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水師

英國憑藉海軍優勢，在廣東沿海多次進行挑釁，並發動第一次鴉片戰爭。以林則徐為代表的清政府有識之士，開始認識到英國的船堅炮利，為了加強海防和抵抗侵略，著手採購外國船炮，籌劃建立一支近代海軍。繼林則徐之後，魏源進一步發揮了學習西方籌辦海防的思想。19世紀50年代，太平軍到達南京之後，江蘇地方官員曾多次僱用外國輪船協助清軍對太平軍作戰。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后，外國侵略者從《北京條約》中攫得種種特權和利益，極力慫恿清政府購買船炮，迅速鎮壓太平天國起義。清政府從英國購買了“阿思本艦隊”，后因英國人諸多挾制，清政府將此艦隊退回變賣。太平天國失敗后，閩浙總督左宗棠設立福州船政局，製造軍艦。兩江總督曾國藩、江蘇巡撫李鴻章也把從事軍火生產的江南製造局改為兼造軍艦。

同治九年，天津教案發生，列強出動軍艦進行威脅，清廷甚為震動，天津教案了結之後，命令沿海加強防務，由曾國藩、李鴻章分任其事。

同治十三年，日本派軍隊侵略台灣。4月14日，清政府任命沈葆楨為欽差辦理台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前往台灣處理。沈葆楨等奏稱：日本有鐵甲船二號，“彼有而我無之，水師氣為之奪，則兩號鐵甲船不容不購也。”清廷批准購買。后因外國不準出售而未果。結果，清政府因無鐵甲船，對日本不能不姑示羈縻，給日本白銀50萬兩，日本侵略軍才撤出台灣。恭親王提出了“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等六條的緊急機宜，原浙江巡撫丁日昌提出《擬海洋水師》章程入奏建議建立三洋海軍，李鴻章則提出暫棄關外、專顧海防。在洋務派的一致努力下“海防”之論壓倒“塞防”，晚清政府決心加快建設海軍。

光緒元年（1875年）5月30日，總理衙門綜合各方面的意見提交實施方案，基本同意創設三支海軍的建議，光緒特命北洋大臣李鴻章創設北洋水師，李鴻章受權督辦北洋海防后，即著手籌辦北洋海軍，通過赫德在英廠訂購蚊船四隻。

1876年11月，320噸的蚊船“龍驤” 、“虎威”駛華，翌年440噸的蚊船“飛霆” 、“策電”駛華。適前福建撫臣丁日昌以台灣防務吃緊，商調龍驤、虎威二船駐防澎湖；飛霆、策電到閩后，經船政大臣吳贊誠選派管駕募配舵勇、水手，督飭各官弁認真操練。

1878年6月，李鴻章派令直隸候補道許鈐身督率四艦北上，駛抵天津海口。李鴻章親往大沽勘驗后，認為其輪機、器具等件均尚精緻靈捷，決定派該四船分駐大沽、北塘並令其每月各出洋會哨兩次，練習風濤，循環輪替、調扎並按季合操打靶。因確信蚊船的質量，李又代南洋訂購四隻。

1879年11月，四船抵津。李將其分別命名為鎮東、鎮西、鎮 南、鎮北，留北洋調遣。北洋艦隻漸多，李鴻章遂奏准“將記名提督協勇丁汝昌留北洋海防差遣”。琉球事變后，清廷在日本並琉球的刺激和朝臣防日本亟自強的呼籲下，終於痛下決心，切實籌備海防。在李鴻章的大力推動下，清廷於1880年、1881年向德國伏爾鏗廠定造“定遠” 、“鎮遠”兩艘鐵甲艦。希望“日本聞我有利器，當亦稍戢狡謀。”

1879年，向英國訂造了兩艘撞擊巡洋艦揚威號、超勇號。

1880年7月，李鴻章奏准創辦天津水師學堂。11月，在天津創辦了北洋水師大沽船塢。

1881年，李鴻章奏准“以丁汝昌統領北洋水師”，先後選定在 旅順和威海兩地修建海軍基地。1月，丁汝昌率北洋水師官兵200餘人赴英國，接帶“超勇”和“揚威”巡洋艦回國。9月、10月，在英國訂造的巡洋艦“揚威”、“超勇”，蚊炮船“鎮中”、“鎮邊”也先後回國。

到1881年底，北洋海軍除國內自造船隻外，已陸續從國外購進戰艦10餘艘。其中有1879年購自英國的炮艦龍驤、虎威、飛霆、策電、鎮東、鎮西、鎮南、鎮北、鎮中、鎮邊，1881年購自英國的巡洋艦超勇、揚威。前從德國定造的主力艦定遠、鎮遠此時尚未竣工。

1882年7月，朝鮮發生壬午兵變。丁日昌奉命率威遠、超勇、揚威三艘軍艦赴朝以壯聲威。清軍拘捕大院君，迅速平定叛亂。

1884年，中法因越南問題再起戰事，為加強福建海防力量，“超勇”、“揚威”開赴上海，準備會同南洋水師的“南琛”“南瑞”“開濟”“澄慶”“馭遠”，組成特混艦隊一起南下。看到中國對法作戰自顧不暇，日本再度在半島挑起事端，唆使朝鮮親日的開化黨發動政變，驅逐駐朝中國軍隊。為穩定局勢、震懾日本，丁汝昌奉命率“超勇”“揚威”從上海北上，並指揮“威遠”運送淮軍增兵朝鮮，平息局勢。

1885年，清廷深受中法戰爭中法國艦隊橫行無忌的刺激，下諭“懲前毖後，自以大治水師為主”。10月，清廷採納了李鴻章專設衙門以統轄畫一之權的建議，決定設立海軍衙門。

1886年5月，奕訢奉旨巡閱北洋海防。8月，清廷為防俄謀占朝之永興灣，命丁汝昌與琅威理率定遠、鎮遠、濟遠、威遠、超勇、揚威六艦赴朝鮮釜山、元山一帶巡遊。8月9日，北洋海軍抵達長崎。日本認為北洋艦隊的來訪是其炫耀武力，向自己施加壓力。三天後，長崎事件即告發生。崎案議結，但日本從這一事件中受到了極大刺激，認為“北洋艦隊已成為日本最關注、最警惕的清朝戰鬥力量”。9月，清廷頒布《北洋海軍章程》 ，宣布北洋海軍正式成軍。

1887年，自英國購進108噸的魚雷艇“左一”號，自德國購進108噸的魚雷艇“左二”、“左三”、“右一”、“右二” 、“右三”號。外定購的“致遠”、“靖遠”、“經遠”、“來遠”竣工，李鴻章下令鄧世昌、葉祖珪、林永升、邱寶仁出洋接帶，並與1887年秋駛回國。

1888年，北洋海軍自英國購進2300噸的巡洋艦“致遠”號、“靖遠”號，自德國購進2900噸的巡洋艦“經遠”號、“來遠”號。

1890年，琅威理“升旗事件”發生后，北洋水師洋員數目銳減。

1891年5月，李鴻章奉命檢閱了北洋海軍，李鴻章派海軍提督丁汝昌統定遠、鎮遠、致遠、靖遠、經遠、來遠鐵快艦於5月20日（即1891年6月26日）赴日本之馬關。6月28日抵達馬關，經神戶加煤，7月5日，北洋艦隊安抵橫濱。

1894年7月25日，日本聯合艦隊不宣而戰，在豐島海域突然襲擊北洋護航艦隊，甲午戰爭爆發。同年9月17日，黃海海戰，北洋艦隊損失5艘軍艦。

1895年，在威海衛之戰中，北洋艦隊孤立無援，困守劉公島長達一個月余，抵住了日本聯合艦隊7次進攻，而援兵不至，最後全軍覆沒。

1896年，雲貴總督王文韶接替李鴻章成為北洋大臣后，隨即開始著手復興北洋水師，向英德兩國購買多艘戰艦。

宣統元年（1909年），南、北洋海軍被改編為巡洋艦隊與長江艦隊，從此北洋艦隊之名亦不復存在。

北洋艦隊各主要戰艦艦長及高級軍官幾乎全為福州船政學堂畢業，並多曾到英國海軍學院留學實習。中層軍官內多有原留美幼童，被召回國後到福建水師學堂學習海軍后服役。艦隊內一直亦有外國人擔任軍官作技術專家及指導。北洋艦隊的軍官多能操英語，內部指揮命令亦是以英語發號。

北洋水師負責山東及以北之黃海，主要基地在威海衛，旅順，大沽口；由於北洋艦隊是負責守衛京師，故清廷特奏准優先集全力建造。

• 旅順基地

旅順口內被老虎尾分為東西兩澳，北洋艦隊主要營建東澳，即東港。東港東、南、北三面共長4106.8尺，西面攔潮大壩長934尺，西北留一口門，供軍艦進出，整個港池四周均砌大石岸。東港內東北由建有大船塢，即旅順大塢，長413尺，寬124尺，深37.89尺，塢口以鐵船橫攔為門，整個船塢均用山東大塊方石，用水泥砌成。另外港內還建有修船各廠九座，南岸建有倉庫4座，東岸倉庫1座，用於儲備船械備件。港塢四周設施用鐵路連接，沿岸有大型起重機5座，另建有鐵碼頭，供軍艦上煤運械。另外在澳東兼有石碼頭，專供修理雷艇、蚊船。港內各設施，共有電燈46座，各處鋪設自來水管，以供官兵工匠飲用。另外，為疏浚港池，旅順港還特地配備進口的挖河機器船(挖泥船“導海”)。

為保護作為北洋海軍修理、保養基地的旅順，在建設塢澳的同時，旅順基地沿海一側依山地勢，共築造9座海岸炮台。以旅順口口門為界，口東5座、口西4座，從東至西分別為：老蠣嘴后炮台、老蠣嘴炮台、摸珠礁炮台、黃金山副炮台、黃金山炮台、老虎尾炮台、威遠炮台、蠻子營炮台、饅頭山炮台。其中除老蠣嘴炮台為穹窯式外，其餘均為露天炮台，共配置火炮58門，其中200mm口徑以上9門。以後又陸續增建炮台4座，增添炮位23門。

從1889年起，又環繞旅順背後修築陸路炮台，共計17座，炮位78門。與此同時為掩護旅順後路，兼防金州，又在大連灣修築海岸炮台5座，陸路炮台1座，炮位24門。在此期間，李鴻章因旅順船塢工程進展緩慢，於1887年轉包給法國人德威尼承建，1890年11月9日竣工，丁汝昌、周馥等人前往驗收，亞洲第一軍港旅順基地正式建成。

• 威海衛基地

威海衛基地由於資金等方面的原因從1887年才開始全面建設，由於開工較晚，其設計建造比之旅順基地更加先進，至1890年共建成北幫(威海北岸)炮台3座(其中北山嘴、祭祀台炮台均為上下三層的大型炮台)，南幫(南岸)炮台3座，劉公島炮台6座(東泓、南嘴、迎門洞、旗頂山、公所后、黃島)，日島炮台1座。1891年其又在威海衛後路修建陸路炮台4座，整個威海衛炮台群，共配置大小炮位167門，各炮台建造極為堅固，所配火炮多為德國克虜伯後膛巨炮，此外在劉公島和日島上還分別建造了地阱炮，“其炮以水機升降，見敵則升炮擊之，可以圓轉自如，四面環擊。燃放之後，炮身即借彈藥之座力退壓水汽，復還阱中”，這種地阱炮射程遠、威力大，軍艦一旦被其擊中則必沉無疑。初炮台群外，所有配套的後勤設施如鐵碼頭、船塢、海軍醫院、海軍公所等也相繼建成，由此構成威海衛龐大的海軍基地體系。

隨著旅順基地和威海衛基地的建成，旅順成為了北洋水師的維護、修理基地，威海衛則成為北洋水師的永久駐泊地。

清朝時，中國並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國旗、軍旗，最初的海軍軍旗設計來自於阿斯本-李泰國艦隊時期由李泰國所設計的三角黃底青龍旗，后被北洋海軍沿用。1880年代改為正方形。

《北洋海軍章程》頒布后，遂正式成為最早的具有近代化意義的中國海軍軍旗。後來的大清帝國國旗也是沿用此圖案。

黃底青龍旗為羽紗質地，底呈正黃色，用羽紗鑲嵌青色五爪飛龍，龍頭向上，分為大小四號：頭號橫長1丈5尺6寸，寬1丈6寸5分；二號橫長1丈3尺9寸，寬9尺5寸；三號橫長1丈1尺5寸，寬7尺6寸；四號橫長9尺6寸，寬6尺三寸。

軍旗提督用五色長方旗，諸將用三色長方旗，上角飾以錨形。

歌詞為：

寶祚延庥萬國歡，景星拱極五雲端。

海波澄碧春輝麗，旌節花間集鳳鸞。

自甲午戰爭戰敗后，這首軍歌就湮沒於中國的歷史之中。直到2012年，中國海軍史研究會會長陳悅在英國的外交檔案館資料中發現了北洋軍歌，才把這首歌重新帶回國內。經過對原曲譜的整理后，軍內資深音樂家雪野按照現代方式進行了譜曲，這首軍歌得以煥發新生，並在2014年的《北洋海軍興亡史》中得到展現。

北洋水師成軍后擬定《北洋海軍章程》，奕譞與李鴻章奏請旨批准。內容包括船制、官制、升擢、事故、考校、俸餉、恤賞、工需雜費、儀制、鈐制、軍規、簡閱、武備等相關事項。

清朝海軍軍艦的命名，主要是將同級或同類的戰艦，以一個字(即字型大小)貫穿各艦的艦名，而艦名通常取威武之詞，如“定遠”、“鎮遠”、“登瀛洲”等。

由於北洋水師建軍之初就以英國海軍為師，所以北洋戰艦採用的是傳統的維多利亞式塗裝，即黑色艦身，水線下紅色，白色上層建築，桅杆和煙囪為黃色。中法戰爭和中日戰爭中，北洋艦隊軍艦均改用接近現代海軍的瓦灰色戰時塗裝。在歐洲早期的帆船時代，在船首都會裝飾有一尊迎風破浪的船首像，到了19世紀末，蒸汽機船逐漸統治海洋后，這個風帆時代的風俗依舊被保留，在北洋水師的戰艦上也保留了這一傳統，在軍艦艏艉的兩側裝飾威武的飛龍紋，成為當時中國戰艦的特色。

全軍設海軍提督一員，統領全軍，駐威海衛。總兵二員，分左右翼，各統鐵艦，為領隊翼長。副將以下各官，以所帶船艦之大小，職事之輕重，別其品秩。總兵以下各官船居，不建衙署。副將五員，參將四員，游擊九員，都司二十七員，守備六十員，千總六十五員，把總九十九員，經制外委四十三員。

1882年，北洋水師成軍，同時也把國際上流行的軍銜制正式引進了中國。軍官職別區分為海軍提督、總兵、管帶、大副、二副，軍階則用舊官制如總兵、都司、千總等。北洋水師士兵的等級分3種，士官類的有總水手頭目、正水手頭目與副水手頭目；土兵類的有一至三等水手，一至三等練勇；專業兵類的有升火兵、木匠兵、管旗兵等各項勤務兵，勤務兵亦分正副兩級。

北洋水師官制等級分為管帶，幫帶大副，魚雷大副，駕駛二副，槍械二副，船械三副，舢板三副，正炮弁，水手總頭目，副炮弁，巡查，總管輪，二、三等管輪，水手正副頭目，一、二、三等水手，一、二等管旗，魚雷頭目，一、二、三等升火，二等管艙，一、二等管油，一等管汽，油漆匠，木匠，電燈、鍋爐、洋槍、魚雷等匠，夫役，文案，支應官，醫官，一、二等舵工，一、二等雷兵，一、二、三等練勇，教習，學生。

由大至小依次是：

正都統、副都統、協都統、正參領、副參領、協參領、正軍校、副軍校、協軍校。

1875年北洋水師籌建開始，相關的旗幟和章服制度 即開始擬定。1882年由丁汝昌審定，中國第一本參考西方海軍相關制度制定的章服圖說問世，即《北洋水師號衣圖說》，其中詳細規定了北洋水師軍官、士兵的服裝和徽記樣式。1888年北洋水師正式建軍，此後根據1882版軍服、旗幟在實際使用中積累的經驗，於1888-1890年間制定了更為西式的軍服圖說。

海軍軍官服用絲綢，寬袍大袖，其領圈、門襟及衣擺飾有深色雲邊。軍官冬服為深藍色，頭戴毛皮帽；夏服為銀灰色，頭戴暖帽，腳穿黑底靴。軍官的品級從頂子上分；職別從袖章上分：管帶、大副、二副都是二龍戲珠圖案。區別是珠子的顏色不同：管帶的珠子為紅色，大副的珠子為藍色，二副的珠子為金色。

水兵穿用藍褲褂，褲子前面打折，腰間系有藍帶(水手頭目以上不系藍帶)，頭上扎有青包頭，腳下穿抓地虎靴。冬天棉衣褲外罩藍褲褂。假曰上岸另換衣服：夏天全白衣褲，冬天為藍呢衣褲。水兵服胸前的圓形胸補上統一書寫“北洋水師、x x快船”字樣。水兵的等級、專業用綴在左右上臂部位的臂章圖案顯示出來：一至三等練勇以三至一個紅圈區分；一至三等水手用三至一條紅杠區分；正副水手頭目用二至一個紅錨圖形區分，總水手頭目另在紅錨上加折杠區分。專業兵的臂章以代表性的圖形來區分所屬勤務：如魚雷兵用鯉魚圖案，升火兵用鐵鏟圖案，管旗兵用旗形圖案等等。

1894年7月21日，李鴻章派遣大同總兵衛汝貴、提督馬玉昆率領清軍搭乘輪船從大沽口出發，至鴨綠江大東溝登陸。期間，北洋水師的“濟遠”、“廣乙”和“威遠”三艘軍艦從威海衛出海護航，另派小型炮艦“操江”運載餉銀軍用物資，和另一艘租用英國的運兵商船“高升”同行。但是，“操江”和“高升”的開船日期被日本間諜得知，併發電報報告了日軍大本營。日軍大本營在得到情報后，派遣日本聯合艦隊第一游擊隊的“吉野”、“浪速”、“秋津州”航行至北洋水師經過的海面，伺機發動襲擊。

7月23日，北洋海軍艦隻抵達牙山。無防護巡洋艦“威遠”由於戰力單薄，被先派回國。7月25日凌晨，“濟遠”和“廣乙”出發回國，在清晨5點，遭遇到了日本聯合艦隊的這3艘快速巡洋艦。日本軍艦採用“一舷齊射”的戰術，向中國軍艦猛烈開火。“濟遠”和“廣乙”均遭受了猛烈的炮擊，船體損傷嚴重。交戰中，“濟遠”的大副、二副全部陣亡，隨即管帶方伯謙下令撤退。“廣乙”在撤出戰鬥后，在朝鮮西岸的十八家島擱淺。後為日軍擊毀。

“濟遠”在撤退中遭到了日艦“吉野”的追擊，期間，管帶方伯謙懸掛了白旗和日本軍旗，希望日軍不要繼續追擊。但是日軍認為“濟遠”雖然懸掛的白旗，但是並未停止航行，所以在並沒有停止追擊。這時，“濟遠”艦上水手自發組織了反擊，並擊中了“吉野”。“濟遠”擺脫了“吉野”的追擊，逃回了中國。木質炮艦“操江”隨即被“秋津州”攔截后俘虜，船上的餉銀和物資均被日軍截獲。

1894年9月16日，北洋艦隊護送運兵船向 鴨綠江大東溝進發。在到達大東溝后，運兵船上的陸軍部隊上岸。北洋艦隊主力艦船在大東溝外錨泊地停泊。9月17日上午10時，日本聯合艦隊先頭部隊在黃海海面上發現了一團黑煙，日軍判斷是北洋艦隊的軍艦，日艦排成單列縱隊，準備迎戰北洋艦隊。

同時，停泊在大東溝外錨泊地的“鎮遠”號鐵甲艦發現有多艘日本軍艦正向錨泊地駛來，立即向作了旗艦報告。丁汝昌接到報告后，命令北洋艦隊由停泊隊形變化成楔隊形，迎戰日本聯合艦隊。

12點50分，“定遠”打響了黃海海戰的第一炮，接著，北洋水師各艦 紛紛開炮。12點53分，日艦旗艦“松島”也向北洋水師開炮射擊。

日艦的第一游擊隊“吉野”、“浪速”、“秋津州”和“高千穗”利用速度優勢，避開“定遠”，繞到了北洋艦隊的右翼。北洋艦隊的右翼為撞擊巡洋艦“揚威”、“超勇”，兩艦開炮還擊，擊中了“吉野”、“秋津州”和“高千穗”，“超勇”在開戰半小時后沉沒。“揚威”艦體嚴重傾斜，駛離戰場后擱淺。

北洋水師旗艦“定遠”在開戰後不久，被日艦的猛烈炮火打壞了信號旗，桅杆被擊中，提督丁汝昌摔成重傷，整個艦隊失去了統一的指揮，各艦均在各自為戰。

在日艦第一游擊隊攻擊北洋水師右翼的時候，北洋水師主力和日艦本隊相遇，日艦中實力較弱的“扶桑”、“赤誠”、“西京丸”和“比睿”被攔腰截住，“定遠”、“經遠”、“來遠”行了猛烈的攻擊，北洋水師的炮彈以 穿甲彈為主，破壞性不強，未擊沉這幾隻弱艦。

3點04分，日艦突發一炮，擊中了“定遠”，“定遠”隨即燃起大火，濃煙使船上水兵無法用大炮進行瞄準。“鎮遠”和“致遠”掩護旗艦自救，“定遠”成功撲滅了大火，但“致遠”在敵艦的集中攻擊下，艦體嚴重傾斜。“致遠”管帶鄧世昌在得知炮彈用盡的事後，衝擊“吉野”，伺機發射魚雷，日艦集中火力攻擊“致遠”，艦體嚴重傾斜，最終不幸沉沒。

“致遠”的沉沒后，“濟遠”管帶方伯謙立即下令撤退。在撤退的過程“濟遠”撞上之前擱淺重傷的揚威並導致其沉沒，“廣甲”在大連三山島觸礁，后遭路過日軍擊沉。

日艦第一游擊隊在追擊“濟遠”沒有成功之後，繞到“經遠”旁邊，對“經遠”進行了圍攻。管帶林永升中彈腦裂而亡、隨後大副、二副相繼戰死。15點25分，“經遠”開始下沉。

在“經遠”剛沉沒不久，3點30分，“鎮遠”發射的榴彈引爆“松島”號的炮彈和其它炮彈。4點07分，“松島”掛上不管旗，允許各艦自由活動。緊急搶修完成的“來遠”和“靖遠”召回了先前撤離戰場的“平遠”、“廣丙”和魚雷艇，北洋艦隊此時已經重新集結。日方伊東右亨則隨即下令日艦撤出戰鬥，5點30分，日艦全部撤離戰場。

1894年10月24日，日軍在鴨 綠江南岸聚集，對遼寧發動進攻。清軍一路潰逃，11月3日，鴨綠江防線全線崩潰。日軍攻佔了大連、金州、旅順等城市，隨即迅速突破了整個遼寧，但渤海灣進入冰封期，不利於海軍支援和登陸作戰，日軍決定把作戰計劃改為先消滅北洋水師。

1895年1月19日，日軍主力從大連灣出發，1月25日在榮成灣全部登陸完畢。日軍在登陸時並未遭到大規模的阻擊。1月30日，日軍發動總攻，1月25日7：30分，日軍向摩天嶺炮台發起攻擊，北洋水師“來遠”號開炮擊斃了日軍陸軍少將大寺安純。炮台守軍全部戰死。隨後所前嶺，龍廟嘴，罩埠嘴逐一被攻克，守軍全部殉國。至此，榮成海灣除了劉公島和日島之外，全部被日軍佔領。

1895年2月3日，日本聯合艦隊司令伊東右亨率領日艦主力進犯劉公島，激戰終日。第二天夜間，聯合艦隊的魚雷艇對北洋水師進行了偷襲，在付出了極大代價之後，炸傷了“定遠”，使其擱淺，基本喪失了戰鬥力。2月5日，日艦再次進犯，北洋水師和岸上炮台奮力還擊，日艦無法攻入港口。2月6日，日艦魚雷艇再次偷襲，擊沉北洋水師“來遠”，“威遠”和“寶筏”號。2月7日，日本聯合艦隊出動所有戰艦，意圖全殲北洋水師。北洋水師奮力苦戰，雖然打退了日艦的進攻，但是丟失了日島炮台，並損失了全部魚雷艇。2月9日，日艦又擊沉了北洋水師最後一艘主力艦“靖遠”，北洋水師大勢已去。2月12日，在得知援軍到來無望的情況下，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在悲憤中自殺。隨後，“廣丙”號管帶陳壁光攜帶投降書代表北洋水師向日艦投降。2月17日，日艦進入威海衛，俘虜了北洋海軍”鎮遠“，”濟遠“，”平遠“，”廣丙“等殘餘軍艦。北洋水師幾乎全軍覆沒，下午3時，載著丁汝昌等人“靈柩”的“康濟”號汽笛長鳴，離開劉公島碼頭，日本聯合艦隊各艦鳴炮致哀。

19世紀60年代，中國興起了洋務運動。晚清政府開始發展海軍，到了19世紀80年代，清朝已經有了四隻海軍：南洋水師、北洋水師、船政水師和廣東水師。

1884年，中法海軍在馬尾發生海戰，半小時之內，船政水師11隻軍艦，19隻運兵船全被擊沉，多座岸上炮台被擊毀，清軍陣亡500多人，150人負傷，另有五十多人失蹤，馬尾船政也被嚴重破壞。隨後法軍登陸，又造成更多軍民的死傷。

晚清政府痛定思痛，決心開始大力發展海軍。北洋水師隨即接收了從德國和英國訂造的“定遠”、“鎮遠”、“致遠”、“靖遠”、“經遠”、“來遠”、“濟遠”等主力艦，共花費800多萬兩白銀。加上其他軍艦、輔助船、槍支彈藥的費用，以及威海衛、天津、旅順等基地的修建和招兵買馬的費用。一共花費2000萬兩左右，北洋水師也一舉成為了當時亞洲最強大的一隻海軍力量。

1891年，在戶部尚書，即光緒帝老師翁同龢的主張下，嚴禁北洋水師再添加新的“艦、炮、軍火。”李鴻章只能通過在天津的兵工廠，給北洋水師生產炮彈。經費的大幅度削減，令北洋水師舉步維艱。首先是燃煤問題，北洋水師的用煤來自於開平煤礦。丁汝昌曾向開平煤礦的總辦張翼寫了一封信：“……煤屑散碎，煙重灰多，難狀氣力。”但是張翼根本不予理會，一是北洋水師的報價太低，根本買不起優質煤；二是朝廷大員和張翼多有瓜葛，甚至連直隸衙門也有開平煤礦的股份，丁汝昌根本拿他沒辦法。

隨之而來的是鍋爐問題，北洋水師的軍艦艦齡較久，在甲午戰爭前夕，大部分軍艦的鍋爐已經到了報廢年限。1893年丁汝昌多次申請更換鍋爐，但是局限於戶部的政令，此事基本不具有可行性。“鍋爐汽管本皆舊朽，經此震動，多有滲漏”則是對於“靖遠”艦當時的描述。三是炮彈問題，北洋水師所使用的炮彈，多是天津機械局生產的實心彈，多有尺寸不合格，無法使用的。

戰艦無法更新，原有戰艦“……濟遠火炮尚未齊備，經遠、來遠尚缺尾部主炮，定、鎮兩巨艦，應添快炮六尊，威遠前膛舊炮，不甚靈動……”同時北洋水師也買不了新的戰艦。而日軍在甲午戰爭前“以國賭運”，購買了大量新式戰艦，中日海軍力量的對比也發生了逆轉。

清朝後期，以翁同龢為首的清流言官和李鴻章為代表的北洋洋務派關係日益惡化。作為翁同龢的門生，光緒皇帝深受其思想熏陶，深以清流言官的意見為是。光緒皇帝認為李鴻章膽小怯懦，認為其在對日作戰上過於謹慎。於是1894年7月16日，光緒皇帝下旨，申飭李鴻章，令其將北洋的全部軍隊送上前線，準備作戰。“將布置進兵一切事宜……若顧慮不前，行事拖沓，循致貽誤戰機，定惟該大臣是問！”

帝黨對淮軍的攻擊首先從質疑其戰鬥力開始。清流言官一直認為淮軍畏縮懼敵並深恨痛之。1894年8月3日，丁立鈞在條陳東事折中說“我軍久頓牙山，不敢深入，以致敵人得手，肆虐藩畿”。8月16日，御史王鵬運在奏陳軍務片中提到，“將牟未經戰陣，遇敵膽怯，林泰曾、方伯謙其明驗也”。

同時調湘軍等非淮系軍隊北來的計劃在中日開戰後就在逐步實施中。1894年8月6日，陳湜奉令“募舊部勇丁數營，一俟成軍，即行北上”。8月15日，翁同龢至友湖南巡撫吳大瀓自請帶湘勇北上助戰。8月21日，在籍布政使魏光燾奉令募劉錦棠舊部數營，即行北上。此外，清流中久負時望的疆吏李秉衡也由安徽巡撫調任山東巡撫，以參預北洋防務。此外清流派還多次請求調撥滇軍、粵軍等地方軍隊北來，以改變清廷倚重淮軍之勢。但問題在於，這些或臨時招募或缺乏訓練的部隊，其戰鬥力與已經進入朝鮮的淮軍，還有相當距離。

帝黨打擊淮系的主要手段還包括點對點打擊淮系文武大員。舉凡淮軍將領和北洋人物，除聶士成等個別人外，幾乎人人皆遭彈劾。淮軍陸軍將領有葉志超、衛汝貴、趙懷業、黃仕林、衛汝成、龔照嶼、孫顯寅、劉盛休等；海軍將領及有關人員有丁汝昌、方伯謙、劉步蟾、林泰曾、羅豐祿等；李鴻章的幕僚及主辦北洋後方勤務人員如盛宣懷、胡燏棻、馬建中等；李鴻章的親屬子侄如李經方、李經邁、張士珩等。御史李念茲甚至有“淮將除聶士成外，無一善良”之語。這些舉動是帝黨打擊李鴻章的一種策略。

北洋海軍部分繼承了晚清軍隊落後的制度和習氣，水師後勤管理腐敗。

北洋水師創建初期，後備人才不足，所以李鴻章借材於閩，大部分的高級海軍將領均來自船政學堂，福建人為主。但是李鴻章不希望長期如此，1879年，李鴻章正式上奏，將丁汝昌留用北洋海防，充當兵船督操，后擔任提督。李鴻章又奏請開辦天津學堂，想逐漸讓新生人才代替來自船政的高級將領，到1894年甲午海戰的時候，天津學堂的畢業生已經開始擔任二副、水手長等職位。

但是在這段期間內，北洋水師產生了內部矛盾。劉步蟾利用鄉情，聯合閩籍軍官，與丁汝昌明爭暗鬥，在水師中形成了閩黨，逼走了水師教習英國人琅威里。丁汝昌也一直試圖改變現狀，例如廣東水師的“廣甲”留在了北洋水師，丁汝昌將淮軍將領吳敬榮任命為管帶，就是想擺脫閩黨的控制。

北洋水師和北洋陸軍的關係，也不是非常融洽。駐守在威海衛和各個炮台的守軍，基本來自山東鞏軍和綏軍，雖然在戰鬥中，他們表現出了遠高於東北八旗軍和練軍的士氣，但是沒有配合好海軍，最終被日軍像拔釘子一樣，要塞和炮台被挨個拔掉。

甲午戰爭時，綏軍和鞏軍由淮軍將領戴宗騫統領，戴宗騫首先是不顧丁汝昌的反對，執意組成機動隊，對數萬登陸日軍進行突擊，結果卻像飛蛾撲火，無濟於事。其次是關於炮台的位置和守軍人數的安排，戴宗騫和丁汝昌也意見不同，劉含芳對此評價二人關係：“彼此均有意見，遇事多不面商”。最後則是關於龍廟嘴炮台，日軍連續猛攻，炮台岌岌可危，丁汝昌要求炸毀炮台，以避免日軍佔領炮台，攻擊港灣的北洋水師，但是戴宗騫執意反對。結果在日軍的猛攻下，守衛炮台的山東鞏軍全部戰死，日軍佔領了炮台，隨即用大炮猛轟北洋水師的軍艦。

隨著陸軍最後的堡壘：南幫炮台和北幫炮台均被日軍佔領，守衛炮台的綏軍全部戰死。戴宗騫已成了無兵之將領，戴宗騫哀嘆：“守台，吾職也。兵敗地失，走將焉往？吾唯有一死以報效朝廷而！”這次丁汝昌沒有和他爭執，安排幾個水兵將其架走，一同撤入劉公島。當晚，戴宗騫自盡。至此，協同北洋水師作戰的陸軍，全軍覆沒。

在整個戰爭期間，北洋水師沒有明確和日本聯合艦隊以艦隊決戰奪取制海權的戰略，未制定出戰略計劃，日本海軍則制定了明確的作戰預案，是以奪取制海權為中心的海軍制勝的方案。從而使聯合艦隊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導致北洋水師戰略上陷於被動。

而在海軍軍備，戰前日本聯合艦隊從總噸位、火炮配置、水兵數量、航速等方面，已經全面超過了北洋水師。

如果說海軍方面，當時有少數人認識到：日本聯合艦隊實力已在北洋水師之上，但是陸軍方面，幾乎所有人，包括在清朝海關工作的英國人赫德也認為：清軍必將依靠人數優勢，在陸地上擊敗日軍。

但是那時候的戰爭，已經不是單單依靠人數來決定勝負。甲午戰爭前，清軍正規軍已經從入關時的30萬發展成了70萬，其中八旗25萬，綠營44萬；再加上勇營（包括湘軍，淮軍，安徽毅軍，河南嵩武軍，東北練軍，湖南楚軍，山東綏軍和鞏軍），總數接近100萬，可謂是“百萬雄獅”。但是不得不說，這其中佔大部分的正規軍，是不能投入戰鬥的無用之兵。八旗綠營，早在鴉片戰爭時期，就被英軍打得落花流水；到了太平天國運動，更是一敗塗地；到了甲午戰爭前，這支正規軍仍然保留著中古時期的戰術：射箭，長矛，大刀。八旗綠營的這種腐朽和頑固的制度，已經不能勝任當時的戰爭。

淮軍是前期投入戰爭的唯一清軍力量，其主力兵力5萬人，除去鎮守炮台和要塞的，機動部隊僅僅2萬多人。而當時日軍投入的是7個野戰師團，兵力超過12萬。在威海保衛戰中，登陸的日軍超過3萬人，而當時迎戰的綏軍和鞏軍卻只有7000人，大都戰死和殉國。所以那些整天坐在安樂椅上面的清流言官，用“貽誤戰機、昏庸無能”來指責當時的清軍戰場指揮官，應該說是非常不客觀的。

在黃海大東溝海戰中，北洋海軍缺乏帶反後座裝置的速射炮，是一個致命的技術缺陷。據統計：150毫米口徑速射炮每分鐘可5發至6發，而同口徑之剛性炮架的后裝炮每分鐘才1發。而日本聯合艦隊卻擁有大量速射炮，達150多門，日本艦隊充分發揮了速射炮的威力。據統計，日本艦隊的速射炮“所發炮彈相當於清艦隊同一口徑火炮3-6倍”。美籍洋員馬吉芬說：“改良速射炮，以及能大量裝填火藥的榴彈效力顯著”。

北洋海軍另一個技術缺陷是缺乏與日本聯合艦隊抗衡的快速巡洋艦。航速太慢對北洋海軍的影響，交戰開始時表現為隊形轉向不利，難以協同作戰。

由於戰前兩年清財政困難，停止進口槍炮艦船，北洋水師彈藥儲備嚴重不足。還有彈藥不足、炮彈擊中敵艦而不爆炸、所用炮彈“不合式”的情況。

定遠艦槍炮大副沈壽堃說：大東溝之戰，“非兵士不出力，乃將領勇怯之不同也。勇者過勇，不待號令而爭先，怯者過怯，不守號令而退後。此陣之所以不齊，隊之所以不振也。”來遠艦幫帶大副張哲濚指出：“海軍經仗之後，無論勝敗，其各船中奮勇者有之，退縮者有之，使能分別賞罰，庶足以鼓人心。我軍仗后，從無查察。其畏葸避匿者，自幸未嘗冒險，其衝鋒救火奮勇放炮者，尚悔不學彼等之黠能。受傷雖住醫院，而扶持之役，資派本船水手；陣亡者，衣衾棺槨出己之薪俸口糧。領恤賞之時，亦有幸與不幸。士卒一念及此，安得死敵之甘心？誰無父母妻子，使能給養其家，何有求生之念？”

水師教習英國教官琅威里是一名優秀的海軍教習。在英國擔任過海軍中校的他，不僅對於海軍有著豐富的了解，而且對他的這一份中國的職業（官拜副將之職）異常重視。在平日裡面的教習和訓練裡面，琅威里對北洋水師的官兵要求極為嚴格，教習一絲不苟。據史書載，他“終日料理船事，刻不自暇自逸”，甚至在如廁時“猶命打旗語傳令”。由於他嚴苛的治軍態度，以至於在北洋水師當中，竟然流傳有“不怕丁軍門，就怕琅副將”的話語。而在他嚴格的治軍與訓練下，北洋水師在訓練上刻苦付出的同時，也保有了真正強大的戰鬥力。

琅威里不僅在治軍方面嚴謹過人，還主張中國應利用北洋水師的強大實力來提升國家威信。1885年，北洋水師的兩大主力戰艦——“定遠”、“鎮遠”曾經與“濟遠”、“威遠”兩艦前往日本長崎，然而“鎮遠”艦上的水兵們在上岸后與日本浪人和巡捕爆發流血衝突，致使中國方面水兵多人受傷。這次衝突事件被稱為“鎮遠事件”。而琅威里得知消息以後氣憤不平，甚至要求丁汝昌使用軍艦上的重炮對長崎給予炮擊來警告日本，但是遭到丁汝昌的拒絕。在我們今天來看，琅威里的主張或許過於激烈，但不可否認的是，他身為一名外國人，卻全心全意為了中國的海軍建設而盡著全力。

然而，琅威里嚴格的治軍態度最終為他的教習生涯畫上了句號。在琅氏上任初期，北洋的士官生們還知道技不如人，尚能服從琅氏嚴格的管理。等這批人逐漸升上管帶（艦長）后，就再也不能容忍一個洋人在他們面前指手畫腳了。他們與琅威里的矛盾衝突越來越尖銳，終於在艦隊南下香港避凍時發生了“撤旗事件”，琅威里被迫離開了北洋水師。

北洋海軍軍艦“主炮晾衣”的說法是取自日本作家小笠原長生的小說《聖將東鄉全傳》的記載。1940年，中國劇作家田漢在《整建月刊》上發表《關於中國海軍的幾個問題》﹕“……當北洋艦隊回航關西時濟遠艦略有損壞，於橫須賀軍港入塢。當時任橫須賀鎮守府參謀長的東鄉平八郎曾經微服視察我濟遠一周，歸來與其海部建議‘中國海軍可以擊滅’。……人家問他怎樣成立那樣的觀察呢？他說：‘當他視察濟遠時，對於該艦威力雖亦頗低首，可是細看艦上各處殊不清潔，甚至主炮上曬著水兵的短褲。主炮者軍艦之靈魂。對於軍艦靈魂如此褻瀆，況在訪問鄰國之時，可以窺見全軍之紀律與士氣……’。”由於田漢不懂海軍，因此錯誤地把小說《聖將東鄉平八郎》做為歷史書翻譯介紹到中國，“主炮晾衣服”的謠言也隨之流傳。

唐德剛的《晚清七十年》書中稱﹕“一八九一年（光緒十七年）七月九日，循日本政府之邀請，李鴻章特派丁汝昌率定遠、鎮遠等六艦駛往東京灣正式報聘。一時軍容之盛，國際側目……那時恭迎恭送，敬陪末座的日本海軍司令伊東祐亨和東京灣防衛司令東鄉平八郎，就顯得灰溜溜了。東鄉原為劉步蟾的留英同學，但是當東鄉應約上中國旗艦定遠號上參觀時，他便覺得中國艦隊軍容雖盛，卻不堪一擊，他發現中國水兵在兩尊主炮炮管上晾晒衣服。主力艦上的主炮是何等莊嚴神聖的武器，而中國水兵竟在炮上晾曬褲子，其藐視武裝若此；東鄉歸語同僚，謂中國海軍終不堪一擊也。”

2008年，海軍史學者陳悅在《中國甲午戰爭博物館》館刊撰文《北洋海軍軍艦主炮晾衣說考辨》，通過辨析史料，論證關於北洋海軍在火炮上晾晒衣物的說法屬於子虛烏有的訛傳。且主炮距離甲板高近三米，炮管粗半米，沒有如此麻煩晒衣的可能性。

有說法認為北洋水師致遠艦管帶鄧世昌在軍艦上養狗是破壞軍紀，並以此作為北洋水師軍紀廢弛的證明。然而軍艦上豢養寵物是19世紀各國海軍的傳統，例如德國軍艦上養過狗熊和小豬，以及日軍旗艦松島號上養的動物是一隻大黃牛，並且在海戰中被北洋水師擊斃，此事在日本史料中也找到相關記載。日軍的記錄亦顯示，當時在艦上飼養大黃牛不僅是當成吉祥物，還有“一旦斷糧可以吃牛肉”的考慮。

近現代史學家認為慈禧挪用海軍經費修築頤和園，結果導致清朝政府缺乏資金提升軍備水平。例如北洋水師1889-1890年預算一百三十萬兩，只能維持日常開支，無錢更新艦艇武器。1890年建成的旅順海軍基地花了三百萬兩。海軍衙門是清朝一個新設的中央級洋務機構，雖冠以海軍之名，但設立的目的是為了分散總理衙門的權力。光緒皇帝的親父也就是海軍衙門大臣醇親王在接收頤和園的新修工程后，就從海軍衙門的經費里向工程挪款（因頤和園修完，意味著慈禧已遠離紫禁城，光緒皇帝就可以漸漸獨立）。陳悅認為頤和園工程所挪用的“海軍”經費，和北洋海軍軍費並無關係，而是出自海軍衙門的經費。同一時期北洋海軍的軍費並沒有受到任何的侵佔，海軍衙門經費與北洋海軍軍費並不能混為一談。

另一筆挪至頤和園的海軍經費，被稱為“海軍巨款”，是醇親王和一些沿江海省份的總督、巡撫授意，讓他們籌資報效頤和園工程，但為頤和園而籌資無法推上檯面，於是想出了海軍的名義，後來共集得260萬兩，即“海軍巨款”。然而，當各地的資金陸續認繳后，並沒有撥入頤和園工程，而是全部存在天津的外國銀行和洋務企業，以所得的利息貼補頤和園，而本金則號稱用於將來的海軍建設。甲午戰爭爆發后，慈禧頒懿旨命令將“海軍巨款”本金全數提出，用以購買軍火，但因為存期未滿等原因，先期並提出一百五十八萬兩。陳悅指出，頤和園工程實際上是以海軍名義斂財，卻並非直接挪用了海軍的經費，在頤和園工程修建期間，翁同龢領銜的戶部上奏禁止海軍外購軍火，致使海軍失去了申請專項資金用於艦和、武備更新的途徑，才是海軍發展徹底停滯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