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族文學
基礎含義
滿族自清代入關以後，在文學和藝術方面取得了輝煌成就。清代的滿族作家有數百人之多，這在過去是鮮為人知的。他們在詩詞文賦、小說戲曲方面都有上乘的表現。從清初開始滿族文學家就開始湧現，詩壇上有名的有鄂貌圖、岳端、博爾都、賽爾赫、文昭等等。詞壇上的納蘭性德被稱為“清初第一詞人”，他的詞以“真切”勝人一籌，其詞作《飲水集》在清代，乃至現代都產生過相當大的影響。
詞壇上女詞人顧太清（西林春）聲名遠播，她的詞集《東海漁歌》受到了很高的評價。在八旗詞人中有“男中成容若（納蘭性德，字容若），女中太清春（顧太清名春）”之譽。在小說中，曹雪芹的《紅樓夢》、文康的《兒女英雄傳》都是家喻戶曉的作品，在中國小說史上佔有極為重要的位置。和邦額的短篇文言小說《夜譚隨錄》，也是清代小說中的重要作品。另外還出現了大量滿文翻譯作品，成為滿漢文化交流的成果。出現了散文名家麟慶，他的《鴻雪因緣圖記》以散文形式記述一生的經歷、思想，別具一格。
在清代滿族不僅創造了燦爛的滿族文學，而且對整個中國文學的繁榮發展也做出了貢獻。在書法方面，在清代的滿族同樣湧現出眾多的名家。如康熙、乾隆都善書法。成親王永瑆、吏部尚書鐵保，都是當時第一流的書法家。另外如吞珠、圖清格、英和、如山等人的書法也都得到社會的公認。
在繪畫方面，名家更多。宗室中如慎郡王允禧、質親王永王容，還有赫奕、黑壽、莽鵠立、西密揚阿、阿爾稗、慶保、耆齡、文祥等等，在繪畫界都享有盛譽。自漢軍旗人高其佩首創指頭畫后，滿族指頭畫名家不勝其數，成為當時指頭畫派的主力軍。繪畫方面最著名的是唐岱，他曾被康熙賜為“畫狀元”，著有《繪事發微》一書。布顏圖的聲名也很大，他的畫重視章法，簡而能厚，著有《畫學心法》。
滿族的文學書畫成就影響深遠，至今仍為人們所重視。自清代以後，特別是解放50年來，湧現出一大批著名的滿族文學家和書畫家。尤其是在遼寧省滿族發祥地，繼承和發展了滿族書畫傳統，至今在民間盛行濃厚的書畫欣賞風氣。如岫岩滿族自治縣的滿族農民畫與剪紙，北寧市滿族聚居區的楹聯及書法都在全國聲名卓著，多次在全國獲獎，在中國民族書畫藝術中佔有重要位置。
在藝術方面，滿族歌舞也獨具特色。滿族歌舞早期比較簡單，主要形式是舉一手於額，反一袖於背，盤旋作勢，眾人以唱“空齊”配合，謂之“空齊曲”，這種舞蹈稱為“莽式”。在莽式舞中比較複雜的則糅進了各種動物的動作。在民間還有《笊籬姑姑舞》、《太平鼓》等舞蹈。清初以來，滿族秧歌盛行。滿族秧歌是吸取了漢族秧歌的形式發展起來的，但秧歌的人物和動作已經鮮明地滿族化。隊中增加了反穿皮襖、身挎串鈴、手持鞭子和身著八旗官員服飾的人物，人物動作增加了鷹、虎、熊、蟒等動物姿態。
另外，滿族秧歌中還有滿族特有的對刀把、碰肩、抱腰等數十種禮節動作。滿族秧歌形成之後，在群眾中廣泛流傳，年節之際各村都組織秧歌隊，成為滿族群眾娛樂的重要形式。近年來，農村改革開放，滿族秧歌又進行了新的發展改革，從內容到形式更加豐富，因而在群眾中也更加流行。滿族宮廷舞蹈主要有揚烈舞和喜起舞兩種，這兩種舞蹈用於盛大典禮中，是從民間原始舞蹈中移植加工而成的。現在多用於戲劇表演之中。
滿族戲曲中，有扶余滿族戲、寧古塔滿族戲等，“八角鼓”也曾在滿族中一度流行。八角鼓形為八邊形，蒙蟒皮，七個邊每邊有銅環，另一個邊下拴一長穗，可彈、搓、搖，作為唱曲的伴奏樂器。
八旗創造的子弟書影響最大，又稱為"八旗子弟書"，是一種曲藝演唱形式，盛行於北京和瀋陽，滿族人創作出許多曲藝節目，對其他曲藝尤其是大鼓的形成發展有深刻影響。另外，滿族對京劇的形成和發展也做出了重要貢獻，湧現出一批著名的劇作家和表演藝術家。
過年過節。滿族喜歡貼窗花。用各種彩紙剪成各種鳥獸花卉，古今人物，貼在窗戶上，栩栩如生，充滿活力。還有另外一種剪紙藝術，就是掛箋，或稱掛錢。過春節時，家家戶戶用五色彩紙，剪成長約40厘米，寬約25厘米不等的紙塊，中間髏刻雲紋字畫，如豐、壽、福字，下端剪成犬牙穗頭，懸掛於門窗橫額、室內大梁等處，五彩繽紛，喜氣洋洋。最早掛箋是祭祖場所的裝飾品，一般都是單數。傳聞自家宗族祖先是從長白山幾道溝來的就掛幾張。黑龍江寧安、海倫等地的剪紙藝術在全國藝壇上享有盛譽。
滿族戲曲劇種。又名“八角鼓戲”。由滿族曲藝八角鼓發展而來。滿族先民在騎射漁獵之暇圍在篝火旁，邊說邊唱邊舞，並扣擊自製八角鼓相和，娛其情志，逐步形成說、唱、舞相結合的藝術形式。清兵入關后，八角鼓和洋琴、琵琶、四弦、鑼鼓等配合，吸收諸宮調、雜劇及各地民歌、小曲，形成牌子曲劇。多演唱歷史和民間故事。呼和浩特市新城區於1952年成立八角鼓劇團，上演關潤霞編演的《對菱花》。1955年，在內蒙古第一屆民族民間音樂、舞蹈、戲劇觀摩會上，正式命名為滿戲。
關於滿族源，史學家認為可以上溯到肅慎、挹婁、勿吉、靺鞨、女真，足證滿族有悠久歷史。但滿族和肅慎等族不能等同，因為滿族這個氏族聯合體中有些氏族並非是肅慎、女真的後裔。楊同桂《沈故》中談到滿洲八大姓中“瓜爾佳、鈕鈷祿、舒穆為金之舊姓，俱見《金史》；董鄂、輝發、烏喇、馬佳乃以地為氏。……鐵治亭（鐵保）尚書，即董鄂大姓也。據稱其先為宋英宗越王裔，後為金人置之董鄂，遂以地為氏，可見滿洲世家中亦多系中原舊族。”再如納蘭性德的始祖星懇達爾漢，其後裔楊吉砮幼女嫁給努爾哈赤，生皇太極。而楊吉砮“其先出自蒙古，姓土默特氏，來納喇部，據其地，遂以地為姓。”由此可知納蘭性德雖隸屬滿洲正黃旗，實蒙古族，其族源和女真族毫無關係。可是納喇氏〈即納蘭氏或那拉氏〉卻是滿洲這個氏族聯合體成員之一。僅從上述兩例即可證滿族已不能與歷史上女真族等同，滿洲統治者號其部族為滿洲，就是有別於女真。
滿洲這個族稱始於何時呢？《清史稿·太祖本紀》記述努爾哈赤，姓愛新覺羅氏，“始祖布庫里雍順，母佛庫倫，相感測朱果而孕。稍長，定三姓之亂，眾奉為貝勒，居長白山東俄漠惠之野俄朵里城，號其部族曰滿洲。滿洲自此始。”這段記載基本是《滿洲實錄》、《清太祖實錄》中三仙女傳說的概述。二書中原載“其國定號滿洲。”《清史稿》編者明知傳說中布庫里雍順時代不可能建立滿洲國，——即使是地方政權，於是改寫為“號其部族曰滿洲。”其實《清史稿》此說也不可信。滿洲之稱決不會早在努爾哈赤數世之前出現，而是在努爾哈赤統一建州女真、海西女真、東海女真，征撫蒙古之後，皇太極才使用一個新族稱——滿洲，反映眾多氏族聯合統一的現實，以示強大。這在《滿文老檔》天聰九年隨處可見有滿洲人、滿洲兵和滿洲國的稱謂。
滿洲由族稱變為國號始見一皇太極當權時代。據《清太宗實錄》載：天聰元年在給錦州二太監復書中，自稱“大滿洲國天聰皇帝”。天聰十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極接受尊號，祭告天地時，自稱“滿族國皇帝臣，敢昭告皇天后土之神。”從此“建國號大清，改元為崇德元年。”結束了族稱國號混用時代，恢復了滿洲僅限為族稱的含義。
從以上簡述，可以獲得兩點認識：其一，滿族不等於女真族，所以滿族文學也不等於女真文學。其二，滿族中雖有女真族後裔，但滿族的形成在明末，時間較晚，滿族文學的發軔也不能早於滿族的形成。
此外，我們管見所及，從現存滿族文學中還看不出繼承發揚女真文學傳統的蛛絲馬跡，反映金代女真族生活事件人物的作品也極為罕見，即使令人採集的個別的反映有關渤海、女真的神話傳說，也不應視為滿族文學。
總之，滿族文學的歷史並不悠久，它的誕生在明代末葉。雖然民間口頭文學往往早於作家的書畫創作，但人所熟知的有關努爾哈赤的很多傳奇故事，也多是產生在努爾哈赤稱汗之後。
滿族文學的發軔始於何時，是被滿族形成於何時所決定的。所以，若弄清滿族文學的上限必須判明滿族形成於何時。
滿洲族今簡稱為滿族。滿洲是部族名，並非是地名，這在《滿洲源流考》里已有說明。滿洲的詞義是什麼，《滿洲源流考》解釋說：滿洲就是佛經中曼殊，妙吉祥之意。西藏給關外的滿族政權獻丹書，都稱呼曼殊室利大皇帝。這是乾隆時代滿族文人美化本民族的飾詞，並不可信。乾隆皇帝在《滿洲源流考序》里說：“我朝肇興時，舊稱滿珠，所屬曰珠申，后改稱滿珠，而漢字相沿訛為滿洲。其實即古肅慎，為珠申之音轉。”乾隆的解釋無非是說滿族歷史悠久，並未說明滿洲的含義。寧恩承在《滿洲字義考》一文中說：滿洲二字為各酋族之結合。這一說法是可信的。《清太宗實錄》天聰九年載，阿祿喀爾喀部落馬哈撒嘛謗塞臣汗等給皇太極奏書稱：“奏書於水濱六十三姓滿洲國天聰皇帝。”六十三姓就是六十三個氏族，滿洲就是這些氏族聯合之意。
有清一代滿族文學家近五百人，他們的著作至少有六七百種，在少數民族文學中罕有其匹。滿族文學如此興盛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1）滿族文化落後，入主中原前後，形勢迫使滿族上層人士產生強烈的求知慾，從而也促進了文學創作。
滿族統治集團逐漸懂得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之，為了適應入主中原后，統治廣大具有高度文化漢族的需要，必須迅速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而本民族固有的文化典籍，卻是一張白紙，於是開始學習漢族的文化典籍。皇太極在天聰三年四月設文館，命達海、剛林等翻譯漢文書籍，其中有《通鑒》、《六韜》、《孟子》、《三國志》、《大乘經》。到了康熙時代出現了翻譯高潮。“聖祖仁皇帝欲俾不識漢文之人，通曉古事，於品行有益，曾將《五經》及《四子》、《通鑒》等書翻譯刊行。”除官方倡導的譯書外，與之同時“稗官小說盛行，滿人翻譯者眾。”《封神演義》、《列國志演義》、《兩漢演義》、《三國志演義》、《西遊記》、《南宋演義》、《西廂記》、《連城壁》、《十二重樓》、《八洞天》等都有滿文譯本。漢族文化典籍的翻譯無異對滿族文化水平的提高起一定作用。
但是通過譯文掌握漢族文化典籍，遠不如直接掌握漢族語文便捷。強烈求知慾使清歷朝統治者潛心於漢族經典與文學。“對祖嘗自言，年十七、八時，讀書過勞，至於咯血而不肯少休。老耄而不釋卷，臨摹名家手卷，多至萬餘，寫寺廟匾榜，多至千餘。”乾隆熱衷學習，文化知識淵博，在我國古代帝王中少見。他的“御制詩共五集，合計得詩四萬一千八百首，而潛邸所著《樂善堂全集》尚不在此數。伊古以來帝王製作，未有若此美富者。”清代皇帝——特別是清前期的皇帝，在學習漢族文化、文學方面率先垂範，對帶到滿族上屋人士學習漢族文化與文學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清前期皇帝督責皇子、王公子弟學習漢族文化、文學極為嚴格。趙翼《檐曝雜記》載：“本朝家法之嚴，即皇子讀書一事，已迥絕千古。余內值時，屆早班之期，率以五鼓入……惟內府蘇喇數人往來黑暗中，然已隱隱望見白紗燈一點入隆宗門，則王子進書房也。天家金玉之體，日日如是。既入書房，作詩文。每日皆有程課。未刻畢，則又有滿洲師傅教圖書，習國語及騎射等事。”這是皇子的學習情況，近支王公子弟在上書房學習也是如此，而且定期考核。他們都長於漢族詩文和書法。
滿洲王公貴族、豪門子弟都延聘漢族中名儒學者作為家塾教師，江南文人尤受青睞。他們尊敬江南文人，實際是崇拜漢族優越的文化。在康熙時代滿洲王公貴族廣交漢族文人，形成一時之盛。岳端、博爾者、納蘭性德、揆敘、文昭都分別和一批漢族名士有深厚交誼。當時的名士毛奇齡、施閏章、屈大均、丁野鶴、王漁洋、汪琬、姜宸英、陳其年、朱彝尊、戴名世、湯斌、徐乾學、查慎行、孔尚任、顧貞觀、韓菼、嚴繩孫、蔣景祁、王石谷、王源、顧彩、高澹人、方苞都是這些王公貴族的座上客，詩酒唱和，情深意篤。岳端在《題長春花壽孔尚任母》詩中說：“孔子群與我交，詩文兼道義。孔群不挾長，我亦不挾貴。”岳端貴為郡王，能以平等態度對待漢人孔尚任的原因之一，就是敬佩他的文學才能，想從與孔尚任交往中獲得教益。慎郡王允禧“博覽群書，而虛心下士，故學益邃而藝愈精。”由此可見結交漢族文士是提高滿洲上層人物文化、文學水平的終南捷徑之一。
滿族中有識之士，把通過學習漢族語文，提高兒孫的文化水平，看成是家庭的幸福，關係後代福澤。鶴算《百硯齋》詩中寫道：“不寶金珠貴，宜求筆墨良。佳哉惟一石，富者抵千箱。正為子孫計，誰知福澤長。”廣而言之，可以提高民族素質。
滿洲皇室、王公貴族、官宦子弟所以熱衷學習漢族文化經典、文學創作，除政治需要、文學渴求外，和他們多是上層人物，非生產者，且具有優越的社會地位、經濟條件有密切關係。偏遠地區的無職滿族勞動人民，既無迅速提高文化、文學水平的需求，也沒有延聘漢族師傅、結交漢族名士、購買漢族文化典籍的條件。
滿族文學
滿族傳說
滿族傳說，有始祖傳說、英雄傳說和風物、習俗傳說等,《庫布里雍順》、《天池仙女》、《天女生天童》、《三姓的傳說》是關於滿族主體建州女真始祖庫布里雍順的幾種傳說。佛庫倫吞朱果懷孕應屬母系社會婚姻制度遺跡的反映。庫布里雍順統一三姓的傳說則蘊蓄著被元、明兩代分而治之的女真人要求統一自強的強烈願望。在《小罕占龍脈》、《小罕誕生記》、《小罕挖棒錘》等關於民族英雄清太祖努爾哈赤的傳說中，人們按本民族的性格塑造了淳厚樸實、堅韌不拔、勇敢抗爭和知恩重義的小罕形象。《珠渾哈達的傳說》、《紅羅女》、《百花公主點將台》質樸而真實地反映了滿族人民的審美觀念。這些傳說幾百年來一直在全民族範圍內流傳。滿族的風物傳說尤多，反映的年代也相當久遠。內容多與滿族人民的挖參、狩獵、捕魚、騎射等特有的生產生活相結合，更增強了傳說的特殊風采。有些傳說往往將某種民族習俗同一位令人敬仰的故事人物的正義行為聯繫起來，使之具有較深刻的思想性和較高的人民性。
晚清時期為最多
滿族民間故事以晚清時期為最多。有追求真摯愛情的《淚滴玉杯》、《尼雅島》、《紅裙妹》，有反對封建禮教桎梏的《姑媽媽》；有歌頌善良反對邪惡的《黃瓜開山》、《小龍頭》;有反抗官府壓迫統治傾訴人民疾苦的《胭脂色的寶馬》、《采珍珠》；有揭露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從而鞭撻清王朝反動統治的《奕老疙瘩》；有直接把反抗矛頭對準最高統治者的《黑妃娘娘》、《一夜皇妃》、《咸豐買涼粉》；還有許多閃爍著愛國主義思想光輝的抗俄故事如《薩布素馴牛》、《薩布素買軍草》、《海蘭泡和大將軍》、《毛子墳》、《道爾瑪法》等。
滿族原是能歌善舞的民族，史料記載“踏錘”、“莽勢”、“秧歌”以及解放前還存在的“拉空吉”、“達穆特里”等都有滿語歌詞，但大都失傳。長篇說唱故事中，目前搜集到的最有價值的首推《尼山薩滿》和《莉坤珠逃婚記》。
滿族民間還有“搖籃曲”、“闖十層”等俚俗小調和薩滿神歌，以及入關后受漢族文化影響借用漢族小調填詞的民歌。如反侵略鬥爭的《悠悠調》、《快關門》；表現忠貞愛情的《清江引》；抒發反戰心理的《十二月》；祈願美好生活的《薩滿祭歌》；控訴滿漢不通婚制度造成悲劇的《王小蘭》等等。
三次大的融合滿族作家文學深受漢民族文學傳統的影響。歷史上曾出現過渤海文化、金源文學和清代文學，滿漢文化有過三次大的融合。清入關以前滿文創製以後，曾有記事體的多達180冊的《滿文老檔》,是額爾德尼巴克什和巴海巴克什等關於當時重大事件的撰述，具有文學性。它通過人物的行動和個性化語言，刻畫人物性格，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對當時和後來的滿族士子都有深刻的影響。入關后，清朝統治者為了緩和滿漢民族矛盾，加強統治，十分注意吸收和學習先進的漢族文化。繼續大量翻譯漢文典籍和文學作品，啟用漢族學者任教，康熙皇帝玄燁是清代第一個能用漢文寫詩的帝王。在他的影響下，滿族宗室貴胄們延請漢族文人名士教習自己子弟蔚然成風。清代用漢文寫作的作家達數百名，僅《八旗藝文編目》中收錄的屬於滿族旗人的詩文集便有 600多部，其中女詞家詩人也有近30名。
滿族作家文學詩詞最多。其中最有成就的是納蘭性德。鐵保纂集的《熙朝雅頌集》長達 130卷。納蘭性德、鄂貌圖、高塞、岳端、博爾都、納蘭氏、揆敘、何溥、鄂爾泰、訥爾朴、賽音布、塞爾赫、長海、文昭、圖鞳布等人的詩集中大多具有蓬勃奮發的向上精神。甚至玄燁的某些篇什，如《松花江放船歌》、《剿噶爾丹大捷》和一些農事詩之類的篇章，也表現出一個雄才大略的君主致力江山統一、渴望國泰民安的氣魄與抱負。
清代中葉，由於宮廷中爭奪儲位的鬥爭頻仍，造成一批政治上失意的宗室文人。在文網羅織下唱出了預兆封建制度沒落衰朽的哀音，如永忠的《延芬室詩稿》、敦誠的《四松堂集》、敦敏的《懋齋詩鈔》中的許多篇什皆屬此類。只有鐵保的《試馬》、《戈壁》、《塞外聽雨》等詩粗獷豪爽、生氣勃勃，還保持著游牧民族的氣質。
晚清滿族詩壇蕭條，成就較高的詩人只有顧春、奕繪、英和等寥寥數人。顧春詞深穩沉著，不琢不率，渾樸真摯，有“清代第一女詞人”之稱。奕繪關於描寫挖煤工人、捕蟲工人、炮手之子、放羊娃和街頭賣藝者的詩詞，表現了對下層勞苦大眾的同情。道光八年(1828)，因改革弊政得罪政敵被發往齊齊哈爾充當苦差的協辦大學士英和，在卜套城留下百篇詩稿，對世道人情的險惡發出了憤怒的譴責，對勞動人民的悲慘遭遇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滿族小說有文言短篇小說和白話長篇小說兩類。和邦額的《夜譚隨錄》收文言小說 140餘篇。他借談狐鬼抨擊貪財好利、濫殺無辜的酷吏和慳吝貪鄙、一毛不拔的財主，他同情飽嘗戰亂之苦的百姓，關心下等旗人的困境，作品屬於暴露文學。慶蘭的《螢窗異草》風格內容與之相近，二者皆具有情節曲折、結構完整，人物形象鮮明的長處。唯因其仿效《聊齋志異》而未受重視。
文康的白話長篇小說《兒女英雄傳》，描寫了清代官場的腐朽黑暗，塑造了具有反抗個性的十三妹。書中流暢的北京方言和旗人生活的形象描摹，構成了一幅幅民族風俗畫，別有韻味。
滿族演唱文學擁有一大批作者。乾隆年間的戴全德在《潯陽詩稿》中收入兩本“西調小曲”。鄭振鐸在《中國俗文學史》中稱讚他“有勇氣”，在古典主義全盛的時代，第一個脫出了這個古典的陷阱到民間來找新的材料。流行了一百五、六十年的《子弟書》也產生於這一時期，其作者多屬滿族下層士子，如羅松窗、韓小窗、鶴侶、繆東麟、喜曉鋒、春樹齋等。代表性篇目有《憶真妃》、《露淚緣》、《紅拂私奔》、《草詔敲牙》等。還有鶴侶的《侍衛嘆》、《老侍衛嘆》、《少侍衛嘆》等，表現了旗人現實生活。《子弟書》的作者在敘事抒情、人物塑造、心理描寫、場面烘托、氣氛渲染上都有較高的技巧，許多段子至今仍在民間流傳。滿族說唱形式還有八角鼓、牌子曲、單弦、岔曲等。有的滿族人還參與了相聲、京韻大鼓、東北大鼓等曲藝形式的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