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菊藕

光緒十四年（公元1888年），時任船政大臣的張佩綸在與法國軍隊的海戰中兵敗閩江，被遣戍口外，釋還后入李鴻章幕，在當時的天津府邸，時光緒十四年的年末。據他的《澗於日記》記載，被遣戍口外的次年，即光緒十二年(1886年)的三月初九，接到家書，他的妻子邊氏夫人（小字粹玉）已於頭一天病故。他處境之惡、心境之痛是可以想見的，而李鴻章能在這樣的關鍵處收留他，也是難以想象的。故他在《澗於日記》中，凡提及李鴻章，均稱“合肥師”，以地望而加之以“天地君親師”的“師”，那是最崇仰的尊稱了。

至於張佩綸是如何得到李鴻章愛女李菊耦的芳心，並獲李鴻章及夫人趙氏垂愛。在他本人的《澗於日記》中未見絲毫記載，而“菊耦”的名諱在《澗於日記》中最早出現的時間是光緒十五年己丑（公元1889年）正月初五日。這天，恰是李鴻章66歲生日，為避客“效阮傅茶隱，與趙夫人及余、菊耦清談”（在舊時代，凡世家名人都不輕易讚揚生日壽誕，稱之為“躲生”，可免去送禮宴請等俗套）。李鴻章的生日避客，只和夫人、女兒及張佩綸品茗清談，《澗於日記》在這之後的十二日略記有“與菊耦略話家事。”二十五日則“與菊耦作賀儀，師（指李鴻章）賞《紫韁詩》”。五月端午節那天記曰“自甲申后，余從未能從容過（端）午節也。午後與菊耦清談良久。”概言之，幾無日不記“菊耦”之名，不勝枚舉矣。二人遂結為夫婦。

《越縵堂日記》對此事是這樣記載的：“戊子十一月七日，合肥使幼女嫁張佩綸。張年四十，已三娶；幼女年二十，敏而能詩，合肥愛之。張入合肥署用二品頂帶，合肥行數萬金請於奕譞，謀以道員簡放。慈禧惡其閩江之敗，未得行。”

婚姻儘管披上了政治的袍子，可兩個人的感情生活倒是美滿篤實。可張佩綸心裡明了，一旦成為李鴻章的女婿，並非增進仕途復起的資本，反而設置了一塊巍然的攔路石。他曾告訴時為張之洞幕僚的樊增祥：“不婚猶可望合肥援手，今在避親之列，則合肥之路斷矣。”——當時樊增祥是代表張之洞與李鴻章攀交情，因為李一向看不起張氏，鄙其為“香濤（張之洞字）做官數十年，猶是書生之見耳”。張之洞由兩廣調任兩湖，深恐孤立無援，刻意接納李鴻章，求助於老友張佩綸從中拉攏。所以樊增祥得以過訪張佩綸，並記其在李家的景況：“幼樵識見之明決，議論之透快，其可愛如故。吾師（指張之洞）何妨招其游鄂，縱不能久留，暫住亦復甚佳。渠在津窘迫已極，郎舅又不對（小合肥欲手刃之），絕可憐也。”

而時人大多對此並不理解，惡語中傷甚至加以醜化的亦為不少，下面例舉了當時人對此事的記載：

一、陳灨一《睇向齋秘錄》

張（佩綸）以馬尾之敗褫職，李合肥雅重其才，延之入幕。有愛女年近不惑，猶閨中待字，因使執贄焉。女公子詩文俱佳，師生時有唱和。一日合肥詣書齋，張對之曰：“女公子不櫛進士也。”合肥笑容滿面曰：“師譽弟子逾量，吾女曷敢當此。”時張年將花甲，續弦之念甚熾，同時於晦若侍郎，以蹇修自任，致詞合肥，合肥欣然諾。張乃剃鬚納采，由西席為東床。（見陳灨一：《睇向齋秘錄》）

【按：陳氏的晚清民國筆記大多可信，惟此條錯謬出奇：一、張佩綸是李家的西席不假，所教授的學生卻非李小姐；二、李小姐被謠傳為“老姑娘”不假，卻非年近不惑；三、那時張佩綸更不是“年將花甲”，算上他塵世一生，也才五十有半。】

二、劉體仁《異辭錄》

養老女，嫁幼樵，李鴻章未分老幼；辭西席，就東床，張佩綸不是東西。

后先判若兩人，南海何驕，北洋何諂；督撫平分半子，朱家無婿，張氏無兒。

中堂愛婿張豐潤，外國忠臣李合肥。

三、梁鼎芬《萇楚齋續筆》

梁鼎芬有詩云：簣齋學書未學戰，戰敗逍遙走洞房。

張佩綸舊藏有定武本《蘭亭帖》，且有阮元手書於道光二十四年的題跋；李菊耦“酷嗜《蘭亭》”而家藏神龍本《蘭亭帖》乃乾隆三十四年進士王秋坪原藏，帖後有翁方綱手書於嘉慶辛酉長文《神龍蘭亭考》，如今合二為一，可謂二美具，彌足珍貴。李鴻章特親筆書“蘭駢館”三字橫額“懸之閨中”，這應為張、李締姻的明證，也是茲后署名張佩綸為自己的日記署名為《蘭駢館日記》的緣故（張佩綸的《澗於日記》是分階段而各有標名，如“葆石齋日記”“簣齋日記”“出塞日記”等，唯光緒十六年庚寅（公元1890年）以後則標之為“蘭駢館日記”，以後再未更改過）。

而且張佩綸此後再提“菊耦”，往往稱“內人”或“內子”，如光緒十八年壬辰四月初三日“晴，午後陰，夜聽內人彈琴”；十二月十五日“晴，在蘭駢館半日，與內人茗談遣悶而已”，不贅舉。其夫婦閨房琴書之樂，與宋代趙明誠、李清照相比較，亦不少讓。從《蘭駢館日記》中不時記有夫妻間相互唱和“聯詩”等即可以坐實。所憾恨者，《日記》中只記事而不具錄其詩。晚清民初筆記，嘗語及李鴻章幼女李菊耦有《綠窗綉草》，應該是她自錄存的詩詞原稿，惜未見刊刻傳世。《孽海花》小說中借張蔭桓之口紹介的《基隆》兩首七律，且說得有鼻子有眼，說這詩竟還是張、李聯姻的媒介。

光緒十五年己丑五月二十一日，張李夫婦倆閱宋人筆記《清波雜誌》而及北宋理學家胡瑗的“嫁娶說”，也即今天的所謂“婚姻觀”吧。胡瑗的觀點是“嫁女須勝吾家，娶婦須不若吾家”。閱后，菊耦大不以為然，批之曰：

“此矯世之言也，非聖賢之言也。夫其所見似與世之求援系者稍異，然充類盡致則貴家之女將無可嫁之士，而貧士可以乞丐之女為妻矣，豈理也哉！夫嫁女須勝吾家，娶婦須不若吾家，第以防其驕而亡。其婦女平日若教以三從四德，何至入門而驕其尊，傲其夫婿哉！不清其源，治其本，而於姻戚之家斤斤計較其貧富貴賤，所以似高而實陋耳。”

這段話中，只將“三從四德”改為“讀書明理”，那麼即便放之四海亦稱實用。最後，她歸總一下，說：“勝之一字，包孕無窮，或其德勝，或其才勝，均可。而娶婦以承宗祧，正宜講求門第族望，詎可草草！今安定專就勢分論之，殆非古人婚嫁之法耳。”

【按，胡瑗，字翼之。以世居安定（今甘肅寧夏一帶），隨父任官而生於江蘇泰州。他以教書為業，講“明體達用”之學，開宋代理學先聲。范仲淹曾力薦，故景祐初，宋仁宗接見於崇政殿。也即是說，他既無官階級別並亦無職稱，乃“白衣對崇政殿”。北宋慶曆中振興太學，朝廷明令以他的教授法為“太學法”。著名的“程朱學派”的程頤對胡瑗禮敬崇仰備至，雖然曾從學於周敦頤，往往稱字曰“茂叔”（周字茂叔，號濂溪），而於胡瑗則非“安定先生”不稱也。這即菊耦所說“安定專就勢分論”，也仍含敬義。胡瑗逝后，宋神宗嘗問“胡瑗與王安石孰優？”回答道：“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為本而尚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指胡瑗）當寶元、明道間（均為宋仁宗時年號）尤病其失，遂以明體達用之學授諸生，夙夜勤瘁，二十餘年；專切學校，終於太學，出其門者無慮數千餘人。故今學者明夫聖人體用，以為聖教之本，皆臣師之功，非安石可比也。”說這話的時候，正是王安石行“熙寧新政”之際，廷對者不知何人，應為胡瑗弟子無疑。即說明胡瑗逝后，其學術地位無可動搖。唯有這“嫁娶說”遭人詬病，《清波雜誌》的著者就在這則筆記的末尾以小字注曰：“見老先生言，安定為此說必有謂，豈其男女婚嫁用此說皆得所歸而然歟？”表示了懷疑。清代馮班對此說不以為然，見《鈍吟雜錄》卷一，不具錄。似都沒能如菊耦之說取道以正，能盡事理，對於今天時俗的婚姻觀念也不能不說是很好的參照。】

據《澗於日記》，光緒十七年辛卯正月初九日，全家促膝品茗閑話，偶及明代永樂朝的舊案。李鴻章認為明成祖朱棣是高麗石貢妃所生，而女兒李菊耦斷然判為“高皇后所生”。這頗讓張佩綸為難，一邊是恩師加岳丈，一邊是愛妻。不過他的表態也頗有意思，原書記載道：“余曰：皆有據。”

【按：修於明代天啟三年的《南京太常寺志》，有清初朱彝尊的長篇跋文，其中引了明末談遷的《國榷》及《棗林雜俎》，雲孝慈高皇后無子。按《棗林雜俎》義集“彤管”第一則的標目即“孝慈高皇后無子”，文中又明言“石貢妃生成祖文皇帝”雲。這應是李鴻章的主要根據。不過，據《太常寺志》，殿中設高皇朱元璋和高皇后的正位，其左邊為生子之五妃，右邊則僅高麗石貢妃一人。在京郊明十三陵的“長陵”，也即明成祖朱棣的陵墓的陵闕上大書“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嫡子”，《明史·成祖紀一》開篇即曰：“太祖第四子也，母孝慈高皇后，洪武三年封燕王”云云。張佩綸的“皆有據”誠所謂持兩端，而菊耦之論，則以正式文件為準，大約不差。修《明史》的總裁張廷玉，是清代前期重臣，比朱彝尊年歲要晚三十四年，上面提及的資料文獻他不可能沒有過目。誠若《澗於日記》所說，“史局初竣，嘗質諸總裁。前輩總裁謂：宜依實錄之舊”。像這類問題，史家似沒有必要避什麼諱的。】

光緒十七年的九月二十六日，天朗氣清，李鴻章對女兒女婿又有賜贈，是明末漸江和尚的畫冊，有張芑堂的手書題跋。《澗於日記》是這樣記載的：“午後，與菊耦展舊藏畫卷觀之。菊耦以法黃石所畫《海市圖》及詩雄闊可愛。余則以《桃源》一幅為佳，笑曰：吾實畸人，卿其虎女也。”從鑒賞的視點看，雖然是各有偏好，但我們萬勿遺忘“細節”的重要，張佩綸以“虎女”界定之，更顯其超卓不凡。

同樣是在這天的日記中，還記載了夫妻倆談及宋代“燭影斧聲”的千古懸案，即宋太祖趙匡胤死後，由其弟趙光義繼位，史稱宋太宗。是手足情深還是弒兄篡位？要想從傳世文獻或史籍中找到明確答案實為徒勞，正史之外可資參考的筆記、考證也不在少數，但都無確證。可李菊耦卻斷言：“太宗直弒耳！”且看她的剖析：

“以《春秋》之法，必書“弒君”明甚。何以言之？《通鑒長編》宋皇后夜召德芳（按，趙德芳為皇子，宋皇后所生），繼恩（宮內大太監）以太祖傳位晉王（即趙光義）之意素定，乃徑趨開封召晉王。王猶豫不行，繼恩促之。（皇）后見（晉）王愕然！遽呼“官家”（按，古稱皇帝，如《水滸傳》就有稱“趙官家”的）。據此即見瑕隙。夫太祖果欲立弟，何當時寂無一言？然則帝自遺命立子，而晉王陰結宦官直入，突然奪之孤寡，其後乃以“金匱”之說愚天下耳。宋后之喪不成，德芳、德昭之死，其無兄之跡已不待書而自顯，初何煩考《湘山野錄》哉！且以湘山之說證之，則是夜帝本無疾，忽焉而崩，尤可疑怪。《穀梁》謂鄭伯克段，處心積慮成於殺。太宗本建陳橋之策（按，指公元960年陳橋驛兵變，趙匡胤被擁戴為皇帝建立宋朝），導兄以不臣，旋即報兄以不弟。蓋代周之日，兄已顯而己尚微故，如商人之讓於惠公。及海內小康，威名已立，則弒其兄殺其子而代之，視齊之武成等耳，亦處心積慮而成乎殺者也。宋臣文字緣飾彌縫，使弒兄之罪不彰，均不足據耳。”

【按：有關這一歷史積案，自北宋以後就有不少記載和議論。如北宋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一第39則，袁文《瓮牖閑評》卷八第10則，釋文瑩《湘山野錄·續錄》第15則，南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宋太祖開寶九年》，明代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卷十“金匱之盟”，清代畢沅《續資治通鑒》卷八。不勝舉，故亦不具錄，因為總覺諸家筆下把捉不定，難於定讞。再細讀李菊耦的這一番話，有若庖丁之解牛，令人豁然而通，恍然而悟，遂使千古之迷障豁然開朗，稱其卓識，當不為過譽。張佩綸心悅誠服地稱許說：“卿竟如老吏斷獄，識力甚辣。”要知道，她當年不過23歲的青春女性。】

張佩綸的《澗於日記》最末的《蘭駢館日記》截止於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即公元1895年。因有人在京彈劾李鴻章容留罪臣”之罪，李菊耦隨夫張佩綸遷出天津府邸往南京安家。她的手稿如《綠窗綉草》等，在從南京往上海的旅途中置於隨身小箱籠內遭竊，是偷兒誤以為有金飾珍寶，時在辛亥那年。這一情節大約是從鄭逸梅老先生的筆記中讀到過，無從查對，聊備一說而已。

丈夫張佩綸晚年由於官場失意，常自稱“生不如死”，只以酗酒解愁消磨殘生。這種情緒對李菊藕是很有影響的。父親李鴻章寫給女兒李菊藕的家書里，總是勸她要開心一點，其文云：“素性尚豁達，何竟鬱郁不自得？憂能傷人，殊深惦念，聞眠食均不如平時，近更若何？”老父親殷殷之言，令人感慨，但卻收效平平，李菊藕後來在親戚間有孤僻的名聲。

李菊藕的父親李鴻章於1901年病逝，李死後一年多，張佩綸也於南京逝世。他遺下一子一女，大的7歲，小的才2歲。男孩就是張愛玲的父親張志沂，女孩就是張愛玲的姑姑張茂淵。

李菊藕37歲守寡，心有戚戚，終日致力於閉門教子。“打小就盯著兒子張志沂背書，三爺背不出書，打呃！罰跪。”這是老女僕的回憶，李菊藕的嚴厲取得了成績，多少年後，張志沂還能將古文時文甚至奏摺倒背如流，無事時在家裡繞室詠哦，末尾處拖了長腔，一唱三嘆地作結。除了學問，李菊藕在思想意識上也對兒子嚴格管教，紈絝子弟在一起，明裡暗裡比拼鮮衣怒馬，然而她教導兒子要莊重樸實、穿著得體，常給他穿顏色嬌嫩的老式衣服，滿幫繡的花鞋，並沒有一絲時尚的行頭。

晚年的李菊藕染上了肺病，於1912年病逝上海，時年四十六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