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汝舟
學者，原貴州大學教授
張汝舟少時家貧而穎異好學，賴宗族資助讀書；民國八年(公元1919年)畢業於全椒縣立中學校，在校成績優良，畢業后無力升學，被薦至江浦縣三虞村任塾師，獲交於著名書法家林散之先生，一見莫逆。
民國十九年畢業后，歷任合肥省立六中、省第一臨時中學、湘西永綏國立第八中學高中部國文教員。
民國三十年任湖南蘭田國立師範學院講師一年，副教授三年。
民國三十四年秋，任貴州大學教授。1953年院系調整至貴陽師範學院，1959年復回貴大任教。
“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迫害，於1971年9月被遣返故里南張村賦閑。1979年除夕徹底“平反”，於次年春被聘任為安徽師範大學滁州分校中文系顧問。1981年冬，貴州省教育廳邀請張返黔講學，未能成行，於1982年1月22日因腦溢血溘然病逝於滁州師專。
張汝舟一生著述甚多，在天文曆法方面，主要文章有《歷術甲子篇淺釋》、《古代天文曆法表解》、《西周考年》、《夏小正校釋》等，已整理為《二毋室古代天文曆法論叢》，由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2月出版，在國內自成流派。
在漢語語法方面，主要著述有《國文文法》、《簡明語法》、《漢語語法發展史綱要》、《語法管見》。
在聲韻學方面，主要文章有《切韻考外篇刊誤》、《段氏十七部批註》、《聲韻學教案》、《詩經韻讀舉例》等，其學術思想體系完備，自成一家言，且以簡馭繁、簡明實用，影響了一大批學人，得到學術界公認。
張汝舟以天文科學數據、地下出土文物和典籍記載為依據，多年研究，精心推求，終於考證出《史記·曆書·歷術甲子篇》是我國第一部曆法寶典（四分曆），《漢書·律曆志·次度》為制定這部曆法的天象依據；並按照這一理論，順利解決了文史典籍中一系列有關古代天文曆法的問題，從而使中國古代天文曆法重放異彩。
在整個古天文研究領域，張汝舟的觀點獨樹一幟，於繁蕪中見精要，於紛亂中顯明晰，力排眾論，自成一家言。近年來，經張汝舟的友輩和門人宣講闡釋，其科學性、實用性已逐漸為文史界所重視。
張汝舟青少年時代就好學敏思，勤於寫作，經60餘年教育、科研工作的不斷努力，完成書稿近300萬字。他學問廣博，著述涉及經學、史學、文學、哲學、文字學、聲韻學、訓詁學、考據學、佛學等各個領域，均有獨到見解。尤其對古代天文曆法的研究，更是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星曆觀，獨樹一幟，自成一家。
抗日戰爭期間，為適應教學需要，開始撰寫語法方面文章，他從中國固有的章句訓詁入手，歸納出一套頗有特色的簡明文言語法體系，對漢語語法學作了新的探索。他在漢語語法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六種，論文十餘篇。訓詁考據是張汝舟學術活動的重要內容，主要著作有八種之多。此外，古代天文曆法是他學術中最有成就的部分。
中國古代天文曆法是祖國文化遺產中爛燦的明珠，長期以來受“四象”、“三正論”、“歲星紀年”、“三統曆”、“積年術”以及“占卜術”的影響，蒙上了歷史塵埃，失去了應有的光彩。張汝舟60歲后開始從事古天文曆法的研究，他獨排紛紜不已的各家之談，另闢蹊徑，以天文科學數據、地下出土文物和典籍記載為依據，多年研究，精心推求，終於考證出《史記·曆書·歷術甲子篇》是我國第一部曆法寶書(四分曆)，《漢書·律曆志·次度》為制定這部曆法的天象依據。並按照這一理論順利地解決了文史典籍中一系列有關古天文曆法問題，從而使中國古天文曆法重放異彩。他還運用自己的研究體系，撰寫了《西周考年》，批判了日本天文史學者新城新藏對武王克商時間的錯誤論斷，把我國信史年代提前了40年。他的古天文曆法方面的著作和論文除《西周考年》外，還有《中國古代天文曆法表解》、《〈歷術甲子篇〉淺釋》、《〈殷歷〉朔閏譜》、《〈殷歷朔閏譜〉的使用》、《〈殷歷·甲子蔀〉朔閏推演法》、《〈三統曆與殷歷〉章蔀對照表》、《〈夏小正〉校釋》、《談〈豳風·七月〉的用歷》、《西周經朔譜》、《春秋經朔譜》等。張汝舟由於長期受到冤假錯案的壓制，言以人廢，著述得不到發表，除少數付梓外，絕大多數著述都是油印稿。根據中央迅速搶救老一輩學者專長的精神，1982年5月，以貴州大學為主成立了“張汝舟教授遺著整理小組”，整理出版張汝舟的遺著。
張汝舟為人平易純樸、恭謹謙遜，朋友知交肝膽相照。在學術問題上，對青年後學循循善誘、誨人不倦；而對權威人士，亦不盲從。他治學勤奮，在中央大學讀書時就有“博及群書張汝舟”的雅譽。他雖奉佛茹素，但治學勤奮無纖介出世之想，為人處事有強烈的是非感，因此深受朋輩及後學的尊崇和愛戴。
在國立八中任教時，主持校務的國民黨中央委員、CC派骨幹分子邰華曾勸其入黨為官，張則以“君子群而不黨”相答。他對國統區前來學校“視察”、狐假虎威、高高在上的官僚政客給以白眼。他經常在教室內痛斥那幫權貴：“這些袞袞諸公，肚大腰圓，只知發國難財，而不能真正辦好教育，我看他們都是白痴。”面對國土淪陷、山河破碎，眼見貪官污吏橫行，他痛心疾首，常說：“這些人縱貪慾而殃及於民，仁者豈忍？肆兇殘而禍返諸己，智者不為！”要學生們在抗戰艱苦的年代，刻苦鑽研學問，好好做人，做到“咬得菜根，百事可成”。
民國三十八年，貴州大學學生在中共貴州省工委的領導下，開展愛國民主運動，張汝舟冒著生命危險去省府面見貴州省國民政府主席谷正倫，當面抗議國民黨政權亂捕學生運動領袖的暴行。張汝舟衷心地熱愛中國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把畢生精力獻給了科研教育事業，他一生忠於職守，從不計較個人恩怨。新中國成立后不久，在肅反運動中被隔離審查經年，著述不能發表，他深以所學不能對祖國有所貢獻為苦。在《臨江仙》一詞中他寫道“有身難許國，空下董生帷”，深感報國無門，苦悶心情溢於言表。1956年冤案“平反”后，他高興地作了《歸途雨霽》一詩，用“雨後更覺草鞋輕，要趁斜陽趕一程”的詩句自勵。“文化大革命”中，他重遭厄運，遣返故鄉后，以古稀之年不甘閑居，仍聚鄉村小學教師講學於茅房草舍，自編講義散發四方不取分文。“十年浩劫”過後，他的冤案得到了徹底昭雪。
1979年，他以81歲高齡振臂高呼要“且逐牛郎泛一槎”，在給友人的信中，一再說“要動養，不能靜養”、“浪費時間就是犯罪”。當安師大滁州分校聘請他執教時，他欣然前往，提攜青年教師不辭勞苦。
在此期間還主持了由山東大學、南京大學、貴州大學等十餘所院校師生參加的中國古代天文曆法講習會，擔任主講；並撰寫了一系列論文，把他的古天文曆法體系全部勾勒出來。當時他已82歲高齡，身體虛弱，行動都已困難，但精神極為振奮，表現出一位學者對學術的忠誠和責任感。
1981年冬，張汝舟受邀返黔講學。他身受不測之冤20餘年，本人受難，子孫遭累，令人心寒，但他卻不計個人恩怨，立即做好返築準備。他說：“貴州是我第二故鄉，我要對得起貴州人民。”
正是這種心懷祖國和人民的寬廣胸懷和“要趁斜陽趕一程”的精神，才使他不論身處何境而“耕耘”不止，直至生命最後一息。
憂國憂民“斗戰佛” 張汝舟少時聰穎聞名鄉里，創辦新學的鄉賢梁伯齡任凈心寺小學(后張汝舟上書縣教育局，改名為柏齡小學)校長，親自上門請張汝舟入學，梁伯齡對張汝舟的母親說：“一應學雜食宿費用，全由我負擔。日後我的兒子有飯吃，你的兒子就有飯吃；我的兒子有書讀，你的兒子就有書讀。”張汝舟小學剛畢業，梁伯齡突然病逝。
張汝舟的母親聞訊，捶胸頓足痛哭說：“我家半邊天塌了。”后因師範不收學費且還管伙食，張汝舟曾考過師範。考試當天，別人騎馬坐轎，身著錦衣，張汝舟則穿著補丁連補丁的舊衣，步行幾十里路趕到考場。成績張榜，他名列第一。老師惋惜地對他說：“伢子，雖然你考了第一，但學校只收富家子弟，不會錄取你。”回家后，父子相擁大哭，感動了族人，把全村僅有的六畝公田讓張汝舟家種。
憑此，張汝舟考入當時不收學費但也不包伙食的全椒中學，自己背米帶菜到學校附近的小店搭夥。中學畢業后再無力深造，教了8年私塾，在同學虞明禮資助下考入東南大學，師從黃季剛(侃)先生。之後張汝舟到合肥教書，每到冬閑時村裡人到合肥做工，吃住全在他家，他專門請兩個人燒飯炒菜，臨走還送給每人路費。貧苦農民受惡霸欺負，張汝舟總是不遺餘力替他們寫狀子打官司。一次當地土匪抓了一無辜農民，張汝舟入匪窩要回了那個農民。
在抗日戰爭的艱苦歲月里，張汝舟憂國憂民，教育學生以國家的興亡為己任，積極投入驅除日寇、重建家園的抗戰鬥爭。對蔣介石政府的投降政策，他極為不滿。張汝舟的老同學湖南省主席陳東原以招賢為名，高薪聘他任省政府秘書長，但他寧可過窮教員的清苦生活也不肯應聘。
1947年，張汝舟由貴州返安徽，路過貴定，見很多築路工人正在修築黔桂鐵路，即賦詩一首：築路千夫盡日勞，路成便利屬吾曹。吾曹醉飽千夫餓，誰為千夫拔一毛！道出了幾千年勞動人民的血淚史，可見他深重的憂國憂民之心。
抗戰勝利，國民黨當局發動內戰，致使政治上更加腐敗、黑暗，經濟上瀕於崩潰，弄得民不聊生。當時的貴州大學校長張廷修置師生員工飢餓於不顧，挪用大批公款去廣州搞囤積居奇的商業活動。張汝舟聞訊后，於1949年初串聯大批教授上書抗議，強烈要求退出貪污款，解決大家的吃飯問題，把學校當局弄得聲譽掃地，狼狽不堪。
張汝舟誠心佛事，一味強調學生認真讀書，又本著慈悲救世的原則，為營救進步學生四處奔走。不畏惡勢力，被同事們戲稱為“斗戰佛”。他常說：“以出世心，行入世事。”
進入1949年，全國性的學生反飢餓運動波及貴大。外文系安徽學生史健當選學生會主席，他組織和指揮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和罷課鬥爭，給反動派以沉重打擊。史健成了反動派的主要迫害對象，大批特務來貴大搜捕史健。危急關頭，張汝舟夫婦將史健藏在自家廚房的天花板夾層中，暗暗將史健轉移出去。對被捕學生，他憑著自己的社會聲譽四處呼籲營救，並以全家性命擔保被捕學生，反動當局迫於壓力，不得不將學生釋放。
1955年8月肅反運動中，張汝舟遭隔離審查，無辜被陷囹圄10個月之久，后因查無實據，始得昭雪。恢復自由后，他不怨天尤人，揮筆寫下了《途中雨霽》一詩：急雨風回忽放晴，軟泥更覺草鞋輕。行人包裹忙收拾，要趁斜陽趕一程。有感於黨實事求是政策的英明偉大，他要以加倍的努力來彌補失去的寶貴時間。1978年，在《八十初度》一詩中，他豪邁地寫道：“漫嗟八十老天成，伏櫪猶能三五聲。……差喜州年逢盛世，紅光照我認前程。”他忘記了年事已高，還要奮發進取，拚命工作。
春風滿園桃李花 張汝舟畢生從教，兢兢業業，勤勤懇懇。進入中央大學之前，就在江蘇省江浦縣鄉村課蒙。1930年中大畢業后，一直在中學、大學任教，1982年初逝世於安徽滁州師專。60年中，桃李滿天下。
上世紀50年代，張汝舟在貴陽師範學院(現貴州師範大學)中文系執教現代漢語，他的學生張國光回憶說，汝舟先生是當時幾位老師中最不起眼的，“黑瘦矮小，布帽，深度近視眼鏡”，衣裳暗淡而沉重，顯得頗為清寒。但他卻很快征服了學生。他不懼權威，從不人云亦云，充滿了創新求真的精神。他的中山裝右上小荷包總裝著一個小本子，遇到不論是提問或回答有點道道的學生，立馬取出本子，然後從深度近視眼鏡片上邊瞥出一道眼光，盯住學生，記下名字，並用紅筆圈上，這就是他的“紅三角”。紅三角是張汝舟許諾要用力培養的，於是那些非紅三角的，“逼得”鑽圖書館、資料室、登門問學求教，力爭成為紅三角。
他上課是不看講稿的，有時似乎連講稿也未帶。滔滔不絕，諸子百家、先秦典籍、詩詞歌賦，爛熟於心。
張汝舟因材施教，對優異生、上等生讓其吃飯吃足，外加議題，補讀各家論著及語法資料，擴大知識領域，拓展科學視野，以期有特殊造詣。對中等生循循善誘，引導深鑽教材，激發學習興趣，培養獨立思考能力，以便將來自行專門研究。對下等生，去其厭學，逐日進步，以利畢業后勝任中學語文教學。
他教書育人，充分考慮到青年學生的理解力和接受能力，總是做到於繁蕪中見精要，於紛亂中顯明晰。講授語法，明白曉暢，尤其碰到一些老大難問題，並不作繁瑣的引證，而是深入淺出，用“王冕死了父親”、“媽媽是小腳”、“台上坐著主席團”這樣的口語切入，既實用又通俗易懂，並引發學生研究語法的興趣。聲韻學上的古音通假，有人寫過幾十萬字的專書，而他在課堂上歸納為“同音通假”和“同聲符通假”兩類，便可貫通解說。他講《詩經》時，《小雅·鹿鳴》有“君子是則是效”之句，鄭玄箋朱熹注及眾多釋家皆解為“君子法效”，他認為“則”、“效”為同義詞，是仿效的意思，此句為賓語前置，猶“唯利是圖”句式，當譯為“仿效君子”。真是言簡意賅。談“六書”中的象形、指事會意、形聲時，他說：“象形、指事是獨體，有形可象是象形，無形可象是指事；會意、形聲是合體，有意可會是會意，無意可會是形聲。”提綱挈領，直入精要。
張汝舟言傳身教，對學生做人的要求也十分嚴格。他常說：有好的品德，才能做好的學問。抗戰初期，他帶領安徽合肥廬州中學的學生流亡大西南，由安徽步行翻過大別山，經湖北、湖南，穿過洞庭湖，到達湘西永綏縣。一路上，赤腳穿草鞋，風餐露宿，異常艱苦。每到一處百姓家，不準學生住內室，不準下門板，只能睡地下，臨走時要把室內外打掃乾淨，絕對不擾民，學生們心悅誠服，恪守不違。他常用其師之言行警示學生，希望學生“以敦品勵行為務”，“以修身為根本，博學為枝葉”。學生們也自覺以先生為楷模，學習他的為人，學習他對待學問嚴肅認真的態度。
精誠學問映山河 張汝舟在中央大學讀書時便有“博及群書”之譽。在古代哲學、古代星曆學、古代文學、漢語及佛學等領域都有深入的研究，尤精聲韻、訓詁之學，對古代天文曆法，更能獨闢蹊徑，撥迷霧見青天。他信奉桐城學人姚姬傳的名言：“義理、辭章、考據三者不可偏廢。必義理以為質，然後辭章有所恃，考據有所歸。”他身體力行，以終其一生。植根於哲理，他的思想就顯得深邃；依託於辭章，他的文字就體現恢弘；歸屬於考證，他的研究就必然充實。因而，當他對任何一門學問進行深入研究的時候，都能做到體系完備，自成一家。
古代天文曆法是張汝舟的平生絕技。1957年後，他利用不上課的閑暇，潛心研究古代天文歷術，從而建立了完備而獨具特色的古天文曆法體系，自成流派，獨樹一幟。他對我國古代天文曆法科學作出了很大貢獻，國內許多著名學者給予了很多的讚譽。山東大學殷孟倫曾稱讚他“刻苦治學，著述精湛；淡泊自守，忘其毀譽。天算曆數，尤為絕唱，以光大章、黃之學之傳，不愧一代名家。”
眾所周知，我國古代天文曆法是祖國燦爛文化寶庫中一顆光燦奪目的明珠，但自古以來都被認為研究困難，不免望而卻步。欲深究者，多不得法，徒費時日，致事倍功半。加之“四象說”、“三正論”、“歲星紀年”、“三統曆”、“積年術”、“占卜術”等傳統觀念的影響，千百年來整個古代天文曆法被煙霧迷住，長久不見天日，失去了應有的光輝。張汝舟依據古今中外天文科學所提供的可靠數據，考證地下發掘出土的文物，研究古代的典籍記載。通過精心研究，力排謬說，細密推求，認定司馬遷《曆書·歷術甲子篇》是我國第一部曆法寶典，第一部完整的四分曆法——殷歷。他揭示出《歷術甲子》作為四分曆之“法”的內部規律。他依據祖沖之對四分術“三百年輒差一日”的論斷，確認四分曆每年有3.06分的浮差，並以此推算出密近的實際天象。依據他的研究，讀懂《史記·曆數甲子》，利用兩張表就能很便捷地推演上下五千年任何一年的朔閏中氣，不過加減乘法而已，解決了很多歷史上長期不得解決的具體年代問題。如此，《歷術甲子篇》這部被烏雲迷霧遮沒了千餘年的光輝曆法寶典重見了天日，一部奇異天書終於成了人人可讀的文獻。
張汝舟高度評價《漢書·律曆志·次度》，認為它是四分法的天象依據，與《歷術甲子》構成了我國古代天文曆法的雙璧，使我國古代天文曆法的真相大白於天下。他用充分的材料斷定，殷歷行用於周考王十四年(前427年)。他不僅對戰國相傳的“三正論”以及“歲星紀年”加以剖析，還對“三統曆”和二十八宿配四象據理批判，指出它們在古代天文曆法研究中的有害影響。他肯定古來月相定點說，認為王國維“月相四分”是想當然的誤解。《西周考年》更是應用天文歷術於年代學的專論，它體現張汝舟整個古天文曆法的核心觀點。他著文論定，武王克商的確切年代是公元前1106年，並指出日本天文學史專家新城新藏論定武王克商之年為前1066年的錯誤所在。可以說，《歷術甲子篇淺釋》是他的天文曆法觀點的入門書，“西周考年”是他研究歷術的最高成就。
張汝舟早在解放前就十分注意研究漢語語法。為了教學之需要，曾寫了專著《國文文法》、《簡明語法》、《漢語語法發展簡史綱要》等，這部分文字已由貴州大學張汝舟遺著整理小組輯為《二毋室漢語語法叢論》，由貴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出版，這些論著是從古代章句訓詁入手整理歸納出來的一套漢語語法體系，簡明而實用。張汝舟主張漢語語法要力求簡明、適用，通過長期探索，在漢語語法研究方面建立了自己卓有特色的簡明語法體系。
張汝舟對漢語聲韻學也傾心著力。大學期間就致力於對黃季剛先生古聲19紐和古韻28部的研究，弘揚了黃氏之學。有關聲韻方面的學術論文主要是《切韻考外篇刊誤》、《段氏十七部批註》、《聲韻學教案》、《詩經韻讀舉例》等。用的是傳統語言學研究方法，繼承發揚了章黃學派的聲韻學成就。其中前兩種合成《二毋室聲韻學二種》。他將季剛先生的28部與清代乾嘉學派各家的研究成果進行比較，然後得出結論。他認為黃氏28部是兼采了戴震、段玉裁、王念孫、孔廣森諸大家之長而成，季剛先生乃古音學的集大成者。
此外，在古詩古文、訓詁考證方面，張汝舟還寫有論文《國字概論》、《老莊補義》、《然疑待征錄》、《齊魯學考》、《南宋九經考》、《九歌新論》、《談杜詩書》等等，這部分文字涉及面廣，足以展示一代學人的全面風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