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冠三
劉冠三
劉冠三（1872—1925），山東省高密市人，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家。1902年考入山東大學堂師範館。1905年加入中國同盟會。
劉冠三祖上家貧,靠人工磨面,開小飯館糊口,至父輩劉成德時,才由朋友接濟,買驢推磨,家景漸見好轉。冠三年少時天資聰慧,勤奮好學有做大事的遠大志向,13歲就參加了童子試並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受到鄉鄰的器重,誇其長大必成大器。因此,家人對其寄予厚望,期許他讀書成名,光宗耀祖,其父就託人將他送到縣城一個叫李泰運的富戶人家陪讀受業。劉冠三在業師的培育下,熟讀了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和大量的詩文詞賦,學業大進,成為恩師李泰運的得意門生。
1899年,高密在官廳、康莊一帶爆發了由李金榜等人領導的抗德阻路鬥爭,發生在家鄉的轟轟烈烈的抗德鬥爭使素有抱負的劉冠三在學堂里再也坐不住了,他回鄉積極參加了高密農民孫文領導的抗擊德國侵略者和清軍的鬥爭。在抗德鬥爭中,劉冠三清醒的看到鄉民的反抗鬥爭受到德軍和官府兩方面的圍堵鎮壓,絕無勝算的把握,就勸阻孫文、李金榜等人,改變鬥爭策略,提出了與德人、官府鬥爭應以謀略智取,據理力爭,不可硬拼,以免蠻幹敗事,使鄉民作出無謂犧牲的主張,並主動承擔起與抗德隊伍與官府居間交涉調停之責,日夜呼號奔走於縣衙抗德隊伍之間,不顧安危為鄉民爭取權益。但劉冠三的這些行為被孫文等抗德首領所誤解,懷疑劉冠三是在幫官府說話,是里通外夷的“二鬼子”,不但將其趕出了抗德隊伍,還把受到德軍、官府剿捕鎮壓的怨恨發泄到劉冠三身上,揚言將對其不利。劉冠三見自己一時不能見容於在抗德鬥爭中激憤若狂的鄉鄰民眾,只好奔走濟南,家人亦為避難遠走他鄉。次年,抗德鬥爭失敗,劉冠三回鄉探親,他不記個人恩怨,自覺摒棄前嫌,登門與誤解自己的鄉鄰噓寒問暖,促膝談心,他的氣量和胸懷受到鄉鄰的盛讚。
1902年10月,山東在山東大學堂設立師範館,受維新思想影響,仰慕新式教育,渴望學習新式文明的劉冠三聞訊后立即報考,並以優異成績考進師範館。在師範館讀書期間,他不僅認真讀書,還積極參加社會活動,追求新思想、新知識,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逐漸成長為一名民主主義革命者。
1905年8月20日,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東京舉行成立大會,徐鏡心、丁惟汾、謝鴻燾、齊芾南、彭占元等10餘名山東籍留日學生出席了大會,成為第一批中國同盟會會員。留日學生在日本的革命活動,引起了清廷的猜忌和日本政府的畏懼,1905年11月經清廷請求,日本政府將大批留學生革命黨人驅逐出境。徐鏡心、謝鴻燾、趙鍾先等山東留日學生被迫相繼回國。其中謝鴻燾回到濟南后,於1906年初介紹劉冠三加入中國同盟會,劉冠三成為在山東本地發展的最早的同盟會員之一,從此他也成為一名不屈不撓、具有獻身精神的職業革命家。
1906年2月,在師範館讀書的劉冠三為了宣傳民主革命思想,與泰安同學、友人丁耕農集資,在濟南白雪樓設立了《白話報》館,創辦了《白話報》。該報言論激烈,主要內容是宣傳新文化,抨擊清朝廷對內愚弄欺壓、對外喪權辱國的腐敗統治,這是山東第一份用通俗文字編寫的宣傳新思想的報紙,開山東民主革命宣傳之先河。《白話報》因宣傳新文化、傳播民主革命思想,抨擊清朝廷對內欺壓人民、對外喪權辱國的腐敗政治,鼓動革命,多次遭到當局的查禁。是年冬,清廷不但查封了《白話報》報館,學校學監(舊時學校管理、監督學生的負責人)方燕年還以鼓吹邪說、圖謀不軌的罪名開除了劉冠三學籍。學校開除劉冠三學籍的決定在學校中引發了學潮,學生們舉行罷課鬥爭,向省府請願,聲援劉冠三,不但迫使學校當局收回成命,恢復了劉冠三的學籍,還迫使學校當局將學監方燕年調走。
1906年3月,劉冠三又利用清廷提倡私人辦學的機會,與友人劉東侯、丁鴻芹一起在趵突泉(后遷楊家莊)創辦了山左公學。劉冠三創辦的山左公學是山東最早的中等教育學校,是百年老校——“濟南一中”的前身。在山左公學他初任總辦,後任總督(即校長)。在辦學過程中,他聘請徐鏡心、劉東侯、鞠思敏、丁鴻芹、酆文翰、齊芾南、左汝霖等革命黨人前來任教講學。山左公學,實際成為山東同盟會會員和革命黨人活動的秘密機關和聯絡通訊處。特別是留日同盟會會員回國以後,必先至山左公學任教授,培養革命力量。劉冠三在辦學中,注重反清革命和民主精神的教育,與在校任教的革命黨人一起,一面對學生進行文化知識教育,一面大力宣傳同盟會的革命主張,他每天將中國同盟會創辦的《晨鐘》、《民報》、《復報》、《革命軍》等進步書刊送至學生宿舍傳閱,並向學生秘密宣傳革命思想,向青年學生灌輸反清救國的道理。他關心愛護學生,經常同學生談心,向學生講解革命道理,啟發學生覺悟,藉以培養人才,為革命做好準備。為鍛煉學生體魄,發其心志,劉冠三率學生步行去泰山。觀日出,顧齊魯,游靈岩,覽齊長城遺址,培育學生的愛國愛鄉之情。
山左公學分設中學班和師範班,辦學條件簡陋,經費拮据,學生的學習、生活條件都很艱苦,校舍內僅有教室及教職員寢留室,白天集中上大課,晚上自習。學生分散在學校附近的村舍鄉民家中居住。無論陰晴雨雪,劉冠三堅持每天往返六七里,每夜提著燈籠巡察學生宿舍,奔波泥塗,亦無戚容,與學生歡洽若家人。儘管學習、生活條件艱苦,學生們又完全是自費上學,但因為該校是全省賢士雲集之地,各地學生慕名紛至沓來,一時聲名遠播,學校規模不斷擴大,受業學生由200多名後來增至3000多名。據當時報刊記載:“校中多英俊之士,朝夕熏陶,思想為之一變”(《山東文獻》第1卷,第3期,第16頁)。許多師生在革命黨人的影響下,加入了中國同盟會。
山左公學的革命活動引起了清廷的注意,劉冠三因思想激進,早已是他們注意中的危險人物,從鬧學潮到辦報紙,無一不被視為越軌行為。特別是當時的山東巡撫楊士驤雖然對劉冠三十分賞識和器重,料定其將來必成大事,刻意加以籠絡和交往,但他對劉冠三的反清革命行為又十分敏感和警惕。他料定劉冠三的辦學必非安分之舉,再加上外界的一些風言,使他倍加留意“山左公學”的動靜。因此他一面捐銀500兩給“山左公學”資助辦學,一面密令提學司(相當於後來的教育廳長)方燕年暗中著人監視,探查學校動向,為自己在學校的進退處理上提供口實。
1907年冬,曾因劉冠三辦報欲開除劉冠三學籍,與劉冠三素有舊隙,時任省提學司的方燕年終於在劉冠三向當局提出籌建政法學堂時,藉機發難,以私學不得開設“政法課”為由,不予該校立案。劉冠三據理力爭,方燕年理屈詞窮,便兇相畢露,聲言“山左公學”內有革命黨,企圖謀反,應予查禁。為轉移清廷注意力和避免當局尋釁破壞,保全公學,培養革命人才,劉冠三決定辭去公學監督職務,學生聞知后,無不淚下。1908年1月,“山左公學”終被清廷查禁,劉冠三亦被清廷下令緝拿。
劉冠三被迫離開濟南后,先是帶領30多名追隨他的學生回到家鄉高密隱居,並聯絡高密的蔡自聲、王麟閣等革命黨人秘密開展活動。此時,山左公學的危機並沒有因劉冠三的離去而緩解。1907年12月,原來支持劉冠三辦學的山東巡撫楊士驤剛一調走,山左公學就被方燕年查禁,並由清廷下令緝拿劉冠三。不久,劉冠三的行蹤被清廷爪牙所偵知,為躲避追捕,劉冠三隻好前往當時德國殖民當局統治下的青島。當時在青島活動的革命黨人陳干、李蘭佩、謝惠齋等人正醞釀在青島成立公學,進行革命宣傳和人才培養,劉冠三的到來使他們的辦學計劃很快付諸行動。由他和陳干出面在膠州路租賃房屋籌備辦學,因劉有辦學經驗又有威信,被眾人推為主要負責人。學校定名為震旦公學。“震旦”是古代印度人對中國的稱呼,佛教典籍也這樣稱呼中國,革命黨人取之為校名,振興中華之寓意是顯而易見的。在籌備學校過程中,陳干與劉冠三分任學校的正、副教習,陳干負責去日本同丁惟汾、章太炎等商討辦學事宜,並聘教員。劉冠三負責籌集辦校資金。在籌辦經費時,劉冠三一方面組織革命青年依靠鹽民,武力奪取沿海稅局的公款,打劫貪婪的鹽商、煙販等富豪之家。另一方面向同情革命的各界人士募捐。經多方努力,終於解決了辦學經費。
德國殖民當局對同盟會在青島的活動已有風聞,他們懼怕革命黨人的活動危及他們在膠澳租界的統治,因而當劉冠三、陳乾等人去德國提督府要求為學校立案時,遭到拒絕。劉冠三等革命黨人嚴詞質問道:“對妓院你們可以立案批准,建所學校卻不行,難道你們大德意志帝國就是這樣器重妓院輕賤學校嗎?”這一斥責,使承辦此事的德國官員瞠目結舌,無言以對,只好同意立案。“震旦公學”由學有專長的同盟會會員任教,學校對學生“注重國民真正之精神教育”,陶成章、商震、呂子人、徐鏡心、牟省三等有威望的革命黨人和同盟會骨幹先後在該校任職或任教授課。在課程設置方面,公學除設文化課外,還開設了軍事課和軍事技術訓練課,既學有關理論也不忽視實際操演,軍事教員時常帶領學生舉行野營訓練,指揮實彈演習。師生一律留短髮、穿軍裝。他們還買了軍械炸藥,暗藏於學校及校外一些可靠地方,以備將來開展武裝鬥爭推翻滿清王朝之需。因學校的辦學宗旨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因此,學校十分注重對學生進行振作國民精神之教育,除學校學習訓練外,學校還經常組織學生舉行遊行示威,抗議清廷割地賠款,號召推翻帝制,建立中華。該校創辦不久就顯示了一派生機,很快就成為宣傳推翻帝制並儲備革命力量的基地,在社會上也贏得了社會各界的稱譽,各方“蜂起加盟,爭會震旦,震旦以革命導之,其勢力日厚”(《山東文獻》第1卷,第4期,第21頁)。“震旦公學”名聲大震,清廷驚恐,於是派員與德國駐青島總督交涉禁封震旦公學,鑒於公學的一些活動觸犯了殖民統治者的利益,德國駐青島殖民當局於1908年12月按清廷的要求蠻橫的查禁了震旦公學,遣散學生,並抓捕引渡劉冠三。劉冠三聞訊,在其他中國同盟會同志的幫助下,化裝成農夫,星夜逃離青島。后輾轉沂州、曹州以及山西、察哈爾、河北等地，聯絡同志，進行革命宣傳，1911年回山東，與劉溥霖、蔡自聲等秘密組織山東同盟會機關。武昌起義后，山東宣布獨立。中華民國建立后，任中國同盟會山東省副會長。
1917年,段祺瑞攬權,國會再次被解散。國事家事兩相連,劉冠三的第二任夫人此時也因病去世。劉冠三南下廣州,協助孫中山成立護法軍政府,並被任命為山東招討使,全權負責山東軍務。從廣州北返到上海時,劉冠三與留在上海的山東同志商議,決定重新組建山東革命機關,設立護法軍山東招討使辦事處,安排革命黨人回省聯絡民軍舊部,聯繫江蘇革命軍北上討賊。同時,劉冠三率山東革命黨人成立革命軍,分成六路軍出擊,其中薄子明任護法軍第一路軍總司令,孫楚雲、陳成功、宮錫德、丁德金等為其他各路軍總司令,陸續返回山東,收攏舊部,召集民軍,開展活動。
1917年12月1日和6日,宮錫德和孫楚雲帶軍正準備起義,卻相繼在威海衛英租界和昌邑縣南被英、日軍警分別繳械驅散。1918年8月20日,陳成功帶領民軍佔領廣饒和博興交界處的利城,遭敵圍攻,轉戰埠西,因寡不敵眾,於9月初潰散。丁德金所領民軍在蘇魯邊界起事,也因屢遭敵圍攻而散。除第一路軍外,其他各路軍成就均不大。1918年3月,劉冠三委任薄子明部下的團長龐子周為山東第一路護法軍代理司令。龐子周率眾兩萬,進據碭山,後集師於濟寧南陽湖畔。劉冠三指揮龐子周部以游擊戰術,先後佔領東平、嶧縣,並分兵襲扼津浦鐵路和膠濟鐵路,控制觀城、新泰、豐沛、泰南等方圓數百里地區,兵員增至5萬人。龐子周在濟寧南部以5000人擊敗敵軍2萬多人,大獲全勝,首戰告捷。山東督軍張樹元大驚,親自臨陣指揮抵抗。11月24日,劉冠三坐鎮徐州親自指揮,龐子周在鄒縣東南的兩下店,以3000人擊敗強敵張樹元軍1萬多人。張軍大敗潰逃,張樹元幾次落馬又上馬,但因追兵不認識他,才僥倖逃脫。
正當山東護法軍準備乘勝進軍之際,孫中山被迫離粵赴滬,劉冠三立即趕回上海聲援。此時,北洋政府先後調集山東、直隸、河南、江蘇、安徽等地的7萬兵力,圍攻龐子周部。龐子周部終因北伐軍後援遲遲不至、寡不敵眾,功敗垂成。張樹元因為自己險些被薄子明的部下生擒,對薄重金懸賞密殺,使薄子明被迫在上海隱避。張樹元便勾結上海護軍使盧永祥,買通英國、德國租界巡捕,借上海“淡水路事件”的一起綁架案,將薄子明殺害。龐子周潛往上海,聽說薄子明被害,憂憤咯血而歿。在和平時期痛失愛將,劉冠三的悲憤之情難以表述,對北洋軍閥的反抗情緒也就更加激烈。護法戰爭期間,段祺瑞在派他出兵福建之前,特意找他談話,叫他“不要和國會中的國民黨議員有來往,小心上他們的當。”馮玉祥明白主要是指劉冠三等人。馮玉祥回答:“說到劉冠三先生,他們是人民的代表,都是真正革命的先進,純心愛國愛民,極可欽佩,我和他們接近,得無窮的益處。就是總理自己想必也認識他們的。希望能多多找他們大家來談談。這些,必定有歹人在總理跟前進讒言,很危險,還望你多多注意。我是年輕人,不免亂說話,請總理接受了就好了。”
1922年,北洋軍閥恢復約法和國會,劉冠三到北京出席國會。這一年,他積勞成疾患上肺癌,其父為讓人照顧他,又力逼劉冠三娶了高密的王氏。不料,王氏取得家庭財權后,想控制所有家庭成員,鬧得家裡矛盾重重,兒女都不願上門,劉冠三的病情反而更重了。這時,正值“魯案”談判期間。“魯案”主要是指1910年至1920年中日之間圍繞歸還山東問題而展開的一系列交涉事件。劉冠三、於沐塵等人聯合山東旅京學生到魯案督辦公署示威。在後來的談判過程中,中國政府代表對日本的無理要求不敢讓步。1923年10月,曹錕企圖謀取總統職務,對議員進行賄賂。丁惟汾、王樂平等國民黨議員憤而離京,赴上海對抗。劉冠三不顧重病,積極聯絡在京議員抵制賄選。時任山東省督軍兼省長的田中玉受曹錕委託,負責賄賂山東籍議員,他知道劉冠三的為人,更了解劉冠三的家事,就將兩萬元賄款交給了王氏。投票前一天晚上,劉冠三聯絡抵制賄選,深夜才回家,嚴斥王氏,令她將賄款退回。王氏不肯,爭執中把劉冠三推倒在地,劉冠三口吐鮮血,昏迷不醒,王氏則連夜攜款逃回了高密。事後,劉冠三長女劉耀西宣布與王氏脫離母女關係,其他兒女則宣布不再與王氏來往,長子劉耀東的夫人攜兒女急赴北京照料劉冠三。10月5日,不省人事的劉冠三被曹錕爪牙用軟床抬進會場,轉了一圈之後,又將昏迷中的他送回醫院,算是投了曹錕一票。但錢已經收了並且無法退回,劉冠三蒙上了不白之冤。為此,劉冠三更加惱恨抑鬱,致使病情進一步惡化。1925年初,得知孫中山病重住進了北京協和醫院,劉冠三抱病起床探望,與他一生的導師做了最後的訣別。3月12日,孫中山先生逝世,劉冠三贈送了兩副輓聯,“覆專制建共和卅余年艱苦備嘗三民五權齎志以歿,爭自由謀平等四百兆謳思不置一棺千古雖死猶生”,“帝國野心猶未除,吾民努力繼先生”。孫中山逝世后,劉冠三心情悲痛,病情突然加重,1925年7月1日在北京病逝,終年53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