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鹽濟楚

“四川產鹽最盛時，每年的產量是一千四百載。自貢成為聞名遐邇、飲譽中外的“千年鹽都”，兩次“川鹽濟楚”功不可沒。19世紀中葉，自貢鹽場因第一次“川鹽濟楚”走向鼎盛，成為“富庶甲於蜀中”的“四川省精華之地”。抗日戰爭時期，自貢鹽場因第二次“川鹽濟楚”迎來了又一個大發展的“黃金時期”，以鹽產量高、鹽稅頗豐和獻金踴躍著稱。

從清代開始實行的引岸制度，不僅延緩了自貢地區資本主義的進程，而且由於它將全國劃分成若干區域，每一區域只准若干世襲鹽商專賣，不準跨區域自由買賣，否則以私鹽治罪，這就限制了自貢地區鹽場產鹽銷量，進而妨礙了鹽業生產的更大發展。

長期以來，兩湖地區所需的鹽都被淮鹽所把持，川鹽占其市場份額非常小。客觀地說，川鹽與淮鹽相比，具有多方面的競爭優勢，就連長期抑川鹽而揚淮鹽的清兩江總督曾國藩，也不得不承認川鹽具有比淮鹽更多的優點。如果照商品流通的自然規律，不加人為的限制，即沒有引岸制度的存在，川鹽在兩湖廣大地區，是有其廣闊持久的銷售市場的。

自貢鹽場所產之鹽，其銷區約分五個部分。即：附場票岸、邊計岸、腹計岸、黔邊岸、濟楚岸。其中，濟楚岸占自貢地區產鹽的比重極大。每年運銷量在七、八十萬擔至一百二、三十萬擔之間，為自貢地區全部鹽產量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由於其它各岸銷鹽量較為穩定，楚鹽銷量升降幅度甚大，而濟楚鹽銷量，是受鹽務引岸制度制約的，廣大湘鄂地區除湖北省施鶴八屬歷系川鹽楚計岸銷區外，其餘全系淮鹽引岸。因此，楚鹽運銷量的消長，就直接影響到自貢地區鹽業生產的盛衰。同樣，如果淮鹽受阻，由於地緣關係，銷楚之鹽就必將被川鹽取而代之，川鹽的長驅直入就成為了可能。

1851年，中國近代的一次大規模農民起義爆發，建立太平天國。清咸豐三年（1853年），太平軍建都南京，淮鹽不能上運湘鄂，清廷飭令川鹽濟楚，給川鹽以廣闊的兩湖市場，也給自、貢鹽業的急劇發展帶來了契機。豐饒的資源、精湛的技術、廣闊的市場、高額的利潤，使自、貢井鹽業步入鼎盛時期，獨執四川井鹽業之牛耳。

《四川鹽法志》引李榕《自流井記》云：“井火至咸豐七八年而盛，至同治初年而大盛。極旺者，燒鍋七百餘口。水火油並出者，水油經二三年而涸，火二十餘年猶旺。有大火，有微火，合計燒鍋五千一百口有奇。”此時的富義廠“井之分段五，其名謂之壋。由大小坳口、豆芽灣至半邊街、韭菜園、齊家坪，曰桐發壋；由大沖至香爐寺過河，曰龍壋；由東嶽廟橋頭至大安、久安二寨至斜石塔，轉至馬衝口、高硐、沙魚壩，曰仙騾壋，俗名新壋；由川主廟、匯柴口至大彎井，曰長發壋；隔岸里許踞小溪場者，曰邱發壋，延袤四十餘里”。在這裡，“擔水之夫約有萬”，“鹽船之夫其數倍於擔水之夫，擔鹽之夫又倍之”，“鹽匠、山匠、灶頭，操此三藝者約有萬”，“積巨金業鹽者數百家……”，“為金工、為木工、為石工、為雜工者數百家。販布帛、豆粟、油麻者數千家，合得三四十萬人”，這就形成了巨大的井鹽生產力。

同治至光緒初年，富榮鹽場已擁有鹽井、天然氣井707口，煎鍋5590口，年產食鹽近20萬噸，佔全川產額一半以上。所產之鹽“其色白，其質純，川販因之居奇，淮岸因之日廢。”富榮鹽獲得了極好的聲譽與銷路，除行銷本省40餘州縣外，還運銷湘、鄂、滇、黔百餘州縣。1868年，四川總督崇實的奏摺中即稱：“四川鹽井近來獲利數倍，富順尤為最旺”。到光緒初年，四川總督丁寶楨奏道：“富廠產鹽之多，遠過犍為”，“富廠秋冬春三時，每日產鹽在一百萬斤以外，四五六三月較少，然通年合算，每日總在八十萬斤”，“每年全廠所入，約銀五百萬兩上下。”年徵稅銀達170萬兩之譜，約佔全川鹽稅收入的40%以上。據美國人弗吉爾·哈特於1887年調查統計，當時自、貢井鹽年產值約為4940萬美元。

川鹽濟楚促進了自貢地區鹽業的繁榮，使這裡迅速發展成為了四川井鹽業的中心，被稱為鹽都，譽作“富庶甲於蜀中”的“四川省精華之地”。

1937年7月7日，抗戰爆發，沿海一帶相繼淪陷，海鹽生產備受破壞，運輸受阻。湖南、湖北等省海鹽銷區民苦淡食，迫需靠川鹽濟銷。作為四川鹽業中心的富榮鹽場，便承擔起了供應軍需民食的重任。為此國民政府財政部於1938年3月明令川鹽增產，並提出“增加產量首先從富榮兩場著手”，要求自貢鹽場年產食鹽增加300萬擔，比1937年的327萬擔將近翻一番。從1938年1月起，富榮鹽場開始大量起複鹵井增加鹽灶，提高產量，加運鹽斤。兩場的鹵井在未增產前計有170餘眼，增產期間的1938年已增至210餘眼，全年產鹽456萬餘擔，較1937年增產128萬餘擔，已佔四川省各區總產額的50%以上，為全國的產鹽戰略中心。隨著抗戰的加劇，富榮東西兩場增產趕運更是如火如荼，其食鹽供應區域已達川、康、滇、黔、湘、鄂、陝各省，擔負起了這些地區達7000多萬人口軍需民食的重任。

在抗戰初期的增產起運中，富榮兩鹽場所面臨的困難和問題是前所未有的。面對艱巨的歷史挑戰，富榮東西兩場鹽業公署、鹽務管理局，深明大義，想方設法，努力增產。

作為四川鹽產中心的自貢鹽區，在抗戰時期食鹽增產趕運中首當其衝，迎來了鹽業發展史上的第二個黃金時代，即“二次川鹽濟楚”。鹽產量1937年為16.39萬噸，1938年即達到了22.84萬噸，1941年更增至26.32萬噸。戰前的自貢鹽產量在四川鹽產總數中的比重已下降至45%，到1939年即上升到54%。自貢鹽稅也急劇上升，其速度超過了鹽產量的增長。1938年自貢鹽稅比1937年增長了96%，鹽產量增長40%；1938年到1941年鹽稅增長7.5倍，而鹽產量只增長15%。抗戰期間，自貢鹽稅占川鹽稅收80%以上，馮玉祥稱之曰“以產鹽雄於西南，而貢獻於國家與地方者舉國驚甚宏偉”。

從1938年開始，自貢製鹽廠相繼採用平鍋製鹽、廢汽製鹽、枝條架和塔爐灶濃鹵等新工藝。同時，率先開始真空製鹽的探索試驗，為我國鹽業生產技術改革開闢了新的道路。

“川鹽濟楚”時期是四川鹽業界的黃金時期，也就是所謂“自流井四大家族”：李四友堂、王三畏堂、胡慎怡堂、顏桂馨堂興起的時期。下面簡要考察一下四大家族在“川鹽濟楚”時期興起的過程。

李四友堂是從外省移居到四川富順縣鴻鶴鎮定居的，他們在明末就已經從事食鹽的生產和銷售了。道光七至八年間(1827-1828年)到成都參加鄉試的李維基，與陝西鹽商兼茶商的高某一見如故。高某給四友堂投資了白銀3，000兩，打下了7口鹽井和3口火井，煮鹽水產鹽。“川鹽濟楚”時期，食鹽的需求量大增，達到在湖廣地區流傳“1斤鹽1斤銀”的程度。為了適應這一趨勢，李四友堂又新打下了100餘口鹽井，不僅生產食鹽，也開始從事食鹽的運輸了。李祥閹和王三畏堂的王朗雲、王相榮，以及陳輝延等人合資往湖廣運輸食鹽的三四年間獲得了巨大的利潤。但是由於內訌而解體，於是擔任食鹽運輸的祥興泰獨自開設了鹽號，主要承擔了楚岸、邊岸、計岸的食鹽運輸。祥興泰解體之後，在重慶設立大生號，擔任了楚岸、計岸的食鹽運銷，在綦江縣設立了大生美，在仁懷縣設立了協興隆，承擔了邊岸綦江和仁懷縣的食鹽運輸和販賣。而且在宜昌和沙市也開設了鹽店。李四友堂的鹽場有1，300多名勞動者，拉鹽水的牛就有1000頭，而且也是擁有能收5，000石田租的大地主。

王三畏堂的興起始於嘉慶十八年(1813年)生的王朗雲時代。他的祖先在明末清初(1660年前後)從湖北移居到了四川富順縣自流井。由於王朗雲兄弟為三人，所以稱王三畏堂。王朗雲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引進陝西商人的資金開鑿了鹽井，一經成功，就開始邊生產食鹽邊積累財富。“川鹽濟楚”一開始，王朗雲就在瀘州、重慶、湖北的宜昌、沙市、漢口等地設立鹽號和支店，運輸、販賣食鹽。王朗雲在富順縣、榮縣、威遠縣、宜賓縣擁有能收4，000石田租的土地，後來發展到收17，000石的田租，“富甲全川”。

胡慎怡堂的開創者是胡元海，他在嘉慶年間(1796-1820年)從江西省吉安府移居到了四川富順縣的自流井。在自流井由棉布商做起，積累了資金，在道光(1821-1850年)初年成了專門的鹽商。煮鹽水的胡元海抓住了“川鹽濟楚”這一千載難逢的時機，打下了5處鹽井，而且也有自然噴出的天然氣可以煮沸鹽水的火井。胡元海成長為擁有能收2000石田租的地主。胡慎怡堂不僅生產食鹽，也從事運輸，在自流井開設了聚義場鹽號，往重慶、宜昌、沙市輸送食鹽。到了光緒年間，一共擁有21口鹽井和火井。光緒三十二年至三十三年(1907-1908年)，每年僅在鹽業的利潤就達12萬兩白銀。鹽場雇傭的勞動者為1000多人，而且還有700頭牛和100多頭馬。

顏桂馨堂是自流井的顏昌英在1830年起的堂號。在廣東海豐縣居住的顏氏移居到四川時是雍正十一年(1733年)。昌英的祖父廷躍移居到威遠縣開墾荒地。昌英的父親仲秀於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從威遠縣移居到了自流井馬衝口。由於當時還沒有發現馬衝口的鹽水，所以顏氏在此務農。後來顏昌英從路邊的水溝中感覺出鹽味道，於是開鑿了鹽井，由於產黑滷水的同時能噴出大量煮鹽水的天然氣，所以命名為永興井，開始正式從事鹽業。永興井一年的利潤為10萬兩白銀。這是1825年的事，當時李四友堂、胡慎怡堂還沒有興起，而王三畏堂的王朗雲不過才12歲，顏桂馨堂在自流井的四大鹽商家族中最早開始了鹽業。1828年開鑿了來龍井，每天生產100多擔滷水。1830年又開鑿了北海井、龍坳井等。之後在馬衝口相繼開發了東海井、海元井、富海井等，擴大了影響，而且把這一帶的地名改成顏家灣。還開發了周家沖的自成井，楊家沖的同沅井、同興井、同盛井，在馬草山開發了涌全井、沅流井、福海井，擴大了經營。19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又在伍加坡一帶開發了江海井、滄海井、龍海井，僅在這一地區每天就能產700-800擔的黑滷水，所以被稱為“黑水大王”。

顏桂馨堂經營了太和貞和恆興隆兩個鹽號。太和貞主要負責楚岸地區，在宜昌、沙市、漢口設立分號。恆興隆主要負責計岸地區，在江津、重慶、涪陵設立了分號。“川鹽濟楚”時期，顏桂馨堂也進入宜昌、沙市、漢口等地參與了食鹽的運輸和販賣，在沙市與王三畏堂的競爭非常激烈。沙市居民擔心運鹽的船靠岸會損傷碼頭，所以不允許船隻靠岸。因此四川的鹽商只能在江中間賣鹽，非常不方便。這時，資金雄厚的王三畏堂用石頭在船靠岸的地方砌了碼頭稱“洋碼頭”。王三畏堂向利用“洋碼頭”的商人船隻收取昂貴的使用費。中小鹽商雖有不滿，但是只能忍受。顏桂馨堂就把這些中小鹽商組織起來設立了鹽業公司。於是和中小鹽商合資，共同運輸食鹽來抵抗了王三畏堂的橫暴。

到了顏昌英的晚年，由他的第四個兒子覺吾掌管鹽號。他因捐款而獲得了榮祿大夫、布政史銜和貴州候補道員的官職。一方面，覺吾覺得自己作為貴州候補道員對貴州有一定的影響力，另一方面，由於“川鹽濟楚”期間四川鹽商之間的競爭變得激烈，關閉了負責楚岸的太和貞鹽號，放棄了楚岸。他認為，貴州交通不方便，競爭者也少，如果行使自己的影響力，就會獲得高額利潤，於是打人了貴州市場。在四川的豐都設立了乾豐泰鹽號，越過高山峻岭前往貴州東南部和接壤的湖北幾個州縣，運輸和販賣食鹽。在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販賣食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870年顏昌英死後，顏桂馨堂的所有子孫都戴孝，很長時間沒有經營鹽業。這樣一來，乾豐泰鹽號的職員採用欺騙的手段私吞資金並攜帶大量的金銀逃走，使得顏桂馨堂負債高達30萬兩，逐漸地沒落下去了。乾豐泰鹽號的營業區域大部分是貴州的山區，自流井的人都不願意前往。所以乾豐泰鹽號的大部分職員是與顏桂馨堂沒有紐帶關係的貴州人。可以說，顏桂馨堂沒落的主要原因是職員的欺騙，以及忽視了新井的開發。

綜上所述，四川鹽商特別是自貢鹽商，他們是借“川鹽濟楚”的大好時機急速地成長起來的，並積累了巨大的財富。他們所掌握的白銀以各種渠道流通，對地區社會起了很大的影響。

中國行鹽制度，某產區之鹽限定行銷某區域，不許越雷池一步。楚岸是湖北湖南及其相鄰的一些州縣，地廣人多，素不產鹽，歷來是國內最大的食鹽銷售市場之一，在清代前中期，楚岸一直由實力雄厚的淮鹽獨佔。但咸豐三年（1853年）太平天國革命席捲大江南北，阻礙了淮鹽通道，使食鹽供應短缺，鹽課收入銳減，軍餉困難。為解決困難，戶部議准：“川粵鹽斤入楚，無論商民，均許自行販銷。”於是川鹽源源不斷地運銷湖廣市場，這就是“川鹽濟楚”。

古代鹽賦一直是國庫收入大宗，直到清代，仍居天下財賦四分之一，其中兩淮（淮南、淮北）最多，淮鹽引岸中又以兩湖市場最大。作為國庫收入重要來源的淮鹽，在太平天國革命爆發后，在兩湖“片引不行”，這嚴重影響了清政府財政收入。此時正值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時期，外國侵略者強迫清政府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白銀外流、銀貴錢賤問題更加嚴重。而太平天國運動的興起，對國庫本已虛弱的清王朝更是雪上加霜。

為解決財政困難，戶部提出，“此後湖南、湖北需鹽接濟，應飭令仿明王守仁立廠抽稅之法，凡川粵鹽斤入楚，無論商民，均許自行販鬻，不必由官借運。惟擇楚省堵私隘口，專駐道府大員，設點抽稅，或將本色抽收，或全折色輸納，均十取一二，以為定製，一稅之後，給照放行”。於是在咸豐三年（1853年），湖北省首先在長江進入湖北的入口，即巴東縣的萬戶沱設立了川鹽分局卡，實行對四川鹽的調查和徵稅。咸豐五年（1855年）在宜昌設立了湖北川鹽總局，同治六年（1867年）在沙市設立了稽查分局，咸豐七年（1857年）還在巴東縣的平善壩設立了調查食鹽量和鹽稅繳納與否的掣驗廠。除設卡收稅外，清政府為解決軍餉問題，咸豐三年（1853年）還規定軍需供給由地方督撫或統兵將領自行籌集。從此，設卡抽收厘金成為軍餉的主要來源，而厘金中，鹽厘為主要收入來源。

在“川鹽濟楚”中，通過設卡徵收稅厘，四川稅額大量增加。據王守基在《四川鹽法議略》中所記，“川鹽濟楚”前，四川鹽課額有限，正課只有14餘萬兩，正雜課加在一起也不過30餘萬兩。“川鹽濟楚”后，川鹽鹽課急劇增長，咸豐年間在徵收“關厘”、“廠厘”、“局厘”以後，每年課入達200餘萬兩，最高時可達到四五百萬兩。由此四川財政由外省協濟一躍而為協濟外省。同時，在楚岸也對川鹽徵收稅厘，僅厘金一項，據同治七年（1868年）李鴻章稱：“鄂省財賦以鹽厘為大宗，每年川鹽濟楚湖廣所收鹽厘不下100萬兩。”

“川鹽濟楚”也解決了湖廣人民淡食之慮。由於川鹽自長江順流而下，運輸便捷，同時川鹽色白質干，兩湖人民喜食，加之川商經營靈活，所以川鹽在兩湖市場銷售情況極好。咸豐七年（1857年），胡林翼奏稱：“約計入楚之鹽，以旺月計算，約合川省水引九百餘張。”按道光三十年（1850年）核定章程，水引一張計捆巴鹽8千斤，花鹽1萬斤，每月入楚川鹽九百引，按巴鹽、花鹽各半計算，即為800萬斤左右，年銷量在1億斤左右。到同治二年（1863年），湖北全境皆食川鹽，湖南省之岳州、常德、灃州等府州屬地，直至省城都是川鹽銷地。同治八年、九年（1869年、1870年），川鹽在湖北省年銷量已經超過1.2億斤。川鹽大量銷售，基本解決了湖廣人民淡食之憂。

隨著川鹽在湖廣市場的暢銷，極大地刺激了四川鹽業的發展，主要表現在：

井灶增多，技術提高，產量增大。一是私井大量出現。“川鹽濟楚”后，私井廣泛開鑿。據光緒《四川鹽法志》記載：“射蓬各地，私井日開，近年則幾無處不有。”二是一些原已淤塞的鹽井在川鹽濟楚中，修舊鑿新，井灶又發展起來。三是原有的大鹽場進一步發展。如犍為鹽場，在乾嘉年間有井1206眼，煎鍋1654口，“川鹽濟楚”后，其井達到兩千餘眼，鍋也達到近兩千口。再如自流井鹽場，據統計，咸同年間鹽井數達到728眼，灶鍋達到7919口，而咸豐前井灶不過400百餘眼，鍋不過1000餘口，井眼增加了1倍，鍋口增加近8倍。

同時，富商大賈在利益驅動下蜂湧入井，以累萬盈千之銀投入鹽業生產，為鑿井采鹵採氣和製鹽技術提高奠定了基礎。如在自流井地區，鹽工們根據鑿井過程中不同的工序和遇到的不同情況研製了100多種工具，井深達千米以上者屢見不鮮。為了在同一口井能水氣共采，還發明了“裸井採氣法”。豐富的鹵源和天然氣，使鹽產量、質量大大提高。咸豐（1851~1861年）以後，自流井年產鹽大體保持在三至四億斤左右，最高年產量曾高達六億斤，與“川鹽濟楚”前相比，常年增長4.6倍，一躍成為全國最大的井鹽產地。

出現了以富榮為中心的近代手工工場。一是富榮鹽場內部有了明確分工。就每一井灶而言，有司井、司牛、司車、司蔑、司梆、司漕、司澗、司火、司草，還有醫工、井工、鐵匠、木匠等。而整個鹽場內各種職業的分工更是類別繁多，有山匠、鹽匠、灶頭、擔水夫、擔鹽夫、鹽船夫等。二是鹽場規模很大，各工種按勞取酬。正如李榕在《自流井記》中記載：“擔水之夫約有萬，其力最強，擔可三百斤，往複運送，日值可得千錢。鹽船之夫其數倍於擔水夫，擔鹽夫又倍之，其價稍差。鹽匠、山匠、灶頭，操此三藝者約有萬，其價益昂。”三是鹽場管理體系逐漸完備。“鹽廠之管事有四：規畫形式，督工匠以鑿井者，為井之管事。綜核水火，計成數以燒鹽者，為灶之管事。安置竹筧，由近及遠以達鹹水者，為筧之管事。儲鹽運鹽，行水陸以權交易者，為號之管事”，“凡計議官私廠務者，謂之檔首。商酌買賣鹽斤與時為低昂者，謂之經紀。驅使雜佣接待賓客者，謂之外場”②。這裡的井、灶、筧、號諸“管事”以及“檔首”、“經紀”、“外場”等，都是鹽場的管理人員，這些都表明在富榮地區已經出現了近代手工工場。

出現了集井、灶、梘、號於一身的鹽商資本集團。在“川鹽濟楚”中發展最快的富榮鹽場，出現了鹽商資本集團，其代表為“自流井四大家族”，即李四友堂、王三畏堂、胡慎怡堂、顏桂馨堂。他們集資鑿井，經營梘運，聯合運銷食鹽。如李四友堂，在“川鹽濟楚”中聯合晉商新開鑿了100餘口鹽井，其鹽場用工1300多名。還與王三畏堂的王朗雲、王相榮，以及陳輝延等合資往湖廣運銷食鹽，在三四年間就獲取了巨額利潤。同時他們為鑿井、梘運等，還通過租借、入股、借貸客資等方式，取得大量地產。如李四友堂擁有能收5000石田租的土地，王三畏堂擁有能收17000石田租的土地，“富甲全川”。在利益驅使下，四大家族通過合資、借貸、入股等各種方式，已迅速形成鹽商資本集團，推動了四川鹽業發展。

在中國封建社會，鹽業經濟是由國家壟斷並嚴格控制的。清王朝對鹽業的控制主要偏重於流通環節，採取的方式是專商引岸制。其特點是：鹽商認銷岸，以銷岸確定鹽產地，根據所領鹽額運輸食鹽；政府掌握鹽引以確定產銷額數，據此征榷鹽稅。引岸制度將食鹽的生產與流通規模定向地限制於法定的區域內，形成一塊塊相互割據的封建世襲領地。專商引岸制不考慮生產技術水平高低，市場供求關係狀況等內在經濟因素的變化，是封建政府的強制性經濟，目的是把鹽業經濟固定在小農經濟基礎上。

但專商引岸制在“川鹽濟楚”中卻受到沉重打擊。在“川鹽濟楚”中規定，不管是川鹽還是潞鹽，也不管是商人還是平民，都可以自由販賣。這就打破了清政府規定的楚岸是淮鹽計岸，是淮鹽銷區的定製，使楚地鹽市場成為了自由市場。在太平天國起義被鎮壓之後，曾國藩要求“禁川復淮”，恢復楚岸作為淮鹽引地。雖然歷經曾國藩、李翰章、劉坤一等不斷上奏力爭要求“禁川復淮”，恢復楚岸作為淮鹽引地，也實施了對川鹽的“重抽厘金”、“以征為禁”的政策，但最終也未能實行“禁川復淮”，而是實行了“淮川分界”政策，即半禁川半復淮。直到清末，儘管各方都承認湖廣是淮鹽引地，但淮鹽計岸一直無法收回，楚地的專商引岸制受到沉重打擊。

四川的專商引岸制也受到沉重打擊。如奉節在鹽法上非報部鹽區，規定配食雲（陽）廠鹽引，但咸豐初年，鄉民開始淘井試煎，產鹽極旺，奉節地區食鹽自給，雲陽鹽廠在奉節的鹽引無法銷售。有的鹽場也因“川鹽濟楚”后運往楚地銷售更便捷、得利而放棄了原配岸。此類狀況使得四川原有引岸被打破，鹽引稅額難以徵收，因而四川實行了“鹽課歸丁”，即將鹽引課攤入地丁銀內徵收抵補，食鹽任聽民間販銷。“鹽課歸丁”實際是對自由販銷的承認，可見四川的專商引岸制所受的打擊程度。

總之，“川鹽濟楚”嚴重打擊了封建專商引岸制，推動了中國封建社會鹽業走向市場化，同時它促進了四川鹽業發展，為四川鹽業的資本主義萌芽和發展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