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謙二

《西廂記》全名《崔鶯鶯待月西廂記》。它的曲詞華艷優美，富於詩的意境，可以說每支曲子都是一首美妙的抒情詩。是我國古典戲劇的現實主義傑作，對後來以愛情為題材的小說、戲劇創作影響很大。

元雜劇：元雜劇又稱北雜劇、北曲、元曲。元曲包括元雜劇和元代散曲兩個部分，它在金院本的基礎上孕育發展而形成的，正當南戲盛行之際，北雜劇走向成熟。13世紀後半期是元雜劇雄踞劇壇最繁盛的時期。四折一楔子的結構形式是其顯著的特色之一，“一人主唱”是元雜劇的又一顯著特點。元雜劇唱與說白緊密相連，“曲白相生”。元雜劇還有一些特點，如劇本注重舞台性，角色分工類型化，漠視生活外部形態真實，以類型化、象徵化的手法，表現劇作的內在情緒，作家流逸的情思與本質性的真實生活相結合等等。完全具備了戲曲的本質特徵，它走完了戲曲的綜合曆程，是嚴謹、完整、統一的，又是個性鮮明的戲曲藝術。元雜劇是在金院本和諸宮調的直接影響之下，融合各種表演藝術形式而成的一種完整的戲劇形式。並在唐宋以來話本、詞曲、講唱文學的基礎上創造了成熟的文學劇本。這比之以滑稽取笑為主的參軍戲或宋雜劇可說已起了質的變化。作為一種成熟的戲劇，元雜劇在內容上不僅豐富了久已在民間傳唱的故事，而且廣泛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成為廣大人民群眾最喜愛的文藝形式之一。現代對元雜劇作品作統計，各家說法互異，一般認為：姓名可考的元代作家的作品500種，元代無名氏作品50種；元明之際無名氏作品187種，共737種。

田中謙二1931年考進第三高等學校文科，1934年畢業。后考入京都大學文學部文學科。當時鈴木虎雄教授在文學部文學科執教，是比較著名的漢學家。在他的影響下，田中謙二在中國文學、中國語學兩方面都打下了穩固的基礎，為他今後在任何一個方面的深造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條件。田中謙二大學畢業后回到故鄉滋賀縣，在縣立彥根中學當教師。

1939年，田中謙二進入日本頗負盛名的漢學研究機構東方文化研究所。研究員吉川幸次郎以研究元曲而聞名，田中謙二從此就跟隨吉川幸次郎研究元曲，再也沒有改變過他這一屢獲碩果的研究專題。

1944年1月下旬，田中謙二作為日本國際文化振興會在華研究員赴中國，到當時在日偽控制下的北京從事藝術資料的調查研究。他與一同前往的東方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安田二郎與入矢義高在北京逗留了相當長的時間，所接觸的中國文化界人士有周作人、孫楷第、傅惜華、傅增湘、趙萬里等。田中謙二認為孫楷第、傅增湘二人的學術造詣給他留下的印象最為深刻。

在北京圖書館，他看到了在日本國內從未看到過的許多罕見的元雜劇珍貴刊本，欣喜異常。半年之後，田中謙二獲得國際文化振興會的贊助，再次來北京調查研究，主要是瀏覽古典戲曲的善本、孤本。一直到日本無條件投降之後，他才回日本。

1946年，田中謙二被東方文化研究所任命為副研究員。

1948年，東方文化研究所與京都大學的人文科學研究所合併，他回到了母校的懷抱，研究工作的條件與環境更為理想，他感到十分欣慰。

1956年，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設立了元曲研究班，並從名古屋大學調來了入矢義高教授，由他主持這個部門。這一時期，田中謙二對元曲研究不斷有新的突破與進展。

1961年，田中謙二以多年來研究《西廂記》的心得寫成論文《〈西廂記〉研究》，向校方提出了博士學位的申請。1962年，由知名元曲權威吉川幸次郎教授主審，小川環樹、重澤俊郎兩位教授副審，通過了他的申請，被授予文學博士學位。

1965年10月，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邀請日本京都大學等校10名教授、專家來華作學術交流，田中謙二也是其中之一。這個代表團在北京逗留兩周，訪問了中科院的文學研究所。與所長何其芳以及余冠英、錢鍾書、馮至諸研究員等舉行了座談。訪問了語言研究所，與所長呂叔湘以及丁樹聲研究員等舉行了座談。在北京為他們舉行的戲曲界同行座談會上，他們與中國戲劇家協會的劉厚生、劉乃崇、戴不凡以及中國戲曲研究院的李嘯倉、何為等人就古典戲曲的研究現狀交換了看法和信息。在上海、西安、杭州、廣州等地停留時間都比較短，只會晤了劉大傑、孫峻青等人。1966年3月，《京都學術代表團訪中報告》公開出版，其中有4篇出之于田中謙二之手。

1969年，田中謙二被京都大學任命為教授。1976年退休。由於他在職時的卓越成就，被授予名譽教授的稱號。他覺得還可以再做點具體教研工作，又去關西大學文學部任教授。1978年9月，參加了以平岡武夫為團長的日本訪中學術團，到了北京、上海、西安、洛陽等地，雖然與中國戲曲界學者未有直接接觸，但再一次憑弔西安唐代宮闕舊址以及華清池等遺跡，對中國古代文化之發展與積澱獲得了不少啟發，對他的戲曲研究也是很有裨益的。

1981年，田中謙二已是古稀老人，遂懇辭了關西大學教授之職。

1986年12月，中國籌備的中國戲曲藝術國際學術討論會向他發出邀請，希望他能於1987年4月前來北京參加會議。正好中國藝術研究院負責人張庚在日本，訪問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時，向他面交了正式的請柬，殷切希望他能到會。於是，他偕夫人比另兩位日本代表波多野太郎和岡靜夫提前兩天到了北京。他提交的會議論文是《日本近二十年來元曲研究的情況》。這是一份關於元曲研究的詳細的論文與專著的目錄，包括元曲原著的註釋、考證與翻譯以及各方面的研究成果，諸如太田辰夫、田仲一成、岩城秀夫等權威學者以及金文京等較晚一輩的專家的學術成果都包括了進去，使人一目了然。而且詳註了期刊或專著的名稱、期數、出版年月，以便於檢索。其中他本人的譯著就佔了一大部分。

1990年5月，山西省發起召開《西廂記》國際學術討論會，而且就在剛剛重修完工的永濟縣普救寺（《西廂記》故事發生之地）舉行，這對田中謙二頗有吸引力，他雖已79歲高齡，仍由門生高橋繁樹、井上泰山兩位副教授陪同而參加了盛會，並作了《關於王作關續說》的專題報告。

1991年，田中謙二八十大壽，日本戲曲學術界為他隆重地舉行祝賀活動。他的門生為他編輯了《田中謙二博士頌壽紀念——中國古典戲曲論集》，在汲古書院出版，引起了國際漢學界以及中國戲曲學術界的高度重視。

在日本，自從青木正兒、吉川幸次郎等前輩學者相繼逝世以後，田中謙二在元雜劇以及整個中國古典戲曲研究方面的成就格外引人注目，而且他在日本漢學界（尤其是在元雜劇的翻譯與研究方面）承先啟後的作用也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日益顯著。

田中謙二對中國文史典籍的攻讀是在一個較大的範圍之內進行的，諸如《論語》、《孟子》等儒家經典著作，他都潛心研讀了；《史記》、《資治通鑒》等史學名著，他也讀得相當熟，要引用時，俯拾即是。由於人文科學研究所有一時期以朱熹為主要研究對象，因此他對朱熹的生平事迹及其著作也化了不少精力去考證、註釋。

他對金代的諸宮調，比包括中國學術界在內的所有的元雜劇研究者都重視，這主要因為他從文學藝術形式上的發展和演變作一番考察之後，發現元雜劇的體制並非從南戲發展而成，而是脫胎於金代的諸宮調。他對還有流傳的諸宮調，全都進行了多方面的研究。

他確認諸官調為“元曲之先驅”，是較長時期研究、積累的成果。被保存於《雍熙樂府》中的的王伯成《天寶遺事諸宮調》佚文，後來由來薰閣影印的金無名氏《劉知遠諸宮調》殘本以及此一殘本的日本東北大學內田研究室的校注本，他都為之付出了不少心血。至於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牽涉到元雜劇《西廂記》的來龍去脈，自然更是他關注的核心。此書有不同版本流傳，他認為其中湯顯祖評點本較好，便以此版本為依據。

田中謙二對金代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的研究是和元雜劇《西廂記》的研究同步展開的，這樣互相啟示、發明的地方當然很多，能收事半功倍之效。他在這方面的譯著有《董西廂中的俗語助字》（周學普原著）、論文有《作為文學作品的<；董西廂>；》，分別發表於日本的《東方學報》（1950）和《中國文學報》（1954）。此外大修館書店於1967年出版《中國文化叢書》本《文學概論》，其中《散曲·諸宮調》部分便是請田中謙二執筆的。

諸宮調實際上只是一個比較小的研究課題，田中謙二還在一個大問題上作了同樣具體的細緻的考察，而這種考察對於元雜劇的研究有更為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對整個元代政治、經濟、社會情況的深層次的分析和研究。

他對《元典章》的研究也是和元雜劇的研究同步進行的。元雜劇中關於世態人情和社會風貌的描寫，在一般人眼中雖然也有感受，卻決不可能像曾在《元典章》研究班中深造的田中謙二那樣深刻。他和岩村忍合作出版了《校定本元典章·刑部》第一冊與第二冊，個人還寫了《元典章文書之構成》等論文。這方面的優越條件是一般元雜劇研究者所不具備的，而他具備了。

在堅實的學術基礎之上，用科學的方法，田中謙二開始了他以《西廂記》為重點的元雜劇的研究與翻譯工作。早在1956年4月，他於《中國文學報》曾發表一篇綜合述評，對剛發現不久的弘治岳刻本、王季思校注本和吳曉鈴校注本以及王季思的《從<；鶯鶯傳>；到<；西廂記>；》這一篇理論文章作了介紹和分析，其目的和作用在於說明中國當時《西廂記》研究的一般水平。

他憑自己的心得體會，寫了《<；西廂記>；版本之研究》和《<；西廂記>；諸本之信憑性》，所涉及的版本仍存在某種程度的欠缺，沒有能包括後來所發現的徐士范刊本、朱素臣修訂本等善本在內，但其學術價值亦不容忽視。他對凌濛初刻本特別感興趣，因為其體例與其他元雜劇作品最為接近，他認為這應該是《西廂記》的原貌。

田中謙二還有兩篇重要的《西廂記》論文，一即論述《西廂記諸宮調》與元雜劇《西廂記》關係的那篇，認為即使拋開套曲組織問題，元雜劇《西廂記》在故事情節、人物性格等方面也和《西廂記諸宮調》有著許多內在的聯繫，彼此之間關係很密切。而元雜劇《西廂記》和宋元南戲的《崔鶯鶯西廂記》沒有任何共同之處，亦即沒有任何關係。何以會出現這種情況，他作了推斷，認為宋遼金元之際，戰爭不停，可能使文化上的交流受到了局部的阻礙。另一篇為《雜劇<；西廂記>；的南戲化——<；西廂記>；故事的演變》，他認為雜劇《西廂記》的出現就是雜劇南戲化的開始，但是也可以說是元雜劇南戲化的結束。他又認為李日華、陸天池二人的《南西廂記》是雜劇《西廂記》南戲化的重新開始，這種提法也是可以成立的。他還斷定《東牆記》不僅晚於《西廂記》，而且是《西廂記》的模仿之作。

日本對《西廂記》的翻譯早在十九世紀就已開始，將近二百年來，譯本達十多種。但是，到1970年，平凡社出版《中國古典文學大系》的《戲曲集》時，還是請田中謙二重新翻譯了《西廂記》。這是因為以往的譯本雖然有的也是出於著名漢學家如岡島獻太郎、鹽谷溫等人之手，但在選取原作底本方面存在問題，且居然以採用金聖嘆批點本者最多，這些譯本當然無法顯現《西廂記》原作的精髓。有的則是用的王驥德校注本或李卓吾批點本，至於凌濛初刻本，至多只有用來作參考而已。總的來說，譯者都不是專攻《西廂記》的專家。而田中謙二則具有十分有利的條件，在此以前，他已經研究《西廂記》有年，而且也寫出了一批關於《西廂記》的論文了。田中謙二選用了他認為體制最符合元雜劇規格的凌濛初刻本，同時也較多地參照了已經影印流傳的弘治岳刻本。

日本把譯成散文體的稱為訓譯，譯成韻文體的稱為歌譯。田中謙二採取了難度比較高的譯法，雖然未標出“歌譯”二字，譯成的卻是韻文。

總的來說，經過田中謙二譯成日文的《西廂記》十分忠實於凌濛初刻本的原文，所有的唱詞都譯成了既有韻味也有一定節奏的詩歌，更沒有譯文通常難以避免的生硬欠流暢的感覺。最值得稱道的是註釋大大地減少了，因為有關元雜劇的名詞術語都沒有再用，當然不必注了。考慮到日本讀者理解和欣賞的便利，於是加了簡明扼要的註釋。

田中謙二譯本問世之後，在日本國內受到高度重視。因為從那時（1970年）起，既沒有看到從前的日譯本的重印，也沒有看到其他漢學家新的日譯本出現，而田中謙二所譯《西廂記》卻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印過多次。這一事實已經能夠充分說明問題了。

可以說，田中謙二是日本繼青木正兒之後，中國古典文學、尤其是中國古典戲曲造詣最深的學者。他對《西廂記》的貢獻，分別反映在翻譯、註釋、考證、鑒賞等各個方面、各個層面，可以說是全方位的研究與介紹。他的研究方法也兼顧文獻學與文藝學，而且也運用了當代的高科技手段。他不僅與中國學者有較多的交流與討論，對日本年青一代的中國戲曲家也進行了無微不至的指導，因此，他既是一座跨越中日文化藝術的橋樑，也是日本的中國古典戲曲研究的承前啟後的一位大師。

1935年京都帝國大學中國哲學文學科畢業，1939年任東方文化研究所經學文學研究室囑託，開始從事元曲的整理和研究。1944年作為日本國際文化振興會在華研究員赴中國，從事藝術資料的調查。1947年兼任大谷大學講師。1948年東方文化研究所併入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任東方部助教，1950年轉入京都大學文學部任講師。1950—1956年參加京大人文科學研究所中國古典校注及編纂工作，具體負責元曲。1952年任京都大學分校副教授，從事“宋詞及近世俗語文學的研究”。1954—1961年參加《書道全集》（28卷本，平凡社刊）的編集，具體負責第2卷《漢代書道》、第5卷《南北朝書道》、第8卷《唐代書道》、第17卷《元明書道》及第21卷《清代書道》的解說。1956年由京大文學部轉任人文科學研究所東方部副教授。1955—1956年參加《中國古典選》（10卷本，朝日新聞社刊）的編譯，主編第5—7卷《史記》。1955—1958年參加《世界大百科事典》（33卷本，平凡社刊）戲劇部分的編寫。1959—1962年參加《亞洲歷史事典》（10卷本，平凡社刊）的編寫。1964年任人文科學研究所“元曲研究組”組長。1965年8月赴中國訪問，1065年參加大阪市立大學中國文學研究室《中國的八大小說》第2部《近世長篇小說的世界》的編寫，撰寫《西遊記的文學》等章。1965—1966年參加《世界文學小辭典》的編寫。1969年任京大人文科學研究所東方部教授，中國語學研究會《中國語學辭典》的編集委員。1970—1972年參加《增訂中國古典文學全集》（60卷本，平凡社刊）的編譯，主編第20卷《宋代詞集》和第52—53卷《戲曲集》。1970—1974年參加《世界大百科事典》（33卷本，平凡社刊）戲劇部分的修訂。1971—1974年參加《大現代百科事典》（20卷本，學習研究社刊）中國文學部分的編寫。1975年8月參加日本社會科學家訪華團訪問中國。1976年從京都大學定年退職，獲名譽教授之稱。1977年任關西大學文學部教授，講授中國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