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帝

幾乎貫穿朝鮮近代史的君主——高宗李熙是興宣君李昰應的兒子。咸豐二年（1852）壬子七月二十五日，李熙出生於朝鮮首都漢城（今韓國首爾）的貞善坊私第（興宣君府，李熙即位后改稱雲峴宮），他即位前尚未冠禮，只有乳名命福。他的母親是驪興府大夫人閔氏，還有一位庶兄李載先和嫡兄李載冕。

李命福本來只是王室的旁支，幾乎沒有繼承王位的可能。從血緣上來 說，他是朝鮮仁祖的9世孫；從宗法上來說，他是朝鮮肅宗的6世孫（他的祖父南延君李球被過繼給英祖的孫子、肅宗的嗣曾孫恩信君李禛），和王室嫡系的關係已經很疏遠了。由於前任國王——朝鮮哲宗李昪無嗣而薨，李熙便在種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下登上朝鮮王位。

朝鮮王朝自正祖李算死後，王權旁落，朝政由外戚安東金氏把持。李命福的生父李昰應生活在安東金氏的陰影下，過著懷才不遇的生活。李昰應原本就知道朝鮮哲宗體弱多病，兒子又全部夭折，欲乘隙奪取王位，於是他極力裝瘋賣傻，一方面在安東金氏的高壓下苟全性命，另一方面矇騙了趙大妃等一干權貴，使他們認為李昰應是無能之人而放鬆了對他的警惕。哲宗去世前夕，李昰應的活動更加頻繁了。李昰應知道，趙大妃欲獨攬大權而與哲宗時掌握朝政的安東金氏眾臣如金左根、金興根等不和，於是就積極勾結趙大妃身邊的宮女，對趙大妃多番獻計，表示若任由金氏眾臣擁立其它王族子孫為王，以承哲宗大統，不但讓金氏眾臣坐擁大權，而且翼宗（孝明世子）的世系也會因而斷絕。但若以他的兒子為王，便可杜絕金氏掌權的野心。李昰應長期以來的夤緣終於收效，趙大妃為其所動。十二月初八日上午哲宗薨逝時，趙大妃收走國璽，並宣布立興宣君第二子命福為新王，繼承翼宗大統，派領議政金左根、都承旨閔致庠去興宣君家接他入宮。據說當時李命福正在放紙鳶，聽到宣旨時大為驚疑，李昰應與其妻跪著撫摸李命福之手說：“從此不得執此手！”在乘輦入宮之時，李命福看見衛士驅逐百姓，便命令衛士不得驅逐百姓，允許百姓圍觀，一時歡聲如雷。

李命福入宮后，並未立刻繼位。他先被改名為載晃，封翼成君，十二月十二日行冠禮，改名為熙（正寫為“㷩”）。十二月十三日（1864年1月21日），李熙穿戴上袞服和冕旒，正式即位於昌德宮之仁政門，是為高宗。同治三年（1864）九月九日，宗主國清朝所派使臣戶部左侍郎皂保、正白旗漢軍副都統文謙（傅恆的玄孫）冊封李熙為朝鮮國王。就這樣，本來與王位無緣的高宗李熙在生父李昰應的操縱和趙大妃的支持之下，登上了朝鮮王朝第26位國王的寶座。

高宗李熙即位時，只有12歲。由養母趙大妃垂簾聽政；又封其生父李昰應為興宣大院君，贊襄政務。興宣大院君的執政被韓國史學界認為是韓國近現代史的開端。興宣大院君一掌權，就表現出非凡的政治才能。他開始培植自己的勢力，並啟動了以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為目的的改革進程。同治五年（1866），神貞王后趙氏撤簾，大院君遂獨攬大權。大院君一面大力排斥安東金氏勢力，同時大張旗鼓地重修景福宮，以作為君主專制威權的象徵。此外他還在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進行改革（參見詞條大院君改革），試圖修補朝鮮封建王朝的大廈；又厲行閉關鎖國路線和宗教迫害政策，掀起“丙寅邪獄”，屠殺大量天主教徒。此時朝鮮已經面臨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侵略的危機，到高宗時更加凸顯。同治五年（1866）七月發生了美國商船侵入大同江的舍門將軍號事件，同年九月發生了法國侵略朝鮮的“丙寅洋擾”事件。同治十年（1871）三月又有美國軍艦入侵朝鮮，史稱“辛未洋擾”。然而法美艦隊都在朝鮮軍民的堅決抵抗下以失敗告終，這更加堅定了大院君實行鎖國政策的決心，他下令在全國各地豎立“斥和碑”。高宗即位之初的朝鮮王朝，在大院君的鐵腕政治和改弦更張下，似乎重現了生機。

高宗本人在父親大院君掌權的狀況下，形同傀儡，終日沉湎享樂，不愛讀書。但大院君為了培養高宗，仍命他學習儒家經典。高宗自即位后便接受嚴格教育，必須一天學習三次，開設經筵的時間是早上7時至9時，中午11時至1時，下午2時至4時。有一次，高宗讀到《孟子》的時候，看到“湯七十里，文王百里”的章句時，慨然顧曰：“七十里、百里，猶可以為政於天下，況我國三千里乎！何以則能秣馬燕雲，洗祖宗之恥也（指丙子胡亂）？”可見高宗並非是一個胸無大志之人。但他畢竟是一個少年，也由於大院君政務繁忙而沒有受到嚴格的管束，所以寵幸了一個比他大4 歲的宮女——李順娥，每日和她廝混，但此女終究沒成為王妃，因為朝鮮王室規定李氏不得稱為正妃。

同治五年（1866）三月，在大院君的一手操縱下，15歲的高宗舉行了空前盛大的婚禮。而他的新娘不是別人，正是高宗母親家的親戚閔氏。原來大院君為了防止外戚專權的歷史重演，專門找了自己妻子家的親戚、幼年喪父的貧窮女孩閔氏作為內定王妃。細細算來，閔氏不僅比高宗大1歲，還是高宗的姨母輩親戚。但這在實行鐵腕政治的大院君眼裡算不上什麼，因為他自以為這樣就一勞永逸地消除了外戚專權的隱患，同時使自己身兼宗親和國戚的身份，實在是鞏固自己權勢的高明之舉。閔氏就是歷史上所稱的閔妃，謚“明成皇后”。

作為一樁生父包辦的政治婚姻，高宗完全沒有對閔妃在意，竟冷落了她三年時光。高宗依然沉湎女色，他甚至在同治七年（1868）和李順娥生了一個兒子，即完和君李墡。但很快高宗又離開李順娥，轉而垂青閔妃，而閔妃的從政之路，也是從這開始的。

大院君的如意算盤並沒有打准。他的一顆棋子——閔妃，和她公公大院君一樣，是一個充滿權力欲和野心同時熟稔政治權術的女人。閔妃被冷落的三年時光里遍覽宮中書籍，尤其是《左傳》等中國古代歷史著作，她被高宗寵幸以後，便逐步涉入政壇。閔妃和大院君的矛盾，是由於子嗣問題而引發的。大院君為防止王妃權力膨脹的局面出現，有意立高宗的庶長子李墡為王世子。這使閔妃和大院君產生了根本的對立。閔妃先使高宗與自己牢牢站在同一陣線，又凝聚自己的娘家——驪興閔氏的勢力，逐漸形成外戚集團，同時糾合被大院君趕下台的安東金氏、豐壤趙氏等家族的力量，準備與大院君抗衡，推翻其政權。而大院君卻對閔妃的實力估計不足。同治十二年（1873）十一月五日，閔妃利用崔益鉉批判大院君之上疏，鼓動高宗宣布“親政”，發動宮廷政變將大院君逼退並趕出京城。高宗一直站在閔妃一邊，而他自己生性懦弱，對閔妃言聽計從，所以實權由閔妃掌握。從此朝鮮王朝進入了名義上由國王高宗親政，實際上為閔妃外戚集團統治的時代。

閔妃在奪權后不久就生下王子李坧（後來的純宗）並很快立為世子，權勢日益鞏固。閔妃集團掌權后便著手將大院君時代的各種政策次第廢除，尤其是其對外政策。同治七年（1868），朝鮮的鄰國日本發生劇變，開始實行“明治維新”而走上資本主義近代國家的道路。此時的朝鮮，尚在興宣大院君李昰應的鎖國統治之下，借口書契問題（日本在對朝鮮通告“王政復古”的文書上有“皇”、“敕”等中國皇帝才能使用的字眼）斷絕了與日本的聯繫。而自從閔妃集團執政后，便主張逐漸緩和朝日關係，甚至處死了大院君時代負責對日往來的東萊倭學訓導、大院君黨羽安東晙，以展示其對日修好之意。但日本已先行一步，準備以當年美國佩里艦隊的“黑船事件”為藍本準備，動用武力迅速打開朝鮮的國門。

光緒元年（1875）八月，日本派出軍艦“雲揚”號等3艘軍艦前往朝鮮西海岸示威並測量海圖，與江華島炮台發生交火，史稱“雲揚號事件”。此事引起了朝鮮全國上下的極大震驚和不安，朝中分成以閔奎鎬等閔妃集團官員為首的主和派和金炳學等大院君派系官員為首的主戰派，就這一事件爭論不休。而民間幾乎清一色地支持對日的強硬政策。高宗和閔妃本來就傾向於開放國門，最終彈壓了國內的示威者，採納了主和派的意見，於光緒二年（1876）二月簽訂《江華條約》。條約中規定朝鮮開放港口以及日本在朝鮮享有的領事裁判權等，嚴重破壞了朝鮮的主權，是朝鮮淪為日本殖民地的前奏；同時使朝鮮打開了國門，由此一步步走上近代化道路。

高宗和閔妃的對外開放政策很快引發朝鮮國內強烈的反彈。早在《江華條約》簽訂前，就有崔益鉉、張皓根等人率儒生在王宮門前“持斧上疏”，堅決反對同日本談判乃至締約。隨著朝鮮的逐漸開放，終於引發了大規模的抗議事件——辛巳斥邪運動。光緒六年（1880），禮曹參議金宏集（后改名金弘集）率團訪問日本，商談仁川開港、米穀禁運、修改關稅等問題。他回國時，帶回一本清朝駐日公使館的官員黃遵憲所寫的小冊子，名為《朝鮮策略》。該書建議朝鮮為了求得經濟發展應接受西方先進文物，並同中國、日本和美國合作，加強自己的防衛能力，以阻遏俄羅斯向南擴張。《朝鮮策略》在朝鮮一披露，就引發了朝鮮政界和學界的軒然大波。其中“耶蘇、天主之學，猶吾教有朱、陸”一句，更是激怒了朝鮮的廣大儒生，他們認為用基督教這類的“邪教”來類比儒教是對儒教的侮辱。於是，以李晚孫為首的300多名慶尚道儒生在光緒七年（1881）上“萬人疏”，借抨擊黃遵憲、金宏集以抵制對外開放政策，宣稱“和倭即和洋，和洋即拜跪犬羊也”。不久，各地的儒生紛紛上疏，高舉“衛正斥邪”的旗幟，批判《朝鮮策略》及政府的對外開放政策。高宗對“辛巳斥邪運動”進行嚴厲鎮壓，李晚孫等十多名儒生被扣上“謗訕朝廷”的罪名而發配荒島或邊地，洪在鶴等人由於上疏言辭激烈而被判為“犯上不道”並斬首示眾。政府鎮壓上疏儒生自然引發了儒林對政府的極大不滿，而蟄伏待機的興宣大院君正欲利用此機會興風作浪。大院君的黨羽早已在同治十三年（1874）正月在景福宮縱火，迫使高宗將王宮搬回昌德宮；這年十一月，他們更是送去炸彈炸死了閔妃之兄閔升鎬及閔妃之母李氏。辛巳斥邪運動被鎮壓后，光緒七年（1881）八月，大院君親信安驥泳等企圖發動政變，廢黜高宗，另立大院君庶長子李載先為新王。其計劃后被泄露，安驥泳等人被逮捕並被凌遲處斬，李載先在流放途中被賜死。安驥泳事件說明了高宗政權實際上是危機四伏。

但是，對外開放畢竟是時代潮流，任何腐儒的反對意見也無法扭轉歷史變革的車輪了。高宗於光緒七年（1881）派“紳士遊覽團”去日本考察行政、軍事、教育、工業和技術體制。與此同時，應清朝的要求，另一批由吏曹參議金允植率領的60名朝鮮青年訪問了中國，在那裡他們主要是研習製造和操作西方武器的技藝。這種改革嘗試發自政府本身，所以改革的浪潮不久便廣為蔓延，不僅席捲了兩班和中人階級，而且席捲了整個社會。光緒八年（1882）四月，朝鮮與美國簽訂《朝美修好通商條約》，隱士之國正式對西方打開了國門。條約簽訂后，英國、德國、俄國、義大利、法國、奧匈帝國、比利時、荷蘭、丹麥等國接踵而來，簽訂了類似條約，至此，朝鮮的門戶全面開放。

閔妃集團執掌國政后，國際國內局勢動蕩，特別是開港以後，朝鮮歷史進入一個空前複雜動蕩的時期。亂局首先自內而起。原來當時閔妃集團非常腐敗，史書記載當時的朝鮮宮廷“每夜曲宴淫戲、保佑巫祝，工瞽歌吹媟嫚，殿庭燈燭如晝，達曙不休”，於是“大院君之多年蓄積充溢豐富之各庫，一掃而空”。朝鮮國庫積蓄盪盡，無餉米供養軍隊，五營軍餉短缺13月，不少軍人無法度日。而由日本教官訓練的新軍——別技軍則裝備精良，待遇優厚，引起舊五營軍人的不滿和怨恨。如此種種，終於釀成了“壬午兵變”。

光緒八年（1882）春季，朝鮮發生大旱，又有“馬入宮中”的凶兆發生，京城內人心惶惶，傳說該年將有兵災。該年六月九日（陽曆7月23日），已經連續十三個月沒有領到餉米的京城五營士兵積怨爆發，同市民一起發動暴動，搗毀宣惠廳堂上閔謙鎬以及閔台鎬、韓圭稷等外戚權貴宅第，奪取武庫，攻打捕盜廳，包圍大院君府第雲峴宮向其求助。還有幾路分別攻打日本公使館，處死日本籍別技軍教官堀本禮造，開倉放糧。次日，亂兵和市民攻入昌德宮，殺死閔謙鎬、李最應（興寅君，興宣大院君的胞兄）等大臣，並追殺閔妃。閔妃化妝成宮女逃往外地。日本公使花房義質和隨員也逃往仁川，由英國軍艦搭救回國。走投無路的高宗被迫召父親大院君入宮，委其主政，大院君宣布閔妃已經死於動亂中，士兵方才放下武器，撤出王宮。逃到忠州的閔妃和逃回長崎的花房義質分別請求清朝和日本出兵朝鮮。宗主國清朝派吳長慶、丁汝昌及馬建忠等官員及3000軍隊進入朝鮮，於8月26日扣留了前往中國軍營拜訪的大院君，並用軍艦將其運回中國，軟禁在保定，並鎮壓了起義士兵。閔妃集團遂在清軍的扶持下重新掌握朝鮮政權。其後朝鮮與清朝簽訂《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等不平等條約，清朝依據這些條約在朝鮮的仁川、元山、釜山等港口城市設立了租界。日本公使花房義質則於8月12日回到朝鮮，帶來了1500軍隊和四艘軍艦，逼迫朝鮮政府賠償損失、同意日本軍駐紮朝鮮。8月30日，日本和朝鮮就上述內容簽訂了《濟物浦條約》。另外，高宗還將圍攻日本公使館的孫順吉、崔奉圭及孔致元等漢城普通百姓在慕華館前當著日本公使和清朝官員的面問斬，朝鮮的主權和尊嚴完全掃地。

壬午兵變被平定后，高宗痛心疾首，向全國人民下旨深刻反省自己的罪過，並宣布他將“洗心滌慮，懲前毖後，政令之從前不便於民者，悉令除之，擇循良之吏，以牧群生，講究實效，思與一國更始”。因此，壬午兵變可以說是朝鮮一個全新的開始，至此以後，大院君為首的頑固守舊派的勢力基本被肅清，在高宗“一國更始”的倡導下，朝鮮社會中開始形成開化和改革的氛圍，全面啟動了近代化之路。

然而，朝鮮的近代化之路並不是平坦的，甚至是兇險的，它從一開始就產生裂痕，使朝鮮捲入了新一輪的血腥動蕩之中。在圍繞改革的問題上，朝鮮統治集團已經分成了兩派：一派是閔妃集團中的絕大部分，他們藉助清朝的兵力奪回政權，心懷感激，採取親華政策，被稱為“事大黨”。另外一派以年輕士族為主，包括師從福澤諭吉的金玉均，以及洪英植、朴泳孝等人。他們採取親日態度，主張終結與清朝的宗藩關係，藉助日本之力實現朝鮮的近代化改革，被稱為“開化黨”。事大黨走“東道西器”的路線，在清朝洋務派的協助下，事大黨政權開始了漸進式的改革，設立內外衙門，開辦外交、通商、海關等事務，代購洋槍洋炮，代訓新軍，培養朝鮮的軍事人才。開化黨則接受日本資助，提出了“打倒清國”的口號，企圖藉助日本兵力發動政變，實施奪權目標。光緒十年（1884），中法戰爭爆發，半數駐朝清軍撤回國內，日本以及朝鮮開化黨視為舉事良機，於是蠢蠢欲動，試圖推翻事大黨所把持的政權。此時高宗和閔妃因為中法戰爭勝負未定，對清朝的信心也發生了動搖。光緒十年（1884）11月29日，開化黨領袖金玉均入宮，對高宗遊說說中日如果交戰，清朝必敗，朝鮮當自圖萬全之策，並誇口說會得到日本的全面協助。高宗為其所動，乃親書秘旨交給金玉均，授予其“便宜行事之權”。金玉均與開化黨激進分子經過密談，決定在12月4日郵政總局開業之機發動政變。

光緒十年（1884）12月4日晚，漢城郵政總局落成，洪英植設宴慶祝，然而開化黨在郵政總局內全殲諸大臣的計劃落空。金玉均遂趕往昌德宮，稱清軍作亂，劫持高宗和閔妃，逃往朝鮮純祖生母綏嬪朴氏的祠堂——景佑宮（其地狹窄，易於守衛）。金玉均強迫高宗寫教旨請求日本公使竹添進一郎派日本兵擔任警衛，同時召事大黨大臣前往景佑宮保護國王。當夜，奉旨趕往景佑宮護駕的韓圭稷、李祖淵、尹泰駿、閔泳穆、趙寧夏、閔台鎬等六大臣等逐一在宮門內被開化黨刺客殺害。次日清晨，新政府宣告成立，提出內政改革方案，同時宣布斷絕與清朝的宗藩關係，朝鮮獨立。結果清軍將領吳兆有、袁世凱應朝鮮官民請求帶兵入宮，與日軍在宮內展開戰鬥。清軍得到朝鮮人民的支持，日軍抵擋不住，竹添進一郎被迫出逃仁川。洪英植將高宗挾持到城北關帝廟，深夜才被清軍找到，護送高宗前往清軍大營，洪英植被憤怒的朝鮮士兵殺死。金玉均、朴泳孝等人隨日本人逃竄到仁川，隨後亡命日本。其他不及亡命的激進派開化黨被憤怒的漢城市民毆殺。此次變亂史稱“甲申政變”。

甲申政變平息后，光緒十一年（1885）1月9日，日本再次強迫朝鮮簽訂《漢城條約》，勒索賠款，之後伊藤博文前往中國天津與李鴻章會晤，中日兩國簽署《天津會議專條》，規定雙方撤出在朝鮮兵力，聘請第三國人員協助朝鮮的軍事改革，今後兩國若要出兵朝鮮時須預先知會另一國等。該條約標誌著日本已在事實上取得與清朝在朝鮮的對等地位。根據《漢城條約》，朝鮮政府將金大興、元漢甲等在甲申政變中殺死日本公使館磯林真三大尉的朝鮮普通百姓斬首示眾，並派徐相雨到日本“表明謝意”。明明是日本勾結開化黨圖謀顛覆朝鮮政府，卻反倒強迫朝鮮政府懲凶、賠款、謝罪，這不能不說是朝鮮作為一個弱國的悲哀。

經過壬午兵變和甲申政變，朝鮮不僅在內訌中國力大為折損，更是逐漸淪為大國的角逐場所。朝鮮王室對內殘酷剝削老百姓，對外一再殺害本國人民、遣使謝罪以向日本等國搖尾乞憐，使其更加失去民心，加劇了社會的動蕩不安。

甲申政變之後，高宗和閔妃與清朝的矛盾又起。當時，清政府眼見英亡緬甸，法並越南，日吞琉球，中國的藩屬國惟獨朝鮮尚存，亦有俄國、日本虎視眈眈，再加上朝鮮戰略位置重要，為東北、華北之屏障，所以決定力保這一最後的屬邦，加強了對朝鮮內政、外交的控制，將名義上的宗藩關係實質化。清朝派遣袁世凱以三品道員頭銜坐鎮朝鮮，主掌朝鮮外交、通商等事務，儼然監國大臣。這自然引起了高宗和閔妃的不滿。閔妃集團接受了德國籍顧問穆麟德（本為李鴻章派去監視朝鮮，但後來背叛了清朝）的“聯俄拒清”政策。清朝不得不罷斥穆麟德，並於光緒十一年（1885）放回興宣大院君以牽制閔妃。

當時朝鮮半島局勢十分複雜，清朝此時雖然是朝鮮的宗主國，但是日本、英國、俄國、美國的勢力不同程度地滲透朝鮮半島，不滿清朝干涉的閔妃集團與之相勾結，於是先後發生了巨文島事件、兩次朝俄密約事件、派使西國之爭等國際爭端，對清朝的宗主國地位構成嚴重威脅。針對這些狀況，清廷於光緒十六年（1890）出台了所謂朝鮮“整頓事宜六條”：1、精練水陸各軍；2、東三省興鐵路；3、該國稅司由中國委派；4、該國派使應守屬國體制；5、阻止該國借外債；6、匡正該國紕政。清廷駐朝大臣袁世凱為人精明而多疑，能幹且果斷，不遺餘力地貫徹清廷的對朝干涉政策，與朝鮮王室的矛盾因而日益加劇，以致發生了袁世凱密謀廢黜高宗、另立大院君之孫李埈鎔為國王的事件。但朝鮮的威脅不在於清朝或歐美俄國，而是覬覦朝鮮已久的東鄰日本。

甲申政變以後10年間，朝鮮表面上處於一個相對平靜的時期，而內部卻潛藏著深刻的社會危機，朝鮮王朝的封建統治正在加速潰爛之中。這一時期，改革事業空有其名而停滯不前，以高宗和閔妃為首的朝鮮統治者更加貪圖享樂，醉生夢死，賣官鬻爵，官場賄賂公行，爾虞我詐，科舉考試完全淪為了兩班貴族的交易場所。國內統治階級更加殘酷的壓迫和外國的經濟侵略把本來就貧窮的朝鮮人民逼上了絕路，整個社會黑暗腐敗到了極點。那時候，儒生學士接連上疏痛陳朝政之紊亂，而高宗與閔妃共閱奏章，“見有鯁辭，則動以逆賊目之而加罪”，李建昌、權鳳熙、安孝濟、朴始淳、張炳翊等上書言事者均被嚴刑竄配。朝鮮商人不堪日本等國的經濟侵略，於光緒十六年（1890）和光緒十九年（1893）舉行“撤棧”罷市鬥爭，反對日本商人進入京城，結果遭到閔妃集團鎮壓。而被政府嚴禁的宗教組織東學道更是接二連三地舉行示威活動，甚至於光緒十九年（1893）在光化門“伏閣上訴”，在漢城到處張貼趕走外國人的標語，導致“在漢洋人均大恐，日人多攜刀晝行，尤騷訛”的狀況。后東學道又在報恩郡揭起“斥倭洋倡義”的大旗，最後被朝鮮政府以軟硬皆施的方式鎮壓下去。朝鮮的社會矛盾猶如乾柴一般不斷累積，終於引發了光緒二十年（1894）的東學黨起義（甲午農民戰爭），而窺伺朝鮮已久的日本也因此獲得了控制朝鮮的大好良機。

光緒二十年（1894）正月十日，朝鮮全羅道古阜郡發生了反對郡守趙秉甲暴政的民亂，既而發展成大規模的農民起義，起義由東學道領袖全琫准領導，他們多次打敗官軍，迅速席捲了朝鮮南部三道，甚至攻佔了朝鮮王室的老家——全州，直逼首都漢城。漢城的兩班及富民紛紛逃竄避難，高宗和閔妃對此十分恐慌，急忙向宗主國清朝政府借兵，企圖乞憐於清廷的武力鎮壓起義。後來政府與起義軍議和，達成了全州和議，而日本亦以《中日天津條約》為借口不請自來，與駐朝清軍形成對峙。六月二十一日，日軍突襲漢城景福宮，挾持高宗及閔妃，而日本人抬出的傀儡，竟然是興宣大院君。大院君將閔妃集團從政府中全部剷除，出面組建了以金弘集為首的親日傀儡政府。新組成的親日派朝鮮政府宣布廢除中國光緒年號，改用朝鮮開國紀年，廢除與清朝簽訂的一切條約，朝鮮將依賴日軍從朝鮮領土上驅逐清朝軍隊。六月二十三日（陽曆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戰，襲擊了朝鮮豐島海面的清軍運兵船，引爆了甲午中日戰爭。而朝鮮親日政權也在日本人的授意下實行一系列近代化改革措施，史稱“甲午更張”。同年十月，井上馨出任日本駐朝公使，他逼退了有反日傾向的大院君，又出籠了《內政改革綱領二十條》，以“協助改革”的幌子來加緊對朝鮮的控制。同時將曾參與甲申政變的親日分子朴泳孝安插進政府中，導入內閣制以進一步限制王室的權力。開國五百三年十二月十二日（1895年1月7日），高宗在井上馨的壓力下誓告宗廟，宣布《洪範十四條》，其中第一條即宣告“割斷依附清國慮念，確建獨立自主基礎”，正式宣告朝鮮半島與 中華帝國上千年的宗藩關係就此終結。而其餘諸條則大部分都是對君權的限制。十二月十七日，高宗的稱號由“國王殿下”晉陞為“大君主陛下”，王妃改稱“王后”，王大妃改稱“王太后”，王世子改稱“王太子”。儘管稱謂提高了，但高宗的權力已經被日本人及其親日政權削弱，完全成為了日本的傀儡。當時大院君之孫李埈鎔圖謀取代高宗，只不過沒有成功，李埈鎔後來逃亡日本。高宗退位后才被赦免。

甲午戰爭后，被日本挾持的高宗和閔妃對中國徹底失去了依附的信心，他們看到日本在俄國的干涉下被迫將遼東交還給中國，又對俄國產生了幻想。為了奪回權力，高宗和閔妃開始“引俄拒日”。開國五百四年（1895）閏五月，朝鮮政府以策劃暗殺閔妃為由下令逮捕內部大臣朴泳孝，朴泳孝被迫亡命日本。隨著朴泳孝的逃亡，親日政府隨之解散，失勢了一年的閔妃集團重新掌握大權。閔妃日益親俄，俄國在朝鮮的勢力和影響也越來越大。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決定暗殺親俄派首腦——閔妃。開國五百四年八月二十日（1895年10月8日）拂曉，新任日本公使三浦梧樓策劃日本士兵、浪人挾持大院君沖入景福宮，在乾清宮亂刀砍死了閔妃，並澆上煤油點火焚屍，而後將骨灰拋撒於池塘中，清除了宮中的親俄派勢力，並組成了以金弘集為首的親日政府，將高宗軟禁起來並逼迫他下詔廢閔妃為庶人，史稱“乙未事變”。宮中警衛部隊的美國教官目睹了日本軍官衝進後宮的行動，於是乙未事變的真相得以流傳開來。日本政府為此派小村壽太郎前往漢城調查事情真相，將有關人員送會日本，以謀殺、聚眾行兇的罪名提交預審，但是犯人都被廣島地方法院宣判無罪。日本政府的虛偽嘴臉由此可見一斑。

乙未事變的真相暴露以後，引起了朝鮮人民的無比憤慨，反日情緒陡然升級。特別是金弘集親日內閣宣布實行太陽曆，並建年號為“建陽”，同時還宣布了“斷髮令”，要求朝鮮人民斷髮易服，這一連串的改革措施表面上是推行近代化，實際上卻被朝鮮人民普遍認為是日本指使下的同化政策，因此極大地刺激了朝鮮人的民族感情，甲午更張以來積累的社會矛盾如火山般噴發出來，人們高舉“為國母報仇”和“頭可斷，發不可剪”的口號，掀起了第一次義兵運動（乙未義兵），引發社會空前的騷亂。日本人在朝鮮逐漸站不住腳，而金弘集內閣亦是搖搖欲墜。親俄派李范晉、李完用等人抓住了這個機會，決定利用混亂的局勢渾水摸魚，將不滿日本很久的高宗 轉移到俄國公使館。他們收買宮女和宦官對高宗加以勸誘，高宗遂於建陽元年（1896）2月11日清晨和王太子乘坐宮女轎子偷偷逃出被日本人控制的景福宮，來到貞洞俄國駐朝公使館，史稱“俄館播遷”。高宗下令將親日內閣成員全部免職，並將其中5人定為“逆賊”。逆賊五大臣中總理大臣金弘集、農商工部大臣鄭秉夏在押送途中被巡檢打死，內部大臣俞吉濬、軍部大臣趙羲淵、法部大臣張博逃亡日本。朝鮮建立了以金炳始為總理大臣的親俄政權。至此，親日政權垮台，日本在朝鮮的地位迅速下降，俄國及朝鮮親俄派的勢力膨脹。此後日本與俄國先後簽署了小村-韋伯協定、山縣-羅巴洛夫協定、西-羅仙協定，協調兩國在朝鮮的勢力範圍和各種利益，日俄在朝勢力達到相對平衡狀態。這為後來高宗稱帝創造了條件。

高宗“播遷”到俄國公使館以後，實際上被俄國人控制，仍然是一個傀儡君主。後來俄國人迫於朝鮮國內外壓力允許高宗還宮。高宗沒有去景福宮，而是於建陽二年（1897）2月20日回到了貞洞慶運宮（今德壽宮），這是因為貞洞為各國使館所在地，而高宗害怕再度發生類似“乙未事變”的事件，遂遷到慶運宮以尋求各國保護。高宗還宮后，親俄派勢力有所萎縮，而先前掣肘高宗的勢力如興宣大院君、閔妃、日本人亦消亡或削弱，所以此時的高宗終於擺脫了傀儡的地位，獲得了實權。高宗不滿於“大君主”的稱號，決定採用“皇帝”之尊號，與中日兩國分庭抗禮。建陽二年（1897）8月16日，高宗下詔改元“光武”。光武元年（1897）10月12日，高宗李熙穿上12章袞冕，在慶運宮之圜丘壇祭天，並即皇帝位，冊封王后閔氏為皇后（謚號為“明成皇后”），王太子李坧為皇太子。次日頒詔書，改國號為“大韓帝國”，沿襲中國明朝的典章制度。高宗遂成為朝鮮半島歷史第一個正式稱帝的君主。

隨著大韓帝國的建立，韓國的各種政治力量重新改組。高宗廢除了甲午更張時期引入的責任內閣制，恢復了議政府制度，著手恢復君主專制體制。高宗皇帝雖然重用沈舜澤、金炳始、尹容善、趙秉世這些元老大臣，但卻對他們敬而遠之，只奉尊位，不予實權。高宗倚靠的是當時以資本主義列強為背景的各種政治派別，包括趙秉式、閔種默為首的親俄派，李址鎔、俞箕煥為首的親日派，閔商鎬、閔泳煥為首的親美派，另外還有李容翊、李根澤等人所組成的君王近側派，君王近側派裡面也有區別，比如李容翊親俄，李根澤親日等等，只是他們 相對其他派別而言與高宗關係更親密而已。高宗利用這些派別對內相互牽制，以強化自己的專制皇權；對外讓他們與不同國家打交道，以平衡各國（尤其是日俄）在韓勢力，避免獨大一方以威脅大韓帝國的獨立地位。而高宗自己則大力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此時由於韓國的近代化不斷深入，湧現了“獨立協會”這種資產階級性質的政治團體，他們舉行“萬民共同會”這樣的大規模群眾集會，要求對內實現政治民主和經濟富強，對外不依靠外國，實現真正的獨立自主。獨立協會自然引起了高宗及守舊大臣的反感，光武二年（1898）12月，高宗出動軍隊鎮壓了獨立協會的集會，數十人死亡，同時宣布取締獨立協會，獨立協會領導人李承晚等被捕下獄。韓國歷史上出現的第一次民主政治的道路就這樣被高宗關閉了。隨後，大韓帝國又於光武三年（1899）8月17日出台了所謂“大韓國國制”，名義上是憲法，實際上卻明確規定了韓國實行“專制政治”、“無限君權”。高宗的權力至此達到頂峰。高宗也並非不改革，他稱帝后實行了“光武改革”，在經濟和軍事上大規模推進近代化並取得一定成效，但這一切都是維護舊的封建專制制度為根本前提的，也就是所謂的“舊本新參”路線（以舊製為根本，參酌新事物）。高宗想以這種政經分離的方式實現大韓帝國的獨立與富強，但後來的事實證明這是不可行的。

高宗稱帝以後到日俄戰爭爆發的數年時間，朝鮮半島又一次處於相對穩定的狀態。然而此時韓國社會雖然沒有出現1895、96年之間的大混亂，但仍動蕩不安。東學黨起義的部分殘餘以“英學黨”的名義在全羅道一代不斷舉行農民暴動，光武二年（1898）濟州島又爆發了“南學黨”領導的房星七之亂，活躍於南部的“活貧黨”也不斷進行“劫富濟貧”的活動，令韓國政府十分頭疼。光武二年（1898）9月又發生“茶毒事件”，親俄派官員金鴻陸指使廚師孔洪植等人在高宗的咖啡中下毒，但沒有成功，金鴻陸被處死；而亡命日本的朴泳孝、俞吉濬等親日派也蠢蠢欲動，多次圖謀潛回國內，發動政變廢黜高宗，因此在日亡命的政治犯也是當時高宗面臨的一個難題。除了韓國內部的暗潮湧動，外部日俄等國雖然暫時沒有對韓國直接進行內政干涉，但卻加緊了經濟侵略，比如在馬山浦租借權上的競爭、對韓借款競爭、鐵路敷設權的競爭及俄國強佔龍岩浦事件等等，在日俄角逐的情況下，高宗通過到處周旋來維持國運。然而，這種不靠自立自強而依靠外力來維持國家獨立的政策雖然短期有效，註定撐不了多久。朴殷植對高宗的政策批評道：“不以厚我民力為自強之圖，徒以慶運宮在各國使館之側為太平之基，竭吾國財諂事外人，朝秦暮楚，擇強而交，實依賴以苟安，其能久乎？”終於，隨著日俄矛盾的激化，兩國終於爆發戰爭，而新生的大韓帝國也被迫捲入了日俄的爭奪中，並走上殖民地的道路。

光武八年（1904）2月10日，日本對俄國宣戰，日俄戰爭爆發，原本宣布中立的大韓帝國被迫簽訂《日韓議定書》，協助日本作戰。至此，高宗第二次淪為了日本的傀儡。日俄戰爭以日本勝利告終，日本公使林權助又強迫韓國簽署《日韓新協約》（第一次日韓協約），規定韓國僱用日本財政和外交顧問、與外國締結條約前要與日本協商等等。光武九年（1905）11月9日，日本特使樞密院議長伊藤博文被派往韓國“慰問”韓國皇室，實則準備將一項保護條約強加在韓國身上。然而高宗皇帝卻堅決反對締約。11月15日，伊藤博文進宮謁見高宗，攤開早已炮製好的保護條約，屏退左右，反覆威脅利誘高宗，高宗則堅持不允。

伊藤博文與日軍駐韓司令長谷川好道合計，決定一方面收買韓國的內閣大臣，一方面派遣大批軍隊開入漢城，包圍慶運宮，以武力強迫韓國締約。光武九年（1905）11月17日夜晚，在大批日軍的簇擁下，伊藤博文和長谷川好道攜條約入宮，強迫韓國締約。高宗見大勢已去，稱病不出，由內閣八大臣接待伊藤一行。李完用（此時由親俄轉向親日）等5人同意締約，反對締約的參政大臣（總理大臣）韓圭卨被日軍拘禁。外部大臣朴齊純代表韓國政府簽訂了《日韓保護協約》（第二次日韓協約，又稱“乙巳保護條約”），根據這個協約，日本在韓國設立統監，韓國撤消外交機關，並不設外務大臣職務，這樣，韓國就失去外交權，變成日本的保護國，實際上已淪為日本的殖民地。 《日韓保護協約》簽訂的消息傳出后，立即激起韓國人民的強烈反對。此時主掌韓國國政的學部大臣李完用、軍部大臣李根澤、內部大臣李址鎔、外部大臣朴齊純、農商工部大臣權重顯被韓國人民罵為“乙巳五賊”。韓國各階層人民一致要求“廢除保護協約”、“驅逐倭寇、誅滅五賊”，閔泳煥、趙秉世等有民族氣節的大臣殉國，在韓國全國形成了聲勢浩大的反抗運動和第二次反日義兵運動。日本政府根據《乙巳條約》，撤銷駐韓公使職務，成立了統治韓國的新機關——韓國統監府，伊藤博文為第一任統監。

《乙巳條約》簽訂后，高宗從此被日本玩弄於股掌之上，沒有絲毫權力。但他並不甘心做日本人的傀儡。光武十一年（1907）1月16日，《大韓每日申報》發表了高宗的聲明，高宗稱自己從未批准締結《乙巳條約》，沒有放棄外交權，也未同意日本統監常駐韓國，所謂“保護權”系日本單方面宣布的，不能成立，呼籲列強進行干預，共同保護韓國的獨立。高宗此舉極大震驚了日本人，同時，高宗也通過秘密援助國內義兵運動的方式來爭取國家獨立，韓國統監伊藤博文曾說：“（我）熟知宮中與暴徒（指抗日義兵）之間的關係，現有宮中供給暴徒資金的證據。不僅宮中與暴徒之間互相進行秘密聯絡，而且宮中與上海、浦潮（即海參崴）地方的韓人之間也互有密使與密電的來往”。為了限制高宗的獨立運動，日本人以“改革”為借口，打著“宮府分離”的幌子，讓日本警務顧問攫取了慶運宮的警衛指揮權，同年7月，根據伊藤博文“肅清宮禁”的要求，實行“門鑒”制度，無統監府頒發的門票者不得進宮，迫使高宗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儘管如此，高宗仍採取秘外交途徑，爭取恢復主權。光武十一年（1907），荷蘭海牙召開第二屆萬國和平會議。高宗秘遣李相卨、李儁、李瑋鍾三人帶著高宗的親筆信和參加會議的委任狀前往海牙，控訴日本對韓國的侵略，呼籲各國聲援韓國，宣布《乙巳條約》無效。由於與會各國均承認日本對韓國的保護權，於是拍電報向高宗確認代表身份，此時韓國電信權落入日本手中，詢問電被日方扣留，伊藤博文聞訊大怒，通知和會委任狀系偽造。李儁憤死海牙，其他兩人亡命天涯。“海牙密使事件”以失敗告終。

伊藤博文早就想廢掉高宗，海牙密使事件正好給了他機會，於是他開始追究高宗違反保護條約的責任。光武十一年（1907）7月3日，伊藤進宮聲色俱厲地對高宗說： “陛下與其以如此陰險手段蹂躪日本的保護權，不如對日本發布堂堂宣戰文告更便捷”，“陛下若想抵抗日本，不必秘密進行，大可以公開干”。伊藤還唆使韓國賣國組織“一進會”開展要求高宗退位的活動。在伊藤的嗾使和恫嚇之下，李完用內閣於7月7日至18日舉行3次御前會議。會上農商工部大臣、一進會頭目宋秉畯對高宗進行威脅說：“今為陛下著想，只有兩計：一則陛下親赴日本，向其（天皇）謝罪，二則陛下出大漢門，親迎長谷川司令官，向其謝罪，不然開戰敗后將如何受辱，難以設想。”7月17日，李完用等七大臣逼迫高宗退位，高宗忍無可忍，拍案怒斥道：“卿等欲將朕賣與統監乎！”同日日本外相林董抵達漢城，和總理大臣李完用一起逼高宗退位，高宗則堅稱自己與海牙密使事件無關，拒絕退位，雙方僵持不下。7月19日凌晨3時，高宗被逼無奈，宣布“軍國大事令皇太子代理”，日本人卻詭稱韓國皇帝已經退位。伊藤和李完用等人仍不善罷甘休，繼續逼宮，光武十一年（1907）7月19日，日軍在漢城南山倭城台正對著慶運宮駕設6門大炮，並派日軍包圍慶運宮，強行將皇太子代理聽政儀式變為禪讓儀式。7月20日上午10時，在日本兵嚴密看護下，慶運宮中和殿舉行禪位儀式。這個禪讓儀式乃是以所謂“權停例”舉行，高宗和太子都沒有出席儀式，而是以宦官作為替身代行，而且匆忙結束，過程“至極簡略”。翌日，日本首相西園寺公望按照伊藤博文的請求，以天皇的名義致電慶賀新帝即位，並迫不及待公佈於世界，致使高宗的退位變成既成事實。8月27日，皇太子李坧正式即位，改元隆熙，是為朝鮮王朝最後一位君主——純宗。

高宗雖然被逼退位，但是內心非常不滿，在退位后的一段時間懷著強烈的復辟的念頭，企圖依靠宮內府大臣朴泳孝等人的力量奪回皇位。高宗自始至終沒有說出“退位”二字，而是以“代理”的名義讓純宗接管政務，卻被日本人曲解為“退位”而公之於眾。當時來韓處理高宗退位事件的日本外相林董稱高宗在退位詔書中使用“皇太子代理”的語句，意在“為了日後再次恢復君權而留下迴旋餘地”。日本迅速採取措施，逮捕朴泳孝等人，高宗也被日本控制，其復辟之望因而斷絕。高宗退位還引發了韓國國內的軒然大波。據伊藤博文的報告稱，高宗讓位時“京城之人心更為躁動，特別是侍衛隊（近衛隊）甚為激昂，同日（7月19日）他們籌劃夜半闖入宮中，殺害在宮中的各國務大臣，其形勢極為不穩”。7月18日，漢城市民2000餘人走上街頭，舉行遊行示威活動，反對高宗退位。“大韓自強會”、“同友會”等愛國團體也在漢城街頭到處發表演說，痛斥日本的侵略罪行。人民砸爛了“一進會”的機關報《國民新聞》社，破壞了該社的建築與印刷機。次日，數千人坐在慶運宮大漢門外，高呼“皇帝陛下不要退位！”“斬殺賣國叛逆！”他們與日本軍警發生衝突，雙方傷亡數人，不少韓國軍人也加入了漢城鍾路的集會，並用手中的武器抗擊前來鎮壓的日本警察。這一天，群眾搗毀了鍾路派出所，焚毀李完用的住宅。日本“已排置機關炮四門，又以車載彈藥，如赴戰場，韓民遂不敢動”。由高宗退位引發的一場騷動便平息下去了。

高宗被迫退位后，被尊為太皇帝，被日軍監視居住於慶運宮內。純宗李坧比他的父親高宗更軟弱，日本在高宗退位4天後就強迫韓國簽訂了《丁未七款條約》（第三次日韓協約），解散了大韓帝國軍。高宗的兒子英親王李垠被伊藤博文帶到日本接受教育。隆熙四年（1910）8月22日，日本強迫韓國簽訂《日韓合併條約》，大韓帝國滅亡。韓國皇帝李坧、太皇帝（太上皇）李熙和皇太子李垠被授予日本皇族的身份，高宗的封號降為“德壽宮李太王”。高宗常常夜不能寐，在深夜裡追憶不堪回首的政治生涯，短嘆長嗟直至清晨日出。據高宗晚年寵幸的三祝堂尚宮金氏（金玉基）和德惠翁主乳母的回憶，高宗那時候“本來晚上睡覺就不好，自從被日帝強迫退位以後，失眠越發厲害，要到清晨聽到喜鵲叫聲才能勉強入睡”。儘管已經淪為亡國奴，高宗仍然企圖挽回國家主權。大正六年（1917），李垠從日本歸國，日本打算將日本皇室之女嫁給李垠，以便長久控制朝鮮王族。為此，日本駐朝總督長谷川好道與純宗外戚尹德榮親自找高宗說媒，要求李垠娶日本梨本宮親王之女方子為妻，不料卻被高宗以李垠12歲時就與韓國舊臣閔泳敦之女閔甲完訂婚為由而拒絕。后經多次威逼，才同意他們的婚姻。大正七年（1918）底，日本殖民當局又發起所謂“韓人簽名運動”，以請願書的形式表明全體朝鮮人甘願做日本帝國的臣民，否認獨立的願望，以成為以後日本對其他列強表明自己的合法性的依據。他們還要高宗加蓋玉璽，卻又一次被高宗所堅決拒絕，事情竟然泡湯。經過這兩次事件之後，日本對高宗提高了警惕，欲除之而後快。

大正七年（1918）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協約國決定召開巴黎和會。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提出“十四點原則”，表示維護殖民地和弱小國家的利益。這又給高宗和朝鮮人民以復國之希望。而日本害怕海牙密使事件重演，便加緊對高宗的監控。大正八年（1919）1月21日凌晨6時，高宗突然在德壽宮咸寧殿去世，終年六十八歲。關於其死因，日本朝鮮總督府公布為“腦溢血發作”，但是沒有病理報告，自然不太可信。坊間盛傳是因為高宗計劃向巴黎和會派遣密使，代表朝鮮民眾訴說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朝鮮的苦難，要求朝鮮獨立，但是這一計劃被泄露了，所以日本總督長谷川好道命令尹德榮讓宮內一個名叫安商浩的醫生配好砒霜，又命宮中女官將毒藥放入紅茶中毒殺高宗。高宗去世當晚用了解毒的醋，不久便毒 性發作，痛苦地說“我吃的是什麼東西，這麼難受”，不久便死去，死後兩眼發赤，全身有紅斑，且很快腐爛。此說也有很多疑點，包括去世時間（凌晨已過用膳時間），以及屍體很快腐爛，因為中毒時間為冬天，且若是毒死，以當時的藥學水平，無非砒霜水銀鴉片之類，屍體應該有其他異象，而不是腐爛速度加快。不過以日本人一貫的陰險狠毒來看，下毒之說的確很有可能是真的。緊接著第二天，發生了一件更詭異的事情。昌德宮發生了炸彈爆炸事件，兩名宮女被炸死。據說這兩名宮女是給高宗投毒的目擊者，為了殺人滅口，日本人策劃了爆炸案。高宗去世時，日本官方只發布號外，稱李太王病重，但死訊已經泄漏於世，大街小巷議論紛紛。1月23日，日本殖民當局見無法隱瞞，發布了李太王於1月21日凌晨6時因腦溢血發作而死亡的消息，並特許朝鮮人“望哭”7日。大正八年（1919）3月1日，在為去世的高宗舉行國葬的時候，朝鮮人民借悼念這位一生經歷坎坷的君王的機會，在各地聚集遊行，要求朝鮮獨立，是為“三一運動”，是朝鮮近代獨立鬥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李熙死後，李王職（日本殖民時期特設的管理前韓國皇室事務的機構）為他選定的廟號共有3個：高宗、神宗、敬宗，最後定為高宗，謚號則為定為“文憲武章仁翼貞孝太皇帝”。廟號、尊號和謚號合稱為“高宗統天隆運肇極敦倫正聖光義明功大德堯峻舜徽禹謨湯敬應命立紀至化神烈巍勛洪業啟基宣歷乾行坤定英毅弘休壽康文憲武章仁翼貞孝太皇帝”，與明成皇后合葬於洪陵。

• 朝鮮

高宗作為在朝鮮半島近代史上無法迴避的人物，其評價也是多角度的。早期對高宗的評價大都認為他是懦弱無能卻溫和仁厚的君主，甚至不乏有認為他是“昏君”、“暗主”的見解。朝鮮當時的史家雖然考慮到“為尊者諱”而從未直接評論高宗，但對高宗不無隱晦的批評。作為傳統知識分子的黃玹在他的著作《梅泉野錄》中指責高宗“於君人之德無一允蹈”，並零散地記載了一系列逸聞來批評高宗“優柔寡斷”、“好嬉戲”、“饕財”、“好齋醮”等行為。作為開化派知識分子的尹致昊對高宗的評價也不高，稱高宗為“暗夢（懵）君王”，說他“每事不能自斷”，認為高宗“個人品質的和藹可親與公眾形象的不靠譜類似英國的查理一世”。儘管有這些責難，在位44年的高宗在亡國的朝鮮民眾心目中還是有著特殊的地位，金允植寫道：“德壽宮陛下御極四十餘年，邦家多難。險阻艱危之會，不至一再。既已禪位，又隕社稷，僅奉宗廟、修祭祀而已，遽至賓天，臣民痛廓之情，呼叫無地也！”可見當時朝鮮人對高宗普遍都抱著同情的心態。

• 中國

清朝重臣李鴻章評價高宗“暗弱長厚”，當時的清廷駐朝大臣的袁世凱則多次在報告中稱高宗為“昏君”，甚至罵高宗說“如此昏庸，斷難與之為善”。中國著名思想家梁啟超評價高宗說：“朝鮮所謂太皇帝者，在位垂五十年。上則見撓於所生，內則見制於哲婦，下則見脅於貴戚豪右，見熒於左右近習，政出多門，舉棋不定，而國家之元氣，遂斫喪以盡。韓之亡，實韓皇亡之也。”可見高宗在中國人眼中也是懦弱無能的亡國之君。

• 日本

當時的日本對高宗的評價一般是否定的。在1907年出版的《韓國丁未政變史》中，著述該書的日本記者楢崎桂園稱高宗“暗愚”，並說“李熙陛下御宇以後，國力困態達到極點，成為招來內憂外患的原因”。1912年日本學者林泰輔著的《朝鮮通史》評價高宗說：“太皇帝雖歷四十三年之久，然當國家多難之際，內治國政，外交強鄰，力與願違，動輒得咎，致國勢日益萎靡不振，不得已而隱退德壽宮，不亦悲夫？”這些認為高宗糟糕和失敗的否定評價奠定了日本對高宗評價的基調，以後像朝鮮總督府出版的《日韓合併秘史》、《近代日鮮關係之研究》等相關著作都認為高宗昏庸懦弱，導致了朝鮮的亡國。

• 西方

當時西方人對高宗的評價相對高些，但普遍認為他很懦弱。英國著名旅行作家伊莎貝拉·伯德·畢曉普曾多次謁見高宗，她評價道：“他（指高宗）作為一個統治者是非常勤奮的。……他有非常善良的心靈，非常同情進步主張，如果他能更強勢、更智慧，而且不是那麼容易受小人影響的話，那麼他很可能成為一位優秀的君主，但他的弱點是致命的。”曾任美國駐韓公使的安連（霍勒斯·艾倫）評價高宗說：“每位被允許覲見皇帝的外國人或許都會被他的和藹可親所感染。他甚至對犯了錯誤的大臣都非常仁慈，還無時無刻不關注著自己國家的民生問題。另外，作為一位君主，他開明而不保守，樂於接受新鮮事物。他通過閱讀外國報紙了解外部世界的發展。但由於久居深宮，且經曆數次變故，皇帝的威嚴外表卻掩蓋不了他內心深處的卑怯與懦弱。”美國學者泰勒·丹涅特在其著作《羅斯福與日俄戰爭》中稱：“出賣韓國的不是羅斯福總統，而正是那個國家的皇帝，而且還出自於其卑鄙的動機。人品與能力方面比不上人家，卻自以為是20世紀的沙皇。”對高宗給予否定的評價。

1945年朝鮮半島光復以後，無論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還是大韓民國的歷史學界，都沿襲了過去日本殖民時期對高宗的評價，認為高宗懦弱無能，被人擺布，是封建舊勢力的代表，同時也是造成朝鮮亡國的原因。但是並非沒有人對高宗進行肯定的評價，比如曾參與編纂《高宗實錄》的日本學者菊池謙讓在1940年出版的《近代朝鮮史》一書中對高宗有如下的評價：

“聰明的青年國王雖然剛毅果斷不及乃父大院君，寬和厚重不如其兄李載冕，仁慈純情不比祖考純祖，但操縱臣下、收攬人心、應待接遇等方面早在青年時代就極其絕妙。至於制度文物之考察，在李氏王朝二十六代中以高宗為第一等。用先王類比的話，他是兼有世祖的氣宇和英祖的性情的歷代少見的名君。不幸的是周圍處在強大國之間，專念於外交而不能善處內政統制，其統治的五十年間幾度襲來國際黨禍，國勢遂窮弱無法自立，不能不為之惋惜。”

從中可以看出一個與以往評價完全不同的高宗。韓國國內學界自20世紀90年代以後，開始出現重新評價高宗的傾向，而這種轉變的代表著作則是韓國教育科學技術部國史編纂委員會前委員長、首爾大學教授李泰鎮於2000年出版的《高宗時代再照明》，該書將過去對高宗的評價視為日本殖民史觀的歪曲與杜撰，日本強調高宗和大韓帝國的軟弱無能，將其亡國的原因全部轉嫁給韓國的國內問題上來，以便對其殖民統治加以正當化，而該書則將高宗塑造為一個推進開化、拯救國家的開明君主。李泰鎮認為許多相關資料都是日本編造來誣陷高宗的，他說：“我很遺憾很多學者，尤其是韓國的歷史學者們被日本當局捏造的假象所迷惑，分不清資料的真假。”他指出，“他（指高宗）認為先代大王中最優秀的是正祖，並追隨正祖的民國理念，想要完成他所未完成的夢想。他還抱有繼承18世紀君主主張的朝鮮中華主義的強烈意志，對清朝表現出強烈的自主意識的外交政策就是明證。他還認為只有認可並積極接受西方機械文明的優越性，朝鮮才能生存下去”，並對高宗在大韓帝國時期所進行的“光武改革”進行高度評價。李泰鎮還認為高宗之所以失敗是因為日本的牽制，並非個人的無能所造成。他的觀點對韓國史學界有很大影響，高宗在韓國的形象不再是一個招致亡國的昏君，而儼然是一名生不逢時的明君。不過李泰鎮等韓國學者的觀點是建立在民族主義史觀的基礎上，且多有斷章取義和誇大之處，仍是值得商榷的。

縱觀高宗的一生，他在位的44年間，除了大韓帝國建立后的幾年時間握有實權外，其餘數十年時間都被父親興宣大院君、妻子閔妃、俄國人和日本人所擺布，可謂形同傀儡。高宗個性懦弱，缺乏君主的氣魄，幾乎沒有駕馭局勢的才幹，導致他一生受制於人，最後不得善終，國家也黑暗混亂，乃至滅亡。然而，高宗也並非完全沒有頭腦之人。從甲申政變、鎮壓獨立協會、拒簽《乙巳條約》、海牙密使事件等仍可以看出一個軟弱君主的權力欲，可見高宗還是有一定主見。尤其難能可貴的是，高宗拒絕接受日本的無理要求，不向日本人妥協，體現出他所具有的民族氣節和反抗精神。在對外政策方面，高宗企圖採取各國互相牽制的策略來維繫國家獨立，並不止一次地宣布韓國是中立國；而對內他也並非不思改革，只是在維護君權的前提下有條件地引入西方文物，實行一系列“殖產興業”的政策，於是有了“光武改革”這個由高宗親自主導的近代化改革。此外，高宗雖然不是一個好皇帝，卻是一個好人，甚至可以說是一個仁君。高宗的寬厚與日本的殘暴形成鮮明對比，儘管高宗沒有拯救朝鮮，他死時朝鮮百姓仍然大規模自發悼念，他的死成為聲勢浩大的“三一運動”的導火索。正是基於以上原因，高宗雖然受到歷史局限而沒有成為像同時期的日本明治天皇或是暹羅拉瑪五世那樣振興國家的君主，但也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不能對他簡單地一概而論。

• 黃玹《梅泉野錄》記載，“上（指高宗）自負雄才大略為不世出之資，總攬權綱，奔走一世；交通重譯，羅絡五洲。非徒上比祖烈為有餘裕，抑足為東方創有之君”。

• 據說在大韓帝國時期，高宗曾對左右侍臣說：“方今地球上帝王雖多，但能把持主權、行專制之政的真正帝王，只有西方的威廉二世和東方的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