諭中原檄

出自《明實錄》

《諭中原檄》是指元朝末年徠吳王朱元璋於1367年在應天府(今江蘇南京)出兵北伐時所頒布的檄文,相傳由宋濂起草。檄文曆數元朝統治之昏暴及人民流離之慘狀,斷定元朝已喪失天命,失去統治中國的資格;接著說明朱元璋乃是天命所歸的新主,必將削平群雄、掃蕩胡塵、一統華夏,因而在檄文中提出了“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的口號,成為朱元璋北伐的綱領。該檄文以“天命”為中心,同時兼帶華夷之辨民族主義,理直事明,氣勢磅礴,順應民心,有力配合了北伐軍事行動,為明朝的建立奠定基礎。該文的影響亦十分深遠,不少漢民族主義者都對該文推崇有加,其中“驅逐胡虜,恢復中華”亦演變為清末革命黨的口號。

檄文全文


檄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人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皆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而制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以內,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彼時君明臣良,足以綱維天下,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弒君,天歷以弟酖兄,至於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為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為如彼,豈可為訓於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台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
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於茲,未聞有治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閔。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為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眾以要君,憑陵跋扈,遙制朝權,此河洛之徒也;或眾少力微,阻兵據險,賄誘名爵,志在養力,以俟釁隙,此關陝之人也。二者其始皆以捕妖人為名,乃得兵權。及妖人已滅,兵權已得,志驕氣盈,無復尊主庇民之意,互相吞噬,反為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
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大亂,為眾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得長江天塹之險,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胡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為我讎,絜家北走,陷溺猶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我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擾擾,故率群雄奮力廓清,志在逐胡虜,除暴亂,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國之恥,爾民其體之!
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故茲告諭,想宜知悉。

作品註釋


● ● 臨御:即統治之意。從高視下,以尊適卑皆曰“臨”。御:統治。
● ● 宋祚傾移:宋朝的國祚傾覆移動。
● ● 罔不:沒有不。
● ● 足以綱維天下:意為元初能用法度來治理天下。“維”,繩。綱,網之大繩。《史記·淮陰侯列傳》:“秦之綱絕而維弛”,謂綱斷因失其所以維繫之具。“綱維”,指維持國家的法度。
● ● 達人:智能通達之人。又指達觀一切不受世俗縛束之人。
● ● 冠履倒置:即本末顛倒。“冠履”,即帽、鞋,比喻上下各有定分。意為元初雖君明臣良,但其以夷狄入主中國仍屬本末顛倒之舉。
● ● 綱常:三綱:君臣,父子,夫婦。五常:仁、義、禮、智、信。都是古代封建社會的基本道德。
● ● 大德廢長立幼:大德:元成宗鐵穆耳的年號(1297年—1307年)。廢長立幼:指元世祖死後,嫡長孫甘麻剌沒能當上皇帝,反而是嫡幼孫鐵穆耳做了皇帝。
● ● 泰定以臣弒君:元泰定帝也孫鐵木兒之年號(1324年—1327年)。1323年,元英宗碩德八剌被御史大夫鐵失等弒殺,相傳泰定帝實預其謀。
● ● 天歷以弟酖兄:元文宗圖帖睦爾的年號(1328年—1330年)。1329年元文宗毒殺其兄元明宗而自立。酖:通“鴆”,毒鳥。《漢書·齊悼惠王劉肥傳》:“太后怒,乃令人酌兩巵鴆酒置前,令齊王為壽。”顏師古注引應劭曰:“鴆鳥黑身赤目,食蝮蛇野葛,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
● ● 子烝父妾:兒子與父親的妾通姦。《小爾雅·廣義》:“上淫曰烝,下淫曰報,旁淫曰通”。這句與上句都說的是蒙古收繼婚風俗。
● ● 恬不為怪:意為面對種種敗壞綱常的亂象,元朝上下習以為常,並不感到奇怪。恬:安然不驚動貌。
● ● 憲台報怨:御史台等監察部門專干挾私報復之事。憲台:指御史台,元朝的監察機關。報怨:報復仇怨。
● ● 有司毒虐:官吏刻毒暴虐。有司:意為官吏。設官分職,事各有其專司,古曰有司。
● ● 天厭其德:上天討厭元朝的立國之德。厭,憎惡。德,立國之德,古有五德終始之說。《左傳·隱公十一年》:“天而既厭周德矣”。
● ● 信乎不謬:確實沒錯。信:真,確實;謬:錯誤。
● ● 聖人:指朱元璋。
● ● 一紀於茲:到這時已經十二年了。一紀:古代以十二年為一紀。這裡說的是從1344年黃河決口,導致中原人民流離失所,到1355年朱元璋崛起這十二年之間。
● ● 戰戰兢兢:“戰戰”,恐懼,動趨走。“兢兢”,小心戒慎。《詩經·小雅·小旻》:“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 ● 朝秦暮楚:反覆無常。晁補之《北渚亭賦》:“托生理於四方,固朝秦而暮楚。”這裡說的是中原人民在這十二年間找不到天命之主,不得不投機依附於各割據勢力。
● ● 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指當時割據中原的據傳是漢族的軍閥王保保使用蒙古名擴廓帖木兒。
● ● 假元號以濟私,恃有眾以要君,憑陵跋扈,遙制朝權,此河洛之徒也:這裡也說的是王保保,他在1364年舉兵擊敗孛羅帖木兒,攻入大都,權傾一時,被元順帝封為河南王。憑陵:恃勢凌人。
● ● 眾少力微,阻兵據險,賄誘名爵,志在養力,以俟釁隙,此關陝之人也:指割據關中的四個元朝軍閥:李思齊、張思道、孔興、脫列伯。他們與王保保都是朱元璋北伐的主要進攻對象。
● ● 捕妖人:指鎮壓紅巾軍。
● ● 予本淮右布衣:我(朱元璋)本來是淮西的一個平民老百姓。淮西:淮河以西之地。今安徽鳳陽一帶之地,皆為淮西,元代曾設淮西總管府。
● ● 今十有三年:指1355年郭子興死,朱元璋開始崛起,獨立創業,到1367年時已經十三年了。
● ● 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為我有: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明軍始平福建,執陳友定;四月大軍克廣州。洪武四年(1371年)六月,明軍克重慶,明升降。文中所說“西抵巴蜀,南控閩越”“奄及南方,盡為我有”等,皆為誇大之詞。
● ● 深用疚心:因為此事深感愧疚。用:以,疚心:心中愧疚。
● ● 復漢官之威儀:指恢復漢人傳統的禮儀、典章制度。《後漢書·光武帝紀》載:“更始將北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於是置僚屬,作文而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見司隸僚屬,皆歡喜而不自勝。老吏或垂涕而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
● ● 膻腥:指羊肉的葷腥味,北方少數民族喜食羊肉,故以此指代北方少數民族。這裡說的是蒙古。
● ● 蒙古、色目:指蒙古人和來自西域的色目人。這兩個民族是元代的統治民族,地位高於漢人。

創作背景


《諭中原檄》作者宋濂(存疑)
《諭中原檄》作者宋濂(存疑)
元朝以蒙古族入主中原,經過數十年的統治,政治腐敗,民不聊生,引發了元末農民起義濠州農民朱元璋崛 起於亂世,定都金陵,自稱吳王,並先後平定了陳友諒、張士誠、方國珍等割據一方的勢力,據有東南。接著,朱元璋於1367年建年號為“吳元年”,決定北伐滅元,一統中國。吳元年(1367年)十月二十一日,朱元璋命丞相徐達為征虜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為副將軍,率軍25萬人由淮河入河南,北伐中原。在這種背景下,朱元璋手下謀士宋濂起草《諭中原檄》,作為北伐的綱領性文件。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初四日,朱元璋登基為皇帝,改國號為“大明”。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徐達的北伐大軍攻入大都,元朝滅亡,明朝確立了對全國的統治。《諭中原檄》作為見證元明更迭的重要政治文獻,亦永垂史冊,廣為傳誦。
《諭中原檄》最開始並沒有註明標題及作者,明代中葉程敏政所輯《皇明文衡》中冠以“諭中原檄”的題目,並署作者名為宋濂,為後世所普遍採用。但據《宋文憲公年譜》記載,宋濂於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四月返金華鄉居,直至洪武元年(1368年)四月“復自潛溪還”;其間至正二十五年八月丁父憂,二十七年(1367年)冬“服闋”,並未有在吳元年(1367年)十月起草檄文的記載。另外宋濂的文集中也沒有收錄此篇,直到清朝宣統三年(1911年)金華府學教授孫鏘編的《宋文憲公全集》才補入《諭中原檄》。因此宋濂是否為《諭中原檄》作者尚存疑。

內容簡介


《諭中原檄》的核心觀點即朱元璋政權的口號是“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但其對象並非是整個中華,而是“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人”,換言之即華北漢人。朱元璋政權在此之前從未公然以華夷之辨標榜,在發布《諭中原檄》前一年所頒布的《平偽周榜》中,朱元璋政權還痛斥投靠元朝的張士誠對元廷不忠;而在與北伐同時進行的南征中,明軍檄文也沒有以“恢復中華”相號召。可見《諭中原檄》中提出的“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的口號僅是針對中原之民進行的政治宣傳。究其原因則是由於華北漢人被女真、蒙古等異族統治兩百多年(幽燕一帶更是處於異族統治四百多年),其華夷觀徠逐漸淡漠,甚至發生顛倒,反而認為南方為蠻夷,因此朱元璋政權才提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的口號,向華北漢人灌輸華夷之辨的民族主義意識,以防止華北漢人“反為我讎,絜家北走,陷溺猶深”的狀況發生。
具體而言,《諭中原檄》的政治訴求可歸納為三點,即“天命移轉”、“文化道統”與“招降勸誘”。首先該文並未否定蒙元的正統地位,甚至讚賞元初“君明臣良”的局面,但後來元室子孫不肖並且“天厭其德”,使天命移轉。然後又從種族和文化兩個層面來論述“天命”該由何人承受,從種族來說,“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而且“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因此必須是中國人(漢人)為真命天子;從文化來說,通過批判北方的“數雄”即李思齊、王保保等軍閥,指責他們不講綱常道義,“為生民之巨害”,甚至“反就胡虜禽獸之名”,因此只能由以“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為己任的“聖人”——朱元璋來承接“天命”。最後又勸華北漢人不要跟著元朝走,號召他們共同響應朱元璋北伐,同時又招撫蒙古人、色目人,以達到擴大自己陣營、分化孤立元廷的目的。

流傳經過


《諭中原檄》被記載於官方文獻《明實錄》中,同時也被《續資治通鑒綱目》、《皇明文衡》、《皇明詔令》、《皇明詔制》等20餘種公私文獻所收錄。在其流傳過程中,其版本屢遭刪改,反映出時局及人們觀念的變化。
明朝自1449年“土木之變”以後,邊患日益嚴重,反蒙情緒在朝野逐漸深化,影響到了元朝的正統地位。在明成化年間成書的敕撰史籍《續資治通鑒綱目》中,收錄了《諭中原檄》一文,但已被刪減許多,如“彼時君明臣良,足以綱維天下”、“憑陵跋扈,遙制朝權……賄誘名爵,志在養力,以俟釁隙……二者其始皆以捕妖人為名,乃得兵權。及妖人已滅,兵權已得,志驕氣盈,無復尊主庇民之意”等承認元朝正統性或可能透露出朱元璋與紅巾軍關係的句子,這一刪改版被參與編修《續資治通鑒綱目》的程敏政編入《皇明文衡》中,並以“諭中原檄”為題、宋濂為作者,使後世都因襲這一版本;而另一參與編修《續資治通鑒綱目》的官員丘濬所編《世史正綱》也收錄了刪改版,並在其基礎上又刪掉了“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一句。從這些對《諭中原檄》所做的手腳可以看出明中期以後華夷之辨的意識逐漸濃厚的現象。
到了滿洲人入主中原的清朝時期,由於《諭中原檄》中含有“以北狄入主中國”、“胡虜無百年之運”等文字,又成了政治上的一大忌諱。後來《皇明文衡》等書籍在被清人收入《四庫全書》時,其中所載《諭中原檄》又都被四庫館臣心照不宣地刪去了。其中一個四庫館臣的審查意見是:“查此錄系明陳九德刪次……中間惟宋濂《諭中原檄》及他文內詞意偏謬者應行刪毀外,其餘尚無干礙,應請毋庸全毀”。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及乾隆皇帝對《續資治通鑒綱目》所作御批中,也刪節或篡改了《諭中原檄》中涉及華夷之辨的大量內容。當然《諭中原檄》亦未被清廷編修的《明史》所收錄。
到了清末,由於革命黨人排滿的需要,又將朱元璋視為民族革命的先驅,對《諭中原檄》大加推崇,如革命黨人劉成禺說:“自明太祖傳檄驅胡,漢遺民得重見漢官威儀者,傳誦弗衰,幾與六經媲。尊嚴漢族,光復武功之盛,即斯可見,而流風遺韻,沁漬於人心。讀是檄者,每不勝低徊之情甚矣,高曾矩獲,啟迪後人者深也。”《諭中原檄》中的“驅逐胡虜,恢復中華”依據也變為革命黨人的口號,如孫中山在1894年和1905年創建的興中會同盟會的綱領中都有“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一句。

作品評價


高岱

明人高岱在其著作《鴻猷錄》中收錄了《諭中原檄》后,評論道:“我聖祖諭中原一檄,詞嚴而義正,理直而氣昌,雖《大誥》、《牧誓》何加焉!”

劉成禺

清末革命黨人劉成禺評價《諭中原檄》說:“自明太祖傳檄驅胡,漢遺民得重見漢官威儀者,傳誦弗衰,幾與六經媲。尊嚴漢族,光復武功之盛,即斯可見,而流風遺韻,沁漬於人心。讀是檄者,每不勝低徊之情甚矣,高曾矩獲,啟迪後人者深也。”

吳晗

歷史學家吳晗對該檄文有如下評析:
“這是元璋幕僚中儒生系統的傑作,代表幾千年來儒家的正統思想。這篇文字的中心思想有兩點:第一是民族革命,特彆強調夷夏的分別,特彆強調中國應由中國人自己來治理。過去不幸被外族侵入,冠履倒置,現在要‘驅逐胡虜,恢復中華’了,這兩句響亮動聽的口號,比之紅軍初起時所提出的恢復趙宋政權,已從狹隘的恢復一個已被遺忘的皇家,進而為廣泛的恢復民族獨立,進步何止千里!以此為號召,自然更能普遍地獲得全民的擁護和支持,尤其是打動了儒生士大夫的心。第二是復興道統,亦即舊有的文化的思想的系統之恢復。文中指出‘禮義者御世之大防’,也就是說‘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朝廷者天下之根本’是綱是紀,這一套正是儒家的中心思想,也就是多少年來維持統治的金科玉律。大之治國,小之修身,從政治到生活,都套在這一個模子中。蒙古人入主中國,開頭君明臣良,還能夠綱維天下,中期以後,這模子被破壞了,弄得亂七八糟。如今北伐,目的在‘立綱陳紀,救濟斯民’,重建舊模子,恢復這個世世相傳的傳統文化和生活習慣。這比之紅軍初起時所宣傳的彌勒佛和明王出世的空幻的理想世界,已進而為更切實的具體的文化的生活習慣的正常化,自然高明得多,能廣泛地獲得那苦於社會動蕩的小民的擁護和支持,更能吸引儒生士大夫的深切同情。
罵元朝,說他破壞傳統文化,說他政治貪污腐化,營私毒虐,是個壞政府,上天已經厭棄他了。
罵元朝將軍,河洛指擴廓帖木兒,擴廓原來是漢人,名王保保,為母舅色目人察罕帖木兒養子,元帝賜以蒙古名,是抬舉他算蒙古人的意思。關陝李思齊等四將軍。罵擴廓用外族名字,以夷變夏,跋扈要君。罵李思齊說他製造內亂,不忠於國。這兩批有實力的人都要不得,不能作華夏之主。那末,誰應該來治理中國呢?下一段指出當然是出身‘淮右布衣’的朱元璋。淮右布衣這一身份,以後極為元璋所喜愛,有時也稍變花樣,說成‘江左布衣’、‘淮西布衣’,等等。無論對內對外的詔令文告,有理無理都要插進這一句,成為賣弄成就的口頭禪了。
妖人當然是指韓林兒。此地插進這一稱呼,等於禿子罵和尚,用意是撇清,告訴北方人民,我在罵妖人,可見我決非妖人,我說‘妖人已滅’,更可見我決非妖人。你們也許有怕紅軍的,我並非妖人,你們不必害怕。這說法表白他正面是講禮義的,不同於元朝,也不同於紅軍,反面替自己洗刷,勾銷了過去十七年來他是紅軍頭目這一事實。
臨了,說明要‘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掮出逐虜雪恥的使命。
最後,為了緩和蒙古、色目人的反抗心理,聲明只要他們知禮義,加入中國文化系統,也就承認是中國公民,和中國人民一樣看待。
前一年討張士誠的檄文,只是消極地踢開紅軍,空洞地罵元政府。到這時候,才鮮明地具體地積極的提出民族革命的口號,和保持傳統文化的政綱。這是元璋幕府里儒生群的再一次勝利,也是朱元璋的再次轉變。
這一宣傳文告的作用,使北方儒生士大夫放心了,因為已經不再是被毀滅的對象了。北方的農民也明白了,吳軍之來,是為了恢復秩序,安定生活。官吏們不害怕了,只要投降就可保全。蒙古、色目人也不像以前那樣死命作戰了,因為檄文說只要願為臣民,就可得到保護。除了蒙古皇帝和貴族,全被宣感測動了。投降的,放下武器的,以至倒過槍尖來殺韃子的,一天天加多,北伐軍因之得以順利進軍,在很短的時間內,收復已經淪陷了四百三十年的土地,平定西北,統一全國。”

錢穆

國學大師錢穆評價該檄文說:
“於(元明)易代之際,而正式提出中國夷狄之大辨者,今可考見,惟此一文。然其於元之統治,既曰天授,嗣稱天厭,僅論其命,未伸吾義。又曰:當降生聖人,而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又若退避不敢自居,何也?至云:予恭承天命,始自居為天降以安中國之聖人矣。然又曰: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我中國之人以安之,仍自隱約謙讓,不欲明白以天降之聖自居。氣和辭婉,從來檄文,殆少其例。此非在當時無正義嚴辭可陳,實由群士仕明,鮮能深明夷夏之大義,又不深知民心之向背,敵我之勢,至此猶若不能確切自信,此乃七八十年來異民族統治積威之餘,士大夫內心怯弱而後有此現象,固不得責備於景濂(宋濂)一人也。”

蕭公權

學者蕭公權評論《諭中原檄》說:
“及朱元璋起兵,始根據民眾仇元之心理,明揭攘夷之口號。……此檄詞旨激揚,實為二千年中創見之民族革命宣言,而亦中國最先表現之民族國家觀念。檄中雖仍襲古義,以文化區族類,然其‘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安之’一語已與民族主權之意相近。而‘中國居內以制夷狄’之一語更略似帝國主義者優秀民族之說。此皆由九十年異族凌辱之痛苦經驗中醞釀以出,代價雖高,結果則甚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