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州都督府圖經

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出土的《沙州都督府圖經》（以下簡稱《圖經》）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唐代圖經之一，對於中古時代的歷史、社會、地理、中西交通、宗教等方面的研究和方誌學的研究均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圖經》原件現存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首尾俱殘，存510行。

《圖經》被發現后，得到學術界的高度重視，研究成果層出不窮。有關《圖經》的寫作年代問題，羅振玉最早進行考證：“此書之作，殆在開元間。雖卷中多頌揚武后語及遇大周處多跳行、空格，而無偽周之新字，且有開元之紀年。又避唐諱，如虎作武，隆作陪，基作其，四民作四人之類，均為作於唐而非周之確證。記事至開元而止，而不及天寶以後，又為非作於肅代之後之明徵也。”鄭炳林亦引用此證。王重民認為“實作於武后之世”。日本池田溫對寫卷進行了系統整理研究，認為圖經是根據上元三年（676）以後數十年間成形的《沙州圖經》編纂，武周證聖元年（695）大幅增補而成，開元初又有部分添插，永泰二年（766）沙州升都督府後改稱為《沙州都督府圖經》。李正宇亦同意此觀點。周紹良以為此捲成書於武周時代[7][P27-33]。王仲犖認為“《圖經》纂成，當在開元四年之後”[8][P141”。此外，伯希和[9][P519-620]饒宗頤[10]、嚴耕望[11]亦有相關的研究。

本文擬在前賢研究的基礎上，對《圖經》當中的斷代信息重新詳加揀選和分析，試就《圖經》的詳細編纂、添修時間做出較為細緻的整理。

池田溫將S. 2593《沙州圖經卷第一》、P. 2005《圖經》與P. 5034《沙州圖經卷第五》（《沙州地誌》）放在一起進行了研究，並參考S. 367《沙州伊州地誌》，S.788《沙州圖經》、向達所錄《壽昌縣地鏡》，P. 2691《沙州城土鏡》和S. 5448（（敦煌錄》等，據《沙州地誌》中出現播仙鎮、石城鎮及本件《圖經》中出現的石城鎮名稱對《圖經》上限做出推論，因二鎮於上元二、三年（675，676）罷安西都護府后相繼划屬沙州，推斷《圖經》上限在上元三年。

P. 5034《沙州圖經卷第五》，李正宇認為體例與S. 2593《沙州圖經卷第一》和P. 2005《沙州都督府圖經卷第三》之綱目式志書同，且卷中內容不涉開元、天寶年代及其以後之事，又出現武周新字‘□’（初），而又不避‘基’字，可能為武周時舊本。因而支持池田溫對其作《沙州圖經卷第五》的定名，以之為《沙州圖經》的一部分[6][P134-135]。而筆者認為，《敦煌社會經濟文獻文獻真跡釋錄》將之定名為《沙州都督府圖經殘卷》[12][P27]應該是較為妥帖的。另外，也有學者認為P. 5034與S.2005和P. 2695是否同為一個底本，尚無法確定[13][P131]。

S. 2593《沙州圖經卷第一》第3行：“沙州下。屬涼州都督府管。”《舊唐書·地理志》：“武德二年（619），平李軌，置涼州總管府，管涼、甘、瓜、肅四州……七年（624），改為都督府，督涼、肅、甘、沙、瓜、伊、芳、文八州……咸亨元年（670），為大都督府，督涼、甘、肅、伊、瓜、沙、雄七州。上元二年（675），為中都督府。”[14][P1640]同書；“沙州下。隋燉煌郡。武德二年置瓜州，五年，改為西沙州。貞觀七年，去西字。”[14][P1644] 鄭炳林據之認為該卷所稱涼州都督府當在武德七年至咸亨元年之間，而 寫卷則應著於唐貞觀年間[3][P3]。而沙州升都督府的時間，據《唐會要》卷70《州縣分望道》，隴右道“沙州永徽二年（651）五月升”[15][P1238]。如果《沙州圖經卷第一》的下限可以斷定在沙州升都督府的永徽二年之前，且池田溫所說《圖經》是據《沙州圖經卷第一》增補而成的觀點亦不誤的話，那麼，《圖經》的上限大概在永徽二年以後似更合理。因唐代初期，政治制度穩定，律令格式規範，故圖經的修纂亦當有條不紊。隨著沙州行政級別的上升，圖經的名稱只是在續修過程中適時地變更。

沙州升都督府的時間，池田溫指出《唐會要》的永徽二年為永泰二年（766）之誤，且敦煌文書中出現“沙州都督府印”最早者見於《敦煌縣懸泉鄉宜禾里大曆四年（769）手實》，認為《圖經》是永泰二年五月後更名《沙州都督府圖經》[5][P34-35][16] [P351-353]。然而，從地區都督府更置的情況來看，我們以為史籍中關於沙州於永徽二年升都督府的記載與史實並不相悖。涼州總管府管區起初包括涼、甘、肅、瓜、鄭、蘭、河、廓、會等九州[17]。武德五年（622）析出瓜、西沙、肅等三州，別建瓜州總管府，武德七年（624）涼州總管府改稱涼州都督府，同年，瓜州總管府亦改為都督府，武德八年（625）撤銷瓜府，另置肅州都督府，仍管三州，貞觀元年（627），罷肅府，貞元中復立瓜州都督府[14][P1642]。在此之後的一個世紀中，只有沙州永徽二年（651）升都督府的記載，直到開元十五年（727），史書中才再次出現了瓜州都督府的信息。是年吐蕃大舉侵擾河西地區，“（蕭）嵩又奏以建康軍使河北張守珪為瓜州刺史，帥餘眾築故城，板干裁立……朝廷喜其功，以瓜州為都督府，以守珪為都督。”[19][P678]國此，艾沖提出從高宗永徽二年五月沙州升都督府，直到開元十五年（727）都督府徙置瓜州后，沙州都督府才降為沙州[18][P52]。開元十五年再置瓜州都督府，是否如艾沖所說同時降沙州都督府為沙州，在史料中尚找不到根據。但須指出的是，涼州陷落後，河西節度使正是在永泰二年（766）徙鎮沙州，以敦煌為大本營，展開長達16年之久的抗擊吐蕃的歷史[20][PP2332-164][21][P119-130]。因此很難說沙州會在永泰二年升都督府。

從以上分析大致可將《圖經》的修纂時間框定在永徽二年（651）到開元初。

從《圖經》中出現的避諱信息，亦可對《圖經》的下限時間略做考查。統計前輩們查出和我們重新檢括出的避諱有武避虎諱1次、其避基諱6次、隆字缺筆1次、人避民諱6次、代避世諱3次。

晉孫毓《七廟諱字議》據禮提出：“天子諸侯皆諱群祖，親盡廟遷，乃舍故而諱新。”[22][P604] 隋文帝即位后，參酌南北朝舊制，自高祖以下置四親廟，唐初也沿此制，至唐太宗建七廟，玄宗時增至九室[23][P339-340][24][P664]。文書中的避諱從虎到隆基，不包括武則天在內恰好九代，與玄宗時所定禮制相符。與《圖經》記事時間範圍相當，故文書中的避諱當為當代人寫作之避，即使是用來謄抄存檔，或後人抄寫實習，其抄寫時間亦不應遲於開元天寶年間。

《圖經》中除了有“今年”、出現最晚的“開元”年號等明確的紀年標誌外，書寫格式及年號名稱、軍事機構名稱、驛路設置、人名具銜以及軍事事件和文化史跡等也提供了斷代的信息。

《圖經》中出現的最晚紀年為“其年（開元四年）九月”。這說明，《圖經》最晚在開元四年（716）至六年（718）間中補修過。

第180行：“又奉今年二月廿七日敕，第五道中總置十驛，擬供客使等食，付王孝傑並瓜州、沙州審更檢問。”按《資治通鑒》卷205：武後天冊萬歲元年（695）“秋七月辛酉，吐蕃寇臨洮，以王孝傑為肅邊道行軍大總管以討之”，次年“三月壬寅，王孝傑、婁師德與吐蕃將論欽陵贊婆戰於素羅汗山，唐兵大敗，孝傑坐免為庶人”。嚴耕望將“今年二月廿七日敕”指為萬歲通天元年（696），但查檢年表，孝傑免官於三月壬寅，五日後方改元萬歲通天元年，故實“今年”為萬歲登封元年[6] [P72-73]。《圖經》原本的一次確切的修纂時間當在萬歲通天元年三月到十二月之間。

有了武周萬歲登封元年（696）這個確定的坐標點，可知當時《圖經》確曾例行修纂。《大唐六典》卷5《兵部》“職方郎中”條：“凡地圖委州府，三年一造，與版籍皆上省，其外夷，每有番客到京，委鴻護訊其人本國山川、風土為圖以奏焉，副上省。”《唐會要》卷5“職方員外郎”：“建中元年（780）十一月廿九日請，州圖每三年一送職方。今改至五年一造送。如州縣有創造，及山河改移，即不在五年之限。后復故。”此外，《新唐書·百官志》、《五代會要·職方》、《續資治通鑒長編》、《乾道四明圖經·序》中亦有類似記載。本卷修纂下限在開元初，應遵“三年一造”的律令。以萬歲登封元年為一個確切的續修年份，再上下推出《圖經》修編的其它年份，應該說比較合理。

卷中大周處多跳行、空格，且對發生在李唐的事件多在年號前冠一“唐”字，而武后至天授始改唐為周后所發生的事件前冠“周”字。如白龍條之“唐武德”、瑞石條之“唐乾封”、魚泉驛條和白雀條之“唐咸亨”、雙泉驛條之“唐儀鳳”、木連理條之“唐調露”、懸泉驛和無窮驛條之“唐永淳”、黃龍條之“唐弘道”、甘露條之“唐垂拱”、歌謠條之“唐載初”、五色鳥、日揚光、蒲昌海五色、白狼諸條中之“周天授”等。國號之使用頗為嚴格，毫不混亂，將唐與周區別得十分清楚，反映出這部分內容寫於武周的語感和情感特徵。可見，武周時，《圖經》確曾不斷地按例修纂。

驛路設置中，矟竿道與第五道交替使用的時間，是推斷圖經修纂時間的又一參考坐標。雙泉驛條：“唐儀鳳三年（676）十月，奉敕移矟竿道，就第五道莫賀延磧置，沙州百姓越界捉奉。如意元年（692）四月三日敕，移就矟竿道行。至證聖元年（695）正月十四日敕為沙州遭賊，改第五道來往。”按照圖經的修纂規則，本條內容至少有過兩次增補。一次是如意元年奉敕改道后曾補修過，另一次是證聖元年奉敕改道後補修過。一十九所驛清泉驛中有“刺史李無虧以舊路石磧山險，迂曲近賊，奏請近北安置。奉天授二年五月十八日敕移就北。”而甘草驛條則為：“前刺史李無虧為中間路遠，瘺有沙鹵，奏請奉敕置。”兩相對照，《圖經》在李無虧就任沙州刺史和卸任后均有過修纂。東泉驛條亦標明李無虧奉天授二年敕移就北，這樣，東泉驛和其後“奉前敕移廢”的其頭驛、懸泉驛、魚泉驛等均與清泉驛條同時補入《圖經》當中。

張芝墨池條下有“昭武校尉前行西州岸頭府果毅都尉上柱國張懷立”、“昭武校尉前西州岸頭府左果毅都尉攝本府折衝充墨離軍子將張履古”，關於西州岸頭府，兩《唐書·地理志》失載，羅振玉據《唐·唐神護磚志》輯入《唐折衝府考補》，雲“志稱西州交河縣民岸頭府旅帥”。唐長孺指出：“岸頭府最早見於阿斯塔那二二一號墓所出《唐永徽三年（652）賢德夫馬陪征碟》。”“建置自當在貞觀時。”[25] [P29—103]考之有關岸頭府年代最晚的一件文書則為開元十九年（731）正月西州高昌縣抄目，鈐有“右領軍衛岸頭府印”（大谷3477十3472十3475）。由此可見，張懷立、張履古均曾擔任過西州岸頭府官員，而此為開元年間條目中所列張氏家族族人均為健在者，正與岸頭府建置的時間相符，此為《圖經》纂修年代又一明證。

張芝墨池條：“游擊將軍守玉鈐衛西州蒲昌府折衝都尉攝本衛中郎將充於闐鎮守使敦煌郡開國公張懷福。”《大唐六典》卷24：“漢建安十四年魏武為丞相，相府始置中領軍……隋左右領（軍）府，各掌左右十二軍籍帳羽衛軍事……煬帝大業三年改（為）左右屯衛，皇朝因隋屯衛名置‘大將軍將軍’，后改為‘威衛’，又采前代領軍名別置領軍衛，置大將軍將軍員，龍朔二年（662）改為左右戎衛，咸亨元年（670）年復舊，光宅元年（684）改為左右玉鈐衛，神龍元年（705）復故。[26][P444]使用玉鈐衛職銜是在武則天光宅元年至唐中宗神龍元年（684-705）間。寫卷中張懷福結銜右玉鈐衛未加“前”字，故本條寫作應在神龍元年之前。但在本條中所具開元年時間不符，表面上看起來這似乎存在著矛盾，實際上這正是本卷《圖經》在不同年代不斷補修所留下的印跡，為本卷的鮮明特色之一。

“廿祥瑞”之“野谷”條：“右唐聖神皇帝垂拱四年。”《舊唐書·武則天皇后紀》：載初元年（689）“九月九日壬午革唐命，改國號為周，改元為天授”。同月十二日乙酉“加尊號曰聖神皇帝”。李正宇先生考證，“本條記垂拱四年（688）事，書‘聖神皇帝’則非，其時尚未加此號。因本書撰於載初之後，乃以已有之尊號稱武后，而敘以人事也。”[6][P113]

“歌謠”條：“禿髮狂著，侵我西土。”周紹良認為此事指《資治通鑒》卷204所載垂拱四年（688）條：“太后欲發梁、鳳、巴蜑，自雅州開山通道，出擊生羌，因襲吐蕃……永昌元年……五月丙辰，命文昌右相韋待價為安息道行軍大總管，擊吐蕃……秋七月……韋待價軍至寅識迦河，與吐蕃戰，大敗……乃引軍還。”因而認為這部分作於垂拱四年（688）秋七月之前[7][P32]。但歌謠中緊接這句還有“皇赫斯怒，爰整其旅。荒檄之外，各安其所”，故“侵我西土”應指高宗咸亨元年（670）吐蕃侵佔安西等鎮事。事見《資治通鑒》卷201高宗咸亨元年“夏四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與於闐襲龜茲撥換城，陷之。罷龜茲、於闐、焉耆、疏勒四鎮”。《舊唐書·吐蕃傳》崔融議曰：“高宗時，有司無狀，棄四鎮不能有，而吐蕃逍張，入焉耆之西，長鼓右驅，逾高昌，歷車師，抄常樂，絕莫賀延磧以臨敦煌。”“各安其所”恰與此後長壽元年（692）大破吐蕃，收復安西四鎮，置安西都護府事之頌。事載《舊唐書·吐蕃傳》：“長壽元年，武威軍總管王孝傑大破吐蕃之眾，克服龜茲、於闐、疏勒、碎葉等四鎮，乃於龜茲置安西都護府，發兵鎮之。”《資治通鑒》卷205有同樣的記載，兩事相合，正應了歌謠中的稱頌。收復安西四鎮，置安西都護府的時間為長壽元年（692），歌謠中重建明堂事在萬歲登封元年（696）[6][P29-33][7]。因此，“歌謠”的寫作不會早於此。而歌謠題款為“唐載初元年（689）四月，風俗使於百姓間採得前件歌謠具狀上訖”，這在時間上又是不相合的，顯然，這亦應是本卷不同年代不斷補修所致。

張芝墨池條：“令修葺墨池，中立廟及張芝容。”P. 3721《瓜沙大事系年》有與本《圖經》相似的詳細記錄，可互為參證。王重民認為：“張芝墨池一條，雖有開元四年紀事，然全卷紀事，無逾證聖以後者，且墨池條與全書體例不合，（按原文明雲其池已磨滅，故老相傳，池在前件所去，而標題下乃稱在縣東北一里云云，此行顯系後人竄人，不然應敘人正文，方與全書體例一致。）自開元二年九月以下，當系後人增入，應據全書以疑此條，不應據此條以定作書年代。又記查墨池為刺史杜楚臣、縣令趙智本所主使，而張氏又為敦煌右族，則事舉之後，竄入圖經，至為易易。”[27] [P116-117]關於這一點，我們通過前文對《圖經》修纂下限時間的分析后認為，本條目應當是《圖經》正式修纂時添加的。《圖經》的修纂有可能因為戰爭或其它因素、出現暫停的現象，但在政府機構能夠正常運作的情況下，停滯多年的機制仍會接續下去。

除“張芝墨池條”所記之事為開元初外，最晚紀年就是“一十九所驛”中的萬歲登封元年，從萬歲登封元年到開元二年（714）的18年間，沒有相關事件的記錄。此期間，東、西突厥的默啜汗國發展壯大並威脅著西北地區。《新唐書》卷215突厥傳云：“默啜負勝輕中國，有驕志，大抵兵與頡利略等，地縱廣萬里，諸蕃悉往聽命。復立咄悉匐為左察，骨咄祿子默矩為右察，皆統兵二萬。子匐但為小可汗，位兩察上。典處木昆等十姓兵四萬，號拓西可汗。”唐廷面對此嚴重危機的局勢，忙於加強西北地區的軍事力量和完備西北軍事格二局[28][P40]。另一方面，武則天被迫讓位后，唐朝的政局陷於動蕩局面，中宗懦弱，宮闈殺伐，到先天元年（712）睿宗讓位給李隆基，動蕩的局面才穩定下來。大概《圖經》在這一時期的失修與此不無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