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是修

周是修少孤賢，六歲喪父，與母彭氏相依為命。稍長，受教於本鄉胡渚樵先生，幾年後又喪母，孑然一身無所歸。先生觀其氣質非凡、好學上進，就將孫女嫁給他，后又從學於國子學祿肖執先生。洪武乙亥（1395）春，因通曉詩經薦於朝，授霍邱縣學訓導。入見太祖皇帝，太祖問：“家居何為？”答：“教人子弟，孝弟力田。”帝喜而留之，授周王府奉祀正，侍皇太孫講讀，待之如上賓。第二年隨王出巡漠北，出居庸關，抵黑山。他思若湧泉，應對作賦揮筆立就，十步成七言四韻詩，深受周王嘉許，升紀善。建文元年（1399），有人告發周王不守法紀，致使其屬官大都下獄。周是修因曾多次勸導周王而倖免，后改衡王府紀善，衡王是惠帝的同母兄弟，尚未就藩，於是周是修留在京師。入翰林纂修，好舉薦賢才，多次陳論國家大計及指斥有些官員誤國。

建文四年（1402年）燕王朱棣靖難之師已渡過長江，駐金川門。次日，京城失守，見大勢已去，本著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事二夫的理念，決心以身殉帝。他留言給家裡，同其友楊士奇、江仲隆、解大紳、胡光大、肖用道等告別，並交付後事。暮時穿戴整齊，入應天府學宮，拜先師畢，自縊於尊經閣，年僅四十九歲。第二天，眾臣推戴燕王朱棣登上皇帝寶座，即明成祖。幾個月後，御史陳瑛上奏說：“是修不順天命，請加追戳”。皇上答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勿問”。沒有追究。清乾隆時賜謚節愍。

“是修內貞外和，有孝友忠信之行，非其義不苟取，襟懷坦明，灑落而沖澹，悠然其學，上自經史百氏，下至陰陽醫卜之說，靡所不通”。（楊士奇《周是修傳》）。文章“風骨稜稜，溢於楮墨，望而知為忠臣義士之文”。著述有《芻蕘集》、《觀感錄》，《類編論語》二卷，《廣衍太極圖》一卷，《詩經小序及詩譜集義》三卷、《綱常懿範》十二卷及《詩譜》、《家訓》、《進思集》等。世人稱其：“節足以勵世，文足以傳后”。

太祖曾召問他在家做什麼，他回答說：“教人子弟，孝弟力田。”太祖喜之，升為周府奉祀正。第二年，遷周王府紀善，后改衡王府紀善，入翰林預纂修。他為官方正，好薦士，陳說國家大計。燕兵渡過淮河后，他與蕭用道上書指斥用事者，遭排擠但不為所動。京城失守后，他留書友人交待後事，然後具衣冠，入應天府學，參拜了先師，自盡於尊位閣，時年四十九歲。周是修學富五車，經史百家，陰陽醫卜，無不通窮。而且文思敏捷，援筆立就；著作有《詩譜》、《論語類編》二卷、《廣衍太極圖》一卷、《綱常懿範》十二卷、《進思集》、《芻蕘集》，《詩經小序及詩譜集義》三卷、《家訓》、等等二十餘種，但多已散失。《芻蕘集》由其孫周應■編寫，初刻於萬曆年，清初因兵禍書板殘缺，於康熙時補刻，至道光時再次重刻。

周是修之思想不脫三綱五常、仁義道德的傳統，故集中多宣揚仁義道德之作。他任王府紀普時，著《保國直言》和《賢王修己十箴》以勸誘君王，他勸藩王要“明人倫、敬天理、忠君王、孝父母、和兄弟、正內外、任賢才、納諫諍、守禮法、安分限、知止足、恤貧苦、立善心、行好事、保名節”，做人則要“存誠、立敬、體仁、務勤、尚謙、守慎、行恕、知足、主靜、保名”。又有《戒惑箴》和《警隨箴》指出一般人在“言”“動”“思”“為”“樂”“憂”“取”“與“求”“愛”“惡”“讓”諸方面當做和不當做之事，做了不當做之事的必須立即糾正，否則必有禍患；還有當別人“喧”、“恚”、“昏”、“曲”、“逆”、“邪”、“薄”、“濁”、“酗”、“傲”、“偽”之於“我”時，“我”應採取正確的態度和應對之法。其立足點都是仁義道德。視之為立國、立身的標準。他還大談倫理綱常的好處。

他的著作甚多，有《詩譜》、《論語類編》、《廣衍太極圖》、《綱常懿範》、《進思集》、《芻蕘集》等二十餘種。

他任王府紀普時，著《保國直言》和《賢王修己十箴》、又有《戒惑箴》和《警隨箴》

世人稱其：“節足以勵世，文足以傳后”。

《明史》——列傳第三十一

周是修，名德，以字行，泰和人。洪武末，舉明經，為霍邱訓導。太祖問家居何為。對曰：“教人子弟，教弟力田。”太祖喜，擢周府奉祀正。逾年，從王北征至黑山，還遷紀善。建文元年，有告王不法者，官屬皆下吏。是修以嘗諫王得免，改衡府紀善。衡王，惠帝母弟，未之籓。是修留京師，預翰林纂修，好薦士，陳說國家大計。燕兵渡淮，與蕭用道上書指斥用事者。用事者怒，共挫折之，是修屹不為動。京城失守，留書別友人江仲隆、解縉、胡靖、蕭用道、楊士奇，付以後事。具衣冠，為贊系衣帶間。入應天府學，拜先師畢，自經於尊經閣，年四十九。燕王即帝位，陳瑛言是修不順天命，請追戮。帝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勿問。”

是修外和內剛，志操卓犖。非其義，一介不苟得也。嘗曰：“忠臣不計得失，故言無不直；烈女不慮死生，故行無不果。”嘗輯古今忠節事為《觀感錄》。其學自經史百家，陰陽醫卜，靡不通究。為文援筆立就而雅贍條達。初與士奇、縉、靖及金幼孜、黃淮、胡儼約同死。臨難，惟是修竟行其志雲。

提筆來批判方孝孺，確實讓我左右為難，對這樣一個四百多年前被奉為士人楷模的人物說三道四，有種芒刺在背的感覺。但不說則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在背比在喉強，還是說了吧！

方孝孺，字希直、希古，浙江寧海人，“幼警敏，雙眸炯炯”，可見是個神童。神童又遇名師——他的老師是大名鼎鼎的明初開國文臣宋濂。宋濂門下名士如雲，其中就有太子朱標，但“皆出其下”，即都不如方孝孺。

方孝孺的父親方克勤，洪武四年任山東濟寧知府，是個難得的清官。他一件布袍子穿了十幾年，一天不吃兩次肉，對下屬的進貢一律拒絕不受。他對朋友十分厚道，有被朝廷貶謫的官員從本轄區過，送錢、送物、派車。濟寧在方克勤的領導下物阜民康，當地人用歌聲來表達對市長的熱愛：“誰減免了我的徭役，是方大人的力量；誰救治了我的莊稼，是方使君的雨露；朝廷千萬不要讓方知府走啊！他是人民的父母。”清官也難逃暴君的羅網，方克勤後來因為明初的三大案之一的“空印案”被冤殺。

方孝孺從導師宋濂處畢業后，因有人推薦，見到了殺他爹的朱元璋。朱元璋見他舉止端莊，對皇太子說：“此庄士，當老其才。”經朱皇帝接見一番，他又回家賦閑去了。等了十年，又見到了朱元璋，朱元璋說：“今非用孝孺時。”讓他到漢中的府學任教授（從九品的小官）。方孝孺愛崗敬業，在漢中教授的位子也做出了不俗的成績。蜀王朱椿（朱元璋的第十一子）聽說了，聘請他做自己接班人的老師。蜀王十分尊重他，把他讀書的地方命名為“正學”，方孝孺後來也就被稱為“正學先生”。

朱元璋死了，孫子朱允炆繼皇帝位，就是惠帝，到了用方孝孺的時候了。朱允炆把他從漢中召來南京任翰林侍講，第二年又升為侍講學士，職務不高，從五品（現保存有完整明清縣衙的河南內鄉縣縣令是正五品），但皇帝非常倚重，國家大事多諮詢方孝孺，是政務的高參。皇帝讀書中遇到疑難問題，方孝孺是學問上的老師。皇帝上朝處理政務，對臣子的提議，有時就命方孝孺當場批答。方孝孺還是修撰《太祖實錄》的總裁。朱棣起兵后，朝廷討伐他的詔書、檄文都出自方孝孺之手。

在年輕幼稚的建文皇帝當政四年中，比皇帝大二十歲的方孝孺充當著師傅和父親的角色。年輕的皇帝對這個學識淵博、人品出眾、相貌端莊的大臣寄予了無限的信任，正當盛年的臣子對這個年少聰明、好學仁厚、孤立無助的皇帝充滿著慈父一般的憐愛和赤誠的忠心。這短短的四年，是沉寂半生的方孝孺人生最為輝煌的四年，也是他走向深淵的四年。

年輕皇帝野心勃勃的四叔燕王朱棣反了，率領一支人數不多的軍隊向南殺過來。朱棣的起兵是一場勝算不大的冒險，直到他兵臨南京城下，也沒有十分的把握奪取政權。可是侄子建文皇帝和親信大臣們在平亂決策上一誤再誤，促成了朱棣的成功。在中國歷史上，以藩王的身份靠武力入主大統的，朱棣不是第一個，卻是最後一個，也是極為幸運、獨特的一個。因為這種非正常的情況只出現在亂世，一般具備以下幾個條件：王室衰微（像兩晉、南北朝）；藩王還需擁有強大的軍力，比朝廷佔有優勢；早蓄異志，廣招豪傑，儲備人才（所謂靖難功臣都是些中下級軍官，也不是千挑萬選的，是就地取材，如榮國公姚廣孝是和尚，淇國公丘福是千戶，成國公朱能是副千戶，河間王張玉是左護衛，金鄉侯王真是百戶）；在朝廷任職或近在肘腋，一旦起兵，朝發夕至。這些條件朱棣都不具備，可他成功了，一手爛牌打贏了，由此可見建文君臣的顢頇無能。但令朱棣沒有想到的是，他的行為也為後世子孫做出了表率。正德五年（1510）春，封地在今天寧夏的安化王朱寘鐇反了。正德十四年（1519），封地在江西的寧王朱宸濠也反了。這兩塊料有乃祖的野心，卻無乃祖的運氣，結果都失敗了，被砍了頭。

在建文元年燕王反叛開始時，皇帝及其親信大臣齊泰、黃子澄、方孝孺並沒有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因為以燕王一隅之兵，要推翻一個龐大的新興帝國，確實是不那麼容易。善良、迂腐的朱允炆（有啥老師，就有啥徒弟）給手下的將軍們下了一道最奇特的命令，不準任何人傷害他的叔父朱棣，以免讓他擔上殺叔父的罪名。他說：“過去蕭繹舉兵入京，曾發令部下：‘一門之內自逞兵威，不祥之極。’如今你們與燕王對壘，務必要體會朕這意思，不可使朕背上殺叔父之名。”巧得很，蕭繹就是梁元帝，也是在位四年被殘殺。正是靠著這道口諭，燕王朱棣在四年的靖難之役中，多次親冒矢石，在兩軍陣前縱橫馳騁而毫髮不損。在如此重大的錯誤決策中，親信們並沒有及時有效地糾正。

方孝孺等推薦的領兵統帥是自己的好友、朱允炆的姑父、朱元璋養子及功臣李文忠之子李景隆，正是他打了敗仗，又在兵臨城下時打開金川門迎賊。在此前，就有人向皇帝告發李景隆有異志，但“帝雅信孝孺，遂不復疑，坐成開門之變，蓋不免於誤國雲”（明姜清《姜氏秘史》）。

在四年的戰爭中，朱棣大部分時間處在危機中，朝廷的大軍隨時可以把他撕成碎片，可是朝廷無良將可竟此功。此時，不要說有徐達、常遇春這樣的一流名將，就是有一員跟隨朱元璋打天下的老革命也可將朱棣一鼓擒之。六十五歲的長興侯耿炳文上陣了，旋即被換下，繼任的便是李景隆。朱棣折騰了三年，也未出河北半步，急得頭大如斗，有謀士出了一個主意——直搗南京。這個主意很難說是高還是餿（勝利是偶然的，履險是真實的），但朱棣和朝廷耗不起，心一橫，孤軍直趨南京。朱棣軍渡過長江，南京危在旦夕。“帝憂懼，或勸帝他幸，圖興復。孝孺立請守京城以待援兵，即事不濟，當死社稷”。朱棣雖然到了城下，但他是孤軍深入。看看當時的軍事地圖，你就會發現朱棣膽大包天，他率部從明軍的夾縫中衝到了南京城下，實際控制地區很小，大半個中國還在朝廷的號令之下，如直到南京城破，忠於朝廷的駙馬都尉、建文的姑父梅殷（娶寧國公主）還率軍駐在淮安。如果朱允炆棄城而去，作戰略轉移，也不是沒有東山再起的機會。可迂腐的方博士竟然勸他“死社稷”。政治家是不輕言“死”的，更何況一國之君。

在這戰火紛飛、敗績連連的四年中，方孝孺和自己的得意門生朱允炆在九重之內整日里研究如何復古改制。改承天門為韋皋門，前門為輅門，端門為應門，午門為端門，謹身殿為正心殿，自己的侍講學士改為文學博士。他還計劃恢復先秦的井田制。

在朱棣的步步緊逼下，朱允炆和他熟讀經書、文章華美而毫無治國韜略的大臣們束手無策，眼睜睜看著金湯被破，皇宮火起。朱允炆親手殺掉私通燕王的徐達之子徐增壽（朱棣的內兄）后不知所終，留下千載懸案。

這位力勸國君“死社稷”的方孝孺沒有自行了斷，他被帶到了新皇帝朱棣的面前，朱棣交給他的任務是起草登基的詔書。方孝孺在朝堂上嚎啕大哭，“聲徹殿陛”。朱棣親自走下殿來和和氣氣地安慰方博士，就引出了一段流傳千古的對話，話不多，句句帶機鋒，許多讀書人都會背誦：

（朱棣）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輔成王耳。”

孝孺曰：“成王安在？”

成祖曰：“彼自焚死。”

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

成祖曰：“國賴長君。”

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

成祖曰：“此朕家事。”

說到這，朱棣已經很不耐煩了，命人取出筆紙，說：“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方孝孺寫下筆墨淋漓的四個大字“燕賊篡位”后，把筆狠狠摔在地上，邊哭邊罵：“死即死耳，詔不可草！”

殺人狂朱棣為何對死敵方孝孺如此客氣？首先，方孝孺並不是朱棣心中的首惡，在起兵的檄文中，被點了名的是齊泰、黃子澄。更重要的是因為朱棣的親通道衍和尚姚廣孝的進諫。在朱棣南下時，姚廣孝（一個披著袈裟的政治和尚）對朱棣說：“城下之日，彼（方孝孺）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朱棣對姚廣孝的信任程度不下朱允炆對方孝孺，自然是滿口答應。姚廣孝的這幾句話為方孝孺揚了名，但也釀成了滅十族之禍，如果姚廣孝沒有如此請求，攻入南京，一刀殺了方孝孺，估計也沒有滅族之災了。人之禍福，天意難測！看到這個本來該按戰犯處理的方孝孺如此不識抬舉，心理變態的嗜血狂朱棣再也忍不住了，也不管和尚、道士請求過，殺心頓起。他噴火的眼睛瞪著方孝孺：“你不怕滅了你的九族嗎？”方孝孺也同樣怒目而視：“滅十族又何妨！”繼續大罵。朱棣命人用刀剁方孝孺的嘴，把嘴巴割到耳朵處，方仍噴血痛斥。朱棣大怒：“你不是要想快點死嗎？休想，必須滅你十族。”在此以前，最重的罪是株連九族。九族的說法雖然不一，也僅有細微的不同，較為公認的是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指自己一族、出嫁的姑母及其兒子、出嫁的姐妹及外甥、出嫁的女兒及外孫。母族三：是指外祖父一家、外祖母的娘家、姨母及其兒子。妻族二：是指岳父的一家、岳母的娘家。到了方孝孺，這個愚蠢的人在活閻王面前自請滅十族，第十族，加上了他的學生。

歷史上最慘烈的事情發生了。他的妻子鄭氏和兩個兒子方中憲、方中愈上吊死了，兩個女兒投秦淮河而死。家人都逃脫了法律的制裁，他的親戚朋友可都遭了殃。每抓到一個，都帶到方孝孺的面前，讓他看看，再行千刀萬剮，一共殺了七天，八百七十三人。方孝孺鎮定自若，不為所動，還忙裡偷閒，做了一首絕命詩，古色古香——“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孰不我尤！”平心而論，詩做得很一般。當弟弟方孝友被捆到他的面前時，他罕見地留下了眼淚。方孝友也做了一首七絕告別哥哥：“阿兄何必淚潸潸，取義成仁在此間。華表柱頭千載后，旅魂依舊回家山。”看來這弟兄倆還真是一樣的驢脾氣。八百多人殺完了，輪到方孝孺了，他被凌遲處死後拆散骨骸棄之。他的學生也是高幹子弟、德慶侯廖永忠的兩個孫子廖鏞、廖銘，偷偷撿拾他的骨骸葬於聚寶門外山上。這兩個仗義的學生旋即被殺。

除去殺的人，此案還入獄、充軍、流放一千多人。方孝孺的詩文在永樂年間是禁書，誰敢藏有，殺頭。方孝孺死了，被用世界上最殘酷的殺人法殺死了。在此之前，八百多姓方的、不姓方的，和方有血緣關係、沒血緣關係，甚至連面都沒見過的人像牲畜一樣被殺掉了。他眼皮都沒有抬一下，他為賞識自己的二十六歲的皇帝殉葬了，順便拉上了自己的親戚朋友。他光輝萬丈的聲名生長在如河的血流中。

直到明仁宗即位，喻禮部：“建文諸臣，已蒙顯戮。家屬籍在官者，悉宥為民，還其田土。其外親戍邊者，留一人戍所，余放還。”到萬曆十三年三月，也就是方孝孺死後一百八十三年，“釋坐孝孺謫戍者後裔，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廣東凡千三百餘人”。“有詔褒錄建文忠臣，建表忠祠於南京，首徐輝祖，次孝孺雲”。

被害人方孝孺被兇手朱棣的後人平了反，可已沒有直系後人享受這殊榮了。現在自稱是方孝孺後人的方姓家族其實是方孝孺叔叔方克家的後裔，無意中躲過了大難，與方克勤、方孝孺父子無關。

方孝孺不是經天緯地的政治家，沒有靖難之役，他也做不出張居正那樣的事業。他甚至算不上學問家，他的學術成就與其師宋濂相差甚遠。他是一個受理學毒害至深、泯滅了人性的腐儒；是一個食古不化的理想主義者；是一個誤國誤君誤身的庸碌之輩。

方孝孺悲慘的結局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造成的。南京城破，誓言“死社稷”，他至少有三種選擇：一是進宮扈衛皇帝，生死與共；二是投筆持劍，戰死；三是自殺殉國。御史魏冕、大理寺丞鄒瑾在宮中起火后自殺，給事中龔泰先捕後放仍自殺，江西副使程本立自縊，翰林周是修自縊……他們身死報國，保全宗族。除自殺的以外，還有四百六十三人逃亡。如果方孝孺覺得自己白白死了太虧，要親自痛斥亂臣賊子，用自己的死來反抗暴政，喚醒世人，也可以學御史大夫景清和御史連楹，身藏匕首，混入迎降者隊伍中刺殺朱棣，雖未成功，但也嚇了朱棣一身冷汗。可他幾條路都沒有走，而是束手就擒，在暴君的面前大哭、怒罵，一如婦人。更令人髮指的是竟然把自己的家族給搭進去，一句緊跟一句激怒屠夫朱棣。明朝的錢士升在《皇明表忠記》中指責方孝孺：“孝孺十族之誅，有以激之也。愈激愈殺，愈殺愈激，至於斷舌碎骨，湛宗燔墓而不顧。”朱棣是個報復心極強的人物。在靖難之役中，他的妹夫梅殷並沒有和他發生直接戰鬥，但梅殷忠於建文，也為朱棣所不容。兩年後，在宮中的一個小橋上，兩個受到朱棣指使的特務頭子把梅殷擠下河中溺亡。和朱棣打過仗的耿炳文在永樂二年被人彈劾服飾逾制，七十歲的老將軍自殺。三個兒子也被清算——耿璇（前軍都督僉事，正二品，也是駙馬，娶朱標的女兒，是建文帝的姐夫）、耿瓛（后軍都督僉事）、耿瑄（尚寶司卿，正五品）都被羅織罪名殺害。建文帝兩歲的次子朱文圭，史稱建庶人，被幽禁在廣安宮，直到英宗天順年間才被放出來，當時已經五十七歲了。由於一直被關在宮內，出來時連牛馬都分辨不清。這些親戚和孺子他都不放過，何況區區方孝孺。

天下是朱家的天下，去了一個姓朱的，換上一個姓朱的，有何不可？何況朱棣論年齡、才識都比朱允炆強。朱標死後，朱元璋本應在其弟弟們中間擇賢而立。立朱允炆為皇太孫，並不是都合成例。朱元璋是有明第一代皇帝，在以前是胡虜的元朝，有什麼祖制、成例？朱元璋開創的一整套制度也是前所未有的，為什麼不能在此開風氣之先？朱家自己的天下，以叔易侄，朱家的王爺、公主、駙馬都沒有異議，哪輪得上你方孝孺置喙。

中國歷史上宗教文化的程度很低，有人說，歷史是中國人的宗教，讀過兩天書的人都奢望“留取丹心照汗青”，方孝孺更是矢志於此。方孝孺的痛哭、斥罵都懷著一種名垂青史的心情，發誓要為自己的獻身增添幾許悲壯。

清代人嘲笑明儒是“平日袖手談心性，臨難一死報君王”。方孝孺就是這樣的人。他開了一個壞頭，在他以後的有明一代，有許多大臣小吏為了博得清名，在一些枝節末梢的小事上故意激怒智商都不很高的皇上，重者殺頭，輕者脫光褲子打一頓板子，血肉淋漓，斯文掃地，但贏得了骨鯁之士的美名。皇帝和官僚集團經常處於冷戰狀態，朝政怠惰，中樞失靈，到了萬曆、泰昌、天啟、崇禎祖孫四人之時，內亂外患一齊爆發，龐大腐敗有著近三百歲的大明王朝頃刻間土崩瓦解，在此廢墟上建立起一個更龐大、政治優於舊朝的少數民族王朝，直到二十世紀初。

方孝孺平反后葬於南京雨花台的梅崗山，形制齊備，墓前牌坊上鐫刻有“天地正氣”四個大字。黃宗羲說他是“有明諸儒之首”，胡適之說他是“為殉道之了不起的人物”，郭沫若說他是“骨鯁千秋”。他們又有誰記得與之同時罹難的八百人？方案作為明初一起大案，估計有完整的檔案，被殺者有清楚的名錄，應該把這些遇害的人的名字都刻在方孝孺墓的石碑上，不是表彰，是用以來控訴封建專制的殘暴。

當前，文化界隨著精神圖騰的消解，興起了一股尊孔讀經的潮流，為至聖先師制定標準像，在全世界建孔子學院，讓垂髫小兒背“四書五經”，這些和世界文明進程似乎背道而馳的行為，在知識分子當中還有一定的市場。一個國內很有名氣的年輕學者，天天督促上小學的孩子背《易經》。我實在不能理解，《易經》在當代社會有什麼用途？是不是準備做個袁天罡、劉伯溫式的人物？儒家經典中是有有益的思想，但營養成分稀薄，並且還有許多糟粕和有毒物質殘留。特別是經過董仲舒、程朱改造過的儒（理）學，更是一劑殺人無形的毒藥。五四健將們在八十年前寫的文章已把道理說透。方孝孺就是在儒學的滋養下成為一個冷血腐儒的。明朝的謝申有詩讚方正學先生：“先生志在扶三綱，流血九族孤忠彰。昔開理學三百載，魂兮歸來依素王。”理學“存天理，去人慾”。叫你的孩子讀經，如想登堂入室，需先“去人慾”，精神自宮。其心何忍哉！

我不是不譴責朱棣，而是朱棣已被人們批得體無完膚了，對他的嗜血本質都有清醒的認識。可方孝孺則不然，牢牢佔據道德的制高點，安享著人們的讚美。

方克勤是個循吏，被朱元璋殺了；方孝孺是個忠臣，被朱元璋的兒子殺了；皇帝父子殺了忠臣爺倆，專制社會就是如此詭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