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志淵

1864年12月28日（舊曆同治三年甲子十一月三十日），張志淵出生於朝鮮慶尚道尚州的一個鄉班家庭，自幼接受漢學教育，並隨族人張錫鳳學習四書五經，后以擅長文章著稱。張志淵原本如同其他朝鮮士子一樣走一條科舉仕宦之路，1894年春，他在首都漢城（今韓國首爾）舉行的式年試中進士及第，正準備進一步的庭試時，科舉考試隨著這一年“甲午更張”的展開而畫上句號，於是張志淵回到故里。

1895年末，乙未義兵運動興起，張志淵曾應邀為義兵起草檄文。 1896年冬前往首都漢城，當時朝鮮高宗尚 處於“俄館播遷”的狀態，張志淵又應邀撰寫呼籲高宗還宮的上疏文，並在1897年初與各道紳士萬餘人聯名上疏；1897年2月高宗從俄國公使館回到慶運宮（今德壽宮）以後，張志淵再擬萬人疏，請求高宗稱帝，並在伏闕上疏時負責朗讀。由此張志淵得到朝廷的重視，1897年7月，高宗已內定稱帝，遂設立史禮所，負責稱帝建國的禮儀，張志淵被敘用為史禮所職員。 8月，又兼任內部主事。此後直到1898年10月完成《大韓禮典》為止，張志淵一直在史禮所任職。當時他還純粹屬於儒家思想，鮮少有開化色彩，他不僅以朝鮮王朝儒學發達而自豪，還將高宗稱帝定位為“上以接有明已絕之統，下以垂大韓無窮之業” ，反映出他還具有濃厚的小中華思想。另一方面，他並未被小中華思想所束縛，而富有民族自尊心，如當時名儒崔益鉉上疏認為朝鮮已“用夷變夏”，並批評高宗稱帝之舉，張志淵則反駁其“腐陋蔑識”“兇險之肚，理難容貸”，稱“陛下克述祖宗之志，溯接皇王之統，應天順人，進位大寶，則為我東臣民者，孰不慶忭？而彼（崔益鉉）乃敢譏之以無實之名，肆加詆斥……抑欲使陛下降其已進之位，而屈辱於夷虜之君，可乎？”他還在1897年9月上疏譴責日本“縱兵圍闕，弒害國母” （指1895年日本人殺死明成皇后的“乙未事變”），體現出他的反日思想，可見他早期雖為傳統儒生，但同時也是一個民族主義者。

1898年9月，張志淵曾被聘為獨立協會成員李商在、尹致昊、南宮檍等創辦的《皇城新聞》的主編，不久之後由於獨立協會被鎮壓，張志淵辭去了主編職務，又與玄采等創辦了廣文社，印刷了丁若鏞《牧民心書》、《欽欽新書》等書籍。1901年再度出任《皇城新聞》主編，並任社長。1902年編纂《農政全書》，1903年又完成了《大韓疆域考》，這表明此時的他鑽研實學，已不再是傳統的儒生，而在《皇城新聞》的編輯工作中，他也逐漸受到開化思想的熏陶。這也是科舉停止后新知識分子的特點——既未拋棄儒學，又接受新學，並帶有強烈 的民族主義色彩。張志淵也繼續秉持著民族主義，他渴望“收復”中國東北的高句麗故地，曾在《大韓疆域考》序中感嘆：“自遼、金、蒙古以來，箕、高舊疆不復收入版圖，至使聖祖陵寢、發祥之地淪在異域，豈不為志士無窮之恨歟？”

1905年7月，張志淵自費隨度支部大臣閔泳綺等官員考察日本，他此行的目的是“關心韓國的前途，探究日本的輿論”。歸國后著有《東遊日記》（已亡佚）。 1905年11月17日，挾日俄戰爭之餘威的日本強迫大韓帝國簽訂《乙巳條約》，使韓國淪為日本的保護國。作為一個民族主義者的張志淵聽說后“慨然流涕”，併當即揮毫寫下《 是日也放聲大哭》的評論，痛心疾首地寫道：“嗚呼痛矣！嗚呼憤矣！我二千萬為人奴隸之同胞！生乎？死乎？檀、箕以來四千年國民精神，一夜之間猝然滅亡而止乎？痛哉痛哉！同胞同胞！”他還寫了《五條約請締顛末》一文，披露了日本勒逼韓國締結《乙巳條約》的經過。兩篇文章刊登於11月20日的《皇城新聞》上，引起日本人的震怒，於是馬上採取措施，關閉《皇城新聞》社，逮捕張志淵等人。張志淵被捕后鎮定地說：“這篇新聞報道在前夜官方審查時就接到刪除的命令，我們深知刊登這個是非法的，我們也做好了因發行而受罰的準備。”當時乙巳五賊之一的內部大臣李址鎔建議他妥協，並以星州郡守的官職相誘，張志淵拒絕道：“吾但知以報筆警醒同胞，不知為子孫計也！”被拘禁了兩個月以後，張志淵獲得釋放，他因此事名聲大噪，而其評論《是日也放聲大哭》也引起韓國人民的廣泛共鳴而家喻戶曉。

張志淵獲釋后，雖然《皇城新聞》得以復刊，但已不能再任社長，遂離開《皇城新聞》，開始進行各種啟蒙活動，成為愛國啟蒙運動的旗手。1906年，他與尹孝定等人組織了愛國啟蒙團體“大韓自強會”，在《大韓自強會月報》、《朝陽報》上大量發表呼籲全體國民覺醒、培養實力並投身救國運動的評論文章。同時，他又被閔泳徽聘為徽文義塾的校長，編纂了《高等小學讀本》、《中等修身教科書》、《東國歷史》、《大東文粹》、《大韓新地誌》等教科書，為韓國的國學研究和教育事業作出貢獻。1907年又參與國債報償運動。這一年日本人以海牙密使事件為由逼迫高宗皇帝退位，大韓自強會組織了反對高宗退位的遊行示威，結果被日本的韓國統監府當局取締。隨後張志淵又與南宮檍、吳世昌等發起了大韓協會。

當時日本加緊對愛國啟蒙運動的鎮壓，張志淵迫於壓力，在1908年2月出走俄國海參崴，擔任當地韓僑所創辦的《海朝新聞》的主編。張志淵在《海朝新聞》上“矢口斥倭，攄其宿憤” ，到5月因財力不足而停刊。而後張志淵又前往中國上海、蘇州、南京一帶遊覽，會晤了流亡中國的愛國志士、同時也是史禮所同僚的金澤榮，與他酬唱詩歌。張志淵在中國所作的詩歌多抒發亡國之恨，如“誰識至今亡國恨，長江不盡去悠悠”“國破人胡歸，身亡家亦微” ，表達了他對日本侵略韓國的憤慨。由於張志淵多年來一直散布反日言論，因此他早已被日本當局注意，當他途經南京時，便遭到日本姦細及被其收買的中國官府的襲擊和拘捕，身受重傷，8月獲釋回國。 1909年9月，大韓協會內部與親日賣國團體“一進會”合流的呼聲甚囂塵上，張志淵對此堅決反對，遂辭去了大韓協會評議員的職務。其後他南下慶尚南道晉州，於1909年10月擔任《慶南日報》主編，再度投身新聞界。1910年8月29日，《日韓合併條約》簽訂的消息公布，張志淵聽說后“痛哭屢日”。後來他主編的《慶南日報》又因為刊登了因日韓合併而自殺的文人黃玹的絕命詩四首，被日本殖民當局勒令停刊。此後他“絕意世事，優遊翰墨，而所編次成書者，《大東詩選》十七卷、《逸士遺事》四卷、《朝鮮儒教淵源》三卷、《東國類史》十卷，又有文稿若干卷藏於家”。

張志淵作為一名頗負盛名的知識分子，韓國統監府稱他為“當代的文章家，博覽強記為韓國第一，曾任《皇城新聞》社長兼主編，在內外享有極高的聲名” ，所以他雖然一貫以反日著稱，卻也是日本殖民當局重要的籠絡對象。張志淵最後也向日本妥協，開始朝親日派墮落。1916年12月10日發行的《每日申報》刊登了張志淵所寫的題為《歡迎長谷川總督》的一首詩，有“漢水風煙元慣面，寒梅依舊笑欣欣”之句，表達了對老熟人長谷川好道到朝鮮任總督的喜悅之情，而長谷川好道在1904—1908年間曾任駐韓日軍司令官，與伊藤博文一同脅迫大韓帝國簽訂《乙巳條約》，就任總督后實行臭名昭著的“武斷政治”，殘酷鎮壓了參加三一運動的朝鮮民眾。此外，據資料表明，張志淵還擔任過親日僧侶李晦光組織的親日宗教團體“佛教振興會”的幹事。1921年11月1日，張志淵在慶尚南道馬山去世，享年五十八歲。

張志淵著作等身，編著有《增補大韓疆域考》、《儒教淵源》、《韋庵文稿》、《大韓最近史》、《東國歷史》、《大東文粹》、《大韓新地誌》、《大韓紀年》、《逸士遺事》、《農政全書》、《萬國事物紀原歷史》、《蔬菜栽培全書》、《花園志》、《嵩山記》、《南歸紀行》、《大東詩選》等作品。從1979年到1983年，韓國檀國大學東洋研究所陸續將張志淵的著作編纂為《 張志淵全書》7卷。另外張志淵的文集《韋庵文稿》於1956年被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單獨刊行於世。

張志淵是一個很有爭議的歷史人物。許多人對張志淵給予較高評價，金澤榮說：“志淵纖弱如女子，言若不能出口。而其中特介直，足不踐權門要路，以故無所偶，然亦不向人出怨言。獨時遇杯酒，或罵或泣，慷慨莫測，其學主李星湖（李瀷）、丁茶山（丁若鏞）二公，卓出於流俗。為文字不求甚工，惟以敏疾飄動，自為之快。”宋相燾則說張志淵“性嗜酒，其風致有足多者，人以酒豪稱之。志淵雖劇飲，平生不以醉錯事，觀其貌殊若坦率，而處事極精詳……為人又強直，不與世浮沉，見有不義不正之者，每面駁無遮障，是以不好之者多。平生不阿附權貴，故游京師多年，其所親知者不過前議政閔泳奎、故李埈公（李埈鎔）而已……常以忼慨不遇，又不長壽，辛酉卒，壽但五十八，甚可悲也。”從上述評價來看，張志淵在當時是一個特立獨行、正直慷慨的才子和志士形象。

然而，也有人對其作出否定評價。如大儒田愚說：“張（志淵）也能文嗜酒，每為新聞，必嘲侮儒者而讚揚侮慢聖賢之梁啟超，稱述詬罵經籍之劉元杓。其悖說怪論，不可勝舉……余謂如志淵者，正劉向之謂晩世惡人之反非儒者，可惡亦可哀也！”鄭喬說：“志淵素貪鄙，受人之賄賂而載其事於新聞，當五條約（乙巳條約）締結之時，社員劉在頀勸志淵載條約顛末於新聞，志淵恐怯不敢，在頀及其他社員屢言之，乃揭之而題曰《是日也放聲大哭》，以此志淵被囚於警務廳，不久得釋，遂辭其主筆” ，也就是說，他認為張志淵成名作《是日也放聲大哭》的發表是很有水分的。另外，張志淵在韓末以反日聞名於世，他也被日本列入“排日主義者”的黑名單中，日本人說他“在韓人間有健筆雄辯之名，向來極力反對日本的政策” ，因此屢次迫害他。但日韓合併后又以籠絡為主，因此導致張志淵晚節不保。

不過，在朝鮮半島獨立以後，張志淵仍是韓國家喻戶曉的愛國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大凡受過歷史教育的韓國人都知道張志淵寫了《是日也放聲大哭》抗議《乙巳條約》。大韓民國政府於1962年追敘張志淵建國勳章，表彰他對韓國獨立運動的貢獻。2004年11月，張志淵還被韓國國家報勛處選定為“本月獨立運動家”，韓國新聞界還有“韋庵張志淵獎”。但隨著韓國開始大規模清算親日派，張志淵晚年的親日行徑逐漸浮出水面，2005年，韓國民族問題研究所公布了一些證明其親日活動的資料，一度引起顛覆性的轟動，張志淵也迅速從一個愛國人士180度轉變為親日韓奸。親日反民族行為真相糾明委員會強烈要求立即叫停為紀念《是日也放聲大哭》發表一百周年而進行的張志淵詩碑建造工程，並要求將其從“國家有功者”中除名。2008年，民族問題研究所將張志淵列入《親日人名辭典》收錄預定者名單，“韋庵張志淵獎”的頒發也遭質疑。但也有人堅持張志淵是愛國者，並聲稱發現了張志淵在1921年指揮遠東共和國境內的韓人義兵的資料。鑒於張志淵陷入親日爭議的漩渦中，國家報勛處取消了授予他的建國勳章，但2012年法院判決取消敘勛為無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