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家村

鄧家村的地名、傳說和建築都充滿了傳奇色彩，筆者從小聽了很多有關鄧家的神話般的傳說，其中有人物的，也有關於風水的。關於風水的最典型的說法是：有一位風水先生從蘭溪走到鄧家，發現甘溪到鄧家的山水恰好形成72條船，鄧家是一個龍盤虎踞之地。筆者發現，鄧家有很多與皇家有聯繫的建築和地名。順著這條思路，筆者試圖對鄧家的建築布局和家譜進行初步解讀，以期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筆者把鄧家村址與明代北京故宮相比，發現竟有很多相似之處。

故宮內有“內金水河”橫過大殿（太和殿）匯入護城河（筒子河），在天安門前有“外金水河”，是第二道橫向的護城河；鄧家同樣有河流兩次橫過村前，形成兩道橫向的河流。

故宮從大殿（太和殿）出午門到天安門金水橋是一條長長的直道，是皇城中軸線的一部分，直道兩側按“左祖右社”原則布局，左邊是家廟，供奉祖先（今勞動人民文化宮），右邊是社稷壇（今中山公園）供奉社神（土地神）和稷神（五穀神）。鄧家村也有一條穿村而過的河，長約300米，河的左側是大公殿，僅在接近大公殿的道路右側，有一塊與社稷壇五色土大小類似的旱地，據壽昌中學歷史老師唐勛的調查，這塊地上以前就有一座土地廟！

“左祖右廟”的禮制是《周禮·考工記》規定的國制：“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元朝時北京也按“左祖右社”的祖制布局，但不是在宮城門口，而是一個在城西，一個在城東。《明史》記載，明太祖洪武十年才確定這一格局，王國可以參照此例。

北京城在明初分京城、皇城和紫禁城（即故宮）三部分，總面積約50平方公里，鄧家三村加上甘嶺村的土地與山地面積大約也是50平方公里，與北京城的面積相同；從象鼻橋到橋亭的經堂橋（前文誤記為橋亭橋）約2.5公里，與北京的皇城（天安門到地安門）南北距離相等。

從紫禁城後面的景山到北京的城門正陽門，分為三個區域，即：紫禁城（故宮）、社稷壇太廟區（從午門到天安門）、T型廣場區（今天安門廣場），分別以內金水河與午門、外金水河與天安門、正陽門為界。

鄧家村從後山角頭山到城門也是分為三個類似的區域，即：村、土地廟大公殿區（獅子橋到象鼻橋）、城門後區（從象鼻橋到城門的開闊地），分別以第一河道與獅子橋、第二河道與象鼻橋、城門為界。

後山：故宮有太歲山（景山）；鄧家有角頭山。兩山大小、高低相似。來水方向：故宮水來自西北的積水潭———什剎海入城；鄧家河水也是自西北入村。

以上數字和格局有天然的成分（如水系），也有刻意模仿的痕迹（如三個分區、中軸線、左祖右社的安排、家族佔地面積）。這是不是說明鄧家先人是有意參照了皇宮、皇城的格局？

鄧家村與北京城的某些吻合，是與風水選址理論的吻合。

古人選址，特別是明清時期，特別講究風水理論，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龍右白虎。朱雀是水，以河流流過村前為最佳，河流如有迴流為上佳；玄武為山，以山型堅實可靠的土山為佳；左青龍為河，右白虎為路。村前視野好並有兩重山巒（案山和朝山）為佳。

北京城北面是連綿的燕山，西面是太行山余脈———西山，永定河從西面往南，再折向東方從天津入海。具備了朱雀、玄武、青龍、白虎的全部要素，所以是“負山帶海、龍盤虎踞”的地形。

北京皇城和紫禁城（皇宮）建造的時候也是考慮了這些因素，北面的太歲山（景山）為玄武，金水河為朱雀。金水河的弧型設計和前後兩道相連的金水河（內金水河與外金水河）形成了上佳的“回頭”效果。但這些是人工建造的。而這一切，鄧家都是天然具備的。河流幾次受山的阻擋，不僅橫貫村前，而且形成兩次橫貫。第二次橫貫時還有明顯的“回頭”佳象。

奇特的是後山（角頭山），圓渾且土壤寬厚，並與遠山相連。鄧家以村前河流為界，兩端延伸幾公里，是一條明顯的地質分界線，河西是土山和容易碎的紅岩石，植被以茅草為主；河東是石山和堅硬的青石岩，植被以高大灌木為主，不長茅草。所以鄧家的後山氣勢圓渾，土壤深厚，而案山和朝山山勢挺拔，山林茂密，並使河流形成上佳水口。

水口是風水理論的一部分，一般選址難以照顧到水口，是風水選址時重要但不容易落實的部分，大部分村落選址能有朱雀、玄武、青龍、白虎就不錯了，很多村莊只能以人工的水塘來代替朱雀。而鄧家村不一樣，不僅前四樣是天然的，就連水口也是天然的，而且是非常完美的水口。

水口講究的是地勢有收口狀，使水流呈噴涌而出之勢，講究前行蜿蜒曲折，忌一瀉千里之勢。水主財運，收口並蜿蜒曲折意味著財聚不斷。

鄧家水口的特點是：收口明顯並且“一去三回頭”。鄧家村西北入水口最寬處約0.5公里，到村口象鼻橋下收為20米；同時在象鼻橋下形成第一次回頭，有不忍離去之狀，在城門處形成第二次回頭，蜿蜒南行30公里匯入蘭江后形成“V”字形，這是第三次大回頭，最後流入鄧家東北部的梅城三江口。

皇宮選址和建造還與陰陽五行學說有關，北邊屬水，所以北京的水流一律從西北進城（含京城、皇城和紫禁城），鄧家的河流自西北入村，是鄧家村與風水、五行理論諸多天然巧合的一點。

鄧家及周邊居民歷來有“烏石的朝山，麻車崗的來龍，鄧家的水口”的說法，對這三個村的風水選址稱讚有加，烏石村和麻車崗村都位於今大慈岩鎮。

風水解讀有助於理解鄧家村的營造意圖。比如：前人為何把城門前移，把象鼻橋、水口納入鄧家村；是不是有一位皇帝或與皇帝有關的人會選擇這裡作為隱居和繁衍之所？

從鄧氏家譜中發現，鄧家村的橋樑、廟宇，以及從高尖塢口到下慈塢口近5公里長的河道石坎、道路，均為鄧氏族人良四公一人出資修建。河道道路不知中途是否倒塌重建過，否則當有500餘年歷史了。這也是一項重要文物。

此項工程按現在的造價，至少需要兩百萬元以上人民幣（按每米造價200元計算）。良四公所處的年代為15世紀的明初，那時的經濟水平和明中後期相比顯然要差得多。所以良四公的經濟實力就是個很大的疑點。

據鄧氏家譜記載，良四公的經濟實力來自於長途運輸。這又出現了諸多疑點，其一是：長途運輸需要相當的投入，特別是運輸工具，當時不是馬就是船，投入很大，其本錢從何而來？二是一旦有像樣規模的產業，就會出現子承父業，鄧家世代應該形成長途運輸的產業傳統，就如許多家族性產業一樣，大如徽商，小如諸葛村的藥商，蘭溪、東陽、永康一帶的手工業傳統。但是鄧家沒有。尤其是明代中後期東南經濟持續發展，長江中下游還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鄧家如果在明初有運輸業的基礎，以後至少有200多年的發展機會，不會不形成家族性產業傳統的。

鄧家三村，特別是源心村的山地面積很大，三村合計面積約有50多平方公里，大約相當於明初期北京城（北京內城）的全部面積，這些山都是鄧姓先人從外姓手中購得的。其面積之大，以至於大多數山至今還是人跡罕至，鄧姓居民也從不去管理。在新中國成立以前，這些山絕大多數屬於鄧姓公有，誰開發就歸誰，誰家窮就可以放火燒山種玉米、種經濟作物，據說三年就可以脫貧。

鄧家歷來信守非官即農、重農輕商的傳統，鄧家人到現在也很少經商，我所知道的鄧家上幾代人也很少經商，鄧家村的臨街建築沒有一間是鋪面房屋。沒有經商和手工藝這些中國人歷來致富的傳統，也沒有地下礦產資源，更沒有顯赫的為官記錄，鄧家至今還屬於不富裕地區。照這樣推測下來，良字輩先人的經濟實力是不是與皇家或某大官有某種聯繫？如果這一推測成立的話，那麼也可以以此推斷，鄧家先人很可能是一位隱居的皇帝或大官。文：鄧偉雲

鄧偉雲先生撰寫的《鄧家鄧姓身世考》一文在《今日建德》發表后（詳見5月16日第6版），引起了市裡有關領導的高度重視，市長洪慶華為此作了專門批示，副市長汪華瑛曾親率文廣新局和更樓街道辦等領導前往鄧家村實地考察，市廣播電視台也曾赴鄧家村錄製了一檔節目。與此同時，該文也在鄧家村，特別是在鄧姓家族中引起了強烈反響，議論之聲此起彼伏。

鄧偉雲先生從小就喜歡歷史，大學里學的也是歷史。幾十年的思考和查證，他突然提出：鄧家一帶的鄧姓很可能是元末明初，與朱元璋爭天下而兵敗鄱陽湖的陳友諒的後人，與散居在新安江、蘭江上的九姓漁民是同一支。發表在《今日建德》上的《鄧家鄧姓身世考》一文就是這一思考的結果。

連日來，我借閱了本姓所藏的《鄧氏宗譜》（殘本），發現在墓誌篇中，記載了鄧氏家族中較有名望的祖宗軼事及墓誌、碑銘。當中明確指明：“建德鄧氏為邑著姓，世居清溪之陽，人物鍾靈之所也。”這裡的“邑著”相當於“土著”，指世居本地的人。“清溪”就是現在紅旗水庫流向芝堰水庫的這條山溪名。

鄧姓是本地的一個大姓，歷史上也算是名門望族，曾出過不少人物。好多年前，我也聽長輩們說起過家族往事，說我們鄧姓很早的時候有異姓“焉附”。“焉附”即為“依附”，相當於現在的“掛靠”。說這話的是我的祖父輩鄧順根，已於今年春逝世，享年91歲。這與鄧偉雲先生聽長輩所言的“我們鄧姓是隱姓，原來姓陳，和新安江、蘭江被貶的漁民是一家。為了躲避遭貶的命運才改姓鄧”之說有相似之處，只是一個直接肯定了鄧姓是陳友諒的後人，一個只說有外姓“掛靠”。

為什麼我們鄧姓有“焉附”的情形呢？這就要從中國歷史的發展情形來看了。在中國歷史上，一個宗族往往聚居一地，一般不容外姓人居留。而宗族中往往有德高望重者擔任族長，掌握本族族權，操縱本族的祭祀、物產分配，處理族中大小事務等職權。所以，即便有幾戶客姓的存在，也往往因為懼怕受制於大家族的欺凌而遷徙他鄉，或者乾脆棄本姓而隨大姓，以此求得生存抑或庇護。因此，陳友諒部既然是潰散游兵，潰逃到此，猶如喪家之犬，在鄧家一帶的高山密林中躲躲藏藏地過著艱難的日子，不是長久之計。為了子孫後代的大局著想，他們有可能棄陳姓而“焉附”於鄧姓。

那麼，這個“掛靠”的外姓是不是就是陳友諒的後人呢？我們不妨將時光倒回到六百多年前來一個假說。

當年陳友諒部潰逃到鄧家村時，的確是狼狽不堪。雖說他們帶有皇族的血脈，可是，棲息他人屋檐下不得不低頭，他們只能通過改姓的手段以求得生存。因而，一個是本地人煙埠盛的望族，一個是落難潰逃的皇族，兩個族人首領經過幾輪艱苦的談判，最終達成協議，隱陳隨鄧，從此結束了流亡生涯，才有了安身立命之地。之後，他們大興土木，造城門，建城牆，立牌坊，興廟宇，又秘密將陳理接駕到此，重振皇威。這時的鄧家村，儼然是皇家的聖地，曾富甲一方。據傳說，在鄧家村，鼎盛時期“有煙灶數千，人口逾萬”，不僅地靈人傑，而且人才輩出，考取功名者不在少數。滄海桑田，而今，鄧家村的輝煌早已煙消雲散，留給後人的只有那些隱隱約約的斷壁殘垣，和曾經有一位正統皇裔的無限遐想。

根據《鄧氏宗譜》所記錄的墓誌銘中，隱約可以看出有一位不同凡響的人物。在此，我摘錄其中一部分章句，以供史學家們參考。

例一，淳佑二年良月為《鄧××》（此處殘缺，具體為哪一公不詳）撰寫的墓碑銘中，其結束語這樣寫道：

公生之初，祥光現母。

觀國之實，歲十有九。

鼓篋校癢，父兄師友。

晚乃筮仕，四綰組綬。

公中本職，一毫不取。

歷宦三朝，歸休畎畝。

既明且哲，保身而壽。

用刻堅珉，以傳不朽。

例二，弘治七年，為《鄧氏世高公墳頭銘》所撰的銘志中，詳細記錄了鄧世高的出生年月、臨終遺囑和子女情況，其中長子取名“思明”，次子取名“思誠”，“思明”“思誠”意味深長，值得深究。

例三，成化六年，為《鄧處士世良公壽藏記》，記錄了鄧世良的軼事、品行，其中有“若世良者，讀書好禮，識量過人，處心仁恕，貝周窮恤匱，無所不至”等語。

例四，嘉靖二十八年為《鄧望遠公墓誌銘》所寫銘文，結束語道：

善繼其先，是為合子。

克昌厥後，是為合祖。

生壽而榮，死亦何貧。

勒此堅銘，光陰千古。

這當中的“合子、合祖”意味深長。

例五，最有意味的是《育三百一公山何長龍墓誌》（現山河塘塢），全文為七言古詩。詩文完全以帝王語氣敘述其家族的正脈。詩銘全文如下：

坤祖南行轉北遷，

拋梭勒馬勢如泉。

天皇行龍天輔穴，

協關奇遇穴天然。

卯巽兩班環吉地，

南極萬駟躍雲瑞。

暗拱明朝皆祖脈，

千山萬水盡門欄。

華表捍門高鍾溪，

游魚日月是胎元。

金印牙刀隨肘后，

天財玉枕正雄藩。

寶蓋旌旗齊擁背，

玉華符節繞金尖。

疊璋頂章唯鐵骨，

蘆鞭走馬七星占。

天泰之峰緊護峽，

虎踞龍蟠品燕山。

永卜雲礽綿福履，

聲名遠著列朝班。

這首詩中，深藏暗語，表面有寫風水寶地之氣勢，字裡行間又揭示了家族的秘密，口吻可謂大關，非等閑之輩所能語。那麼，此公是否就是陳理的後人？還是其他皇家公卿貴胄的重要人物呢？這個謎只有等史學家來考證了。

鄧樹堂，1962年生，更樓街道洪宅村人。平時愛好文學，系建德市作家協會會

關於壽昌成為華東重點縣的一段回憶

1951年一開年，壽昌縣就召開了全縣幹部大會。會上，中共壽昌縣委書記兼壽昌縣人民政府縣長張文楷大聲宣布：中共中央華東局決定，壽昌縣成為華東局重點縣。

1950年10月，我作為經過省委培訓的土改骨幹幹部，被分配到中共壽昌縣委辦公室工作，經辦上下文件的傳達，為張文楷的助手之一，了解一定的內情。現將壽昌縣作為華東重點縣的一段歷史作一回憶。

中共中央華東局由山東分局和北上的華中局合併組成，於1945年12月在山東臨沂成立，負責領導華東各解放區的各項工作。1949年遷至上海。1954年4月27日，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關於撤銷大區一級黨政機構的決定而取消。

華東局對重點縣的要求是：各項工作先行一步，以取得經驗教訓；所有上報下達文件必須送華東局一份。

浙江省委選擇新登縣為重點縣。而華東局為什麼要選擇壽昌縣為重點縣呢？據張文楷的分析，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壽昌縣有一支堅強、有力的幹部隊伍。1949年5於5日壽昌解放，部隊撤走，金蕭支隊幹部、南下幹部先後入駐壽昌，並培訓了一批當地幹部。三股力量擰成一股繩，團結協作，工作進展快。從1951年開始，縣委委員以上幹部一個個先後調離，有一段時期，壽昌縣縣委委員、書記、縣長只有張文楷一人兼任。

其次，支前活動蓬勃開展。從1949年5月到7月，壽昌縣就籌借了469923斤糧食作為軍需，分別送到解放軍32師和36師。婦聯組織當地婦女縫製2521雙軍鞋支援前線。1950年春節前，縣教育界、商會、農會聯合發起“一封信”運動，寄送部隊，鼓勵解放軍戰士勇往直前，解放全中國。1950年12月，發動了一千多名青年報名參軍，經挑選，有五百多名青年入伍。同時募集物資慰問烈軍屬。計有大米9112斤，稻穀14220斤，玉米4544斤，柴700擔，還有魚、肉、雞、蛋、豆腐、花生、年糕、粽子、番薯片和糖果等。

第三，依靠群眾剿匪反霸，儘快肅清境內國民黨殘餘勢力。剛解放，壽昌境內有“浙贛皖閩聯合軍事委員會青年救國軍浙江總隊司令部”的“司令”葉鶴和“副司令”林傑在大同山區進行反革命活動。丁谷匪部“大隊長”鄧維良在鄧家山區和更樓殺害百姓。壽昌幹部和前來支援的某解放軍部隊深入匪穴，於1949年8月12日，捕獲了“副司令”林傑，並迅速將傅翔、鄧維良等一批反革命分子處決。此時，壽昌縣的剿匪反霸鬥爭走在附近縣份的前面。

第四，狠抓農業生產。1949年11月，壽昌全縣掀起了冬季積肥、開荒和興修水利的高潮，挖塘泥、燒焦泥灰比往年增加一倍，開荒5100畝，興修水利668處，受益農田47239畝。

作為華東重點縣的主管，張文楷同志以身作則，勤奮踏實。清晨，他帶領機關幹部早操，晚上，他深入農村調查摸底；幹部彙報工作不尚空談，要講事實。有些數據往往當地幹部不清楚，而張書記卻很清楚。工作方法以點帶面，全面鋪開。

壽昌縣的工作值得宣揚的有幾個方面：

中共中央華東局通報表揚了《壽昌縣1952年工作計劃大綱》。

縣級制訂年度工作計劃當時尚未實行。年前，張書記交給我三本絕密彙刊——《鬥爭》，要我仔細閱讀，領會精神，結合本縣實際，制訂一個1952年全年工作計劃。我依據壽昌實際，寫出了1952年工作計劃草稿，經張書記補充修改，油印上報到金華地委、浙江省委和華東局，並分發到縣屬各區、鄉、鎮及各機關單位。不久，華東局發文通報表揚。張書記笑嘻嘻地對我說：“我們的1952年工作計劃通報華東各縣了。”

派出得力幹部支援鄰縣蘭溪複查土地改革工作。

1950年9月，壽昌縣作為土地改革工作試點縣，於第二年春耕前結束。全縣44個小鄉163個村，沒有一個鄉、村吃“夾生飯”。一、二類的村為129個，佔了80%。反觀蘭溪，在“金、蘭、湯反革命暴動”被鎮壓下去以後，仍有殘餘敵對勢力謠言不止，土改不徹底，少數地區地主勢力沒打倒，有的貧僱農不敢接受分配到的田地。

中共金華地委要求壽昌縣在本縣土改結束后，派得力幹部去蘭溪協助當地幹部進行複查土改工作，壽昌縣委二話不說，迅速派出20多名土改骨幹幹部，在田子華同志的帶領下，奔赴蘭溪，到土改不徹底的鄉村，重新發動群眾，重新劃分階級成分，重新分配土地，鎮壓了一批反動地主及反革命分子，狠狠打擊了地主階級，大長了貧下中農的士氣。壽昌縣這種顧全大局，不苟私己的精神，贏得了兄弟縣的敬佩。

春夏荒救濟貧困戶，秋後狠抓糧食入庫。

1950年春荒、夏荒期間，不少貧僱農缺糧缺錢，度日艱難。壽昌縣在當時並無財政收入，貸款發放了救濟糧73100斤，救濟缺糧農戶9290戶；向1027戶缺少種子的困難戶發放稻種7970斤，向8986戶農戶貸放煤灰91000斤、桐子餅17斤，保證了春糧生產。秋後，農村幹部到各村戶做工作，順利完成糧食徵收任務。到11月6日，徵收糧食1061.1萬斤。速度之快、數量之多，與鄰縣相比，處於先列。

1951年秋，毛澤東主席發出“增加生產，勵行節約，以支持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號召，壽昌縣接到指示，於11月下旬召開了全縣幹部大會，專門布置糧食徵購任務，限期完成。從12月9日到14日僅6天時間，就全部完成了一千萬斤糧食的入庫任務。1952年1月9日，《浙江日報》為此作了報道，標題是《壽昌縣以生產為中心，結合完成征糧》。

縣委書記親自抓基點鄉，以點帶面，抓出顯著成效。

1951年到1954年，壽昌縣以卜家蓬鄉為平原基點鄉，著重抓糧食生產，由縣委書記張文楷親自抓，以鄧家鄉為山區基點鄉，著重抓山區經濟作物生產，由縣委副書記尹道生親自抓。

兩個鄉都派出了工作組，由得力幹部任組長。卜家蓬鄉為張林耕（後任開化縣委書記，浙江省民政廳廳長），在鄧家鄉的黃祖洲、蔣冰泉，他們貫徹領導意圖堅決，能跑能寫會算計，與群眾關係密切。

張文楷的工作方法是先在一個點取得經驗，然後全面推開。在卜家蓬鄉，一抓小山村的互助合作，二抓十八橋村的土壤改造。張書記白天跑區鄉，晚上帶到小山村召集農民積極分子開會，動員12戶農民組成了農業互助組，開展了互助合作生產。1952年11月轉型成為傅秋德初級農業合作社，使這個社的糧食產量大增。傅秋德被評為浙江省農業勞動模範，次年到北京參加全國勞模會議，受到了毛澤東主席的接見。省里獎給該社錦旗一面，水牛一頭，陰丹士林布兩匹，毛巾兩打。互助合作有了旗幟，1953年冬全縣就推開了。

十八橋村村前是艾溪，村后是田畈。田塊前高后低，后片常年積銹水，叫“白螺絲田”，一年種一季，畝產糧食百來斤。土改時，農民爭著要前片帶沙土的田，不願接受后片銹水田。

為解決上述矛盾，縣、鄉、村集體研究決定，將整畈田進行統一規劃，縱開排水溝，橫連田塍路，將銹水排入艾溪，將沙土填入銹水田，再加入有機質肥，以改良土壤。全村勞力統一使用，集體安排。改土工作轟動了附近地區，金華地委農工部部長李學智（后升為金華地委書記、寧夏省委書記）聞訊后，前來取經，並在全地區推廣。後來，《浙江日報》以《壽昌縣十八橋改良土壤運動獲初步經驗》為題作了報導。接著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向全國播出這一消息。

鄧家鄉是山區，山高林密，以產桐子、茶子、茶葉為主。鄧家鄉農民聽黨的話，土改后，迅速組織互助組、農業生產合作社，山區生產搞得有聲有色。《浙江日報》壽昌特派員記者常去搜集材料，報導新聞。

鄧家鄉有一篇總結互助合作發展山區生產的文章上報到省里。有一天，縣裡突然接到省委辦公廳的通知，要壽昌縣派人去改文章。當時的縣委書記已經是尹道生，他要我去改。可我已離開辦公室到宣傳部了，對此事不接頭，也不知道是改哪篇文章。但是既然縣領導對我如此信任，我只能硬著頭皮去了。到了杭州，在接待處的辦公室等了三天，沒有動靜，到了第四天，才有人把一份關於鄧家鄉搞互助合作的材料給我，讓我認真閱讀，並補充具體材料。說實話，我對鄧家的情況不太熟悉，要我改這份材料，實在為難。最後我只把原材料稍微改動了一下，抄寫端正就送上去了。原來的文章實際上是省委辦公廳工作人員的手筆，題目也是他們定的，叫《深入一點，取得經驗，推動全盤》。這篇東西，最後送到了毛澤東主席的手上，毛主席寫了按語：合作化模範鄧家鄉。此事被載入《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第658頁。（方邦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