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真

詞早”春秋戰國《莊子·大宗師》：“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欣，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

《史·秦始皇紀》：“始皇曰：吾慕，謂‘’，稱朕。”指統謂。

漢淮南王《淮南子·本經訓》：“莫死莫生，莫虛莫盈，是謂真人。”

漢王逸《九思·守志》：“隨真人兮翱翔，食元氣兮長存。”

東漢魏晉《太上經》曰：混茫之氣，變化為真人，與時翱翔，有名無體。

東漢魏晉《洞元自然經訣》曰：道言：真人者，體洞虛無，與道合真，同於自然，無所不能，無所不知，無所不通。

南北《太上一乘海空智藏經》曰：天尊：道性無隱無顯，無生無滅，無去無來；非現在，非未來，非過去；非因所作，非緣所生。是故名常。道性即是天尊，天尊即是真人。真人是常，道性是常。一切有為之法，皆是無常。虛空無為，是故為常。虛空者，即是道性；道性者，即是天尊；天尊者，即是無為；無為者，即是常樂。

道性、天尊、真人、無為、虛空等等，都是同體異名的概念。如同佛性是佛、真如、如來法身一樣，這是道教對真人問題探討的深入。

通玄真人，為戰國末黃老新道家的代表人物文子，姓辛名銒，一名計然，號龍拯，葵丘濮上人。曾受業於老子，范蠡之師。辛銒博採眾家之長，著《文子》一書，繼續闡揚道家思想。他對老子的道論有所發揮，認為“道”即“氣”。如《文子·九守》說“道”：“窈窈冥冥，渾而為一……重濁之氣為地，精微之氣為天，精氣為人，清氣為蟲。”《文子·下德》：“陰陽陶冶萬物，皆乘一氣而生。”其次認為老子的無為“並非坐著不動，而是排除主觀臆斷，按客觀規律辦事，在《自然》篇中，他指出“所謂無為者，非謂其引之不來，推之不往，迫而不應，感而不動，堅滯而不流，卷握而不散也，謂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推自然之勢也。”並主張依靠眾人的力量和智慧來辦事，如《下篇》曰：“故積力之所舉，即無不勝也；眾智之所為，即無不成也。”《自然篇》曰：“用眾人之智力，烏獲不足持也；乘眾人之勢，天下不足用也。故聖人舉事，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他這種思想得到了當時社會的推崇。

唐玄宗天寶元年封其為通玄真人，詔封其著為《通玄真經》。

道教聖地樓觀台、湖州計籌山為文子道場，並有德清三合升玄觀供奉。

沖虛真人，為春秋末至戰國前期道家學者列子。列子名禦寇，亦名圄寇、圉寇，鄭國人。一向家貧，面帶飢色，但拒絕鄭國暴虐執政者饋贈的糧食。他曾向關尹請教學問，以善射著稱，常常與關尹切磋射箭經驗與方法。其著《列子》一書為早期黃老道家重要典籍，主張清靜無為、獨立處世之思想，概括起來為“貴虛”和“貴正”。《呂氏春秋·不二篇》曰：“列子貴虛。”這種思想主張擺脫人世問貴賤、名利的羈絆，任其自然，把客觀存在看作不存在，一切無所作為。如《莊子·應帝王篇》：“無為名屍，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戰國策·韓策二》稱列子圉寇之言“貴正”，則近於儒家正名。

唐玄宗天寶元年封為“沖虛真人”，號其書為《沖虛真經》。宋真宗景德(1004—1008年)四年(1007年)加“至德”二字，號為《沖虛至德真經》。宋徽宗追封為“致虛觀妙真君”。廣東省羅浮山中有“沖虛古觀”，陝西周至樓觀、武昌長春觀等道教殿堂中均有沖虛真人塑像。

南華真人，為先秦道家學派的莊周，字子休，宋國蒙人。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做過蒙地的漆園吏，蒙地在春秋和戰國前期屬宋，戰國後期屬梁。故劉向《別錄》稱其：“宋之蒙人也。”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稱：“梁國蒙縣人。”此後他一直隱居，生活貧困，但學識洲博，著《莊子》一書。司馬遷《史記·老莊申韓列傳》稱其書“十萬餘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其實莊子是老子思想的最好繼承者，在歷史上“老莊”並稱，共同建互了以“道”為核心的思想體系。但莊子的思想與老子又有所不同，老子貴柔，主張戒盈防滿，在現實關係中求得自身的長保。莊子則認為現實關係是對人的自然本性的嚴重束縛，主張超脫現實關係而盡情逍遙。莊子同樣將“道”視為生天生地的本體，但他又認為並不代表“道”具有物質性，不過是脫離物質而獨立存在的精神。他多次強調道是產生萬物的本體，但它是非物質的，並舉例說“道通一氣”，但道並不是氣，氣是自道派生的。最後莊子將道集中“虛”上，他在《人間世》中說：“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即追求“道”的最高精神境界，在務“虛”上下功夫，做到外天下、外物、外生、朝徹、見獨，從而修道、得道。進而把老子的思想推向一個新的層次。

唐玄宗天寶(742—756年)元年(742年)追封莊子為南華真人，稱《莊子》為《南華真經》。宋徽宗追封為其為“微妙元通真君”。道教聖地樓觀台供奉。

洞靈真人亢倉子，據傳為古代仙人，黃老新道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又稱亢桑子、庚桑子，相傳《亢倉子》（《洞靈真經》）一書由其所著。傳說他姓庚桑，名楚，陳國人。《莊子·庚桑楚》稱庚桑子，為老聃之弟子，“偏得老聃之道”。《歷世真仙體道通鑒》卷四謂：庚桑子，陳人，得老君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居畏壘之山，其臣去之，其妾遠之，居三年，畏壘大穰。后游吳，隱毗陵盂峰，道成仙去，其乃老子的弟子。又傳說為《莊子》中的寓言人物，得太上老君之道，能以耳視目聽。隱居毗陵峰，登仙而去。

《亢倉子》主要解說老子之言，闡發老子思想，繼承和發展了道家“道”的學說。唐天寶中尊為道教四子真經之一。亢倉子以為，道乃萬物本根。《亢倉子·全道》曰：“物也者，所以養性也。今世之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是故聖人之於聲也，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捐之，此全性之道也。”又稱：“故聖人之制萬物也，全其天也，天全則神全矣。神全之人，不慮而通，不謀而當，精照無外，志凝宇宙，德若天地，然上為天子而不驕，下為匹夫而不惛，此之為全道之人。”這就是要達到一種清靜無為的自然境界，超脫一切榮辱得失的思慮，容身於道中，從而獲得至真之道。他的思想皆與《老子》之旨相合，故為道教一併崇奉。

唐玄宗天寶(742—756年)元年(742年)，追封亢倉子其人為“洞靈真人”，唐玄宗詔封其著為《洞靈真經》。道教聖地樓觀台供奉。

先秦是道家大發展的時期，它人物眾多，流派紛呈，蔚為大觀，並對中國古代文化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經過齊國與楚國的大力發展，以至於在戰國時期形成了蒙文通先生所說的“黃老獨盛壓倒百家”的局面。到了漢初如先秦齊楚兩國一樣統治者集團也信奉黃老之學，由是黃老思想全面運用於漢初政治，達到了“文景之治”的繁榮。從學術角度看，《淮南子》、河上公《老子章句》的許多觀點都反映出黃老思潮的影響；受現實影響，西漢道家多以老子思想為依據批評政治，討論國是。影響所及，如《史記·外戚世家》載漢景帝之母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漢景帝則“以《黃帝》、《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為經，始立道學。敕令朝野，悉諷誦之”。黃老之書升格為經在漢武帝尊六經之前。這些都為其後在民間繼續發展奠定了根基。漢初的“文景之治“就被認為是黃老之學的又一次成功的政治實踐。而四子真經所代表的玄學是除了儒學外唯一被定為官學的學說。

玄學是漢末魏晉時期至宋朝中葉出現的一種崇尚老莊、研究幽深玄遠問題的哲學與學說，是那個時代的學術主潮。所謂“玄”，即《老子》所講“玄之又玄．謂。西漢之揚雄在《太玄·玄攤》中說：“玄者，幽攤萬類，不見形者也。”魏之王弼在《老子指略》解釋道：“玄，謂之深者也。”玄學以《老子》的“無為”之論，《莊子》蔑視禮法的態度和《周易》的神秘主義合為主旨，以道解易又符合先秦兩漢道家易思想。《老子》又稱《道德經》，《莊子》又稱《南華經》，此二書又被稱為“玄宗”。玄學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嵇康、阮籍、向秀、郭象、張湛、韓伯、陶淵明、袁宏等等。玄學是在東漢末年經學衰落之際，拋棄了天人感應之論，冀以清談和思辨裨補註經繁瑣等闕漏，以自然為本為體，以名教為末為用，探討本末的有無，即宇宙的本體問題；對此哲學目的，又以“得意忘言”為方法，以辨名析理為其思維形式。由是而成為一整套哲學體系。在晉元嘉十六年國家開設五館中，玄學館為其中之一，這也標誌玄學的確立並為朝廷認可。據南齊陸澄《與王儉書》所載：“元嘉建學之始，(鄭)玄、(王)弼兩立。逮顏延之為祭酒，黜鄭(玄)置王(弼)，意在貴玄(學)，事成敗儒(《南齊書·陸澄傳》)。”這說明南北朝時期，王弼的玄學，已經取代了鄭玄的經學了。玄學大體上分為三派：以何晏、王弼、向秀、郭象等為代表的玄理派；以王衍為代表的清談派和嵇康、阮籍、“七賢”等名流的狂放派。玄學的思潮還開創了中國文化史上的新時期，對宋明理學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魏晉玄學影響廣泛，泛浸及醫學，後者自然主義的養生觀，其重術尊方的發展理路，和醫者意也的思維方式等等，都與玄學的影響有關，這也鑄就了從魏晉南北朝時期醫學的自覺自為的特徵。

門閥士族士大夫致力於《老子》、《莊子》、《周易》、《論語》、《列子》、《文子》等儒道經典的註釋、研究和談論，宣傳自然無為，崇尚達生任性，於是在社會上掀起了一股“玄風”，以談玄論道來逃避現實政治。自曹魏年間的“正始之音”開始，很多名士口出玄言，不務政事，晉元帝司馬睿甚至“餐服玄風”，到南北朝時有的皇帝還“盡玄言之趣”，置玄學館，玄學風行一時。

玄學館是學習道家學說的學校。宋文帝時創立。元嘉十六年(439)文帝以何尚之為丹陽(今屬江蘇)尹，建宅於南城外，設置玄學館，招聚生徒。東海(今屬江蘇)徐秀、廬江(今屬安徽)何曇、潁川(今河南登封東)苟子華、太原孫宗昌、魯郡(今山東曲阜)孔惠宣等名流學者，都仰慕遠道來游，稱為南學。受魏晉玄學思想發展影響，玄學列為學校科目，在中國古代教育史上首開其端。唐代又名崇玄學，京師及地方均設。學習內容為《老子》、《莊子》，《文子》、《列子》等。玄學館．又稱為南學，學者聞風麗爭四館並置．為後代分科大學之始，對隋唐專科學校的發展有直接影響。

玄、史、文三館的設立，除《宋書·隱逸傳》所言是“上留心藝術”使然以外①，恐怕還有借設館來確立朝廷在士大夫文化中的領導地位的意味，將思想的生產納入國家的體制。尤其是玄學，它與史學、文學不同，是士大夫的思想靈魂，關乎治道。朝廷不光要借“抑揚名教”來整肅士風，還要佔據思想界的權威地位，引導士風。《宋書·何尚之傳》：“立宅南郭外，置玄學，聚生徒。東海徐秀、廬江何爨、黃回、潁川苟子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魯郡孔惠宣，並慕道來避，謂之南學。”可見玄學館的設立的確吸引了一些士人，形成了重要的社會影響。（據《南史·宋明帝紀》載，總明觀原設五科，因陰陽學無人，立四科。齊初仍沿用。其分科教學形式，影響後世專科教育的發展。）

北周承西魏之後，其學制較北齊為略勝。太學之外，又有“露門學”、“虎門學”及“通道觀”等。“露門學”或稱“路門學”，立於武帝天和二年(公元五六七年)，與“虎門館”同為教授貴胄的學校。“通道觀”立於建德三年(公元五七四年)，與宋“四學”的“玄學館”相似，蓋欲發揚道家思想，也是這時代與前代學制特異的史證(都見《北周書·武帝紀》)。

唐長安玄掌館唐都長安崇玄署轄下培養玄學人才的教學部門。又稱為崇玄館、崇玄學。其學生稱為崇玄生。據《唐會要》卷六四載，開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置崇玄學子玄元皇帝廟，開元二十九年正月，設崇玄博士1人，令學生習《道德經》、《莊子》、《文子》、《列子》，“待習業成后，每年隨貢舉人例送至省，准明經例考試”。有學生百人。天寶二年(公元742年)改稱崇賢館，稱博士為學士，助教為直學士，大學士1人則由宰相擔任，領兩京玄元官及道院。此後崇玄館因安史叛亂一度衰敗。大曆三年(公元768年)，學生恢復至百人。

宋朝提倡學習道經，並設立道學制度和道學博士。政和七年八月，徽宗根據宣和殿大學士蔡攸建議，將《亢桑子》《文子》列入國子學，與《莊子》《列子》并行。又親自為《道德經》作注。重和元年因知兗州王純奏請，令學者治《御注道德經》，間於其中出題。同時又下詔規定：“自今學道之士，許入州縣學教養，所習經以《黃帝內經》《道德經》為大經，《莊子》《列子》為小經，外兼通儒經，俾合為一道，大經《周易》，小經《孟子》。”凡初入學者稱為道徒，以後每年進行考試，根據其考試的成績分別授以元士、高士、上士、良士、方士、居士、隱士、逸士、志士等名號，按五品到九品撥放。又依儒學貢士法，學道之士可通過考試升為貢士，到京入辟雍（北宋末年太學之預備學校，或稱“外學”）學習，然後每三年參加“大比”，殿試合格者即為有道之士，可授以道官道職。為了普及道經的學習，又令道錄院選擇道經數十部，鏤板頒之州郡。同年九月，又下詔規定：太學、辟雍各置《內經》《道德經》《莊子》《列子》博士二員。后又規定“諸州添置道學博士，擇本州官兼充。”通過以上措施，促使道、儒合一。到宣和二年正月，遂下令“罷道學，以儒、道合而為一，不必別置道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