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魯文化
東夷、邾婁文化的延續和發展
鄒魯是對文化昌盛之地的代指。例如，將沿海的文化名城（廣東潮汕、福建泉州等）稱為海濱鄒魯；將江南的文化名城稱為江南鄒魯。
鄒魯(1885—1954年)，幼名澄生，以“天資魯鈍”，自改名為魯，別號海濱，廣東大埔縣茶陽鎮長治仁厚村人。十九歲赴潮州韓山書院讀書。
鄒魯文化
1908年10月，光緒皇帝、慈禧太后先後死去，反清浪潮不斷高漲。鄒魯與朱執信等人以為時機成熟，策劃廣州新軍起義。因事泄，鄒魯暫避香港，不久旋迴政法學堂就讀。畢業後，受聘於粵商自治會執教。1910年2月，赴汕頭髮動新軍配合廣州起義。因廣州新軍突遭清將李准部襲擊，鄒魯返廣州奔走營救，被清巡撫列為緝捕對象。因得丘逢甲副議長庇護，才倖免於難。次年孫中山派胡漢民、黃興等在香港設統籌部，準備發動廣州起義，鄒魯受命在廣州創辦《民報》，宣傳革命思想。他利用咨議局作掩護，在局內出版，分送到新軍及防營中。後因溫才生剌孚琦於諮議局前，該報作了報導和發表讚揚的評論而被查封。事後，當局要鄒魯以寫“悔過書”為條件，准其復刊，但他斷然拒絕。1911年l(月10日武昌起義後，鄒魯立即與朱執信、陳烱明、胡漢民等組緝廣東起義響應。鄒魯留香港籌備兵器、軍餉等軍需財物，支援各路義軍。11月陳烱明在惠州起義後與清軍秦炳直部相持，鄒魯聞訊力促西、北兩江民軍起義響應，並組織敢死隊兩百人馳援，擊潰清軍。一舉光復惠州、廣州，舉胡漢民為廣東都督，組織軍政府。
廣東穩定後，孫中山先生組織北伐軍，姚雨平為總司令，鄒魯隨軍北伐，為兵站總監，主管調撥陸海軍的武器裝備。在江浙、上海等地革命軍民配合下，北伐軍屢潰清軍，攻克南京。經十七個省的起義代表協議，成立中華國，舉孫中山先生為大總統。
南北議和後，鄒魯便自請釋兵，返回廣州，被委任為廣東省官錢局總辦。為挽救金融危機，設錢莊，提高廣東幣值。翌年國會成立時，鄒魯當選為廣東代表之一。國會期間，袁世凱企圖以陳烱明取代胡漢民，製造分裂。又派人攜款四十萬元籠絡鄒魯。鄒魯拒絕接受，勸來人不要拿國家錢財用於個人爭權奪利。並在國會中提出宋教仁被殺案要用司法程序解決，“質問趙總理何以不依法赴質書”，起草“彈劾袁政府違法大借款案”等，被稱為“捋虎鬚”議員。為此，鄒魯險遭逮捕。面對國民黨中的腐敗，孫中山先生於1914年組織中華革命黨，創辦《民國雜誌》，進行反袁鬥爭。鄒魯遵照孫中山指示，出任編輯，纂寫《袁世凱之對內政策》等文章，揭露袁氏破壞約法，出賣國家利益的事實。不久，在西南各省支持下，孫中山準備在廣州組織護法政府，派鄒魯北上策劃國會南遷。鄒魯得到眾議院吳景濂、王正廷正副議長支持，兩百多議員到廣州出席非常會議，建立了護法軍政府。在組織護法戰爭中，鄒魯任潮梅軍總司令，擊敗據東江之莫擎宇部。不久袁世凱稱帝，激起全國反袁高潮，袁氏於反對他的怒潮中暴斃。國會重開。鄒魯在國會中提出“查辦張勳案”、“十大質問書”，揭露段祺瑞政府失職、違法等情況。議會遭受暴徒襲擊，鄒魯等被毆傷。國會被迫解散。鄒魯返粵參加孫中山的第二次護法運動，動員援閩粵軍陳烱明回師廣州，鄒魯亦聯絡民軍配台，奪回廣東控制權，成立國民政府。鄒魯任兩廣鹽運使，掌管財源.
1922年，陳烱明背叛孫中山，炮轟總統府。孫中山避難上海，召鄒魯為人總統特派員，負責策劃討陳。經各方聯絡，召開滇粵桂三方“白馬”會議，以大總統名義委任楊希閔為滇軍總司令、劉震寰為桂軍總司令，舉兵討陳，克廣州。1923年初，孫中山電委胡漢民、鄒魯等五人全權暫代行大總統職權。後迎孫中山返廣州，重建大總統府。鄒魯任財政廳長，被譽為“理財經綸手”年底，孫中山計劃將廣東高師、政法大學、廣東農業專科學校合併成立廣東大學，委任鄒魯為高師校長、廣東大學籌委主任。1924 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鄒魯當選為中央執委委員、青年部長，後為常委。
國民黨“一大”後實行國共合作。在國民政府和軍隊中聘請一些蘇聯顧問、共產黨人擔任了一些部長、秘書等要職。但在教育經費等問題上，鄒魯與蘇聯顧問鮑羅廷發生了激烈的爭吵，受到嚴重警告處分。孫中山先生逝世后，鄒魯以中國國民黨中央三個常委之一的身份，於北京西山碧雲寺召開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通過“取消共產(黨)派在本黨黨籍案”、“顧問鮑羅廷解僱案”等決議案，設立中央黨部與廣州的中央黨部對立。1926年1日，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通過“彈劾西山會議決議案”，永遠開除鄒魯等的黨籍。
鄒魯復任中大校長之後，全力進行整頓。他認為教育是救國的基礎，西方國家之所以強盛，主要是學校發達，科學進步。1923年冬，他任廣東大學籌委主任、校長，時為戎馬倥傯，難得兼顧。如今能按其志管理大學，以求“樹一最高學府”。
首先，他將中大學生抗日救亡活動統一在學校領導之下，禁止員生在上課時間開會，並建立特別黨部嚴加控制學生的聚會，恢復教學秩序。同時，為提高師資力量，派員赴北京等地聘請名教授，使中大集中了一批優秀教授，成立各學科研究所、研究會，創辦學術刊物，為發展學術研究提供較好的條件。1937年，設立研究院碩土學位考試委員會，擧辦了第一屆碩土生學位考試，授予各科畢業的研究生以碩土學位，獎勵優秀學生出國留學。
建設石牌中山大學新校舍，按實際情況調整院系，將原來五個學院擴大為理、工、醫、農、法、文、教育等七個學院。接管兩廣土壤調查所、廣東通志館，組織師生調查土壤、編寫廣東通志。制定和實施六年三期的建校規劃，於廣州市郊五山置地四萬畝，以實現孫中山的遺願。當時正值世界經濟危機，國內戰事頻繁，教育部長朱家鞾又對鄒魯不滿，常常拖欠教育經費。鄒魯面對困難，毅然實施龐大建校規劃。他請中央撥款，又向西南政務委員會要錢，向國內外同胞、僑胞廣泛發動募捐。為使工程如期進行，鄒魯四處奔波，絞盡腦汁，“除了沒有叫人爸爸和向人叩頭外，可說一切都做到了”，他“形神俱瘁，苦辱交加”，始“獲在粵諸董事及財政部長之助”，終於如願以償，為中大建設作出不可磨減的卓越貢獻。
初期建校工程完成孫中山銅像，農學館，化學、電氣、機械、土木工程等教學樓，師生宿舍；中期建農林化學館，天文、物理、生物、地理、化學等實驗教室及文學院、法學院、養蠶室、調桑室、園藝溫室等。增辦護土學校、助產學校和醫學院附屬第一、第二醫院，附中、附小等。還在潮汕、湛江等地創辦農場、桑場。為學院實習、科研提供了配套場所。1938年各項工程基本完成後，鄒魯作詩自慰：“藍縷簞路啟山林，寸寸山村盡化金；樹木樹人兼樹谷，規模遠托百年心。”至1940年6月，鄒魯辭呈被批准，離開中大。他任中山大學校長十多年內，培養畢業生近五千人，學子散於世界各地。1936年，鄒魯曾應邀出席德國海德堡大學五百五十周年紀念會，獲法學博土。義大利羅馬大學校長、香港大學副校長曾先後訪問中大，甚讀中大之成就，提出並達成交換教授、留學生的協議。埃及亞力山大大學增中大免費留學生名額。中山大學進入世界著名大學的行列。
鄒魯曾向西南政務委員會提出教育改革計劃，主要內容：國民不分男女都要普遍接受教育，小學國家辦，中學由地方和生產部門分類辦，大學由中央或部門辦；實行教學與社會生產相結合，由消費型向生產型轉化；改革教材，將智育與德育結合起來，等等。
鄒魯辭去中大校長後，以“圖書滿架，瓜菜滿園”為樂。1946年，他當選為監察院委員，1949年7月，參加廣州召開的“非常會議”，離會去香港，移居台北，後任中央評議委員。著有《中國國民黨史稿》、《回顧錄》、《教育與和平》、《鄒魯文集》、《鄒魯文存》等。1954年2月8日，鄒魯因腦溢血辭世，終年七十歲。
鄒魯的祖居
鄒魯的祖居---敬愛堂位於廣東省大埔縣茶陽鎮長治仁厚村，在大埔文化局張局長帶領下，我參觀了鄒魯祖居，敬愛堂建於清代。坐西向東，背靠蜈蚣山，面向仁厚村。正門前方 20 米豎有 5 支石華表，為清道光年間和民國年間所豎，這些石華表記載著鄒氏祖先光輝的歷史功績。敬愛堂一正四橫，為土木結構。正屋有房間 18 個，兩旁橫屋共有房間 24 個，建築面積 1352 平方米，佔地面積 1584 平方米。
據時任縣委廖常委介紹，鄒魯祖居有三奇，一是在季節的更換里，每年都有幾天初升的太陽直射正廳中央，形成“蜈蚣吐珠”的圖案。二是屋后花台坎邊有鬱鬱蔥蔥的風景林，但數百年來竟沒有一片葉子落到屋頂的瓦面上。三是每當深夜，從祖居上空遠望有一道非常亮的白色光環。正是這三奇使整個建築披上神秘面紗，吸引許多專家學者前去探秘。
鄒魯書法
中山圖書館收藏鄒魯寫給清華的楷書詩：“虞叔祠前柏郁蒼，槎牙枝幹傲風霜。剪桐盛事隨周逝，留得濃陰蔭古唐。”結字妍正，平和靜謐，疏瘦雋逸，秀美見長。憨齋收藏其寫給廣東大學的行書對聯：“稱心詩帶風雲氣，信手文成金石聲。”用筆自如流暢，有剛柔相濟的圓潤之趣，結體平正而顧盼有情，書風清俊而意態萬千。
“鄒魯”一直被尊崇，在中國各地，有很多類似“濱海鄒魯”、“江南鄒魯”稱呼，“鄒魯”之詞亦不絕於史書典籍。《莊子·天下篇》載：“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司馬遷也曾對齊地與鄒魯的風氣作過比較，說：“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史記·貨殖列傳》）。鄒魯“俗好儒，備於禮”是很有名的。王獻唐先生在《炎黃氏族文化考》中說：“儒之一詞，即原於邾婁之婁”，而最早的魯文化也是由“邾婁文化”里發展出來的。“魯為婁轉，因婁得名”。北周文學家庾信在《哀江南賦》中，有“於時朝野歡娛，池台鐘鼓，里為華蓋，門成鄒魯”之名言。唐代開元盛世時的“大手筆”張說，在其《奉和唐玄宗〈經魯祭孔而嘆之〉》一詩中，有“孔聖家鄒魯，儒風藹典墳”之佳句。唐代另一大詩人孟浩然，在其《書懷貽京同好》中，有“維先至鄒魯，家世重儒風”之妙筆。值得一提的是，全部儒家中人，宋明以降被政府確認為“聖人”的只有五人，即聖孔子、復聖顏淵、宗聖曾子、述聖子思、亞聖孟子，而這五位聖人全出自鄒魯地區。可見，鄒魯地區在培養儒學方面是非同尋常的。
古人之所以常說“鄒魯之士”或“鄒魯文化”，從來沒有說“魯鄒”的，究其原因：邾為東夷古國，文化悠遠深厚，魯為東遷新國。“鄒魯”作為文教興盛之地的代名詞而有口皆碑，這並不是偶然的，而有其深刻的歷史淵源。“魯為婁轉”是一個重要因素。另據傳說，魯為少昊金天氏之墟，而鄒為大昊伏羲氏之域，至今在鳧山仍有世世代代延續下來的女媧、伏羲廟（俗稱“爺娘廟”）遺址。從立國時間上看，魯為周初從西方遷徙來監視東夷諸國的新國，而鄒則是原有的東夷土著古國。從古文化遺存來看，野店遺址出土的帶有彩繪圖案的紅陶鼎，磨製纖細帶有穿線微孔的骨針，精美的玉鏟、玉環，陶器底部留下的布紋……充分說明距今六七千年前這裡的先民就創造了燦爛的文化。
到了春秋後期，孔子誕生於鄒，定居於魯，周遊列國，收徒講學，刪《詩》、定《書》、著《春秋》，創立了儒家學說，使魯成為文教興盛的中心。孔子歿后，儒學漸趨衰微，諸子蜂起，百家爭鳴，天下學士不歸楊則歸墨。在此儒學瀕於滅絕之際，鄒人孟子挺身而出，繼道統，辟楊墨，著《七篇》，繼承、堅持、發展了孔子的學說，使仲尼之教獨尊於千古。因此，鄒遂成了儒學復興之地，與魯同為儒學的發源地。到兩漢魏晉，許多思想家、政治家、經學家、文學家如韋賢、韋玄成、匡衡、王粲、仲長統、王叔和、唐彬、劉寶等都出生於鄒地，並對當時社會乃至後世產生很大影響。
由此可知，“鄒魯”成為文教興盛之地的代稱，且“鄒”與“魯”齊驅並駕，密不可分。
鄒魯，在自然地理上，指今山東省南部偏西地區。主要有邾（包括小邾。邾，戰國時改為“鄒”）、魯、滕幾個諸侯國。其中邾魯毗鄰，兩國“擊拆之聲相聞”。
鄒魯位於“大東”的中心區域。“大東”地區的統治者是西來的周人，而土著居民則是殷人和東夷人。《詩·小雅·大東》篇描述這一帶“西人”和“東人”的差別及其對立的情景云：“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儘管殷人和東夷人備受壓迫與剝削，但他們仍然頑固地保留住了他們自己的習俗和文化，並對後來孔子創立儒學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邾國包括小邾和濫——亦即通常所說的三邾的土著居民則多為東夷人。參見王獻唐《春秋邾分三國考·三邾疆邑圖考》，齊魯書社1982年版。東夷人秉性溫柔，敦厚和平，講究禮讓，崇尚仁德。許慎《說文解字》在《大部》中解釋了“夷，東方之人”之後，又在《羊部》中指出：“唯東夷從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這裡提到的“夷俗仁”，是一條很重要的消息，說明孔子大力倡導的仁，濫觴之源或在於此。《後漢書·東夷列傳》也指出：“《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柢地而生。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柢是樹木的主根。《韓非子·解老》篇說：“樹木有曼根，有直根。直根者，書之所謂‘柢’也。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故曰：‘深其根，固其柢，長生久視之道也’。”由此看來，所謂“夷者，柢也”，是比喻東夷人有好生的仁德，喜愛“萬物柢地而生”。仁德對人來說既是“所以建生”的柢，很自然，有仁德，即可長壽。所以有“夷俗仁，仁者壽”之說。“仁者壽”，語出《論語·雍也》篇，董仲舒曾經解釋說：“仁人之所以多壽者，外無貪而內清凈，心和平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養其身，是其且多且治。”（《春秋繁露·循王之道》）聯繫《淮南子·地形訓》說“東方有君子之國”、《山海經·海外東經》說“君子國……其民好讓不爭”來看，東夷地區當有敦厚和平、好讓不爭的民風。這種民風在“禮失而求諸野”的中國已不可得，但仍為人們所嚮往，稱之為君子之風。甚至於孔子還曾有過“欲居九夷”的想法，當有人向他指出東夷鄙陋時，他說：“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論語·子罕》）即：那是君子居住的地方，有什麼鄙陋的呢？孔子對東夷人及其文化是相當尊重的。他曾乘郯國國君來魯國訪問的機會，“見於郯子而學之”；事後十分佩服地說：“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左傳·昭公十七年》）可見，孔子時代，東夷人還有著比較高的文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