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史商榷

《十七史商榷》是中國傳統史學走向總結時期的一部重要的歷史考證學著作。作者王鳴盛（1722—1797年），字鳳喈，號禮堂、西庄，晚年改號西居士

《十七史商榷》，清王鳴盛撰，是一部以校勘、考訂為主，又兼有歷史評論的史學著作。王鳴盛(1722-1797年)，字鳳喈，號禮堂、西庄，晚號西沚居士，江蘇嘉定(今屬上海市)人，歷任翰林院編修、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光祿寺卿。四十二歲定居蘇州后，“惟以考史為務”，開始撰寫《十七史商榷》，歷時二十多年始成。

《十七史商榷》共一百卷，包括《史記》六卷，《漢書》二十二卷，《後漢書》十卷，《三國志》四卷，《晉書》十卷，《南史》合《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十二卷，《北史》合《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四卷，新舊《唐書》二十四卷，新舊《五代史》六卷，《綴言》二卷。該書沿用了宋時匯刻十七史之名，其實涵蓋了十九史，於宋人所謂“十七史”之外又加入了《舊唐書》和《舊五代史》)。

王鳴盛強調“求實”，以考證“典制之實”和“事迹之實”為治史宗旨。《十七史商榷》系統考察了這十幾部正史，內容除校勘本文、改正訛誤、考訂史實外，尤詳述輿地、職官、典章制度。王鳴盛還注重對歷史人物、事件以及史書的評論，但他強調議論褒貶不能脫離史實，必須在考證詳確的基礎上謹慎進行。

《十七史商榷》在史書的訂偽、糾謬工作上取得了很多成就，其求實的宗旨和考辨的研究方法影響深遠，與趙翼《廿二史札記》、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並稱為乾嘉時期三大考史名著。

中國史學發展到清代，經歷了兩千多年的厚重積累，成就固然偉大，流弊也積重難返。每當一種史學思潮形成以後，都按其宗旨對前代的書籍加以整理和改造，這固然促進了史學的發展，但也不可避免地造成種種人為的舛誤，出現古代史籍被歪曲和篡改的積弊。乾嘉時期的史家以前所未有的理性意識，對中國古代史籍做了一次全面清理。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問世的。他指出：“十七史者，上起《史記》，下訖《五代史》，宋時嘗匯而刻之者也。商榷者，商度而揚榷之也。海虞毛晉汲古閣所刻行世已久，而從未有全校之一周者。予為改訛文、補脫文、去衍文；又舉其中典制事迹，詮解蒙滯，審核舛駁，以成是書，故名曰《商榷》也。”（《十七史商榷·序》）王鳴盛考史特點是首先對一部正史作總體評價，然後考證各種具體問題，最後論及與此相關的其他史書。例如考證《漢書》，開端以“《漢書》敘例”、“《史》《漢》煩簡”諸條作整體概括，以下是關於《漢書》文字和歷史事實的考訂，末尾附帶考證《漢紀》。再如考證兩《唐書》，開端以“宋歐修書不同時”、“二書不分優劣”諸條作整體概括，以下考證新、舊《唐書》書法和歷史事實，結尾附帶考證《唐史論斷》、《唐鑒》等書。《十七史商榷》和《廿二史札記》、《廿二史考異》相比，成就突出表現在史書文字的考訂、歷史事迹的考訂和地理、職官等典章制度的考訂方面，為清理和總結我國古代史學作出了貢獻。

王鳴盛撰《十七史商榷》的動機，表現出史家深刻的理性意識。他本著自任其勞、後學受益的理性精神，以全身心的精力投入歷史考證。他闡明撰寫此書目的在於“學者每苦正史繁塞難讀，或遇典制茫昧，事迹櫻葛，地理職官，眼眯心瞀。試以予書為孤竹之老馬，置於其旁而參閱之，疏通而證明之，不覺如關開節解，筋轉脈搖，殆或不無小助也與！夫以予任其勞，而使後人受其逸；予居其難，而使後人樂其易，不亦善乎！”（《十七史商榷·序》）這種甘做後人階梯的意識驅使王鳴盛不辭辛勞，知難而進，無怨無悔地投入歷史考證事業，取得了豐碩的考史成果，在某些問題上甚至能夠發千載之覆。例如他考證《新唐書》對《舊唐書·崔彥昭傳》刪削失實，同時指出宋代吳縝《新唐書糾謬》因不明唐代制度而致誤。距離唐代時間較近的吳縝沒能解決的問題，反而由千餘年後的王鳴盛解決，恐怕不盡關乎個人能力問題，主要是有沒有甘願辛勞、嘉惠後學的意識。這種理性精神永遠值得後人景仰！

《十七史商榷》一書的性質，反映出王鳴盛史學的理性意識。王鳴盛把考證清楚歷史典章制度和歷史事件懸為史家治史鵠的，反對史家主觀褒貶予奪和馳騁議論。他說：“史家所記典制，有得有失，讀史者不必橫生意見，馳騁議論，以明法戒也。但當考其典制之實，俾數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擇焉可矣。其事迹則有美有惡，讀史者亦不必強立文法，擅加與奪，以為褒貶也。但當考其事迹之實，俾年經事緯，部居州次，記載之異同，見聞之離合，一一條析無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貶，聽之天下之公論焉可矣。”（《十七史商榷·序》）王鳴盛把記載和考證歷代典章制度、歷史事件的真實作為治史宗旨和考史原則提出來，是有積極意義的。因為歷代治亂興衰正是通過典章制度反映出來，史家略去典制不載，後人就無法考察前代社會的利弊得失，史學也就失去了借鑒和經世的作用。《十七史商榷》一書的性質就是考察歷代正史記載是否據事直書，把因各種原因造成的記事失實恢復真相。王鳴盛這種注重考證而慎言褒貶的態度，表現出治史尊重客觀事實的理性精神。《十七史商榷》中的“項氏謬計四”、“劉藉項噬項”、“陳平邪說”、“范睢傾白起殺之”等條，也議論歷史人物和褒貶歷代史跡，但褒貶是建立在真實的歷史事實之上，議論是置於具體的歷史環境之中，並非空洞抽象地議論褒貶，與不顧客觀事實而馳騁議論性質完全不同。這種歷史評論的實質表現為尊重史實和客觀評價的辯證統一，對中國古代史學方法論的發展至關重要。

《十七史商榷》一書的體例，體現了王鳴盛治史的理性意識。王鳴盛把主要精力用於校注古籍、考證史事，正是肩負起時代賦予的歷史使命，適應了中國傳統文化總結時期的社會需要。他在治史實踐中認識到：“古書傳抄鏤刻，脫誤既多，又每為無學識者改壞，一開卷輒嘆千古少能讀書人。”（《十七史商榷》卷四二《黎斐》）倘若不先考證清楚史書舛誤，而依據錯誤的史實著書，肯定沒有學術價值。王鳴盛認為，當務之急是對古代史籍全面考誤訂疑，而不是忙於著述。他說：“好著書不如多讀書，欲讀書必先精校書。校之未精而遽讀，恐讀亦多誤矣；讀之不勤而輕著，恐著且多妄矣。”（《十七史商榷·序》）他主張把考誤訂疑和立意著書合二為一，對撰寫《十七史商榷》一書具有辯證認識：“予豈有意於著書者哉，不過出其讀書、校書之所得標舉之，以詒後人，初未嘗別出新意，卓然自著為一書也。如所謂橫生意見，馳騁議論，以明法戒，與夫強立文法，擅加予奪褒貶，以筆削之權自命者，皆予之所不欲效尤者也。然則予蓋以不著為著，且雖著而仍歸於不著者也。”（《十七史商榷·序》）他認為只有史實正確、內容徵實的考史之作才是著作，而那些離開歷史事實主觀馳騁議論、褒貶予奪之作不是史書。王鳴盛的這種著書意識在乾嘉史家中最具代表性，反映出清代史家的著述價值觀，在今天看來仍有現實意義，值得借鑒。

王鳴盛（1722～1797）字風喈，一字禮堂，號西庄，晚年號西沚，嘉定鎮人（今上海市人）。官侍讀學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光祿寺卿。王鳴盛系清代著名的史學家、經學家，著述宏富。他用漢學考證方法研究歷史，歷時20多年，撰寫《十七史商榷》共100卷。將上自《史記》，下迄五代各史中的紀、志、表、傳相互考證，分清異同，互作補充，又參閱其他歷史名著糾正謬誤。對其中的地理、職官、典章制度均詳為闡述，為清代史學名著之一。所著《尚書後案》30卷及《后辨》1卷，專重東漢經學家鄭玄之說，此書亦為繼承漢代經學傳統的重要著作。晚年仿顧炎武《日知錄》著《蛾術篇》100卷，對我國古代制度，器物、文字、人物、地理、碑刻等均有考證，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另有《續宋文鑒》80卷，《周禮軍賦說》6卷。

幼奇慧，四五歲日識數百字，縣令馮詠以神童目之。年十七，補諸生。歲種試屢獲前列，鄉試中副榜，才名藉甚。蘇撫陳大受取入紫陽書院肄業，東南才俊咸出其下。在吳門，與王昶德甫、吳泰來企晉、趙文哲損之諸人唱和；沈尚書歸愚以為不下“嘉靖七子”。又與惠松岩講經義，知訓詁必以漢儒為宗。服膺《尚書》，探索久之，乃信東晉之古文固偽，而馬、鄭所注，實孔壁之古文也；東晉所獻之《太誓》固偽，而唐儒所斥為偽太誓者實非偽也；古文之真偽辨，而《尚書》二十九篇粲然具在，知所從得力矣。

以乾隆丁卯舉江南鄉試，甲戌，會試，中式；殿試，以一甲第二人及第，投翰林院編修。掌院事蔣文恪公溥重其學，延為上客。戊寅，人考翰詹，特擢一等，超遷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明 年，典試福建；未蕆事，即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之命。還朝，召對，天語甚溫。會御史論其馳驛不謹，被議，鐫級。尋授光祿寺卿。丁未，遭母憂，去職；以父年高，遂不赴補。家居者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