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天文大發現

《中國天文大發現》由山東畫報出版社出版。

內容簡介

我國古代天文學成就斐然。在古代，有以太陽和三辰定季節規律的發現、交食規律的發現、五星運動規律的發現、歲差和潮汐現象的發現等重大發現。

近現代我國在恆星和行星的發現、小行星和彗星的發現、緻密星發現以及星系方面的發現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

本書語言簡練生動、圖文並茂，是適合廣大讀者了解我國古代和近現代天文學重大科學發現的科普讀物。

作者介紹

陳久金，1939年生於江蘇金壇。1964年畢業於南京大學天文系，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1991-1997年任該所副所長。2000-2004年任中國科技史學會副理事長。出版天文史專著《彝族天文學史》、《回回天文學史研究》、《西周金文歷譜研究》、《中國少數民族天文學史》等二十餘部。其中《彝族天文學史》獲中國科學院1989年自然科學獎二等獎，《西周金文歷譜研究》獲九五國家重點科技攻關獎，《星象解碼》獲台灣吳大猷第三屆科普佳作獎。

書摘

第一篇　彝族十月太陽曆的發現及研究

彝族十月太陽曆的發現，在現代中國天文史上是一件轟動全國的大事，各種新聞媒體都作了報導。隨後又發生了是否存在彝族十月太陽曆的爭論。彝族十月太陽曆發現的巨大價值，還在於它起源和植根於中國最古老的曆法——陰陽五行歷。隨後，人們深入到《夏小正》是否是十月太陽曆的討論。可以說彝族十月太陽曆的發現，是二十世紀中國天文學界最熱門的話題之一。

歷史的車輪總是不停地滾滾向前的，自從彝族十月太陽曆再次提出，並且以科學的方法加以研究以來，前後又經過了三十個年頭。歷史上凡是新生事物的出現，總是伴隨著壓制和鬥爭的，十月太陽曆的研究過程，同樣也伴隨著激烈的爭論。在經過一段較長時間的中斷之後，今天我們有機會更冷靜客觀地面對和總結這段歷史。

一、彝族十月太陽曆的發現過程

1.劉堯漢教授在發掘彝族十月太陽曆上的貢獻

劉堯漢教授，出生於雲南哀牢山南華縣沙村的一個彝族地主家庭。1943年考入雲南大學社會系，學習民族史和社會調查的方法。在系主任費孝通的指導下，對自己的家鄉進行社會歷史調查，完成了畢業論文《沙村社區研究》。他的研究工作受到當代史學界的高度重視和讚賞，翦伯贊教授囑他再次到哀牢山調查時，注意弄清南昭王室的族別，范文瀾教授則向其索要存稿。劉堯漢依據自己家族由奴隸主演變成封建地主過程為資料，寫成《由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一個實例》一文，送范老審閱。范老閱后寫出一篇熱情洋溢的推薦文章《介紹一篇待字閨中的稿件》，刊載於1956年5月24日《光明日報》上，范老讚揚劉文為“山野妙齡女郎”。文中間接地批評了那些只知與中國《書經》、《詩經》等名門老太婆或希臘、羅馬等外國貴族老太婆打交道、只知從書本上尋出路的研究者。風趣地批評說“他們對眼前還活著的山野妙齡女郎就未免有些目不斜視，冷淡無情”。可以說，范老的這一批評對科技史的研究方法尤其中肯。那時的中國科技史界，還處在開創階段，正忙於整理國故，尚未顧及野外和少數民族調研。從以上介紹可知，當年的劉堯漢教授，已經具備良好的社會調研的實踐經驗和深厚的史學、文獻學功底，在科研道路上也已取得受人矚目的成果。

我們認識劉堯漢教授，是一次偶然的機會。1975年，為了開展彝族天文調研，事先得熟悉彝族文獻和社會歷史知識，並為實地調查作準備。我們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請教，能夠與他相識，並且在以後開展彝族十月太陽曆的研究過程中結成了多年的合作夥伴。我們互相支持，取長補短，堅定認清目標，克服許多困難，打開了研究的新局面。

認識劉先生以後，他除指點我們如何開展涼山彝族天文調查、應該參閱的研究文獻以外，他還拿出一份手稿，是整理前人調查資料，內溶涉及彝族十月太陽曆和十二獸歷。我們閱讀之後，勸其將這份資料改寫成兩篇論文，並親自為他改寫成《彝族太陽曆考釋》

一文。劉教授接受了我們的意見，這兩篇論文都刊載在有關的科技史刊物上。由於家庭雜事，計劃中的涼山天文調查我未能成行。其他兩位成員按計劃去了。由於我覺得彝族十月太陽曆是一項從未見到過的全新目標，很有研究價值，我便特別囑咐去調查的同行關注這個方向。沒想到的是，他們調查回來后說沒有調查到十月太陽曆。他們的工作讓我和劉堯漢都很失望。正是這個原因，才促使我和盧央、劉堯漢三人於1981年再次踏上彝族天文曆法調研的征程。

我們雖然想作彝族天文曆法的全部調查，但關注的重點仍然放在十月太陽曆上面。然而要獲得這方面的信息十分困難，只能從星占資料中得到一些間接的信息。不過，我們還是從雷波縣找到了直接使用過十月曆的群眾瑪尼茲等人。最後出版了《彝族天文學史》。在此前後還發表了若干有關彝族太陽曆的論文。

我們在《彝族太陽曆考釋》中，引用了1934年俞德浚等人撰寫的《雷馬峨屏調查記》和1940年雲南大學江應梁教授在大涼山調查寫成的《涼山彝族奴隸制度》等文獻，加以分析和綜合，指出這個彝族太陽曆的基本結構為：每歲十個陽曆月，每個陽曆月為三十六天，合計三百六十天。另有五至六天過年日，不計在月內。以十二生肖紀日，並與漢族的十二生肖相對應。但儘管有前人的多次實地調查，仍然還有一些問題不很清楚。如：雖然知道其歲首在冬季，但不知具體與公曆或農曆的對應日期，也不知道具體是幾年設置一個閏日等。

在開創彝族十月太陽曆的研究中，劉堯漢所起的主導作用是很顯然的。他不但首先整理出前人調查十月曆的各種資料，而且又親自組織他人再作專業調查，加以證實和補充。他不但熟悉作民族調查的方法，而且熟悉與此有關的民族資料和歷史文獻，從而對深入研究起到關鍵作用。當時他還是彝族中的唯一教授，在雲南、四川、貴州的彝族幹部群眾中，有很高的威信。正是這個原因，我們的調查工作才能順利進行，才能在群眾中擴大影響，起到發動群眾，開展進一步研究的推動作用。他還將他的有關工作專門寫了一本書，名為《文明中國的彝族十月太陽曆》。

從以上介紹可以看出，彝族十月太陽曆雖然不是他首先從彝族閉塞的山寨中發掘出來的，但卻是將民族學家的口頭調查和似是而非的口頭傳說，引導到天文史界，從科學的角度探討這一奇特而又古老曆法的創始人，並且取得實質性的研究成果，從而與華夏古代科技文明相聯繫。他還利用自己擅長的社會調查方法，導致天文史家深入彝村作實質性的調查，推動了學術界和廣大彝族群眾開展十月太陽曆的研究，明確指出十月太陽曆是彝族自己固有的曆法，從而否定了以往民族學家以為彝歷“由漢人傳授而來”的猜測。因此，劉堯漢教授在彝族十月曆研究上的貢獻是毋庸置疑的。

這裡順便指出，劉堯漢教授既然走進天文史的大門而研究彝族天文學，由他開創的利用民族學和民族史的知識來充實中國天文史的研究領域和方向，從而推動了中國天文史的研究，並且取得了許多新的成果。除發現十月太陽曆以外，由他直接作出的貢獻還有兩項，一是發現和論證了彝族虎歷和虎圖騰崇拜，二是將彝族巫師的名稱與中國遠古黃帝系統的天文學家羲和掛上了勾。前者促進了人們對西羌虎圖騰的認識，從而推動了人們對四象和恆星分野源於中國遠古民族圖騰的研究。後者則推動和促進了人們對遠古華夏文明中的兩大曆法體系的分類和認識。

關於後者，應當說研究還剛剛開始，許多人可能還根本沒有認識到。即使是天文史界，能夠認識到的人也很少，故這裡需稍作說明。劉堯漢教授為《彝族天文學史》撰寫了“彝族文化史概略”一章，在第六節南詔大理文化、第七節畢摩與天文學兩節中，重點考證了彝族君王和巫師的名稱和作用。他在述說彝族、白族是古西羌一個分支的遺裔后指出，它的父子連名制與古代羌人相同。《新唐書·南詔傳》稱國王為驃信，稱王後為信么。《大明一統志》“蒙化府”稱巫師為西，稱土地的主人為彌西。彌義為土地，其中信、西均為王或主人之義。而川、滇涼山彝族均稱巫師為畢摩，稱部落首領和奴隸主為西或色。男稱西頗，女稱西摩。乾隆《雲南通志》第119卷日：“巫號大溪波。”

元李京《雲南志略》也說：“惟用男巫，號日大溪波。”故彝語信、西、溪、師等，均為彝語主人、王、巫師等同一含義的音譯。具有見識廣博、有學問、首領等的內容。劉堯漢同時也注意到《國語·楚語》說古巫覡“其能知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神明降之，在男日覡，在女日巫”。故認為彝族的畢摩與國語中所說的巫覡是相當的人物，而彝族的西、溪、信等，在讀音上與《國語》之覡字也相一致。劉堯漢沒有將彝族的巫師進一步與三皇五帝時代的羲和相聯繫。但彝族巫師既然可與《國語》中的傳說人物巫覡相類比，那麼一定也可與帝堯和黃帝時代的羲和相類比。由此推而廣之，現今的彝族巫師西波，與黃帝、帝堯時代的天文官羲和，均為具有共同專長的星占師。他們同時也推算節氣，制定曆法，其稱號西、溪、羲、覡等，在　讀音上也一致。而且從族源來說，無論黃帝族、帝堯族或彝族，都源於同一民族——古西羌族。由此我們便可找到能解開彝族十月太陽曆與黃帝、帝堯陰陽五行歷性質相似的謎團——她們同屬古西羌民族，有著共同的古老文明。

2.有關彝族十月曆的爭議和考驗

彝族十月太陽曆的發現和研究公布以後，尤其與中國上古的文獻加以聯繫研究之後，在社會上引起熱烈的反響。它的魅力，使很多人入迷和關心，也引起很多人想要參與進一步研究的興趣。日本著名科學史家藪內清先生還專門為《彝族天文學史》寫了書評，可見當時在國內外影響之廣泛。但是，這件事同時也惹惱了一些人，引起了一些人的懷疑和反對，聲明要與這些漢族太陽曆的“發明者”斗到底。針對《彝族天文學史》一書作了反調查，並在多處文章中公布了他的調查結果，以此證明了我們在調查中編造了“假調查”。以後還在個別人的支持下自費出版了一本名為《古今彝歷考》的書。即使經過多次修改，寫在書中的文字仍然火氣十足地教訓人，似乎世界上只有他才懂得彝族和天文學。讀者只需看他書目中的一些標題，就可看出他文字之激烈了：

這種公式是瞞不過人的

從來沒有不以十二屬相記的五天

.　不叫虎歷叫天歷

月名不是以五種元素命名的

十和三十六毫無天文依據

純屬虛構的訛傳

彝族不崇拜虎不屬虎圖騰

為了將他的意見表達得清楚一些，我們於此引述他書中寫得較為精彩的文字如下：

太陽曆的作者聲稱，“通過對大量的彝族文獻的研究，證實了這種說法（指十月太陽曆）在彝族古代即已存在”。請問：太陽曆論者研究過哪部彝族文獻？哪部彝族文獻的哪頁記載了十月太陽曆呢？能舉出半個字嗎？太陽曆論者所發表的文章和書中沒有引用過半個字。正因為太陽曆不懂彝文文獻，也沒有研究過，才輕信太陽曆的存在，鬧出連篇累牘地發表十月曆奇文的笑話。十月太陽曆的奇文——奇就奇在用自己的想象和道聽途說，模仿其他民族的曆法，替古代彝族創造了十月太陽曆。太陽曆論者已發表的談論彝族曆法（指十月太陽曆）的文章，沒有引用（因為彝文文獻里沒有什麼十月曆）一句彝文歷史文獻中的話就是證明。

如果說十月曆先進、有價值的話，請莫說是彝族先民的，最好還是老老實實，實事求是地說十月曆是現代學者的發明創造。因為彝族先民確實沒有為他的後代留下十月曆。十月曆這個光榮，不應當歸古代彝人，而應當歸現代彝族十月太陽曆的發明者。在他的筆下，可以看出有一大批專門造假的人。造假首先是從1934年中國西部科學院以俞德浚、常隆慶、施懷仁等十二人的考察團的調查報告開始的。為了不給人以打擊面過寬的印象，他還將這批造假的人分成兩類，一類是象俞德浚這批人，這些是十惡不赦的首犯，另一批則是造假的從犯，用他的話說是“一字不漏的照抄”。即使是犯照抄的罪名也不小，因為象江應梁等這批民族學家是以民族調研著稱的，竟然被他“發現”照抄了別人造假的東西而作為自己的發現。在他的筆下，我們也成為造假的人。在這裡我們鄭重聲明，我們沒有造假。多餘的話我想已經不值得多說了。

3.彝族十月太陽曆的深入發掘和研究

劉堯漢教授曾經說過：“我鳴而不爭。”意思是說，只發表新的觀點和新的結論，不與別人作過多的糾纏和爭論。我們與劉堯漢持相同的態度。故對那些歪曲和挖苦言論一直沒有作過答覆。這裡作些解釋還只是第一次。當然，我們在此作些解釋並不是要算歷史的舊帳，只是想告訴廣大讀者和青年科技工作者，在從事發現、發明的科研道路上是多麼艱難，不要期望總是那麼一帆風順。遇到艱難和阻力會更加磨礪人的意志，受到一些批評甚至否定，是好事而不是壞事。事實勝於雄辯。新的發明、發現終將隨著歷史的發展推向深入和成熟。彝族十月曆的發現和研究，就是一個很好的實例。

必須指出，有人借1982年《民族學報》上文章中的一句話，經過歪曲后大加撻伐，正反映出他心理上的弱勢。從事過研究工作的人誰都能分清彝族文獻和彝文文獻的區別。無需說明，幾乎所有的讀者都能懂得，凡是記載、反映與彝族有關的文獻、文物，都可稱為彝族文獻，它與何種表述文字無關。將彝族文獻歪曲為彝文文獻大加撻伐，並不能反映出他有多麼高明。

當然，我們必須老老實實地承認，我們不懂彝文，但這並不能說明不懂彝文的人就不能對彝族文化進行研究。這些人對彝族文明認知的缺陷就在於此。他在書中所使用的文字反映出他的狹隘和傲慢：似乎只有像他這樣懂得彝文的黑彝，才有發言權，他人沒有權利說三道四。他的書中充滿了不顧事實的指責，如說我們沒有引用過半個字彝文文獻。但事實上，《彝族天文學史》中就有許多地方引用過前人翻譯的《西南彝志》、（《文叢刻》和《宇宙人文論》中的原文，這些人卻視而不見。

他們對彝族太陽曆的否定卻做了一件大好事，起到了與他期望的相反作用。由於歷史的原因，許多彝族群眾將與天文星佔有關的老彝文書當作四舊珍藏起來不敢示人。這正是《彝族天文學史》收集不到直接記載十月曆彝文文獻的原因。文化大革命結束，科學的春天來臨，由彝老們珍藏的古彝文被當作民族珍貴遺產加以研究，記載彝族十月太陽曆的彝文文獻不斷被人們發掘出來，加以翻譯和研究。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涼山州和雲南寧蒗縣分別成立了以馬拉呷和彭祥興為首的彝族天文曆法調查小組，他們的調查報告都一致肯定彝族有十月曆。近代在邊遠地區還使用過十月曆。西昌朱玉賓翻譯並發表了專門記載十月太陽曆的《日月星辰書》。人們並將收集到的記載十月曆的彝文文獻放在涼山博物館中展出。

到現在為止，我們所介紹的彝族十月曆還沒有離開過涼山地區。事實上，雲南除小涼山以外，雲南南部和東部也都有彝族十月曆的文獻。紅河州民族研究所師有福從彌勒縣法果哨楊家福處收集到一份記載彝族十月曆的文獻，他與童家昌等合作翻譯成漢文，定名為《滇彝天文》。書中記載了彝族先民戈施蠻創始十月曆的過程。文中記載了立桿測影、水珠測影和北斗指向等多種不同的確定十月曆季節的方法。他們又從巡檢司鎮麥塘村找到了楊羅伯《十月獸歷》的抄本。按《十月獸歷》記載，這種曆法是建立在雌雄造化萬物的觀念之上的，整個宇宙被看成是由清濁二氣不斷運動的結果。

……

編輯本段

圖書評價

《中國天文大發現》從古代和現代兩個不同時期梳理了中國天文學發展過程中重大發現。在該書的古代部分，作者之一、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陳久金將他多年的“積蓄”——收集的相關數據和資料、研究的成果，用一個個生動有趣的故事串聯起來，講述了古人如何以太陽出沒方位和三辰定季節、四分曆何以被發現，介紹了古人所發現的交食、五星運動、歲差和潮汐及異常天象的發生規律。而在現代中國天文學的篇章里，該書的另一位作者、紫金山天文台客座研究員張明昌主要介紹了近現代我國在小行星、彗星、恆星、行星、緻密星以及星系方面的重大發現。

圍繞“發現”二字展開敘述

近幾年，隨著國人對天文學的熱情高漲，有關天文學方面的科普書也日益增多。與其他書相比，《中國天文大發現》有何特別之處？答案是：它是第一本介紹中國天文史上的重大發現的書。

眾所周之，中國是一個天文學古國，古代天文學的成就享有盛譽。天文學的成就又可分為“發現”和“發明”。顧名思義，“發現”與“發明”兩者大相徑庭：前者是指人們認識、了解了某一個客觀存在的事物，如通過觀察總結出了五星運動規律；後者則是指人們創造了某一個原本不存在的事物，如中國天文儀器的製造和改進、中國特色星表星圖。顯而易見的是，每每提起中國古代天文學，大多數人腦海中顯現的是我國古代天文學中的發明，如古代觀象儀器，可是真正能道出天文發現的人為之甚少。陳久金說，無論在古代還是現代，中國都有很多天文發現值得大書特書。因此，《中國天文大發現》緊緊圍繞“發現”二字展開敘述，讓更多的人看到的是古人的大發現。

該書從古代、現代分別介紹了我國天文學兩個時期的有關發現。天文學通常以望遠鏡的發明應用來劃分古代和現代，而《中國天文大發現》一書則是以中國天文學會的建立為分界嶺。從明清兩朝開始，中國天文學研究進入低谷。爾後，西方傳教士將望遠鏡帶入了中國。但因當時的各種原因，望遠鏡並沒有得到廣泛應用。1922年，高魯等人成立了中國天文學會。至此，中國天文學家開始用望遠鏡探測作研究，中國天文學步入了現代時期。因此，該書不是以中國出現望遠鏡開始劃分。

以中國天文學會建立為劃分，中國古代天文學和現代天文學兩者的時間沒有銜接上，但這並沒有造成該書的前後內容斷層。在現代部分，張明昌在介紹每一個星系的相關發現時，都會從其首次相關發現開始一直講述到目前的研究現狀，以此使讀者對該星系的發現過程有完整的了解。譬如在講述彗星的發現時，先以《左傳》、《乙巳占》中有關彗星的引文及國外彗星引發的故事開篇；爾後便講述了丹麥天文學家第谷·布拉赫、英國天文學家愛德蒙·哈雷是如何揭開彗星神秘面紗的；還介紹我國何時發現彗星以及目前研究情況。

彝族十月太陽曆

《中國天文大發現》開篇不是直奔主題講述星系何時被何人發現，而是介紹了古老的彝族十月太陽曆。彝族十月太陽曆與中國古代天文學有什麼必然聯繫嗎？陳久金表示，彝族十月太陽曆發現具有雙重價值：通過研究發現，它起源和植根於我國最古老的曆法——陰陽五行歷，而中國古代天文學與曆法是密不可分的；而彝族十月太陽曆的發現一事，在20世紀是中國天文學界的最熱門的話題之一。

在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曾經有幾個民族學家調查發現了彝族十月太陽曆。但是他們並沒有對這一概念給出精準的解釋。上個世紀70年代末，還是青年的陳久金為了開展彝族天文研究，有幸認識了著名的民族學家、歷史學家劉堯漢教授，因此接觸彝族十月太陽曆。至此，陳久金與劉堯漢一同研究彝族天文曆法。1981年，南京大學原天文系主任盧央教授加入了他們這個研究小組，但此時他們關注的重點放在了彝族十月太陽曆上。他們通過星占資料找到了一些間接的信息，在不懈的努力下最終在雷波縣找到了曾直接使用過十月曆的群眾。爾後，他們將研究成果寫著成書——《彝族天文學史》。

彝族十月太陽曆雖然不是被劉堯漢首次從彝族閉塞的山寨中發現，但陳久金認為劉堯漢卻將此前的民族學家口頭調查和傳說，引入了天文學界並使得天文學家對彝族十月太陽曆開始作實質的調查研究。劉堯漢明確指出的“十月太陽曆是彝族自己固有的曆法”，否定了“彝歷‘由漢人傳授而來’”的猜測。陳久金評價說，劉堯漢對彝族十月太陽曆的貢獻毋庸置疑；他自己與盧央則是從科學角度給彝族十月太陽曆一個確切的定位。

古今文化精彩各異

翻開《中國天文大發現》，不會有枯燥乏味之感，不會讓你昏昏欲睡，因為其中有精彩的故事等著你。品讀《中國天文大發現》時，不難發現古代和現代兩部分有著兩種截然不同的韻味：陳久金著述的古代部分，生動真實的故事以及手繪插圖中都瀰漫著中國文化中特有的神秘色彩。譬如在談到中國古代重視交食之事時，陳久金舉出歷史上曾發生的例子來說明中國古代帝王如何重視及其原因：漢文帝繼位第二年發生了一次日食，文帝很重視，並慎重下達過一份《日食求言詔》以廣聽民眾建議。

而張明昌寫的現代部分條理清晰，一個又一個星系發現的趣事也會讓你愛不釋手。現代部分最大特點在於，張明昌講述了中國現代天文學發展過程中曾作出了重要貢獻的卻被人們忽略的老一輩文學家的故事以及他們的發現。他如何發現這些老天文學家還有一段小插曲：起初，他認為中國現代天文學中大部分發現已經廣為人知，沒有什麼可寫，於是他再三推辭寫書之事。中國科普研究所研究員、著名天文學家李元得知此事後，給張明昌推薦了幾本參考書，並勸他答應寫書。看書後，張明昌發現中國有一些老一輩天文學家對中國現代天文學可謂作出了重要貢獻，卻被遺忘了，頓時萌生了一個念頭：一定要將這些歷史故事梳理出來流傳於後世。於是，在這本書中你能看到一些不太熟悉的天文學家的名字、面孔、故事。

“《中國天文大發現》很有意義。”陳久金說，“寫這本書緊緊抓住了‘中國’二字，很多發現是對世界的天文學都有所影響的。”比如，據了解，在望遠鏡發明之前的95條彗星記錄之中，至少2/3的資料來自中國的史料。

《中國天文大發現》是一本科普書。對天文學者而言，這本書仍然有一定啟發意義；對普通讀者而言，能幫助了解我國天文學發展概況。 “一個人關注星空，這個民族是沒有希望的。”張明昌表示，天文學對人類發展、科學發展都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天文學應該引起人們重視，希望這本書能吸引讀者對天文的興趣。

中國天文大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