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河慘案

朱家河慘案是義和團運動中發生的最大的一場慘案。那是震驚世界的慘案，只是我們自己的民族記憶在這樣的事情上容易或故意忘卻，許多中國人並不知道此案。

1900年7月，在發生了一系列屠殺教民的事件后，景州周圍七八個縣的惶恐無措的教民們兩手空空地逃到朱家河教堂避難，一個小小的村子湧進了三千多人。

7月17日，英勇無畏的兩千多義和團和兩千多清軍士兵包圍了朱家河村。清軍士兵是被景州城裡的蔡氏兄弟忽悠來的，這兩個人一個是秀才，一個是舉人，他們告訴路過景州的清軍指揮官陳澤霖，說朱家河教堂是漢奸聚集地，請求陳派兵攻打。

義和團和官兵們向“漢奸”發起了英勇的進攻，這是一場沒有懸念的戰鬥。愛國主義義士們槍擊刀砍奮勇無比，他們先把教堂外的教民們殺光，再點燃澆了油的席子，扔進教堂，把教堂里的人燒死熏死。也有從大火中逃出來的人，也有從教堂樓上的窗戶跳下來的人，他們沒有燒死摔死，也大都被殺害。到7月20日，屠殺結束，一共有2500人遇難，只有500人逃生。

清軍指揮官陳澤霖在現場發現被殺死的大都是婦幼老弱，哪裡來的漢奸，外國人也只有2個，他非常氣憤，拒絕了義和團請他幫助攻打下一個教堂的要求。

朱家河教堂里的兩個外國神甫在生死關頭表現出了高尚的精神。本來，在義和團攻打的前一天晚上，教民們勸他倆趁黑夜逃走，但他倆堅持要與教徒們在一起。在室外槍聲殺聲不斷的最後時刻，教徒們做著禱告，無奈但從容地面對死亡。

1900年的春天，當北京的外國公使們還在為該不該公開發布鎮壓義和拳的上諭問題而與清廷鬧得不可開交時，直隸一帶的義和拳活動已經風雲初現。

目前有研究者認為這裡的義和拳活動興起是因為袁世凱在山東的嚴厲鎮壓導致拳民流入直隸（今河北），這種觀點不完全對。事實上，在山東拳民鬧事的時候，直隸一帶也有類似的活動，但其規模和影響力遠不及山東，而且其活動範圍也主要集中在直隸與山東交界的地區，要說是受到山東方面的影響，也不為過。

直隸一帶拳民的活動，最初主要集中在與山東冠縣、臨清交界的威縣、曲周等地，這可能是受到了“梨園屯教案”的波及。但到了1899年後，直隸一帶的拳民活動開始北移到與山東德州交界的直隸東南地區，即棗強縣、故城縣、吳橋縣和景州、阜城一帶，其規模已經不可小覷。

當時在棗強縣一帶活動的拳民首領名叫王慶一，他是本縣張家屯人，年齡大概三十不到，家裡有十來畝地，也兼賣瓜果。1899年左右，也就是平原一帶鬧神拳的時候，從山東茌平縣來了一個賣小雞的周姓漢子，周師傅在棗強縣流常鎮的鎮武廟開了拳場，當時也搞“降神附體”，由此吸引了不少徒眾。王慶一最開始練的是五祖神拳，大概也在這個時候學會了神拳的那一套，並隨之成為當地的拳民領袖。

王慶一等人的活動引起了當地教會的不安，他們向當地政府請求保護，但棗強縣令凌道增對他們的要求未予理會，以至於後來王慶一等人得以公然出入縣衙（後來凌道增也因為“縱匪不拘”而於次年被革職）。在1899年8月20日（陰曆七月十五，鬼節）的晚上，王慶一等人燒毀了故城縣大月庄的教堂。神甫任德芬隨後便向故城縣令投訴，但正當知縣準備召喚王慶一進行審問的時候，王慶一帶著數百人湧進縣城，反向知縣告狀說:“洋教士覬覦我們的財富，破壞我們的法律，煽惑群眾。他們的控訴的為了陷害我們。我們所以如此窮困，我們的天津所以如此混亂，都是這些洋人造成的，……我們要大人狠狠的攻擊他們。”（1）

知縣沒有辦法，只得向他們解釋洋人傳教是條約規定允許的，由於法不責眾，他只能將王慶一等人加以訓誡后完事，至於教堂的損失則用官費重新建起，這事便算和平了解。官府處理的方式顯然是激發了王慶一等人的信心，以至於他們後來公然手持武器（當然，主要是冷兵器）在鄉間威風凜凜的來回巡遊，令當地的傳教士和教民們感到膽戰心驚。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故城知縣之所以妥協，主要原因在於他缺乏對付大批拳民的辦法，而拳民們得以在鄉間橫行也證明了當時的基層政府已經失去了對當地局勢的控制。

在這種情況下，獻縣張家莊總堂的葛光被主教便向河間知府投訴，而直隸總督裕祿接到河間知府的報告后，隨後便派出一位負責洋務的官員陶式鋆前去處理。陶式鋆來到故城縣后想把王慶一帶到天津，但拳民們擺出要武力抗拒的架勢。在威脅之下，陶式鋆不得不放棄強行拘捕王慶一的計劃，只是要求教民和拳民們“和平相處”，隨即便匆忙離開了故城縣。

陶式鋆的處置顯然不能平息事態。在當年10月，景州的宋門鎮又發生了一件事情，據任德芬的記載，事情是這樣的:10月2日（八月二十八日）是宋門鎮的大集之日，拳民們在當地開了拳場，並宣稱九月二十一日（10月25日）的集市日義和拳將公開表演神術，刀槍不入，任大家參觀。於是在九月二十一日真的有上千人前來觀看，但當地拳民卻又說這一天不吉利，改到下一個集日也就是九月二十六日（10月30日）進行表演。拳民們的宣傳手段很高明，把村民們的胃口吊得很足，結果那一天來看的人比上一次還要多，大家都想看看這一神奇之事。

在九月二十六日的那一天，義和拳大師兄便在村外的空地上升壇做法，他先令兩個徒弟跪在神壇前，其中一人使勁磕頭、作揖、念經、燒香，但過了很長一段時間，神靈似乎並不顯靈。直到下午，正念著咒的大師兄突然霍地站了起來，臉色大變，牙關緊咬，雙目圓睜，並開始跳起舞來。接著，他似乎被某種不可抗拒的力量所控制，兩位徒弟也站了起來，並給槍裝上子彈。大師兄上半身赤裸，敞開胸脯對著槍口。只聽“砰”的一聲，圍觀的群眾看到大師兄似乎表現出承受不了的樣子而跪了下來，接著整個人便倒在了地上。這一槍打穿了他的胸膛，鮮血直流，傷勢嚴重。接著，大師兄在地上痛苦的翻滾了幾下，接著四肢蹬直，不再動彈。拳民們卻說，各位，這沒什麼奇怪的，大師兄經常這樣，到不了明天就會醒過來的。接著他們便將大師兄給裹著抬走了。（2）

當然，這位大師兄不用等到第二天就咽氣了。但到了第二天，義和拳便宣稱是天主教徒用邪術謀殺了大師兄。就在當晚，當地的義和拳便連夜趕到宋門鎮，要與教堂為難。消息傳得很快，臨近的吳橋知縣勞乃宣在日記中記載此事說:“近於景州試演，自斃一人，蓋手法一時失誤，而其黨誣稱教堂鎮壓所致，幾與教堂生釁”。（3）

景州知府王兆騏得知此事後不敢怠慢，他一面派出軍隊，一面派出地方上的士紳進行勸服，但教民和拳民之間的衝突一時難以消除。在對峙了十幾天後，拳民們退出宋門鎮，但提出條件要求官府出錢宴請並唱戲、官兵在義和拳的神位前磕頭等，王兆騏十分惱怒，他立刻向直隸方面請求重兵剿撫，但直隸按察使廷雍反責備王兆騏、勞乃宣等人“張皇”，說“拳民具有忠義之氣”，進行剿殺反可能“激成巨案”，因此駁回了王兆騏的出兵請求。王兆騏後來一氣之下，便辭官回家了。

在教民們得知官府的態度后，他們決定用自己的力量進行自衛。宋門鎮附近的朱家河教堂隨後便購買了槍支並組建五十人左右的青年隊，開始進行操練。朱家河村位於景州西側大約十公里處，分為東西兩個村子，其中東朱家河村很早就有人信教（大約有兩百年的歷史），此時村中的百來戶人家大多信教，因此朱家河教堂也成為這個地區的第一堂口，並設有男女學校和育嬰院。當然，因為習俗和文化上的衝突，這裡受到了臨近村莊的敵視。宋門鎮周圍的義和拳因為上次失手的事情丟了面子，決不願善罷甘休，但當他們挑起事端的時候，反被教民用現代槍械打垮。在死傷了一些人後，這些人宣稱宋門鎮是“不潔”之地，隨後便從這裡消失了。

說到朱家河教堂，這裡有必要提前說一下其在1900年夏天發生的事情。這個事件或者說慘案在歐洲廣為人知，其幾乎與北京的西什庫教堂被圍攻一樣出名，但在國內卻少為人知，這不能不說是怪事一樁，頗令人費解。在1900年義和拳的高潮時期，清廷宣布義和拳為“義民”，當地反教情緒達到高潮，氣氛十分緊張，當時景州、吳橋、阜城、故城、交河、武邑等七八個縣的教民們紛紛來到朱家河教堂避難，當時聚集在這裡的教民達到三千人。而在此之前，武邑縣城內的教堂被攻擊，有一百五十名教民被殺，兩名神甫遇害。

當地的義和拳，在王慶一、渠成江、牛貴選等人的率領下，前來進攻朱家河教堂，以報去年之仇。在任德芬神甫的安排下，教堂方面在村裡構築了防禦工事，義和拳一時間難以攻下。這時（陰曆六月二十日，陽曆7月16日），原山東巡撫、后被調任長江水師的李秉衡所部及原駐紮在江西清江的武衛軍先鋒右軍指揮陳澤霖所率的兩千五百名士兵，他們在北上勤王的途中經過景州，於是義和拳首領及其當地的士紳（蔡氏兄弟，一個舉人，一個秀才）前去面見李秉衡，他們聲稱朱家河教堂是外國人和賣身偷靠洋人的漢奸們的巢穴，要求李秉衡給予協助。新任知州洪壽彭和一些當地紳士也為他們作證並懇請李秉衡留下來協助掃除這一巢穴。李秉衡因為要急於趕到北京，他不想為此事耽擱時間，但還是留下了後衛部隊陳澤霖部協助攻打朱家河教堂。

六月二十一日（陽曆7月17日），陳澤霖所部來到朱家河教堂，在義和拳的攻擊被打退後，陳澤霖部隊開始用炮進行轟擊，所幸的是這時天色已晚，雙方暫時休戰。當天晚上，教民們勸說任德芬神甫和湯愛玲神甫趁夜轉移到獻縣張家莊總教堂，但被兩人拒絕。在次日的攻擊中，教民會長朱三被炮火擊中身亡，教堂內陷入一片混亂，但教堂還沒有陷落。在二十三日，進攻的炮火更加猛烈，越來越多的建築物被擊中，而且飲水斷絕，當晚很多教民因為口渴而冒險越牆逃走，但大多被圍攻的義和拳發現而殺害。二十四日，義和拳和清軍攻破教堂的壁壘沖了進來，開始不分男女老少的進行殺戮。驚恐的教民們，大約剩下一千人，最後逃到一棟僅存的教堂和院子裡面，在槍彈聲中，這些教民在禱告的同時陸續被射殺，義和拳甚至將澆了油的草席扔進了教堂而引發大火，在火光衝天中，殘存的教民打破窗戶往外逃生，但大部分遭到殺害。

在這場殺戮中，任德芬神甫和湯愛玲神甫都殉道了，教民被殺的場面慘不忍睹，有被槍打死的，有被燒死的，也有從屋頂上跳下來摔死的，但更多的是在逃生中被殺死，除了少部分高喊“背教”的人免於一死。《拳禍記》中說當時的死者高達一千八百人，也有學者說是兩千五百人，逃生的不過五百人。

據說陳澤霖在得知事情的真相是教堂里只有兩名外國傳教士、自己的軍隊殺戮的全是無辜的中國男女之後，立刻變得怒不可遏，他訓斥了知州並威脅要將兩名紳士帶往北京懲罰。義和拳隨後又前往攻打青草河教堂，但陳澤霖再未給予協助，反而將其中的女信徒帶走送到北京。在途中，又有義和拳請求他們協助進攻獻縣張家莊總堂，但遭到陳澤霖的嚴詞拒絕。

“朱家河教堂”慘案在很長的時間內不為人知，但讀者可以想象當時那些無辜教民被圍攻的慘狀。在1900年華北平原上的那場狂暴運動之中，那些孤立的教堂和教民不像是在北京的西什庫教堂，他們在得不到任何保護的情況下，在面對這些瘋狂暴行的時候是何等的凄慘和無助。

回到前面的義和拳事件。在朱家河教堂南邊的杜橋鎮也有個義和拳中心，首領是牛貴選，他是當地的一個地主，家裡有一百多畝地。牛貴選的神拳是從宋門鎮的郗樹芳傳播而來，此人家裡有五六十畝地，還開了一個雜貨店。從源流上來說，這一帶的義和拳來自於衡水縣的留仲鎮，這裡以武秀才渠成江為首領，此人是地主的兒子，家裡有地一百畝，當地人稱“渠五爺”，而留仲鎮的義和拳則聽說是一個叫葫蘆和尚的所帶來的。

在宋門鎮北邊武邑縣有一個叫晤修和尚的拳民首領，他以蕭村為中心，並陸續將拳場擴展到阜城縣臨鎮村等地，並豎起了“神助滅洋”的旗號。晤修和尚所辦的拳場，其儀式和練習方法和山東的神拳基本是一個套路，也是樹神壇降神附體，並在各村設立拳場進行發展。值得注意的一個特點是，這一帶積極引進義和拳的人大都是鄉村中的上層人物，如具有功名或者是地主及其有名望的家族。

直隸東南地區的反教活動引起了獻縣張家莊總堂的警惕，他們隨後向法國駐天津領事寫信並告知當地的危機。領事接到信后便向直隸總督裕祿發出照會，於是裕祿便派梅東益率軍隊前去河間府一帶保護教堂。梅東益是淮系舊將，他隨後便派兵前往景州和獻縣一帶，並親自率騎兵到達獻縣張家莊教堂進行保護。

在梅東益軍隊到達之前，晤修和尚等人便襲擊了阜城縣臨鎮村教堂，並掠奪了教會的一些物品返回拳場。當地的教民在打擊之下，只能紛紛逃離。由此，事態變得更加惡化，拳民們還宣稱要在陰曆十五去搶總堂。在拳民們的計劃中，先消滅各自附近的教堂，最後總攻災難的“黑風口”——獻縣張庄總堂才是他們的最終目的。

在攻擊張家莊總堂之前，當地的義和拳決定先拿下上次受辱的朱家河教堂，於是在12月18日（陰曆十一月十六日），晤修和尚率領千餘名義和拳向朱家河教堂進發。而在這時，梅東益麾下的游擊范天貴率領兩營兵力到達了景州，在得知義和拳的行動后，景州知府王兆麟和范天貴率兵在途中將晤修和尚等人攔住，雙方並不是一開始就發生衝突，而是先有一段對話:

范天貴問:“領著這班人眾，來干何事？”

晤修和尚說:“是來拆毀教堂，殺滅隨從洋人的二毛子，保護大清皇帝。”

范天貴說:“我奉皇上的命來保護這座教堂並全村的教民，請大主持給兄弟留臉，領著眾人回去，不用騷擾這個小小的村莊了。”

晤修和尚說:“不可能。”

范天貴說:“我善言勸你，是給你留臉，你找著不要臉，可怨不得我。”（5）

說完，范天貴一個手勢，其手下的士兵便撲上去將晤修和尚抓住，義和拳眾試圖奪回首領，雙方便開始交戰。結果很顯然，義和拳的“刀槍不入”都是假的，他們被打死了三四十人，八十多人被俘虜，最後晤修和尚被斬首，頭顱懸掛在景州城上。

有意思的是，在同一天，王慶一等人在故城縣策劃了一場《火燒望海樓》的梆子戲，這個大戲以1870年“天津教案”為故事背景，知縣竟然無力阻止。不過，知縣很快請來的軍隊，他們前往王慶一的據點進行搜捕，將其中的組織者之一大貴和尚抓住（於翌年被處死），而王慶一則僥倖逃離了此地，據說後來去了北京，直到1900年的高潮時期回到這裡。

在吳橋縣，縣令勞乃宣一向認為義和拳是邪教並強烈主張採用剿滅手段，由此當地的義和拳也對他恨之入骨，他們甚至張貼揭帖說要“剝縣官的皮”。事實上，拳民的確有進攻縣城的計劃。不過，范天貴的軍隊很快抵達了吳橋縣，隨後便進行鎮壓。據說官軍回到縣城的時候，勞乃宣來到城門口迎接並大聲喊道:“告訴我你們戰果如何？殺了多少義和拳，你們拿幾個人頭來作證，我要犒勞你們！”於是騎兵隊便拿出五顆人頭給他看。（6）

後來，這些人頭被裝在木籠子里傳示城鄉各村，以警示那些殘餘的義和拳民。在正規軍的打擊下，直隸東南地區的義和拳風潮很快便被平息了下去。那些逃脫了追捕的義和拳民開始離開被通緝的地方，去了北京或者其他地方，這一地區也重新歸於平靜，直到1900年的夏天再起波瀾。

中國的天主教徒

義和團的暴行是在清政府的縱容鼓勵下乾的，而義和團也向這個腐朽的專制政府獻上了忠心，他們打的旗號就是“扶清滅洋”。但是義和團滅洋人不靈，殺自己的同胞有本事。義和團運動中一共只殺了四百多個洋人，絕大多數是傳教士和他們的家屬，還有幾個建鐵路的工程師，而這些功勞還不能都記在義和團的賬上，因為一半多的洋人是被官府殺的。

這場中國人屠殺無辜中國平民的震驚世界的慘案，我們每一個後來者都應當銘記在心。

中國的教民，也就是那些信仰天主教的人，都是些什麼人，他們為什麼信仰了洋教，為什麼會惹來了殺身之禍。

早在明朝萬曆年間的1582年，就有西方的傳教士來中國傳教，利瑪竇在那一年來到了中國。傳教士早期在中國的傳教活動收穫不大，到了清朝初年，又被雍正皇帝禁止了。他對外國傳教士說，我知道你們的宗教是勸人行善的，不是什麼壞事，但是我的大清子民入了你們的教，就聽你們的天主的話了，那我的話他們還聽嗎？他們如果不聽，我還怎麼治理國家。雍正的這一番話，把道理講透了。為了維護執政地位，即使是勸人為善的教也不準信。

鴉片戰爭以後，傳教士在中國傳教合法了，到了19世紀後半葉，越來越多的天主教和新教的洋教士來到中國傳教。

洋教士最開始把傳教對象瞄準知識精英，但碰了釘子。中國五千年文化培養的知識精英都是最自信的人，哪裡瞧得上蠻夷的邪教。於是，洋教士們調整了策略，把目標鎖定在底層老百姓身上。其實基督教在西方最開始也是在窮人中傳播的，後來才被上流社會接受。

向底層老百姓傳教，僅僅靠連中國話都說不明白的傳教士宣講上帝的福音是不起什麼作用的，教會的主要辦法就是為老百姓辦實事。

新教教會的辦法主要是辦醫院、辦孤兒院和賑災等，但不是很靈。那時中國人根本不信西醫，只有極少數快死了的人，在中醫沒有轍的情況下，才送去看西醫，死馬當作活馬醫。而辦孤兒院對中國人更沒有吸引力，中國人命不值錢，孩子說賣就賣說扔就扔，沒有人會因為你收養了孤兒就認定你善，隨你信教，沒準還懷疑你收養孤兒是為了吃小孩腦髓呢。惟有賑災救助還起些作用，一些被救助的災民入了新教。

天主教會的切入點比較切合實際，他們除了做新教做的那些善事外，還增加了一項，就是幫助老百姓打官司。天主教的傳教士發現，中國的官吏極其腐敗，司法極其不公，辦案手段野蠻愚昧，沒有錢沒有勢力的老百姓冤屈太多。於是，天主教教會就常常幫助教民打官司。老百姓發現信天主教可能不受欺負了，於是信教的人就越來越多了。所以，天主教教徒比新教教徒要多好多倍。

19世紀的中國是極其封閉落後的農業社會，底層的老百姓敢於信教是要付出巨大代價的，要遭到同村人的歧視、辱罵和孤立。有的村子不準教民用井水，有的私塾老師不教教民的孩子。為什麼面臨這麼大的實際生活中的壓力，教民還要加入教會呢？信教的教民大多數是貧窮百姓，是最弱勢的群體，加入了教會遇到了難處有人幫有人管，這是最大的吸引力。由於弱勢，才找依靠，官府靠不住，只好去信教。

幾十年來，我們的宣傳一直把這些早期信教的教民，其中老人婦女佔了很大比重的弱勢群體定義為漢奸走狗賣國賊二鬼子，說他們是帝國主義侵華的急先鋒，這是對這些可憐的無助的窮苦百姓的誣衊。說他們是漢奸賣國賊，那麼，誰能指出他們究竟做過什麼賣國勾當，究竟怎樣損害了中華民族的利益?

寫到這裡，問題很清楚了，義和團殺害的二萬多教民，既不是十惡不赦的漢奸賣國賊，也不是橫行鄉里的惡霸兇徒，他們大多數是最底層最無助的人，他們信教本來是為了保護自己，沒想到卻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義和團打出反帝旗號，在歷史上自有積極的一面，但也應承認他們不分青紅皂白的濫殺是不折不扣的暴行。

1899年冬，義和團圍攻河北省景縣宋門鎮洋教堂。清朝的地方官害怕在自己的轄區惹出事來、影響自己的烏紗帽，急急忙忙派人過來勸說解圍。當時的洋神父，中文名字叫做“任德芬”(Léon-Ignace Mangin)。義和團對任德芬，提出了和洋教堂和解的三個條件如下：

第一個條件：洋教士要宴請義和團；

第二個條件：洋教士要請義和團看戲；

第三個條件：洋教士要到義和團的神壇來叩頭。

可見，義和團的第一、第二個訴求，都是經濟訴求：要吃飯，要看戲。吃喝玩樂。這是農村屌絲青年最常見的經濟訴求。

義和團兩位知名首領的出身：

首領一：曹福田。清兵出身。退伍之後，找不到工作，待業青年。

首領二：張德成。船夫出身。外國人的客運輪船把他的生意搶走了，他因而失業。這很可能是張德成仇恨洋人的主要原因。

可見，義和團的兩位知名領袖，都是“失業青年”的背景。我們再來看看，其中的張德成，最終是怎麼死的，這也許很能說明問題。

天津城被八國聯軍攻破之後，張德成逃到“王家口”這個地方，並對當地一個姓王的鹽商進行勒索。那姓王的鹽商不甘心被勒索，糾集了村民，大家一起動手，抓捕了張德成，並將張德成殺死了。

義和團的這位重量級首領，不是死於洋人之手，而是死於中國的一位富人之手，而導致殺身之禍的，正是張德成的勒索行為。

下面，我再舉一個例子，看看義和團抓到了基督教的女信徒，是用來幹什麼的。

1900年農曆五月初五日，河北省霸州縣，在義和團的攻擊之下,“聖若瑟會”的洋修女，帶著二十二名女孤兒，逃亡到固安縣地界，被義和團發現、並抓住了。義和團在各個農村貼上廣告，稱:“我們抓到二十二名黃花閨女，哪家兒子缺媳婦的，過來賞個香油錢，就可以領一個回家去！”

答案很清楚：義和團抓到修女之後，是將她們用來出售、牟利。

也許有人會說：義和團抓到洋人，很多情況下是直接殺死，而不是搶劫錢財。但是事實上，義和團殺洋人，清政府是有獎勵的。。清政府向十一國宣戰之後，北京的街頭貼出了懸賞殺洋人的官方告示：

“殺一洋鬼，賞銀50兩。殺一洋婦，賞銀40兩。殺一洋童，賞銀30兩。”

這下，各位知道義和團為什麼殺洋人下手狠了吧。有獎金的。

值得一提的是，堂而皇之記錄了義和團搶劫財物的種種劣行的，並不是外國人的文字，而是清政府的官方文字。其中，在“庚子國變”中對慈禧太后“護駕”有功的懷來縣縣令吳永，在其所著的《庚子西狩叢談》里，白紙黑字地對義和團的出身和性質，下了這樣的定義：“拳匪多屬市井無賴，及被脅誘之鄉里農民”。

而史料《西巡迴鑾始末》，則以多處筆墨，記載了義和團搶劫財物的事實，筆者摘錄兩則如下：

《西巡迴鑾始末：遼陽拳匪滋事記》記載：“初五日，副都統晉昌親率兵拳攻打瀋陽各教堂，殺害西士數人，教民數百，搶劫洋貨店十餘家，揮刀切齒，舉國若狂”。

這裡的文字記錄得很明白：清軍將領晉昌所率領的這批義和團和清兵，在殺死西洋傳教士之後，接下來所做的事情，就是搶劫“洋貨店”，而當時的“洋貨店”是誰開的？是中國人開的。

以下是第二則：《西巡迴鑾始末：東撫袁慰帥剿匪記》記載：

“有拳匪頭目王玉振者，因與清和某村有仇，特藉此糾集其黨和尚徐福，及朱西公，朱士和，陳光訓，邢殿五等各率黨數百人，於庚子二月初九日竄入茌平，博平，司家營一帶，擾犯清平縣境之許庄，擄人勒贖。清平令梅汝鼎率勇役等追捕，而匪已竄入高唐之袁王莊。十一日旁晚，又竄入夏津之師提庄，肆行搶掠”。

這一則史料，也很清楚地記載了：義和團在山東省清平縣，依靠的是搶劫和勒索起家，搶了“許庄”，又搶“師提庄”。總之，四處劫掠。

義和團事發在北京當年，國子監的官員羅惇曧，在其所著的《庚子國變記》裡面，也寫下了這樣的憶述：

“董軍、武衛軍與拳匪混合，恣意劫掠。貝子溥倫，大學士孫家鼐、徐桐，尚書陳學荼，閣學貽谷，副都御史曾廣鑾，太常陳邦瑞，皆被掠，僅以身免。徐桐、貽谷，皆附和拳匪，亦不免也。溥倫翟基告榮祿，榮祿不能制。民居市廛，數里焚掠一空”。

可見，身為中央官員的羅惇曧，也毫不含糊地寫下了義和團和清兵狼狽為奸，打著“扶清滅洋”的旗號、實際上乾的卻是搶劫清政府高官的事情，在羅惇曧的筆下，有以下的清廷高官，都遭到了義和團的抄家和洗劫：

1、貝子溥倫；

2、大學士孫家鼐；

3、大學士徐桐；

4、尚書陳學荼；

5、閣學貽谷；

6、副都御史曾廣鑾；

7、太常陳邦瑞。

這還不算，義和團還將延綿幾里地的北京民居，洗劫一空，而且還放火燒屋，夷為平地。

其中，甘軍（清軍的一支部隊）士兵夥同義和團，闖進大學士、禮部尚書孫家鼐的家中，實施搶劫，將孫家鼐的兒子，除了一件短袖衣服之外，全部剝光。兵匪們還用步槍，頂著孫家鼐的腰部，逼迫他交出金銀首飾。孫家鼐為了活命，只好把家中的珠寶首飾，全都交了出來。

當年在刑部，還有一位官員名叫“李希聖”的，也寫了一篇同名的資料《庚子國變記》，在這冊資料中，李希聖還記錄了清廷高官那桐、許景澄也遭到義和團搶劫的事實：

“是曰，遣那桐、許景澄往楊村，說敵兵，令無入。遇拳匪劫之，景澄幾死”。

這一類的歷史資料，實在是列舉不盡。總之，史料已經很清楚地記錄著：打著“扶清滅洋”旗號的義和團，不但搶劫洋人，而且還搶劫大清國的老百姓，而更荒唐的是：義和團連清政府的高官，也是照搶不誤。

這些，都是在“扶清”的旗號下所做的事情。

親歷了義和團運動的日本人植松良三，也寫下了同樣的記載：當年，義和團的團員，大多來自於農村，見識不廣，他們之中許多人，沒有見過“金”和“銅”。在當時的天津城裡面，有一家和英國太古公司有生意來往的商店，名叫“聯茂號”。義和團以“勾結洋人”為罪名，將“聯茂號”洗劫一空。當時，“聯茂號”的牆上鑲嵌著許多銅牌，銅光閃閃，義和團沒有見過銅，以為那是金子，於是，他們將這些銅牌全部掀了下來、據為己有。

打著愛國的旗號鬧事，火中取栗，搶劫發財，這種事情被民間一些流氓地痞看在眼裡，他們也眼紅了，覺得當義和團有利可圖，於是，京津一帶，象雨後春筍一般，冒出了許多假冒的義和團，並且引來了義和團首領之一的張德成的查處。

根據史料《天津一月記》的記載，義和團首領之一的張德成，曾經說過這樣的話：“天津假團太多，我特來查拿。”

例如，在當時的河北易州，有一個名叫“張玉山”的人，假冒義和團、敲詐紫荊關的富戶張芝華。

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平民百姓，化裝成義和團、“公”報私仇、趁亂殺死自己的仇人。

甚至，清軍士兵也有穿上義和團的衣服、假冒義和團、參與搶劫老百姓的財產。

朱家河慘案發生在朱家河村，位於河北省衡水市景縣降河流鎮朱家河村，在景縣乘坐前往朱河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