，傳世之作僅有三千餘首。二零零七年四月由安徽省社科院專家與民意評選出的“安徽省百名歷史文化名人之星”，先生位列其中。安徽省合肥市政府將其頭像及生平，鐫刻在“星光大道”上，供人們永世瞻仰。
先生著作，先哲近賢，早有定評。蘇州大學錢仲聯先生撰《錢澄之全集序》云：“方以智、錢澄之二家都是桐城人，在詩文方面，可以說是桐城文派、桐城詩派的先導。二家都是學人，就詩而論詩，則澄之的造詣，在方以智之上。”“在明福王朝，因避阮大鋮之禍，東走吳江，入浙入閩入粵入桂，所作載於藏山閣詩存中的，反映坎坷的遭遇，艱難的行役，以及山川勝概，風俗動態等等，沉沉顆頤，尤以紀載天時人事之變遷，南明抗清鬥爭可歌可泣的事迹和南明政權內部勾心鬥角之爭的作品，具有詩史價值。回鄉以後，隱居田園，躬耕勞動，堅持民族氣節，田間一集，即其晚期作品，風格與陶淵明為近”。“在同時代愛國遺民詩人中，澄之與吳嘉紀為同一類型，而與顧炎武之堅蒼質實學杜，屈大均之浪漫奇肆學李者，分樹旗幟，卓然大家。清初大詩人查慎行曾從澄之學詩，可見其影響之大。錢謙益、周簀、朱彝尊、姚文燮、鄭方坤、沈德潛、韓蓯諸名大家，備致推祟，可見世有定論。”“論桐城派古文，后海先河，澄之為崑崙之源，當無疑義。”
安徽大學朱一清教授在《田間詩學》介紹中說：“該書說詩不主一人，既不隨意漫測，也不主觀臆解，而是原本風雅和史實，力求得其‘至是至當’。這種實事求是的求實創新精神，成為全書一大特色。其主要特徵是：徵引資料，辨正詩義；竭力釋補，增加新意；積極創新，提出己見。-----田間詩學確是一部力求‘至是至當’，以發前人所未發的富有求實創新精神的學術著作，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評：‘持論精核。’實開清代樸學之先導。”
清代學者唐甄《序》曰：“飲光先生，忠直立身，以藏為用。晚年注易成詩成，意有未盡，復以庄繼易，以騷繼詩，二子精義，已暢於諸篇。--------夫善讀書者如腹葯，桂熱檗寒，其性相反，和而為劑，可以已疾。然則合二書而一之，不亦宜乎！”《序》中曰：“出於險，終於窮，不喪所守，而能成其學，吾罕見其人，飲光先生有焉。”“先生遭變革，行患難，立身之善，處世之宜，自少至老，所歷多矣。《易》言精潔，《詩》言典雅，《屈》言愷惻，《庄》言高盪，所陶習者深矣。其為人如彼，其所學如此，皆本性達情，無所庸其支飾，故其為文，如泉之流，清瑩可監，甘潔可飲，縈紆不滯以達於江海，使讀之者目明而心開。”
清代詩人朱彝尊曾借用昔人評陶淵明語評價先生之詩，曰：“心存忠義，地處閑逸，情真，景真，事真，意真。田間一集，庶幾近之。”
彭君華教授（安徽大學出版社，《田間文集》點校者）在《田間文集》的整理說明中說：“通部文集，引據最多的就是易，其次是莊子、詩經。澄之以其所得深者無往而不施，亦無施而不可。其祟禎間擬上皇帝二書，所謂：‘由選舉，歷學校，教而後試之，試而後用之。’提出一整套切實可行的人材教育體制。其所撰策議，涉及到文化教育、社會治安、工商稅務、財政金融等多方面的社會問題，都能‘指陳利害，深切事理’，表現出澄之的濟世之志，更可明白地看出澄之能不負所學，據以體察社會，研究現實，真正具有經世之略，絕不等同於紙上談兵，大而無當。”
先生不僅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具有遠見卓識，在軍事戰略方面，亦同樣具有預見性分析與決策意見。湯華泉教授（安徽大學中文系）在《藏山閣集》整理說明中稱：“奏疏以擬上行在書、初至端州第一疏最為精彩。前一篇是入閩不久奏隆武帝的，在這篇奏疏中，作者透徹地分析了敵我雙方總的態勢，各地義軍的動向及利害關係，行在所權臣鄭氏的心性、長短、衡、贛、湘戰略位置及軍事意義，提出了‘出閩、巡楚、蹕贛、協和魯國，團結鄭氏’的立國方略。這裡的分析是十分中肯的，有些還是帶有預見性的，如幾月後正如他的預料，南昌的金聲桓果然反正。只可惜行朝未能採納作者的建言，未能及時‘蹕贛’，而又與魯國失和，對鄭氏羈縻失策，最後導至唇亡齒寒，變生肘腋，迅速敗亡。------兩疏貫注了他的深謀熟慮、遠見卓識，是他懷抱經濟之策，在政治實踐上的光輝記錄。-----同時也顯現他具有堪當重任的才具。”
諸偉奇研究員（安徽省古籍整理辦公室主任，負責《錢澄之全集》編刊）在談《所知錄》及對它的整理中說：“錢澄之終生不仕清廷，是明末清初傑出的學者、詩人和思想家。他生活在明清之際那個‘天崩地解’的時代，親身參與了當時的一些重大政治活動，與當時文壇很多重要人物都有過交往，且享年八十二歲，在清初知識層（尤其是‘遺民’）中行輩甚高，影響亦大。其一生著述宏富，------內容涉及哲學、文學、史學諸學科，精深邃密，卓有建樹，其學術成就堪與黃（宗羲）、方（以智）、王（夫之）、顧（炎武）共相頡頏，代表了那個時代的最高水平之一。”“《所所錄》文直事核，公正不偏、真實可靠，是錢氏著史所追求的準則。檢之史實，《所知錄》一書當之無愧。”
唐甄在為先生八十壽序中稱頌：“壽，人所尊也；文、學、名、節，世所貴也，四者難兼也。譬之於谷：士而不學，猶不耕也；學矣而不文，猶苗而不秀也；文矣而無節，猶秀而不實也；節矣而無名，猶食其谷而不傳其種也。四者而壽，尤難兼也。請又譬之：無是四者而壽，則為樗木卵石；有是四者而不壽，則為槿華蜉羽；有是四者而壽，是為黃金白玉。先生，其黃金白玉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