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評論周報
中國評論周報
《中國評論周報》(The China Critic)是民國時期歸國留學生主持的具有國際影響的英文雜誌.
與五四時代知識界激烈的反傳統姿態相比,《中國評論周報》所聚集的知識精英更加註重西學東漸背景下本土文化的重建問題。他們建立起雙重的比較文化標準，強調民族歷史特性基礎上的文化再造，堪稱介於西化派、東方文化派之間的第三類態度或第三種文化派別.
從《周報》創辦的背景可以看到，中日關係的嚴峻形勢是創辦者關注的首要問題，日本的侵略行徑是該報創辦的直接因素。這也註定了在其後的長時期里，對中日關係問題的討論成為該報輿論的主要內容之一。
在此前後，因民族危機的加深，國內出現了不少相同性質的報刊，許多原有的報刊也紛紛登載關心中日關係問題的文字，日益形成抗日輿論的高潮。但《中國評論周報》具有自己的特點。其編輯群體是受到西方文化的深刻影響、並具有強烈民族主義意識的一批中國知識分子。
《周報》的編輯多出身於清華學校，幾乎全部留學歐美。陳達、張歆海、李干、羅隆基、陳欽仁、陳石孚、潘光旦等皆為清華大學學生。劉大均、陸梅僧皆於清華學校考取庚子賠款而官費游美。留學美國的還有桂中樞、陳炳章、畲坤珊、林語堂、何永佶、鄺耀坤、陳立廷、吳經熊、郭斌佳等，多為哈佛、耶魯、哥倫比亞、威斯康星等世界著名大學；溫源寧、伍連德、錢鍾書則留學於英國，梁鋆立留學法國，宋春舫留學瑞士日內瓦大學。這些留學精英回國后，主要在北平、上海兩地大學執教，許多人互為同事。張歆海、潘光旦同在光華大學任教，張歆海還曾為光華大學文學院的院長。錢鍾書也曾在光華大學執教。林語堂、潘光旦又在吳經熊任東吳法學院院長期間擔任該院的預科教授。他們大多又有回清華大學任教的經歷。
陳石孚1931年曾任清華大學的教務長兼法學院院長，潘光旦、溫源寧、陳達、吳文藻、許仕廉等在羅家倫主持清華大學期間回校任教，陳石孚和潘光旦還先後擔任過台灣清華大學的教務長。林語堂、劉大均早期也曾在清華執教。陳欽仁在復旦大學社會學系任教。陳石孚還曾在台灣政治大學講授課程。他們還參加組織一些學術團體，不少人是中國社會學社的重要成員，《社會學刊》第一屆理事9人（孫本文、許仕廉、吳景超、吳澤霖、陳達、陶孟和、潘光旦、游嘉德、錢振亞）中有一半是《中國評論周報》的編輯和主要撰稿人。馬寅初是中國經濟學社的創辦人和領導人；劉大鈞、張心一等人發起組織中國統計學社。
《中國評論周報》在創刊之時開設了“時評（Editorial Paragraphs）”、“社論（Editorials）”、“專著（Special Articles）”、“一周大事記（Chief Events Of The Week）”、“中外論評（Press Comments）”、“新書介紹（Book Review）”、“讀者論談（Public Forum）” 、“官方文件（Official Document）”幾大欄目[，其中時評和社論最能代表《周刊》自身的觀點，主要撰稿者也是周刊內部的編輯和記者。“時評”主要是選取國內外新近所發生之時事做一簡短報導及評述，“社論”對重大事件做出評論；“專著”主要是學者的學術論文，亦多與時事相關。“一周大事記”從“政府”、“政府部門”、“財政”、“教育”、“軍事”、“國際關係”、“領導”、“貿易與建設”、“工商業”、“鐵路”、“戰爭”、“通訊”、“雜錄”幾大方面分述，隨具體時事的變化而更換角度。“中外論評”主要是從國內外較有影響的中英文報刊中摘錄而成，並稍加點評。“書評”所評之書絕大部分為外國著作。“讀者論談”隨讀者來信情況而設置，是讀者發表意見觀點的地方。“官方文件”主要選登政府近期重要的、與時事密切相關的文件，反映政府的動向。
從1930年開始陸續增加了一些新欄目。“事實和數字”主要採取統計數字用更直觀的方式表現出當前時事。第3卷27期起添設了林語堂主持的“小評論家”專欄；第3卷30期又增加“中國最好的漫畫”（第33期后改名為“每周最好的漫畫”，到第41期再改為“本周最好的中國漫畫”）。1931年又設“藝術與信件”。1932年，欄目的設置有較多變化，不少欄目只是短期的設置，后多有撤銷。如第4卷22期（1931.5.28）增設“婦女世界”（1932年5卷1期撤銷）；第5卷7期（1932.2.18）添置“悲哀故事”（刊出三期）；第5卷35期（1932.9.1）增設“科學快照”（第5卷48期停止，第49期起改設為“醫生筆記摘錄”，到第6卷7期也被取消）。1932年第5卷18期增設了長期專欄“華僑”，對華僑在外國所受的壓迫與華僑的抗爭等都有描述，其中海外的排華運動一度成為該欄的重點話題。同年第42期又增設了“卡桑德拉專欄”，主要由外國作者著述，表達外國人的觀點。1934年開始添置“知交剪影”欄目（到是年第7卷24期更名為“親切寫真”，該年末停止），刻畫了同時代的名人，如馬君武、馮玉祥、梅蘭芳、趙元任、胡適、吳宓、徐志摩、吳經熊等。1936年第12卷8期增加“每周訪談”，內容與“知交剪影”、“親切寫真”類似，訪問外國記者、中外知名人士對時局的看法。
以上專欄為中日關係問題刊發了大量文章。以該刊第一期為例。在當期“社論”專欄，發表了《濟南事件的責任》；在“專著”專欄中，分別發表了《日本在山東的現狀》、《一個外國人對濟南事件的描述》、《一個中國人對濟南事件的描述》等文章；“讀者論談”中，刊載了署名H.C.TSAO的上海讀者關於濟南事件的來信；“中外論評”中分別刊載了《China Times》、《The Chinese Weekly Review》、《新晚報》、《共和日報》等報刊關於濟南事件的評論；“一周大事記”主要也是以“北伐戰爭”和“濟南事件”作為主題。
對於中日關係發生的某些特別事件，刊物也會就此事件臨時增加一個專欄。如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是年第4卷40期（1931.10.1）開始增設“滿洲事件”，同時附設“世界的觀點”、“政府文件”專欄，並以“讀者論壇”來引發讀者對事變的更多關注。此後刊物的內容也更多地與日本在華事件緊密聯繫，持續兩個半月後才撤銷這幾個臨時欄目。1932年第5卷11期（1932.3.17）也有“戰爭地圖”的臨時欄目。
《周報》反映中日關係問題的幾個熱點時段，分別在1928年濟南慘案后的一段時期、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事變時期、和盧溝橋事變、全面抗戰爆發后。濟南慘案至九一八事變期間，正是國民政府著手開展改訂新約運動的關鍵時期，《周報》的討論重點也主要與這些外交活動有關，這一時期，對中日問題的探討尤其集中。濟南慘案后，《中國評論周報》進行了追蹤報道和評論，不斷揭露日本在山東的暴行，直稱日軍為“盜匪”。對日本在滿洲的滲透進行批判，到了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后，《周報》出版了“暴日入寇專號”；一二八事變時，《周報》積極聲援十九路軍，批評國內失敗主義思想，批評政府的政策“委曲求全”。在事變經過國民政府的妥協而解決后，《周報》評論說：
“如果中國能增援軍力，讓日本疲於滿洲、上海兩前線戰鬥，至少更消耗它的財力，也許結果不會那麼容易預見。”
相關問題的討論，直至1933年後才有所減少，而逐步轉移到討論國內建設問題。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中國進入全面抗戰，《周報》的主題、內容基本轉到抗戰問題上，對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的關注與此前更有較大變化。
《中國評論周報》是以一批有共同的西學背景、共同的興趣愛好、國際交往頻繁、對國家和民族利益十分關注的中國知識分子組織起來的，有明確的辦刊目標。除了上述關於中日關係的問題外，還圍繞著中外關係展開對各種相關問題的探討，包括治外法權、領事裁判權問題和關稅自主運動、國聯問題、太平洋國際關係、海關、華僑、邊境等。同時，《周報》對國內的現代化建設也十分關注，積極對工、商、農業的各重大問題進行討論，其中鐵路、外貿、銀行、白銀、貨幣、證券、生活費用等問題都給予了相當重視。國民黨的憲政運動以及各種社會問題，如家庭、人口問題（節育）、勞工（黃包車夫、童工）、婦女問題、教育、鄉村改造、衛生、市政建設、社會思潮（國家主義、民族主義、自由主義、軍國主義）等等都引起知識分子的廣泛興趣，紛紛提出各自的見解。
關於中日問題和抗日的輿論佔據了其中主要的部分。1928－1937年間對國難問題的關注、1937年後對抗戰問題的關注，是《周報》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在前一段時期，《周報》不遺餘力地對日本的侵略進行了揭露和譴責，提倡對日實行經濟抵制、經濟制裁，開展不合作運動；對國民政府的期望較大，卻也不乏批評；對國聯和美國等西方國家曾抱有相當大的幻想，希望通過對國際主義的呼籲來挽救民族危機，但也對列強在日本侵華問題上的無所作為表示遺憾和不滿。在後一時期，抗戰輿論更是《周報》輿論的重心。
《中國評論周報》由陸梅僧、朱少屏擔任發行經理。陸梅僧畢業於清華學校，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回國后曾在上海任仁昌公司副經理，兼東南大學、東吳大學、滬江大學、大夏大學、暨南大學廣告學講師、教授。朱少屏曾任寰球中國學生會總幹事、上海青年會總幹事。兩人皆為善於經營、能辦事之人，對刊物的發行有相當的影響。
該刊的撰稿者既有中國人，又有外國人，還有海外華人。而且，該刊還在美國紐約直接設有辦公室，負責雜誌的征訂工作，在巴黎也設有海外代理處。有不少國際知名大學的教授等外國作者向該刊投稿，說明其在外國確實有一定的讀者群。賽珍珠也正是通過《周報》上林語堂編輯的“小評論”而對林大加賞識，並催促其寫成《吾國吾民》。
《周報》不僅在知識界和思想家中受歡迎，在學校中同樣如此。該刊將在校學生作為重要的讀者對象加以爭取，國外的大學里也形成一定的影響。據《周報》的訊息：
“嶺南大學……在新生的英語課上使用它，南京中央大學附屬一中同樣也在課室里閱讀它，甚至在美國，明尼蘇達州立大學社會學系也以此作為學習材料。”
刊物內容亦隨著讀者群的擴大、刊物流通量的增加而有所改變。創刊僅一年，《周報》的影響就已經使編輯們十分欣慰了。他們感慨道：
“經過一年的奮鬥，我們的錢包縮水了，但我們的銷售量翻倍了，我們的精神也加強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發行的《政治年鑒》將《中國評論周報》視之為唯一的中國人擁有的在國外被廣泛引用的英文周刊”。
甚至早期忽視它的在華外國報刊現在也認真對待它的社論影響。到1931年，該刊的發行量達到6800份，這在英文報刊中是相當突出的銷售量。美國記者克勞（Carl Crow）1931年編輯出版的《中國報刊指南》（Newspaper Directory of China）特別注意到了《中國評論周報》。該刊在當時中外輿論界的影響力由此可見。
《中國評論周報》的抗日立場並不是簡單地站在盲目的民族立場上為自己國家進行辯護。《周報》的編輯、作者多為留學歐美者，受西方文化的影響相當深，他們能夠從各自的專業角度出發，從國際正義的普世價值觀上，溝通中國與世界。正如他們自己所說：
“中國人在促進國際理解和友好的同時應該珍惜民族意識，甚至應該珍惜民族自豪感。……作為一個國家，我們也應該通過我們的知識成就來贏得世界的尊重。這應該是我們發展民族主義的方向，也是我們努力協調它與世界主義的鑰匙。《中國評論周報》因此可以被看作是民族主義或國際主義的，因為我們努力成為兩者（to be both）。”
《中國評論周報》的另一個重要優勢就是語言上的優勢。在當時動蕩的國內外局勢下，《周報》用英語表達對國內和國際政治、經濟、社會的觀察，與西方世界進行交流對話。他們面向海外、面向世界，發出中國人的聲音，起到了國內一般中文期刊難以起到的作用。
此外，相對於中文報刊而言，《周報》在語言、知識背景和理論水準上具備了與外報抗衡的能力。他們直接與外報就相關問題進行論辨，駁斥外報對中國的成見，通過向國際的宣揚來取得國際上對中國反對日本侵略和進行抗戰的理解和同情。這批留學西方的中國知識分子，運用西學知識，面向西人，為中國爭取源於西方理論的國家主權和本國利益，在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與國家的關係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一頁。
《周報》關於中日問題的言論數量龐大、持續時間長，同時觀察視野寬闊，涉及領域廣。幾乎中日關係和抗日戰爭的各方面的問題，都在《周報》中有所反映，而既往研究對此很少利用。從史料的角度，《周報》對於研究中國抗日戰爭、中外關係史、以及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與活動，都能提供珍貴的史料。而且對中日關係、抗日戰爭中一些具體方面的問題，如經濟問題、社會問題等，也能從《周報》中找到相關的評論、統計、案例。
《周報》本身也值得作為重要的研究對象。其編輯群體受西方影響至深，面對民族危機，他們在國際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抉擇上進退維谷，對日本侵略和中國抗日問題的觀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中西文化的交融與衝突對民國時期知識分子的多方面影響。該刊的編輯、作者中不少人與國民政府有或深或淺的關係，研究該刊也有助於了解知識分子與國家、政府之間的相互關係。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這是一份中國知識分子編輯的英文期刊，許多以英文發表的著述可以與他們的中文言論相互參照，對於全面了解中國知識分子的國難意識、對日本侵略和國民政府外交政策的態度、在抗日戰爭中的思想和貢獻，都有重要的研究價值。
錢鍾書，字默存，號槐聚，1910年11月21日生，江蘇無錫人。文學理論家、小說家。1929年進清華大學外文系學習。1933年畢業后在光華大學任教，兼英文《中國評論周報》編輯。
林語堂、全增嘏、潘光旦共同創辦了《論語》半月刊；另一份英文月刊《天下》（T’ien Hsia Monthly） 1935年在上海創刊，《周報》的編輯吳經熊、林語堂、溫源寧、全增嘏同時擔任了《天下》的編輯職務，林幽、宋以忠、錢鍾書等也是《天下》的重要撰稿者。桂中樞自1931年起任上海《大美晚報》（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的時評專欄編輯；陳欽仁1935年受外交部之聘，在漢口主持英文《前鋒報》。陳炳章曾任英文《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密勒氏評論報》（The China Weekly Review）、《中國年鑒》（China’s Year Book）等特約編輯；趙敏恆是路透社駐南京的通訊記者。
桂中樞是位名律師，同時也是英文雜誌ChinaCritic(《中國評論周報》)的主編。當時張培基也受邀任《中國評論周報》的特約編輯，為該報寫過十多篇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