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建築

佛早沿古絲綢傳，絲綢既古貿易，化交流，早石窟寺隨佛流布古沿途。石窟鑿崖壁石洞，早佛建築形式。布北南廣區佛石窟寺，僅錄中國佛教的發展歷史，這些石窟里大量的壁畫、雕塑以及其他文物還反映了中國古代的藝術與文化。

佛建築佛寺塔。古印度有名寺塔不少，如著名的菩提伽耶、那爛陀遺址，規模極為宏大。

南亞諸均類建築。柬埔寨吳哥寺窟，緬甸仰光大金塔，印度尼西亞的婆羅浮屠，阿富汗的巴米揚崖壁大佛像，都是聞名於世界的佛教建築。

中國佛教建築是隨著佛教傳入而發展起來的。最古老的佛教建築為石窟寺，系根據古印度佛教造型藝術，結合中國傳統的形式建築的。中國的佛教石窟為數甚多，其中敦煌、雲岡、龍門尤為著名。中國佛塔的建築，起源甚早，現存的上海龍華寺塔和蘇州報恩寺塔，相傳都是三國時代創建而經後人重修的。

原來印度的佛塔是覆缽狀的圓墳形，上飾竿和傘，后發展成相輪（在塔頂豎一根金屬剎，用七重或九重鐵環套在剎身）。傳入中國后，結合中國的民族形式，大都建成可供人憑眺的樓閣式建築。現存的塔可分二類，一是印度式的，但也帶有中國特色；二是另式擴要採取中國原有樓閣形式，平面正方形和八角形居多，一般為七至九層。結構有木塔、磚塔、磚木塔、石塔、銅塔、鐵塔和琉璃磚塔等。西藏的佛寺建築，與漢族地區略有不同。一般都有龐大的建築群所有建築體現了藏族古建築藝術的鮮明特色和漢藏文化融合的風格。北京的雍和宮，拉薩的布達拉宮，承德的外八廟等是這種建築的典型。日本的東本願寺，朝鮮的佛國寺都採用木結構的殿堂形式，雄偉壯麗，是世界知名的古剎。

河北正定隆興寺是現存宋朝佛寺建築總體布局的一個重要實例，山門內一長方形院子，鐘樓、鼓樓分列左右，中間大覺六師殿已毀，但尚存遺址。北進為摩尼殿，有左右配殿，構成另一個縱長形的院落，再向北進入第二道門內，就是主要建築佛香閣和其前西側的轉輪藏殿和慈氏閣，其與其他次要的樓、閣、殿、亭等所構成的形式瑰偉的空間組合，也是整個佛寺建築群的高潮。還有一座彌陀殿位於寺后。佛香閣和彌陀殿都是採用三殿並列的制度。全寺建築依著中軸線作縱深布置，自外而內，殿宇重疊、院落互變、高低錯落、主次分明。佛香閣現高約33米、三層、歇山頂，上兩層皆為重檐，並有平坐。重建於1940年左右。閣內所供四十二手觀音像，高24米，為北宋開寶四年(971)建閣時所鑄，為中國現今留存的最大的銅像。轉輪藏殿與慈氏閣都為二層，重檐歇山頂。大小相同，但結構各異。寺內其餘配殿都是單層。這種以高閣為全寺中心的布局方法，反映了唐中葉以後供奉高大的佛像而使主要建築不得不向多層發展、陪襯的次要建築也隨之增高的特點。摩尼殿建於北宋皇祐四年(1052)，殿基近方形，四面正中各出抱廈。殿身厚牆圍繞，僅抱廈正面開門窗。此殿外觀別緻，重檐歇山頂，抱廈為歇山頂而以山面向前，與傳世的宋代繪畫極類似。河北薊縣獨樂寺重建於遼統和二年(984)，現存的山門和觀音閣都是遼代原物，原來兩者之間有迴廊環繞，現不存在。山門面闊三間，單檐廡殿頂。台基低矮，斗栱雄大，出檐深遠，內部不用天花，斗栱、梁、檁等構件顯露可見，裝飾效果顯著。觀音閣、三層高，但外觀僅為兩層，中間是暗層，閣中置一座高16米的遼塑十一面觀音像，是現存中國古代最大的塑像，該像直通三層，閣內有一空井以容納像身。閣的上下兩層間的暗層就是平坐結構和下層屋檐所佔的空間。上下各層的柱子不直接貫通，而是上層柱插在下層柱頭斗栱上的“叉柱造”。上下兩層空井的形狀不同，有助於防止空井的構架變形，加強了整個閣結構的剛性，而空井又是容納佛像的空間，做到了結構與功能的統一。另外，還利用下昂和華栱出挑相等而高度不同的特點來調整屋頂坡度，這是唐以來單層與多層建築常用的方法。閣的外形兼有唐朝雄健和宋朝柔和的特色，是遼代建築的一個重要實例。

留存至今的還有山西大同的華嚴寺和善化寺，也都是遼、金建築的重要作品。華嚴寺現分上、下寺，其中上寺的大殿重建於金天眷三年(1140)，是至今已發現的古代單檐木建築中體型最大的一座，下寺的薄伽教藏殿建於遼重熙七年(1038)，內部沿牆排列藏經的壁櫥三十八間，仿重樓式樣，分上下二層，在後窗處中斷而做成天宮樓閣五間，飛越窗上，以環橋與左右櫥相連接，忠實地反映了遼代建築的風格，也是遼代小木作的重要遺物。而大殿的柱網平面和“金廂斗底槽”的形式相近似，內外柱同高，其上用明袱、草袱兩套屋架，與五台山佛光寺大殿相類似，可以證明遼代建築直接繼承唐代建築的風格。善化寺大雄寶殿建於遼，普賢閣、三聖殿和山門則是金代遺物。該寺殿宇高大、院落開闊，為現存遼金佛寺中規模最大的一處，同時這些建築的平面、結構、造型各具特點，是研究遼、金建築嬗遞變化的重要資料。

宋代建築的總體布局和唐朝不同，它是沿著軸線排列成若干四合院的組群布局，加強了縱深發展，如正定隆興寺。另外一些組群的主要建築已不是由縱深的二、三座殿閣所組成，而是四周以較低的建築，擁簇中央高聳的殿閣，成為一個整體，如宋畫《明皇避暑圖》、《滕王閣圖》和《黃鶴樓圖》都是如此。這時四合院的迴廊已不在轉角處加建亭閣，而在中軸部分的左右建造若干高低錯落的樓閣亭台，使整個組群的形象不陷於單調。此外，與縱深布局相結合，在主要殿堂的左右往往以挾屋與配殿烘托中央主體建築的重要性。從這些資料中還可以看到組群的每一座建築物的位置、大小、高低與平坐、腰檐、屋頂等所組合的輪廓及各部分的相互關係都經過精心處理，並且善於利用地形，饒有園林趣味。

佛教起源於古印度，東漢永平年間傳入中國。傳入之初，寺院建築參照印度佛寺模式，以塔為中心，四周建有殿堂。晉唐以後，殿堂逐漸成為主要建築，塔被移於寺外。寺院主要殿堂比較規範，依次為山門、天王殿、大雄寶殿、法堂、毗盧殿或藏經樓、方丈室等。東側有僧房、香積廚、齋堂、職事房、茶堂、延壽堂等。西側多為接待雲遊僧人的禪堂等。一些大寺院，門前還有放生池。俗話說：“天下名山僧佔多”。許多寺院都在深山密林中，所以第一道門便稱“山門”，而三、山音近，故此一般山門又由三道門組成，象徵佛教的空門、無相門、無作門的“三解脫門”。天王殿內，兩旁四大天王，中為袒胸露腹的大肚彌勒佛，潭柘寺一副對聯寫道：大肚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開口便笑，笑世間可笑之人。彌勒佛身後為韋馱將軍。韋馱為四天王座下三十二將之首，也是大家所熟悉的佛教護法神。韋馱背對彌勒佛，面向大雄寶殿，降魔伏鬼，保護佛法。一般有兩種塑像：一是兩足平立，十指合掌，橫杵於兩腕間，表示該寺不接待外來雲遊僧人；二是左手握杵拄地，右手插腰，左腳略向前立，表示歡迎接待外來僧人（也有與此相反之說）。一般來說，看韋陀菩薩的韋陀杵的方向：如果韋陀杵扛在肩上，表示這個寺廟是大的寺廟，可以招待雲遊到此的和尚免費吃住三天；如果韋陀杵平端在手中，表示這個寺廟是中等規模寺廟，可以招待雲遊到此的和尚免費吃住一天；如果韋陀杵拄在地上，表示這個寺廟是小寺廟，不能招待雲遊到此的和尚免費吃住。相傳在很久很久以前，彌勒佛和韋陀並不在同一個廟裡，而是分別掌管不同的廟，享受天下人的供奉。彌勒佛熱情隨和，笑臉常開，所以來的人非常多，香火也很旺盛，可是他生性什麼都不在乎，丟三拉四，無法好好的管理賬務，所以依然入不敷出。而韋陀雖然管賬是一把好手，但卻成天板著個臉，太過嚴肅，搞得前來供拜的人越來越少，直至最後香火斷絕。佛祖在巡查天下香火的時候發現了這個問題，就生出一計，將他們倆放在同一個廟裡，由彌勒佛負責公關接待，笑迎八方客，而韋陀則作為寺院護法，鐵面無私，錙珠必較，負責財務，嚴格把關。在兩人的分工合作以後，廟裡果然呈現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大雄寶殿，供奉佛祖釋迦牟尼，有一、三、五、七尊不同。通常是三尊，稱“三世佛”，有“橫三世”與“豎三世”之分。此外，寺中常供奉的還有菩薩。天津獨樂寺，供奉的觀音達十六米。如此高大的泥塑立像，全國罕見。菩薩中，屬文殊、普賢、觀音、地藏菩薩最為著名，其道場分別在山西五台山、四川峨眉山、浙江普陀山、安徽九華山，這四山並稱我國四大佛教名山。河南洛陽白馬寺為中國佛教的“釋源”和“祖庭”。中國寺廟的建築之美就響應在群山、松柏、流水、殿落與亭廊的相互呼應之間，含蓄溫蘊，展示出組合變幻所賦予的和諧、寧靜及韻味。

塔廟，以塔為中心，周圍建以殿堂、僧舍。塔中供奉著舍利、佛像等，是寺院的中心建築。唐代以後，佛塔多建寺前、寺后或另建塔院，形成了以大雄寶殿為中心的佛寺結構。寺院坐北朝南，主要殿堂依次分佈在中軸線上，層次分明，布局嚴謹。宋代時，禪宗興盛，形成了“伽藍七堂”制度，七堂指佛殿、法堂、僧堂、庫房、山門、西凈、浴室。規模較大的寺院還有講堂、禪堂、經堂、塔、鐘樓等。建於山上的佛寺也依此而建。明清以來，佛寺建築格局已成定式，一般在中軸線上由南向北依次分佈著山門殿、天王殿、大雄寶殿、法堂、藏經樓、毗盧閣、觀音殿。大雄寶殿是佛寺的主體建築，東西兩側的配殿為鐘樓與鼓樓，伽藍殿與祖師堂，觀音殿與藥師殿相對應。大的寺院有五百羅漢堂、佛塔等建築。中軸線東側分佈僧房、香積廚、齋堂、職事堂等，是寺內僧人的起居生活區；現在寺院對外開放后，生活區一般都后移，或在寺院后側重建。中軸線西側主要為禪堂、接待室等，是前來掛單僧人修行之所，現在也基本上對外開放，有的闢為文物陳列室、佛經流通處。

佛教建築包括佛寺、佛塔和石窟。佛教建築在初期受到印度影響的同時，很快就開始了中國化的過程。明、清佛寺的布局，一般都是主房、配房等組成的嚴格對稱的多進院落形式。在主軸的最前方是山門——整個寺院的入口。山門內左右兩側分設鍾、鼓樓。中央正對山門的是天王殿，常做成三間穿堂形式的殿堂。穿過天王殿，進入第二個院落，座落在正中主軸上的是正殿，常名為“大雄寶殿”。正殿對於整個佛寺建築群體是中心建築物，它不論在建築體積和質量，都在其他單體建築之上。正殿左右配殿或作二層樓閣形式。正殿後一進院落，常建築二層“藏經樓”。另外，多在主軸院落兩側布置僧房、禪堂、齋堂等僧人居住的房屋。北京的大型佛寺，如西四牌樓的廣濟寺等都屬於這種類型。小型的寺廟，一般只有一進院落——進山門迎面就是大殿，兩廂為僧房。佛寺建築群組中常布置一系列附屬建築，如山門前的牌坊、獅子雕刻、塔、幢、碑等。北京現存的佛塔都是磚石建造的。著名的有廣安門外遼代建造的天寧寺塔（斗栱密檐型）；阜成門內元代建造的妙應寺白塔（屠坡型）；阜成門明代修建的慈壽寺塔（斗栱密檐型）；大正覺寺金剛寶座塔（印度金剛寶座式）；卧佛寺在西山余脈聚寶山（壽安山）南麓，寺首創於唐貞觀年間（627—649年），原名兜率寺，或名壽安寺。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改稱十方普覺寺。因寺內有元至順元年——二年（1330—1331年）鑄造的一軀釋迦牟尼涅盤銅像，所以一般叫卧佛寺。

碧雲寺在西山東麓，各組殿堂成階梯狀層層上升；始建於元代至順年間，初名碧雲庵，明代正德年間（十六世紀初）擴建；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又在原有基礎上大規模擴建。天寧寺塔在廣安門外，是國現存的密檐式磚塔中比較典型的一座。此塔隋代已有，現存的這座塔是遼代建的。喇嘛寺：喇嘛寺在國信奉喇嘛教的是蒙、藏兩個兄弟民族，所以喇嘛寺的建築也因宗教內容的特點和民族的特點而和佛寺有所不同。北京的喇嘛教建築是從元代開始出現的。喇嘛教建築一般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和佛寺相近的宮室式木建築；另一種是屬於碉房式的砧石建築。北京的雍和宮和東、西黃寺都屬於前者，只有頤和園後山的一組喇嘛寺是碉房式的。木建築的喇嘛寺仍舊採用了四合院式布局，寺廟前半部的山門、天王殿、大殿，都和佛寺差不多。但大殿以後的部分常有高大而雄偉的建築，在布局上也有所變化；例如雍和宮的後部採用三殿並列的制度，用復道將高大的萬福閣和兩側的永康閣、延寧閣連接起來，氣勢十分壯麗。喇嘛教的塔不同於佛塔。它是由印度的屠坡演化而來的。中國的喇嘛塔也有用為僧侶墳墓的，但建築在寺廟中的喇嘛塔，卻和佛塔的作用相同。

伽藍七殿：從北魏開始，寺院建築在中國興盛起來，但是，印度神廟和佛寺建築的模式並沒有被接受。寺，在中國原來就是漢代官署的名稱。相傳中國第一座古寺，東漢永平十年所建的白馬寺，就是用接待外國賓客的官署棗鴻臚寺改建的。中國人從一開始就把佛寺與官府、宅邱、祠堂混同起來。這是因為在建築格局上，支配中國人的是根深蒂固的陰陽宇宙觀和崇尚對稱、秩序、穩定的審美心理，在這種文化一心理的指導下，必然會產生一個建築模式，而模式是具有普遍意義的，不僅宮殿官邸如是，詞堂民居如是，寺院道觀也如是。所以中國佛寺一開始就融合了固有的祭祀祖宗、天地的柯廟，依然是平面方形，對稱穩重，南北中軸線布局，構成整飭嚴謹，氣勢磅礴的建築群體。

隋唐以前的佛寺，一般在寺前或宅院中心造塔。當時的寺院習稱“浮屠祠”，禮拜塔中舍利是當時信徒巡禮的主要內容。廟前有廊廡圍繞，正中院庭的前後有殿堂，房院為僧房。隋唐以後，造巨像成風，佛殿普遍代替佛塔，佛塔漸漸被擠出寺院，或另闢塔院，或置於寺前後或兩側。禪宗興起后，提倡“伽藍七殿”制。七堂為佛殿、法堂、僧堂、庫房、山門、西凈、浴室。較大的寺院還有講堂、經堂、禪堂、塔、鐘樓、鼓樓等建築。明代以後，伽藍制度已有定式，殿堂塑像也大抵一致。佛寺殿堂的配置大致是，以南北為中軸線，自南往北，依次為：山門、天王殿、大雄寶殿、法堂，再后是藏經樓。東西配殿則有伽藍殿、祖師殿、觀音殿、藥師殿等。寺院的東側為僧人生活區，包括僧房、香積廚、齋堂、茶堂、職事堂（庫房）等。西側主要是雲會堂（禪堂），以容四海雲遊僧人而名。山門一般有三個，象徵“三解脫門”，即空門、無相門、無作門。山門常蓋成殿堂式，殿內左右分塑二金剛力士，守護佛法。山門而後的天王殿，中供大肚彌勒，彌勒是釋迦的繼承人，稱為“未來佛”。彌勒像的左右分裂四大天王像，掌管東西南北四大部洲的山河大地，又稱為“四大金剛”。彌勒像的背後是護法神韋馱天尊。大雄殿供奉主尊釋迦牟尼像。供一尊佛，或釋迦佛或毗盧佛或接引佛，有的供三尊佛，或三世佛（中釋迦佛、左東方藥師琉璃光如來、右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或三身佛（法身、報身、化身）。主尊兩側，常有左右脅侍，即老“迦葉”、少“阿難”，或塑文殊、普賢兩菩薩。殿內東西兩側面，多塑十八羅漢像或二十諸天。佛去背後多塑一堂“海島觀音”。法堂是演說佛法、皈戒集會之處，是寺中僅次於大殿的主要建築。最後是藏經樓，珍藏佛經的地方。大雄寶殿兩旁的東西配殿，西為伽藍殿，供像三尊，中波斯匿王，左陀太子，右給孤獨長者。兩側常供十八位伽藍神。東為祖師殿，多供奉達摩或當寺開山祖師。其它尚有庫房、客房、廚房、浴室等等，分佈四周。此外，園林式建築格局的佛寺也較普遍。以寺為主，或包以園林，或附綴園林，或穿插園林。與寺廟均衡、對稱、封閉相反，園林的配置則追摹自然，靈活多變，園林中水澗溪流，似源頭無盡；曲徑通幽，柳暗花明，似境界無窮。這兩種相反的藝術格局構成了中國寺院既有典雅莊重的廟堂氣氛，又有自然情趣、意境層深的欣賞。如蘇州的靈岩寺、杭州的靈隱寺、天台山國清寺、廣東韶關南華寺、湖南衡山祝聖寺、湖北當陽玉泉寺、成都文殊院等等，都屬於此類格局。

提起新疆，映現在人們腦海中的是能歌善舞的維吾爾族姑娘、甘甜可口的哈密瓜和廣袤無垠的戈壁沙漠，凡到過新疆的人都知道這裡是我國穆斯林最集中的地區，世世代代居住在這裡的維吾爾人、哈薩克人都是虔誠的伊斯蘭教徒，隨處可見的清真寺會使人產生一種身在中東阿拉伯世界的感覺。但你可知道早在一千多年前，這裡的居民都是清一色的佛教徒，並且創造出了令世人矚目的佛教石窟藝術，只是到了公元十一、二世紀以後，隨著伊斯蘭教勢力的逐漸滲入，佛教才在當地漸趨衰亡直至最終退出歷史舞台。石窟是指開鑿在河畔山崖上的佛教寺院，其性質如同地面建築的寺廟，關於為何要到荒山野嶺開鑿石窟的原因，目前學術界還存在多種看法，共同的認識是石窟可以長久保存，正如唐代高僧道宣《集神州三寶感通錄》所載：“以國城寺塔終非永固，古來帝宮終逢煨燼，若依立之，效尤斯及……，乃顧眄山宇，可以終天……”於是在“州南百里崖中大造形象”。千餘年來的風風雨雨也印證了這一事實，曾經輝煌一時秦宮漢闕、名寺聖殿留給後人的不過是考古學家從廢墟中發掘出來的殘磚碎瓦而已，只有那些遠離繁華都市與戰火紛擾的石窟得以保存為一片凈土，蔚為壯觀的雕塑與精美絕倫的壁畫為我們展現出歷史的原貌，因此，以敦煌為代表的石窟藝術被世人譽為佛教文化寶庫是當之無愧的！作為佛教文化表現形式之一的石窟藝術起源於古代印度，隨著佛教的傳播於公元三世紀左右經中亞傳入我國新疆地區，並以此為據點逐漸東傳，於公元五－八世紀在中原各地盛極一時。可以說，新疆是佛教系統地傳入中國的第一站，並擁有我國時代最早、規模最大、位置最西的大型石窟群，聞名於世的敦煌莫高窟、雲岡石窟的早期洞窟受到新疆石窟佛教藝術的強烈影響，因此，探討中國石窟的淵源和藝術傳承就必須深入了解新疆石窟。新疆地區的石窟主要分佈在自喀什向東的塔里木盆地北沿路線上，目前發現石窟遺跡的有4個地區，由西向東依次為古疏勒區（今喀什）、古龜茲區（今庫車、拜城）、古焉耆區（今焉耆）和古高昌區（今吐魯番）。從建築形制上來看，新疆石窟比較多的發現有中心柱式塔廟窟、塑立大型佛像的大像窟、供僧人日常起居的僧房窟、供僧人修禪打坐的禪窟以及不同形制洞窟組成的洞窟組合，也有少量的禪窟群。5世紀以後，方形佛殿窟數量增多，還出現了中央設壇立像的佛壇窟。焉耆、吐魯番一帶常有在洞窟前接砌土坯前廓或完全用土坯砌築的洞窟。這些不同形制的洞窟中常繪有壁畫，原先多數還有塑像（現絕大多數已毀）。6世紀以前的繪塑內容主要是反映小乘佛教題材的釋迦牟尼、交足彌勒菩薩和表現釋迦的本生、佛傳、因緣故事。6世紀出現了具有大乘性質的千佛。8世紀以後，中原北方地區盛行凈土經變及一些密教形象傳播到本地區，壁畫布局和繪畫技法也較顯著地受到中原地區的影響。

概括而言，新疆石窟可劃分出三種藝術風格：其一為“龜茲風”，以克孜爾石窟為典型代表，主要見於古龜茲國境內，具體特徵為塔廟窟、大像窟和側道式僧房窟多見，壁畫題材多為反映小乘“唯禮釋迦”性質的本生、佛傳和因緣故事，券頂壁畫布局常採用菱格構圖形式，畫法上大量運用“西域式”暈染。此類石窟時代最早，為佛教初傳中國與當地民族文化融合的產物，實為中國佛教石窟藝術之濫觴，對河西及中原地區開窟造像的出現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對於研究佛教由西向東傳播及石窟造像淵流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其二為“漢風”，顧名思義為中國內地的藝術形式，具有代表性的是庫木吐拉石窟及新發現的阿艾石窟，這批洞窟的時代晚於“龜茲風”石窟，它是佛教在中原地區發展成熟以後，隨著唐王朝對西域統治力度的加強，安西大都護府駐防龜茲，大批漢人和漢僧入居西域而帶來的內地佛教藝術形式，壁畫的題材為敦煌等地流行的反映大乘凈土思想的內容，裝飾圖案也為唐代所習見的各式花卉、卷草及雲朵紋。“漢風”窟是佛教由東向西回傳的重要例證。

中國的寺院建築樣式與宮殿相似，更多地融會了中國宮殿建築的美學特徵，在時間進程和空間的形式上都具有共同的特徵：屋頂的形狀和裝飾占重要地位，屋頂的曲線和微翹的飛檐呈現著向上、向外的張力。配以寬厚的正身、廓大的台基，主次分明，升降有致，加上嚴謹對稱的結構布局使整個建築群顯得莊嚴渾厚，行觀其間，不難體驗到強烈的節奏感和鮮明的流動美。基座，分為普通基座與高級基座；以顯示建築寺廟的等級和風格。普通基座一般用在天王殿，隨著院落的進深，基座逐漸升高。大雄寶殿的基座，人們常稱為須彌座，須彌是佛教中“位於世界中心的最高之山”，把大雄寶殿置於須彌座上，藉助於台基高隆的地勢，周圍建築群體的烘托，以顯示佛殿的宏偉莊嚴。開間，平面組合中的佛寺院落大多數開間都是單數，這也是中國古代以單數為吉祥。開間越多，等級越高，如大雄寶殿用九、五開間，以象徵“帝王之尊”。其餘大殿一般為三間。間的縱深為進深，開間與進深形成一定的比例關係，使整體建築取得和諧統一的效果。屋頂，寺院建築的體身部分，體型都顯得龐大笨拙，但在屋頂上卻利用木結構的特點把屋頂做成曲面形。寺院屋頂造型有底殿頂、歇山頂、懸山頂、硬山頂、攢尖頂等，廡殿、歇山屋頂又有單據和重檐兩種。飛檐，又使屋頂上獨具風韻，那彎曲的屋面，向外和向上探伸起翹的屋角，使十分龐大高聳的屋頂顯得格外生動而輕巧，除了屋面是凹曲外，屋檐、屋角和屋頂的飛脊都是彎曲的，彼此相形相映，構成中國古典別具一格的屋頂造型。琉璃瓦飾，建築屋頂的正脊、垂脊、檐角上置有多種琉璃瓦飾，如正脊與垂脊相交處的大吻，因它有張牙舞爪欲將正脊吞下之勢，故又稱“吞脊獸”。大吻產生於漢代，稱鴟尾。最早的鴟尾呈魚尾形，鴟是大海中的鯨，佛經上說它是雨神的座物，能滅火，故造魚形以厭勝。檐角上常排列一隊有趣的小獸，小獸的大小多少視寺廟宮殿的等級而定。最高等級共有十個，其順序是：由一個騎鳳的仙人領頭，後為龍鳳、獅子、天馬、海馬、狡猊、押魚、懈豸、鬥牛、行什。這些排列的小獸，或象徵吉祥安定，能滅火消災，或是正義公道的化身，能剪除邪惡。這些造型精美，神態各異的小獸，具有很強的裝飾性，“使本來極無趣笨拙的實際部分；成為整個建築物美麗的冠冕”（梁思成語）。

我們遊歷大江南北，縱觀這些巍峨壯觀、千姿百態的宏偉建築，我們會有一些感悟：

第一是自然風光之美。佛教寺廟多建在風景秀麗的地方，依山傍水，林草繁茂，鳥語花香，曲徑通幽，使大自然的動靜在這兒和諧共存。在這裡能領略到大自然之美，能激發我們對祖國大好河山的無比熱愛之情。第二是人文景觀之美。名山勝景之中的寺廟，是人們思想智慧、勞動創造的人文經典。佛教建築特有的線條和色彩極富形式美，比如掩映于山林之中的寺院以及塔剎，在線條上，往往打破了山巒起伏與綠波伸延的節奏，遠遠望去，一片寺院往往成為線條延伸的一個暫停點，高聳的塔剎又突兀打破藍天與綠山的分界線，使畫面產生了變化，富有節奏感和韻律美。在色彩上，寺院屋頂、屋檐往往鑲以暖色的琉璃瓦，再配以土紅色的門欄窗欞，塔剎或以青磚，或以紅磚，或是木構而塗以紅色，與整個山林和諧共榮，相得益彰，真是：“動人春色無須多，萬綠叢中一點紅。”無論是精心布局，還是巧妙構思；無論是建樓修閣，還是造佛塑像；無論是晨鐘暮鼓，還是經文書畫，一切都把人文的關懷、人文的元素自然流暢地組合在一起，充滿了歷史文化的美感。加上這些人文景觀與自然景觀的交相輝映，給人以天上人間的快樂感受。

第三是精神享受之美。佛教宣揚轉世輪迴的善惡因果之說，其目的是“神道設教，戒惡揚善”，以人們的頓悟和修行喚起公平正義、和睦相處的良知。在精神上有著博大之美。例如它超出塵世，站在宇宙的角度來看待人間萬象，雖有些玄虛，但其胸懷是博大的。再如它認為最高精神境界是“四大皆空”，沒有自我、私慾、爭名奪利之苦，雖有遠離現實之弊，但其精神是高尚的。佛教更多的是人生哲學、道德、情感等泛神論的東西，開悟靈性、凈化人心、修養道德、樂行善施，與現實比較貼近，突出的表現為寬容、仁厚、理智、通達、和平、信義。這種傳統的精神之美，對人們陶冶性情、加強修養有積極意義。

總之，人們擁有宗教式情感，宗教旅遊成為他們的情感寄託，越來越受青睞。我國佛教建築大多與美麗山水相結合，很多佛寺廟宇都是AAA級以上旅遊景區，自然風景秀美，建築風格多樣，文化底蘊深厚，這正是吸引成千上萬遊客的重要旅遊資源。我們要歷史地辯證地看待宗教及宗教文化場所，以尊重歷史、尊重文化的心態來領略宗教建築和人物的神韻與風采。充分挖掘旅遊文化資源，大力發展文化旅遊，並引導人們正確認識、欣賞佛教建築，通過旅遊引導宗教文化在社會和群眾中發揮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