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

通史

“通史”可以理解為貫通的歷史,就是一個國家或地區或世界的從最早文明到現在的歷史。

定義


連貫地記敘各個時代的史實的史書稱為通史,與斷代體史正好相反。如西漢司馬遷的《史記》,也可稱為通史。因為他記載了上自傳說中的黃帝,下至漢武帝時代,歷時三千多年的史實。

特點


既然叫通史,就首先要求敘述的內容廣泛,所有重要事件和研究課題(軍事、文化、藝術)涉及內容不深但都要涉及到。
其次要求在敘述中體現歷史發展脈絡或貫穿其中線索,給人一種整體的認識。所以做不到第一點至少不配稱作通史,而要做到第二點是比較困難的,需要著者的才華、積澱和理論素養。同樣涉及一個內容的兩本通史,在這第二點上,平庸和經典的差別是顯著的。
市面上很多《中國通史》和《世界通史》都是平庸的著作,雖然羅列了各個事件和課題,但對人的啟發是沒有多少的。
相對於斷代史來說,斷代史是限於某個時代,但通史卻是跨時代式研究,不間斷地記敘自古及今的歷史事件。用現代史學的口吻,這是“大歷史觀”。

名人觀點


清代史學家章學誠認為通史有“六便”和“二長”八個優點。“六便”是:免重複,均類列,便銓配,平是非,去抵牾,詳鄰事。“二長”是:具翦裁,立家法。但也有“三弊”,就是:無短長,仍原題,忘標目。
以往中國傳統史家都傾向編修斷代史,如唐朝史家劉知幾最為反對修通史,認為通史除了浩瀚難讀外,因涉及遠古史,找尋資料並不容易。隨著清末西學東漸,通史被史家發現其價值,故清末以來,史書往往都以通史形式編寫,代表者有錢穆的《國史大綱》、黃仁宇的《中國大歷史》、白壽彝主編的《中國通史》、鄧之誠的《中華二千年史》等等。

中國通史


中國史學發展的歷史。中國史學的發展,大致可分為古代、近代、現代三個段落。
古代史學史中國古代史學史,包括先秦、秦漢至唐初、中唐至乾嘉三個時期。
先秦時期 在中國原始社會,先民創造了燦爛的文化,同時口耳相授,傳頌著一些故事,可以說是歷史的源泉。商代或商代以前,已經有了文字,可用以記錄。商代出現了史官。“史”字原為手執簡冊之形,但史官起初並不是專司記事,而首先是負責主持祭祀,占卜吉凶,溝通神與王的意志。同時講說故事,記錄時事,編次和保管文獻簡冊。再進而分工,有記言之史與記事之史之別。今天保存在《尚書》中的,即商周時代的歷史文獻。

史學著作介紹


《春秋》是中國傳世最早的一部按年月日順序記錄的編年體史書。它原是魯國的國史,全書一萬八千餘字,出自魯國史官之手,經過孔子的整理。以後相繼出現了一些敘述春秋戰國時期史事的典籍,體裁不同,各有特色。如編年體的《左傳》、《公羊傳》、《穀梁傳》;略具國別斷代史性質的《國語》、《戰國策》;最早的譜牒之書《世本》;以地理為主兼有神話傳說的《山海經》以及發抒哲學思想、政見和史觀的諸子百家之書。其中《左傳》敘事詳備,文筆生動,是中國最早的一部史學名著,也是先秦史學中最高的成就。戰國時期諸子爭鳴,往往運用歷史知識,針對現實,發表政見。如,孟子“言必稱堯、舜”,提出“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等觀點。商鞅說,“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為變法造輿論。鄒衍講歷史,馳騁想象,大大擴展時空概念,並提出了“五德終始”說,以投合君主專制的需要。李斯以秦史論秦政,韓非的“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以及是今非古論,對當時和後世都有很大的影響。
秦漢至唐初時期 秦漢時期出現了司馬遷的《史記》與班固的《漢書》兩部史學巨著。司馬遷提出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著述宗旨,開創了綜合本紀、表、書、世家、列傳等於一書的紀傳體通史體例。《史記》一百三十卷、五十二萬餘字,記事起於傳說時期的黃帝,迄於漢武帝劉徹,跨朝越代首尾三千餘年。班固編寫了《漢書》一百卷,八十萬字,“文贍而事詳”,僅記述西漢一代史事,開創了紀傳體斷代史的先例。《史》、《漢》兩部著作各有所長,思想上傾向不同,文風上各有特色,在中國史學史上都有突出的地位和深遠的影響。
繼《史》、《漢》之後,漢唐之際產生了不少紀傳體史書,其中有《三國志》、《後漢書》等名著。唐初百年內有八史問世(官修的正史有:《晉書》、《梁書》、《陳書》、《周書》、《北齊書》和《隋書》;私人修成的有《南史》、《北史》)。從此紀傳體史書代代續修,其體例也大致定型。編年體和其他體裁史書也有發展。荀悅撰《漢紀》,以編年體敘述西漢歷史,《後漢紀》等編年史繼踵產生。還有傳記體的國別史《十六國春秋》,最早的地方志《華陽國志》以及《佛國記》、《高僧傳》、《世說新語》、《顏氏家訓》、《洛陽伽藍記》、《水經注》等與歷史有關的各種著作。據《隋書?經籍志》著錄,漢代至隋代的史書達數百部,反映了史學發展的盛況。
這時文獻整理工作已經展開。劉向劉歆父子奉命校書,著有《別錄》、《七略》,在歷史文獻學上有很大貢獻。唐初也重視文獻整理工作,所修《隋書?經籍志》在歷史文獻學上有很大作用。
秦漢至唐初的史學,與先秦的史學相比,有顯著的特點。首先是史學由附屬地位而逐漸獨立。東漢之前,史籍比較少,《別錄》與《七略》的分類中均無史部。《漢書·藝文志》將史書著錄於《六藝略》“春秋家”,以史附從於經。自東漢之後,史籍大量湧現,史書種類增多,史學日益受到社會重視,朝廷設立史官和史館,目錄中也列出了史部,這些都標明史學已形成一門獨立的學科。這個時期的歷史著述,有官修,有私修,有奉詔私修等幾種情況,而趨勢則是官修日佔上風。
隨著士族地主勢力的興起和門閥制度的盛行,史學上的士族烙印突出,最顯著的是譜牒著作與譜學大為發展,有家譜、宗譜、族譜和姓氏譜等。東晉南朝精於譜學者,以賈、王兩氏為巨擘。同時家傳和正史紀傳中也反映出當時崇尚門第的世風習俗。
各少數族在史學中也佔有地位。除正史中有記載各族史的專傳外,還出現了記述各族史的專書,同時民族問題也在史學中有所反映。
關於史學的評論,司馬遷曾說《春秋》是“禮義之大宗”,“采善貶惡”,指出史書的教育作用和政治意義。同時,他表明自己志在“繼《春秋》”而寫史,以“成一家之言”,表現了他以史學為己任的自覺性。班彪的《前史略論》是評論史學的專篇,談到古來的史官和史籍,著重評論了司馬遷與《史記》,既肯定其有“良史之才”,又指責其“大敝傷道”,表明了馬、班史學思想之分歧。班彪這個思想,為其子班固所繼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