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去來兮辭並序

歸去來兮辭並序

陶淵明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殤，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 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童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 菊尤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眇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翹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 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

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兮，將有事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 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羨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何不委心任去留？胡為惶惶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執杖而耘耔。登東坳 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陶淵明（３６５？～４２７），又名潛，字元亮，號五柳先生，尋陽柴桑（今江西九江附近）人。

陶淵明生活在晉宋易代之際十分複雜的政治環境之中。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晉朝的大司馬；祖父做過太守，父親大概官職更低一些而且在陶淵明幼年就去世了。在重視門閥的社會裡，陶家的地位無法與王、謝等士族相比，但又不同於寒門。陶侃出身寒微，被譏為“小人”，又被視為有篡位野心之人。可以想見，他的後人在政治上的處境是相當尷尬的。

陶淵明在柴桑的農村裡度過少年時代，“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歸園田居》其一），“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飲酒》其十六），便是那時生活的寫照。他常說因家貧而不得不出仕謀生，這固然是實情，但也不能排除一般士人具有的那種想要建功立業的動機。“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其五）就透露了這一消息。陶淵明２９歲曾任江州祭酒，不久即辭職。後來江州召為主簿，他未就任。

晉安帝隆安二年（３９８），陶淵明到江陵，入荊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幕。當時桓玄掌握著長江中上游的軍政大權，野心勃勃圖謀篡晉。陶淵明便又產生了歸隱的想法，在隆安五年（４０１）所寫的《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中說：“詩書敦素好，林園無世情。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這年冬因母孟氏卒，便回尋陽居喪了。此後政局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安帝元興元年（４０２），桓玄以討尚書令司馬元顯為名，舉兵東下攻入京師。元興二年（４０３）桓玄篡位，改國號曰楚。元興三年（４０４）劉裕起兵討伐桓玄，入建康，任鎮軍將軍，掌握了國家大權，給晉王朝帶來一線希望。於是陶淵明又出任鎮軍將軍劉裕的參軍，在赴任途中寫了《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他的心情矛盾，一方面覺得時機到來了，希望有所作為：“時來苟冥會，婉轡憩通衢。”另一方面又眷戀著田園的生活：“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這時劉裕正集中力量討伐桓玄及其殘餘勢力，陶淵明在劉裕幕中恐難有所作為。到了第二年即安帝義熙元年（

４０５），他便改任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劉敬宣的參軍。這年八月又請求改任彭澤縣令，在官八十餘日，十一月就辭官歸隱了。這次辭去縣令的直接原因，據《宋書》本傳記載：“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而他辭官時所作的《歸去來兮辭》說出了更深刻的原因：“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陶淵明徹底覺悟到世俗與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違背的，他不能改變本性以適應世俗，再加上對政局的失望，於是堅決地辭官隱居了。

辭彭澤令，是陶淵明一生前後兩期的分界線。此前，他不斷在官僚與隱士這兩種社會角色中做選擇，隱居時想出仕，出仕時要歸隱，心情很矛盾。此後他堅定了隱居的決心，一直過著隱居躬耕的生活，但心情仍不平靜：“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凄，終曉不能靜。”（《雜詩》其二）他在詩里一再描寫隱居的快樂，表示隱居的決心，如“且共歡此飲，吾家不可回”（《飲酒》其九）； “託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飲酒》其四）。這固然是他真實的感受，但也可以視為他堅定自己決心的一種方法。在後期他並非沒有再度出仕的機會，但是他拒絕了。晉朝末年曾征他為著作佐郎，不就。劉裕篡晉建立宋朝，他更厭倦了政治，在《述酒》詩里隱晦地表達了他對此事的想法。到了晚年他貧病交加， “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卧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粱肉，麾而去之。”（蕭統《陶淵明傳》）宋文帝元嘉四年去世前寫了一篇《自祭文》，文章最後說：“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嗚呼哀哉！”這成為他的絕筆。死後，朋友們給他以謚號曰“靖節先生”。他的好友顏延之為他寫了誄文，這篇誄文是研究陶淵明的重要資料。《宋書》、《晉書》、《南史》都有他的傳記。

陶淵明的作品，在他生前流傳不廣。（梁）蕭統加以搜集整理，編了《陶淵明集》，並為之寫序、作傳。蕭統所編陶集雖然已經佚失，但此後的陶集，如已佚的北齊陽休之本、北宋宋庠本、北宋僧思悅本，以及今存的一些宋代刻本：如汲古閣藏十卷本、曾集刻本，都是在此基礎上重編而成的。陶淵明的作品僅存詩１２１首，賦、文、贊、述等１２篇，另有一些作品的真偽還不能肯定。

陶淵明熟諳儒家學說，詩文中引用儒家經典很多，僅《論語》就有３７處。他有儒家的入世精神，也像儒家那樣重視個人的道德修養，但不拘守儒家經典的章句，顯得通脫而不拘泥。他說：“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 （《五柳先生傳》）這與漢儒的態度很不相同。他讚揚孔子，但又有點將孔子道家化的傾向。他深受老莊思想的影響，在詩文中有７０篇用了《老》、《庄》的典故，共７７處之多；魏晉玄學對他也有影響。但人並不沉溺於老莊和玄談，他是一個很實際的、腳踏實地的人，做縣吏就有勸農之舉，做隱士又堅持力耕，與虛談廢務浮文妨要的玄學家很不同。他住在廬山腳下，距離慧遠的東林寺很近，他的朋友劉遺民與慧遠關係密切；陶淵明的詩中偶爾也可見到類似佛教的詞語，但他決非佛教徒，並且與慧遠保持著距離。佛教是對人生的一種參悟，陶淵明參悟人生而與佛教暗合的情形是有的，但他是從現實的人生中尋找樂趣，不相信來世，這與佛教迥異。在不懼怕死亡這一點上，他和一些高僧雖然近似，但思想底蘊仍有很大的差異。他是抱著“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形影神》）的態度對等死亡，與佛教之間嚮往極樂世界大相徑庭。他所思考的都是有關宇宙、歷史、人生的重大問題，如什麼才是真實的？歷史上的賢良為什麼往往沒有好的結果？人生的價值何在？怎樣的生活才完美？如何對待死亡？等等。他的思想既融會了儒道兩家的思想，又來自個人的生活實踐，具有獨特的視點、方式和結論；而思考的結論又付諸實踐身體力行。

安貧樂道與崇尚自然，是陶淵明思考人生得出的兩個主要結論，也是他人生的兩大支柱。

“安貧樂道”是陶淵明的為人準則。他所謂“道”，偏重於個人的品德節操方面，體現了儒家思想。如“匪道曷依，匪善奚敦”（《榮木》）。“好爵吾不縈，厚饋吾不酬。……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詠貧士》其四）。他特別推崇顏回、黔婁、袁安、榮啟期等安貧樂道的貧士，要像他們那樣努力保持品德節操的純潔，決不為追求高官厚祿而玷污自己。他並不一般地鄙視出仕，而是不肯同流合污。他希望建功立業，又要功成身退，像疏廣對疏受所說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他也考慮貧富的問題，安貧和求富在他心中常常發生矛盾，但是他能用“道”來求得平衡：“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詠貧士》其五）而那些安貧樂道的古代賢人，也就成為他的榜樣：“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 （《詠貧士》其二）他的晚年很貧窮，到了捱餓的程度，但是並沒有喪失其為人的准

總之，陶淵明的思想可以這樣概括：通過泯去後天的經過世俗熏染的“偽我”，以求返歸一個“真我”。陶淵明看到了社會的腐朽，但沒有力量支改變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他看到了社會的危機，但找不到正確的途徑去挽救它，只好求救於人性的復歸。這在他自己也許能部分地達到，特別是在他所創造的詩境里，但作為醫治社會的藥方卻是無效的。

陶淵明是魏晉風流的一位代表。魏晉風流是魏晉士人所追求的一種人格美，或者說是他們所追求的藝術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詩文使自己的人生藝術化。以世俗的眼光看來，陶淵明的一生是很“枯槁”的，但以超俗的眼光看來，他的一生卻是很藝術的。他的《五柳先生傳》、《歸去來兮辭》、《歸園田居》、《時運》等作品，都是其藝術化人生的寫照。他求為彭澤縣令和辭去彭澤縣令的過程，對江州刺史王弘的態度，撫弄無弦琴的故事，取頭上葛巾漉酒的趣聞，也是其藝術化人生的表現。而酒，則是其人生藝術化的一種媒介。陶淵明可以說是魏晉風流的傑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