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商文化

晉商是指山西商人，山西簡稱為“晉”。晉商首創了中國歷史上票號。“票號”是當時商人通商的一 種方式，商路遙遠，匯通天下，曾在中國歷史上顯赫一時。直至如今還傳頌著“山西人善於經商、善於理財”的說法。

晉商文明，可以從其商業遺址上得以實證。在山西省內有晉商大院，在山西省外則有山西會館（有山西會館網詳細介紹）。了解晉商文化，家族文化看晉商大院，商幫文化則要去看山西會館（山陝會館）等。

山西商人的活躍，古代文獻多有記載，到明代（1368年-1644年）已在全國享有盛譽。清代（1644年-1840年）初期，山西商人的貨幣經營資本逐步形成，不僅壟斷了中國北方貿易和資金調度，而且插足於整個亞洲地區，甚至把觸角伸向歐洲市場，從南自香港、加爾各答，北到伊爾庫茨克、西伯利亞、莫斯科、彼得堡，東起大坂、神戶、長崎、仁川，西到塔爾巴哈台、伊犁、喀什噶爾，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跡。

當時，中國從陸路對俄貿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個俄國城市，都有過山西人開辦的商號或分號。在朝鮮、日本，山西商人的貿易也很活躍。

舊時曾有人說：“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他們的足跡遍布大江南北，他們在商界以群體的形式活躍五個多世紀，經營範圍十分廣泛，上至綢緞，下至蔥蒜，他們在清初即創建中國最早的銀行———票號，執中國金融界之牛耳。今天，我們將他們統稱為“晉商”。

山西晉商有著官商的特點，而皇商盛行也是在那一時期、那一地區得以發展起來的。山西離北京地理位置很近，當時進關出關都很方便，茶、私、鹽、糧有著得天獨厚的交易便利。也就是當時在山西得以實現便利的“物流”。山西商人也很有特點，就算再有錢、再驚天動地，他們也是這塊泥土地上的人，他們誠信待人，有很多純樸的特色。《喬家大院》主要人物身上有很多山西商人代表性的有意思的東西，比如，再有錢他們也很土，很摳門，很簡樸。他們遵循儒教精神，用以德服人的方式去處理經商的關係、家族內外部的關係。

晉商文化有許多值得表現的地方。晉商成功的根本在於儒商精神。當時受儒家文化影響很深的晉商，有著很進步的經商理念。儒商精神的根本在“誠信”二字，這可能也是社會上比較缺失的一種價值觀念。

明清山西商人稱雄國內商界五個多世紀，“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是他們的自我寫照。他們的成功，令人注目。他們是如何取得成功的，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我們知道，每一種社會實踐活動都有一種特殊的精神作為其靈魂，這種內在的靈魂是實踐活動中最活躍的能動力量，而從事這一活動的人就是這一特殊精神的創造者和實踐者。明清山西商人的成功，就在於他們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自覺和不自覺地發揚了一種特殊精神，它包括進取精神、敬業精神、群體精神，我們可以把它歸之為“晉商精神”。這種精神也貫穿到晉商的經營意識、組織管理和心智素養之中，可謂晉商之魂。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否亦為之。”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由利益而起動的進取精神，是明清山西商人鏖戰於商場的精神動力。山西平陽府席銘（1481——1542），“初時學舉子業不成，又不喜農耕，曰：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世，仰豈為汗粒之偶，不能樹基業於家哉！於是歷吳越、游楚魏、泛江湖，撤遷居積，起家巨萬金，而蒲大家必曰南席雲。”清人紀曉嵐說：“山西人多商於外，十餘歲輒從人學貿易，俟蓄積有資，始歸納婦。”這就是說，事業不成，甚至連妻子也不娶。可見山西人是把經商作為大事業來看，他們通過經商來實現其創家立業、興宗耀祖的抱負，而這種觀念正是使其在商業上不斷進取的極其巨大的精神力量。上述席銘經商成功后，“自是崇義讓，淳宗族，睦鄰里親友，賑貧恤乏，解紛訟，成人之美，……嗤蒲之州大夫、所將軍不以行伍眾庶待之，而席氏之家聲益振。”席氏通過經商致富，提高了其家族的社會威望和地位，自然鼓舞著更多的人來走經商之道路。山西商人的進取心還表現在強烈的開拓精神上，所謂“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有許多山西商人就是靠這種自強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業。如著名的大盛魁商號，其創始人之一山西太穀人王相卿，幼年家貧，為生活所迫，曾為人傭工，在清軍費揚古部充伙夫，服雜役，後來與山西祁縣人張傑、史大學一起隨營貿易，先是肩挑負販，拉駱駝，后在烏里雅蘇台、科布多開“吉盛堂”商號，其後改名為“大盛魁”，幾經磨難，終於白手起家，到雍正時大盛魁已經是一家具有相當規模的商號了。

晉商的敬業精神，也是常為人所稱道的。敬，原是儒家哲學的一個基本範疇，孔子就主張人在一生中始終要勤奮、刻苦，為事業盡心儘力。他說過“執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語。北宋程頤更進一步說：“所謂敬者，主之一謂敬；所謂一者，無適（心不外向）之謂一。”可見，敬是指一種思想專一、不渙散的精神狀態。敬業是中國人民的傳統美德。

在封建社會中，傳統的觀念是重儒輕商，故四民中以士為一等，商為末等。但明清山西商人卻不這樣 看，他們認為商和士農工是同等重要的事業，都是本業，同樣要敬。晉人摒棄舊俗，褒商揚賈，以經商為榮。榆次富商常氏，有清一代不絕於科舉，但絕不輕視商業，而且是把家族中最優秀的子弟投入商海。常氏家族棄儒經商、棄官經商的子弟很多。如十三世常維豐，幼年從師就讀，詞章粹美，識者器重。長大後放棄科舉，赴張家口經商。維豐極具才能，辦事幹練，尤精用人、通變之道，凡事一經裁酌，立即決斷，為同仁所不及。十四世常旭春，是清末舉人，曾任晚清法部員外，書法藝術名冠三晉，詩詞也做得很好，時人稱他是“書宗李北海，詩步王漁洋”。但他最熱衷的還是經營商業。常氏一改“學而優則仕”為“學而優則商”，能數代集中優秀人才銳意經營商業，從而形成了一個具有相當文化的商人群體。由於他們把儒家教育的誠信、仁義、忠恕精神引入商界，從而有了常氏商業之繁盛。可見，把商業作為一項終身的崇高的事業來對待，正是山西商人經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敬業：是事業成功的源泉，而勤奮、刻苦、謹慎的作風，又是敬業思想在實踐中的具體體現。

勤奮：這是大多數山西商人具有的良好品德。如山西定襄邢九如“少貧乏，年十四失情，……越二載，其大父即辭世，家道益困，公以母老弟幼苦無資，不得已棄學就商，甫弱冠遠服賈於京東之赤峰縣，……勤勞四十餘載，而家道卒致豐。”榆次人李智春，“生貧家，幼父母卒，兄傭工，仲兄且殤，於是學商於直隸順德府布店，數十年勤勞無間，為執事者所重，積有餘資，乃旋里娶婦王氏，……三子皆成立，長商於赤城，次二、三子耕作，后家漸起。”永濟人趙俊，“為富家賈於江南，勤儉著聞”。刻苦：不怕苦，不怕累，也是大多數山西商人的良好品德。清人納蘭常安說：“塞上商賈，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勞瘁，耐風寒。”太谷縣商人是山西票號三大幫之一，他們經商“跋涉數千里，率以為常”。乾隆《祁縣誌》卷9載，祁縣閻成蘭“行商朔平、歸化，辛苦備嘗”。

謹慎：山西商人經商以謹慎聞名。這並不是說他們不敢經營大的業務，恰恰相反，他們對大業務抓得很緊。但他們不輕易冒風險，不打無準備之仗，而是要在充分調查了解情況的基礎上，才拍板成交，以避免不必要的損失。以放款來說，這是山西票號的一項重要業務，但又有風險，他們對放款對象一定要在詳細調查對方資產、用款目的、還款能力、財東情況等的基礎上，才決定放款與否。有的票號對用款戶透支數額還作了明確規定：上上等戶不得超過3萬兩，上等戶不得超過5千至1萬兩，中等戶不得超過3千兩，下等戶則不與之交往。這一規定，就是出於謹慎行事之目的。

山西商人在經營活動中很重視發揮群體力量。他們用宗法社會的鄉里之誼彼此團結在一起，用會館的維繫和精神上崇奉關聖的方式，增強相互間的了解，通過講義氣、講相與、講幫靠，協調商號間的關係，消除人際間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幫群體。

山西商人這種商幫群體精神，首先來源於家族間的孝梯和睦。如明代曲沃人李明性，青年時常感慨：“夫為弟子壯不能勤力，將坐而食父兄乎？”於是“挾資賈秦隴間”，由於他在商場上“精敏有心計”而致富，又“內行周慎，孝睦於父兄。仲兄卒，無子，以己次子后之。治家甚嚴，族子甲出錢收息過當，召而責之，手裂其券，自是舉宗凜凜。”明代襄陵人喬承統，“其父中鹽卒於揚州，遂棄儒而賈。內監楊某督鹺兩淮，承統弟承經以事得罪楊某而逃亡，楊捕之急，承統挺身出就獄，所受之刑，五毒備至，終不言弟所在，且為行賄千金，得釋。弟歸家，破析己財之半予之”。介休冀氏馬太夫人主持家政時，“族戚鄰里之待以舉火者，無慮數十百家，皆太夫人贊助成之”，“又待伙極厚，故人皆樂為儘力”。祁縣喬映霞主持家政時，把其兄弟集中在一起，讓練有武藝的九弟先把一雙筷子折斷，接著又讓其一次折九雙筷子，結果折不斷，映霞喻義讓眾兄弟團結互助。山西商人在發揚群體精神中，還注意量才使用，各盡所能，明代山西大同人薛倫，“其家世力田，兄耕弟賈，業鹽於淮。”明代蒲州人王冕，“早卒而遺孤二人，家無應門之仆，王冕妻張氏奉姑撫孤，誓志不二。二子長大后，命長子服賈。曰：孤而無助，將門戶是賴；授次子以儒業，曰良人有志而未成，其負荷在是也。后長於克拓前產，次子以明經為諸生，卒立厥家。”

其次，群體精神是經商活動中業務擴大與商業競爭的需要。隨著山西商人活動區域和業務範圍的擴大，商業競爭也愈來愈激烈，於是山西商人從家族到鄉人間，逐漸形成“同舟共濟”的群體。如明代蒲州人王氏，“其閭裡子弟，受錢本持緡券，以化居於郡國者，肩相摩趾相接也”。由此可知，從王氏那裡得到資金的子弟很多。明代隆慶、萬曆年間，蒲州張四維家族、王崇古家族、馬自強家族，均是大商人家庭，三家聯姻為親戚，張四維曾任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土參贊機務，王崇古官居宣大總督、兵部尚書，馬自強曾任禮部尚書。三家的聯姻，增強了其商業競爭實力。王崇古在河東業鹽，張四維的父親是長蘆大鹽商，累資數十百萬，張、王二氏聯手，結成了鹽商團伙，控制了河東、長蘆兩處鹽利，具有一定的壟斷性。在親緣集團的基礎上，晉商又逐漸發展為地緣組織。清朝乾隆末年，在典當業中已出現了所謂“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晉人，曰晉商”的說法。“晉商”這一名稱的出現，說明清代山西商人已逐步形成一個地域性的商幫。清後期，山西票號在國內80多個城市設立了分號，從而形成了一個匯通天下的匯兌網路，也是以鄉人為主體形成的山西商人群體。

山西商人的商幫群體精神在商業經營中的表現有三種形式：

其一是從朋合營利到合夥經營。這是最初的群體合作形式。朋合營利就是一方出資，一方出力，有無相資，勞逸共濟。而合夥經營是一個人出本，眾伙而共商，也就是財東與夥計合作經營，它與朋合經營不同之處是，一個財東可有許多夥計，故“估人產者，但數其大小夥計若干，則數十百萬產可屈指矣”。顯然，夥計制比朋會制規模大，夥計制是在朋合制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一制度就其規模組織而言，在中國商業史上實無前例。不過，無論朋合或夥計制，尚是比較鬆散的商人群體。

其二是按地區形成商幫。這一種形式是在朋合營利和夥計制基礎上，以地域鄉人為紐帶組成的群體。山西商人在各地設立的會館，就是這一地方商幫形成的重要標誌。這種地域幫以山西商人來說，統為晉幫。但在山西內部又按省內各地區形成不同的商幫，如澤潞幫、臨襄幫、太原幫、汾州幫等。清季票號興起，又形成平遙、祁縣、太谷三大票商幫。

其三是以聯號制和股分制形成業緣群體組織。聯號制是由一個大商號統管一些小商號，類似西方的子母公司，從而在商業經營活動中發揮了企業的群體作用。股份制是山西商人在經營活動中創立的很有特色的一種勞資組織形式。

股份制的實行，勞資雙方均可獲利，極大地調動了全體員工的積極性，在商業企業經營中充分發揮了群體作用。

明清晉商於清末民初衰敗。

那麼，他們是如何衰敗的呢？我們先從以下三個方面看其衰落過程。

清朝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和俄國政府確定把庫倫（烏蘭巴托）附近之恰克圖作為雙方商人的貿易 點。自此，恰克圖貿易日益繁盛。嘉慶、道光（1796——1850）以來，中國從恰克圖輸往俄國的商品是以茶葉為大宗，其業務皆為晉幫商人所壟斷。據統計，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1837——1839）中國從恰克圖每年輸往俄國茶葉達8071880俄磅，價值800萬盧布。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俄國以“調停有功”，脅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條約》、《中俄北京條約》，俄國政府不費一兵一卒，打開了侵略中國蒙古地區的通道，取得了沿海七口（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台灣、瓊州）的通商權。同治元年（1862），俄國政府又據《中俄陸路通商章程》取得了通商天津比各國低三分之一稅率等特權。自此，俄商得以享受特權，深入到中國內地攫取物產和推銷其產品。同治五年（1866），俄國政府又強迫清政府取消天津海關的復進口稅，即免征茶葉的半稅，使俄商的販運成本大幅度下降。據天津海關記載：咸豐十一年（1861）以前，一直是晉商壟斷著湖北、湖南的茶葉販運，他們將兩湖茶葉經陸路運往恰克圖銷往俄國。但是從同治元年（1862）始，俄國商人已在上述地區建立茶棧，收購和販運茶葉。由於俄商享有免除茶葉半稅的特權，又是水陸並運，俄商的販運路線是：將茶葉用船從漢口沿江而下運至上海，再沿海運至天津，然後走陸路經恰克圖販運歐洲，大大節省了費用，所以俄商販茶業務扶搖直上，從同治四年（1865）的1647888磅，到同治六年（1867）猛增至8659501磅。而晉商販茶卻由於清政府的限制，不能享受水路運輸之便，並且要付數倍於俄商的厘金稅收。例如，從湖北漢口販茶至張家口需經63個厘金分卡，所付稅金要比俄商多10倍，所以恰克圖晉商的對俄貿易也就日益衰落。到同治七年（1868），恰克圖的晉幫商號已由原來的一百二十家下降到四家。但是，晉商畢竟是一支經驗豐富、久經商戰、意志頑強的商界勁旅。他們決定：“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提出了“由恰克圖假道俄國行商”的方略，即“俄國到中國來奪我商利，我華商去俄國也另覓新途。”（參見渠紹淼、龐義才《山西外貿志》）恰值其時，沙皇俄國照會清政府，聲稱恰克圖貿易日衰，要求開闢張家口為商埠和在該地設領事館。張家口地鄰京都，清政府擔心被俄國闢為商埠和設領事後，危及京都安全和對蒙古地區的統治，便同意了讓晉商北上到俄國經商，以阻攔俄人南下辟張家口為商埠和設領事的要求。清政府還對北上晉商酌減厘金，取消賦稅，以示體恤。晉商得此便利，如虎添翼，便大力向俄國內地發展。他們先後在俄國莫斯科、多木斯克、赤塔、克拉斯諾亞爾斯克、新西伯利亞等城市設立商號，與俄商展開了激烈的競爭。在晉商向俄國內地進軍的第一年（同治八年，1869），即向俄輸出茶葉11萬擔，俄商直接販茶也是11萬擔，交手的第一回合晉商便與俄商扳成平局。到第三年（同治十年，1871年），晉商每年輸俄茶葉已達20萬擔，較俄商直接販茶多一倍。晉商對俄貿易是走陸路，以運費較高的駱駝、牛馬車等為交通工具，而俄商是憑藉特權以運費較低的水陸並運來販運茶，晉商俄商之間的競爭條件優劣十分明顯，但晉商仍能在對俄貿易中佔上風，說明晉商確是一支能征善戰的商界勁旅。如果不是清政府的腐敗，晉商在對俄貿易中是不一定會失敗的。同治十一二年（1873），晉商為了節省運費，準備象俄國一樣把湖北茶經水路運至天津，再走陸路販到俄國，但清政府對晉商的這一計劃卻橫加干涉，並要對販茶走水路的晉商，仍按走陸路一樣收取厘金稅收。世上哪有本國商人在本國販運本國貨物不能享受與外商同等待遇，反而要另加稅金的道理？但是，在清政府統治下的中國卻這樣做了。清朝統治者倒行逆施，抑制華商的行徑，使晉商在與俄商的茶葉商戰中一開始就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加之俄商先後在漢口、九江、福州等地建立制磚茶廠，使用蒸氣機代替手壓機，所制磚茶成本低、質量高、產量大，而晉商製造磚茶仍是依靠手工作坊，其產品顯然不能與機器產品相比，晉商在磚條製作上又受到了俄商的排擠。接著，中日朝鮮交涉事起，清政府推行“引俄制日”政策，使俄商在華勢力越發猖獗，先後控制了一些中國的產茶區。在這種情況下，俄商直接販運中國茶數量猛增，達到年販茶六七十萬擔，而晉商下降到年輸俄國茶葉僅數萬擔。光緒三十一年（1905），俄國西伯利亞鐵路全線通車，俄商經海參崴轉鐵路運輸不僅費用低，而且極為便捷，晉商對俄的茶葉貿易已經難以大規模進行。晉商為了打開銷路，又採取了賒銷茶葉給俄中小商人的辦法，待他們將茶葉售出后，再返還茶款。不料卻因此招禍：有些俄商是故意拖欠不還欠款，有些中小俄商因受國內大茶商的排擠或自身經營不善，還款無望。晉商因此賠累甚巨，損失銀達62萬餘兩。晉商為了挽回損失，呈清清政府與俄國當局交涉，要求追回俄商所欠銀兩。但是恐外媚外的清政府，對晉商的呈請根本不予受理。宣統元年（1909），俄國政府又突然違背兩國茶約規定，對在俄華商征以重稅，以排擠在俄經商的中國商人。晉商遭此種種打擊，在對俄的茶葉商戰中終於失敗。

19世紀末，外國資本主義開始了掠奪山西煤炭資源的活動。光緒二十三年（1897），英國福公司通過中國買辦劉鶚、方孝傑設立晉豐公司，準備開採山西盂縣、平定州（今陽泉）、澤州府（今晉城）、潞安府（今長治）等地煤礦，后因遭到晉籍在京官員的反對，清政府黜退劉鶚等人，改由山西商務局與英商談判。不久，山西商務局與福公司簽訂合同，福公司獲得了在山西平定等地開採煤鐵礦藏的權利。光緒三十一年（1905），正太鐵路通陽泉，福公司派人到平定佔山開礦，查禁民窯，霸佔礦地，激起了山西人民和海外留學生的極大憤慨，爆發了轟轟烈烈的爭回礦權運動。在這場鬥爭中，晉商積極參與，並舉行了罷市活動。光緒三十二年（1906），日本東京發生了山西陽高縣留日學生李培仁蹈海事件。李的蹈海和其數萬字慷慨激昂的《絕命書》，進一步激發了山西人民爭回礦權的鬥爭，把爭回礦權運動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面對山西人民轟轟烈烈的爭回礦權運動，英福公司感到在山西強行開採煤礦已不可行，便另作打算，改為金錢訛詐。開始，以索取贖礦銀1100萬兩作為交出礦權的條件，但遭到山西代表的嚴詞拒絕。最後以訛詐贖礦銀 275萬兩為條件，同意交出礦權，退出山西。雙方議定，贖礦銀分四次交納，第一次先交贖礦銀的一半，由於贖礦銀數巨期短，而財政庫款無餘，為了不失信於外人，保晉省名譽，山西當局便以地畝捐作抵押，由山西祁縣票號商渠本翹出面向山西各票號籌藉此款。英福公司聞訊山西票號準備墊支贖礦銀，便暗托與其有往來的銀行，收集在外之款，以困山西票號。但山西票號不動聲色，旬日籌集銀 150萬兩，克獲全功，對此，外商固驚訝不已，而晉商在金融界之活動力也由此可見。正如近人嚴慎修所說：“使當日票商不為助力，吾恐今之礦區猶在福公司之手，而英商勢力早已橫行於我山西之境內矣。”晉商渠本翹為了確保利權，又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與劉懋賞、馮濟川等紳、學界人士組建保晉礦務有限總公司，並由渠氏出任總經理，開採全省煤鐵礦藏。保晉公司議定集股銀 800萬兩，實際集股 193萬兩。如前所述，原來由渠氏出面向山西各票號籌措之贖礦銀，是以山西地畝捐作抵押，但是山西當局卻在1911年截留了全省地畝捐。渠氏為了歸還向各票號籌借的贖礦銀，只好將保晉公司吸收到的股分資本銀，挪還票號。這樣，保晉公司從開辦之日起就因資金嚴重短絀，無法維持正常生產，致渠本翹被迫辭去總經理之職。而山西當局所欠保晉公司之款，直到1916年幾經交涉，才要回現金60萬元，對其餘欠款，山西當局以發給保晉公司一張“見義勇為”獎狀，一筆勾銷。晉商積極參與山西人民的爭回礦權運動，千方百計出資贖回礦權，投資開辦山西近代最早、規模最大的礦業公司，但由於當時山西當局的壓迫，在資金上釜底抽薪，卻終不能有所作為。

清末，晉商經營的山西票號已呈衰落狀態。但在山西人中也不乏有識之士，他們認清了新的形勢。主張改革圖存。可惜由於一些財東及總號經理的頑固和墨守舊法，以致四次失去發展的機遇。例如，光緒二十九年（1903），北洋大臣袁世凱曾邀請山西票號加入天津官銀號，但山西票號拒不奉命。光緒三十年（1904），鹿鍾霖為戶部尚書，奉諭組建大清戶部銀行。鹿也邀請山西票號加入股份，並請出人組織銀行。山西票號北京分庄的經理多數贊成鹿氏之提議，均躍躍欲試。但山西票號為獨裁製，重大事體必須請示總號定奪。

票號總經理多墨守成規，只知享現成福，毫無遠見，竟復函票號北京分庄經理，既不準入股，也不準派人參加組建，致坐失機緣。後來，戶部銀行改由江浙綢緞商籌辦，致江浙財團後來居上。不久，戶部銀行改組為大清銀行，再請山西票號參加協辦，無奈山西票號又不應召。結果，山西票號始終未能參與國家銀行，第一次失去了改組銀行的機會。

光緒三十四（1908），山西蔚豐厚票號北京分庄經理李宏齡認識到山西票號若不順應潮流，及早改革圖存，將在商界、金融界銷聲匿跡，因此改組票號為銀行是大勢所趨。為此，他與渠本翹籌劃了票號改組的計劃，同時聯合京都的山西祁縣、太谷、平遙三幫票號致函總號，又請渠本翹到總號當面陳述票號改組銀行計劃。其時，蔚豐厚、蔚泰厚、天成亨、新泰厚、蔚盛長票號為五聯號，財東同為介休侯姓，在五聯號中以蔚泰厚總經理毛鴻翰最有權威。毛氏墨守成規，不肯稍事變通，不但反對票號改組銀行，反而誣指李宏齡所議另有個人企圖，致李等再不能有任何行動。宣統元年（1909），京都的山西各票莊通過各埠山西票莊再次提出改組銀行之議，漢口、蘭州、濟南等地山西票莊紛紛致函總號，要求改組票號為銀行。無奈總號經理仍不為動，對各地之請束之高閣，票號改組銀行的計劃又告失敗。這樣，晉商就第二次失去了改組銀行的機會。

辛亥革命發生，山西各系號均毫無準備，放出之款無法收回，而存款卻紛紛來取，山西票號蒙受嚴重損失，於是改組銀行之議重提，此時從前反對改組銀行最力的蔚泰厚票號總經理毛鴻翰業已醒悟，轉而支持票號改革。1914年山西祁、太、平三幫票號聯合向北京當局提出申辦銀行之請，時國務總理熊希齡深知山西票號與一般商業有重大關係，對晉商之請給予支持，同意由政府出面擔保，按照“商借商還”的辦法，山西票號向奧商華利銀行借款200萬磅，期限50年，利息六厘，作為開辦銀行之資。不巧，熊內閣不日倒台，又逢歐戰爆發，貸款之事成為泡影，山西票號又第三次失去了改組銀行的機會。

對外借款失敗，祁、太、平三幫票號聯合改組銀行計劃無法實施，於是平遙幫決定單獨進行，蔚泰厚總經理毛鴻翰，蔚長盛總經理閻子樵、蔚豐厚總經理張子康、新泰厚總經理侯某、蔚盛長總經理霍益亭、天成亨總經理范子生等擬從各自的票號中抽出若干資金作為基金，組織一大銀行。然而此計劃始終未能實現，山西票號改組銀行的計劃終於第四次落空。

山西票號從光緒三十年（1904）以後，十多年的掙扎，四次錯過改組機會，已成弩末，終於無法振作。

由上所述，我們已知明清晉商衰落之大體情況。如果我們把其衰落原因，按照其客觀和外在因素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

其一，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影響。鴉片戰爭后，西方列強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外國資本主義勢力利用其在中國攫取的經濟特權，擠壓中國工商業者，使中國的手工業、商業蒙受了重大損失。如前述晉商壟斷長達200年之久的恰克圖對俄貿易，就由於沙皇俄國資本主義侵略的影響，使山西商人蒙受損失，致恰克圖貿易一落千丈。如前所述，沙俄脅迫清政府先後簽訂了不平等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使沙俄獲得了自由貿易特權和免稅特權，俄商得以深入到庫倫、張家口一線，進行瘋狂的經濟掠奪，他們先後在庫倫等城市開辦洋行，到光緒十六年（1890）俄商對蒙古地區的貿易額已達300萬盧布，比簽訂《北京條約》前夕的21萬盧布增加近15倍。同治元年（1862），沙俄脅迫清政府簽訂的《中俄陸路通商章程》，又使沙俄把我國蒙古、新疆的萬裡邊境變為俄商獨佔的無稅貿易區，而山西商人等華商恰恰相反，要逢關納稅，遇卡抽厘，自然難以與俄商抗爭。同治八年（1869），沙俄又脅迫清政府簽訂了《改訂陸路通商章程》，

俄商又得以深入內地。茶葉是陸路貿易的主要商品，俄商在漢口設有六家磚茶製造廠，並在九江、福州設有分廠，每年運往俄國和蒙古地區的茶葉近900萬磅。俄人波茲德涅耶夫說：“1886年後，因俄國人的競爭，中國茶商年年賠本。西伯利亞最大茶商莫勒恰諾夫在中國經營，使歸化城好幾十家華人茶商破了產。”（俄·波茲德涅耶夫《蒙古與蒙古人》，1898年聖彼得版）光緒三十年（1904），日俄戰爭在中國的土地上爆發，使中國人民遭受了嚴重損失，據統計光緒三十三（1907），僅營口的山西商人，一年就虧折銀200餘萬兩。（清檔，山西巡撫光緒三十四年3月13日奏摺）由於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山西票號之利也多被外商銀行所奪。江西巡撫李勉林說：“中國西商多於各省設立匯兌庄，無慮千百萬巨款，層紙書函，數言電報，即可立為兌付，每一字型大小歲盈不下數十萬，而未嘗費一金之本。……近年通商口岸，洋商亦多設銀行，西商之利，稍為所奪，中國資財又多一外溢之所，尤不可不有以抵制之。”（《山西票號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版）又如山東“以前本省使用的土鐵，大部來自山西澤州府，現在幾乎已經完全被洋鐵所代替了，洋鐵成本比土鐵低一半。”（1869年《海關貿易報告·煙台》）宣統時，外國煙草公司處處排擠華商。如英美煙草公司以包捐為名，在山西榆次、太谷等地“概不許售中國之煙”。（《天津商會檔案選編》上1169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甚至連山西會館也遭到列強霸佔。如天津估衣街的山西會館，本為山西省官商僑居公議之地，光緒三十二年（1906）竟被張幼仙勾結日本人霸佔。更可惡的是外國資本主義國家向中國傾銷鴉片，毒害中國人民，使中國財政流失。如號稱“金太谷”的山西太谷縣，是山西票號商的巢穴之一，“咸同以還國運田蹙，穀人之牽牛服賈於俄蒙地者，損失大半”。（民國《太谷縣誌》）加之，資本主義國家向中國傾銷鴉片，一些商人吸食鴉片，致“因富而敗，精神萎靡……商務凋敝，煙丹流行。全縣為煙丹每年開支四百多萬銀元”。（《閻伯川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一）台灣商務版）其二，封建政府的腐敗與內亂外患的影響。明清政府由於其封建性，而具有保守、頑固、封閉、落後、腐朽的一面，特別是在兩次鴉片戰爭中清王朝的腐朽無能表現的淋漓盡致，《中英南京條約》是清政府簽訂的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使中國割地賠款，《天津條約》、《北京條約》是清政府與英法俄美簽訂的出賣主權的條約。甲午戰爭后《馬關條約》的簽訂使日本得以伸進了侵略中國的魔爪。《中德膠澳租界條約》是德國勢力在中國的擴張。帝國主義通過上述不平等條約，瓜分中國。光緒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與帝國主義各國簽訂的《辛丑條約》，使中國在半殖民地國家的泥坑中越陷越深。清政府的腐敗和帝國主義的侵略，激起了中國人民反對清朝封建統治、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咸豐元年（1851）太平軍在廣西金田起義。咸豐三年（1853）太平軍攻佔南京后，建立太平天國，都天京（南京）。咸豐三年（1853）上海小刀會起義。咸豐十年（1860）英法聯軍攻佔北京，焚毀圓明園。光緒二十四年（1898）農民反封建的秘密結社組織義和團，在山東舉起了反帝鬥爭的大旗。光緒二十六年（1900）義和團的一部分從山東轉戰直隸，與當地義和團群眾匯合，成為一股農民革命的洪流。帝國主義對農民的反帝鬥爭非常恐慌，組成八國聯軍對中國發動了瘋狂的侵略戰爭，他們在京、津燒殺搶掠，無所不為。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王朝的腐朽統治，但革命果實卻落入了袁世凱手中，當時軍閥混戰，土匪紛起，社會不靖。在上述政府腐敗、戰事頻繁的情況下，山西商人接連遭受損失，清人徐繼畲說：山西人“買賣在三江兩湖者十居八九，自粵匪竄擾以來，南省半為賊擾，山西買賣十無一存，祁太汾平各縣向稱為富有者，一旦化為烏有，住宅衣物之外，別無長物。”（徐繼畲《松龕全集》奏疏卷下《潞鹽芻議致王雁汀中丞》）民國《太谷縣誌》卷四載：“商務自清季已形凋敝，改革以來，凡外設有分庄者因直接間接之損失或則縮小範圍，或竟停止營業。較之昔日一落千丈矣。……近數年來各省兵禍相尋無已，在外經商因失業而賦閑者所在皆是，來源頓竭，生計困難。”光緒三十四年（1908）山西巡撫說：由於甲午之戰、庚子之亂、日俄戰爭，晉商損失，“多至數千萬，元氣至今未復。去年營口西商虧倒銀二百餘萬。”（清檔，山西巡撫光緒三十四年三月十三日奏摺）天成亨票號僅漢口、西安、成都三處被搶劫銀兩達100多萬兩。民國《臨晉縣誌》卷四載：“民國紀元前，臨民經商陝者常萬餘……陝省金融事業，歸臨人掌握者居其泰半，……民國肇建，陝省亂機四伏，盜匪充斥，行路者皆有戒心，商賈因之裹足，臨民之操奇計盈者生理日形頹敗，率多歸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俄國發生內戰，在俄國的山西商人落荒逃歸，因此而損失銀達數百萬兩。僅大德玉、大升五、大泉玉、大美玉、獨慎玉商號在莫斯科的損失就達140萬兩。1917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后，在俄的山西商人資本被沒收。加之舊俄鈔的貶值和廢棄，又遭損失。如錦泰亨號就因此損失銀24萬兩。1911年外蒙古宣布獨立，蒙俄簽訂庫倫通商協定，俄商取得無稅自由貿易特權，山西商人在蒙經商遭到嚴重打擊。1924年蒙古成立共和國，實行共有制，山西商人在蒙古的資產全部喪失。有資料記述山西商人之衰落說：“乃一蹶於庚子之亂，再毀放辛亥，商人失業，而致歲入歸於烏有，向之富者已貧，向之貧者益困，以放正貨短少，金融閉塞。”（《閻伯川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台灣商務版）

其三，封建政府肆意壓榨的影響。明清山西商人從清季開始走向衰落，而清政府對商人的肆意壓榨，則是山西商人走向衰落的一個重要因素。封建政府對商人壓榨的名目繁多，主要有：

一、課稅繁重。一是稅目繁多，除商稅、關稅外，清季到處設卡收取厘稅，使商人倍受其苦。山西從光緒元年（1875）到十九年（1893），大量增設厘卡，每年厘金收入由九萬兩上升到22萬兩，藥商、票捐、鹽價加斤等各類捐輸每年增加銀20萬兩，到清末全省已有厘卡35處，凡葯、鹽、皮、毛、煙、酒、煤、糧皆是厘金項目，到光緒三十四年（1908）厘金收入又達31萬兩。另一種是濫征、重征商稅。如乾隆二十九、三十年（1764、1765），多倫諾爾地方“違例濫征”，以致“商販稀少”。（清檔軍機處錄副，期成額、觀音保《為籌辦本稅事宜》乾隆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乾隆三十三年（1768），歸化城監督福禮重征商稅，曾引起山西商人李令俊、徐育成、郭茂等上京控告。福禮自乾隆三十二年（1767）到任，將原由殺虎口徵稅貨物，又在歸化城重征，僅七月十五日到次年正月初六日就多徵稅銀3200餘兩。（清檔軍機處錄副，四達、彰寶《查審歸化城監督福禮收稅一案》）光緒元年（1875），山西普源公商號，由廣東採辦藥材、藥酒，運銷直隸，途經天津，被鈔關重征，以致商人賠累，被迫改道青島，由山東運銷直隸。

二、捐輸頻仍。所謂捐輸，表面上是商人自願捐輸，實際上是政府攤派。如乾隆二十四年（1759），伊犁屯田，河東鹽商和長蘆鹽商捐輸銀20萬兩，以備屯餉；乾隆二十五年（1760），乾隆皇帝要駕臨五台山，河東商眾敬輸銀30萬兩；乾隆三十八年（1773）金川用兵，太原等府州捐輸運本銀110萬兩；乾隆五十一年（1780）乾隆皇帝巡幸五台，河東商人情殷報效銀20萬兩；乾隆五十三年（1788）鎮壓台灣林爽文起義，河東鹽商和長蘆鹽商捐輸銀50萬兩；乾隆五十七年（1792）后藏用兵，河東鹽商和長蘆鹽商捐輸銀50萬兩；嘉慶年間川楚用兵，河東鹽商和長蘆鹽商捐輸銀一百萬兩。嘉慶五年（1800）山西捐輸有一縣派至十萬兩，勒限催交，其未能措交者，即行掌責，甚至鎖閉班房，名曰“黑窯”。山西巡撫伯麟說山西現已捐輸一百四五十萬，約可得銀200萬兩。但伯麟的這種“勒限催交”，就連嘉慶帝也擔心“因此激成事端”。《清仁宗實錄》卷11載：嘉慶時“晉省攤捐款項繁多，……統計每年攤捐銀八萬二千多兩”。《清仁宗實錄》卷11，嘉慶二十五年十月戊戌）咸豐初，管理戶部事務祁雋藻上奏稱：“自咸豐二年二月起，

截止三年正月止……紳商土民捐輸銀數，則山西、陝西、四川三省為最多。山西共計捐銀一百五十九萬九千三百餘兩。”（清檔軍機處錄副，管理戶部事務祁雋藻《為遵旨報上捐輸情形奏摺》。《明清晉商資料選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山西商民捐銀佔全國捐銀的37%。為全國各省捐輸之首。同治三年（1864），又因新疆用兵，籌餉艱，解運難，山陝商人之資聚迪化州城，資財已經一空，但清政府仍不放過，以山陝商人在伊犁、喀什噶爾、古城等處皆設鋪戶為由，又令山陝商賈將上述地方商資兌充軍餉。清人徐繼畲說：“晉省前後捐輸已至五六次，數愈千萬。”（徐繼畲《松龕全集》文集卷三《復陽曲三紳士書》）不難看出，捐輸之頻，數額之大，已為山西商民之沉重負擔。下面是部分山西商民捐輸情況三、其他勒索。封建官吏視商人為“可啖之物”，千方百計搜刮商人。如乾隆初河東鹽政白起圖，在任期間“或賄買引窩，或嚇詐銀兩，或濫差擾累，或縱役需索，以致強薦長隨，收受禮物”，對商人進行種種盤剝勒索，白自從到任后，不僅“商人所送禮物，無不全收”，且每遇商人登門，家人竟強索“門包銀”，“家人門包，非八兩、十兩、十二兩，肯不傳奏”。（清檔喀爾吉善《為奏聞事》乾隆六年十一月十一日）乾隆三十二年（1767）達色任河東鹽政后，即與河東運使吳運從、運城知縣吳兆觀“彼此串通”，在鹽池搜刮鹽商的銀兩。因河東池鹽累累欠產，鹽商紛紛告退，清政府又舉報富戶充商，富戶皆視為畏途，達色乘機勒索。商人郭恩順、郭豐泰、祁斯清為求告免充商，達色令出銀4000兩。後來郭等三家出銀1040兩，又買“玉達摩、玉鱉”二件賄達色，才得以免充。（清檔四達、彰寶《為遵旨嚴審定擬具奏事》乾降三十三年一日二十九日）清末祁縣渠興周、平遙縣尹二少，都是當地著名富商，金永任山西巡按使時，圖謀其資產，金永爪牙於景福便誣指渠、尹有不法陰謀，將二戶財產全部沒收，金、於二人中飽私囊。以致“三晉富民吝於財而怕‘”，成“牢不可破之風氣”。（徐繼畲《松龕全集》文集卷三《復陽曲三紳士書》）

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細胞，也是社會的最基本經濟單位。家族是指血緣關係明確，存在經濟聯繫並通常同一居地的父系組織。晉商之家族不同於一般官紳家族，它是具有商業烙印特徵的中國傳統文化家族。

在晉商大族中，有些家族興盛時間較長，子弟有前途者多，而有些家族則衰敗得快，其中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前者重視家規家風，後者家規弛、家風差、敗家子弟也多。並沒有躺在祖宗基業上成為紈絝子弟，而是靠著自身的奮勉，各自開闢自己的事業與前途。且恪守祖訓，無一人涉足政界，大多在金融界、教育界、科技界工作。從居住地看，他們大多住在北京、上海及昆明等地，少數在遼寧、海口等地。

晉商家族有重學的一面，但他們具有以學保商，“學而優則商”的特點。晉商家族雖然重商，但也不是不重學，他們是商學結合，學中有商，商中有學，因而商人中不乏有學問之士。就連舉人出身、任教20餘年，自命不凡的劉大鵬也承認：“余於近日（在）晉接（觸）周旋了幾個商人，勝餘十倍，如所謂魚鹽中有大隱，貨殖內有高賢，信非虛也。自今以後，愈不敢輕視天下人矣”（《退想齋日記》）。

據山西巡撫哈芬、恆春、王慶雲等奏摺不完全統計，日升昌、元豐玖、志成信、協同慶、協和信、蔚泰厚

等票號的財東和主要經理人員，都捐納銀兩，買有各級職銜。據清檔記載，太谷志成信票號財東，議敘員外郎、監生，著實賞給舉人，仍留員外郎銜，並賞戴花翎；另一人議敘守備職銜，著注守備銜，作為貢生，以道員分發陝西分缺先補用，並賞戴花翎。太谷錦生潤票號財東曹培滋，著以郎中不論單雙月選用，並賞戴花翎。平遙日升昌票號財東李箴視，不僅自捐官銜，還給已死去的父親、祖父、曾祖父捐銜，其兄弟七人及下一輩男子十二人均捐有文武頭銜，李家的婦女均受封為宜人、夫人。平遙蔚字型大小首任經理毛鴻翙、從其父親到玄孫五代三十一名男子均捐官“將軍”、“大夫”，花翎頂戴，女子亦都為“夫人”、“恭人”。三晉源、百川通、長盛川票號財東祁縣渠家：渠同海受武德騎尉守備銜、守御所“千總”；其子渠應璜，受朝議大夫、鹽運使運同、直隸州州同；其孫渠長嬴，受朝議大夫、鹽運使運同，妻孟、羅、馬氏俱奉“恭人”。大德通、大德恆票號祁縣喬家：喬景僖受花翎員外郎，喬景侃受花翎四品附貢生，喬景信受花翎二品銜補用道員，喬景監受花翎員外郎，兄弟十人均受花翎頂戴。天成事票號經理張河錦捐銀450兩，准為監生共賞給守御所千總銜。

清人紀昀說：“山西人多商於外，十餘歲輒從人學貿易，俟蓄積有資始歸納婦，率二三年一歸省，其常例也”（《閱微草堂筆記》）。走口外，赴蒙經商是晉商的重要活動地。清政府規定，旅蒙商在蒙古地方貿易一律不準攜帶家眷，不得與蒙古婦女結婚同居。各晉商商號也規定：從業人員包括經理夥計，都不得在商號所在地攜帶妻子家眷和結婚納妾。商號還規定，探親分為十年、六年或三年一次，每次三到四個月。因此，從十一二歲入號，到六十歲退休，一生中只有十多次回家探親。由於商人重利輕別離，以致在山西有“旅蒙商的兒女少，妻子守活寡的多”的說法。清代後期，清政府對旅蒙商限制較鬆弛，有些旅蒙商從業人員在經營商號所在地納妾、同居與嫖娼者日漸增多。光緒年間歸化城大盛魁商號有一掌柜，年已60多歲，卻娶了一個16歲姑娘為妾。在他結婚時，有一對聯戲道：“二八佳人七九郎，梨花壓在牡丹上”。在張家口、歸化城、庫倫、多倫諾爾等城鎮，旅蒙晉商上至掌柜，下至夥計，嫖娼、包妓與蒙古婦女同居者已屢見不鮮。

看來，晉商為了謀利常年外出，給婚姻帶來不少問題。特別是經商致富后，婚姻由於財富的關係，家庭生活也不一定美滿。

山西商人的民宅建築，比較集中地體現了中國北方民居建築的獨特風格。如襄汾縣的丁村民居、祁縣的喬家堡和渠家大院、靈石的王家大院、太谷的三多堂、榆次的常家大院等是其中的傑出代表，詳細情況請參閱太原道晉商文化之晉商大院。

晉商家族由於歷史與社會種種原因，其家族呈現出不同的風姿。從興盛時間來看，儘管明清晉商稱雄商界五個多世紀，但從家族個例來看，興盛時間一般不超過二三百年。從地區來看，大商人家族明代多在山西南部，清代在山西中部。有關晉商家族個例的詳細情況，請參閱太原道晉商文化之晉商名門。

通過對已收集到的晉商史料總體分析，縱觀晉商稱雄中國商界500年的漫長歷史，大體可以劃分為以下三個時段：

自明初至清朝中葉300多年間，是平陽幫一枝獨秀的年代。這一時期平陽幫的突出代表是臨汾亢家。亢家既是大鹽商，又是大票商、大糧商和大地主，其生意壟斷華北，輻射全國。據《清稗類鈔》記載“亢氏為山西巨富，自明已然。”《中國經濟全書》稱：“亢氏……，凡二百餘年，其家運之隆盛，可謂極矣。”許指嚴所撰的《象齒焚身錄》記載，乾隆皇帝曾說：“朕向以為天下之富，無過鹺商；今聞亢氏，則猶小巫之見大巫也！”馬國翰《竹如意》記載：“山右亢某，家巨富，倉庾多至數千，人以‘百萬’呼之，恃富驕悖，好為狂言。時晉省大旱，郡縣祈禱，人心惶惶。亢獨施施然，對眾揚言：‘上有老蒼天，下有亢百萬；三年不下雨，陳糧有萬石’！”

自清朝中葉至清末一百多年間，是“北號南庄”，或者叫平祁太介幫與平陽幫兩大商業勁旅競輝並存的年代。正象中國商業史學會會長鬍平所說：“北方有票號，南方有錢莊，這預示著近代文明進入中國。這個東西呢，是土生土長的，我們的票號、錢莊還開到外國去呢，這些土生土長的東西，有它歷史上的功勞，在中國是首創的。”當時的平祁太介幫主要從事大西北、東北、內外蒙古、俄羅斯一帶的生意，而平陽幫則稱雄於江淮、蘇杭、中原、西南、西北及京師一帶。

清末、民國至建國初期公私合營之前，是平陽幫依舊輝煌的年代。晉中票號在清末至民國初年先後倒閉，而晉南許多錢莊、商號卻一直延續到公私合營之前。近代史稱“京師大賈數晉人”—北京資本最多、規模最大的糧店，就是臨汾亢家在正陽門外開設的糧店；北京的油鹽酒店，多為襄陵人經營；北京的布行多為翼城人經營，鮮魚口往西有布巷，全為翼城人；臨汾趙家創自明朝正統元年（公元1436年）的著名老字號“六必居”，距今已有570年的歷史；臨汾、浮山人在北京經營的“萬全堂”、“都一處”、“樂仁堂”等著名老字號也歷久不衰；襄汾人姜贊堂在前門外興隆街開的“敬記紙庄”，是北京最早經銷平陽麻紙和西洋紙張的店鋪，業務聯通海外諸國，貨源來自美國、朝鮮、瑞典、菲律賓等，分號遍布上海、西安、張家口、天津各大城市，一度佔領全國紙業半壁江山。

人們把有文化素養的商人稱為儒商，明清山西商人中有不少受過嚴格的傳統文化教育，具有相當的文化素養，從而對經商活動產生了很大影響，並形成了他們的新文化觀。

對於儒和賈，明清社會上的一般看法是“儒為名高，賈為厚利”，認為儒、賈追求目標不一。但一些山西

商人卻提出了儒賈相通觀，他們認為行賈也可習儒，儒可賈，賈可仕，仕可不失賈業。例如，明代蒲州商人王瑤，就是“行貨而教義，轉輸積而手不離簡冊”。山西商人還在河東鹽池為其子弟設立了運學，在兩淮鹽區其子弟獨有商籍，而徽商無。

義，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所講的一種道德規範，也是禁約人們行為的準則。在義利相通觀的影響下，誠信戒欺，重視商譽，則成為山西商人的商業道德觀。義利思想最直接的表現就是“誠”與“不欺”，儘管“不務仁義之行，而徒以機利相高”的商人大有人在，但奉行誠信不欺的商人仍為主流。如清代著名的山西介休商人范永斗，就是由於“與遼左通貨財，久著信義”而受到清政府的垂青，後來當上皇商，並由此獲得厚利。誠信不欺，以誠信重義作為商人處世立業之道。“誠召天下客，義納八方財”，可謂山西商人精神價值觀的體現。

義利思想是明清山西商人的精神價值觀，也是經營管理哲學。但商品市場存在著激烈的競爭，“與人相對而爭利，天下之至難也”。深謀略，通權變，作為商場上的競爭之道，體現出明清山西商人文化觀的又一個特色。明人張四維說：“蒲俗，善賈者必相時度地居物而擅其盈，故其業有不終身（生）變老，有不終歲變者，其有一業不變而世守之者。”如前述山西蒲州商人王海峰，“始亦以居貨走四方，而中負隱隱與眾不類。青滄者故太公管仲之鹽莢之區，陶朱公據以累致干金者也。國家亦有榷務存焉，法弊利雍。諸賈過，不以正目視之。公獨曰：此可居也。遂相地制宜，審時觀變，究覽鹺政，……人所棄我則取之，人所去我則就之，而公之業益饒”。

中國古代思想家認為培養人才之道是“修身、正己、齊家、治國、平天下”，以自我修養為前提。“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這就是說，修身正己，是使人具備擔當治國、安天下重任的基本素質要求。關於這些基本素質的標準，孟子主張“仁義禮智信”，兵家對為將者的要求是“智信仁勇嚴”，《三略》概括為“道、德、義、仁、禮”。因而晉商用人唯賢是舉。勤儉經商也是晉商修身正己的一個重要內容。

數學、地理、交通與商人的經商活動有著密切關係，明清山西商人很注意對數學、地理、交通等科技的實際應用。明代蒲州大商張四教，16歲服賈遠遊，“所經紀廢居，咸出人意”。其兄張四維說他“尤精《九章算術》，凡方田粟布勾股商分等法厘中白首不得肯綮者，弟皆按籍妙解，不由師授。

晉商還在清代江蘇王氏所著《生意世事初階》基礎上，編著了《貿易須知》，總結了培養學徒和坐賈經商等經驗，是一部內容十分豐富的經商著作。由以上之例不難看出，明清山西商人在經商活動中十分重視科技的應用，並通過科技的應用推動其商業活動。

總之，明清晉商精神表現了山西人經商的思想品質、經營謀略、經營作風、文化觀念等，這是晉商取得商業成功的寶貴的精神財富。

喬家、渠家以及曹家都曾走過西口，塞外的風沙磨鍊了他們不甘貧窮的意志與毅力，他們用自己飽含著汗水的業績，衣錦榮歸之後，給後人留下了這些雕樑畫棟的宅院，和古色古香、風韻猶存、遍布城鄉、數以千計的庭院建築，而且給建築學、晉商文化的教學與研究提供了難得的直觀資料。

佔地8724平方米，6幢大院，20幢小院，共313間房屋組成，整體為“雙喜”字布局，全院以一條平直的通道將6幢院分隔兩旁，院中有院，院中有園，既重整體美感，又具局部特色，無不造型考究，匠心獨用。全院裝飾木雕300餘件，幾乎每件都是一個古老的民間故事。院內磚雕，俯仰可見。100個“壽”字組成的照壁，百字百樣，方勁古拙，靈動纖秀。

喬家大院既是建築藝術的寶庫，又是民俗的堂殿。這裡已建為華北民俗博物館。已是山西省十佳旅遊景點之一，每年都吸引了大批國內外遊人。

喬家大院位於祁縣東觀鎮喬家堡村，是清代赫赫有名的商業金融資本家喬致庸的宅院，原名“在中堂”，是山西省集中反映晉中地區民俗民風的博物館。喬家大院佔地8724.8平方米，建築面積3780平方米，有院落19進，房屋313間。從高空俯視整個院落布局，很似一個象徵大吉大利的“囍”字。素有“皇家有故宮，民宅看喬家”之說。

可與喬家大院媲美的是渠家大院。渠家大院同喬家大院一樣，是清末民初顯赫一時的名門望族、晉商渠源湞的宅院，它是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遺產，已成為新的經濟文化的載體--晉商文化博物館。

渠家大院佔地5317平方米，共8幢大院，19幢小院，240間房屋，邁入大門，一連五進，深達百米。象徵著官品地位的“十一彩”牌樓，戲台院，欄桿院，木雕、磚雕、石雕，或圓雕、浮雕，多處鏤空，立體感甚強，遊人至此，無不駐足感嘆。

曹家大院位於太谷縣城西南的北恍村東北角，是明清的晉商巨富北洸（太穀人稱為 wang 一聲）曹家的一處“壽”字 宅院，佔地10638平方米。該院外觀雄偉高大，形似城堡，現存房舍277間，建築風格古色古香，尤以按“福”“祿”“壽”"禧”字形建造的四座大院最具代表性。倖存下來的“壽”字型宅院，俗稱“三多堂”，現已闢為博物館。

王家大院位於晉中市靈石縣靜升村北端的黃土丘上，是太原王氏後裔——靜升王氏的住宅建築群。大院有東大院、西大院、孝義祠三部分，總面積達34450平方米。院內隨處可見木雕、磚雕、石雕，從屋檐、斗拱、照壁、獸吻到石鼓、門窗等均構思奇妙，造型逼真。

在晉中還有不少很有價值的商家大院和民居建築，如平遙縣創建中國第一票號--日升昌的李家、榆次市開闢榮商之路的常家、太谷縣的經貿活動伸展到東亞、西歐的大資本家曹家、靈石縣因財達官，因官得勢，大院建築南北風格融為一體的王家等，或官府氣勢較強，或園林盛景較濃，形成了與喬家、渠家大院迥然不同的建築風格，被專家學者稱之為民間瑰寶。

春秋數度，風流盡顯，晉商大院以其輝煌的過去，永垂史冊。後人將沿著歷史上晉商輝煌的足跡，再創新世紀的繁榮。

票號即票莊、匯兌庄，主要辦理國內外匯兌和存放款業務，是為適應國內外貿易的發展而產生的。以前用起鏢運送現銀的辦法，費時誤事、開支大、不安全。自嘉慶、道光年間，民間有了信局，通行各省，官吏及商人迫切要求以匯兌取代運現，遂誕生了票號。票號的起源有幾種說法，通行的說法是：山西第一家票號由雷履泰於道光初年，把日升昌顏料鋪改成票號，總號在平遙城西大街路南，分號在北京崇文門外草廠十條南口。幾年後出現蔚字五聯號等，為平遙幫票號。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祁縣合盛元茶莊改成票號，繼有大德通等，為祁縣幫票號。同年，太谷志成信綢緞雜貨庄改成票號，又有協成乾等，為太谷幫票號。票號存在約百年，前40年（道光、咸豐時期），是晉幫壟斷時期；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浙商胡光墉在上海設阜康票號，繼有楊源豐等，為南幫票號。后60年（同治、光緒、宣統、民國初期），是山西票號為主，南幫票號為輔時期。曲殿元在《中國金融與匯兌》（1930年上海大東書局版）中說：“山西票莊執中國金融界之牛耳，約百餘年。”

票號是隨著中國的半殖民地化而發展的，原因是社會經濟發展、商品流通擴大、交通發達、國內外匯兌的

客觀需要。票號辦理匯兌、存放款，解決了運送現銀的困難，加速了資金周轉，促進了商業繁榮。票號商人與官府勾結，代清政府籌措匯解京餉、軍餉，籌還外債，收存中央及各省官款，起過代理國庫和省庫作用。票商也曾資助民族資本，是中國近代企業的“助產婆”。票號不同於先有的賬局、錢莊，也不同於後有的銀號、銀行。票號主要業務是辦理商業匯兌。前期因華北、華中與蒙俄貿易與年俱增，票號依據經濟形勢，在內陸30多個城鎮設庄200多個，重心在北方，分號以京師為中心。中期則海陸並重，在邊疆和沿海大設分號，京、津、滬、漢成為票莊集中的四大中心（主要是分號，總號多數在山西的祁縣、太谷、平遙），光緒前期，票號的總號、分號已達400多家。

後期（甲午戰爭后）中國完全淪為半殖民地，票號積極與外商競爭，促進國內外貿易，資助民族資本。祁縣的合盛元票號，看到日商在東北肆意擴張，遂把在東北的分號增加三倍，並在朝鮮的新義州、南奎山、仁川，日本的下關、神戶、東京、大阪、橫濱設庄，合盛元以其較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成為當時票號的佼佼者。1901年成立的永泰裕票號，看出中印貿易即將大發展的趨勢，率先在印度的加爾各答設庄。1906年成立的平遙寶豐隆票號也在加爾各答和拉薩等地設了庄，促進了中國西藏與印度的貿易。票號匯通天下，構成了四通八達的金融匯兌網。但盛極必衰，辛亥革命后，票號進入尾聲。民國初期，票號陸續倒閉，1921年僅存五家，平遙日升昌1923年歇業，祁縣大盛川1929年歇業，三晉源1934年歇業，大德通、大德恆1932年後改銀號。

國內外，山徠西票號共133地，657家。南幫票號源豐潤，曾在新加坡設分號。祁幫票號大德通1932年改銀號后，曾在國外設分號。榆次常家的獨慎玉（賬局兼營茶貨）曾在莫斯科設分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