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路梆子

起源探討

關於中路梆子的起源，曾經是晉劇史研究工作者多年爭論的一個問題。從我掌握的資料考證，中路梆子的起源應在清代咸豐年間為妥。因為在此之前，從大量舞台題所揭示的山西中部城鄉戲劇演出中，主要為蒲州梆子、京都花腔班（今北京劇）和江南絲竹班（南崑曲）三種，根本未見有關“中路梆子”的記述痕迹。只是到了道光初年，被當時稱作山西梆子的蒲州梆子再度復興，所謂：“道光皇帝登龍廷，山西梆子又時興”時期，蒲梆北上，來到了晉中、太原一帶演出，不僅轟動了太原，而且也震撼了北京，這也正迎合了中路地區崛起的一批富商大賈們的娛樂要求，於是他們就以承包形式，邀請蒲梆班社在中路演出，這就是中路富商承辦戲班的開始，但劇種仍為蒲劇。其代表班有平遙縣的萬和班、小平遙班，及介休縣的吉慶班等。

到了咸豐初年，蒲梆開始冷落下來，此時正值太平天國起義發生，義軍一部於咸豐三年八月到達山西平陽府（今臨汾市），其矛頭直指清王朝的首都北京。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包括蒲劇在內的外地劇種，很少再來中路地區演出了，致使中路地區出現了一個戲劇活動相對空缺的時期，這對酷愛著戲的中路群眾，尤其是富商們來說倍感失望，於是少數人便開始邀請賦閑文人、票友以及秧歌、皮影藝人等，組織研討班子，擬創立自己的劇種。到了咸豐中後期，經過眾多班子的努力研討，終於在繼承蒲梆音韻和鑼鼓經點的基礎上，結合中路秧歌等的唱腔特點，初步形成了中路梆子的雛形班社，並開始試點演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榆次黑店班和祁縣三慶班，參加藝人，除了滯留的蒲梆藝人、秧歌及皮影藝人外，還有吹鼓手、店員、礦工、票友等。

到了同治初年，山西社會秩序好轉。新型中路梆子的出現，也受到了更多富商財主們的親睞。於是以祁縣城城金財主為代表的太谷、榆次平遙、孝義、介休等地的財主們，先後成立了上、下聚梨園班、四喜班、四興班、四慶班等班社，他們在演出實踐中，互相學習，不斷改進，使唱腔及文武場面日趨完善；又學習外地劇種管理班社的經驗，使戲班逐步走向了正規化。戲班人員，除文武場保留中路籍藝人外，其他演員大都以高薪從蒲州聘來，所以民間有：“祁太鎦子，蒲州丸子”的諺語。其次，大商家還修建戲房院，購置蘇杭刺繡行頭，增添運輸車輛，制定演出計劃。如戲班自負運輸，每個台口大都演出三天，每天上、下午，晚三開戲，戲班自辦伙食。每年農曆十月十五日垛箱歇班，藝人放假，次年正月再來組班。班主宏觀領導，具體事物由承事人、掌班人負責。戲班不屬商業性質，盈虧全由班主自負。只是每到一處，將木製的、標有某某縣某某財主所承戲班名稱的虎牌立在前台，以示誇耀，還要在後台粉壁牆上題筆留名。這些舞台題筆內容廣泛，成了我們今天研究晉劇發展史的金石之證。

隨著中路梆子的日益定型，引起了中小財主和中等商人的承班興趣。他們也從蒲州請來藝人或招來兒童，成立科班。至同治末年，中路梆子班社已在山西中路、以至北路少數州縣初具規模。比較出名的新承戲班有：介休的和盛班、徐溝的五義園、太谷的四盛和班、祁縣的雙慶園、太原的郝店班、汾州府的義慶班等。出名演員有一千紅、八百黑、王彩雲、雲遮月、天明亮、棒杵紅，以及鼓師楊青、宋興兒，琴師彭根只等。經常上演的劇目有：《和氏璧》、《棋盤街》、《春秋配》、《普救詩》、《御果園》、《漁家樂》、《趙家樓》、《炮烙柱》、《鋒箭頭》、《吉慶圖》、《落馬湖》、《北天門》、《撫琴》、《偷雞》、《掃雪》、及崑曲戲《草坡》、《賜副》、《慶頂珠》等。由於藝人的精湛表演，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晉中仍有“四喜班，是好戲，禿紅、吐丑、蓋陝西。人蔘娃娃、大嘴丑，後邊跟的一桿旗……”等戲諺流傳。不過，此時的中路梆子，在山西戲苑中仍是一枝新秀，而以金和班為首的蒲州梆子、三慶班為首的京都花腔班、鳴福班為首的江南崑曲班等，仍活躍在中路地區，形成了多劇並存、爭芬斗妍的時代。

可惜上述局面維持不久，一場前所未有的劫難發生了。光緒元到四年，山西與鄰省陸續遭受特大旱蟲等自然災害，在此情況下，多數戲班停演，藝人失散或喪身，就連曾解囊資助的富商大賈也改變了初衷。到光緒六七年後，中路梆子才開始恢復，起班社有原來長年包份制的娛樂性團體，變為以名老藝人承班、或以財主領銜承班的商業性經營組織。此時，搭班藝人嚴重短缺，不得不就近收留中路籍貧苦兒童加入科班培養使用，他們經教學3-5月，便強行登台，俗稱“犟出窩”。有的靠打罵體罰逼迫學戲，當時比較出名的科班有榆次流村的而保和班、清源杜村的喜梨園、孟封村的小梨園等。其中二保和班，培養的演員最多，幾乎遍及中路各地。輝煌時期

光緒十年後，中路梆子再次興起，出現了中路藝人演中路戲的新氣象，使舊日那種蒲梆藝人演中路戲的局面開始改變。從光緒十五年後到清末中路梆子進入一個輝煌時期。此時，中路各地的富商、財主、職員等，再次支持中路梆子的發展，他們有的自己承班，有的做藝人承班的後台，使戲劇班社像雨後春筍般地發展起來，每個府、州、縣在同一年裡，承辦班社不下兩三個，最多的為太谷、平遙兩縣，常年班子不下5個。演出活動有廟會戲、集市戲、踩台戲、開光戲、商行戲、開市戲、求神戲、還願戲、祭祀戲、婚喪壽慶戲及官戲等。一般村莊，每年也唱戲一台；大型集鎮，每年多達5-10台，中路梆子已成為中路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主要劇種了，而且它也隨中路商人遠足張家口、包頭、歸化等地，與當地劇種競獻技。中路梆子在發展過程中，由於地域關係，吸收民間藝術等成份的不同，在表演程式、演唱風格，前場經譜上形成了三大流派，即以太原府轄縣的上路班；汾州府轄縣的下路班；平定、遼州所轄縣的東四處班而區分。直到解放後上述三者的較小差異，合為一體。

這個時期，中路出名的班次有榆次的三保和班、會音班、太谷的坤梨園，祁縣的榮升班、永盛園，平遙的同春園、祝豐園，介休的全福班、同盛園，汾州俯的春和園、如意班，孝義的長盛班、翠梨園，壽陽的小萬順園、三鴻班，盂縣的福順班、魁梨園，交城的仁義園，平定的四喜園等。北路有忻州的興盛班、峰縣的小景翠園、大同府的萬盛班、五台縣的昌盛園、天城(鎮)縣的合義班等。名藝人有三盞燈、二八黑、福盛生、玉石娃娃(劉玉富)、十里麻、核桃紅、玻璃翠、玉昌紅、金大丑、狗兒旦、玉印里、夜壺丑、沒骨頭、草上飛、六月鮮、五月鮮、黃芽韭、曬鞋旦、子都生，及文武場師傅任應只、楊甲成、孫三蠻、馬鑼三、趙毛蠻、楊七成等。上演代表劇目有《北游宮》、《雁塔寺》、《葫蘆峪》、《乾坤帶》、《日月圖》、《牧虎關》、《忠孝義》、《贊王宮》、《蘆花河》、《黃河陣》、《光武興》、《南陽關》、《豫讓橋》、《烏玉帶》、《朝金鼎》、《鐵冠圖》、《奚皇莊》、《表功》、《戲叔》、《八蜡廟》、《寧武關》、《玉虎墜》等。廣大觀眾公認的上三班好戲為太谷的坤梨園、錦梨園和祁縣的榮升班。坤梨園在班主三盞燈的帶領下，演的很紅，被冠以“字型大小班”的美名。諺云：“三盞燈，進了城，買賣人，冒了魂……。”“三盞燈進了村，長工放羊的歇了工。前晌看了七星廟，後晌再看凳王宮。”可見演況之盛。中路梆子的輝煌，還有一個標誌是，遍布城鄉的票兒班、自樂班。所謂票兒班，就是由商人、農民、私墊先生等自發建立的娛樂組織，參加者稱票友，藝高的稱“合文家”，大多是業餘農閑聚集起來，自拉自唱，吸引不少觀眾。這種組織起到了義務向群眾宣傳戲劇、加深群眾熱愛戲劇的橋樑作用。所瀝富樂班，是富豪人家利用歇班機會，將名藝人及文化名人請到家中一邊演唱、娛樂，一邊研討修改劇本、曲調，或改進表演招式等。這種活動也叫“走暗場”，待成熟之後，上台正式演出，這叫“走明場”。這種由富人、知識分子和名老藝人組成的三結合自樂班，是中路梆子發展史上的一個創舉。其中，成效卓著者有太原縣(今晉源鎮)的聚文會、太谷北恍村曹家班、祁縣城渠家班等。

中路梆子走向極盛之後，這時江南絲竹班、京都花腔班等基本退出了中路舞台，只有蒲梆偶爾還來，已勢頭大減。

辛亥革命后，中路各縣一度動蕩不安，有錢有勢者大都採取迴避觀望態度。因此，中路梆子的承班人多改為前清衙門、鏢局遺老等人充任。同時中路籍藝人隊伍也已成長壯大，蒲梆藝人中除定居者外，其餘已不再來中路搭班了。民國 5—19年(1916—1930)，山西局勢相對穩定，中路梆子又進入第二個輝煌時期。特點是： (一)班社林立，流派擴大。此時的中路梆子，不僅紮根雁北、佔領口外，且在河北省西部、陝西省東北部，以及省內原平陽府、潞安府所轄的北部各縣，也發展建立了班社，形成了橫跨我國北方的山西、陝西、河北、綏遠、察哈爾 5個省區的大型劇種，從而被人們稱為山西梆子。僅就中路地區30個縣來講，這個階段出現過的戲班就有 120餘個，其中壽陽最多，陸續承辦過21個。著名的上三班好戲為太谷縣楊成齋的錦梨園、胡萬義的萬福園和徐溝縣陳玉的自誠園等。

(二)、名伶薈萃，競爭激烈。由於班社林立，互爭高低。民國14年後，徐溝自誠園班主陳玉，第一次從張家口調回大牛牛、二女只等坤角藝人，與本班男藝人同台共演，引起轟動，觀者如潮。接著是河北梆子武打藝人來晉搭班，他們的真刀真槍、實打實拚的武功戲贏得了觀眾的好評。再是以太谷萬福園為代表的一些班社，也不甘落後，二返蒲州，選聘新秀。這樣就使中路梆子形成了一個人才濟濟、實力強大、互相競爭的大好局面。此時的名藝人，中路籍的有：蓋天紅、說書紅、李子健(后唱了京戲)、十三紅、小十二紅、三兒生、天貴旦、毛毛旦、獅子黑、十七生、福義丑、彥章黑、抓心旦、有福旦、玉蘭旦、靈石旦、李陽黑、燕憲旦、灌腸紅、發財生、雞毛丑、中頭黑等；著名戲曲研究工作者有，郭維芝、裴世昌等，口外坤角有大中

牛、二牛牛、二女只、極金枝、橙金梅等；文武場名師有高錫禹、楊甲成、程貽公、李萬業、萬金只、武滿倉、二丁只、馬步隆等。

(三)劇目繁多，文武齊備。由於人才輩出，上演的劇目多是名人手戲。常見的有《六月雪》、《鳳儀亭》、《金沙灘》、《上天台》、《白蛇傳》、《鐵弓緣》、《百子圖》、《法門寺》、《雙官諧》、《萬佛衣》、《中梁圖》、《梅降褒》、《雙羅衫》、《十三妹》、《塔子溝》、《玉棋子》、《烈火旗》、《一捧雪》、《金錢豹》等，共 200餘本、回、出。可謂文武皆能、行行不擋。 (四)演技精湛，百花齊放。此時，各個班社盡展新招，各門藝人也在唱、做、念、打特技等表演方面各領風騷。如三兒生開闢的小生瀟灑腔和出汗功、毛毛旦的呀呀腔、天貴旦的咳咳腔、蓋蒲州的“十不該”、“十爐香”的垛板體、獅子黑的髓譜造形、翎翎生的翎子功、彥章黑的崩頭皺紋功、自來香的蹺子功、抓心旦的台步功、油糕旦的疊衣功、萬人迷的水袖功、少少貞的不扶手朝天蹬、鹿兒紅的紙循功、天貴旦的鼻涕功、紅梅旦的噴火功、說書紅的茶盤功、有福旦的椅子功等，都令人拍案叫絕。既給觀眾以美的享受，也為我省戲曲藝術留下了寶貴遺產。民諺有，“寧肯擠的扯了褲腰，不要誤了三兒生的坐窯”，“寧肯挨一頓頂門棍，不要誤了天貴旦的血手印”、“看了萬人迷，一輩子不用吃(娶)婆姨”等。

從2O年代起，山西梆子由於部分老藝人健在，舞台格局能維持男女同台演出，故湧現出了太谷錦藝園等上三班好戲。民國24年(1935），以著名女藝人丁果仙為首的步雲劇社，和以蓋天紅為首的唐風劇社，分赴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演出，大大地擴大了山西梆子的影響，也與兄弟劇種藝人交流了經驗，豐富了自己。後來山西梆子出現了由男角主演逐步向女角主演轉化的局面。隨之也帶來了潛在的問題：因女子演戲更能招來觀眾、更能掙錢的影響，各地掀起了一般專門培養女藝人的熱潮。如太谷富慶園科班、榆次坤梨園科班、祁縣小同梨園科班、盂縣承慶園科班等，都是收的清一色女戶，進行培訓。就連當時的老藝人說書紅、玉蘭旦、有福旦、五月鮮、二牛旦、蓋天紅、水仙花及名人丁果仙、彼吉仙、懿萬山等，也紛紛招收女弟子，隨班邊教邊演。所以到“七·七事變”前，山西梆子的舞台名伶，絕大多數是坤角。如被桂桃、被桂君、被桂琴、劉桂英、程玉英、劉俊英、董翠紅、董桂花、黃彼樓、鐳蓮花、撼蓮春、牛桂英、郭鳳英、郭蘭英、冀美蓮、孫福娥、花艷君、丁艷霞、喬玉仙、張美琴、梁小雲、劉芝蘭、冀蘭香、郭紅梅、馬秋仙、二奴奴、任玉珍等；男角新秀只有王銀柱、鄭雅樓、趙月樓、王正魁等極少數人。

山西梆子由於演員“陰盛陽衰”，所以使許多優秀的盔靠戲、硬功戲、武打戲以及花臉、丑角戲等。逐步停演或失傳，也使這個北方劇種特有的激昂奔放的道白、唱腔，和起伏跌宕的表演程式，逐步被婉轉悠揚的曲調和綿綿纏纏的作派所代替，從而失去其昔日的那種陽剛之氣和鏗鏘特色。

橫遭劫難

閻、馮倒蔣失敗后，山西經濟蕭條，晉鈔毛荒。山西梆子的部分班社中，由賭徒、毒品販、地痞等人把持或承辦。他們為了撈錢，常常利用演出機會，公開放賭、銷售毒品：還教唆引誘藝人沾染嗜好，誤入歧途，腐敗風氣傳入戲班，造成颱風不振，藝人思想墮落、藝術水平下降，給許多藝人的生活帶來嚴重困難，以至少數坤角藝人，迭遭不幸，陷入困境，不能自拔，這在廣大人民群眾中造成了極壞的影響。以上是使山西梆子從高峰向下滑的內因所在。然而使其慘遭摧殘的外因是日本侵略者的入侵。

蘆溝橋事變后，日本軍很快入侵山西，所到之處，燒殺搶掠，無惡不作，迫使各地戲班全部解體，藝人四散，其中部分人亡命國外，部分入改行種地，部分人收縮到太原，榆次戲園之內，部分人如三兒生、蓋天紅等則受盡日軍欺凌，含恨而死。只有少數人進入太行、晉綏、晉察冀等革命根據地，以嶄新的面貌為抗日軍民演出服務。而在日軍侵華的 8年中，敵占區廣大農村觀眾，卻與山西梆子基本隔絕，農村個人承班的現象也不復存在。直至抗戰勝利后，閻錫山重返太原，組織文宣隊之類，才偶爾演出，但班內藝人受盡地方官僚、土豪等的凌侮和壓榨，哪有藝術表演可言。

縱觀抗戰前後的10多年間，山西梆子所遭受的劫難，造成了晉劇發展史上的第一次低潮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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