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內虛外

守內虛外意思是防衛內部可能出現的隱患(內部敵人，武將叛變)而放鬆外部存在的威脅(外部敵人，外敵侵略)，而導致邊境空虛的國策。

如所周知，中唐開始的藩鎮割據局面，至五代時進一步造成武夫跋扈、悍將稱雄的後果。如以後宋太宗說：“自梁、晉已降，昏君弱主，失控馭之方，朝廷小有機宜，裨將列校，皆得預御坐而參議，其姑息武臣乃如此。”數十年間，王朝更替頻仍，文官武將之間的關係嚴重失衡，割據局面愈演愈烈。正因為如此，當時社會上便形成了強烈的重武輕文風氣，“五代以來，四方多事，時君尚武，不暇向學。”長期存在的這種武力左右政局的因素，其影響十分深遠。西方學者也認為：“在960年以前，北方一直被一系列不穩固的、短命的軍事政權所統治。正是在這一時期，軍事力量決定著政治狀態，並繼續成為宋初幾十年間的一個主要因素。”

在歷經戰亂的背景之下，通過兵變上台的宋王朝開國伊始，就遭到李筠、李重進等藩鎮的武力抵抗。還有如王彥升在任京城巡檢時，敢於夜闖宰相王溥家門，以索酒為名進行敲詐。此事雖有新貴漠視舊臣的意味，但連同二李造反的現象，都反映出武將積習已久的跋扈作風，是深層而嚴重的問題。結合歷史的教訓和自身的兵變經歷，使宋太祖清楚地看到，政權面臨的最大威脅便是擁兵自重的武將勢力，朝野上下遂皆視武人及武力因素為動亂的根源所在。

宋朝建國不久，為了避免武將叛變，便採取一系列的“收兵權”措施，作為全力強化中央集權的核心任務，以重新確立天子的權威，這正是事物發展的邏輯結果。然而，單方面地收兵權，雖能收一時之效，卻不能完全解決武將跋扈的社會根源，也無法剷除武人意識中追逐兵權的觀念。惟有恢復並強化儒家意識形態化的道德規範，重振綱常倫理，以維繫世道人心，才能控制社會。在此基礎上矯正以往風氣，在社會意識中剷除重武輕文的觀念，也才能更大限度地穩定新生的統治秩序；同時，對以往長期存在的文臣、武將之間關係嚴重失衡的問題加以解決，才能在體制上牽制武將集團。從根本上杜絕來自武將勢力及武力因素的危害，以求長治久安。因此，從宋太祖朝開始，便結合收兵權的目的，一方面對驕兵悍將逞強的狀況進行整頓；另一方面則提高文官及士大夫的社會地位，提倡儒家道德倫理，培植崇文的社會風氣。

宋太祖朝，對武將採取的直接打壓手段，主要是通過“杯酒釋兵權”以及“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更戍法”之類收兵權的舉措，將功臣宿將罷為閑職，將藩鎮的事權予以剝奪。與此同時，又提拔一批資歷較淺的將領，分別擔任軍隊要職。這樣便壓制、剷除了軍閥擁兵自重的勢頭。

在提高文臣地位和權威，以對武將群體構成制衡機制方面，宋太祖也採取了諸多措施，概括而言主要有：

其一，在朝中重用文臣。

先後重用趙普、薛居正、沈義倫、呂餘慶及盧多遜等人為宰執，禁止將帥干預朝政。如建國之初，就任命趙普為樞密副使，以牽制武人出身的樞密使吳廷祚。以後，趙普獨任宰相，更深受信任，“事無大小，悉咨決焉”x。這就扭轉了五代時樞密使欺壓宰臣的局面；

其二，任用文官掌管地方。

宋太祖稱帝后，不斷從中央派出文臣到各地任職，陸續取代原來藩鎮手下的爪牙。趙匡胤對此的看法是：“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令選儒臣幹事者百餘，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xi

其三，注意保護文臣。

宋太祖在宮廷之中立碑，告誡後世繼承者勿殺文臣士大夫xii。如宋太祖親信幹將王彥升騷擾因宰相王溥而被逐出京師；寵將史珪誣陷國子監丞、知德州梁夢升迫害武將郭貴。宋太祖不僅沒有治梁氏之罪，反而加以提拔，並繼續令其留任。此事恰與以往史氏誣告大將張瓊致死的結局形成反差；

其四，尊崇儒學。

趙匡胤登基不久就下令擴修儒家先聖祠廟，親自為孔子作贊文，並率群臣幸臨國子監，拜謁孔廟。建隆三年又下詔對文宣王廟行使一品禮儀，在廟門兩側豎起16枝戟。宋太祖還公開要求武將學習儒經，“今之武臣，亦當使其讀經書，欲其知為治之道也。”此舉的目的在於宣揚儒家的君臣之道，和“崇文”的氣象，而非一般性地鼓勵武臣增進文化素養，或培植文人學子進入武將隊列的意願。這都向天下傳遞了尊儒重文的信息。宋人范祖禹對此評說道：“儒學復振，是自此始，所以啟佑後嗣，立太平之基也”；

其四，重視科舉制度。

在宋太祖朝，不僅科舉錄取人數較以往擴大，而且開創“特奏名”先例，又固定“殿試”制度。宋人對此給予高度評價：“故聖朝廣開科舉之門，俾人人皆有覬覦之心，不忍自棄於盜賊姦宄”。

經歷了五代兵亂的宋太祖，切身感受到的是武將對皇權的直接威脅，而對文臣、士大夫在認識上則更為放心，故其有：文官“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的看法。還有這樣的記載：吳越王向宰相趙普私賄瓜子金十瓶，此事恰巧被宋太祖碰見，“帝嘆曰：‘受之無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因此，除採取以上措施外，宋太祖還有意做出崇尚文翰的姿態，如趙匡胤不僅自己讀書，而且要求大臣趙普等也多讀書，以便為天下做出表率。宋太祖曾公開表示：宰相須用讀書人來做。

宋太祖朝的上述舉措，無疑反映出在治國上已初步萌芽了“崇文抑武”的思想及方略。宋人陳亮甚至認為：“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當然，宋初脫胎於五代，又處於統一四方之時，尚不可能完全以儒立國，也不可能忽視武將的作用。故其所為的宗旨，更大程度上乃在於將過低的文臣地位提升和提倡“儒道”。

守內虛外的國策帶來了積極和消極的兩種後果。

積極影響。

宋朝很少出現武將叛變的現象。趙家王朝顯得十分穩固，南方的人民生活穩定，並帶來了經濟的繁榮，使得宋朝的GDP在當時位居世界第一。

宋朝國策培養了大量文學家，而且這些文學家成為官員，對國家和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如范仲淹、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父子、司馬光、王安石、晏殊。

宋朝是漢朝以後王朝存續時間最久的王朝。宋朝320年，遼朝209年，金朝120年，元朝97年。宋朝從開國到亡國先後向遼國、金國、元國稱臣，但是宋朝以柔克剛，可以長期綿延國祚，而北方三個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的存續時間卻都比不上宋朝，都出現幾股勢力爭權奪利，發生內戰和宰相獨攬大權，皇帝大權旁落的現象。

消極影響。

為了防止官員擁兵自重，趙匡胤設計了“官、職、差遣”相分離的人事安排，分割相權、兵權，本來一個官職的權力，如今給三個官分別掌握，導致官員人數不斷增多，到了宋神宗時期，“冗官”現象十分嚴重，同樣是中國，宋朝的公務員編製是唐朝的3倍多，大量的官員嚴重影響了帝國的稅收，導致宋神宗不得不進行人事改革，採納王安石的意見，發起熙寧變法，也稱王安石變法。這個問題在當時十分棘手，王安石的政策有好有壞，但人們只看到壞處，招致全國上下許多官員的反對。冗官使得宋朝後期國力下降。

全國的精兵幾乎都集中在首都，導致邊境空虛，幾乎是一群老弱殘兵。結果，整個宋朝都處於一種被動挨打的態勢之中，200年來一直打敗仗，只有靠輸送歲幣來維持和平。

宋朝周邊的國家有大理、吐蕃、西夏、遼國、金國、元國。除了大理以外，宋國打不過其它任何一個國家，即使打勝也是偶爾現象，從長期看都是打敗仗，所以一直要靠進貢來換取土地被奪。

在秦漢晉隋唐宋元明清9個大一統王朝中，宋朝國土是最小的，到了南宋，更是以淮河-大散關為分界線，王朝偏安一隅，這個現實讓當時的百姓感到十分窩囊，這段歷史讓後世的人民感到很沒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