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號

指名、字以外另起的稱號。《左傳·昭公二年》“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晉 杜預註：“為立別號，所以寵異之。”孔穎達疏：“蓋以其齊女，故以齊為別號。”明 孔貞運《明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墓誌銘》：“按狀：公（袁可立）諱可立，字禮卿，別號節寰。”《老殘遊記》第一回：“大家因他為人頗不討厭，契重他的意思，都叫他 老殘，不知不覺，這‘老殘’二字便成了個別號了。”冰心《庄鴻的姊姊》：“庄鴻 是我的一個好朋友，他別號叫做秋鴻。”

在古代有的人除名、字外，還有“號”。號是人的別稱，所以又叫“別號”。號的實用性很強，除供人呼喚外，還用作文章、書籍、字畫的署名。如盧仝《玉川子詩集》、杜牧《樊川文集》、《松雪六體千字文》、老蓮《荷花鴛鴦圖》等。如果不熟悉古代文人作家的別號，就很難知道這些作品的作者是誰。所以，對古代文人作家不但要掌握他們的名和字，而且還要記住他們的號。如：蘇軾字子瞻，別號東坡居士。

起號之風，源於何時，文獻資料上沒有詳細記載，大概在春秋戰國時就有了。像“老聃”、“鬼谷子”等，可視為我國最早的別號。東晉時陶淵明自號“五柳先生”，南北朝時代有更多的人給自己起了號，唐宋時形成普遍風氣，元明清達到鼎盛，不但人人有號，而且一個人可以起許多號。如明朝畫家陳洪綬有“老蓮”、“老遲”、“悔遲”、“雲門僧”等四個號。延至近代，用號風氣一直不衰，如蘇玄瑛號“曼殊”；齊磺號“白石”；何香凝號“雙清樓主”。現代以來文人的號逐漸被筆名所代替。

“號”的形成有兩種情況：

使用者本人所起

封建社會的中上層人物，尤其是文人雅士，總喜歡給自己起個號。正因為“號”是自己起的，所以它不像姓名、表字那樣要受家族、宗法、禮儀以及行輩的限制，可以自由地抒發和標榜使用者的志向和情趣，因此出現了許許多多各式各樣的別號，但仔細分析，深入考察，仍可歸納出一些共同的特徵：

1、鮮明的時代印記

唐宋時期，佛教在我國盛行，對中上層知識分子影響很深，所以許多人便以“居士”為號。李白號“青蓮居士”；白居易自稱‘香山居士”；蘇軾號“東坡居士”，范成大自號“石湖居士”；李清照自號“易安居士”。

元代崇尚道教，則文人以“道人”為號者尤其多。像馮子振號“怪怪道人”；喬吉號“惺惺道人”；任仁發號‘明山道人”；吳鎮號“梅花道人”；趙孟頫號“松雪道人”。

鴉片戰爭后，帝國主義的侵略宰割，清政府的腐敗無能，造成國家苦難，民族危機。反對侵略，愛國圖強成了當時的主旋律，所以不少人就按這個調子給自己起號。像譚嗣同號“北飛”；黃少配號“黃帝嫡裔”；陳天華號“思黃”；秋瑾號“競雄”等。

2、強烈的抒情色彩

宋人鄭思肖，宋亡后隱居蘇州，自號“所南”，以示不忘宋室；詞人辛棄疾，重視農業，做官時提倡力田，獎勵耕戰，晚年退居農村，“更從老農以學稼”，自號“稼軒”；愛國詩人陸遊，憂世憤俗，被權貴譏為不守禮法，他就自號“放翁”，以抒發對他們的蔑視；歐陽修晚年自號“六一居士”，是以一萬卷書、一千卷金石文、一張琴、一局棋、一壺酒，再加上他本人一老翁來取號，表達了典型的文人情趣；明朝風流才子唐伯虎，自號“六如居士”。“六如”，按他自己的說法即人生如幻、如夢、如泡、如影、如露、如電。正好是失意文人消極情緒的抒發；南宋詩人楊萬里號“誠齋”，因為抗金名將張浚曾以“正心誠意”勉勵過他，光宗皇帝又親書“誠齋”二字賜之。這樣“誠齋”不但表現了他在學習上的“正心誠意”，而且還包含著他對國家的“真心誠意”。

3、特定名詞的運用

古人起別號多用一些特定名詞。稱“先生”的，如“五柳先生”（陶淵明），“甫里先生”（陸龜蒙），“東萊先生”（呂祖謙），“龍川先生”（陳亮），“蘭谷先生”（白樸）；稱“公”的，如“石公”（袁宏道），“眉公”（陸繼仆），“任公”（梁啟超），“劍公’（高旭）；稱“子”的，如“幽憂子”（盧照鄰），“知非子”（司空圖），“歸來子”（晁補之），“鹿非子”（黃景仁）；稱“老人”的，如“少陵野老”（杜甫），‘老泉”（蘇詢），“千岩老人”（肖德藻），“黃華老人’（王庭筠），“西岩老人”（張之翰），“隨園老人”（袁枚），“潁濱遺老”（蘇轍），“滹南遺老”（王若虛）；稱“翁”的，如“桑萱翁”（陸羽），“醉翁”（歐陽修），“涪翁”（黃庭堅），“放翁”（陸遊），“笠翁”（李漁）；稱“叟”的，如：“正齋叟”（關漢卿），“清痴叟”（陸采），“蝯叟”（何紹基），“蒙叟”（錢謙益）；稱“外史”的，如：“海岳外史”（米芾），“會稽外史”’（王冕），“仇他外史”（梁辰魚）；稱“山人”的，如：“九華山人”（杜荀鶴），“少室山人”（胡應麟），“射陽山人”（吳承恩）；稱“散人”的，如“湖海散人”（羅貫中），“顧曲散人”（馮夢龍），“清都散人”（趙南星）；稱“漁和樵”的，如：“沂東漁父”（康海），“藕盪漁人”（嚴繩孫），“湖北桃花漁”（高濂），“雁宕山樵”（陳忱虎），“百子山樵”（阮大鋮），“天目山樵”（張文虎）。

4、深刻的寓意

明朝末年畫家朱耷，在明亡時取號“八大山人”。“八大”二字連寫，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寓哭笑不得意，來寄託自己懷念故國的悲憤之情。明末清初太原著名學者傅山，自號“朱衣道人”。明亡后，衣朱衣，居土穴中，清廷幾次請他赴京應博學鴻詞科試，都被他拒絕，堅決不與滿清合作。“朱衣”表面看是紅色的，實際上是明朝的象徵，因為明朝皇帝姓朱，紅是明的意思，寄寓著對明朝的深厚感情。南宋詩人戴復古，自號“石屏山人”，也寓含著一種精神。從他寫的詩中可以看出來。《感遇》詩云：“人將作金塢，吾以石為屏。”“石”與“金”同樣堅硬；“石”雖比不上“金”身價昂貴，但卻素樸、古拙、氣象峰峰，這正是作者人格精神的寫照。北宋詩人張詠自號“乖崖子”，用他自己的話說：“乖則違眾，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可見，“乖崖子”這個號寄寓著他的性格、志向、品操。

他人所起並得到公認

這種“號”叫“外號”、“綽號”或“混號”、“渾號”。它有極強的表義性，不但可以增強人們對各類人物的記憶，是名、字、號以外的一種補充，而且往往是人物面貌性格特徵的一種寫照或折光。《水滸傳》一百單八將惟妙惟肖的綽號給讀者留下了極為深刻難忘的印象。黑旋風李逢、豹子頭林沖、青面獸楊志、花和尚魯智深、霹靂火秦明、插翅虎雷橫、拚命三郎石秀、浪里白條張順等綽號，形象而準確地描摹了人物的性格、特長或生理特點。

許多“外號”、“綽號”是在實際生活中相互戲噱開玩笑時起的，因而多含有諷刺譏笑的貶義，如春秋時秦國人們稱百里奚為“五羖大夫”，這是因為他淪落楚國后，又被秦穆公用五張羖（黑公羊）皮贖回秦國做了大夫的；唐高宗時人稱李義府“笑中刀”，又號“人貓”。是因為他做宰相時表現得外柔內奸；在宋朝人們給王珪的外號叫“三旨宰相”，是因為他任宰相十多年中除取旨、領旨、傳旨外，不幹別的事。

在農村，送外號的風氣更盛，像“大個驢”、“二瓦罐”、“三黃菜”、“四鴿子”、“八狗子”、“紅棗”、“桃奴子”。“大鴨梨”、“夾皮核桃”、“五大麻子”、“乾糧”、“二胡杏”、“三棒糙”、“仙家”、“白禿”、“黃毛”、“鴨子板”、“靠不上”等這些外號非常普遍。當然還有比這俗氣的，這裡就不提了。

也有些外號並不含有貶義，如宋朝時人們因為宋祁寫了“紅杏枝頭春意鬧”的詩句，便稱他為“紅杏尚書”；唐代詩人溫庭筠文思敏捷，八叉手而成八韻，人們便稱他為“溫八叉”；大詩人李白才氣橫謚，下筆成章，人們便稱他為“李謫仙”。在現代也有這種情況，詩人李季給冰心起綽號“佘太君”，反映了這位文壇老祖母的崇高威望。這種“綽號”雅而不俗。

以上講的是“別號”。

官爵、地望

人際交往中，除了稱名、字、號以外，還要稱“官爵”、稱“地望”。古人認為這是最能表示尊敬的。如稱“官爵”：

杜工部、杜拾遺（杜甫）王右丞（王維）

蔡中郎（蔡邕）三閭大夫（屈原）

賈太傅（賈誼）張燕公（張悅）

高常侍（高適）張祠部（張繼）

錢考功（錢起）張司業（張籍）

如稱“地望”：

杜少陵（杜甫）韓昌黎（韓愈）

柳河東（柳宗元）孔北海（孔融）

岑嘉州（岑參）白香山（白居易）

王江寧（王昌齡）賈長江（賈島）

韋蘇州（韋應物）劉隨州（劉長卿）

這樣一來，“官爵”和“地望”又成了名、字、號以外的又一別稱。

《左傳·昭公二年》“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

晉 杜預註：“為立別號，所以寵異之。”孔穎達疏：“蓋以其齊女，故以齊為別號。”

明 孔貞運《明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墓誌銘》：“按狀：公（袁可立）諱可立，字禮卿，別號節寰。”

《老殘遊記》第一回：“大家因他為人頗不討厭，契重他的意思，都叫他 老殘，不知不覺，這‘老殘’二字便成了個別號了。”

冰心《庄鴻的姊姊》：“庄鴻 是我的一個好朋友，他別號叫做秋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