趕超戰略

趕超戰略使資金密集型產業能夠在極低的起點上得到發展並在短期內實現飛躍。

選擇這種發展戰略的有兩類國家：一是以前蘇聯和中國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國家；二是以印度、阿根廷為代表的亞洲和中南美洲的非社會主義發展中國家。這種發展戰略不顧資源約束，以重工業乃至整個工業體系去趕超發達國家，實際上是超越發展階段的戰略設想。因此，這是重工業優先增長和進口替代戰略的形象概括。

趕超戰略的歷史淵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紀20年代的蘇聯。當時蘇聯經濟中工業化比重很小，農業仍然在經濟結構中占主導地位。在這種情況下，蘇聯領導人和經濟學家中間就如何積累工業化所需資金，如何解決工業增長下市場需求不足以及國民經濟應運用何種機制加以調節等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辯論。在辯論中，以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為代表的“超工業化派”佔了上風，提出在過渡時期存在著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規律和價值規律兩個對立的調節機制，兩者各有其調節範圍，並且原始積累規律和積累規律將逐漸取代價值規律。因此，計劃與市場是對立的。“超工業化派”主張由國家利用壟斷地位，運用工農業產品的不等價交換，對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徵收高額賦稅和實行通貨膨脹等方法進行強制性工業化積累，為此就不能允許市場機制發生作用。同時，“超工業化派”還在理論上解決了一個小農經濟比重極大的國家，工業增長如何取得市場的問題。這一理論對後來的社會主義傳統經濟體制的形成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在1929年通過的五年計劃當中，優先發展重工業，犧牲當前消費成為主要特徵。這項計劃規定要把凈投資額提高到國民收入的1/4至1/3的水平，其中3/4投資於重工業。這樣，典型的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發展戰略首次得到實踐，蘇聯的經濟管理體制也由此形成。

趕超戰略在中國的實踐開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出於對當時國際國內政治經濟因素的全面考慮，中國領導人選擇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戰略。這個戰略目標集中體“一五”計劃當中，該計劃的核心是蘇聯援建的156項重點工程，這些建設項目全部是重工業，是一些填補空白，健全體系的新興工業部門。“一五”期間，重工業基建投資占工業基建投資的85%，占工農業基建投資的72.9%。

重工業作為資本密集型產業具有三個基本特徵：建設周期長；在發展的早期，大部分設備需要從國外引進；初始投資規模巨大。當時中國經濟的三個基本特徵則是：資金短缺，利率高昂；可供出口的產品少，外匯短缺，市場匯率水平高；經濟剩餘少，資金動員能力弱。這樣，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目標與當時條件下的資源稟賦特點以及資源動員能力產生了直接的矛盾。如果依靠市場機制來配置資源，是不可能把投入導向重工業部門的，相反倒可能誘致輕工業為主導的工業化，無法實現重工業優先增長的目標。解決這一困難的辦法就是作出適當的制度安排，人為壓低重工業發展的成本，即壓低資本、外匯、能源、原材料、農產品和勞動的價格以降低重工業資本形成的門檻。於是，一套排斥市場機製作用，以全面扭曲產品和要素價格為內容的宏觀政策環境形成了。這種政策環境包括：低利率政策、低匯率政策、低工資和低能源、原材料價格政策、低農產品價格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及服務價格政策等。

如何保證被壓低了價格的要素和產品流向重工業部門，以及經濟中剩餘的積累用於重工業的發展是另一難題。應運而生的制度安排是對經濟資源實行集中的計劃配置和管理，實行工商業的國有化和農業的人民公社化以及一系列剝奪企業自主權的微觀經營機制。一經選擇了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邏輯上就不再允許私人經濟和市場機制存在。

扭曲產品和要素相對價格的政策造成了資金、外匯和原材料以及各種生活必需品的供需推移，經濟生活中的短缺成為普遍現象。為了替代市場的作用，在這種常態的短缺經濟中配置資源，保證緊缺的物資用於政府要優先發展的產業，就需要一套相應的高度集中的資源計劃配置制度。這套制度包括：

1）通過“統收統支”的金融管理體制把有限的資金優先安排到重點產業和項目中，實現資金配置與發展戰略目標和低利率政策的銜接；

2）建立與低匯率政策相配套的高度集中的外匯外貿管理體制，實行國家對外貿的壟斷；

3）建立高度集中，按計劃運行的物資管理體制；

4）建立農產品“統購統銷”制度，開展農業集體化運動，確保在低價統購派購條件下農民仍然能把資源投入到國家工業化所需的農產品生產中去，使國家能夠用行政力量控制農業生產。通過公私合營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以國有化和人民公社化為特徵的微觀經營機制最終形成。

趕超戰略下宏觀政策環境、資源配置制度和微觀經營機制三位一體的傳統經濟體制也隨之完全確立。

趕超戰略的本質在於強調戰略的目的性和趕超意識，而不在於實現趕超戰略的手段。到為止，國內學術界在趕超戰略的研究領域，下述兩種觀點頗具代表性：

第一種觀點認為：大躍進、趕美超英、急躁冒進就是趕超戰略。有學者認為，趕超戰略醞釀於“一五計劃”期間，1957年底趕超戰略基本形成，毛澤東發動的旨在使經濟超常規發展的“大躍進”使趕超戰略進入實施階段，而“大躍進”的悲壯失敗則是趕超戰略實踐的終結。還有學者認為，1957年從整風到反右的轉向，既是黨對社會主義道路正確探索的截止，也是大規模進行趕超戰略的開端，毛澤東對反冒進的嚴厲批判，確立了採取不均衡發展的趕超戰略的指導思想，在“趕美超英”的口號中，把“鋼”作為工業化的趕超基準，冀望於以工農為主體的群眾運動推動“大躍進”的趕超戰略使工業化的神聖目標成為了全民盲動的狂熱之舉。甚至有學者認為，“大躍進”運動導源於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對趕超戰略的選擇，迄今為止，中國社會經濟雖然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但與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相比，其差距仍然很大。這一現實告訴我們，在當今，誘使我國選擇急躁冒進的趕超戰略的土壤仍然沒有得到完全剷除，因而必須徹底拋棄趕超戰略，走經濟建設創新之路。

第二種觀點認為：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就是趕超戰略。有學者認為，不顧資源的約束而推行超階段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就是趕超戰略。為了動員有限的資源實施重工業優先的戰略，人為地扭麴生產要素和產品的相對價格，形成低利率、低匯率、低工資政策和低（能源、原材料、農產品、生活必需品、服務）價格的宏觀政策，而計劃經濟體制則正是適應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戰略的需要。

其實，上述兩種觀點都沒有從本質上來理解和把握趕超戰略的內涵。

第一，趕超戰略是經濟文化落後國家和地區在政府主導下的有意識的、以趕超先進國家為目標的一種宏觀規劃，其本質在於對趕超意識的強調和對目標的追趕，而不在於通過何種途徑達到趕超現代化先行者、實現後來者居上的目的。無論是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還是比較優勢戰略，抑或是進口替代戰略，相對於趕超戰略來說，它們都不過是策略和手段而已。也就是說，無論哪一種或幾種手段都有可能使一個國家和地區實現後來者居上。從世界現代化進程來看，有的後起國家和地區是重工業優先發展，也有的是從農業輕工業發展起步的，從而成功實現後來者居上的實例不在少數。

中國經濟思想史學會副會長、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吳申元教授等正是從這個層面上來看待趕超戰略的。吳教授在《河南師範大學學報》2003年第5期上撰文指出：“趕超(Catching-up)是經濟上的後進國追趕先進國並最終要超越先進國的一種經濟發展過程”，並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總結了中國共產黨三代領導核心的趕超戰略思想，把中國追趕現代化先進國家的過程視為趕超戰略實施的過程。這是國內學術界從本質上理解和把握趕超戰略內涵的稀有而彌足珍貴的聲音。

第二，無論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都是實現趕超戰略的社會資源的配置形式。趕超戰略並不排斥市場經濟，而只是說計劃經濟更利於重工業優先增長，而市場經濟則更有利於發揮比較優勢。從世界現代化進程來看，德國、日本、韓國等後起國家運用了市場經濟手段，而蘇聯則運用了計劃經濟的手段，它們都成功地實現了趕超先進國家的目標。就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來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我們側重於重工業優先增長，與之相適應的資源配置手段也只能是計劃，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後，首先進行了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調整，由重工業片面高速增長轉變為經濟社會各方面協調發展，隨之而來的是資源配置手段的轉變，由在計劃經濟為主的前提下引進市場機制，到逐步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新中國一直處於趕超現代化先進國家的歷史時期（只有到中國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並且成為領先者的時候，趕超的過程才會終結，並且，這種領先地位一旦被後來者替代了，新的趕超將重新開始，這本來就是幾千年來世界發展的基本邏輯），無論是實行計劃經濟還是實行市場經濟都不能改變這一基本事實。

第三，後起國選擇工業化戰略的原則是目標優先，而不是模式的完美。後起國的工業化目標就是趕超先進國家，以便在國際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因而它們在選擇工業化戰略模式時很少有國家去理性地綜合分析不同模式的優劣利弊。德國、日本、蘇聯和中國等後起國在擬定本國工業發展道路之時，它們考慮的不是這種工業化戰略是否完全符合比較優勢原則，而是如何適應國際國內形勢對工業化的要求，動員有限的社會資源，實現後來者居上。從目標價值來衡量，趕超戰略是一種成功的選擇，正是靠這種工業化戰略，這些後起國家都取得了令世人稱道的工業化成就。這是不容否認的歷史事實。同時，如前所述，強化政府在工業化戰略選擇與實施過程中的作用正是後起國成功的經驗，只是國與國之間面臨的機遇和形勢的不同而導致了具體模式和手段的不同，但趕超的本質和內涵卻是相同的。

推行趕超戰略的成果是以較快的速度建成了比較完整的中國工業經濟體系。然而，推行該戰略的過程卻步履維艱，所付代價也是極其高昂的。

1）由於人為地推行重工業優先增長的發展戰略，使經濟結構遭到嚴重扭曲，由此喪失了本來可以達到的更快的增長速度。

過密的資本構成抑制了勞動力資源豐富這一比較優勢的發揮，加劇了傳統部門和現代部門相互分離的二元結構現象，由此喪失了本來可以達到的勞動就業和城市化水平。依靠高積累率維持的經濟增長扭曲了國民收入的分配，致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緩慢。扭曲的產業結構導致經濟的封閉性，造成既不能利用國際貿易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又不能藉助於國際貿易彌補自身的比較劣勢的局面。

2）低下的微觀經濟效率。

由於實行生產所需要素的統一調撥，生產出的產品全部上調，發生的成本統一核算，創造的利潤全部上繳的企業制度，企業發展與其經濟效益沒有聯繫，嚴重束縛了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造成微觀經濟效率極為低下的問題，以致生產只能在生產可能性邊界之下進行。

推行以重工業優先增長為特徵的趕超戰略也是許多發展中國家的選擇。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推行趕超戰略的結果都是以失敗告終：

1）經濟增長速度緩慢，人均收入水平較低；經濟結構扭曲，收入分配惡化；

2）企業效率低下，社會福利損失；財政狀況惡化，通貨膨脹蔓延。

追趕和超越是人類文明史上的慣常現象，過去有，將來亦然。只要存在先進與落後的差距，就必然會有趕超。趕超本身無可厚非，但我們也應當認真總結在實施趕超戰略過程中的經驗教訓。趕超發達國家，是經濟落後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面臨的一個具有普遍性的問題，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確立趕超對象（英、美等發達國家）和目標（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本身就是一件極有意義的事情。從世界現代化進程來看，後進入現代化行列的國家必然有一個追趕的目標，如若沒有目標，仍然和從前一樣，那至少說明它們還沒有意識到現代化的壓力和現代社會的發展前景，它們也還沒有融入到現代社會發展的潮流之中去。它們可能把一兩個具體的國家作為趕超的對象，也可能把一批先進國家中所表現出來的共同特徵作為實現現代化的目標。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比較落後的大國搞現代化建設，如果總是亦步亦趨地跟在別人後面，不能創造出比其它國家更快的發展速度，被動挨打的局面是無法改變的。中國提出並實施趕超戰略，其目的就在於迅速增強國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擺脫髮達國家的控制與威脅，改善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

把英美作為趕超目標，這本身是無可厚非的，但並不是說我們沒有教訓可以記取。我們的失誤在於：一是把趕超的時間定得太短，把實現趕超目標看得太過容易。1957年底，毛澤東提出準備用八至十個“五年計劃”在經濟上趕上並超過美國。到1958年4月，隨著形勢的發展，他認為中國在工農業生產方面趕上資本主義大國，可能不需要從前所想的那樣長的時間了，預計十年可以趕上英國，再有十年可以趕上美國。而到了1958年6月則認為，超過英國，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二至三年，二年是可能的。這裡主要是鋼。只要1959年達到兩千五百萬噸，我們鋼的產量就超過英國了。只要1962年達到六千萬噸鋼，超過美國就不難了。同年8月，北戴河會議期間則提出了更高的目標：帝國主義壓迫我們，我們一定要在三年、五年、七年之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大國。二是把趕超的指標定得太過單一，即“鋼鐵元帥”升帳，“以鋼為綱”。選擇世界上最發達的兩資本主義國家為目標進行追趕，這是很有意義的事情，但是把指標僅僅設定為鋼產量一項似乎並不科學，因為現代化不只是經濟方面的，經濟方面也不只是工業方面的，而反映工業化水平的也不僅僅只有鋼產量這一項指標。這種指標單一的、短時間的趕超說明我們還沒有認識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規律，這種急於求成的行為破壞了人們對趕超戰略的信心，扭曲了人們對趕超戰略的認識，實際上也降低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標準。

對於社會主義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急躁情緒和政策上的偏失，有責任進行研究，總結經驗教訓。趕超戰略本身沒有錯，只是在執行趕超戰略的手段和途徑上曾經出現了嚴重的偏差。

如果從世界現代化進程的角度來觀察的話會發現，求急求快的心理普遍存在於後起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初起階段。由於欠發達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起點比較低，一旦通過政權的推動，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就容易造成較大的成就，再加上大眾媒體的“放大效應”，人們的期望值迅速增高，甚至以為現代化的最終實現也是指日可待。但是，也正是在這個時候現代化進程中真正的困難才開始出現。

中國要想成功實現趕超戰略，就必須吸取國家的經驗和教訓，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制定相應的政策：（1）大幅增加在國家學習能力方面的投入。國家對公民學習能力投資的最首要的目標是在全民普及初中教育，在青少年中普及高中教育，給每個人以進一步學習的基礎。政府還必須重新擔負起向廣大農村和農民進行制度性知識轉移的職責。如果國家不能從起就下大力氣解決農村的教育問題，絕大部分的中國農民就將一代又一代地成為國家的負擔，而不是國家學習能力的廣大基礎。教育精英化只能造就一個小的精英階層，卻不能造就一個學習型的民族。（2）建立促進國家學習能力的宏觀環境：制度建設。從政府自身來看，官員的文憑必須是通過真實的學習得來。而學術界作為學習和產生新知識的化身，其具備的學習制度和文化對國家的學習能力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所以必須在強化國家的學習能力中作出表率。政府還要改革科技研發領域和資金投入的決策制度。（3）重估外資和“保護主義”的作用。沒有一個國家能夠靠外資帶來“研究型學習”。只要民族國家存在一天，國家的政策就必須是努力扶持民族資本。在當今的中國，恐怕沒有比認為“民族經濟”過時更危險的了。（4）大力吸取滯留海外的優秀留學生。國家和國家內部的組織對在發達國家留學生的工作遠遠不夠。一方面國家需要更加重視這些人才，另一方面還需要國家的機構，特別是企業，主動去挖那些在一些技術領域從事最尖端研究的人才，而不是希望這些人僅僅因為愛國就主動回來。只有擁有強大的學習能力，中華民族才能夠復興，並且在復興后不再重蹈衰落的覆轍。

西北地區要逐步縮小與東南沿海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就必須實行趕超戰略，力爭在經濟上有一個大突破、大跨越。因為如果今後中國經濟增長速度能夠維持在7%左右，而西北地區又能比中國平均水平大約高5%—10%的話，那麼，西北地區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相對指數，要從的68．7逐步提高到75．0（以中國平均水平為100），將至少需要14—27年；若要提高到80．0，則至少需要23—47年。

因此西北地區要想實現大的突破、大的跨越，就必須要有新的思路和新的舉措。這種新的發展戰略思路就是：以“富民強區”作為根本目標，通過“更新觀念、改善環境、優化結構、創新制度、擴大開放、科教先行”等途徑，不斷加快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步伐，推動經濟社會的全面振興與繁榮。要實現這一長遠目標，在今後5—10年內，西北地區重點是要加強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建設，大力發展科技教育，積極調整產業結構，不斷加大改革開放的力度，為今後西北地區的騰飛打下堅實的基礎。

隨著國際國內環境的變化，20世紀八十年代沿海地區依靠外延式數量擴張實現經濟高速增長的條件已經不復存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西北地區要想實現大的突破、大的跨越，就必須要有新的思路和新的舉措。西北地區具體需要做以下幾件事：

汽車行業趕超戰略

多渠道籌措資金，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因為只有把交通、通信、水利、廣播電視、科教文衛以及城市基礎設施搞好了，投資環境改善了，才能為外資和國內民間資本的大規模進入提供一個廣闊的發展機會和盈利空間。由於基礎設施涉及的範圍廣，投資金額大，建設周期長，加上絕大部分基礎設施都屬於市場和非市場活動的結合部，因此，要加快西北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必須充分發揮中央、地方和民間等多方面的積極性，多渠道籌措建設資金，而不能由政府大包大攬，甚至只把眼睛盯著中央，過分地依賴中央財政和國債資金的投入。這就需要進一步放寬外商和國內民間資本參與基礎設施建設的領域，允許並鼓勵民間資本採取多種靈活方式，參與鐵路、公路、機場、橋樑、通信、郵電、廣播電視、醫院、學校，以及城市地鐵、輕軌、自來水、煤氣、熱電站、污水及垃圾處理、公共交通、城際快運等發展建設。在中國加入WTO在即、經濟全球化不斷加速以及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的情況下，西北地區要適應新形勢的需要，今後在對外開放戰略和政策上應作一些相應的調整。

隨著亞歐大陸橋的貫通以及中國與中亞、歐洲國家之間經貿往來的不斷加強，西北地區已經成為中國向西開放的重要門戶。在對外開放領域方面，國家要積極推進金融、保險、電信、交通、旅遊、零售商業和中間機構等服務業的開放，擴大西北地區的服務貿易規模及範圍，率先引進國外先進的服務產品、服務方式及服務企業，推動西北第三產業向更高層次發展；同時，要逐步放寬西北5省區在服務貿易領域利用外資的審批許可權，如可考慮將一些服務貿易利用外資的審批許可權下放到省級政府，允許西北5省區先行各自設立1—2家外資金融機構等。

在利用外資方面，要進一步加大中央對西北地區間接利用外資的比重，對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和國際金融組織的貸款項目，要優先或重點安排在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建設上；鼓勵外商和港澳台商到西北地區參與生態環境建設，開展植樹種草，發展環保產業、節水灌溉農業、資源綜合利用和旅遊業，並給予“五免五減”的所得稅優惠；允許並鼓勵外商採取併購方式，對西北國有企業實行資產重組試點，為下一輪拓展利用外資方式積累經驗。

在發展邊境貿易方面，要根據各口岸的不同性質和特點，對西北現有邊境口岸實行分類規劃和建設；同時，為促進西北對外經濟交往與合作，建議儘快開放銀川、西寧出入境口岸，並將蘭州二類陸運口岸升為一類口岸。在有條件的地區，可以考慮進行內陸保稅區的試點。

觀察20世紀的國際經驗可以發現，亞洲“四小龍”等以外向型經濟發展為特徵的新興工業化經濟，在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沒有惡化甚至有所改善的同時，獲得了快速的經濟增長；形成對比的是，拉美國家以及印度等奉行進口替代以及重化工業優先發展的國家，不僅經濟增長績效不如人意，收入分配狀況也日益惡化。歸納這些重大的經驗現象不難理解，一個經濟體的收入分配狀況，與其經濟發展戰略有內在的聯繫。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提高過程，本質上就是經濟地位低下的群體提高其在全社會相對經濟地位的過程；而經濟地位低下的群體所具有的能夠用來獲取財富的全部手段和資產，幾乎只是他們的勞動力。要提高他們的經濟地位，惟一可持續的途徑是，給予他們所擁有的勞動能力以最大、最充分的就業機會和按供求決定的合理價格。

對於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要素稟賦結構的特徵一般是勞動力相對豐富、資本相對稀缺。如果他們按照自身的比較優勢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就能使勞動者獲得最大的就業機會，分享經濟發展的果實。而且，按此戰略來發展經濟，可以最快地積累資本，使要素稟賦結構由勞動力相對豐富、資本相對短缺的狀況，逐漸改變為勞動力相對短缺、資本相對豐富的狀況。在這個發展過程中，勞動者的收入也就會隨著資本的積累、產業和技術的升級以及勞動邊際生產力的提高而不斷增加，收入分配的情形也就會隨著經濟的增長而不斷改善。

反之，如果一個發展中國家在資本相對稀缺的早期發展階段就確立高技術的資本密集產業和技術優先發展的趕超戰略，那麼，由於這些部門不能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絕大多數勞動力只能滯留在勞動邊際生產率低下的傳統部門就業，工資水平難於提高。同時，政府為了達到趕超的目標，必然扭曲各種價格信號，用行政的力量來配置資源，以便扶持具體承擔趕超任務的企業。凡此種種，最終至少會在以下四個方面人為地惡化社會公平問題。

首先，趕超戰略將拉大人際之間的收入差距。

趕超戰略之下具體承擔趕超任務的企業大量使用這些經濟體中相對昂貴的資本，而較少使用相對便宜的勞動力，所以這些企業的成本水平比較高。如果任由市場調節而沒有政府的扶持，這些企業就不會自發地建立起來。為了實現趕超的目標，政府就要通過種種方式予以扶持。

發展中國家由於經濟活動水平低下、經濟剩餘少，可以動員起來用於扶持趕超企業的轉移支付的資源極其有限，所以，主要的扶持手段是扭曲各種價格體系。

在各種比價關係中，最主要的是壓低資本相對於勞動的相對價格。壓低資本的相對價格之後，優先發展部門面臨的成本被人為壓低，但同時也刺激了非優先發展部門對於資本的需求，並抑制了這些部門對於勞動的需求。非優先發展部門會和優先發展部門爭奪資本。為了保障優先發展部門的發展目標，政府往往人為地把要素市場分割為一種“二元市場”的格局。其中的一元是政府從全部社會生產要素稟賦資源中，先拿出足以滿足優先發展部門需要的資源，配置到優先發展的部門中去。顯然，這一元要素市場佔有的資本量非常大，而吸收的勞動力比較少。由此導致的結果是，另一元要素市場的“剩餘資本稟賦量”和“剩餘勞動稟賦量”之比的結構，甚至低於全社會的總比例。

這就導致非優先發展的部門實際面臨的資本和勞動的相對價格，高於優先發展部門所面對的水平，甚至高於沒有任何扭曲時的市場均衡的資本和勞動的相對價格。這種分割的二元要素市場的直接含義，就是拉大不同部門就業人員的收入差距。優先發展部門就業人員的工資，會高於非優先發展部門就業人員的工資。

除了壓低資本相對價格，政府為了扶持重點部門的發展，也會壓低初級原料和其他中間投入品的價格。由此導致這些投入品的供給部門的利潤空間縮小，進而其從業人員的收入水平也就不可避免地相應壓低，使收入分配趨向於不平等。

其次，違背比較優勢的發展模式會拉大地區差距。

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本來就存在地區之間發展水平的差距。在實施趕超發展戰略時，政府不僅不能讓各個地區之間協調發展，反而會以壓低價格的方式動員整個經濟體中可以動員的一切必要資源，來扶持少數地區中少數項目的發展。結果使具有資源比較優勢的地區無法將其優勢變為經濟上的比較優勢，資源上不具優勢的較富的地區經濟越發展，從資源具有優勢的較窮的地區獲得的產品就越多，相當於較窮地區在不斷補貼較富地區的發展；於是經濟越發展，地區差距就越大。

第三，趕超戰略之下，腐敗的滋生和大量的非生產性活動對收入分配也會產生負面影響。

趕超戰略

優先發展的部門在社會當中享有的地位要高於其他部門，遊說政府的能力高於其他部門。這個事實造成兩方面的效應：其一，有大量的資源用於遊說政府，爭取補貼和扶持，滋長了尋租之風，造成了極大的浪費；其二，優先發展部門的各種優惠條件為腐敗活動提供了先天的土壤。通過遊說得到補貼較之改善管理、提高績效，要容易得多。同時，決策階層實際上掌握著大量的資源。為了得到這些資源，即使是各個優先發展的部門之間，也要展開競爭。但是他們往往通過腐敗手段來爭取資源。倘若一個經濟體的法治或者行政系統自上而下的監控還能夠有效地運轉，那麼腐敗尚且不會嚴重惡化；但是，一旦法治和行政系統運轉不暢，腐敗問題會急劇惡化。腐敗和尋租導致了社會特權階層的形成，必然拉大收入差距，嚴重影響社會公平。最後，實施趕超戰略減少了社會經濟剩餘，致使對社會上不具備勞動能力以及喪失勞動力的弱勢群體的救濟水平降低，也會使收入差距拉大、社會公平問題惡化。

廣大發展中國家必須放棄趕超戰略，代之以符合自身比較優勢的發展戰略，才能快速發展經濟，使要素稟賦結構以可持續的最快速度提升。同時，在順應比較優勢的發展戰略之下，資本、勞動力及其他要素和資源的市場無須人為分割，各種要素可以自由流動，有最為充分的就業機會，各種生產要素和資源獲得市場均衡價格，進而人際之間的收入差距和地區之間的差距趨於縮小，而腐敗和尋租行為的制度基礎在比較優勢戰略之下也不復存在。

趕超戰略不能導致經濟發展成功的根本原因在於它壓抑了市場機制的作用。這直接表相對價格不能準確地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從而導致宏觀層次上產業結構的高度扭曲以及微觀層次上的資源配置缺乏效率。趕超戰略在社會主義國家沒有取得成功，在其它發展中資本主義國家也沒有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不在於社會性質，而在於這種戰略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