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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成祖朱棣統治時期
- 李碩儒、胡玉琦所著歷史小說
永樂盛世
明成祖朱棣統治時期
永樂盛世是明成祖朱棣統治時期所出現的盛世，為明初三大盛世之一。
明成祖雄才大略，即位后勵精圖治，發展經濟，提倡文教，採取了許多措施大力發展經濟，使得天下大治，國家富強，疆域遼闊。明成祖年號為“永樂”，後世的史學家稱這一時期為永樂盛世。以至稱讚該時期“遠邁漢唐”，
政治上明成祖完善了文官制度。明太祖由於廢除了丞相制度，皇帝直接領導六部，事無巨細。明成祖時，在朝廷中逐漸形成了後來內閣制度的雛形，皇帝國事繁忙時，內閣作便依照皇帝的指示來替皇帝處理國政。這種制度影響了明清兩朝，乃至西方。明成祖還在1421年，正式將明朝的首都遷到了北京。在地方設置管轄架構，比如東北、西北、西南設立行省或管理司。設哈密衛、貴州建制等。
經濟上大力發展農業，興修水利，疏通大運河，減輕稅負。
軍事上明成祖多次親征漠北，南征安南，還組建了禁衛京師的三大營，為明軍對外征戰的主力。
明成祖對外不但宣揚國威，還大力開拓海外交流，派鄭和下西洋，經營南海，還派陳誠出使西域，開創了萬國來朝的局面。
此外，明成祖命人編纂了《永樂大典》。這是一本百科全書式的典籍。它包容了先秦以來所有經典的書，可以說就是本百科全書。這樣的典籍客觀上也備份了那些古籍，使得很多書不至於失傳。同時還完善了科舉制度。
祖朱元璋駕崩，由於太子朱標早死，由皇太孫朱允炆即位，年號建文，即明惠宗。明惠宗為鞏固皇權，與親信大臣齊泰、黃子澄等密謀削藩。周王、代王、齊王、湘王等先後或被廢為庶人，或被逼自殺。同時以邊防為名調離燕王朱棣的精兵，準備削除朱棣。結果朱棣在姚廣孝的建議下以“清君側，靖內難”的名義起兵，最後率軍南下，佔領京師，是為靖難之役。後來朱棣即位，即明成祖，年號永樂。明惠宗在宮城大火中下落不明。
參：明成祖經營東北
明成祖時期（1402年－1424年）明朝疆域
明朝的領土囊括內地十八省範圍，初年東北抵日本海、鄂霍次克海、烏地河流域，后改為遼河流域；北達戈壁沙漠一帶，后改為今長城；西北至新疆哈密，后改為嘉峪關；並曾在今滿洲、新疆東部、西藏等地設有羈縻機構。明成祖時期甚至短暫征服並統治安南（今越南北部），永樂年間明朝極盛國土面積約達1000萬平方公里。
15世紀30年代后，由於天氣轉寒，農耕不濟，靖難之役時邊塞軍隊被燕王抽調。因此期間塞北地區邊境略有南移。
永樂四年（1406），設哈密衛，明朝在此封王置衛，目的在於迎護朝使，統領諸番，屏蔽西陲。
永樂四年（1406年）明軍進攻安南，南線達到日南州一帶。次年設置安南布政使司，下設十五府、卅六州、兩百餘縣。
永樂七年（1409年）在東北設置奴兒干都司，下轄130多個衛所。
隨著航海事業的發展，以及航海者對中國海域認識的加深，有關中國海域與外國海域分界的記載則更趨具體。朱棣積極對南海諸島進行勘察和經營。朱棣在蘇門答臘南部的舊港（今稱巨港）設立宣慰使，首任宣慰使施進卿即由鄭和親自前往冊封，使浩瀚的南海儼如中國的內海。
朱棣登基后第一道詔書就是從南京遷都北京，立北平布政司為京師，詔改北平為北京。故宮、天壇和永樂大鐘是營建京師的三大工程，整個營造工程由侯爵陳圭督造，具體負責是規劃師吳中。從永樂五年（1407年）年起，集中全國匠師，徵調了二、三十萬民工和軍工，經過14年的時間，建成了這組規模宏大的宮殿組群，成為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建築之一。到永樂十八年（1420年）紫禁城建造完畢。永樂十九年（1421年）年，正式將首都從南京遷到北京。從此以後，北京就是明代的政治中心。
北京紫禁城
朱元璋由於廢除了丞相制度，皇帝直接領導六部，事無巨細都要皇帝親自處理，所以皇帝非常累。明太宗時期，完善了文官制度，逐漸形成了後來內閣制度。這個內閣制度後來被西方國家所效仿，一直延續到21世紀。
永樂元年（1403）九月初六日，明成祖朱棣敕諭吏部說：任官，圖治之基；求賢，任官之本。朕以藐躬嗣承大統，日理萬機，不敢暇逸，思欲旁招俊異之材，光輔邦家。爾內外諸司於群臣百姓之中，各舉所知，或堪重任；而沉滯下僚，或可（専阝）繁；而優遊散地，或抱道懷才，隱居田裡，並以名聞。毋娼嫉蔽賢，毋循私濫舉。《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古訓具存，以資共勉。
永樂元年（1403）正月，剛剛登極改元的朱棣就在華蓋殿宴請諸王，同時宣布被朱允炆削廢的周王朱（木肅）、齊王朱搏、代王朱桂、岷王朱楩等全部復其舊爵，令各歸故封。其中周王朱木肅因與朱棣為同母兄弟，受恩有加，除復王爵外，並增歲粟二萬石。另外，谷王朱橞在燕軍攻抵京師時，開門迎降有功，朱棣特賜樂七奏，衛士三百，改封長沙，增歲祿二千石。其實，這隻不過是朱棣為了削減藩王權勢所採取的欲奪先予的策略。隨著朱棣永樂王朝的鞏固，削藩就提上了議事日程：永樂元年（1403）十一月，削革代王朱桂的三護衛及官屬；永樂四年五月，削去齊王朱樽的官屬和護衛，八月廢齊王為庶人；永樂六年，削除岷王朱楩的護衛，並罷其官屬；永樂十年，削去遼王朱植的護衛；十五年，廢谷王朱橞為庶人；永樂十九年，朱棣的同母弟周王朱捕被迫獻還三護衛。這樣，朱棣把當時掌握兵權的大部分親王，或削其護衛，或廢為庶人，基本達到了削除藩王兵權的目的。
明成祖
朱棣認為他的首要任務是恢復他父親朱元璋的制度，這些祖制已被建文帝放棄了。一方面他保留了朱元璋的基本行政結構，一方面他的改組又注入了革新的內容，以矯正從前時代安排上的失誤和適應變化中的需要。第一步是先組建新的內閣，使之作為皇帝和官員之間的聯繫橋樑而在內廷發揮作用；這樣就彌補了1380年取消外廷的中書省之後所引起的結構上的缺點。內閣馬上變成了官僚政制的主宰，並且作為文官政府中的主要執行機構來進行工作。
朱棣即位后不久就著手組織新的內閣：他任命七位學者到翰林院的高級崗位上來，然後讓他們擔當國家事務的主要顧問。開始時是在1402年8月和9月分別任命解縉（1369年—1415年）和黃淮（1367年—1449年）做翰林學士。不久又任命了胡儼（1361年—1431年）、胡廣（1370年—1481年）、楊榮（1371年—1440年）、楊士奇（1365年—1444年）和金幼孜（1368年—1431年）。這些人都很年輕，又都來自中國南方和東南方，都是因他們優異的文學才能和行政經驗才入選的，儘管他們幾乎都在建文朝廷服務過。除了胡儼、解縉和楊士奇以外，其餘的人都在建文時代中了進士試。在洪武朝，這種翰林學士馬上會加大學士銜；在新皇帝統治之下要到晚些時候才能加這個銜。但是，雖然他們享有很大權力和勢力，他們的品級卻比較低，高不過正五品。他們全都任職於皇宮內的文淵閣（1421年以前是在南京，以後是在北京），所以他們能隨時待詔。這種辦法也和洪武時代的不同，在洪武帝時期這些大學士都在禁城內的四殿二閣供職。
這些步驟導致內閣起越來越大的作用；這些翰林學士開始成為皇帝的主要顧問和作為皇帝與官僚政制之間的承上啟下的人。在洪武朝代，大學士主要是在內廷起草制誥；這些新翰林學士則能夠與皇帝進行個人接觸，決定國家事務，參與制定政策。他們常常和六部主管官員開聯席會議審議國事，但是他們逐漸地左右了外廷的六部，因為他們很容易接近皇帝。皇帝無論駐蹕在什麼地方，也都一般地要把大學士召到身邊：1402年年到1409年在南京時是如此，1409年到1417年在南京和北京兩地時是如此；以後定都北京時也是如此。
朱棣在揭示了變節行為如何能夠顛覆皇上之後，便重新組織了他的監視網，以確保他的地位的安全，同時用它來監察弊政。為了獲取情報，他不僅依靠文官政制中的監察和司法官員，他也依賴自己的宦官和錦衣衛。
宦官們作為皇帝的私人僕役又直接聽命於皇帝，對皇帝公開表示絕對的忠誠，並且準備隨時執行交給他們的任何任務。皇帝給宦官們的信任大於對其他人的信任，因此讓他們廣泛地從事監視工作，這是不足為奇的。宦官們由於在建文朝時已經忠實地履行各種不同的特殊使命而顯示了他們的價值，而且正是在南京的宦官們泄漏機密，才使得建文朝廷打了敗仗。其結果是皇帝把曾為建文帝服役的許多宦官倚為心腹，並且經常使用他們。最著名的宦官有率領船隊遠航東南亞和印度洋的鄭和（1371年—1433年），還有李達、侯顯（活躍在1403年—1427年）和亦失哈（1409年—1451年），這三個人都曾奉旨出使到某些外國去。
另外還有許多不這麼知名的宦官也給皇帝執行了不同尋常的任務。這些宦官被派去刺探各種不同人物的情報，其中包括官員、皇族宗室成員以至平民百姓；作為給紫禁城內龐大的皇室負責採辦的官員，他們被任命為特派員，為皇宮的建築工程去獲取稀世珍寶和稀有材料；另外，他們也被派去進行征戰或執行外交使命。可是，他們因職在刺探文武官員的言行而不得人心。宦官們在搞調查和執行判決時擁有絕對的權力；另外，雖然他們確實揭露了某些貪污和背叛分子，又往往偽造罪名，而且侵權妄為，從而常常造成悲劇性後果。1420年，在北京設了特殊的調查機構——東廠；這個機構交給宦官掌管，從來不受正規司法當局的轄制。它是一個聲名狼藉的治安保衛機關的牢獄，而且，關於東廠實行的非法監禁、嚴刑拷打和不明不白地致人於死地的傳說一直在公眾中流傳不息，直至明朝的滅亡。
為了加強帝位的安全程度，朱棣又重建錦衣衛來協助宦官搞調查工作。錦衣衛最初由朱元璋在1382年通過重建他的個人衛隊而創立，但是它的警察職能在1387年被撤消，因為那時發現了錦衣衛的某些軍官有越權和濫用權力的行為。為了在即位之初就恢復他的錦衣衛的那些功能，朱棣徵調了他信任的許多軍官做它的指揮使；這些人中有非漢人的指揮使——特別是已經贏得了他的信任的蒙古人和女真人。他授予這些指揮使以各種秘密調查之權，還授權讓他們拘捕和處罰一切被懷疑向他的權力進行挑戰的人。
朱棣統治時期軍事組織在武裝力量的結構方面經歷了四大變化。第一個變化是取消了護衛。第二個變化是把大部分駐在南京的京衛調到北方，並把某些北方的部隊提到親軍的地位，這就使駐北京的京衛成為帝國中最大的一支部隊。第三個是在京師設營，士兵們通過營定期從地方部隊輪換去邊境防線服役或進行征戰，並在營中操練和受訓。第四個大變化包括在長城沿線組織邊防的鎮；這個措施是永樂帝對付這條邊界以北的游牧入侵者的新戰略的組成部分。
朱棣取消藩王護衛的願望是很容易理解的；在朱元璋統治時期建立的分封制下，親王具有廣泛的權力。朱棣曾經利用這種權力建立了自己的軍隊；這個經驗促使他解散護衛，並讓他自己的兒子們離開軍鎮。在內戰期間，他的長子和次子都參加過戰役。但是在他登基后，當他在外征戰時，他讓長子當攝政；次子則因策劃反對其兄長而在1417年被捕。
同時，像建文帝做過的那樣，朱棣也感到非削弱其他親王——都是他的弟兄——的權力不可；許多親王被指控有罪而遭到清洗，他們的護衛被解散。
因此，到朱棣統治結束時，在原來朱元璋建立的30支藩王護衛部隊中，只有4支完整地保留下來。朱棣原來為燕王時屬於他的3支護衛部隊，即燕山衛，被併入組成北京皇帝私人軍隊的親軍之中。剩下的23支護衛部隊中，有的被調駐不同的地點。其他的則被解散，它們的部隊被改編成京師的新的衛。從此，授給新王的封地很少設護衛，到明朝末年，屬於軍事編製的藩王衛隊不到12支。
把軍事衛隊調往北直隸之舉是永樂年間進行的意義最為深遠的一項軍事改組。在朱元璋統治下，南京的41支衛隊合稱為京衛；這些部隊包括皇帝私人的12支親軍和29支隸屬於五個都督府的護衛部隊。當朱棣以北京為京師時，他把南京的許多這些護衛部隊調到北方。到1420或1421年，北京的衛包括以下三個部分：原屬北京都督府的衛；原來的南京京衛；原屬諸王的護衛部隊。少數已解散的其他部隊也從其他省調到北京。
京衛的核心是由構成皇帝親軍的22支護衛部隊組成。它們包括3支燕山護衛部隊、原屬北京都指揮使司的16支護衛部隊中的7支，以及曾隸屬於南京皇帝禁軍的12支部隊。這22支護衛部隊包括159個所；這些部隊號稱共有190800人（一衛包括1200人），但是實際人數很可能大大低於此數，因為到朱元璋時期末年，各地區的衛大致只有它們足額兵力的5/8。其他6支部隊併入皇帝親軍的部隊依然歸他直接調遣；其中3支原屬前北京都督府，3支由各解散部隊的士兵組成。這些部隊提供了進行建設工程的大部分士兵。
南京的軍事編製包括29支其他的護衛部隊，每支部隊分歸前京師的各軍都督府之一指揮。到1420年，這些部隊中大約19支已調往北京，剩下的則是專事水上作戰的部隊。1420年以後，南京的軍事編製由17支隸屬於皇帝私人軍隊的護衛部隊和32支由南京五個都督府聯合指揮的部隊組成。同時，南直隸外圍城市原屬南京中軍都督府管轄的部隊則改由北京的中軍都督府管轄；這進一步削弱了南京行政的權力。1421年隨著北京周圍的地區成為北直隸，北京的后軍都督府開始對該地區進行指揮。從此以後，北京的后軍都督府統轄了16支護衛部隊，其中11支後來負責守衛皇陵。
在改組過程中，大批人民搬遷至北京及其周圍的地區。至少有435個所，即明朝全部部隊的25—30%駐紮在北京地區，其中335個所原從明朝的其他地方遷來。如果採用前面的計算，這些部隊的實際總兵力約為25.1萬人，但是真正的數字可能略高。另外，許多士兵有家眷。1393年的人口統計數字錶明，北京地區有定居人口1926595人。因此，有理由認為15世紀初期北京省（1403年以後之稱）的人口很可能大大地超過200萬。總之，在1422年以後，長駐在北京的部隊形成了首都居民的相當大的一部分，這樣就大大地加劇了供養基本上是依附人口的問題。
永樂元年（1403）十月初一日，制定軍功襲職例；凡軍官舍人，旗軍余丁，或自願報效，或選令征進，曾歷戰功升授職役亡故者，由其子承襲，無子者，由其父兄弟侄受襲。職役小者，俱准承繼相等的職事，而義子女婿不準承襲。若先前不曾立功，就職后也無戰功的亡故者，不許承繼其職。指揮、千百戶子弟隨征有功，先已升至指揮、千百戶，後有徵進有功升職者，准予襲職，不曾征進者則不許承襲。致仕官守城或征進有功亡故，並年老告代者，原代職子孫也曾隨征，或曾任北京衛所職事，及見支優給職任小者，就與父兄所升職事。若職事相等，不許令次子孫別襲。若原替職子孫不曾於北京衛所任事，次子孫曾隨征，或於北京守城，如今其父祖欲令襲授所升之職者聽任，原替職子孫革聞。
永樂時期對外戰爭也規模擴大，永樂四年（1406年）出兵收復安南（今越南），永樂五年（1407年）在河內設立了交趾布政司（行省），對其進行直接統治。
為了徹底解決大元朝的殘餘勢力，從永樂八年（1410年）開始，朱棣親自率領明軍進行北伐。蒙古勢力遭到永樂帝的連續打擊后，此後數十年都無法對明朝構成威脅。
• 親征蒙古
第一次蒙古之役的發動是實行報復，因為1409年東部蒙古的本雅失里汗處決了中國人派出的一個使節，其後丘福所統領的大規模討伐又被打敗。在1409年9月臚朐河的戰鬥中，丘福和其他幾名高級將領都在蒙古知院阿魯台手下喪生。經過悉心的計劃之後，1410年3月，朱棣率領逾30萬的大軍從北京出發，通過宣府北向興和，直抵臚朐河。他及時抵達位於斡難河畔本雅失里汗的大帳，按照史書記載朱棣在6月15日把它摧毀。但是，本雅失里汗並未喪生，而是向西逃去。7月份，明軍追趕本雅。
1410年的戰役未能給北方邊境帶來安全。在西北的瓦剌蒙古人此時構成了新的威脅。1409年，被明朝冊封為王的強大的酋長馬哈木在他逃避中國軍隊時於1412年春刺殺了本雅失里。他然後在蒙古的舊都哈爾和林立了一個傀儡君主，並且開始向東進軍去對付阿魯台，其明顯的目的是要統一蒙古民族。明朝廷試圖在這兩個對手之間進行挑撥。阿魯台在1413年7月被封為和寧王，並被授予朝貢制度下的貿易特權。1413年末阿魯台告知明朝廷，馬哈木的軍隊已跨過臚朐河，這件事促使朱棣發動了第二次蒙古之役。
經過幾個月的準備之後，第二次蒙古之役在1414年4月開始。朱棣這一次又親統大軍，在西蒙古人向東蒙古遷移時力圖集中力量把他們殲滅。明軍深入到蒙古，與馬哈木的大帳交戰於土剌河上游。在接下來的戰鬥中，明軍使用了大炮攻擊瓦剌人。雖然明軍遭受重大損失，他們仍迫使瓦剌人退卻，馬哈木率眾潰退，兵力銳減。這次戰役打了不足五個月，朱棣於8月份凱旋迴到北京。他在班師途中想與東蒙古人的阿魯台會見一面，但阿魯台假裝生病，避而不見。可是，阿魯台繼續進貢了幾年。
馬哈木死於1416年，他的大帳隨之而來的解體暫時解除了西部很不服節制的瓦剌蒙古人的威脅。這就使得朱棣能夠轉移注意力來建設新都北京。這也促使阿魯台向西把他的影響擴展到瓦剌諸部，他開始就明朝接受他的使節和他的津貼的數額與明朝廷發生爭執。到了1421年阿魯台停止了進貢，他的徒眾們也時不時地越境進行零星的襲擊。朱棣的反應是準備再進行一次戰役；但是這一次他在朝廷內遇到戶部尚書夏元吉及其他高級官員以軍費為理由的頑強的反對。朱棣佔了上風：夏元吉被囚禁，他的副手方賓自殺。
1422年4月朱棣離開北京，親統大軍去討伐阿魯台。此時阿魯台已經佔領了張家口之北的興和要塞，並且降服了屏障明朝東北邊境的兀良哈三衛；他計劃在長城附近阻止住中國軍隊，使之不能靠近他的基地。朱棣卻是直趨多倫（在開平衛）附近的阿魯台的營地，同時派了2萬人馬進攻兀良哈三衛，終於在7月使之降服。等到明軍抵達多倫時，阿魯台攜人馬遠遁至外蒙古。朱棣不想窮追不捨，在9月末返回了北京。
1423年，朱棣發動了第四次反對阿魯台的戰役，以阻擋他們對北方邊境的迫在眼前的進攻。這是一次小規模的遠征行動，朱棣直到8月末才離開北京。明軍在通過了興和和萬全以後尚未能與阿魯台的人馬接觸。朱棣在10月份才知道阿魯台已被瓦剌人打敗，他的部隊也已潰散。所以他在12月返回北京，這次戰役是無功而還。
1424年，他發起了他的最後的第五次蒙古之役。朱棣對阿魯台的黨羽侵入開平並南下進迫大同作出反應，在北京和宣府集結了大軍。4月初，他在視察了軍隊之後便統率遠征部隊離京作最後一戰。在以後兩個月時間內，明軍通過土木進抵開平之北，但是又沒有能夠遇上阿魯台的大帳。有些將官請求給一個月糧草以便深入敵人領土，但朱棣擔心他自己已經過份地深入敵境，就拒絕了這些建議，並撤回了他的軍隊。1424年8月12日，朱棣病逝於多倫之北的榆木川，留下的蒙古問題和他登極初年一樣懸而未決。
• 南征安南
安南是現今越南的北部，它本是一個受中國文化強烈影響的藩屬國家；但它自10世紀以來在政治上一直是獨立的，並且頑強地反對中國的政治干涉。早期的中國統治者們充分注意到了安南的戰略重要意義，曾經想間接通過外交和文化壓力來迫使它就範。朱元璋1395年的《祖訓錄》曾把安南以及占城國和柬埔寨一起都包括進不征之國。朱棣不顧這種祖訓，認為安南的內部事件威脅著明朝的安全，於是他想把安南併入明朝的版圖。
安南的平定工作是一個難於處理的重大問題。中國行政結構的強行建立馬上引起了安南人的反感；他們開始到處反抗明軍。張輔的軍隊粉碎了這種地方性的反抗，在1408年他和他的主力部隊返回了中國。1408年9月，原陳氏官員陳 首先舉起了有組織的反叛的旗幟。他建立了大越王國，並攻佔了義安府城和其他幾個城鎮。曾經在征服安南中起過重要作用的沐晟，這時又受命帶領雲南軍隊來平定這場叛亂。可是，陳 的軍隊很熟悉當地的地形，又得到人民的支持；因此他一再打敗了沐晟的軍隊。1409年秋，張輔又被派回安南來挽救局勢。經過了一次周密計劃的進攻之後，1409年12月張輔打敗了陳，並捉到了他。張輔在1410年初被召回后隨駕出征北方邊境的阿魯台，留下沐晟再一次負責交趾的事務。
陳 的一個侄兒陳季擴登上了陳氏的王位，他一直未被抓住，因而變成了越南人抗戰的領袖。沐晟對他的進攻沒有什麼進展。明廷想安撫陳季擴和他的支持者，把他封為交趾右布政使；他拒不接受，戰事仍在繼續。1411年初，張輔再次被派往安南，隨帶2.4萬人。他連勝兩仗，奪回了於1408年失陷的義安府城。但是，叛軍迴避打陣地戰，叛亂繼續拖延了三年，直到陳季擴在1414年3月30日最後被俘為止。張輔在1415年暫時被召回南京，但又不得不返回交趾以撲滅另外幾次叛亂。可是，這時的抵抗很輕微，到了1416年底他和他的大部分中國軍隊都被召回國。
李彬在1417年2月取代張輔的時候，局勢已經惡化了。安南人不滿情緒的加劇是由於被派到安南來為建造新都北京而搜集材料的宦官馬騏，增加了對安南的稅收和木材的要求。1417年末和1418年初發生了幾起暴亂。叛亂分子聚集在黎利（約1385年—1433年）手下：此人是清化的一名糾糾武夫，曾經追隨過陳季擴，現時已自封為王。他在1419年和1420年都和明軍打仗，但兩次都失利。他於是用游擊戰繼續抗爭，並且贏得了鄉村人民對他的忠誠，他在鄉村中被視為抵抗運動的象徵。儘管投入了大量的作戰軍隊和行政支持，中國人發現不可能把叛亂運動鎮壓下去，安南戰爭一直消耗著朝廷的財力。在永樂末年明朝也仍然未能鎮伏叛亂。這種失敗引起了朱棣諸繼位者的許多嚴重問題。1427年，明朝決計撤兵，放棄了22年以來在那裡建立交趾布政司的努力。
朱棣對各地方官吏要求極為嚴格，要求凡地方官吏必須深入了解民情，隨時向朝廷反映民間疾苦。永樂十年（1412年），朱棣命令入朝覲見的地方官吏五百餘人各自陳述當地的民情，還規定“不言者罪之，言有不當者勿問’。之後，朱棣宣布“諭戶部，凡郡縣有司及朝使目擊民艱不言者，悉逮治。”即地方官或中央派出的民情觀察員，如果看到民間疾苦而不實報的，要逮捕法辦。對民間發生了災情，地方上要及時賑濟，做到“水旱朝告夕振。無有雍塞”。
永樂元年（1403）三月十一日，朱棣命平江伯陳瑄與都督僉事宣信二人充任總兵官，各率舟師由海道運糧四十九萬餘石於遼東和北京，以補北方軍儲不足。海道運餉自此以為常。
1405年，全國稅糧31133993石，這是連續第三年保持在三千一百萬石以上的稅收，按照當時不足一千萬戶的民戶統計，每戶平均納稅超過三石。此外從永樂元年起軍衛屯田的收入也達到高峰23450000石，加上民戶交納的稅糧，平均到當時人口，人均超過一石。
永樂元年（1403）正月十六日，頒定牧馬法：牡馬一匹配牝馬三匹，每歲課徵一駒給軍士，非徵發不得擅自遣用。
永樂時，布帛、絲絹、棉花絨和果鈔已成為明朝賦稅的重要部分，這也反映了當時經濟作物的發展。
永樂年間是明代制瓷業的鼎盛時期。江西景德鎮仍是全國制瓷業中心。這裡人口約十萬，洪武年間有官窯20座，宣德時發展到58座。景德鎮瓷器不僅產量高，而且質量好，在制瓷工藝方面取得許多新的成就。如永樂時的錐拱、脫胎，都是技術上的新創造。釉彩方面的成就尤為突出，甜白、翠青、釉里紅是永樂時的名貴瓷器。宣德時的青花瓷更是上品。還有一種用南洋的紅寶石摻進釉料中製成的瓷器，稱為“祭紅”，具有寶石的光澤。
• 冶鐵
洪武年間，全國官營鐵礦有13所。這些鐵冶，除煉生鐵之外，還煉熟鐵和鋼。但官營礦冶總的說來是停滯不前的。它的生產完全依其他官營手工業部門對生鐵原料的需要而定，時而開採，時而封閉，產量極不穩定。而民營礦冶卻在穩步發展，這從歷年民礦向政府交納的貢課中可以看出。1403年（永樂元年），民間交鐵課79800多斤；1434年（宣德九年），增加到555267斤。明朝規定，鐵課三十取二，按此計算，在30年中，產量當從近120萬斤增至830多萬斤，上升七倍。冶鐵業中官礦衰落、民礦發展這一趨勢，是明代礦冶業，也是其它手工業共有的現象。
• 造船
明初的造船業曾居世界前列。南京城北龍江（亦叫龍灣）和太倉劉家港是當時造船業基地。鄭和下西洋所用的船，多半是龍江製造的。其他各地的造船業也都很發達。各地造船種類很多，有遮洋造、備倭造、戰船、淺船、風快船、黃船，等等。其中海運稅糧的遮洋造最大，可裝載糧食四五百石。
永樂元年（1403年）5月，朱棣命福建都司造海船百三十七艘；永樂元年（1403年）8月，命京衛及浙江，湖廣、江西、蘇州等府衛造海運船二百餘艘，朱棣還命令福建的所有中國造船廠承擔大規模的造船任務。
明初設置寶鈔提舉司，翌年詔造大明寶鈔，命民間通行。規定禁止民間不得以金銀物貨交易，只准用金銀易換鈔幣，違者治罪。可是，到了洪武末年，江南士民和一些行商大賈重錢輕鈔，甚至有人以一百六十文錢折算鈔幣一貫（四百文為一貫），因此造成物價騰貴，鈔法大壞不行。永樂元年（1403）四月二十日，朱棣詔令禁金銀交易以通鈔法，犯者以奸惡論罪。同時規定鈔紙昏爛者允許到行在庫兌換新鈔。然而由於收受艱難，結果金銀交易禁而不止。當時，戶部尚書夏原吉曾疏請朱棣更鈔板上的“洪武”篆文為“永樂”，朱棣命仍其舊。自此以後，朱明王朝的寶鈔一直沿用洪武年號。
• 大運河
在15世紀初期，元代的大運河已經大段大段地損壞、淤塞和不能通航了。朱棣決定修復大運河和重開運河運輸，使之成為另一條供應北京的南糧運輸路線，因為首都遷往北京后糧食的需要大大地增加了。大運河分兩個階段進行修理。北段的疏浚和修復工作在宋禮的監督下開始於1411年7月；這項工作包括疏浚河渠130英里和建造38座船閘。這項工程使用了30萬名服徭役100天的勞工。從黃河到長江的南段在1415年7月開放。陳瑄在淮安之西建造了四座船閘，以提供通向淮河的入口。運河體系這時能從長江下游流域直通北京；它成了南北之間商業的主要動脈。
• 黃浦江
永樂元年（1403年）戶部尚書夏元吉採納上海人葉宗行的治水建議，上奏請求疏浚黃浦江，朱棣准。
• 開浚吳淞江
永樂元年（1403）四月初三日，明成祖朱棣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巡視浙西諸郡，治理蘇州、松江和嘉興等地的水患。夏原吉經過實地勘察，上奏拯治之法在於開浚吳淞諸浦。朱棣准命夏原吉督率民丁十餘萬人，開浚吳淞江下流以通海，上接太湖，並且“度地為閘，以時蓄泄”。次年正月，夏原吉再率民工開浚白茆塘、劉家河、大黃浦等支流，九月告竣。疏浚吳淞江大大便利了蘇、松等地區的農田基本建設。
永樂元年（1403年）七月，朱棣命解縉、姚廣孝、王景、鄒輯等人纂修大型類書，至永樂二年（1404年）十一月編成《文獻大成》，即《永樂大典》。這部《永樂大典》與清朝人修纂的《四庫全書》不僅形式不同，目的也不同。修纂《永樂大典》並非出於文化專制的目的，而只是為了保留下更多的史書，能夠為後人所用。《永樂大典》是中國古代編纂的一部大型類書，收錄入《永樂大典》的圖書均未刪未改，是中華民族珍貴的文化遺產，最大的百科全書，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書，比十八世紀中葉出版的《大英百科全書》和《法國百科全書》要早300多年。
《永樂大典》初名《文獻大成》。明永樂元年（1403年）七月，明成祖朱棣命解縉、鄒輯、姚廣孝、王景、等人纂修，永樂二年（1404年）十一月編成《文獻大成》。
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是中華民族珍貴的文化遺產。全書正文22877卷，目錄60卷，裝成11095冊，總字數約3.7億字。書中保存了中國上自先秦，宋元以後的佚文秘典，下迄明初的各種典籍資料達8000餘種，是中國古代最大的百科全書。
這個集成對於學術研究，對於闡述倫理和權威問題上的正統觀念，對於科舉考試，對於定出公共行為的官方法典來說，都是有用的。除了《永樂大典》外，其餘幾種小型彙編都曾在官員、帝國的學校和應科舉試的士子中散發；有幾種甚至送到了日本、朝鮮這樣的藩屬國家，從而在國外也促進了正統的儒家意識形態。總之，它們形成了士人階級的理智觀和文化觀，同時又為帝國政府奠定了意識形態的原理。
在編撰《永樂大典》的同時，朱棣還命令一批翰林學士彙編朱熹和朱子學派其他宋代大師所寫關於《四書》《五經》的註疏，並且摘編他們關於人性問題的哲學論述。這些彙編著作在1415年10月完成並呈報朝廷，用《五經四書大全》和《性理大全》為書名，在1417年4月予以頒行。這個做法正式承認它們是熟悉儒家學說的法定的捷徑。
他利用科舉制及編修書籍等籠絡地主知識分子，宣揚儒家思想以改變明初嗜佛之風，選擇官吏力求因才而用，為當時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的發展奠定了思想和組織基礎。
朱棣在位期間，一方面嚴厲整頓和限制佛教，完成了對明代整頓和限制佛教政策的補充和完善，另一方面又大力對之加以提倡和保護。朱棣對佛教採取的政策和措施，對他維護和鞏固封建統治、維護國家統一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對佛教整頓和限制政策也為後朝所沿用，影響深遠。
朱棣崇奉真武神，大修武當山宮觀，扶植武當道教，這是明史和中國道教史上的一件大事。
明初朱元璋比較注意對周邊少數民族的政策。朱棣繼承太祖的一些有效作法，進一步加強了對少數民族的統治。政治上，穩定政局，安撫四方。明成祖即位后，對政治上的建設尤為重視。他認為對少數民族的政策必須慎重，“四夷順，則中國寧”，只有安定四方，才能長治久安。因此，他注重從政治上加強對少數民族的統治，並注意政策的實效；在軍事上剿撫并行；經濟上減免稅負，加強貿易往來，實施屯田；文化上，積極推廣中華文明。
早在1207年，成吉思汗的使者已經到過西藏，蒙古人與西藏發展了一種關係，即西藏人接受蒙古的保護和承認其宗主權，同時給蒙古的統治者們提供精神指導。
在明朝掌握政權時，西藏寺院教團之間的宗教對立常常導致公開的戰爭；宗教和政治權威之間出現了嚴重的分裂。得銀協巴（中國稱哈立麻）以善行法術著稱於世，朱棣在為燕王時已聞其名。
朱棣在1403年登基時，派了一個由以後多次被用作外交官的宦官侯顯和著名印度僧人班的達的弟子智光（率領的使團去西藏。使團邀請得銀協巴去南京。得銀協巴在一開始派出一個納貢使團后，在1407年4月親自去明廷，受到隆重的接待。他應請求為皇帝死去的雙親舉行宗教儀式，據記載他施展了許多魔法，如使許多神祇顯形，製造鶴、獅、花雨、甘露的幻象等等，時間長達22天。他和他的隨行人員受到重賞，取得了響亮的官銜，並前往山西省重要的中國佛教中心，在那裡又舉行了儀式，然後返回西藏。他在以後至少與明朝廷交換了三次禮品。次年，朱棣加封哈立麻，賜領天下釋教。侯顯因奉使有功，擢為司禮監太監。此後，侯顯又數次奉詔出使各國。
他的繼承者通哇頓丹（1416年—1453年）到15世紀40 年代末一直派來使團。明朝朝廷顯然不知道得銀協巴之死，所以認為這些使團都是他派出的。1413年，薩迦派的教長（關於他的法力，皇帝也已有所聞）應邀來北京。他也受到隆重接待，並於1414年由宦官護送回藏。此後薩迦派的住持繼續派使團來中國，直至15世紀30年代。
朱棣還試圖把當時最偉大的宗教人物，即格魯派（黃教）的創始人宗喀巴（1357年—1419年）請到明廷。到15世紀初，宗喀巴主張的一種新的和更嚴格的寺院生活很受人注意，所以在1407年，朱棣請他來朝廷。
其他西藏的宗教領袖也受到推動而與明朝發生聯繫。
建文四年（1402），元順帝後裔坤帖木兒被部酋長鬼力赤殺害，鬼力赤本非元帝後裔，各部多不服。鬼力赤遂棄大元皇帝稱號，改號韃靼，自稱可汗。永樂元年（1403）二月十二日，朱棣遣使貽書鬼力赤以通好，並賜與銀幣等物。同年七月十五日，又遣指揮革來等人詔諭鬼力赤，再申講好修睦。
朱棣通過搞分裂、賞賜和平定外蒙古的不聽命於他的東蒙古人和瓦剌（西）蒙古人以及在其南面住在東內蒙古的兀良哈諸部落，想方設法在北方邊境取得和平。在他征剿叛逆的阿魯台和馬哈木部落領袖的同時，他還派使團帶著禮物邀請所有人在納貢制度下進行貿易。明朝廷利用這一制度出於幾個目的。它提高了朝廷的威信；它能不求助於武力而使游牧民安分；它為明朝騎兵提供馬匹的來源。蒙古諸部落接受這樣的安排，因為它們需要取得中國的貨物，雖然當它們的需要不能通過貿易得到滿足時經常襲掠邊境。
為了控制蒙古納貢使團的次數和規模，它們來華的路線和入境點、它們在朝廷呈獻時的禮儀、朝貢品應付的價格、以及送給部落領袖及其使者的禮品，明朝廷都制訂了細緻的規定。例如，兀良哈諸衛獲准每年派使團兩次，每次300人，一次在皇帝生日時，一次在中國的元旦。但是這類規定從來沒有嚴格實施過，也沒有用於更遠的東蒙古人和瓦剌蒙古人。蒙古使團一般呈獻馬、家畜作為貢品，要求報酬、禮品、官職和貿易特權。朝廷以錢鈔、白銀、絲綢、紡織品、官品和官銜賞賜給部落領袖及其使者，以高價收取貢品，並准許蒙古人在指定的地點進行貿易。例如，在1404和1406年為女真和兀良哈諸部落在開平和廣寧設立兩個馬市。但是朝廷派的官員（通常為宦官）出於私利，經常改變賜給蒙古人的禮物的規格和他們貢品的價值。這樣就常常引起糾紛和對邊境的劫掠。
已在遼東半島定居的來自泰寧、朵顏和福餘三個衛的蒙古人在永樂年間派出了最正規的納貢使團。這是因為他們靠中國的禮品、補助和定期貿易為生，而朝廷則需要與他們保持良好的關係，以確保北方邊境的安全。根據《明實錄》，兀良哈部在某些年份（如1403年、1406年、1413年和1416年）作為一個正式的集體前來朝廷，但一般地說，這些使者被認定是代表個人的，呈獻的貢品也多於容許的數量。他們的貢品主要是馬匹；1414年的一次他們帶來了約3000匹馬。他們的納貢使團在1410、1411、1418和1422至1424年這些年份停止來華。中斷出現在他們參加了阿魯台或瓦剌人的叛亂時期，如1422年；這一次他們被阿魯台征服，被迫參加他的事業。但是，當和平恢復，明廷繼續接受兀良哈的使團，甚至為了保持和平，還容忍偶爾發生的邊境劫掠事件。
在阿魯台統治下，東蒙古人繼續與永樂帝朝廷保持納貢關係。明統治者容忍經常爆發的小的敵對行動，因為他謀求維持邊境的和平。已知阿魯台早在1408年就派過一個使團，但在1410年征蒙戰役中他戰敗后，他才開始定期派出使團。在1410至1424年期間，阿魯台派了27個使團至明朝廷，此數超過了規定，而且在連續的兩年（1413年和1414年）中他共派了11個使團。貢品主要為馬匹。作為回報，明朝廷賜給他和他的使者紙鈔、白銀、絲織品和各種生活用品，授予他們官銜並慷慨地酬答他們的貢品。在1421年、1422年、1423年或1424年明帝征討阿魯台時期，沒有納貢使團來朝。但一旦戰爭結束，朝廷又不加指責地接納他的使團，其中兩個使團在1424年8月皇帝死後不久到達。
瓦剌蒙古人也與明朝保持納貢關係，在此同時又幾次襲擾邊疆進行劫掠。1408年10月，馬哈木派第一個納貢使團攜馬匹前來明朝廷；他得到了封地並被賜給一枚王的印璽。1409年其他兩個瓦剌部落領袖也得到類似的封賞。除了1414年、1416年、1420年和1422年，瓦剌人每年派正規的使團來華。這些使團一般來自馬哈木，但也有少數是其他部落領袖派出的。貢品主要為馬匹。瓦剌使團在1414年中斷來朝，當時馬哈木造反；但在1415年瓦剌人恢復進貢。1418年4月，在馬哈木死後兩年，他的兒子脫懽與其他兩個部落的領袖來到朝廷，要求繼承他父親的品位。這一請求被批准，於是脫懽派使團幾乎歲歲來朝，一直到了永樂統治的末年。
明朝東北地區
明朝在建立與女真人的關係方面採取了主動行動，其措施是派遣外交使團，送禮品給他們的部落領袖，邀請他們進行納貢制度下的貿易。早在1403年，朱棣開始派一個使團出使建州女真的統治者阿哈出以進行籠絡；使團受到很好的接待。12月，朱棣在建州設一女真衛，並賜官印以及錢鈔、絲綢、袍服和生活用品等禮物給建州使者。不到五年，另外五個衛在女真領土上建立。在朱棣在位的以後時期，在滿州設立179個衛和20個所，以確保女真人的臣服和納貢貿易的順利進行。許多在適當時機得到官銜、官品和貿易特權的女真部落領袖放棄了與朝鮮的聯繫，宣布他們效忠於明朝朝廷。
生女真對1403年中國使團的反應是回派了一個使團，但他們依然是靠不住的。1409年初期，朱棣派宦官亦失哈率一專門使團前往生女真的領地；亦失哈為海西女真人，被俘後為明朝效勞。1411年，他率25艘船和千餘人駛往位於北滿邊遠地區的奴兒干，在那裡幾乎沒有遇到反抗。他厚賞地方部落領袖，設立了一個都指揮使司，並說服部落領袖們派一朝貢使團與他一起返回。此後，亦失哈又三次率領使團去奴兒干，最後一次在1432年；明朝廷設立了一系列的驛站，以便與住在偏遠的北方的女真人聯繫。為女真人設立了邊境集市，少數集團獲准在遼東的中國邊境境內或鄰近之地和在北京之北定居。定居者到得了禮物和糧食，有些部落領袖還接受了低官階的武職和官銜。他們則報之以向明朝廷進貢土產品。
因此朱棣能夠不訴諸武力而與女真諸部落建立令人滿意的關係。在與幾個主要的女真集團建立了良好關係后，他就能集結其武裝力量去征討蒙古。同時，通過設置防禦性的衛和運用納貢制度，他滿足了女真部落領袖的某些經濟的和身份的要求，因為這些部落領袖派遣納貢使團來到中國，為的是取得金銀、絲綢、糧食和其他用品的禮物，和享有在中國進行貿易的機會。就明朝廷而言，它能取得諸如馬匹、優質裘皮等商品，還能得到諸如在明朝內不能搞到的人蔘等藥材。
在外交政策上，明朝以厚往薄來懷柔遠人，熱衷於政治上萬國臣服的獨尊。朱棣登極后不久，就依照洪武初年的建制，在浙江、福建、廣東等地設立了市舶提舉司，負責查驗來華貢使身份、安排貢使食宿、管理口岸。以加強管理正當的中外貿易和友好交往。並且不斷地向海外各國派遣使臣，僅永樂元年（1403）就派宦官出使各國達三次之多：九月十五日，朱棣遣宦官馬彬等出使爪哇國，並詔諭蘇門答臘、西洋瑣里等國；同月二十四日，遣宦官李興等出使暹羅；十月十三日，宦官尹慶奉使詔諭滿剌加、柯枝等國。從此開了宦官出使外國的先河。
海路：永樂三年（1405年），朱棣派遣宦官鄭和為正使，王景宏為副使，率水手、官兵27800餘人，乘“寶船”六十二艘，遠航西洋。明朝艦隊從蘇州劉家港出發，到占城（今越南南部）、馬來西亞的馬六甲、印度尼西亞的爪哇、蘇門答臘及錫蘭等地，經印度西岸折回返國。以後又於1407年至1433年的二十多年間，先後七次出海遠航，經過三十多個國家，最遠曾達非洲東岸、紅海和伊斯蘭教聖地麥加。這就是偉大的鄭和下西洋。
陸路：朱棣還多次派遣吏部驗封司員外郎陳誠、中官李達等官員出使西域諸國，西域諸國如帖木兒帝國、吐魯番、失剌斯、俺都准、火州也與明朝多次互派使者往來，稱臣納貢。明朝與西域諸國加強了政治、駐軍和貿易往來，使得全國的統一形勢得到進一步發展和鞏固。
清朝官修《明史》中描寫永樂帝在位期間，“威德遐被，四方賓服，受朝命入貢者殆三十國，幅員之廣，遠邁漢唐”。
• 朝鮮
1392年李氏王朝的朝鮮國建立。明朝對朝鮮的政策為幾個目的服務。朝廷謀求破壞朝鮮在女真族中的影響和確保中國邊境的安全以對付蒙古的入侵。朝鮮統治者不但重視對北方的諸部落的防衛，而且珍惜他們與明朝的政治和文化的聯繫，因為他們認為，這類聯繫會帶給統治王室以權威和正統性。
1402年9月，朱棣派俞士吉去通知朝鮮王李芳遠他登基之事。11月，國王派使者請求新的印璽和敕封；1403年他又派一個使團，要求取得醫治其父疾病的藥材。這兩個要求都被批准，它們標誌著定期互派使節的開始，使節的交流有時一年兩三次。朝鮮人進貢土產品，如人蔘、漆器、豹皮和海豹皮；但在1429年之前，最重的負擔是年貢150兩黃金和700兩白銀。作為回報，皇帝賜給朝鮮王及其使者豐厚的禮物——絲綢、精美的衣服、藥材、書籍和樂器；他還授予朝鮮王及其太子以榮譽的稱號。
但是，明朝廷常常對朝鮮人提出過分的要求；這些要求在中國史料中只是一筆帶過，但在朝鮮的記載中卻有詳細的論述。例如，永樂帝經常索取馬和牛以供軍用，而朝鮮王便應命在1403年送去1000多匹馬，1404年送去1萬頭牛，1407年送去3000匹馬，以及1410年送去另外一大批馬，以支援對蒙古的第一次征討。還有特殊的要求。在1403年、1406年、1407年和1411年，永樂帝派他的高級宦官黃儼前往朝鮮索要銅佛像、佛骨（舍利）和印佛經的紙張。
• 日本
與日本的外交關係在1380年已經中斷，因為朱元璋懷疑日本人與他的失寵的大臣胡惟庸相勾結，企圖篡奪皇位。關係在1399年首先被足利將軍三世義滿（1358年—1408年）恢復，他剛在西日本建立起他的權威。這位揮霍的將軍對中國文化的愛慕是由他周圍的禪宗僧人培養起來的，他急於恢復與中國的外交關係，這部分地是為了從有厚利可圖的對華貿易中獲益。1399年，他派一個使團帶了一封頌揚的信件和貢品到建文帝的朝廷；使團受到良好的接待。義滿的第二個使團在1403年晚期抵達南京，在隨帶的信中，將軍自稱“臣日本王”，此事在日本史上是一件非同尋常和有爭議的事件。這是來朝新帝的第一個外國使團。
朱棣即皇帝位后，曾經派遣使臣詔諭日本國。永樂元年（1403），朱棣再遣左通政趙居任、行人張洪偕僧道成出使日本。可是，他們還未成行，日本國王源道義的使臣已抵至寧波。十月十一日，日本使臣一行來到南京表貢方物，明成祖朱棣優禮相待，對其所攜帶的兵器等違禁物品，也特准出售。日本使臣還國時，朱棣遣官護送，並帶給源道義國王冠服、龜鈕金章及錦綺、紗羅之物。從此，兩國間恢復了洪武末年以來幾乎斷絕的友好往來。
朱棣看到了一個難得的機會並作出了積極的反應。他高興的是，日本的將軍表現出承認他的宗主權的姿態，並且已同意控制相互間的貿易和在結束日本在中國沿海的海盜行為方面進行合作。1403年9月，朝廷向日本商人重開寧波、泉州和廣州的市舶司，並派大臣趙居任去日本締結商業協定。該協定規定，在建立了稱之為勘合制的公認的和有節制的貿易形式后，將軍的代表獲准在寧波貿易，同時要遞交與市舶司的中國官員所持的勘合相合的特定的勘合。貿易使團不得超過兩艘船和200人，不得攜帶武器，應每十年派出一次，不過最後一條規定在以後繁忙而正規的貿易中被忽視了。
在1404年至1410年期間，中國和日本經常互派貿易和外交使團。這種真誠的關係因義滿的善意而得到促進；他履行了逮捕日本海盜並把他們送往明朝廷的諾言。當義滿於1408年去世時，朱棣告誡他的繼承者義持繼續鎮壓海盜。但在1411年，義持拒絕接待中國的使團，並在以後六年中中斷與明朝廷的關係。新將軍擺脫了他父親周圍的禪宗僧人，採取了一種孤立主義的政策。1417年11月，在中國沿海抓獲了一些日本海盜以後，朱棣又試圖與義持建立外交關係。但是，將軍宣稱，日本諸神禁止與外國來往，他的父親已經被他的顧問引入歧途。這樣，官方的大門再次對中國關閉，不過私人的貿易通過日本南部的諸港口仍在繼續進行。
• 東南亞
在永樂年間，明朝在東南亞的影響達到了最高峰；這個區域是朱棣主要關注之處。鄭和的探險性遠航把最重要的東南亞諸國划入了明朝政治勢力範圍之內。進行這些遠航是為了通過和平方式擴明朝的影響，加強其南部邊境的安全，和通過阻止私人控制航海活動以壟斷海外貿易。外國響應這些主動行動，這不但因為它們擔心拒絕會遭到軍事報復，而且因為它們看到了與中國建立關係會帶來巨大的商業利益。
1402年至1424年期間，明朝廷派了62個使團至東南亞各國，並接待了95個回訪的使團；這不算派至安南和從安南派來的使團，因為安南在1406年至1427年期間是在明朝的統治之下。這些使團建立了與大部分重要國家——從菲律賓至印度洋、波斯灣和非洲東岸——的聯繫。
朱棣派使者攜帶宣布他登基的詔書至東南亞各國去建立關係；當這些國家作出反應時，他就經常派使團向它們的統治者贈送禮品，禮品包括曆法、絲緞織品、瓷器和銅錢。朱棣還為兩個東南亞國家撰寫銘文並賦詩，一次是在1405年為馬六甲王寫的，一次是在1408年為浡泥王寫的。這些文字都刻在石碑上，以證明朱棣在這些國家的影響及與其統治者的特殊關係。外國統治者則回派正規的納貢使團來華，並隨帶諸如貴金屬、香料、異國動物等土產；支付這些物品的代價都很高。
可以從占城、暹羅、馬六甲、爪窪和浡泥的事例中看到比較重要和持久的各種關係的不同類型。在這個時期，中國公開宣稱與占城有一種特殊的關係，因為它們在安南互有牽連。但在1414年以後，當中國人拒絕歸還安南奪取的占城領土時，關係轉向緊張。占城人經常攻擊派往他們國家的外交使團和騷擾在安南的中國人，可是一直沒有脫離正規的納貢制度。暹羅是東南亞半島最強大的國家和中國的最老的朝貢國之一。中國的興趣在於限制暹羅去侵犯馬六甲，而暹羅的朝廷則注意到中國的壓力，因為它幾乎每年派納貢使團到中國而從中得益。
馬六甲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位於香料貿易路線上。朱棣在1403年10月派一個使團到那裡去建立關係，並授予它特殊的地位。有三個馬六甲王率領他們的國家代表團到中國，使朱棣大為高興。在與爪窪的關係方面，朱棣設法阻止它向馬六甲內部擴張，和保持南洋和印度洋之間的貿易暢通。可是中國不可避免地介入了東爪窪王與西爪窪王之間的戰爭。在1408年至1409年鄭和第二次遠航期間，當他手下的170人登上了他的對手西爪王聲稱擁有的海岸時，他們被後者所殺，從而迫使鄭和進行軍事干涉。中國人接受了賠償和道歉，並恢復了外交關係，但中國人利用連續的幾次航行，把爪窪置於監視之下。浡泥在當時相對地說並不重要。但浡泥王是訪問永樂朝廷的第一個統治者，從而給了朱棣強烈的印象。它被給予比憑藉它的國土面積和力量應得的更大方的待遇。
朱棣在他與東南亞各國的關係中表現出靈活性；他願意利用各種方式去達到他的政治、軍事、文化和商業的目的。外國的反應取決於以下的幾種情況：明朝外交主動行動的性質；它們與明朝的權力中心的距離；它們對安全和貿易機會的關心。從1405年至1421年的十多年中鄭和巨大艦隊的威嚴的陣容，在整個這一區域中擴大了強大的中國的形象，並給貿易和外交帶來了持久的影響。但事實也很清楚，隨著1413年以後中國在這一區域的外交活動的放鬆，當朝廷的力量專註於北方的事務時，這些國家能夠在納貢制度建立的規定的宗主-屬國關係中便宜行事。
朱棣還力圖把他的影響遠遠擴大到南海、印度洋和極東地方的國家和王國中去。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分別在1405、1407、1409、1413、1417和1421年對當時所謂的“西洋”進行了六次壯觀的海上遠征。所有這些遠征由宦官鄭和和他的副手王景弘（後來官方名字為王貴通，約1434年死）及侯顯指揮。這些遠征都由從事外事活動和為皇帝求寶的宦官組織。遠征的開銷不僅來自皇帝的私囊和皇帝的代理機構，而且也由沿海各布政司負擔。
遠洋航船是在南京龍江船塢建造的，水手招自福建，遠征從福建的港口啟航。船隊所包括的船隻，大者為九桅的中國平底帆船，長444英尺，寬186英尺；小者為五桅中國平底帆船，長180英尺，寬68英尺。船隊由約27000名水手操縱，所載的貨物包括上等絲綢、刺繡和其他奢侈品，作為在航程中贈送給當地的統治者的禮物。
永樂盛世是中國封建時代最輝煌的時期之一。統治中國的永樂皇帝朱棣一直抱有恩威遍施海內的“雄才大略”，而盛世雄厚的國力為這個“大一統”信念的實現奠定了基礎。
永樂盛世的出現，把中國具有數千年悠久歷史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形成為當時世界文明的一個重心。
朱棣留給明代後來的君主們一項複雜的遺產。他們繼承了一個對遠方諸國負有義務的帝國、一條沿著北方邊境的漫長的防線、一個具有許多非常規形式的複雜的文官官僚機構和軍事組織、一個需要大規模的漕運體制以供它生存的宏偉的北京。這隻有在一個被建立帝國的理想所推動的朝氣蓬勃的領袖領導下才能夠維持，這個領袖能夠不惜一切代價，並願意把權力交給文官，以保持政府的日常職能。永樂帝的直接繼承者都不具備這種英勇的品質，但是他們仍然堅持他關於帝國的遠見和他所奠定的政制基礎。
以後的幾代皇帝並沒有他那種對帝國的認識，還認識到維持他的政策的代價，開始收縮和重新鞏固帝國的行政。但是，他們不能解決他們採納的國家政策和必須賴以進行統治的制度之間的內在矛盾。雖然文官政府得到加強，政府的開支也減少了，但耗費巨大的軍事組織、北方的京城和漕運制度仍必須維持。軍事收縮無意地削弱了邊防，從而給以後的統治者們造成了許多問題。在所有這些方面，朱棣比朱元璋對以後明代歷史的進程具有更大的影響。
朱棣好大喜功，大興土木，在位的22年間遷都北京、營建皇宮、七下西洋、五征漠北，件件都需要大量的民力財力。所征派的徭役和賦稅，給廣大平民帶來了沉重的負擔。
永樂十八年，山東爆發了唐賽兒起義，此時距離太祖開國尚不過五十餘年。但在這前後，大明王朝已經有過大大小小的起義不下十餘次了。天災頻繁，官員腐敗，固然是誘因，但更要緊乃是最高統治者大興土木，不惜民力。朱棣修筑紫禁城所徵發的徭役，大多出自於河南、山東等中原地帶。永樂十九年，翰林侍講李時勉、鄒緝等人聯名上疏，疏中便揭露了當時人民的困苦情況。
基本信息
- 中文名
- 永樂盛世
- 提出者
- 明成祖朱棣
- 文化教育
- 編纂《永樂大典》
- 領土面積
- 約1000萬平方公里
- 後世評價
- 清修《明史》稱“遠邁漢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