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商

明以前：晉地商業

山西商業資本源遠流長。早在先秦時代，晉南就開始發生了"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贊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業交易活動。

從周秦到隋唐，儘管山西已出現一些大商人，但比較其它地方商人，並無突出地位，無一定組織．還未形成一種商人勢力。

隋唐五代又出現了晉州、潞州、澤州、太谷、平定、大同等新興商業城鎮。"李唐起兵太原，定太原為北都，跨汾河兩岸，商業繁榮．唐詩人韓愈有詩描繪："朗朗聞街鼓，晨起似朝時"。

宋代"蜀南、南商、北商等都是有名的地方商人，其占近世商業中堅的山西商人、徽州商人，也大體在這時顯出身手。"宋代，山西地處北東邊防，宋王朝所需戰馬大都依靠北方的遼來供應，而遼更需要宋的手工業製品。公元996年在山西"邊州置榷場，與藩人互市，"而"沿邊商人深入戒界"進行貿易。後來趙宋王朝怕危及自己的政權，曾幾度下令閉市，但是事實上無法辦到。元代．雖然戰爭對工商業有一定破壞作用，但是元朝政權結束了宋、遼、金的割劇局面，特別是元代驛站的完備，使商業活動的地域擴大了。從《馬可波羅行記》可以看到"從太原到平陽（臨汾）這一帶的商人遍及全國各地．獲得巨額利潤"。

明朝：興起

晉商的興起，首先是明朝"開中制"政策的實施，為晉商的發展提供了契機。

明代沈思孝在《晉錄》里的描述，廣為研究者所徵引：“平陽、澤、潞，豪商大賈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

其次，山西礦產資源豐富，手工業和加工製造業當時已初具規模，這又為晉商的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使得晉商逐步走向輝煌；此外，由於晉南一帶地窄人稠，外出經商成為人們的謀生手段，晉中商人當時已遍及全國各地，北京城曾流行這麼一句話："京師大賈數晉人"。隨著商業競爭的日趨激烈，為了壯大自己的力量，維護自身的利益，晉商的商業組織開始出現。

起初由資本雄厚的商人出資雇傭當地土商，共同經營、朋合營利成為較鬆散的商人群體，後來發展為東伙制，類似股份制，這是晉商的一大創舉，也是晉商能夠經久不衰的一個重要原因。山西商人作為地方性集團組織的出現雖在明代，但其發展的鼎盛時期則在清代，其重要標誌就是會館的設立。會館剛開始是為聯絡同鄉感情的，到後來發展成為維護同行或同鄉利益的組織。

清代：實力最雄厚商幫

晉商發展到清代，已成為國內勢力最雄厚的商幫。世界經濟史學界把他們和義大利商人相提並論，給予很高的評價。商業的發展不僅給人們帶來了財富，而且也改變了當時人們多少年"學而優則仕"的觀念。他們都說"家有萬兩銀，不如茶莊上有個人"當官入了閣，不如茶票莊上當了客"。茶莊票號正是當時非常熱門的行業。

粵商與徽商、晉商，是中國歷史“三大商幫”。

晉商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間的武士貜，武則天之父。李淵父子從太原起兵時，木材商人武氏從財力上大力資助，李淵父子的就是憑藉當時天下最精華的太原軍隊和武氏的財力開始奪取全國政權。建國后，武氏並封為國公，地位等同秦瓊、程咬金等。可以想象李淵父子當時從武氏那裡得到多少財產，而武氏也從他最初聰明的政治投資中得到了巨大的回報。其後還孕育誕生了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女皇武則天。當然這是后話。

晉商成功的根源在於“誠信”和“團結”的商幫政策。晉商的輝煌人物有喬致庸等。

晉商由於種種原因在清朝後期和民國時期衰落了，山西也開始在中國經濟舞台上變的較為平淡，勉強說來自山西的商人也只能說一下孔祥熙、李彥宏、陳年和郭台銘了。晉商文化也沒有被很好的保留，以致山西在全國範圍來說仍然處於落後狀態。

后金政權與晉商的關係

早在明末，一些山西商人即以張家口為基地往返關內外，從事販貿活動，為滿族政權輸送物資，甚至傳遞文書情報。據《清實錄》載，天命三年(1618)，時有山東、山西、河東、河西、蘇杭等處在撫順貿易者16人，努爾哈赤“皆厚給資費，書七大恨之言，付之遣還”。山西商人在關內外的貿易活動，對后金政權在物資上給予了極大的支持，后金政權對於山西商人也給予禮遇和重視。山西商人對清統治者加強對蒙古地區的統治起到了配合作用。

后金崇德三年(1637)，皇太極曾命滿族貴族帶領100名內地漢族商賈，攜帶貨物到歸化城貿易。清兵入關，軍費支出猛增，財政十分困難，對此，都察院參政祖可法、張存仁曾建言：“山東乃糧運之道，山西乃商賈之途，急宜招撫，若二省兵民歸我版圖，則財賦有出，國用不匱矣。”因此，后金政權對山西商人多採用招撫政策。

順治初年，清政府將山西旅蒙富商范永斗召為內務府皇商，人在內務府，賜產張家口，受朝廷委託，往來關內外，歲輸皮幣內府。清在佔領全國過程中及歷朝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中，大都得到過山西商人的財力資助。

康熙中葉，清政府在平定準噶爾部封建主騷亂期間，曾組織一部分漢族商人進行隨軍貿易。他們跟隨清軍，深入到蒙古草原各地，販運軍糧、軍馬等軍需品，同時與蒙人做生意。這些“旅蒙商”絕大多數是清廷命名為“皇商”的山西商人，還有一部分是直隸(河北)等地的漢族商賈。他們為清軍的軍事行動保證了後勤之需。當然，清政府也給予了這些商人獨佔其利的經商特權，使他們大獲其利。清政府與商人這種非常形式的結托關係，自然對清政府的政治和經濟政策的制定有著相當影響。

清代晉商的發展及衰落

清兵入主中原后，蒙古地區歸入清王朝統治，歸代城商業開始蒸蒸日上。康熙中年，山西商人進入外蒙古草原貿易，松遼平原和內外蒙古草原，成為山西商人販運貿易的新市場。當時，蒙漢貿易必須經過張家口和殺虎口（后改歸化城），俗稱東口和西口。張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業是祁縣人范家開設的“興隆魁”，這個商業性的企業有職員290多人（有的則說共有職員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國對外蒙和俄國貿易的第二大型企業。

在對蒙貿易的西口——殺虎口，山西的行商經常在大青山和西營一帶貿易，並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顧，獲得了很高的利潤。這些行商會說蒙語的被稱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開辦的“大盛魁”，從業人員達六、七千人，人們曾形容“大盛魁”的財產能用五十兩重的銀元寶從庫倫到北京鋪一條路。在寧夏，著名的大商號多是萬榮、平遙、榆次、臨猗一帶的山西商人開辦，寧夏的名藥材枸杞半數掌握在山西人開的“慶泰亨”手中。

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寧為根據地活動於各州縣。在北京，糧食米面行多是祁縣人經營；油鹽酒店多是襄陵人經營；紙張商店，多是臨汾和襄陵人經營；布行多為翼城人經營，鮮魚口以西有布巷，全為翼城人；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號“都一處”、“六必居”、“樂仁堂”等都是浮山、臨汾等山西商人首創和經營。此外，山西商人還到四川、雲南、貴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廣東等地貿易和經商。廣州的濠畔街，多數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廣生遠”、“廣懋興”、“廣益義”等實際都是山西人在廣州開設的企業。由海上出口茶葉，比如運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產地收購，運往廣州，由潮幫商人從山西商人手中購進再轉運南洋的。至於長江中下游一帶，揚州的鹽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長江口出海與日本的貿易，也數山西人最為活躍。

山西商人還開拓了國外市場，從陸路對俄貿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個俄國城市，都有過山西人開辦的商號或分號。在朝鮮、日本，山西商人的貿易也很活躍，榆次常家從中國輸出夏布，從朝鮮輸入人蔘，被稱作“人蔘財主”；介休范家，幾乎壟斷了對日本的生銅進口和百貨輸出。在清朝統治期間，能夠興旺發達二百餘年的商業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聶家、太谷的曹家，祁縣的喬家、渠家，平遙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臨汾的亢家，萬榮的潘家，陽城的楊家等等。他們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貸者，又是大地主，都擁有極為雄厚的資本。清代晉商衰落自身、內在的原因，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1、明清晉商是封建統治階級的附庸。明初晉商為明朝統治者在北方邊鎮籌集軍餉而崛起，入清后又充當皇商而獲得商業特權，清代又因為清政府代墊和匯兌軍協餉等而執金融界牛耳。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終靠結托封建政府，為封建政府服務而興盛。但當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時，山西商人也必然禍及自身。如志成信票號，庚子事變后，曾將資本運往南省放貸，但辛亥革命中運往南省資金大多散失。而清廷提銀刻不容緩，結果賬面上有應收銀400萬兩，有應付銀200萬兩，但實際上已無法周轉，被迫倒閉。民國初年，債權人大多在山西太谷、平遙、祁縣坐索欠款，財東因票號損失慘重，已無力償還，只能賣房賣地，甚至逃匿他鄉，有的還淪為乞丐。

2、“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傳統觀念，束縛了晉商的發展。晉商資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屢見不鮮。入清后，晉商購置土地者很是普遍。有民謠稱：“山西人大褥套，發財還家蓋房置地養老少”。此謂“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騎坐。這句民謠反映了晉商外出經商致富后還家蓋房置地養老少的傳統觀念，在這一傳統觀念支配下，其商業資本是不利於向近代資本發展的。

3、墨守成規，思想保守。如前所述，隨著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舊有的商業模式被打破，加快改革，適應潮流，是求得自身發展的途徑。但是，由於晉商中一些有勢力的財東和總經理思想頑固，墨守成規，以致四次失去票號改革機會。

4、近代企業的投資見效周期過長。20世紀初，晉商中一些有識之士以高度熱情投資民族資本近代工業，但由於當時保礦運動的影響，其資本主要投入了投資額大、見效周期長、管理要求高、並受運輸條件制約的煤礦業，而不是投資少、周轉快、利潤高的棉紡、麵粉、捲煙等輕紡工業，致使資金大量積壓，陷入困境。

山西商人，尤其是首創中國歷史上票號的山西票號商人，曾在中國歷史上顯赫一時。直至如今還流傳著“山西人善於經商、善於理財”的佳話。

山西商人的活躍，古代文獻多有記載，早在春秋時期，晉國為了運銷他國的剩餘產品，曾採取“輕關、易運、通商、寬農”等政策，以至晉南絳邑富商“其財足以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侯之賄”。《國語·晉語四》：“輕關易道，通商寬農。”韋昭註：“輕關，輕其稅。易道，除盜賊。”春秋戰國時期，晉國重視經商，實行“輕關易道，通商寬農”的有力政策推動貿易發展，這是晉商發展的起源。到明代已在全國聞名。清代初期，借著前期對后金叛亂政權輸送物資，甚至傳遞文書情報的友好關係，得到清政府特殊照顧的山西商人壟斷了中國北方貿易和資金調度，而且插足於整個亞洲地區，甚至把觸角伸向歐洲市場，從南自香港、加爾各答，北到伊爾庫茨克、西伯利亞、莫斯科、彼得堡，東起大坂、神戶、長崎、仁川，西到塔爾巴哈台、伊犁、喀什噶爾，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跡。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語、哈薩克語、維吾爾語、俄語同北方少數民族和俄國人對答如流。可以說，從蒙古草原上的駱駝商隊，到吳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計價核算，從呼倫貝爾的醋味，到貴州茅台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釀造叫賣。

山西商人活動過的地方遺址，至今到處可以看到：甘肅的老西廟、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銅鼎、江蘇揚州的亢園、安徽亳州的花戲樓，大都是山西商人創建的；安徽雉河集（渦陽）的山西會館；著名的貴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鹽商雇杏花村汾酒廠工人和當地釀造工人共同首創的。以山西商人字型大小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猶存：張家口的日升昌巷、包頭的復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寧武巷等等，無怪在東北流傳著“先有曹家號，後有朝陽縣”，在內蒙流傳著“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在西北流傳著“先有晉益老，後有西寧城”的諺語。山西商人經商的地域之廣，人數之多，確實是相當可觀的。

其實，那些顯赫一時的晉商家族當年無一不在不遺餘力的為自己也為子孫後代營建一個歸宿，但不是所有的晉商大院都能夠保存到今天，有的大院雖然依舊能夠找尋，但頹垣殘壁之間，早已難覓當年的風采，譬如祁縣的何家大院、磧口西灣陳氏民居等。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以來，有關部門先後修復開放了五座晉大院，雖然這些力求恢復原貌的修復工程並不能完全還原舊日景象，甚至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遺憾，但今天的人們終於可以最直觀去感受晉商文化。這五座晉商大院分別是：祁縣喬家堡村的喬家大院、祁縣縣城的渠家大院、長治西白兔鄉中村的申家大院、靈石靜升鎮的王家大院、榆次東陽鎮車輞村的常家莊園。晉西南丁村民居、晉東南皇城相府、晉北閻錫山故居等山西民宅各具特色，馳名中外，亦可籠統稱之為大院，然宅主不具那個時代的晉商明顯的特徵，故不贅述。

①喬家大院——“民俗博物館”。

②渠家大院——“晉商文化博物館”。

③曹家大院（三多堂）——“顯赫家族”。

④王家大院——山西最大的一座保存完好的建築群，人稱“三晉第一宅”。

⑤常家莊園——中國第一儒商舊居

晉商文化之山西會館

明清年間，辛勤經商的山西商人在商跡之處捐資聯合，共同建設了很多山西會館。這些山西會館中，有的叫山西會館，有的發展為山陝會館，還有的成為山陝甘會館，還有的叫秦晉會館、潞澤會館、西晉會館、全晉會館等等。幾百年過去了，這些遍布全國各地的山西會館已經成為當地的重要文物，但是作為晉商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還遠遠沒有為世人所關注。

走近晉商，晉商大院是一個途徑，不過那是晉商個體的家；遍布全國各地的山西會館才是晉商商業帝國的真正見證，這些山西會館才是晉商的商業奇迹成就的根本基石。據專家考證，從1656年到1888年，晉商建在全國各地的山西會館有500餘座之多。晉商正是以這些會館為依託，拜關公、崇忠義，團結鄉人聯合發展，締造了晉商商業帝國。如今，保護相對完好的晉商會館尚存世50餘座，其中大多數已成為國家級重點保護文物。如北京陽平會館、三家店山西會館、河南開封山陝甘會館、江蘇蘇州全晉會館、山東聊城山陝會館、河南社旗山陝會館、江蘇徐州山西會館、甘肅天水山陝會館、內蒙古多倫山西會館等等。

會館是同鄉人在異地建立的一種社會組織。有人說：中國最早的會館可上溯到明朝永樂年間。最初的會館，主要為客籍異地鄉人的聚會場所。山西人在異地建立會館，最早的始於明朝隆萬時代。

據《藤蔭雜記》卷六《東城》載：“尚書賈公，治第崇文門外東偏，作客舍以館曲沃之人，回喬山書院，又割宅南為三晉會館，且先於都第有燕勞之館，慈仁寺有餞別之亭。此賈公為賈仁元，字西池，山西萬泉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進士，曾任兵部左侍郎，協理京營戍政，克經筵官。賈氏任京官時宅第在崇文門外，曾辟宅南為三晉會館。當時的會館規模較小其功能主要是在京的晉籍士人聚會場所。明代實施開中法以來，晉商以“極臨邊境”地理優勢，捷足先登，漸成為明代最有勢力的商人群體。京師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晉商為活動方便而設會館於京師。

《晉冀會館碑記》記述了原初設會館之起因：“歷來服官者、貿易者、往來奔走者不知凡幾，而會館之設，顧獨缺焉。……雖向來積有公會，而祀神究無專祠，且朔望吉旦群聚類處，不可無以聯其情而冷其意也。議於布巷之東蔣家衚衕，購得房院一所，悉毀而更新之，以為邑人會館”（李華《明清以來北京工商會館碑刻選編》）。晉商會館創始最早年代，約明中後期。山西平遙顏料商建立的顏料會館，清乾隆六年《建修戲台罩棚碑記》稱“我行先輩，立業都門，崇祀梅、葛二仙翁，香火攸長，自明代以至國朝百有餘年矣”。按清乾隆六年（1741）上溯百有餘年，當為明代萬曆後期天啟初年。又《臨襄館山右館財神庵三公地重修建築落成記碑》載：“吾鄉自前明，即有山右會館。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重修臨汾東館記》載：“臨汾為山右平陽首邑，其立館於京師也，自前明始”（以上均見李華《明清以來北京工商碑刻選編》）。可見，晉商至遲在明代中後期已在北京設立會館了。

入清以後，晉商設立的會館有了蓬勃發展，大體上前後在京師設會館有40處以上，與此同時，在國內名商埠集鎮也先後設立了晉商會館。這些會館的設立，首先與當地商業、經濟的發展與交通有著很大關係。以河南南陽賒旗鎮山陝會館為例來說，這裡在明代尚是裕州（今方城縣）興隆店，也就是一個過路小店。在明代的河南地圖上還無“賒旗店”。在清代的河南圖幅上，才標出賒旗店。也就是從清代，賒旗鎮才有所發展。原來賒旗店地處漢水交流的唐河上游，潘、趙二水環繞如帶，由鎮東北與西南流過，后二水合流，向南入唐河，唐河繼續南流入湖北襄陽（今襄樊），最終匯入漢水，直通漢口；而北經萬城、平頂山，可直達洛陽、開封，於是清代的賒旗店逐漸成為一個四通八達的水陸要衝，為兩湖、江西、福建、安徽、河南、河北、山西、陝西九省通衢，也是北京通往雲貴驛道的中間站，於是山陝等省商人紛紛到此建房設店，流寓定居，使賒旗舟楫車馬，熱鬧非凡。糧食、棉花、食鹽、布匹、煤炭、竹木、茶葉、桐油、生漆、藥材、曲酒等各種物資彙集此鎮貿易、儲存、轉運，形成一個物資貿易中心。

當時僅從事南北貨物過往成交的過載行就有48家，故有“拉不完的賒旗店，填不滿的北舞渡（位於賒旗鎮東北的一個水運碼頭）”之說，賒旗店迅速發展為“北走汴路，南船北馬，總集百貨”的繁華巨鎮。而在賒旗店最活躍、最有勢力的商人就是山西商人。他們最早來到賒旗店從事茶葉、綢緞、刺繡、木材、食鹽、布匹等商品的南北轉運，其中茶葉為晉商經營的最大宗商品。請人衷干《茶市雜詠》載：“清初茶葉均系西客經營，由江西轉河南運銷關外”。此處“由江西轉河南運銷關外”、就是指由江西河口（今鉛山縣）運至河南賒旗店，再由此北運關外。山西茶商採買福建武夷山或湖南、湖北等地茶葉后，由水陸兩路運抵漢口，由漢水至襄陽，轉唐河北上達賒旗店，再改陸路，由馬匹馱運北上過平頂山、洛陽，渡黃河，入山西，經晉城、長治、祁縣，到太原、大同，再經張家口或歸化（呼和浩特），用駱駝，穿越戈壁沙漠，運至庫倫（烏蘭巴托）、恰克圖與俄蒙商進行貿易。賒旗店正是這條“茶葉商路”上的一個重要中轉站。於是，山西商人為了適應貿易的需要，首先在賒旗店創建了晉商會館。由上可見，晉商會館在各城鎮商埠的建立，是經商活動的需要。

隨著經商活動的擴展，會館的建立又有所發展。據不完全統計，晉商除在京師設立了許多會館外，又先後在天津、山東聊城、館陶恩縣、東阿、濟南、上海、江蘇揚州、江蘇南京、江蘇蘇州、江蘇盛澤大館圩、江蘇盛澤西楊圩、江蘇鎮江、湖北漢口、湖北鍾祥、湖北當陽、湖北鄖西、湖北隨州、湖北江陵、湖北公安、湖北沙市、浙江杭州、河南浙川、河南舜陽、河南洛陽、河南開封、河南賒旗、廣東佛山、廣東廣州、湖南長沙、湖南湘潭、廣西南寧、青海西寧、新疆巴里坤、安徽蕪湖、安徽渦陽、吉林、瀋陽、重慶、四川成都、四川灌縣、福建福州、內蒙多倫諾爾等地設有會館，清代晉商會館幾乎遍布全國各行省、商埠。

晉商會館官網也有詳細介紹。

利潤封建化特徵

一是封建政府把他們作為政府推行財政政策和提供軍協餉供應的工具；

二是商人與封建政府之間有著不一般的相互結托關係；

三是利潤的封建化。

所謂山西商人作為政府推行財政政策和軍協餉供應的工具，主要是指其中的大商人，即皇商、官商、大鹽商、洋銅商等。如開中法的實行，就是明政府為北方邊鎮軍隊籌集軍餉，實行由商人提供邊鎮軍隊糧、布餉需，換取鹽引，到指定鹽場支鹽和販運鹽斤。明政府通過這一辦法的實施，既解決了北方邊鎮軍餉，又收到了鹽稅，而山西商人也因此而興起。

入清后，清政府則把山西視作“商賈之途”，是“財賦有出”之地，另眼看待。清王朝在為鞏固其政權所進行的平定三藩之亂、平定準噶爾部噶爾丹叛亂、平定大小金川叛亂，及在鎮壓川楚陝白蓮教大起義、太平天國、捻軍起義等的軍事行動中，都得到了山西商人在財政上的支持。在清代的皇商中，最著名、資本最雄厚的是山西介休范氏。范氏除了為內務府來辦宮廷用品外，從康熙到乾隆年間又為清政府運送軍糧，建立了功勛。當清廷制錢用銅奇缺時，范氏又作為最大的洋銅商，往返於東土與東瀛間。

山西票號創立后，山西商人又為清廷代墊代辦匯兌軍協餉、籌借匯兌抵還外債、代理部分省關的財政金庫等。光緒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變發生，西太后、光緒帝西逃，途經山西時，又由山西商人借銀40萬兩，以解皇室經濟開支燃眉之急。事後，清廷令各省解京餉款，改匯山西票號老莊——平遙、祁縣、太谷，頓時山西平、祁、太票號總號成了清廷總出納。次年，西太后、光緒帝由陝返京，仍由山西票號繼辦“迴鑾差款”匯兌。所以有人說：“山西票號是清廷的財政部”，此話是有一定道理的。

山西商人與封建政府之間的結托關係，表現形式很多，如明代揚州鹽商，商籍有山西而無安徽，正是山西商人與政府有著特殊關係，政府優待山西商人而歧視徽商之明證。入清后，借著前期對后金叛亂政權輸送物資，甚至傳遞文書情報的關係，山西商人在政治方面的優勢更加強大，徽商為了爭取上風，不得不採取交際方式籠絡政府官員。（參見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內在超越之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版）山西商人也與清政府達到了如膠似漆的地步。以山西票號來說，他們先從經濟上幫助窮儒寒士入都應試和走馬上任。儒士一旦考中，票號便利用其關係代為運動，放任外官。這些靠票號從經濟上幫助走上官場的儒士，以後便成為與票號有著特殊關係的官員。

山西票號還為一些人代辦代墊捐納官職。咸豐時，清政府為籌集軍餉，大開捐納鬻官之門，規定文官可至道台，武官可至游擊、京堂二品、各部郎中，鬻實官和虛銜。山西票號乘機居間攬辦，對捐官者票號予以保守秘密，而票號也得到了官僚的庇護。對於在任的王公大臣，山西票號更是施盡手段交結。陳其田《山西票莊考略》稱：“票莊與官僚的私下交結，更多趣聞。……在京的幾個大的票莊，拉攏王公大臣，在外省的碼頭，不啻為督撫的司庫。”最著名者，如蔚盛長交好慶親王，百川通交好張之洞，協同慶交好董福祥，志成信交好粵海關監督某氏，大德通交結趙爾巽和慶親王，三晉源交結岑春煊，日升昌交結歷任粵海關監督、慶親王、倫貝子、振貝子和趙舒翹等。據說張之洞因母守制三年後，從原籍赴京想謀取更高官位。為了訂通關節，張曾拜訪日升昌票號，想借銀十萬兩，日升昌因數目大未能爽快答覆。張又改去協同慶票號，該號經理早已派人打聽到張去日升昌之用意，對張的要求滿口允承，並聲稱：十萬銀不算什麼，但不可能一下用完，不如立個摺子，用多少，取多少，不必限定數字。張聞言大喜。而經理的打算是，既拉攏住張，又看張究竟能出任什麼官，借銀也可隨機應變。

後來張放任兩廣總督，張便把兩廣財糧國稅均交協同慶解交，協同慶因此三四年就盈利百萬銀兩。山西票號還為封建官吏窩藏贓款。如安徽蕪湖道童謠圃，在卸任還鄉時，將搜刮來的十萬兩贓銀，交蔚豐厚票號匯回重慶，每年支取一萬兩，十年交完，而不計利息。重瑤圃放棄利息，表面看來有些損失，實際上他是因為從數千裡外運回重慶銀十萬兩，不僅運費浩大，而且有風險，贓銀一旦被人發覺或被御史彈劾，不但銀子保不住，本人也會身陷囹圄，甚至遭殺身之禍，但與票號勾結起來，採取匯兌辦法，則可保無虞。

山西票號利用其與封建官吏的交結，對擴大業務和謀取利潤帶來了好處。如各省解部款項，原來是由各省直接向中央戶部解款。但是手續繁雜，戶部財庫人員常常挑剔、刁難。山西票號卻不同，他們上結尚書、郎中，下交門房、庫兵，手續嫻熟，關係甚廣，交款毫無阻擋。所以各省皆把通過山西票號解款，視為捷徑。山西票號解款，自庫兵以至郎中，皆有分例，每逢年節也必贈款，年關時節，自舊曆12月20日起至30日止，每日二三輛轎車，專門送禮，自管事至老媽子，都有名單，按名奉送。票號交結王公大人也有講究，多請王公大人到名為“相公”的地方會面，這裡酒席講究，招待殷勤，屋內布置精緻、雅靜。他們絕對不到妓館等下流交際場，因為這些地方高位者不敢涉足。由上可見，山西商人極盡其交結封建官吏之能事，與封建官吏建立了互相勾結、互相利用的關係。

由此，晉商成為商人中最保守落後的一群代表，他們的全部商業行為也基本是靠著官商勾結、搞壟斷和特權交易，所取得的利益也不是用於投資或再生產，而是運回老家修宅買地。

山西商人雖然富有，但其資本投向產業卻是個別現象，而且多在清末民初，並未出現商業資本向產業資本轉化的大趨勢，商業資本仍然停留在流通領域。其原因，主要是當時產業利潤低、商業利潤高之故。明清山西商人利潤的去向，因資料短缺，無具體數量統計。不過，明人宋應星《野議·鹽政議》略有記載，《野議·鹽政議》稱：　商之有本者，大抵屬秦、晉與徽郡三方之人。萬曆盛時，資本在廣陵者不啻三千萬兩。每年子息可生九百萬兩，只以百萬輸帑，而以三百萬充無妄費，公私俱足，波及僧、道、丐、佣、橋樑、樓宇，當餘五百萬，各商肥家潤身，使之不盡，而用之不竭。至今可想見其盛也。　宋應星講得是明朝萬曆時，秦、晉及徽鹽商在廣陵（揚州）獲利情況，即鹽商資本3000萬兩，每年可獲利900萬兩，這些利潤用在輸帑（納國家稅銀）一百萬兩，無妄費（僧、道、丐、佣、橋樑、樓宇等）三百萬兩，各商肥家潤身五百萬兩。這就是說，明代山西、陝西和安徽鹽商，其利潤有40%以上用以課稅、建祠堂等方面，也就是用在了加強封建勢力的各項事業中。入清以後，這種狀況又遠遠超過明代。

具體來說，明清山西商人利潤的封建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六個方面：

一、捐輸助餉。前已有述，這裡不再贅述。這些捐輸銀兩，主要為清政府的軍餉軍需所用，起到了支持政府財政，維護封建政權的作用。

二、購置土地。封建社會後期商業資本發展的道路，在西歐一般都轉化為產業資本，但明清時期山西商人的資本仍然遵循“以末起家，以本守之”的傳統觀念，購置土地。如明代蒲州商人范世逵經商西北，“義而資益巨，占良田數百畝”。（張四維《條麓堂集》卷28）入清后，山西商人購置土地更是普遍。乾隆時，渾源、榆次二州縣富商大賈“且多置買田地”。（張正明、薛慧林《明清晉商資料選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乾隆五十一年（1786），河南連年荒歉，有恆產之家將地畝賤價售賣，“山西富戶聞風赴豫，乘機放價，准折地畝取利”。（《清高宗實錄》卷1255，乾隆五十一年五月）道光時，長治宋良弼經商洛陽，值歲飢，當地人多鬻田他徙，宋良弼“以賤值得膏腴田數百畝”。（光緒《長治縣誌》卷六《列傳》）曲沃縣商人彭太，在河南南陽經商獲利幾十萬銀兩，購田置地，數年內土地猛增到六百多頃。（《罪惡之家》，河南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三、轉化為高利貸資本。這是一種古老的生息資本，是為榨取高額利息而放貸放給他人使用的資本，其形式繁多，有印子錢、驢打滾、典當、放青苗等。乾隆五十一年（1786），河南連年歉收，“山西等處富戶，聞風赴豫，舉利放債。”（《清高宗實錄》卷1255，乾隆五十一年五月）近人衛聚賢說：“明末清初，凡中國的典當業，大半系山西人經理。”（衛聚賢《山西票號史》）康熙時，全國有當鋪22357家，山西一省就有當鋪4695家，佔全國當鋪家數的21%。高利貸資本對小生產者敲骨吸髓的剝削，使眾多的手工業者資金積累不足，無法擴大再生產。所以說，商業資本轉化為高利貸資本，是走上了畸形發展道路。

四、窖藏。山西地處黃土高原，其地燥，故不腐，其土堅，故不崩。山西富商多利用地窖藏其物資或銀兩。明人謝肇制說：“三晉富家，藏粟數百萬石，皆窖而封之。”（謝肇制《五雜俎》）入清后，山西“民家多有儲蓄”。山西平陽府亢氏，“家巨富，倉廩多至數千”。清後期，山西富商窖藏多為銀兩。如山西祁縣富商渠源禎，人稱“旺財主”，資產三四百萬兩，他認為獲取高額利潤后，再投資不如窖藏保險，竟從其辦的票號中抽出大量股金窖藏起來，估計藏銀達百萬兩以上。辛亥革命后，閻錫山一次就向渠氏“借銀”30萬兩。

五、作為宗族活動和封建慈善事業開支。如定襄縣邢大緒，服賈漠北，致富后即志在行善，“族中舊無祠堂，公偕眾建立；村西舊無文昌閣、財神閣，公偕眾修之”。（定襄《邢氏族譜》卷二）盂縣張芝，販帽致富，嘗出金建“崔府君祠……縣治西關帝廟”。盂縣張熾昌，貿易關東，“一時儕輩推為巨擘”，“平生性氣慷慨，迎輝門外關帝廟張氏所創也”。（盂陽《續修張氏族譜》）祁縣人閻成蘭，行商朔平、歸化，乾隆十二年（1747），於井陘縣捐己資，命子督工四年，修大石橋14孔，車馬通行，臨終又命其孫補修，並建河神廟等等。（乾隆《祁縣誌》卷九《人物》）

六、奢侈消費。明清以來，山西商人的經濟實力雄厚，其生活奢侈不亞於大官僚、地主。據載：他們“自數百萬數十萬之家相望，飾亭台，聚古玩，買姣童於吳閭，購美玉於燕趙，比比也，縱博博，蓄優伶，賓從雜沓，一言之悅，乾沒萬金不問。”（王錫綸《怡青堂詩文集》卷二，引自《近代的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大鹽商亢氏在其家鄉平陽府（今臨汾）建亢園，“園大十里，樹石池台，幽深如通，間有婢媵出窺，皆吳中妝束也。……康熙中，長生殿傳奇出，命家伶演之，一切器用費鏹四十餘萬。”（梁恭辰《池上草堂筆記》）亢氏在揚州的小秦淮也建造了亢園，其“長里許，……臨河造屋一百間，土人呼為百間房”。（李斗《揚州畫舫錄》卷九）汾陽何以恭，父以商起家，“父歿，事繼母孝，兩弟皆繼母出，性豪侈，母復縱之，恣其揮霍，后家日落”。（光緒《山西通志》卷140）太谷曹氏家族，傳至曹克讓時，生活糜爛，全家大小每日山珍海味，每逢婚喪嫁娶喜慶之日，大擺宴席。男女老少又皆食鴉片，家中平日存儲鴉片達萬兩以上。家中傭人有三百多人，每年家用開支在十萬元以上。曹氏入不敷出，最後終因揮霍浪費而破產。

總之，明清晉商資本的運轉方式，是與封建地主制經濟結構完全協調的，是封建地主制經濟的一個環節，是為封建地主制經濟服務的。

明清山西商人“是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而他們用貨幣——商品—一貨幣的活動方式，以交換為手段，將其觸角所及的人和物，統統裝到商品經濟的車子上來，推動他們在傳統的經濟模式下不斷前進。

山西商人集團及其資本，本來就是應地主制經濟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鏈條運轉的需要而產生的，它在這個鏈條的運動中起著推動和潤滑的作用”，在這種經濟體制下，“這個集團及其資本越是巨大，其地主制經濟的屬性，或者說其封建性，就越明顯。”

第一、國勢衰微，對俄茶葉大戰晉商受挫

清朝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和俄國政府確定把庫倫（烏蘭巴托）附近之恰克圖作為雙方商人的貿易點。自此，恰克圖貿易日益繁盛。嘉慶、道光（1796——1850）以來，中國從恰克圖輸往俄國的商品是以茶葉為大宗，其業務皆為晉幫商人所壟斷。據統計，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1837——1839）中國從恰克圖每年輸往俄國茶葉達8071880俄磅，價值800萬盧布。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俄國以“調停有功”，脅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條約》、《中俄北京條約》，俄國政府不費一兵一卒，打開了侵略中國蒙古地區的通道，取得了沿海七口（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台灣、瓊州）的通商權。同治元年（1862），俄國政府又據《中俄陸路通商章程》取得了通商天津比各國低三分之一稅率等特權。自此，俄商得以享受特權，深入到中國內地攫取物產和推銷其產品。同治五年（1866），俄國政府又強迫清政府取消天津海關的復進口稅，即免征茶葉的半稅，使俄商的販運成本大幅度下降。

據天津海關記載：咸豐十一年（1861）以前，一直是晉商壟斷著湖北、湖南的茶葉販運，他們將兩湖茶葉經陸路運往恰克圖銷往俄國。但是從同治元年（1862）始，俄國商人已在上述地區建立茶棧，收購和販運茶葉。由於俄商享有免除茶葉半稅的特權，又是水陸並運，俄商的販運路線是：將茶葉用船從漢口沿江而下運至上海，再沿海運至天津，然後走陸路經恰克圖販運歐洲，大大節省了費用，所以俄商販茶業務扶搖直上，從同治四年（1865）的1647888磅，到同治六年（1867）猛增至8659501磅。而晉商販茶卻由於清政府的限制，不能享受水路運輸之便，並且要付數倍於俄商的厘金稅收。例如，從湖北漢口販茶至張家口需經63個厘金分卡，所付稅金要比俄商多10倍，所以恰克圖晉商的對俄貿易也就日益衰落。

同治七年（1868），恰克圖的晉幫商號已由原來的一百二十家下降到四家。晉商決定：“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提出了“由恰克圖假道俄國行商”的方略，即“俄國到中國來奪我商利，我華商去俄國也另覓新途。”（參見渠紹淼、龐義才《山西外貿志》）恰值其時，沙皇俄國照會清政府，聲稱恰克圖貿易日衰，要求開闢張家口為商埠和在該地設領事館。張家口地鄰京都，清政府擔心被俄國闢為商埠和設領事後，危及京都安全和對蒙古地區的統治，便同意了讓晉商北上到俄國經商，以阻攔俄人南下辟張家口為商埠和設領事的要求。清政府還對北上晉商酌減厘金，取消浮稅，以示體恤。晉商得此便利，如虎添翼，便大力向俄國內地發展。他們先後在俄國莫斯科、多木斯克、赤塔、克拉斯諾亞爾斯克、新西伯利亞等城市設立商號，與俄商展開了激烈的競爭。在晉商向俄國內地進軍的第一年（同治八年，1869），即向俄輸出茶葉11萬擔，俄商直接販茶也是11萬擔，交手的第一回合晉商便與俄商扳成平局。到第三年（同治十年，1871年），晉商每年輸俄茶葉已達20萬擔，較俄商直接販茶多一倍。晉商對俄貿易是走陸路，以運費較高的駱駝、牛馬車等為交通工具，而俄商是憑藉特權以運費較低的水陸並運來販運茶，晉商俄商之間的競爭條件優劣十分明顯，但晉商仍能在對俄貿易中佔上風，如果不是清政府的腐敗，晉商在對俄貿易中是不一定會失敗的。

同治十一二年（1873），晉商為了節省運費，準備象俄國一樣把湖北茶經水路運至天津，再走陸路販到俄國，但清政府對晉商的這一計劃卻橫加干涉，並要對販茶走水路的晉商，仍按走陸路一樣收取厘金稅收。世上哪有本國商人在本國販運本國貨物不能享受與外商同等待遇，反而要另加稅金的道理？但是，在清政府統治下的中國卻這樣做了。清朝統治者倒行逆施，抑制華商的行徑，使晉商在與俄商的茶葉商戰中一開始就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加之俄商先後在漢口、九江、福州等地建立制磚茶廠，使用蒸汽機代替手壓機，所制磚茶成本低、質量高、產量大，而晉商製造磚茶仍是依靠手工作坊，其產品顯然不能與機器產品相比，晉商在磚條製作上又受到了俄商的排擠。接著，中日朝鮮交涉事起，清政府推行“引俄制日”政策，使俄商在華勢力越發猖獗，先後控制了一些中國的產茶區。在這種情況下，俄商直接販運中國茶數量猛增，達到年販茶六七十萬擔，而晉商下降到年輸俄國茶葉僅數萬擔。

光緒三十一年（1905），俄國西伯利亞鐵路全線通車，俄商經海參崴轉鐵路運輸不僅費用低，而且極為便捷，晉商對俄的茶葉貿易已經難以大規模進行。晉商為了打開銷路，又採取了賒銷茶葉給俄中小商人的辦法，待他們將茶葉售出后，再返還茶款。不料卻因此招禍：有些俄商是故意拖欠不還欠款，有些中小俄商因受國內大茶商的排擠或自身經營不善，還款無望。晉商因此賠累甚巨，損失銀達62萬餘兩。晉商為了挽回損失，呈請清政府與俄國當局交涉，要求追回俄商所欠銀兩，但是恐外媚外的清政府對晉商的呈請根本不予受理。宣統元年（1909），俄國政府又突然違背兩國茶約規定，對在俄華商征以重稅，以排擠在俄經商的中國商人。晉商遭此種種打擊，在對俄的茶葉商戰中終於失敗。

第二、政府腐敗，晉商投資礦業又遭重挫

19世紀末，外國資本主義開始了掠奪山西煤炭資源的活動。光緒二十三年（1897），英國福公司通過中國買辦劉鶚、方孝傑設立晉豐公司，準備開採山西盂縣、平定州、澤州府、潞安府等地煤礦，后因遭到晉籍在京官員的反對，清政府黜退劉鶚等人，改由山西商務局與英商談判。不久，山西商務局與福公司簽訂合同，福公司獲得了在山西平定等地開採煤鐵礦藏的權利。光緒三十一年（1905），正太鐵路通陽泉，福公司派人到平定佔山開礦，查禁民窯，霸佔礦地，激起了山西人民和海外留學生的極大憤慨，爆發了爭回礦權運動。在這場鬥爭中，晉商積極參與，並舉行了罷市活動。

光緒三十二年（1906），日本東京發生了山西陽高縣留日學生李培仁蹈海事件。李的蹈海和其數萬字慷慨激昂的《絕命書》，進一步激發了山西人民爭回礦權的鬥爭。英福公司感到在山西強行開採煤礦已不可行，便改為金錢訛詐。開始以索取贖礦銀1100萬兩作為交出礦權的條件，但遭到山西代表的嚴詞拒絕。最後以訛詐贖礦銀275萬兩為條件，同意交出礦權，退出山西。雙方議定，贖礦銀分四次交納，第一次先交贖礦銀的一半，由於贖礦銀數據期短，而財政庫款無餘，為了不失信於外人，保晉省名譽，山西當局便以地畝捐作抵押，由山西祁縣票號商渠本翹出面向山西各票號籌藉此款。英福公司聞訊山西票號準備墊支贖礦銀，便暗托與其有往來的銀行，收集在外之款，以困山西票號。但山西票號不動聲色，旬日籌集銀150萬兩，克獲全功，對此，外商固驚訝不已，而晉商在金融界之活動力也由此可見。正如近人嚴慎修所說：“使當日票商不為助力，吾恐今之礦區猶在福公司之手，而英商勢力早已橫行於我山西之境內矣。”

晉商渠本翹為了確保利權，又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與劉懋賞、馮濟川等紳、學界人士組建保晉礦務有限總公司，並由渠氏出任總經理，開採全省煤鐵礦藏。保晉公司議定集股銀800萬兩，實際集股193萬兩。如前所述，原來由渠氏出面向山西各票號籌措之贖礦銀，是以山西地畝捐作抵押，但是山西當局卻在1911年截留了全省地畝捐。渠氏為了歸還向各票號籌借的贖礦銀，只好將保晉公司吸收到的股份資本銀挪還票號。這樣，保晉公司從開辦之日起就因資金嚴重短缺，無法維持正常生產，致渠本翹被迫辭去總經理之職。而山西當局所欠保晉公司之款，直到1916年幾經交涉，才要回現金60萬元，對其餘欠款，山西當局以發給保晉公司一張“見義勇為”獎狀，一筆勾銷。晉商積極參與山西人民的爭回礦權運動，千方百計出資贖回礦權，投資開辦山西近代最早、規模最大的礦業公司，但由於當時山西當局的壓迫，在資金上釜底抽薪，卻終不能有所作為。

第三、墨守成規，晉商四失機遇，終歸無法振作

清末，晉商經營的山西票號已呈衰落狀態。但在山西人中也不乏有識之士，他們認清了新的形勢，主張改革圖存。可惜由於一些財東及總號經理的頑固和墨守舊法，以致四次失去發展的機遇。例如，光緒二十九年（1903），北洋大臣袁世凱曾邀請山西票號加入天津官銀號，但山西票號拒不奉命。光緒三十年（1904），鹿鍾霖為戶部尚書，奉諭組建大清戶部銀行。鹿也邀請山西票號加入股份，並請出人組織銀行。山西票號北京分庄的經理多數贊成鹿氏之提議，均躍躍欲試，但山西票號為獨裁製，重大事體必須請示總號定奪。

票號總經理多墨守成規，只知享現成福，毫無遠見，竟復函票號北京分庄經理，既不準入股，也不準派人參加組建，致坐失機緣。後來，戶部銀行改由江浙綢緞商籌辦，致江浙財團後來居上。不久，戶部銀行改組為大清銀行，再請山西票號參加協辦，無奈山西票號又不應召。結果，山西票號始終未能參與國家銀行，第一次失去了改組銀行的機會。光緒三十四（1908），山西蔚豐厚票號北京分庄經理李宏齡認識到山西票號若不順應潮流及早改革圖存，將在商界、金融界銷聲匿跡，因此改組票號為銀行是大勢所趨。為此，他與渠本翹籌劃了票號改組的計劃，同時聯合京都的山西祁縣、太谷、平遙三幫票號致函總號，又請渠本翹到總號當面陳述票號改組銀行計劃。其時，蔚豐厚、蔚泰厚、天成亨、新泰厚、蔚盛長票號為五聯號，財東同為介休侯姓，在五聯號中以蔚泰厚總經理毛鴻翙最有權威。毛氏墨守成規，反對票號改組銀行，反而誣指李宏齡所議另有個人企圖，致李等再不能有任何行動。宣統元年（1909），京都的山西各票莊通過各埠山西票莊再次提出改組銀行之議，漢口、蘭州、濟南等地山西票莊紛紛致函總號，要求改組票號為銀行。無奈總號經理仍不為動，對各地之請束之高閣，票號改組銀行的計劃又告失敗。晉商就第二次失去了改組銀行的機會。

辛亥革命發生，山西各系號均毫無準備，放出之款無法收回，而存款卻紛紛來取，山西票號蒙受嚴重損失，於是改組銀行之議重提，此時從前反對改組銀行最力的蔚泰厚票號總經理毛鴻翰業已醒悟，轉而支持票號改革。1914年山西祁、太、平三幫票號聯合向北京當局提出申辦銀行之請，時國務總理熊希齡深知山西票號與一般商業有重大關係，對晉商之請給予支持，同意由政府出面擔保，按照“商借商還”的辦法，山西票號向奧商華利銀行借款200萬磅，期限50年，利息六厘，作為開辦銀行之資。不巧，熊內閣不日倒台，又逢歐戰爆發，貸款之事成為泡影，山西票號又第三次失去了改組銀行的機會。

對外借款失敗，祁、太、平三幫票號聯合改組銀行計劃無法實施，於是平遙幫決定單獨進行，蔚泰厚總經理毛鴻翙，蔚長盛總經理閻子樵、蔚豐厚總經理張子康、新泰厚總經理侯某、蔚盛長總經理霍益亭、天成亨總經理范子生等擬從各自的票號中抽出若干資金作為基金，組織一大銀行。然而此計劃始終未能實現，山西票號改組銀行的計劃終於第四次落空。

山西票號從光緒三十年（1904）以後，十多年的掙扎，四次錯過改組機會，終於無法振作。

駝幫

駝幫是晉商中以駱駝運輸為主從事貿易活動的重要商幫之一，他們主要經營的產品為茶葉。當時南來"煙酒糖布茶"，北來"牛羊駱駝馬"。晉商經營茶葉的獨到之處，就是運銷一條龍。

晉商在福建、兩湖、安徽、浙江、江蘇一帶購買茶山，同時收購上茶葉以後就地加工成磚茶，然後經陸路、水路兩條路線運往他的各個分號。晉商的茶葉主要銷往蒙古及俄國一帶。在銷往蒙古的時候要路過殺虎口。遺址在朔州的右玉縣，當時運銷茶葉非常艱險。

船幫

船幫出現在清代中葉，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貨幣流通量猛增，但當時中國產銅量極低，僅靠雲南一地產的滇銅遠遠滿足不了鑄幣需求。在這種情況下，山西商人組織船幫對日貿易採辦洋銅。介休范家就是最為突出的代表。范毓賓時期，范家的商業發展到了鼎盛時期，被人們稱為著名的"洋銅商"。晉商在利用"駝幫"、"船幫"經商的過程中，真可謂是"船幫乘風破浪，東渡扶桑，商幫駝鈴聲聲，傳播四方。"寫下了部部艱辛的創業史，但是山西商人並沒有隻盯著洋銅和茶葉，山西商人的最大的創舉是票號。

“匯通天下”的山西票號

山西商人資本中的貨幣經營資本形式，最著名的是票號。票號又叫票莊或匯兌庄，是一種專門經營匯兌業務的金融機構。在票號產生以前，商人外出採購和貿易全要靠現銀支付，在外地賺了錢捎寄老家也得靠專門的鏢局把現銀運送回去，不僅開支很大，費時誤事，而且經常發生差錯。這就迫使外出經商的山西商人不得不尋求新的辦法。

相傳平遙縣“西玉成顏料庄”在北京、天津、四川等地都設有分庄，總經理叫雷履泰。“西玉成”北京分庄經常為在北京的山西同鄉辦理北京與平遙、四川或天津之間的現金兌撥。比如平遙商人在北京把現金交給“西玉成”，那麼“西玉成”北京分庄就寫信給平遙“西玉成”總號，讓匯款人在平遙領取現金。這種異地撥兌，開始只限於在親朋好友之間進行，並不收費。後來，要求撥兌的人越來越多，在雙方同意的原則下，出一定手續費就可辦理。雷履泰發現這是一個生財之道，於是改設“日升昌”，兼營匯兌業務，果然營業很旺盛。接著，他就放棄了顏料生意，專門經營匯兌業務，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家票號。

以後，他們調查了山西商人貿易的地點，選派精悍的夥伴，先後在天津、張家口、瀋陽、蘇州、上海、廈門、廣州、桂林、重慶、長沙等地開設匯兌分號招攬生意。由於這種匯兌在此處交款，彼處用錢，手續簡單，使用方便，所以除山西商人和其他地方商人匯款以外，還有政府及官員來托辦匯兌事宜。隨著資本的增加，通匯地點越來越大，利潤也越來越多。接著又吸收現款，發放貸款，“日升昌”的生意一派興旺。其他山西商人也學習“日升昌”的經驗，投資票號，從而形成了著名的山西票號。

到鴉片戰爭前夕，山西票號大約有八家。鴉片戰爭后的十年內，日升昌、蔚豐厚、日新中三家山西票號在各地設立的分支機構有35處，分佈在全國23個城市，除專門經營匯兌業務外，還兼營存款、放款業務，並把匯兌、存款和放款結合起來，利用承匯期，佔用客戶的現金放高利貸，得到了很高的利潤。據記載，1847年末，山西票號蔚泰厚蘇州分號已有存款（白銀）36000兩，放款80000兩，1850年，日新中北京分號有存款近37000兩，放款近70000兩。太平天國起義后，清政府的財政更加困難，山西票號也由起初為封建商人服務轉向清政府。為了承攬清政府對外活動款項匯兌等國際業務，票號商人在國外設立分支機構，祁縣合盛元票號總經理賀洪如於1907年在日本神戶、東京、橫濱、大坂都開設分支機構，平遙的永泰裕票號在印度加爾各答開設分號。此時的山西票號真可說是“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