濰縣集中營

1941年12月7日，日本軍隊偷襲珍珠港，爆發了太平洋戰爭，美英加澳等國紛紛對日宣戰，和中蘇建立同盟國，與德日意法西斯軸心國進行殊死搏鬥，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展開。在珍珠港事件中，由於一些日僑間諜充當別動隊向日本法西斯軍政當局提供情報、搞破壞活動，導致當時美國將國內的6萬多日僑集中到洛杉磯統一看管。侵華日軍也將西方同盟國所有在中國的外僑全部抓起來，分別關在濰縣（今山東濰坊）樂道院、上海龍華和香港。其中，在濰縣樂道院關押著整個華北地區（包括北京、天津、徐州、濟南、青島、煙台、滕州等地）西方僑民2000餘人。後來日寇將400多位天主教人士轉移到北京關押，其餘在濰縣樂道院被關押達3年半之久。

日軍在濰坊設立的盟國僑民集中營，地點在當時的濰縣樂道院（老百姓稱作“洋樓”），也就是現在的濰坊廣文中學和市人民醫院所在地。濰城從清代到民國這段歷史上稱作“濰縣”，老濰縣的地理位置處於山東半島中心，是膠濟鐵路的中樞，也是半島公路的交通樞紐，歷史文化悠久，經濟發達，商貿繁榮。1883年3月，美國基督教牧師狄樂播一行3人，受北美長老會派遣，從登州來到縣城東郊5華里的李家莊，在虞河南岸購地建房，設立了教堂、學校和醫院，總稱“樂道院”。1902年，美英教會共同協商在這裡開辦“山東基督教共和大學”，1904年到1917年在此設立“廣文大學”，後來廣文大學遷到濟南，與廣智院等學校合併，擴建為齊魯大學。40年代的濰縣樂道院內設廣文中學、附屬小學和女子聖經學校以及醫院，院內有歐洲城堡式的建築群，遠離喧囂的鬧市，幽雅僻靜，北面是清澈的虞河，另外三面是開闊的綠色田野，高高的圍牆裡面套著許多異國風情的院落，有富麗的大教堂、莊嚴的教學樓、科學實驗樓和兩座高聳的天文觀象台，還有醫療大樓和各種別墅式建築，兵營式排列的學生宿舍及餐廳。

1938年1月，日本侵略軍佔領了濰縣城，廣文中學和小學被迫停課，部分師生流亡到內地。日本人大肆吞併濰縣的民族工業和手工業，欲將濰縣建成“支那的名古屋”。1940年後，日寇將美籍校董芮道明、醫院院長梅仁德和外籍教師、醫生、護士及家眷全部驅逐回國。1941年底，駐濰縣地區的日本憲兵隊長湯本宣典，指揮一中隊偽軍將樂道院包圍，命令偽軍中隊長劉錫贊把守北大門，湯本親自率領一小隊日本憲兵進駐樂道院。進院后，他與遲走一步的女護士魏希芳相遇，把她堵在梅仁德院長的廚師李長安家裡，於光天化日下剝光她的衣褲，強行姦汙，並長期佔有了她（日寇投降后，湯本宣典轉任王耀武部下教官，在一次講解手榴彈時不慎爆炸身亡）。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本為報復美國限制日裔美籍人士在美國本土活動，1942年3月，日軍在此設立了外僑集中營，關押了2008名歐美僑民（後來交換戰俘釋放了500名），其中包括327名兒童。關押人員有曾任蔣介石顧問的美國人雷振遠，華北神學院院長赫士博士，齊魯大學教務長德位思，後來擔任美國駐華大使的輔仁大學附中教師恆安石，英國著名奧運會400米短跑冠軍埃里克·利迪爾等，都曾被囚禁於此。集中營的人士曾經得到了當地農民和抗日部隊的同情和幫助。當集中營物資匱乏的時候，當地人民悄悄為他們運送食物，抗日組織為其發送信件，並幫助恆安石等人成功地逃脫，並及時地把這一消息告知重慶的美國大使館。當地人民還把美軍空投的物資偷偷送進了集中營，幫助集中營的大多數人員幸運地渡過了囚禁歲月，直到1945年8月17日被解放。

日本侵略者從華北眾多城市中選擇濰縣樂道院作為盟國僑民集中營，是頗費了一番心機的。一則這裡遠離大都市和港口，相對安全；二則濰縣的經濟和治安狀況使他們放心；三則這裡鐵路、公路、機場暢通，押送僑民比較方便；四則這裡有一個適於歐美僑民居住的密封環境。因此，他們把整個華北地區的盟國僑民都集中到這裡關押。

日本憲兵和偽軍進駐樂道院后，把醫院和學校的所有人員全部趕走，將各部門的小套院牆拆除，利用拆牆的磚石和砍伐的木料修築起許多碉堡，只留西南角原美籍人士的小院給日本看守居住。另外，在大院牆外的東北角和西北角各建一座高大碉堡，配備探照燈和機槍小炮等武器，四面的高圍牆頂上都架設電網，牆外還架設了鐵絲網和電網，避免外人靠近圍牆。院牆內側修成環牆馬路，路裡面也架設了鐵絲網，防止外國僑民逃走，同時便於看守巡查。

原先的學生宿舍都是磚鋪地，日軍鋪上木板成為日本住宅式樣的塌塌米，讓外國僑民睡在上面，房間里都用放置物品的木架代替傢具；並將所有房間和街道都編號，使一所教學育人的優美學校變成陰森恐怖的集中營。但這些變化從外面卻不容易看出來，四面牆頭上的電網很像原來的鐵絲網，並不顯眼，碉堡在圍牆裡面只露頂部也像原來的天文台，大門並未改動，門楣上依舊是原來的樂道院巨匾，從外面很難看出是一座大型集中營。集中營建成後日本憲兵撤走，改由高等警署日本警官擔任看守。

當時集中營的日本官員有：日本駐青島領事館副領事古賀（KOGA）、日本軍方代表神保中佐、集中營主管伊佐、日本警官小谷野等人，分別負責外交、軍事、行政和安全。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華北地區盟國僑民開辦的企業、學校、醫院被查封，成為日軍財產，起先將僑民就地關押在各個城市，如青島的被關押在江蘇路、湖南路口外國教會的房子里；煙台的被關押在原益文商專北面的長老會住宅里。他們還被遊街示眾，有的被日軍殺害。半年後，濰縣樂道院集中營建成，他們才從各地陸陸續續押往這裡關押。被捕的盟國僑民最多時曾經達2000多名，再加上看守集中營的日本軍警，擁擠不堪，人滿為患。

1943年8月16日，日本看守將440名天主教僧侶和修女轉移到北京一處天主教堂關押（留下濰縣當地的10名天主教僧侶和5名修女），使集中營減少了人口過多的壓力。9月，日本侵華軍從這裡抽出330名盟國在押僑民交換戰俘，又走了不少人。但是，原來關押在煙台廟宇山的370多名芝罘學校外籍師生很快又全部轉到這裡關押。通過上述調動，設在濰坊樂道院集中營的盟國僑民，由2000餘人變為1500餘人。

集中營的生活像監獄一樣，不僅看管嚴厲，作息時間也嚴格。早上敲鐘起床，緊張地梳洗後分別到3處食堂去吃早餐，飯後收拾房間洗地板，然後教徒做早禱，學生自習。點名的鐘聲一響，所有囚徒都必須停止一切活動快步到操場集合，按住區分6隊在固定的地方排好隊，各隊的值日看守到隊前點名，囚徒用日語依次報自己的號碼，經看守核對名冊看是否有誤，有時看守還要訓話或宣布事情，點名時間便拖得很長，盛夏熱不可耐，隆冬嚴寒難忍，等到鐘聲再敲響才得以散去。這是集中營里的頭等大事，不論颳風還是下雨雪，每天都是如此。

集中營里強迫人人必須勞動，有專長的充當麵包師、廚師、鞋匠、鍋爐工、修理工、洗補衣工、打水員（將井水壓入蓄水池）及醫護人員等，除年老體弱多病的赫士和戴存仁外，不論男女，不分貴族、官員、專家、學者、富商還是貧民、乞丐都得工作，大家輪流幫廚、洗菜、燒火、做煤球、打掃衛生、清除垃圾等。芝罘學校和成人學校雖可按時上課，但他們分擔的工作，課餘時間仍然要補上。

集中營里有一座麵包房，三座廚房和一個給老弱病殘做飯的小灶，每家每室還有自砌的小爐灶，自己燒開水、煮咖啡或做供應以外的小吃，冬季還分配取暖的鐵爐子並供應少量粉煤，自己做煤球燒。集中營里有洗補衣房、修鞋室、鍋爐房及多處淋浴設備，也有醫院、手術室、化驗室和病房等（這些設施都是教會醫院和廣文中小學劫后殘存的，但是醫療器械殘缺不全，尤缺特效藥物）。

晚飯後自由活動，散步、遊戲、排練節目、打球比賽，天黑后開晚會、唱詩歌、開舞會、演話劇、遊戲比賽、開辯論會、教徒做晚禱等，活動進入高潮，教堂和所有餐廳里都擠滿了人，最後，入寢的鐘聲敲響，必須回各自的房間上床，不準在別處逗留。

星期天除照常點名外不勞動，各教派輪流到教堂做禮拜，早上天主教做彌撒，點名后，聖公會各教派聯合做禮拜，晚禱唱聖詩。每逢過年和聖誕節、復活節也是只點名不勞動，天不亮就開始進行各種慶祝活動，直到晚上，婚禮和葬禮也按各國不同教會風俗和習慣舉行，日本看守並不干涉，但必須事先報告並在看守到場監視下進行。如赫士博士和利迪爾的葬禮都極其隆重，由牧師主持儀式，學生組成儀仗隊，生前友好抬棺，樂隊一路吹奏哀樂，全營僑民都參加送葬。

難民和看守日夜在一起3年多，難民經常演出精彩的文藝節目，在旁監視的看守也情不自禁地和難民們一起歡笑叫好，有時看守和難民還進行別開生面的球賽或摔跤。每逢日軍長官前來探視，都要求一群難民孩子列隊歡迎，這些訓練有素的小學生，腰板挺直，目不斜視，先行注目禮，然後用日語報數：“依幾、泥、散、席……”

日本看守對待違犯集中營規的僑民，一般不毆打用刑，最重的處罰是關禁閉（如基格神甫用衣物與營外中國百姓換食品便被關過禁閉）。但是日本看守對待中國人卻極其兇狠殘忍，如一名中國臨時工偷帶食品入內，便被日本看守打得死去活來，隨後失蹤。上虞河村13歲女小學生韓貞昌，在集中營外撿破爛被日軍看守毆打后扔入河中，她泅上岸又被扔入，她再游至對岸，終因傷重力竭而死。一位農民在集中營前面的路上拾碎煙葉被碉堡衛兵開槍打死。上虞河青年韓祥等人，在牆頭電網放上木板絕緣，帶食品翻牆而入，與難民交換錢物，後來不幸觸電身亡。日本看守故意拖延不收屍，讓屍體掛在電網上一整天，藉以示眾。

集中營的糧食等主要食品都實行配給，定量和日軍佔領區的中國城鎮居民一樣，少得不足以維持生命的最低標準。初期，配給的麵粉還比較多，外國僑民自己烤麵包吃尚能半飽，配給的粗糧中除高梁外還有玉米和綠豆等雜糧，偶爾還配給少量花生油或花生。集中營里沒有糖和乳製品，但代用咖啡和茶都不缺，茄子等蔬菜敞開供應。供應的老騾肉，熱天總是長滿蛆，騾肝變成黑色，飢腸轆轆的難民們只好強咽。這些食品是由日本看守們販運進來的，價格比黑市還高。

1943年以後，隨著戰爭的發展，老騾肉沒有了，綠豆和雜糧也沒有了，只有發霉的高梁米，其中還摻雜著泥沙蟲屎，麵粉配給量減到不足兩成。生硬變質的高梁面不能烤麵包，只能加點白菜或茄子煮粥充饑。幼兒、中小學生正處於生長發育時期，急需補鈣，芝罘學校的老師們便將以前丟棄的雞蛋殼從泥里挖出來，經過反覆淘洗，烤焦后磨成粉給學生吃。但這樣也遠遠滿足不了孩子們的需求，孩子長期飢餓營養不良。集中營里的難民越來越明顯地憔悴消瘦，許多原先200多磅重的碩壯大漢瘦得剩下百餘磅，一些老人和婦女形銷骨立。體力枯竭使一些人精神萎靡、無精打采。

集中營里有一個物品交換場所，允許外國難民相互交換物品，也允許他們與日本看守及衛兵公開交換。他們用廉價食品將難民的錢幣、高檔服裝、名貴手錶、鋼筆換去。一些日本看守們利用他們的特權大發橫財，難民們則越來越一貧如洗。為了生存，紛紛把衣物換成食品，多數人最後只剩下身上穿的破舊衣服。夏季男人都赤膊只穿短褲，婦女們將僅剩的衣裙補了再補勉強遮體。

集中營里彙集著大批教育界的優秀師資。他們堅持芝罘學校的教學工作，同時為了挽救一些芝罘校外無所事事喪失信心的青年人，教他們一技之長和謀生本領，幫他們學習文化知識，還在集中營里創設了會計班、木工班、中文班、日語班、蒙文班、俄語班和講習會，講解航空航海知識、美術理論、中外地理、歷史等課程。

當時，能經常出入集中營的中國人只有附近李家莊的張興泰父子和劉相增少數幾個人。他們都是農民。張氏父子全家6口人只有4分河灘地，為了謀生常年為樂道院清理糞便。改為集中營后，日本看守和衛兵無人願干這種臟活累活，又不敢讓外僑向外裝運，經考查張氏父子既不識字更不懂外語，只知老老實實幹苦力，便繼續讓他們清理集中營內2000多人的糞便和垃圾。

德位思博士具備熟悉當地情況的優勢，張興泰父子也非常信任他，幫助他們秘密向外傳遞信息。首先與廣文中學校長黃樂德接上關係，共同策劃聯繫中國抗日游擊隊，以便派人越獄。

黃樂德原是德位思多年培養的忠實門生。他與張興泰父子甘願冒著生命危險幫助這些外僑。經過反覆研究和打探，黃樂德終於找到一位進過教會學校、懂英語的王紹文，派他冒充教會牧師到昌邑南鄉，找到魯蘇戰區第四縱隊司令王尚志。起初，王尚志對營救外國人不感興趣，王紹文隨機應變地騙他說：“準備越獄的這兩個外國人是武器製造專家，全造機槍小炮。”王尚志當時盤踞在昌南濰河兩岸以及平度三合山一帶與日本人周旋，有1萬多人的部隊，他那簡陋的兵工廠，只能製造土槍和手榴彈，迫切需要先進武器加強實力，決定派特務隊長楊子明率領偵察隊前去接應，並商定好越獄時間和接應地點。

德位思和雷振遠等人周密策劃，首選通過觀察掌握了崗樓上日軍衛兵的活動規律：每天傍晚交接班時，趁天色尚未全黑，兩班所有的衛兵共同巡視圍牆一周，大約10分鐘的時間，在此期間內，電網停電，以便衛兵清除網上的異物，這是一個絕佳的越獄時機。他們選定了3個機智勇敢的年青人執行越獄計劃，包括通曉中國語言的美國青年教師恆安石和英國退役海軍上尉、時任大英煙草公司職員的狄蘭。狄蘭既有戰鬥經驗，又當過報務員。另外，委派英國電氣專家、身高兩米的托米·魏德充當人梯，幫助他們越獄。1944年6月9日傍晚，烏雲遮月。日本巡警們剛剛離開崗哨會合去檢查電網，3人便敏捷地溜到牆根下，托米將帶來的木凳放到一堆磚上，然後蹲在凳子上當人梯，恆安石和狄蘭站在托米肩上迅速越牆而出，托米又將倆人的隨身行李扔到牆外，立即撇下木凳回到宿舍。恆安石和狄蘭借著青紗帳跑到一處墓地，見到張興泰和王紹文。這時還沒到游擊隊接應的時間，但他們不敢停留，由王紹文領路向東狂奔，后與楊子明等人會合，共同返回第四縱隊駐地平度縣孫正村。

在這之後，日寇搜遍了集中營內外，並判斷他們逃往第四縱隊，因而對第四縱多次進行“掃蕩”圍剿。司令王尚志因輕敵被俘，日軍將他關押在青島浮山所醫院裡，邊治傷邊誘降。副司令王豫民代理縱隊司令。

恆安石和狄蘭越獄後分別給美英駐華使館寫了密信，報告集中營里的情況和危急處境，請求支援。第四縱隊代理司令王豫民先後派參謀長李資廉和副官李鳳年與王紹文同去重慶送信。3人歷盡艱險，分路先後到達重慶。李鳳年和王紹文找到美英使館，交上密信；李資廉則藉機投奔了他在清華大學的老師翁文灝。不久，援華美軍總部迅速調撥一批機槍彈藥和食品藥物，以及1億法幣和一台收發報機（包括手搖發電機和密碼本等），並給恆安石一封回信，指示他們就地參加中國抗日游擊隊工作。不久，美軍派一架B—24型飛機，將李鳳年、王紹文和12箱物資用降落傘投下。物資散落在黃埠以東大面積地帶，第四縱隊費了很大勁才找全。以後，恆安石和狄蘭用收發報機與重慶援華美軍總部多次聯繫，被日軍偵知后又多次遭圍剿。1945年春節前後日軍大“掃蕩”，將手搖發電機抄去，從此聯繫中斷。日本投降后，恆安石和狄蘭隨濰縣縣長王明義回到樂道院。

1944年年底，日本侵略者自己的食物供應都非常短缺，集中營內的難民更是炊斷糧絕，奄奄待斃。德位思通過張興泰送信給廣文中學校長黃樂德，請求在外募款，代購食品緊急救助。黃見信后，先請張興泰帶去千元偽幣給德位思應急，隨後向濰縣的教友們募捐，並通過醫院護校校長尹連登以及壽光籍的教師分別向張天佐、張景月募捐，送往中立國瑞士設在上海的領事館，請他們購買食品和藥物轉送集中營。

這時候，恆安石和狄蘭向美英駐華使館拍發的求救電報也得到落實，美國紅十字會募集到大批食品包裹，委託瑞士領事館代為轉送。瑞士駐上海總領事館派遣艾格為駐山東代表，在青島沂水路原美國領事館辦公，由原美國領事館的翻譯李成美給艾格當助手，負責轉送這批營養品和藥物。1945年1月，他們將大批奶粉、豬肉罐頭、乳酪、巧克力、糖、咖啡、果醬、魚肉和葡萄乾等包裹送進集中營，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難民們饑寒交迫的處境，挽救了一些老弱病殘的生命。由於有效地自救和外援，在長達3年半的困苦拘押中，集中營里只有16位難民死亡。

二戰後期，日軍在戰場上節節敗退。儘管他們嚴密封鎖消息，難民們還是通過地下渠道，捕捉到一些令人振奮的訊息。他們還通過日軍公開張貼的一份英文報紙，用反推論的方法，了解到戰爭進展狀況。例如日軍在報紙上不斷炫耀其具體戰果，從吉伯爾、馬紹爾群島、菲律賓群島、琉璜島到大琉球群島，戰爭的區域越來越迫近日本本土，這說明日軍在節節敗退。1945年5月初的一天半夜，有人突然敲響了教學大樓塔頂上的巨鍾，驚醒了熟睡的難民們，他們習慣地飛快穿衣跑步集合，莫名其妙地彙集到操場上。日本看守大發雷霆，反覆追問是誰敲鐘？折騰了大半夜，大家終於明白他們在追查為戰勝德國法西斯而敲鐘報信的人。這一夜，難民們興奮得無法入眠，必勝的信心倍加高漲。但有經驗的老人卻同時增添了許多擔憂，惟恐日軍在戰敗的最後關頭對難民實行大屠殺，也擔心抗日游擊隊在奪取集中營時與日軍激烈交戰，造成難民大量傷亡。

難民自治管理委員會暗中展開工作，一方面穩定民心，一方面加緊做好迎接勝利的準備。他們甚至指示基督教救世軍銅管樂隊混雜著教會讚美詩歌暗中排練中、美、英、蘇4國國歌選段曲譜。

1945年8月11日，張興泰等清潔工在一個帶蓋的垃圾箱旁反覆地拍打著灰塵，這是向難民們報告日本投降的暗號，難民們將信將疑。第二天，他們又將恆安石和狄蘭寫給難民自治管理委員會的密信傳遞進去，告知日本於8月10日乞降的準確消息，信中還討論如何幫助解決難民們的食品供應問題。

1945年8月17日，星期五，天氣特別悶熱，但教徒們仍然在大教堂里做祈禱。上午9點，美軍援華總部派出的一架B24飛機抵達集中營上空，降低了高度不斷盤旋。難民們看清機上標誌后，頓時沸騰起來，一齊跳躍呼喊。飛機上7名全副武裝的美軍戰士紛紛跳傘。他們是肩負營救和聯絡任務的鴨子傘兵隊，名字和職銜依次為：隊長司太格少校、日語翻譯長崎中士、海軍戰略組員穆爾少尉、無線電報務員歐立克上士、中文翻譯王愛德、導航員漢納中尉、軍醫韓楚拉克上士。

鴨子傘兵隊隊員們在玉米地和高梁地里集結后，立即整隊向集中營衝去。難民們也發狂似地向大門外奔涌，驚呆的日本看守無法阻攔這股洶湧的洪流。跑在前面的青年們歡呼著抬起傘兵隊員，回到集中營。救世軍銅管樂隊急忙吹奏起《歡樂之日今來臨》、《星條旗之歌》以及中美英蘇國歌的混合選段。人們互相擁抱著、歡呼著，有的甚至哭喊著，如痴如醉地狂歡……

司太格少校向盤旋的飛機發出信號后，機上又空投下電台、藥品、食品等大批急需物資。之後，又連續空投多日，將大批食品、衣物、罐頭、藥品、壓縮餅乾，甚至連刮臉刀、香皂、香煙、火柴、牙膏牙刷都大量運來，堆積如山。

鴨子傘兵隊來到后，向日本人遞交了美軍駐華總司令魏德邁將軍簽署的文件，然後要求他們繼續負責營內的安全保衛工作，防止土匪、散兵侵擾並處理好日常行政事務，日方被迫同意執行。

1945年8月20日，美軍駐華總部委派伯德上校帶領一支20人組成的鷹隊乘C—47型飛機降落在濰縣二十里堡機場，到集中營協助鴨隊工作到1945年8月28日，再返回重慶。1945年8月30日，以萬伯格中校為首的SOS分隊19人乘機來到集中營，代表美國在華駐軍正式接管日軍設在濰坊的盟國僑民集中營。

戰後的公路千瘡百孔無法通行，膠濟鐵路也陷於癱瘓，集中營難民的撤離只好用飛機空運。起初用B—24型轟炸機試飛，不料機場跑道被壓壞，只好改用小型飛機，但這種飛機每次只能運送幾十人，效率很低，難民們按英文姓氏字母排列，依次向青島運送，直到10周以後的1945年10月底，才全部運完。他們到青島東海飯店辦理護照，然後分批乘美國軍用船隻前往香港，通過香港，轉赴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和南非等，回到闊別已久的祖國或移民定居地。

埃里克·利迪爾：1924年在巴黎舉行的第八屆奧運會上，利迪爾以47秒6的成績打破了400米跑的奧運會紀錄和世界紀錄，奪取了該項目的金牌。他是蘇格蘭人，畢業於愛丁堡大學，1924年的400米短跑奧運冠軍， 1925年他又一舉奪得全蘇格蘭100米、200米和400米徑賽3塊金牌。奪冠當年，他放棄前途無量的體育事業，23歲回到出生地天津，在天津新學書院教授物理化學和體育。盧溝橋事變后，他和從醫的哥哥羅布一起被派往河北滄州，在日寇滄陷區堅持教學與傳道，還與羅布搶救過兩名抗日游擊隊戰士。1943年他被押往樂道院集中營。在身陷囹圄的3年囚犯生活中，他不畏強暴，傳播聖經道義，並身體力行，忘我工作，鞠躬盡瘁，為難友們的學習、生活、文體活動等做了大量工作，深受人們敬重。芝罘學校的孩子們親昵地稱他為艾瑞叔叔。由於生活困苦，工作勞累，不幸於1945年2月患腦瘤病死在集中營。1981年，英國電影界根據他奮勇奪冠的事迹，拍攝了《火戰車》影片，感人至深，獲得4項奧斯卡金像獎；美國也拍了3集錄像帶《利迪爾的故事》，回顧他一生的事迹；英國愛丁堡大學為他設立紀念中心；香港設立了利迪爾體育基金會。1990年，經山東省政府特批，濰坊第二中學設立了利迪爾花園和紀念碑。埃里克·利迪爾、《烈焰戰車》影片以及他在濰坊集中營的事迹，在世界上廣為流傳，知名度極高，以至歐美學校的教科書都有記載傳頌他事迹的課文。

赫士博士：華北神學院創始人。

雷震遠（基格神甫）：曾任蔣介石顧問。

齊魯大學教務長德位思博士。

恆安石（Arthur William Hummel）：中美重新建交後任美國駐華大使（1981至1986年任駐華大使）。恆安石1920年出生在山西汾陽縣，他父親恆慕義是位漢學家，在中國傳教多年，回到美國后擔任國會圖書館東方部主任。恆安石8歲時隨父回美國讀書，後來返回中國在北京輔仁大學男附中教英文，從集中營越獄時年僅24歲。二戰結束后，他回到北京，參加聯合國救濟總署工作，直到1949年返回美國。後來，在芝加哥大學畢業並取得碩士學位，進入美國國務院，開始了職業外交官生涯。70年代初，他擔任美國總統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的助手，並參加了和周恩來總理的直接會晤，為中美建交做出過貢獻。1981年里根當選總統后，任命恆安石到北京接替第一任駐華大使伍德科克的職務。1982年8月他會晤鄧小平，共同以巧妙的外交手法解決了中美建交后出現的第一次危急。在出任美國駐華大使期間，恆安石曾多次到濰坊舊地重遊，還到他當年越獄逃到的地方昌邑縣抗日游擊區參觀，並與當時結交的朋友、黃浦軍校畢業教官郝毓秀合影留念。他80年代後期退休后，仍然非常關心美中關係的發展。他說過：“直到今天我都對中國感到很親近，有機會就去中國看一看，一般每年去一次。我很理解中國人民面臨的問題。”一個世紀以來，他和他的家族與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2001年2月6日，恆安石在華盛頓逝世，享年80歲。

美國花旗銀行董事長夫人沙德拉·司馬雷

青島大英煙草公司經理韋伯

燕京大學理學院院長韋爾選及夫人

燕京大學文學系主任謝迪克博士

燕京大學英語系主任桑美德女士

燕京大學哲學系主任博晨博士

燕京大學化學系主任竇維廉夫婦

燕京大學音樂系主任范天祥先生等33位知名教授

英國天主教神甫艾文德先生

加拿大海外基督教使團總監的米歇爾·大衛博士

基督教內地會以及煙台芝罘英文學校創始人英國牧師戴德生的兒子戴存仁博士

芝罘學校的300多名歐美籍師生等等。在這1500至2000人的歐美僑民中，主要是教育界、醫務界、工商界和教會的人士，另外也有少數天津歌舞團的外籍演員、樂手以及下層無業遊民。（但在這裡關押的沒有盟軍的戰俘。據了解，盟軍的1400多名戰俘都關押在瀋陽，因為當時瀋陽是日寇卵翼下的偽滿洲國後方大本營。）

煙台芝罘學校是中國基督教內地會創辦人戴德生創辦的，是一所專為在華教學、行醫、傳教和工商企業界僑民子女創辦的英語學校，以教師的敬業奉獻精神和學生的品學兼優刻苦努力聞名於世，在歷史上曾被譽為“蘇伊士運河以東最好的英語學校”。該校高中生一律要通過牛津畢業考試，並可免試進入牛津、劍橋、愛丁堡等世界一流大學。二戰期間，該校全體師生在集中營中以不屈不撓的精神，艱苦奮鬥，堅持辦學。日本投降后，該校遷往上海，後來又遷往九龍，最後分成4個學校，設在日本、菲律賓、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百年來，該校培養的數萬名優秀學生遍布世界各國，他們的校友會至今還不斷發表集中營回憶錄，分設在4個不同國家的芝罘學校至今還保持著密切聯繫。當時戴德生早已過世，戴存仁70多歲高齡被關押在這裡，他的孫子、孫女們都在芝罘學校上學，也被關押在這裡，其中最小的孫女戴愛美，當時才7歲，返回美國后，寫成了《濰縣集中營經歷記述》一書。

集中營解放后，被囚禁的人士大多回到了自己的國家，主要散居在歐美和澳洲，其中有的已成為所在國政界、商界中的知名人士。對於集中營的倖存者而言，濰坊的特殊經歷已成為他們永遠的、揮之不去的回憶。他們相互聯絡、組織濰縣集中營營友會、建立網站、撰寫回憶錄，並且拍攝了一部涉及此事的影片。此事給那些經歷者和濰坊的人民都留下大量不可磨滅的記憶，成為一段彌足珍貴的往事。

還有許多人，包括美國前駐華大使恆安石等曾多次回濰坊故地重遊。美國花旗銀行副董事長司馬雷先生的夫人沙德拉。司馬雷，二戰時期出生在濰縣集中營，為緬懷苦難的過去，1989年4月專程來訪，受到熱烈的歡迎。司馬雷夫人為表達對出生地的懷念以及對教育的關心，用自己的積蓄在濰坊第二中學設立了獎學金，被聘為學校名譽顧問。他們不光自己念念不忘，而且還傳給自己的兒孫。濰坊，已成為他們精神上的第二故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