繆仲淳

繆仲淳，名希雍，號慕台，人稱“虞山儒醫”，於1545年出生。

繆仲淳幼年生活孤苦，體弱多病，經常求醫服藥。十七歲那年，繆仲淳又得瘧疾，久治不愈，就自己翻閱醫書，尋求治法，終於在《內經》“夏傷於暑，秋必瘧”的理論啟示下，自治而愈。於是對醫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自此他一面在家設館授徒，以維持生計，一面“裹足讀書”，“搜輯醫方，精求葯道、用存利濟”，立志做一個“有補於世”的醫生。

繆仲淳天資敏捷，博覽群書，兵農禮樂，天文地理之說無所不讀。特別對醫學著作，更是認真鑽研、悉心揣摩。家中的書讀完了、就到離家數街之隔的趙用賢家去借讀。趙的藏書室名叫“脈望館”，珍藏著很多宋刻善本醫書。繆如獲至寶：終日沉湎於書山學海之中，“沉研剖析，割剝理解”，“遇會心處，輒摘記之”。積累既久，在醫學上打下了厚實的理論基礎。在此期間，他還利用附近病家請醫診病的機會，也主動去觀察學習醫生治病用藥的本領。他看到一位老醫生競用“草石蠶”治療血痢，大為驚異。因為這昧葯在古書中並無治痢作用的記載。後來經他試用，竟獲“良驗”。從此，他逐漸認識到，“古今不同，五方異處，感受之深淺，稟賊之厚薄”，是千差萬別的，若“執古方以臨之，似膠柱鼓瑟矣。”於是他在頭腦中形成了“古方新病不相能”的思想。他認為雖然古代的許多應學名著，為醫者所必讀，但必須“變而通之，則法不終窮矣”。

繆仲淳到二十七八歲時，學有成就，開始了他漫長的旅遊行醫生涯。他不僅“周覽”了江蘇各地，並南入浙、閡，北涉“齊魯燕趙之墟”，復“浮江西上”，遊歷了安徽、湘南、湖北及江西等省。他到處僑寓，故又自稱“寓公”。不計報酬，不分貧富貴賤一樣看待。更能打破“醫不扣門”的習俗，“以生死人，攘臂自快。”他診病時很小心，放治病多驗。萬曆三四年（1575年-1576年）間，他在北京寓中，一小青衣患“傷寒”,，久病不愈，別的醫生因患者家貧病重而“不肯往診”，繆仲浮知道后，連忙趕去為他診治。萬曆四十三年六月初二日，繆仲淳在術倉王之處，得崑山文人張大復之弟病重的傳聞，就主動上門去看望，這使張氏十分感動。

繆仲淳在旅途中，還到處尋師訪友，與“緇流羽客、樵叟村豎，相與垂盼睞，披肝膽”，更不放過與同道切磋的機會，“所至必訪藥物，載刀筆，”接受新知識。他在浙江徑山，拜過名僧紫柏為師。在江西武昌，晉謁過醫官鄧思濟，傳其秘方。在九江，向一位姓朱的民間醫生討教過“痘科異治”之術，“以故搜羅秘方甚富”。如魚腥草治肺癰，西河柳透麻疹，五味子抗衰老等民間方葯，都是古方書所不載，而是由繆仲淳訪求記載才傳下來的。這些藥物功效，已被現代藥理研究和臨床應用所證實。其中魚腥草還被用現代化學方法合成為魚腥草素，廣泛應用於臨床。1578年，繆仲淳旅遊行醫到秣陵（今南京）時，結識了名醫王肯堂，兩人一起談醫論葯，十分投機。繆仲淳發表了許多精闢的學術見解，並把秘制的“資生丸”方毫不保留地傳給了王肯堂，使這位博學多才的王肯堂十分傾倒。此方王肯堂曾親自試服，證明有效后，又獻於其父作“余齡葆攝”之用，稱譽是個“神方”。而繆仲淳對王肯堂也很推崇，稱王氏“精醫”，他還和王肯堂一起診病研討，取長補短，繼絕存亡。如“雲間康孟修寒熱不食久之，勢甚危，投以寒熱之劑不應。仲淳遍檢方書，與王宇泰（王肯堂名）議，投五飲丸，立解”。後來他還原原本本把這件事記錄在自己的著作《先醒齋廣筆記》中。這種不昧己短，不掩人長的表現，實在是醫林中的一席佳話。繆仲淳到四十歲時，始結束了長達十餘年，行程幾萬里的壯行，回到了家鄉常熟。這使他廣交了賢人達士，飽覽了山川秀色，獲得了許多書本以外的知識，從而磨鍊了意志，開拓了胸襟，增長了見識，由一個碩儒變成了一名集多種技術於一身，精通臨床各科的能手。家鄉父老對之莫不刮目相看。就在他回家不久，萬曆十四年（1586年）的一個春光明媚的日子裡，同邑巨室瞿元立夫人因素體瘦弱，婚後不育，請仲淳“為診其故”。繆仲淳見瞿夫人外觀雖無明顯病態，起居如常，觀察其脈卻發現“細弦無神”。弦為肝脈，細屬氣衰，這是肝氣衰敗，胃氣竭絕的表現。他根據《內經》有“脈無胃氣者死”之說，斷為“今雖無恙，必不久矣”。三個月以後，瞿夫人果一病不起。事情傳開以後，繆仲淳就被人稱為“切脈如神”的“神醫”。從此登門求醫人絡繹不絕。不僅鄰近各縣，且遠至浙江等地也常有人來登門求診或邀約出診。萬曆十五年（1587年），湖州史岳亭患溫病，附近名醫都認為“必死”，邀繆仲淳出診。他診察后對病家說：“元氣未盡，故不死”。投藥一劑后，高熱就退了。時病人大便不行已二十多天，繆仲淳又開了一張麥門冬湯，並囑患者多飲甘庶汁，隔日大便得通。二十多天的溫病，只用了二劑葯就痊癒了。

繆仲淳為人“重氣節，嫻經濟”，關心國計民生。萬曆初年，張居正改革朝政時，他建議在北方興修水利，辟召南方善農者種植水稻，以改變京師“糧仰南方”的局面。這個建議得到工科給事中徐貞明的採納。萬曆中期，即在繆仲淳五十歲以後，明王朝日趨腐敗，礦監稅吏，四齣勒索，民不聊生，哀鴻遍野。繆仲淳目睹時艱，憂心如焚，曾寫詩明志：“心及世運，言念以傷悲王路日多難，哲人思見危”。毅然加入了東林黨，和東林黨人丁元薦、錢一本、于玉立等人“以節概意氣相期許”“諷議朝政，裁星人物”，一起與閹黨作鬥爭。並以此舉家遷到浙江長興，與丁元薦結為鄰居。他鼓勵于玉立要在朝廷不惜生命，為民請命，保持氣節。他還與錢謙益議論朝政，斥宦黨為危害國家，草菅人命的“小人”。他又深夜扣門訪錢一本於常州，兩次為同族繆昌期傳遞鬥爭信息。故在東林黨中有“義俠名醫”之稱。繆仲淳的這些言行，當然逃不過遍布各地的宦黨耳目，他們知道之後，懷恨在心，伺機報復。先是，把在京師為欲止礦稅而奔走的仲淳恩師紫拍，至友于玉立，學生沈令譽等，借“妖書”事件陷捕。紫拍死於獄中，于玉立被罷官，沈令譽發配充軍。後來，佞臣王紹徽又編了一本《東林點將錄》，把東林黨人比作水滸一百零八將。其中常熟人及與常熟有關的就佔了五名，繆仲淳則被比為“神醫安道全”，準備加以陷害。後來其他人都被陷害，由於繆是個布衣，且行醫為生，行蹤不定，不久閹黨勢敗，才得倖免於難。但這使他精神上受到了極大的打擊，感到“良友凋傷，百念灰冷”。從此，他就自稱“海虞遺民”，比作劫餘之人。

在此後的二十多年間，繆仲淳為實現他“有補於世”的初衷，治病為樂而外，專心致志於醫學教育和著述。他對前來求教的人，總是有問必答，有求心應，從古代醫學理論到臨訂診斷技術，從秘傳方葯到獨得心法，無不認真傳授。他還特別重視醫德教育，為此專門寫了一篇“祝醫”的論文。經他培養的學生很多，見於史籍的就有常熟張應遴、馬兆聖、榮之遷、徐鵬，崑山李雅稚，無錫司馬大復，吳江沈令譽，杭州劉默等八人，他們在醫學上都做出了一定貢獻。

繆仲浮的醫學著作，流傳至今的有12種，其《神農本草經疏》和《先醒齋廣筆記》兩種曾錄於《四庫》。《神農本革經疏》且傳於國外，日本亦有活字排本，他的著作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勇於標新立異，處處閃爍著創造性的光輝。在外感病方面，他繼承而又發展了張仲景《傷寒論》的理論方葯，是溫病學說的奠基者之一。他關於脾胃論證的學說，填補了脾胃學科中的一個巨大空白點，啟導了後世無限法門。他創造了治牌名方“資生丸”，此方沿用至今，為著名中成藥之一。繆仲淳在實踐中發現前代醫著中有不夠全面的地方，更看到了前人在認識論上的不足。如《神農本草經》對藥物都只記載主治病證，而不言“其所以然”，用藥如果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就難免犯“虛虛實實”之弊。特別是《神農本草經》把許多所謂“上品”的葯，說成是可以“辟邪鬼”、“增年不老”、“輕身神仙”的靈丹妙藥。後來的本草書也都照抄這些無稽之談，而許多人竟然當真地服起丹藥來，一些讀書人甚至醫家也曾上當受騙。他覺得對此不能緘默，不能讓醫方中謬種流傳。為此，他遍嘗葯之氣味，參考前人運用的經驗教訓，證之親身實踐體會，對四百多種常用中藥的主治規律進行了辨析探究，闡釋其中的藥理。對古本革中一些不切實際，甚至錯誤的論述一一進行了駁辯糾正。如《神農本草經》記載，“靈砂……養神安魂魄，益氣……令人心靈。”他駁斥說：“靈砂雖稱水火既濟，陰陽配合，然硫家有毒，性亦下墜，只可借其墜陽交陰，卻病於一時，安能資其養神益氣，通靈於平日哉。”所以有人贊他：“開鑿《經》義，迥出諸家之上。

繆仲淳對婦科、兒科、外科、方劑、炮灸，以及診法等諸學科，都有其獨到的發現。如他診一“停食發瘧”病人時，“令病人仰卧，以指按至心口下偏右（此處為膽囊部位”，結果病人“大叫”呼痛。因而明確了診斷，投藥而愈。這一方法和美國人墨菲民指導的膽囊壓痛症（墨菲氏症）基本一致，但墨菲民發現此症的時期比繆氏晚了近300年。此外，他還善於總結臨床經驗，提示治療大法。對於血證，更別具心得。他的“血虛宜補”、“血熱宜清”、“血瘀宜通”和治吐血“宜行血不宜止血”、“宜降氣不宜降火”、“宜補肝不宜伐肝”等治療法則，後人無不折服。

繆仲淳一生中最後數年，是在金壇度過的。天啟七年（1627年）病故於寓所，活了82歲。《明史》為其立傳，附於李時珍傳后。繆仲淳沒有子女，只留下一大堆“朱黃甲乙”的著作。靈樞由其生前好友于玉立之弟暫厝於“陽羨（今宜興）山中”。若干年後，才由內侄孫玉之麟迎歸安葬於常熟虞山，北麓舜過井旁，由興福寺僧為之守墓。原有墓碑在本世紀六十年代末已佚失，墓亦荒廢。八十年代，經常熟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加以修葺，重鐫了碑文，列為市文物保護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