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藥方劑

方劑，方劑學名。簡稱方。方指醫方。《隋書。經籍志》：“醫方者，所以除疾疢保性命之術者也。”劑，古作齊，指調劑。《漢書。藝文志》：“調百葯齊，和之所宜。”方劑是治法的體現，是根據配伍原則，總結臨床經驗，以若干藥物配合組成的藥方。

中國古代很早已使用單味藥物治療疾病。經過長期的醫療實踐，又學會將幾種藥物配合起來，經過煎煮製成湯液，即是最早的方劑。

戰國時期的《內經》雖僅載方13首，但對中醫治療原則、方劑的組成結構、藥物的配伍規律以及服藥宜忌等方面都有較詳細的論述，奠定了方劑學的理論基礎。

在長沙馬王堆漢墓中發現的《五十二病方》，是現存最早的一部方書。書中收載臨床各科醫方283首，還記述有湯、丸、散等劑型。

在《漢書。藝文志》中載有經方十一家，其中除有大量當時醫家的經驗方外，還有方劑專著《湯液經法》，對方劑理論進行了初步總結。漢代的《神農本草經》中已有關於如何選擇劑型的理論。

張仲景的《傷寒論》載方113首，《金匱要略》載方262首，由於組方合法，選葯精當，用量準確，變化巧妙，療效卓著，被後世尊為經方。在傷寒方中所使用的劑型有湯劑、丸劑、散劑、栓劑、軟膏劑、酒劑、醋劑、灌腸劑、洗劑、浴劑、熏劑、滴耳劑、灌鼻劑、吹鼻劑等，幾乎包括了除注射劑以外的所有傳統劑型。

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方書著述的數量倍增，但多已亡佚。晉代僅存的葛洪《肘後方》中收載了大量驗、便、廉的有效方劑，並首次提出成品葯的概念，主張將藥物加工成一定劑型，貯之以備急用，隋代的《四海類聚方》多達2600卷，《四海類聚單方》300卷，足見方劑發展之迅速。

唐代孫思邈著《千金要方》，載方5300首。王燾的《外台秘要》載方6000多首。

宋代出現了由政府組織編寫的《太平聖惠方》，載方16834首，《聖濟總錄》載方2萬餘首,《和劑局方》載方297首，是官方和劑局制售中藥成藥的處方和製劑規範，也是第一部由朝廷頒發的成藥典。

金元時期有劉、張、朱、李四大家。劉河間善用寒涼，著有《宣明論方》、《傷寒直格方》等；張子和主張攻下，著有《儒門事親》；朱丹溪長於滋陰，著有《丹溪心法》、《格致餘論》等；李東垣專於補益脾胃，著有《脾胃論》、《蘭室秘藏》等，都對方劑的運用有所創建和發揮。宋元時期局方盛行，金元諸家又提倡不泥古方，主張臨證擬方，出現了與經方對峙的時方。金代成無己著《傷寒明理藥方論》，選傷寒方20首，依《內經》理論為之作解，首開為方作論之先河。

明代朱組織編著《普濟方》，載方61739首，為方書之最。吳《醫方考》綜編歷代醫家名方，並對其方葯、見證一一作考，詳析方義，為第一部方論專著。

清代，方論專著大量湧現，如王子接的《絳雪園古方選注》、羅美的《名醫方論》、吳謙的《刪補名醫方論》、汪昂的《醫方集解》、吳儀洛的《成方切用》等，豐富了研討方劑的理論。為了便於閱讀和記憶，這時還出現了大量方歌手冊，如汪昂的《湯頭歌訣》、張秉承的《成方便讀》、陳修園的 《傷寒方歌括》、《長沙方歌括》、《時方歌括》等。

以葉天士、薛雪、吳鞠通等醫家為代表的溫病學派的建立，創製了大量治療溫熱病的有效方劑，促進了方劑學的發展。西醫傳入中國后，中醫界出現了中西匯通的新思潮，如張錫純著《醫學衷中參西錄》，載方160首，立法處方均有新見解，對後世有一定影響。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對古代方書和民間秘方、驗方進行了大量發掘、整理，並開展了中西醫結合工作，在古方新用和創製新方方面都有較大發展。

方劑一般由君葯、臣葯、佐葯、使葯四部分組成。“君臣佐使”的提法最早見於《內經》，在《素問。至真要大論》中有：“主病之為君，佐君之謂臣，應臣之謂使”的記載。歷代醫家對其含義各有解釋。如元代李東垣說：“主病之為君，兼見何病，則以佐使葯分治之，此制方之要也。”明代何柏齋說：“大抵葯之治病，各有所主。主治者，君也。輔治者，臣也。與君葯相反而相助者，佐也。引經及治病之葯至病所者，使也。”可見“君臣佐使”的含義是經過不斷補充而逐漸完善的。君葯是方劑中針對主證起主要治療作用的藥物，是必不可少的，其藥味較少，藥量根據藥力相對較其他葯大。臣葯協助君葯，以增強治療作用。佐葯是協助君葯治療兼證或次要癥狀，或抑制君、臣葯的毒性和峻烈性，或為其反佐。使藥引方中諸葯直達病證所在，或調和方中諸葯作用。例如：《傷寒論》的麻黃湯，由麻黃、桂枝、杏仁、甘草四味葯組成，主治惡寒發熱，頭疼身痛，無汗而喘，舌苔薄白，脈浮緊等，屬風寒表實證。方中麻黃辛溫解表，宣肺平喘，針對主證為君葯；桂枝辛溫解表，通達營衛，助麻黃峻發其汗為臣葯；杏仁肅肺降氣，助麻黃以平喘為佐葯；甘草調和麻黃、桂枝峻烈發汗之性為使葯。由於“君臣佐使”為封建政體名稱，現多改稱“主輔佐使”或“主輔佐引”。

科學的方劑分類法是研究古今成方的組成和臨床運用規律的重要手段。歷代醫家對此進行過多種探討和嘗試，有按病名、證候、功效、臨床分科、方劑結構、病因、臟腑、祖方、劑型等多種方法。

其中按病名分類的方法歷史最為悠久，《五十二病方》就是最早按病名分類的方書。這種分類方法便於臨床查找應用。《漢書。藝文志》中的“經方十一家”載有《五臟六腑痹十二病方》、《五臟六腑疝十六病方》、《風寒熱十六病方》、《金創方》等，以及《太平聖惠方》、《普濟方》、《類方準繩》等，也都是採用這種分類法的方書。

按證候分類的方書首推《傷寒論》，內將方劑按太陽、陽明、少陽、太陰、少陰、厥陰六經證候變化分類，突出了中醫辨證論治的思想。

按功效分類源於唐代陳藏器 《本草拾遺》，他將中藥按功效分為宣、通、補、泄、輕、重、澀、滑、燥、濕十種，稱為十劑。金代成無己的《傷寒明理藥方論》自序中說：“制方之體，宣、通、補、瀉、輕、重、澀、滑、燥、濕十劑是也。”的這一觀點，成為後世將中藥十劑分類法引用於方劑分類的依據，對提高方劑的系統性、理論性和實踐性有一定意義。明代張景岳在 《景岳全書》 中提出“補、和、攻、散、寒、熱、固、因”的“八陣”；清代程鍾齡在《醫學心悟》中提出“汗、和、下、消、吐、清、溫、補”的“八法”；以及汪昂在《醫方集解》中提出的補養、發表、涌吐、攻里、表裡、和解、理氣、理血、祛風、祛寒、清暑、利濕、潤燥、瀉火、除痰、消導、收澀、殺蟲、明目、癰瘍、經產、救急等二十二類，均是按功效分類的。

按臨床分科分類首見於《漢書。藝文志》列為“經方十一家”之一的《婦人嬰兒方》；《千金要方》中也有婦人方、少小嬰孺、七竅病等按科分類方法。

以上四種分類方法各有所長，都比較實用。

現代方書多採用以功效為主的聯合分類法，如冷方南等編著的《中國基本中成藥》的目錄部分採用功效分類法，索引部分採用三級分類：

第一級按內、外、婦、兒、五官等分科；

第二級按病名分類；

第三級在病名之下再按證候分類。

這種方法提綱挈領，綱舉目張，符合中醫辨證論治思想，又比較實用。

按方劑組成結構的分類法只見於《內經》中的“七方”。

按病因和臟腑的分類法，首見於《千金要方》。

按主方的分類法，見於明代施沛的《祖劑》，書中選古方70首為主方，將其衍化方分列其後，合計達800餘方，對研究方劑的變化淵源有一定價值。

按劑型的分類法多見於現代中成藥製劑手冊，便於製劑時查找使用。

現代科學技術為方劑的臨床應用、實驗研究和劑型研製等提供了有利條件。在臨床應用方面，根據中醫辨證論治的特點，針對現代臨床的多發病、常見病，廣泛使用古今方劑。對消化系統、呼吸系統、心血管系統、泌尿生殖系統、運動系統、精神神經系統等疾病以及傳染病、腫瘤、艾滋病等都有較顯著的療效。在實驗研究方面，為提高方劑療效，減少毒副作用，在中醫理論指導下，運用現代科學手段，對方劑的理論及復方藥理、藥效等進行了系統研究，目的在於闡明復方的作用機制，剖析藥物的配伍關係，提高對復方立法組方的理論認識，以發現古方的新用途，促進新方的創製。在劑型研製方面，重點解決傳統劑型中存在的問題，如煎藥費時費力，浪費藥材，服用不便，質量不夠穩定等，制出一批療效穩定、副作用小、服用方便的中藥片劑、滴丸劑、注射劑、海綿劑、栓劑、油劑、霜劑、氣霧劑、泡袋劑、粉針劑等，豐富了方劑的劑型。劑型研製中廣泛應用了新技術、新工藝，如超濾技術、快崩技術、揮發成分穩定技術、冷凍濃縮技術、干法造粒技術、沸騰造粒技術、無菌灌封技術等。在質量控制方面使用了薄層掃描、高壓液相、原子光譜、核磁共振等儀器設備，使復方逐步達到定性和定量，製劑質量不斷提高。

方劑學是研究中醫方劑的組成、變化和臨床運用規律的一門學科，是中醫學的主要基礎學科之一，方劑學的內容包括方劑的組成原則、藥物的配伍規律、方劑的組成變化、劑型及方劑的用法等。

方劑按照一定結構組成后，在臨床運用過程中還必須根據病證的不同階段，病情的輕重緩急，患者的不同年齡、性別、職業，以及氣候和地理環境作相應的加減化裁，方能達到切合病情、提高療效的目的。方劑的加減變化包括藥味加減、藥量加減和劑型更換。藥味加減變化是指方劑在君葯、主證不變的情況下，隨著兼證或次要癥狀的增減變化而相應地加減臣葯和佐葯，若因藥味加減而引起君葯和主證改變時，則屬另行組方。藥量加減變化是指由相同藥物組成的方劑，由於加減其中某些藥物的劑量而使方劑的功效和治療範圍有所擴大或縮小，若因藥量的增減而使方劑的君葯和主證完全改變時，也屬重新組方。劑型更換變化是指同一方劑，由於選用不同劑型而使治療作用發生相應變化。

方劑是按照醫師處方為某一位患者專門調製，並且明確指出用法用量的藥劑。需要注意的是方劑不同於製劑。

在中醫學中，是中醫理論的指導下，在辨證審因、決定治法之後，選擇適當的中藥，按組方原則，酌定用量、用法，妥善配伍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