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自傳
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圖書
《茅盾自傳》,由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於1996年。
內容簡介
人到了老年,自知來日無多,回憶過去,凡所見所聞所親身經歷,一時都如斷爛影片,呈現腦海。此時百感交集,又百無聊賴。於是便有把有生以來所見所聞所親身經歷者寫出來的意念。.
但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之非。我今年實足年齡八十四,如果十歲而知人事,則七十四年的所作所為,實多內疚。幼年稟承慈訓,謹言慎行。青年時甫出學校,即進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四年後主編並改革《小說月報》,可謂一帆風順。我是有多方面的嗜好的。在學術上也曾讀經讀史,讀諸子百家,也曾學作詩填詞。中年稍經憂患,雖有抱負,早成泡影。不得已而舞文弄墨,當年又有“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之情勢,其不足觀,自不待言。然而尚欲寫回憶錄,一因幼年稟承慈訓而養成之謹言慎行,至今未敢怠忽。二則我之一生,雖不足法,尚可為戒。此在讀者自己領會,不待繁言。...
茅盾自傳
序.
第一章 我的家庭與親人
故鄉
我的外祖父、外祖母
我的母親
我的曾祖父、曾祖母
祖父及其弟妹
我的父親
沈家老三房分家
第二章 童年
父親的抱負
父親的三年之病
祖母、陳粟香舅父
第三章 學生時代
我的小學
中學時代
北京大學預科第一類的三年
第四章 在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我的婚姻
我原名沈德鴻,字雁冰。茅盾是我開始寫小說時用的筆名。1896年7月4日生於浙江省桐鄉縣烏鎮。父親是前清秀才,後來從外祖父學中醫。外祖父名陳我如,是清朝同治、光緒年間在杭州、嘉興、湖州、蘇州一帶很有名的中醫。我的母親是外祖父的獨生女,出嫁前在家塾受過良好的舊文學教育。
我十歲喪父。我進過戊戌維新后在浙江開辦新學時設立在烏鎮的第一所小學,後來又進過浙江省立第三中學(在湖州),浙江省立第二中學(在嘉興)以及杭州私立安定中學。1913年(17周歲)考取北京大學預科第一類。當時京師大學堂剛剛改稱北京大學,第一次在上海招生。1916年從北京大學預科畢業,由親戚介紹,進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先在英文部,後到國文部,又曾參加《學生雜誌》的編輯工作。1920年初,《小說月報》半革新時,我曾主持“小說新潮欄”編輯工作。同年11月我任《小說月報》主編,決定全部革新《小說月報》。同年12月底我與朱希祖、周作人(皆當時北大教授)、鄭振鐸、王統照(當時還在求學)、葉聖陶等12人發起“文學研究會①〔文學研究會〕主張文學為人生的大型文學社團。”,12個發起人中,只我一人是在上海的。《小說月報》原為上海鴛鴦蝴蝶派〔鴛鴦蝴蝶派〕20世紀初在上海“十里洋場”的一個文學流派,以“遊戲筆墨,備人消閑”為其主要宗旨。文人所盤踞,我主編后完全不用他們的稿子,並在《小說月報》上提倡寫實主義文學,抨擊鴛鴦蝴蝶派,引起他們的怨恨。同時,商務印書館內部的守舊派也反對《小說月報》的全部革新。在內外夾攻下,兩年之後,終於因為商務當局不遵守我在接編時所提出的條件,我辭去《小說月報》主編職務。但仍在商務編譯所“打雜”。《小說月報》由鄭振鐸接編,鄭當時已在商務印書館編譯所主編《兒童世界》。
1923年至1925年,政治活動佔用我大部分時間與精力,商務印書館的編輯工作退居次要之次要。國民黨右派召開西山會議〔西山會議〕1925年,國民黨老右派鄒魯等在北京西山開會,形成反共的西山會議派。后,惲代英〔惲代英(1895—1931)〕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和我奉中共中央之命在上海組織了國民黨左派的上海市黨部。1925年尾,惲代英和我及其他四人被選為左派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的代表,赴廣州出席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後,我與惲代英留在廣州工作。我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秘書,當時毛澤東同志代理宣傳部長。1926年中山艦事件〔中山艦事件〕1926年3月,蔣介石造謠說共產黨人私調中山號軍艦要劫持他,以此為借口,大肆進行反共活動。后,毛澤東同志辭去代理部長,我仍回上海。
1926年尾赴武漢。當時北伐軍勝利佔領武漢,已成立國民政府。我到武漢后,先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的政治教官,後任漢口《民國日報》主編。同年7月初,武漢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叛變,我離《民國日報》編輯部,旋即經牯嶺①〔牯(gǔ)嶺〕在江西廬山。回上海。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時,通緝一大批人,我亦名在通緝令中。因此,回上海后,即轉入地下,以寫作謀生。此時開始寫作《幻滅》《動搖》《追求》等小說。1928年夏赴日本。
在日本年余,寫長篇小說《虹》及《中國神話研究ABC》《神話雜論》《西洋文學通論》等書,又短篇小說若干。1930年4月初回上海,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此時仍為地下生活,以寫作謀生。除參加左聯工作外,在左聯機關刊物《文學導報》寫過反駁國民黨喧鬧一時的民族文學〔民族文學〕即民族主義文學,是當時國民黨提倡的文學運動。(他們想用此來抵抗左聯,欺騙青年)的論文《〈民族主義文藝〉的現形》等。寫了長篇小說《子夜》,中篇小說《路》,短篇小說《春蠶》《秋收》《殘冬》《林家鋪子》等,又速寫、論文、雜文若干。曾擔任大型文藝刊物《文學》的編委,並與魯迅發起創辦《譯文》雜誌。1936年初國防文學口號提出后,我曾寫文章表示贊助,後來魯迅同意了胡風提出、馮雪峰贊成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並徵求我的意見時,我亦表示贊成,認為兩個口號可以並存。
1937年抗戰初期,我先到漢口,生活書店請我編《文藝陣地》,但因估計到武漢不能久守,且在武漢刊行的雜誌又多,而華南則尚無文藝刊物,因此決定《文藝陣地》在廣州出版,一、二期后又因廣州印刷條件較差,移往香港出版,當時助編為樓適夷。在香港我又主編小型報紙《立報》的副刊《言林》。在香港時寫了《第一階段的故事》,又雜文若干。
1938年冬,應杜重遠之請,赴新疆學院教書,於1939年春,到達迪化(今稱烏魯木齊)。在新疆除教書外,又任新成立之“新疆各族文化協會聯合會”主席。1940年,盛世才(當時新疆督辦兼省長)撕掉進步的假面具,步步走向反動。我於1940年4月尾離新疆,經蘭州到西安,旋赴延安,在魯迅藝術文學院講學。約半年後,從延安到重慶,擔任郭沫若所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員會的常委,這是挂名的事。在此時期,寫了《白楊禮讚》《風景談》等散文、雜文。皖南事變后,黨動員文化界人士到香港辦刊物,我經桂林到香港后,創辦並主編《筆談》,又參加鄒韜奮主持的《大眾生活》編委會,並在《大眾生活》上發表長篇小說《腐蝕》。太平洋戰爭起,日軍佔領香港,我與鄒韜奮等經東江游擊隊之幫助,離開香港,輾轉赴桂林。當時由東江游擊隊幫助離開香港的文化人有一二千人之多。在桂林住了八九個月,寫了長篇小說《霜葉紅似二月花》及散文、雜文多篇。然後又赴重慶,直至抗戰勝利。在重慶期間寫了若干短篇小說、雜文,及劇本《清明前後》。
1946年春,我回上海,同年12月應蘇聯對外文化協會邀請赴蘇聯參觀。1947年四五月間回上海,旋因蔣介石蓄意發動內戰,實行法西斯統治,我於1947年尾又赴香港。在新創辦的《小說月刊》任編委,並在《文匯報》上發表長篇小說《鍛煉》。1948年尾,由香港地下黨安排,我與當時在香港的民主人士乘輪船赴大連,旋至瀋陽。北京和平解放后,我與在東北的民主人士赴北京,參加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工作。我又參加了第一次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被選為全國文聯副主席,中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后改名為中國作家協會)主席。人民政府成立后,我擔任文化部長,直到1964年,改任政協副主席。我曾任政協第一至第四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第一至第四屆人大代表。打倒“四人幫”后,任第五屆政協常務委員並副主席,五屆人大代表。解放后,我寫了若干評論,編為《鼓吹集》《鼓吹續集》,又曾寫長篇論文《夜讀偶記》及《關於歷史和歷史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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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書信息
名人自傳叢書
出版社:江蘇文藝出版社
冊數: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