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公書院

淄川地區的縣級行政建制已經有兩千多年的歷史，最早可以上溯到西漢前期的般陽縣，為當時濟南郡14縣之一。境內有許多名勝古迹。被列入舊淄川縣八大景之一的“鄭公書院”，相傳是漢代名儒鄭玄當年教授弟子和著書立說的地方，位於今寨里鎮的黌山之陽坡，至今遺址猶存。明。嘉靖二十五年《淄川縣誌》載：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幼好學，袁紹領冀州時被征為大司農，后因病還家，隨軍赴官渡至元城，卒年七十四歲。著有註釋《周易》、《尚書》、《詩》、《禮》等書百餘萬言，生徒數百人。鄭公書院始建無考。鄭康成廟，肇創亦無考，元朝節度使張夔修，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州長平陽王重修，明朝嘉靖五年（1526年）知縣張文全重修，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知縣王琮增修。1990年，寨里鎮開發黌山風景區，重建鄭公書院，並向遊人開放。明代淄川縣令陳時萬曾經有《淄川八景·鄭公書院》五言律詩一首：

黌山新廟貌，漢室舊名儒。

披褐思康世，傳經樂聚徒。

鳥啼雙舄在，人遠落霞孤。

更上荒台望，遺書曬有無。

末聯說的是書院的一處遺跡“曬書台”，為鄭玄當年曬書之處，至今猶存；附近山坡上生長的一種葉窄而狹長的野草，名為“書帶草”，相傳是鄭玄當年做繩子捆書用的。

鄭玄生於公元127年，卒於200年，字康成，北海高密人。自幼勤奮好學，樂于思考，年青時曾擔任類似後世里正的鄉嗇夫，但是只要有空閑，他就到郡縣學官那裡去問學。家人不支持他，他仍然堅持不懈，終於爭取到去京師洛陽太學求學的機會。

在鄭玄出生前的數百年間，中國文化學術界經歷了今文經與古文經之爭。掃平六國、統一天下的秦始皇，根據丞相李斯的建議，大搞“焚書坑儒”，先秦儒家著作被付之一炬。西漢建立后，以齊地鄒平人伏生為代表的儒生們，根據記憶整理、傳授《尚書》等儒家經典著作。這些書均以秦統一文字后的隸書抄成，被稱為“今文經”。漢武帝末年，魯恭王劉余從孔府的一面牆壁中，發現了秦始皇焚書前藏匿起的先秦《尚書》，這就是“古文經”。此後形成的今、古兩大學派各不相讓，開始了曠日持久的辯論。後人評價說，結合政治，是今文家所擅；訓詁之學，是古文家之長。而鄭玄則是精通古文、兼擅今文的經學大師。

當時鄭玄來到京師太學，師從第五元，先學《京氏易》、《公羊春秋》兩部今文家著作，又學《三統曆》和《九章算術》。以後，他又師從東郡人張恭祖，學習《周官》、《左氏春秋》、《古文尚書》三部古文家經典以及《韓書》、《禮記》。鄭玄的知識積累迅速增長，強烈的求知慾使他越來越感到“山東無足問者”，遂由涿郡人盧植介紹，西去長安扶風，到關中著名學者馬融門下求學。馬融是東漢著名經學家、文學家，曾任校書郎、議郎、南郡太守。他遍注《周易》、《尚書》、《毛詩》、《三禮》、《論語》、《孝經》，使古文經學臻於成熟。他還兼注《老子》、《淮南子》，又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后列女樂，對略晚於他的魏晉清談家破除禮教產生了重要影響。他生徒多達千人，而能夠直接受業的只有高業弟子50餘人，眾多弟子只能由高業弟子來教。因此，鄭玄到了馬融門下，三年沒有見到馬融。一次，馬融與高業弟子在一塊研究圖緯，聽說鄭玄懂數學，就招他前來演算。鄭玄終於得以親見馬融，立即抓住機會，向他請教幾個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難問題。在得到回答后，馬上辭行返回故鄉。馬融以為鄭玄提出的問題是高水平的，感慨地對眾門生說：“鄭生今去，吾道東矣！”意思是說，他的學說已被鄭玄學到了真諦，就要隨著鄭玄的行蹤在東部地區廣泛傳播了。

鄭玄在外遊學十幾年，歸鄉之後在東萊租田經營農業的同時，也開始教授門徒，受業者很快發展到近千人規模。後來東漢朝廷迫害士大夫、搜捕“黨人”的大案興起，鄭玄和同郡的40多位士人一道受到“禁錮”。於是，他利用這段時間閉門不出，進修學業。當時今文派大家何休是《公羊傳》研究權威，著有《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以維護《公羊傳》、反對《左傳》與《穀梁傳》。而鄭玄則著《發墨守》、《針膏肓》、《起廢疾》，糾正專守今文的偏見，闡述古文家的長處。由於他對論敵學說研究透徹，以其矛攻其盾，確能以理服人，何休讀後很受啟發，說：“康成入吾室，操我矛，以伐我乎！”

到了東漢靈帝末年，“黨錮”解禁，朝廷招鄭玄去京師做官，他沒有接受，繼續在家鄉教書育人，影響遠播千里，慕名而來的求學者前後有數千人之多，學識淵博的鄭玄也由此得到了世人的敬仰。北海國相、孔子後裔孔融特別命令高密縣令，在鄭玄家鄉立鄉名為“鄭公鄉”，建門名為“通德門”，加以尊崇表彰。東漢末年戰亂不停，鄭玄在去徐州避亂返回的路上遇見黃巾軍數萬人。義軍戰士知道他是高尚不仕的學者，非常尊敬他，向他致禮，相互約定保護他的縣境。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尊重文化的優良傳統，以及鄭玄因傳播文化贏得的崇高威信，由此可見一斑。

鄭玄一生中，被舉為賢良、方正、茂才14次，皆婉拒不受；也曾先後被朝廷征為左中郎、博士、趙相、侍中、大司農，他都沒有就職。他珍愛自己的名士清節，不肯與外戚、官宦等為伍，終生孜孜不倦地鑽研學術。建安五年（公元200年），袁紹與曹操會戰於官渡。袁紹為爭取民心、士望，令其子袁譚強迫鄭玄隨軍。年逾古稀的鄭玄，最終病逝於元城（今河北大名境）。直到病重臨危時，他還在註釋《周易》。

相傳鄭玄曾在黌山授徒，前來拜師的學子中就有後來的三國蜀主劉備。劉備當時還是一位15歲的少年，千里迢迢從家鄉冀州涿縣趕到魯中求學。從那時起，黌山山腰的鄭公書院一直書聲朗朗，延綿不絕。北宋政治家、文學家范仲淹少年時代在魯中地區生活多年，其間也曾經在此讀書，並且取石制硯，後世稱作“范公硯”。清初文學家蒲松齡的家鄉蒲家莊就在黌山腳下，相傳他也是鄭公書院的學生。康熙年間，淄川知縣韓遇春募修鄭公書院，蒲松齡曾經代他撰文，刻石立碑於書院內。然而，鄭公書院與眾多文物古迹一樣命運多舛，飽受兵火與動亂，最後一次毀於“文化大革命”。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鄭公書院也隨著國民經濟的復甦和增長而得到了新生。如今遊人來到黌山南坡，沿山間公路攀緣而上行至鄭公書院，進的第一個院落就是鄭公祠，祠內祀鄭玄、劉備、陳桾三人。旁邊有關於鄭玄的簡介：“縣誌記載，鄭玄在袁紹領冀州時被征為大司農；後來遊學黌山，授生徒眾數千人，一生遍注群書，著述達百萬言。書院始建無考，明萬曆重修康成祠……建翼經書院，幾經戰亂已廢墟一片”。

還有關於陳桾的介紹：陳桾，字松丹，太學生，生於明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卒於萬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公二子：士興、士隆，兩代人慈善好施，不惜家產，捐地二百四十畝，建立了“義學”。為此，山東學督何凌汗奏表賜匾曰“翼經書院”，為遠近學者讀書學習、造就國家棟樑、治國興邦做出了貢獻。

陳桾故里，就是今淄川區寨里鎮鄒家村，地處黌山腳下東南隅。陳桾勤儉持家的事迹，已經在附近地區流傳了四個世紀，至今當地民眾有口皆碑，卻很少有人知道他還是一位建義學、辦教育的功臣，有些像後來的魯西人武訓。不同的是，武訓辦教育籌資方法是乞討、化緣，陳桾則採取精打細算、積累財富，然後捐資辦學的方法，比武訓來得更加文明、大方。陳桾家族子嗣綿綿，繁衍至今已傳十幾代，他的塑像上掛著陳氏後裔在1996年農曆9月28日敬獻的花環。據鄭公祠院內石碑記載，在近年修建書院時，包括陳桾後人在內的許多當地村民都慷慨解囊。

從鄭公祠西面拾級而上，就到了書院的第二個院落“聖賢祠”，內祀孔子、孟子、王樵3人。王樵是北宋時人，生於黌山北麓的梓橦山下。王樵具有學者和孝子雙重身份。公元999年，契丹貴族騎兵從北境侵入淄川地區，許多百姓擁入淄川城中避難，眾軍民協力守城，契丹兵久攻不下，挾持城外一部分百姓逃走，其中就有王樵的父母。王樵為了尋找雙親，隻身跋涉數千里，去塞外苦苦尋找數年沒有結果，只好又回到故鄉。他終日思念雙親，以淚洗面，尋良木刻成雙親模樣，長年累月以香火供奉。晚年自造“繭室”，堵塞門窗，鬱郁而逝。王樵不同與眾的盡孝方式，使他成為遠近聞名的大孝子。如今，他與大聖人孔、孟一起被祀於鄭公書院的“聖賢祠”，說明崇文尚孝的儒家文化傳統，在孔孟學說滋育過兩千多年的齊魯大地上，依然盛行不衰。

黌山一帶流傳著一則趣聞，說的是清朝末年的一天，正值雪后初晴時，鄭公書院的學生們堆起的雪人，在陽光下逐漸融化。教書先生目睹其景文思突發，說出一句上聯“日出雪人瘦”來，要求他的學生們對出下聯。諸學生絞盡腦汁也沒有對上。稍後有朋友來訪，先生說起對聯一事，那友人以為上聯極妙，遂請教先生下聯。不料先生竟然是偶得一句，因急於考問學生，並沒有想好下聯，突然被朋友問及，一時極為尷尬。朋友告辭后，先生的思想鑽進了死胡同，最終懸樑自盡，導致了書院的荒廢。人們為重整旗鼓，多方訪聘教書先生，從外地找到一位秀才，又怕他才學不踏實，於是拿老先生留下的上聯試他。但這一上聯確有難度，秀才也沒有對出下聯。到了晚上，這位秀才輾轉反側，苦思冥想，依然應對不上。煩躁之中開窗望遠，只見皓月當空，“玉兔”飽滿清晰可見。秀才茅塞頓開，一句“月圓玉兔肥”浮上腦際，正可以對上“日出雪人瘦”之上聯。事情的結局，當然是皆大歡喜，千年書院又響起學子們的朗朗書聲。

訪

鄭公書院、鬼谷洞

登高四望何處春，

梓橦山下訪隱淪。

野徑崎嶇聞鍾晚，

清流潺湲洗客心。

荊橫鐵網步兵笑，

藤墜斷崖薛郎悃。

寺門拍遍谷寂寂，

索橋臨風籟愔愔。

泉飲破瓢漓豪興，

芳吐幽香浸黃昏。

鬼洞繭室欺當世，

且就《漢書》斟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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