孛兒只斤·真金

元世祖忽必烈共有12子（一說10子或11子），長子朵而只早卒，因此一般以真金為長子。1243年，真金生於漠北，此前忽必烈已於1242年召中原的海雲禪師入漠北，詢問佛法大意，此時忽必烈妻子察必（昭睿順聖皇后）生了兒子，忽必烈請海云為其摩頂命名，海雲以世間萬物真金最貴，故取漢名真金。

真金少年時代，忽必烈受蒙哥汗之命，總領漠南漢地事務，開幕金蓮川，搜羅了一大批漢人儒士。忽必烈把真金的教育交給漢儒姚樞，並命勛臣後代土木各兒等為伴讀。姚樞等對真金“日以三綱五常、先哲格言熏陶德性”，並以《孝經》作為啟蒙課本教授真金。1253年夏，姚樞隨忽必烈征大理，改命竇默接任師職，是為真金第二位老師。忽必烈出征前，將玉帶鉤賜給竇默，對他說：“這東西是內府故物，你是老人，應當佩戴，並且讓我兒子見了這個如同見我。”同時命劉秉忠之弟子王恂為真金的伴讀。王恂長期侍奉真金，經常灌輸三綱五常、為學之道及歷代治亂的道理，真金深受其影響。

1260年，忽必烈即位，次年十二月，封真金為燕王，領中書省事。1263年（中統四年）五月，建樞密院，以真金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但實際上真金只是每月兩次至中書省署敕，中書省和樞密院的事務都交給了王恂。

1270年（至元七年）秋，真金受命巡撫漠北的稱海，在此期間，曾與諸王札剌忽及從官伯顏等談論立身處世之道，於是撒里蠻、伯顏、札剌忽等各陳己見，真金表示：“父汗有訓誡，不要有傲慢自大之心。只要懷有傲慢自大之心，就會壞事。我看孔子的話，就和父汗的話意思吻合。”這表明了真金對儒家經典訓條的認識水平及其思維方法。

蒙古傳統的汗位繼承製是忽里台大會推舉制，自忽必烈戰勝阿里不哥獲得蒙古的統治權以後，就有姚樞、張雄飛等漢臣紛紛建議“建儲副以重祚”、“早建儲貳”，即採用中原王朝傳統的嫡長子繼承製來確保汗位繼承。忽必烈最終採納了漢臣的建議，於1273年（至元十年）二月下詔立嫡長子真金為皇太子；三月十三日，派遣伯顏持節授玉冊金寶，舉行冊封儀式。冊文是：

“皇帝若曰：咨爾皇太子真金，仰惟太祖皇帝遺訓，嫡子中有克嗣服繼統者，豫選定之。是用立太宗英文皇帝，以紹隆丕構。自時厥後，為不顯立冢嫡，遂啟爭端。朕上遵祖宗宏規，下協昆弟僉同之議，乃從燕邸，即立爾為皇太子，積有日矣。比者儒臣敷奏，國家定立儲嗣，宜有冊命，此典禮也。今遣攝太尉、左丞相伯顏持節授爾玉冊金寶。於戲！聖武燕謀，爾其承奉。昆弟宗親，爾其和協。使仁孝顯於躬行，抑可謂不負所託矣。尚其戒哉，勿替朕命。”

冊文中雖然標榜冊封皇太子是“太祖皇帝（成吉思汗）遺訓”，但實際上是對蒙古傳統汗位繼承製的重大變革，也是忽必烈遵用漢法的一大成果。同年九月，忽必烈又為真金設立了“宮師府”，擇儒臣為官屬，計三十八員。真金既自幼耳濡目染漢文化，其政治前途也與漢人儒臣息息相關，為他以後堅定支持漢法做了鋪墊。

1274年，真金奉命赴臨洮，護送前任帝師八思巴返回吐蕃，到1276年方才抵達八思巴所在的薩迦。真金在藏區滯留兩年，其間他在1277年擔任施主，於后藏的曲彌仁莫舉行盛大法會，由八思巴向七萬多名喇嘛供飯食及一錢黃金，每三名喇嘛發一套袈裟，並現場講經，參與者加上民眾共有十萬之多。八思巴還對真金講授佛教的基本教義，在真金多次請求下寫了《彰所知論》一書，獻給真金，從此真金在儒學之外也受到藏傳佛教的影響。當然，真金在藏區並不只是關心佛學，還負有內政外交的重任，如他掌握了本欽貢噶桑波與八思巴不和的信息，還京后就啟奏忽必烈，以致忽必烈派遣桑哥前往鎮壓，同時亦有可能打探征服印度或是從吐蕃北上討伐反對忽必烈的西北諸王、打通與伊兒汗國相聯繫的道路。

大約在1279年初，完成護送八思巴進藏任務的真金回到大都。當時，忽必烈對漢法的興趣日益減少，轉而重用回回人阿合馬理財，再加上劉秉忠、史天澤、趙璧等漢人重臣相繼去世，漢臣地位降低，無力抗衡，因此把希望寄托在返回大都的真金身上，他們串通了道士李居壽，在奉旨齋蘸之後李居壽對忽必烈說：“皇太子春秋鼎盛，宜預國政。”同時董文忠也從旁勸諫讓太子理政，忽必烈自然順從其說，從此真金開始參決朝政，凡是中書省、樞密院、御史台及百司之事，都先上報真金后再奏聞忽必烈。

真金上台後就作為漢法派的領袖，與阿合馬為首的理財派形成尖銳對立。1280年（至元十七年），出身南人的禮部尚書謝昌元建議設立門下省以封駁制敕，這正符合忽必烈使臣下相互檢察以防奸欺之構想，真金准奏實行，並有意讓畏兀兒儒臣廉希憲任門下侍中。真金對廉希憲表示全力支持：“皇上命愛卿領門下省，不要害怕那些小人，我來幫愛卿除掉他們。”但在阿合馬的阻撓及漢臣內部意見不一的情況下，設立門下省的計劃很快便流產了。不久廉希憲病重，真金派楊吉丁探望，廉希憲遺言剷除“誤國害民之大者”，即暗示除掉阿合馬。當年十二月，江淮行省左丞崔斌彈劾阿合馬一黨貪虐不法，被阿合馬迫害致死，真金在宮中吃飯，聽到這一消息后丟下筷子，十分悲痛，並連忙派人制止，結果崔斌已經死亡。

1281年（至元十八年）二月，真金再度與伯顏撫軍漠北，同年十月回京。1282年（至元十九年）三月，發生了阿合馬被漢人王著、高和尚刺殺的事件，當時真金雖然與忽必烈一同在上都，卻被認為與這起事件有關係。事後忽必烈震怒，將王著、高和尚和留守大都的中書省平章政事兼樞密副使張易通通處死，在真金的支持與疏通下，忽必烈同意將張易之罪改為“應變不審”，免於傳首四方。阿合馬死後，真金薦舉支持漢法的和禮霍孫出任右丞相，並對他說：“阿合馬被殺之後，你做了中書右丞相，如果真有便國利民的事，不要害怕改變，大膽去做，如果有人阻撓，我力挺你。”又大量起用漢儒以為後盾，比如中書省以何瑋為參議，徐琰為左司郎中，兩人覲見真金，真金諄諄告誡說：“你們學的孔子之道，現在能夠派上用場了。應當竭盡你們平生所學，大力推行。”又徵召潞州的楊仁風、東平的馬紹，並任用楊恭懿到中書省議事，命衛輝總管董文用練達官政，與楊恭懿同調入中書省中。在真金的大力支持下，1282年（至元十九年）四月到1284年（至元二十一年）十月約兩年半的時間裡，和禮霍孫主要完成了幾項重大任務：一、查處阿合馬的罪行，籍沒阿合馬家財；二、起用舊臣；三、改善吏治。然而，真金實際上並無左右朝政的權力，大權始終掌握在精明專斷的其父手中。

真金亦不斷推動漢化政策，他要求蒙古國子生學習漢文，對其只學蒙古文不以為然；又在1284年（至元二十一年）十月通過和禮霍孫奏請開設科舉，不過沒有成功。忽必烈仍對理財派念念不忘，於1284年（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任用漢族商人盧世榮理財，同時新任正宮南必皇后頗有干政的跡象，這又為真金與漢臣所不滿。真金曾指斥盧世榮說：“錢財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怎麼能每年榨取贏利呢？我只怕老百姓的膏血因此枯竭，不止是害民而已，實在是國家的大蛀蟲啊！”盧世榮被起用數月後就被真金領導的漢法派彈劾下台並下獄處死，理財派要人桑哥雖然袒護盧世榮，卻因害怕真金而不敢相救。

1285年（至元二十二年）春，有一名南台御史上疏請年事已高的忽必烈禪位於皇太子，並請南必皇后勿再干政。真金得知此事後甚為恐懼，當時御史台中的漢人御史（定額為16員）全部空缺，擔任都事的尚文偷偷地把這份奏章隱匿下來。然而此事已被阿合馬餘黨答即古阿散（又作答即歸阿散）等得知，遂於忽必烈面前請收內外百司吏案，名為大索天下埋沒錢糧，實為揭露此奏章，乃悉拘封御史台吏案，謀取這份奏章。尚文深知關係重大，請准於右丞相安童、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拒不付予。答即古阿散乃報忽必烈，忽必烈大怒，命令大宗正薛尺索取該奏章。

真金憂懼不知所措，安童和玉昔帖木兒也束手無策。尚文從阿合馬舊案中搜集到答即古阿散黨羽的數十條罪狀，便請玉昔帖木兒親往中書省與安童商量對策。尚文獻計說：皇太子為天下本，如果奏章被揭發出來，將傾覆太子，動搖國本，禍不可言，只有先發制人，變被告為原告。於是安童和玉昔帖木兒搶先以答即古阿散的罪狀入奏，陳述事情經過。忽必烈聽到有人要他退位，果然怒不可遏，厲聲責問道：“你們沒罪嗎？”丞相安童帶頭認罪說：“臣等不會逃避罪行，但是答即古阿散等人的罪名是在刑律上寫的清清楚楚的，他們又不是什麼好東西，如果貿然動他們必定會危害生靈，所以應該選重臣作為這個案子的主管，差不多能平息紛擾。”忽必烈怒氣稍解，形勢遂趨緩和。後來答即古阿散等阿合馬餘黨被判奸贓罪而處死。雖然如此，真金竟因此而憂懼成疾，於同年（1285年）十二月十日病死，享年四十三歲。

真金死後，忽必烈於次年正月初一停止朝賀，為其上謚號為“明孝”。冊文是：“於戲！故皇太子某，天姿玉裕，茂德淵沖。朕紹纂丕圖，仰遵太祖聖武皇帝遺訓，以爾世嫡元孫，譽望攸屬，爰從燕邸，正位春宮，愈貴能謙，居貞益慎。及夫聽政，揆敘有方，至於睦親，昆仲無間，尊師問道，日御經筵，視膳候安，時詢內豎，佐予柔理，惠彼小民。方念神器匪輕，投艱有托，豈期前星掩耀，永隔幽明，日居月諸，懷思曷已？比者大臣敷奏，宜易名奉祀，光崇彝典。今遣某官特冊賜爾謚曰明孝太子，永昭遺懿，式慰朕懷，尚翼明靈，歆承寵渥。”

真金死後，忽必烈將”皇太子寶”授予真金第三子鐵穆耳。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鐵穆耳即位，是為元成宗，追謚真金為“文惠明孝皇帝”，廟號“裕宗”。冊文是：“臣聞周武膺符，首建文王之號；晉武踐祚，遂正文考之稱。比擬未必盡同，追崇蓋有彝典，而況有其德而無其位、豐於功而嗇於年，粵若我皇考，其敢后尊親之義乎？顧予寡昧，嗣纘基圖，天付有家，動欲繩其祖武；考若作室，今曷致其孝思？欽惟皇考皇帝，玄德溫恭，聖功果育，顯諸神而藏用，膏其施而未荒，明堂前一星位將有屬，洪範九五福壽則難全。其於預國政、親軍旅之時，無非審治體、得民情之事。弭兵日本，廣先皇柔遠之仁；立教天庠，示聖代崇儒之意。身衛斯文於不朽，人被其惠而莫知。真以鋤奸去惡而為明，非徒視膳問安之為孝。此特舉其大者，固將無能名焉。感千年霜露之懷，永言維則；紹一統乾坤之業，有開必先。思貽令名，允為首議，重以造庭之請，用答在天之靈。謹遣崇官奉寶冊，上尊謚曰文惠明孝皇帝，廟號裕宗。伏惟尊祖嚴父，積慶有源，雖文命之未集，凜英光之如存。誕膺典禮，永祚皇元。”

真金擅長漢字書法，《經世大典·禮典序錄·御書》中記載：“我國家自世祖皇帝爰擇名儒以傅東宮，是故裕宗皇帝之在春坊，嘗有日習仿書，藏之東觀，以示子孫”，可惜他的書法作品沒有傳世。

真金自幼在漢儒的熏陶下成長，參與朝政后甚重儒臣，關懷備至。1280年（至元十七年）六月，當時中書平章政事阿合馬以理財得到世祖重用，擅權專政，以真金為首的漢法派同以阿合馬為首的理財權臣派之間的鬥爭日趨激烈，真金被冊立為皇太子，在客觀上加強了漢法派的力量。阿合馬屢毀漢法，為了搞垮培養人才的國子監，他使“諸生廩食或不繼”，逼得國子監祭酒許衡無法執教，只好請求回鄉。真金一方面在忽必烈面前請求讓許衡之子許師可任懷孟路總管以養其老，另一方面又遣東宮官員前往許衡處曉諭說：“公毋以道不行為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其善葯自愛。”這裡所說的“道”，無疑指儒術和漢法，“道行有時”之語表明了他對於實行漢法的決心和信心。

真金主張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對主張理財搜刮的阿合馬深惡痛絕，一直“惡其奸惡，未嘗少假顏色”，據說曾用弓打阿合馬的頭，打得他頭破血流，但阿合馬敢怒不敢言，當忽必烈問他臉上傷痕從何而來時，阿合馬只好回答是被馬踢傷的，正好真金在側，當即呵斥道：“你說得無恥，（這是我）真金打的！”還有一次是他當著忽必烈的面，狠狠拳毆阿合馬，因此阿合馬對真金十分畏懼。史載“阿合馬所畏憚者，獨太子爾”。

真金深受儒學熏陶，滲透在他的一言一行之中。他非常孝順，每當忽必烈有病時，真金憂形於色，夜不能寐，聽說察必皇后中風，他當即悲泣，穿衣服還沒束帶就前赴探望。聽說母親去世以後，他從獵所奔赴，終日不喝一口水。他崇尚儉樸，他穿的綾袷髒了，命令侍臣加以染治，侍臣請再換件織綾，真金說：“吾欲織百端，非難也。顧是物未敝，豈宜棄之？”東宮香殿成，工匠請鑿石為池，如曲水流觴故事。真金說：“古有肉林酒池，爾欲吾效之耶！”不許。

真金喜愛討論儒家經典與歷代史籍，“每與諸王近臣習射之暇，輒講論經典，若《資治通鑒》、《貞觀政要》，王恂、許衡所述遼、金帝王行事要略，下至《武經》等書，從容片言之間，苟有允愜，未嘗不為之洒然改容”。在謚冊中也稱真金“尊師問道，日御經筵”，像王恂、白棟等儒臣等都朝夕不出東宮，陪伴在真金身邊，而待制李謙、太常宋衜尤加咨訪，毫無隔閡。真金聽到漢成帝不絕馳道、唐肅宗改絳紗袍為朱明服的故事後，大喜曰：“使吾行之，亦當若此。”又說到邢峙制止北齊太子吃“邪蒿”，真金對宮臣說：“菜名邪蒿，未必果邪也。雖食之，豈遽使人不正邪？”張九思回答說：“古人設戒，義固當爾。”

真金亦對儒家仁政思想深有體會，江西行省獻上歲課羨餘鈔四十七萬緡，真金憤怒地說：“朝廷令汝等安治百姓，百姓安，錢糧何患不足？百姓不安，錢糧雖多，安能自奉乎？”因而全部退還。參政劉思敬派遣其弟劉思恭以新民百六十戶來獻，真金問民所從來，劉思恭回答說：“思敬征重慶時所俘獲者。”真金很不高興，說：“歸語汝兄，此屬宜隨所在放遣為民，毋重失人心。”烏蒙宣撫司進貢馬匹，超過歲獻之額，真金曉諭道：“去歲嘗俾勿多進馬，恐道路所經，數勞吾民也。自今其勿復然。”總之，真金是元朝皇室中受儒家思想最深的一位，後代元朝帝王難以望其項背（這裡的“儒化”和“漢化”有所區別，論漢化程度當以元文宗為翹楚，但其儒化程度明顯不如真金）。

在當時的宗教中，真金最崇尚藏傳佛教，他在護送八思巴入藏時從八思巴處獲得了佛教的基本教義，後來八思巴應真金之邀，把他教導的內容編為《彰所知論》，《彰所知論》共分五品：第一是器世界品，詳述須彌山說，即四大部洲等傳統的佛教世界觀；第二是情世界品，敘述六道說、轉輪聖王之起源、印度佛教之興隆、釋迎尊者之世譜，進而敘述吐蕃、蒙古之王統世系與佛教傳播之狀況；第三是道法品，將修行次第分為資糧道、加行道、見道、修道、無學道等五階段；第四是果法品，敘述佛果之種種相，說明四沙門果乃至十力、四無所果上之法；第五是無為法品，談論無為之境界，即闡說虛空等三無為法，最後又以器世界、情世界、道法、果法、無為法等五法總攝一切所知之法。簡言之，這是一部典型的融蒙藏歷史知識和阿毗達磨佛學知識於一體的佛教綱要書。《彰所知論》在元代就己被八思巴的弟子沙羅巴翻譯為漢文，有刻本，又由念常置於《佛祖歷代通載》卷首，被收入漢文《大藏經》中。除此之外，八思巴為真金所寫的著作讚頌和祝禱方面的有《自入論》和《吉祥源論》，教誡方面的有《授漢王真金之教誡三篇》，為寫造佛經而作的讚詞有《為皇子真金寫造佛經而作的讚詞》、《為真金寫造華嚴經而作之讚詞》，讚頌吉祥方面的有《為皇子真金讚頌吉祥詞》。

真金對道教也加以扶持，蒙哥汗年間的佛道辯論中，均以佛勝道敗告終，道教地位降低，後來有人向忽必烈請求全毀道教書籍，忽必烈准奏。真金聽從道士張留孫建議，對忽必烈說：“黃老之言，治國有不可廢者。”忽必烈有所悔悟，於是道教的地位又有所上升。

但是真金對伊斯蘭教的態度非常差，真金參政后的1279年（至元十六年）十二月，有一群來華的回回商人，因拒絕食用未按伊斯蘭教規宰殺的羊，驚擾了沿途站戶，忽必烈得知后大怒，強行下旨規定：今後無論何人宰殺的牲畜，穆斯林都不得拒絕食用，說：“彼吾奴也，飲食敢不隨我朝乎！”這一規定使穆斯林不能按教俗宰殺牲畜，也無法為其兒子們舉行割禮，因而大批商人被迫離開中國，中亞商人亦不敢東來，造成稅收銳減、珍貴貢品不至的國外貿易衰退局面。這實際上是真金參政之後，藉機裁抑包括阿合馬在內的色目人權貴的一項措施。這道禁令直到真金死後方告解除。

《元史》：“至元以來，天下臻於太平，人材輩出，太子優禮遇之，在師友之列者，非朝廷名德，則布衣節行之士，德意未嘗少衰。宋衜目疾，賜鈔千五百緡。王磐告老而歸，官其婿於東平，以終養。孔洙自江南入覲，則責張九思學聖人之道，不知有聖人之後。其大雅不群，本於天性，中外歸心焉。”

《新元史》：“太子性至孝，嘗從幸宜興州，帝不豫，憂形於色，竟夕不寐。聞母后暴得風疾，即悲泣，衣不加帶而入省。及后崩，太子居喪，勺飲不入口者終日，設惡盧居之。”

耶律鑄：“象輅長歸不再朝，痛心監撫事徒勞。一生盛德乾坤重，萬古英名日月高。蘭殿好風誰領略，桂宮愁雨自蕭騷。如何龍武樓中月，空照丹霞舊佩刀。”

黃時鑒：“真金在元初政治中扮演過一個重要的角色，起過不容忽視的作用。忽必烈推行了漢法，而又有很大的局限性。當忽必烈本人在推行漢法道路上止步時，真金漸漸成了漢法派的實際領袖。在他的身上，首次體現了蒙元王朝汗位繼承問題上的重大變革。在反對阿合馬苛斂暴政的鬥爭中，他是舉足輕重的人物。他在忽必烈晚年趨向保守時力圖繼續推進忽必烈本人先前從事的行漢法圖大治的事業，可惜由於他的擁戴者急於勸忽必烈讓位而遭到失敗。”

趙孟頫：“儲宮仁孝而敬慎，問安視膳之暇，順美幾諫，天下陰受其賜多矣。”

王啟龍：“在真金與阿合馬、盧世榮等長期較量的過程中，表面觀之好像是漢儒集團與阿合馬集團的相互傾軋，實際上他們身後真金和忽必烈的身影時隱時現，宮廷權力之爭或明或暗地在忽必烈與真金之間進行。使得當時充滿種種矛盾的元廷神秘莫測、危機四伏。忽必烈在改行漢法上從積極轉向消極保守之後，排斥漢人，重用色目人阿合馬一夥。真金則出於其教養和實際的政治利益，始終主張採行漢法，親近漢儒。漢儒們在無力與有忽必烈做後盾的色目集團抗衡的情況下，大力扶植真金，寄希望於未來的明君。可惜的是，在長期的鬥爭中，仁德敦厚、年輕單純的皇太子真金雖然在漢儒們的大力支持下，與阿合馬之流的鬥爭偶有小勝，但他終究算計不過老謀深算、精明過人而且大權獨攬的父親忽必烈。真金決事舉棋不定，優柔寡斷，這除了天賦之外，是否是受漢儒們傳授的儒家仁德思想和八思巴等所講授的佛家寬大為懷思想的影響所致，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