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煥彩
張煥彩
張煥彩（1915年－1985年），原名張文昺，男，河南省南陽縣人。1941年肄業於西北大學法商學院經濟系。1935年加入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0年任西大地下黨支部書記和陝南學委書記。
1942年至1944年在國民黨59軍、98軍隱蔽做地下工作，1945年至1946年，在中原解放區新四軍搞民運後勤工作，后入在民主建國大學學習。1946至1948年，冀南銀行審計科長，晉冀魯豫根據地冀南銀行建業會計學校教務主任。1948年至1957，任天津市軍管會審計科長，在中國人民銀行總行任科長、專員。1958年起任中央財政金融學院（現中央財經大學）副院長、金融系系主任兼任會計系主任等職。
張煥彩早在1934年就考上了北平大學法商學院，因為他努力地學習馬列主義的經濟學理論，深受他的老師李達教授的器重。也可以說是李達是他的啟蒙的老師，當時的系主任許德珩也對他重加培養。所以在1935年他就參加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后不久即擔任區隊長的職務。多次參加了抗日救亡活動。在“一二九”運動期間，有一次遊行示威的活動中，為了掩護大家撤退，他的額頭上曾經留下了憲兵的刀痕。當時在北平學生組織的地下黨就準備發展他為中共黨員，但是因為假期和形勢緊張他回到了家鄉。
回到家鄉以後他繼續從事抗日救亡的宣傳工作，於不久接到北大通知，北平大學法商學院要遷到西安，因為北平即將淪陷。1938年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實現了他的為之奮鬥終生的夙願。他在家鄉做了大量的救亡宣傳工作，為南陽縣的地下黨組織工作做出了傑出的貢獻。他曾經在南陽縣委任過委員，主管宣傳和組織工作。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平津被日本侵略軍佔領，北平大學、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即現在的北京師範大學)、國立北洋工學院（原北洋大學，即現在的天津大學）三所院校於9月10日遷至西安，組成西安臨時大學。太原失陷以後，西安臨時大學又遷往陝南，不久改名為國立西北聯合大學。後來接到學校的通知北平大學大部已經遷入西安，通知他到學校報到，當時南陽縣委書記不同意他去，並且挽留他留下繼續工作。但是張煥彩認為自己的學習的知識還遠遠不夠，所以離開了家鄉到了西北聯大繼續學習。
西大地下黨組織組織了很多公開與半公開的外圍組織，如以“自勵”、“展望”、“自學”、“自修”、“學習譯叢”等為名義的讀書會，還有“平津在校同學會”等。利用這些讀書會的形式，團結進步同學，鞏固發展進步勢力。張煥彩到了西大就立即參加了“自勵”讀書會，這個讀書會吸收會員要求比較嚴格，嚴防三青團和特務打入。“自勵”社宗旨是學習革命理論，聯絡感情、宣傳抗日救國。每兩周一次集體學習，每月出一次大型壁報，定期召開座談會。社址設在城固縣西門外的仁義付，是從農民家借用一間房子。“自勵社”除了組織社員學習、集會、聚餐、遊行、娛樂外，還組織對國民黨士兵傷病員的慰問，下鄉演出，給農民辦夜校等活動。
讀書會有負責人一人，助手一人，由社員定期民主選舉產生，張煥彩被選舉為負責人。在定期集體學習中，先擬好題目，作好發言準備，集體討論。討論過抗日戰爭為什麼是持久戰，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一切通過統一戰線為什麼是不對的等問題，學習完畢還要寫學習心得。張煥彩愛讀書在同學中間是比較有名的，西大同學王升堂回憶說：“張煥彩同志是我們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學習組長，直接領導我們幾位新到校的同學，為我們幾個人跟黨幹革命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此點我終生難忘。”西大同學韓維彩說“煥彩同志在進步同學中頗為活躍，豪爽、熱情、幽默、群眾關係好，分析問題深刻，有獨到見解，是自勵社的負責人之一，也是我深深敬愛的一位學長。”
1940年春，西大地下黨支部根據張煥彩的表現準備發展他入黨，地下黨支部書記找到張煥彩談話要準備讓他履行入黨手續，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竟然了解到張煥彩在南陽就已參加共產黨的情況及其個人的職務，在黨支部書記余士銘和支委白詩甫及尹煜忠馬上共同研究決定，恢復張煥彩的組織生活。張煥彩先擔任西大地下黨法商學院的一個組長，單線領導三個黨員。同年秋天，在余士銘任中共陝南學委書記后，張煥彩接替了西大地下黨支部書記的職務。西大黨組織受陝南學委領導，學委受陝西省省委領導。不久他又接替了陝南學委書記的工作，法商、文理、師範等學院各建一個黨支部，加上當時的中小學等各個支部，一共領導大約數十名黨員。
西大地下黨不斷組織新發展的黨員根據當時的複雜環境學習。在此期間陝西省省委不斷派人向西大地下黨傳達指示，傳達主要精神是隱蔽精幹，反對急躁暴露，要調整組織，改變工作方法，應屆畢業生中已暴露地下黨員一律去延安，未暴露的留白區工作，利用社會關係，自找職業掩護下來，進行工作，不轉關係，找好職業來信聯繫。工作方法，要看客吃飯，量體裁衣，像鴨子浮水一樣，下動上不動，努力爭取團結中間力量，發展進步勢力，看到敵人內部有人貪污，不要反對，有人罵共產黨，不要反駁。在被迫情況下，可以登記填表，但不準暴露黨員身份，不準泄露黨的秘密、連累別人。留校的黨員，如有緊急情況，可以按規定的地址和暗語到城固山腳下的神仙村找聯繫人解決。
張煥彩根據這些指示精神，首先分別傳達到西大每個支部的每個黨員，著重地進行了黨的氣節教育，加強黨的應變工作。隨後又進行具體安排：
（1）重新調整西大地下黨的組織與讀書會的組織，除了應屆畢業生以外，分別編了支部。
（2）按照地下黨員每個人具體情況，調整了原來的單線聯繫人。
（3）應屆畢業生中暴露的地下黨員一律送到延安，當正在進行貫徹省委指示之際，突然發生了國民黨漢中警備司令祝紹周派人到西大參加畢業典禮大會，迫害應屆畢業生中的進步同學。
針對意外情況，張煥彩感到形勢嚴重，來不及向上級黨組織請示，當機立斷，採取果斷的應變措施，決定設法加快向延安輸送應屆畢業生，不讓畢業中被敵人點名的地下黨員填表登記，也不要文憑，為了預防敵人在去延安的路上堵塞，又重新修訂了走的路線，採用化裝的方法，躲過敵人的路口、車站的視線，照顧有戀愛關係的同志一同走。而應屆畢業生中未暴露的地下黨員，留在白區工作，並安排好他們每個人離校的聯繫人。有的人去外地沒有路費，張煥彩還幫助解決了路費。
學校里地下黨的工作方法完全轉入隱蔽，讀書會停止集體學習。採取上述措施效果很好，勝利地完成1941年暑假向延安輸出送15名畢業生的任務，躲過了敵人的盤查堵截。事後證明，果然發生特務在漢中汽車站等候，橫加盤查，硬把靳愛鸞（未畢業的西大學生，暑假回家）從汽車上拉下來，到五洲旅館（特務據點）訊問是不是叫陸玉菊（去延安的黨員）。
1941年秋季開學時期，西大的鬥爭形勢更趨緊張，張煥彩的名字已上了敵人逮捕的名單。張煥彩不能返校，臨時到南陽夏村女子中學教書，同時與西大地下黨支委李束帶保持通信聯繫，得知當局又對文理學院十多名學生髮出書面警告，限期反省悔過，要學生信仰三民主義，擁護蔣價石。敵人還對1942年西大畢業生要採取先發制人的辦法，使地下黨措手不及，一剎時，白色恐怖氣氛遍及全校，有的西大同學說，這是西北大學教育史上最大的一次政治迫害。地下交通員孟培華與李束帶兩人在1942年6月撤出西大，來到南陽女子中學，給張煥彩傳達陝西省委的新指示。大意是：
（1）應屆畢業生中凡是學理工科的地下黨員要一律去延安，邊區需要這方面的人才，文法科的畢業生地下黨員，除了暴露者外，應盡量留在白區工作，設法利用各種社會關係，自找職業，獨立進行工作，不轉黨的關係，保留黨籍，等以後黨來找。
（2）留白區工作的原則是“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反對急性暴露，爭取中間力量”。
（3）在白區工作中，要爬得高，站得穩，打入敵人心臟，打入國民黨軍隊及學校和各種團體中去，瓦解敵人，像孫猴子鑽到鐵扇公主肚子里去一樣。
（4）並利用一切社會關係加入國民黨，以掩護自己共產黨員的身份，以便開展工作。
恰好有同鄉好友劉興唐在國民黨59軍工作，又傾向進步。樂於介紹， 59軍特別黨部負責人黃琬筠（後來解密也是地下黨員）原來是張自忠將軍的秘書，與劉興唐又是好朋友，當時黃琬筠當然還是“較開明”的。張煥彩了解了這些情況后，認為可以權當“避風港”，於是由劉興唐介紹到駐湖北南漳安家寨的國民黨第33集團軍第59軍特別黨部工作。
為了便於隨時能夠離開，張煥彩作為編外人員，搞文化工作。到了這年秋天，他接到父親從南陽轉來的孟培華的一封信，通知他要在指定的日期趕到西安會面，派人來找。張煥彩屈指計算，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無論如何也無法按期赴約，只能望北興嘆，扼腕嘆息。從此，天天盼望，等待組織派人來接關係。同時，也開始注意各種機會，主動找關係。
國民黨特別黨部負責人黃琬筠從重慶國民黨中央黨部受訓回來，開始變得“日益反動”，並“開始注意”張煥彩的言行，曾抓住言談中的一句話大做文章，當面批，還在大會上叫罵說，“張煥彩講過，“要警惕美、英單獨和希特勒媾和，犧牲蘇聯”。這是“反動”的，是破壞盟國的團結。其實這是對張煥彩的保護，張煥彩也意識到59軍不能再呆下去，遂又請劉興唐幫助另謀他處。
劉興唐當然知道張煥彩的身份，並且又是一位追求進步的人，他很早就把自己的女兒托給張煥彩送到延安。所以他又把張煥彩介紹到了98軍，就是在七七事變后懷著抗日救國的決心，出陝西、過黃河、奔赴娘子關前線阻擊日軍南進西犯，協同八路軍一二九師在正太路沿線重創日軍，后與敵人周旋於太行和太岳山區的98軍。98軍長武士敏將軍參加過東路軍在沁縣小東嶺召開的高級將領會議，深受朱德和彭德懷的影響。他常說“我當了幾十年兵，真正懂得報效國家是在小東嶺會議以後，使我懂得怎樣做一個真正的軍人。”1938年與東路軍總指揮朱德、副總指揮彭德懷統一協調作戰，在粉碎敵人“九路圍攻”、“八次包剿”的戰鬥中屢建奇功。尤其子洪口、天神山兩次伏擊戰，全體將士奮力拚殺大敗日軍一0九師團，使敵人聞風喪膽。之後他晉陞為98軍軍長。1939年閻錫山背信棄義發動“十二月事變”掉轉槍口攻擊八路軍，而他始終與八路軍保持著友誼和合作。
劉興唐的表弟申荊吳（中共地下黨員）在98軍工作，申荊吳又是98軍軍長劉希程的表弟，很受軍長的信任。
劉希程將軍，1906年生。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曾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營長。參加了南昌起義，1927年南昌起義時任賀龍20軍教導團營長,南征途中由教導團參謀長、中共支部書記周邦彩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后同黨失去聯繫。後任建國豫軍第二十師營長、團長，國民黨政府軍旅長、師長、第九十八軍軍長，豫西綏靖司令兼豫西行署主任。他政治上當然開明，傾向進步，並且他也在尋找黨的關係。他的周圍集結了一批進步力量，1949年終於和黨聯繫上以後率部在靈寶起義。建國后，歷任河南省人民政府參事室參事、河南省第四、五、六屆政協副主席，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第六屆中央常委、顧問，民革河南省第六屆主任委員。為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
當時，98軍剛剛在中條山上和日寇“拼到底！”是老軍長武士敏將軍的號召。也是98軍數千健兒的一致誓言。在日寇大炮的猛轟與飛機的狂炸下，武士敏將軍英勇而堅定的指揮著98軍全體將士沉著應戰，他們反覆衝殺，他們浴血苦戰，他們壯烈犧牲。在西梁山上，他們為國家為民族流盡了最後一滴血----自上午以迄下午，整個陣地上一片火海，損失慘重。劉希程將軍就是在此基礎上重新建立98軍的，98軍到寶雞休整補充兵員，尚有空額。
劉希程用這部分空額組成了一個戰地文工團（簡稱戰工團），直屬軍部領導，宣傳抗日救亡。張煥彩對於劉希程將軍所有情況當然了解，於是在1943年4月離開59軍，同年7月到98軍，名義是軍長的私人秘書，編外附員，實際是幫助申荊吳副團長具體處理戰工區的事務。張煥彩就利用這個機會揭露日寇罪行，宣傳人民抗日鬥爭，組織演出抗日救亡的話劇《大地回春》、《肖國富》、《婆媳倆》、《兄妹開荒》，組織演唱抗戰歌曲《救亡進行曲》、《流亡三部曲》、《黃河大合唱》、《我們在太行山上》、《抗日先鋒隊歌》、《游擊隊之歌》、《八路軍進行曲》、《你是壞東西》等，組織讀書小組，倡導大家學習，讀進步書籍《大眾哲學》、《政治經濟學》等，不定期地出版進步內容的油印小報。
張煥彩在戰工團的工作很有成績，堅持了抗日救國，堅持進步，他思想激進，政治思想水平和文化水平都比較高，抗日救亡活動進行的得心應手，這與劉希程軍長的暗中支持，申荊吳在下面又團結了進步力量，有直接關係。他本人一向勤奮好學，對群眾重視做思想發動工作，特別重視對一批骨幹力量的培養幫助。在他的書籍里不僅有《資本論》。也有哲學、社會科學方面的書，還有不少中外文學名著，如《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鐵流》、《雷雨》等，願意借給大家閱讀，和大家談心。此外，還在戰工團秘密進行建黨工作，發展了宋吉生、楊一萍、黃紹魯等三名共產黨員，成立了一個地下黨小組。戰工團內不論發生任何事情，要先在黨的小組內討論，研究對策，決議后再去實施。張煥彩後來回憶這段經歷時候曾經說，“劉老對我確實不錯，我猜出了他的身份。但是他可能也猜出了我的身份，還試探著問過我關於黨的消息。殊不知我也是離群的孤雁”。
張煥彩一方面開展秘密活動，同時亦積極在尋找黨的關係。利用軍隊移防到陝南的時機還去位於城固北山及橘林附近的神仙村（西大地下黨聯絡點）找關係，因情況有變，沒有找到。隨後又到西大母校找同學聯繫。西大同學韓維彩回憶：“大約在1943年夏，張煥彩同志約我在漢中十八里鋪公路旁邊一棵大樹綠蔭下一個茶館內會面。約是下午三四點鐘，張煥彩同志穿一身黃綠色的國民黨軍便服，我們找一個較僻靜的角落坐下，邊喝茶邊談，他問我，家中來人沒有？我回答說沒有。當然他知道我是地下黨員，我也知道他是地下黨員，過去可能還是我們的領導。因為在國民黨在學校發布的通緝令上，張煥彩的大名赫然榜首。但按照秘密工作紀律規定，我們不能橫向隨便聯繫，更不能說黨內問題的，此時我只向他介紹了學校的情況，如1942年6月漢中國民黨警備司令部給全校百餘名進步師生髮警告信，我們是怎樣處理的，直到天色已晚我才回學校。可見張煥彩同志找黨的急切心情”。
1944年底張煥彩到重慶去找黨的關係，遇到了很多西大的同學，有劉文范、魯宗海、陳方瀾、孫繩武、王雲、韓維彩、靳魯雨等，有在財政稅務部門工作的，也有在學校教書的。通過關係認識了《新華日報》的劉光（是我黨做青年工作的）。由劉光介紹認識了八路軍辦事處唐麟，又由唐麟接洽，讓張煥彩等到八路軍辦理處詳細彙報和辦理具體手續，當年去紅岩八路軍辦事處是要冒著生命危險的。沿路上有特務監視、跟蹤，尤其是進入紅岩村的口上，有一棵陰陽樹，樹的一面是朝紅岩村八路軍辦事處，一面是朝向特務處所的門口，一步邁錯就會帶來殺身之禍。
張煥彩同靳魯雨到八路軍辦理處，來去都要和國民黨特務捉迷藏。要想甩掉尾巴真不容易，他們是把特務帶到財政稅務機關的大門口，自己走進大門，換衣服化裝，從另一個門口再出去。為接洽談去解放區的問題，去了三次辦事處。第一次要求去延安，因形勢緊迫，去延安路線不通，要他們一律去中原解放區，參加保衛鄂豫邊區根據地，重慶八辦還希望多動員一些政治可靠的青年去。第二次去辦事處填表，寫簡歷。最後一次是安排去中原解放區的路線和暗語。
1945年6月底7月初，張煥彩等8人由張煥彩帶領，並負責接頭暗語“十七字”（代介紹信）。後來大家才知道，暗語“十七字”是：“錢處長之光要我來找李師長先念工作的”，當時只有張煥彩一人知道。同行的其他七個人是西大同學韓維彩、靳魯雨、王雲，以及從98軍方面過來的四個人即魯風，宋吉生，黃紹魯，楊一萍。臨到離開重慶時，幾個人都異常高興，但又不平靜，感到馬上就要面臨一場緊張的戰鬥。
大家化好裝，穿上國民黨軍裝，乘長途汽車離開重慶，先到廣元住宿，后經陝南漢中、鄂西的老河口，繞道數千里，時經一個半月，到達湖北均縣，住在宋吉生家中，等候靳魯雨、魯風二人到川鄂邊區某一個小城市去接另一個同志回來。
這時，忽然傳來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振奮人心的好消息。大家興奮已極，每日議論著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新形勢。等了幾天，大家著急了，耽心靳、魯二人他們會不會在路上出了問題，同時感到形勢發展快，需要儘快地趕到解放區去，於是不能再等了。給他們留了信以後就動身經襄陽，沿通往武漢的路南下。
經過隨縣的洛陽店，這是國民黨地區與解放區接近的最後一個據點。鎮上哨兵林立，托著刺刀，凶神惡煞地站在那裡，幾個人說說笑笑的向鎮里走過去。哨兵大喊，攔住了去路問幹什麼的，往哪裡去？張煥彩不慌不忙地向哨兵說了幾句，並拿出國民黨部隊的護照，就順利地過去了。他們暗暗數鎮上的哨卡，不到一里長的小鎮竟有六道哨卡。這幾個人在鎮壓上喝茶水，買了包子，邊走邊吃，從容出鎮。過了洛陽店，還要經過一個兩不管的雙方均無駐軍的空白地帶。這時感到如釋重負，得到自由，精神愉快，陽光特別燦爛。大家脫去了國民黨的服裝，當天下午到達了解放區的邊緣桑樹店。
張煥彩負責去找關係接頭。住了一個晚上，第二天有新四軍派了兩個班護送他們去根據地中心地區，但在晚上要經過鐵路封鎖線，天色漆黑，部隊的同志囑咐，“不要打電筒，不要講話，不要咳嗽，不要害怕，敵人的碉堡附近有我們部隊警戒。如發生情況，要聽指揮，不要掉隊。”因為長途跋涉，韓維彩的腳氣病發作了，已化膿，拄著拐棍走路，同志們開他的玩笑，叫他“鐵拐李”。天色黑，他的眼睛又近視，看不清路，一腳高一腳低腳疼得要命，張煥彩怕他摔跤，攙扶著他通過封鎖線。
走了一天，晚上住到百姓家的小瓦房內，不知是走的太累，還是心情舒暢，夜裡都睡得很熟。忽然被一陣歌聲驚醒，一睜眼，天大亮。“光榮北伐到武昌城下，血染著我們的英名……”的歌聲，使人們感到多麼親切，又激動！同志們的眼淚不由自主地湧出來。大家一咕碌地爬起來，跑到門外，一個小小的打穀場上，民兵們正在練操，有的背著老式的步槍，有的拿著紅纓槍，有的拿著系有紅綢子的大刀。這就是自由的土地，人民的武裝！你就像天空的朝陽，將光明和溫暖送到人間！每人暢快地呼吸著這特別的新鮮的空氣，大家談論著，歡笑著，多年的遊子回到母親懷抱。
在新四軍五師報到后，張煥彩被分配到棗北縣財經科擔任幹事和副科長，並且負責籌糧工作。後來又調到新四軍十三旅任民運科長。日寇投降不久，八路軍的359旅、嵩岳軍區部隊與新四軍五師，三支主力會師於桐柏，還有地方幹部，加上家屬大約有十萬人左右，糧食成了問題。張煥彩深感籌糧工作的重要，就加倍的努力跟著部隊到鄂北專署去開展籌糧的工作，在籌糧工作中他表現突出，成績顯著，多次受到十三旅肖副政委的嘉獎。
中原民主建國大學。該校是 1946 年春天在宣化店附近成立的。學員來自國民黨統治區（主要是四川和雲南）的知識青年，共 300 多人。他 們是 1945 年響應中共“七大”關於到敵後去建設抗日根據地的號召，在中共重慶辦事處組織下，冒著生命危險，經過敵占區，按照地下黨設置的秘密交通路線及接頭暗號，投奔到新四軍第五師和鄂豫邊區的。1946 年1月停戰協定下達后，中原局根據形勢的變化，決定把這批已分配到部隊和地方作文化、群眾、擴軍、征糧等工作的知識青年，集中在宣化店的陳家河、黃家寨、張 家灣一帶，成立中原民主建國大學，由鄭位三兼任校長，劉子久為專職副校長，全校學生300人，分為三個大隊。張煥彩在第三大隊任隊長兼教員，中原民主建國大學於 3 月正式開學，學員以學習中共“七大”文獻，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和劉少奇的《修改黨章報告》為主。
蔣介石一面利用簽定的《停戰協定》，讓中原地區的李先念、王震和王樹聲三支部隊集結待命，一面又撕毀《停戰協定》，密令調集國民黨部隊30萬兵力圍攻湖北宣化店地區中原解放區，企圖聚殲上述三支武裝力量，夢想再來個“皖南事變”。黨中央中原局識破了蔣介石的陰謀詭計，知道和平轉移已不可能，便決定實行武裝突圍，在此緊張的形勢下，到4月份，在國民黨準備“圍殲”中原部隊的緊急形勢下，中原局決定建國大學停辦，全校師生員工，除少數病號和女學員隨傷病員乘火車北上晉冀魯豫解放區，及少數人化裝轉移外，其餘大部分分到部隊當文化教員、宣傳員，準備隨軍突圍。
按照上級領導安排，張煥彩擔任化裝分散突圍的一支分隊長，他逐一細心地安排了幾十名同志的突圍路線和分析了可能發生的問題及其應對方式以後，即和與靳魯雨、魯風三人一起化裝突圍到晉冀魯豫解放區。靳魯雨與張煥彩化裝為一對“夫婦”，魯風扮成張煥彩的妹妹。“一家三口”從宣化店到駐馬店張煥彩的姑姑家中停留了幾天，了解好北上的路線情況，又北上到鄭州。等待去開封轉車時，恰巧遇到老夥計譚扶平（第三大隊指導員）與牛若桂（建國大學的工作人員）夫婦亦在等候去開封。於是同行到開封，與一批北上的難民，於1946年5月來到邯鄲蘇曹招待所（華北局專門為接待中原解放區突圍人員而設立的），張煥彩等人到招待所后發現，已有不少同志“捷足先登”了，並且他的化裝突圍的小分隊全部安全到達目的地。
張煥彩在晉冀魯豫根據地蘇曹招待所等了幾天，即分配到“建業會計學校”。該校是在晉冀豫邊區銀行總行——冀南銀行領導下，在河北邯鄲創辦的一所培養會計人才的專門學校。
辦校方針是理論聯繫實際，學用結合，以實務為主，兼有提高理論的原則。學校校長由冀南銀行副行長鬍景沄兼任。學校從1946年建校到1948年開辦了25期，培養出1000多名會計人才，許多當時的老同志和青年同志都是從這裡走上財政金融戰線的領導崗位的。張煥彩除了教授課程，還擔任學校的教務主任，負責學校的日常工作。他多次向黨彙報自己的工作經歷，但是囿於當時的環境，恢復黨籍的是不可能的，所以在1946年被“吸收”為共產黨員。原人民銀行總行辦公廳主任翟誠回憶：“張教員講的課生動活潑，深入淺出，深受大家的歡迎。”原東河公司副總經理老紅軍張子重回憶說：“我的文化水平不高，張教員經常為我補課，致使我以後的工作開展的得心應手。”
由於敵人進攻，學校從邯鄲轉移到太行山涉縣北郭口村，要求師生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張煥彩在會計學校盡職盡責，不怕苦不怕累，工作很出色。據當時會計學校的學生李雨田、張成榮、馬旭光等回憶，“張教員學識淵博，深入淺出，講授開始就能把學生的注意力全部吸引到課堂上來，講的既有理論，又有實際，同學們都非常願意聽他的課。同學們有不懂的疑難問題，都很願意找他求教。學校里張煥彩主任是最忙的人，除上課安排教務，還負責從太原、石家莊招收新生的工作，親自出考試題，親自組織考試，審批考卷，批准入學。他日夜操勞，十分繁忙。新招來的青年學生既有上進心、熱情高的一面，同時又由於國民黨長期歪曲宣傳，對我們黨的政策還有不明白的地方。張教員發現后，就針對存在的問題上大課，進行政治教育，然後開展討論，明辨是非”。
張煥彩對黨忠誠，對工作高度負責。他好學，進取心強，嚴於律已，寬以待人，關心他人勝過關心自己，對學生要求嚴格而又善於諄諄教導，以理服人。
“石家莊解放（1947年11月12日解放）后，會計學校於1948年5月從太行山涉縣郭口村搬到石家莊，師生徒步行軍，每當到宿營地時，張教員不顧自己疲勞，先了解同學們的身體狀況。體弱的同學需要坐車，往往又堅決不肯坐，別的同學說服不了，就請張教員去動員。“國民黨空軍轟炸石家莊時，敵機還在頭頂盤旋，張主任不顧個人安危，快速指揮學生疏散，把炸傷的同學送走搶救，他那急切的聲音和面容至今使人難以忘懷。在同學們的心目中，張教員什麼問題都能解決。確實如此，不管什麼問題，不管什麼時間找他，他都不知疲倦地給予滿意的答覆”。
當時，學校生氣勃勃，正如毛主席提出的“團結、緊張、嚴肅、活潑”，除完成學業外，還開展各種文藝活動，配合中心，開展文化宣傳工作，為配合土地改革，排演《白毛女》、《赤葉河》、《王貴與李香香》，方圓十幾里的群眾都來看戲。
張煥彩黨性強，覺悟高，對黨忠心耿耿，對馬列主義的信仰堅定不移。他在白區工作時期失掉了黨的關係，組織上一時搞不清楚，因此，影響組織對他的安排與提拔使用。他經得起考驗，總是抱著早晚一定會搞清楚的態度，幹什麼工作都是幹革命，所以他對工作不論如何安排，安排從來沒有影響個人情緒。
會計司建立核算工作之前，曾決定讓他去蘇聯學習會計核算業務制度，他也做好了充分準備。應該說，他去是比較合適的，學過多種外語，有一定基礎，當時測驗合格，他又請秦炎（國務院業務局局長）輔導。接受到了這項任務十分高興，但最後突然把他的名字取消，他也沒有任何怨言。調他去幹校工作，根據當時會計司工作情況，是不能走的，因為要從專員中安排司長，按工作需要和能力當然首先應提拔他，而又因為“歷史問題沒有搞清楚”不能提拔，只好將他調開。
但是張煥彩卻在建立新中國人民銀行會計核算制度傾盡了他所有的心血，幾乎所有的制度都是他在制定以後，再經過行長審閱後上報國務院批准實行的，他是新中國人民銀行會計制度的主要制定者。據建國后第二任人民銀行總行老紅軍曹菊如老行長的女兒回憶：“我父親生前說過，煥彩同志在制定銀行會計制度上藉助蘇聯的經驗打造出了我國的第一部會計核算制度。在這方面他是主要起草制定者，也是當之無愧的紅色會計專家。”
1958年支援文教戰線，也是出於張煥彩在人民銀行總行不好安排具體職務的原因，張煥彩調到人民銀行總行幹部學校，任金融教研室主任。是沒有任命狀的實際上的“常務副校長”，當時正是反右中期，張煥彩參加領導小組，是實際上的負責人。總行反右時間比較長，還加上了一段“反右補課。”在幹校工作過的王自端教授回憶說：“老張是反右時期到幹校的，他是運動小組負責人，掌握政策穩。當時總行的反右運動反反覆復，有的人說，貫徹總行精神是適應形勢的，而老張從來是按照政策去做，從不胡來。他深入群眾，做細緻的思想工作，實事求是地進行分析。”
1959年，國家財政部幹校與銀行幹校合併成立中央財政政金融學院，中央財金學院是在銀行、財政兩個幹校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底子薄，師資隊伍不整齊，沒有成套教材，等於白手起家。學校如何辦？兩個主辦人姜明遠和張煥彩兩人商量辦校的方針和教材問題。辦學方針的口號是“做啥教啥”，另外加理論教學。政治、哲學方面可以按照黨校的辦，在業務方面，辦院時候張煥彩的老夥伴姜明遠副院長說：“我懂財政，煥彩同志懂銀行和會計，還能帶頭干，他負責領導金融和會計兩個系。”所以張煥彩又成為不會任命的“業務院長。”
果不其然，當宣布學院領導班子沒有張煥彩的名字，使人人感到意外，不理解，因為根據當時學院情況和他的工作能力與政治水平，自然應該是學院領導班子的成員，一直拖到了1962年才被公開任命為副院長。
今天中央財政金融學院的教育事業已發展到相當規模。一些老師回憶起來，都認為學院的發展壯大，尤其是金融系的建立與發展，是與張煥彩灌注的心血和智慧分不開的。姜明遠副院長回憶說：“煥彩同志對學院的建樹是顯著的。”的確，張煥彩自1959年以來，把後半生的精力都獻給了財金教育事業。
張煥彩是一位進取心強、有開拓精神的教育工作者。他不怕困難，善於動腦筋想辦法，勇於改革創新，自創教材。建校時他任金融系主任，開創了金融系的教學工作。金融系老主任張玉文教授說：“金融系是一門新課題，因為全國各大學中當時還沒有一所大學有金融系，中央財金學院設立金融系，是首創金融系，沒有經驗可取，一切靠自力更生。在開課方面，張院長很有戰略眼光，極力主張開辦農村金融業務課，和國際金融專業，還大力強化兩個金融教研室的力量，在張院長的主持下，從各處調來年富力強的教師，充實到農村金融教研室。他對教師們說，我們是農業大國，一定要開好農金課，要培養好農金工作人材。同時也要放眼國外的金融業務，在那個時候他就能提出這些觀點是很有遠見的。”
張煥彩很注意培養青年教師，從具體事情入手，要求做到“六個第一，”即在一定時間內通讀一本書《資本論》，一定時間內學會一門外語，一定時間內要寫一篇東西。他具體幫助提高青年教師授課水平。王自端教授說：我當年給越南學生講課，開始有點害怕，認為是給外國學生講，怕講不好。張院長鼓勵要大膽的講，外國學生也是學生，就是要像給中國學生講課一樣，不要怕。他還幫助我備課，具體指出某些方面怎樣修改講稿。講課時，他還親自到教室門口外邊坐著聽課，怕講課人怯場，不到課堂裡邊聽。聽完課，再給講課人提出不足之處。他就是這樣耐心細緻地實實在在地培養青年教師的成長，我至今不能忘懷。“
張煥彩為了更好地提高外匯班的外語水平，提同要學生們注意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通會話，要多用外語進行寫作練習。外匯班學生的質量水平很高，畢業后，大多數同學都是銀行對外金融業務中的骨幹，或是後來的其他金融機構的領導人。
張煥彩對人對已的要求嚴格。俞天一教授說：“張院長雖然為人嚴肅，但是對自己要求的更加嚴格，以身作則，起表率作用。那時學院里會議多，常常趕不上吃飯，食堂沒有菜飯了，他就買上兩個窩頭，夾上兩塊臭豆腐就走。過春節時，外地教師、學生不回家，他和大家一起過除夕”。到今天李錫梁教授還深有感觸地說：“這樣的樸素作風，非常令人敬佩，不僅現在的幹部不能比，就是當時的幹部也很少能夠做到這點”。
全國政協副主席李金華曾有一段回憶性文字：臨近畢業時，學校打算在62(1)班最少留校六七人，後來“文革”開始，學校癱瘓，這一留校方案至今未向學生公布。劉春陽老師講：“這批學生一進校，領導就說，系裡打算在他們中間挑一批人留下來，叫他及任課教師考察學生們的業務水平、語言表達能力、寫作水平等，看看誰適合當教員。後來，系裡初步確定的留校人選有戴鳳舉、楊任遠、李金華、錢中濤、樊晡生、譚純喜、姚遂、戴相龍等人。到1979年中財院復校之後，看到逐漸嶄露頭角的這一幫學生，老院長張煥彩曾對劉春陽說，他們考察學生的眼光沒有錯，當年班上有特點、印象不錯的學生都成了國家重用的人才”。
原中國進出口銀行黨委副書記、副行長錢中濤回憶說，首先，學校培養學生樹立了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使我們在以後的工作中能夠正確處理遇到的各種問題。當時學習報紙，經常看《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雜誌》等刊物，同學之間經常小組討論其中的問題。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是在潛移默化中形成的。當時學雷鋒，自覺的做雷鋒。有同學出了什麼問題，團支部就會找他談話，這種談話是經常的。另外是非觀很強，要是有同學做的不好，大家都會站出來批評他、幫助他。其次，學校培養了我們過硬的、紮實的專業素養和知識。再次，大家都是踏踏實實的做人，做事。最後，這跟學校的培養目標有關。當時系裡給我們開會，張院長就說過“再過20年你們很多人會是‘紅色銀行家’。‘紅色銀行家’是當時的一個說法，又紅又專，指政治過硬，專業過硬。當時我們還不敢相信，但是現在看來學校是一直朝著這個目標來培養我們的，也是成功的”。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他受到揪斗與折磨是最多的，曾戴上了“大叛徒”、“大特務”的帽子，在談到在校期間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時，校友孫志強將軍是這樣向我們講述的：“文革時期，學校的張煥彩院長，胖胖的，永遠是那麼和藹可親。記不得是哪年哪月哪天，在北樓的盥洗室，大家都在洗漱，聽見有學生在喊：“張煥彩來了”。有一個學生居然將對面廁所裝滿廢紙的紙簍，扣在了張院長的頭上。糞便污物立刻粘在他的頭上臉上，那個學生迅速地跑掉了。老人家回去洗了洗，照常來上班了。我們都感到非常震驚，這是多大的人格侮辱啊！那幾天我心裡都非常難受。沒想到“文革”以後，對這件事張院長卻沒有追究，張院長講道，‘在那個大的環境下，學生沒有什麼過錯’。張院長確實說到做到，復校后對十年浩劫中參與迫害他的個別教工人員和學生，張院長也是一如既往的對待他們，根據他們的特長安排他們的工作。張院長這種寬廣的胸懷、博大的胸襟，將會影響這個肇事學生的一生。在張院長人格魅力的感召下，相信他也會慈悲為懷，一生向善”。孫志強將軍多次講道：“【學為人師行為世范】，八個字說起來非常輕巧，做起來難得很啊。但是，這確是我們張院長最最基本的品格。給我們樹立了榜樣，也教會了我們怎樣做人”。
中國光大銀行原副行長王希坤、中國人民銀行原機關黨委書記樊晡生說，在中央財經大學讀書期間他最感激的人，還有當時的副院長張煥彩老師。王希坤當時生活很困難，有一次因事用錢，王希坤沒法向同學借，他只好找到了張煥彩老師，而張老師身上正好沒帶錢，張老師就急忙向別的老師借錢，把錢給了王希坤。王希坤說：“當時老師和我們的感情這樣深，‘文革’中要我們批鬥、揪斗老師是不可能的。”所以那些“監督”他勞動的同學很同情他，主動替他擔水、乾重活，
但是由於十年浩劫的前期，中財的“造反派”和“中央文革”直接發生了聯繫，在揪“叛徒”的活動中有“個別人”把張煥彩的所謂歷史問題“積極地”向造反派做了彙報，並且還帶領學生抄了他的家，所以張煥彩在院長中受迫害是最厲害的。剛剛退休的原中國再保險公司董事長戴風舉說：“那時候揪斗張院長，把他的頭都快按到了地上，並且質問他：是不是叛徒？張院長堅持說不是！”結果可想而知，他多次在身心上受到了極大的摧殘。韓英校友說：“一個人在一生中接受過多少次教誨？又多少次教誨過別人？有些教誨如同過眼雲煙，有些教誨卻是刻骨銘心。”在中央財金學院（現中央財經大學）學習的時光，接受的教誨，是韓英無法抹去的珍貴記憶。
那是1961年的事情。當時國家正處於經濟困難時期，按糧食定量發糧票，早飯、午飯、晚飯吃多少，都要有個安排，不能“寅吃卯糧”。有鑒於此，學院領導決定，實行半天教學制，每天上午上課，下午休息，以減少體力消耗，堅持完成教學任務。然而，韓英下午並沒有休息，他獨自一人走出校門，進行一項社會調查。沒有不透風的牆，韓英上午在校學習，下午外出調查的事情，被有些老師知道了，並報告給金融系主任張煥彩。張主任找他談話。系主任要找一個學生談話，這在當時來說，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
張主任凜然坐在韓英的對面，韓英忐忑不安，可是談話的內容卻出乎他的意料。張主任的話語雖然直接，但是並不嚴厲，充滿了耐心的開導。雖然他對韓英的這種吃苦精神和求真精神給予肯定，但也耐心地解釋了學校領導安排休息的用意，還在做學問的方法上給予指導。而其中尤其令韓英難忘的是張主任說的：“做學生的要讀兩種書：一種是有字之書，一種是無字之書。”
1963年8月，從金融系畢業走出母校，轉眼已經四十五年過去了，未有機會再聆聽張煥彩老師的親切教誨，令韓英引為終生憾事。出校后，他始終不忘張煥彩恩師的教誨，長期堅持讀兩種書——有字之書和無字之書。有人在報紙上發表文章，說他是《“做官必須讀書”的韓英》。他說：“時至今日，張恩師的教誨，仍然植在心田，枝繁葉茂，讓我終生受用不盡。”
張煥彩在幹校勞動時期，身體已經不好，到1972年病情加重回京治療，在家休養。這期間他堅持拖著帶病的身體，寫字時手已經發抖，還重讀馬列主義原著，寫下了幾十萬字的學習筆記。1978年恢復院校，他非常高興，以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心情，積極投入復校招生的工作。並且，以極大的熱忱參與各項的社會活動，如中國金融學會、中國會計學會、中國農村金融學會、北京市經濟學會、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北京市委等並擔任副會長、副理事長、常務理事、副主委等，認真對待所擔負的工作。
1977年下旬，中央和國務院決定恢復中央財政金融學院，於是張煥彩和他的老搭檔姜明遠副院長又湊到了一起商量復校的工作，兩人一合計，確實難度太大了。因為復校要比建校難度大得多，自從十年浩劫中中央財政金融學院被解散。僅僅留下了幾位所謂善後的留守人員，所有的房屋都被北京捲煙廠佔據。教室變成了廠房，宿舍也被佔據了大部分，尤其是原來的他們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教師隊伍都被發配到了祖國各地，還要準備當年招生，這簡直太難了。
為此當時的財政部長張勁夫和人民銀行總行行長李葆華專門找他們多次談話了解情況並大力支持學院的復校工作，特別表示，如果復校困難可以緩和幾年再招生。但是他們表示一定要在至少要在1979年開始招生。張煥彩和姜明遠商量復校方案：復校后的發展歷程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為復校時期。這個階段又分為兩段：
（1）主要是恢復招生、調回師資和要回校園。
（2）改造校園、適當增加專業、爭取學術更上一層樓。
第二個階段是學校向多科性大學轉變時期。通過擴展學科，為學校向高水平大學發展奠定基礎。
第三個階段，為建設高水平大學時期，經過努力，學校成為國家重點高校。
但是仗著有當時北京市某些領導的作為後台的煙廠領導們就是拖著不辦，“寸土不讓”。
張煥彩和高文明、曹桂芬，以及王光遠等人就在姜明遠家裡開始了復校的艱難的工作。首先是磨破嘴皮和北京市委工交辦領導天天打嘴仗，其次還要選擇幹部和教師。終於在1978年2月在原來校址的大門口掛上了學校的大牌子，但是夜間又被煙廠摘掉扔到一邊了。張煥彩這次沒有找北京市委工交辦，而是和曹桂芬處長一起找煙廠領導，書記躲起來不見，張煥彩和曹桂芬處長就夜訪書記家。書記一見面就連連道歉，連說不知道。不知道為什麼先連連道歉？曹桂芬大怒，張煥彩阻止了曹桂芬的發火，反而和顏悅色和煙廠書記聊起了家常和各自參加革命的經歷，張煥彩還笑著對煙廠書記說，你住的房子過去是我住過的。但是煙廠無論搬到那裡，這裡始終還是你的家。並且，你們工廠家屬佔據我院的宿舍我們不會要，除非你們自己搬走後，我們才會收回。書記被感動了，他畢竟也是老幹部，馬上承認了錯誤，並且馬上給煙廠總務科打電話責令他們立刻騰出了部分房屋。為78年的招生做出了鋪墊的準備。
戎老給張煥彩的工作安排是：全院的總管教學、主管金融系和會計系以及其他的學科的恢復和新開、兼管馬列主義經教研室和全院的後勤。在那時候他已經是百病纏身，但是還在努力地工作，當時學校恢復，這是許多的在外地的幹部都想調回北京大好的時機，張煥彩的家裡幾乎天天有人來，有說情的，也有自己毛遂自薦的，還有送禮的等等，張煥彩都一一接待，但是從不收禮。選人是擇優錄取，還通過自己的老戰友把一些急需的幹部和教師“走後門”調了回來。使學校的早期開學有了師資的保障。並且為了金融系和會計系主任的人選也費盡了心血，因為當時教育戰線都在恢復期間人才奇缺。許多適合作金融系主任人選的同志都一時不能到位，張煥彩主動提出自己兼任金融系主任（文革前他已經辭去了這個職位），1978年中財大第一屆招生工作正式開始了。
眾所周知,1952年高等學校院系調整后,全國財經院校的會計教學始終是蘇聯模式"一統天下",幾乎是三十年一貫制.從會計學科體繫上來說是"老三門",即5.18會計核算原理,專業會計核算與經濟活動分析(最初還有一門"財務檢查與監督,但到1954年就取消了).從教學內容來說,一般都是"語錄+制度+說明".儘管這套模式也培養出不少有一定素質的高級會計人才,但對改革,開放的形勢來說,是很不適應的.因為蘇聯模式是建立在高度集中的,割閉式的計劃管理體制之上,顯然不能滿足商品經濟條件下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經濟實體的需要.
1980年初,中央財政金融學院主管教學的院長張煥彩作出建立國外會計教研室的決定,這在全國尚屬首倡。在張煥彩指導下，學院組織了4位老同志在半年期間內翻譯了1餘萬字的"圖外會計參考資料,一方面向社會介紹西方會計動態,另方面為會計教學的改革積累一些素材。經過半年多的消化吸收,終於弄清了西方工業發達國家從五十年代開始把現代企業會計正式劃分為財務會計與管理會計兩大系統的前因後果及其主要內容。前者主要是通過定期編製基本財務報表為企業外界有經濟利害關係的團體或個人服務,重點放在反映過去而後者則主要是通過規劃與控制經濟活動的各種專門方法為企業內部各級管理人員提供有效經營和管理決策的有用信息,以便為改進經營管理,提高經濟效益服務。正由於管理會計廣泛吸收了行為科學管理,運籌學和系統理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成為多種學科相互交叉,相互滲透的結合體,因而它最終改變了過去會計只提供信息的老傳統,而把研究的重點放在利用信息來預測前景,參與決策,規劃未來,控制和評價經濟活動等各方面,保證以較少的勞動消耗和資金佔用,取得最佳經濟效益。
管理會計的出台,標誌著中國的現代會計科學進入了充滿活力的新階段,其影響之深遠堪與1494年世界上第一本.簿記學'的問世相媲美,從而成為中國會計發展史上的第二個里程碑。到了本世紀七十年代初期,管理會計就超越美園國境,風靡世界,並被公認為是企業管理當局的得力助手和高等學府中教學與科研的熱門課題。這項信息對我國來說儘管是''姍姍來遲",但對當前的改革和開放的形勢來說,是極富有吸引力的。
特別是1980年10月在北京召開的全國會計工作會議上張煥彩呼籲中國會計界要重視管理會計,並借鑒其中有用的經驗以後,更堅定了開設這門課程的決心,並以此作為對會計教學進行改革的契機。決定引進管理會計,採用什麼途徑呢?起初想翻譯一本作為教材,但考慮到管理會計畢竟是"舶來品一,西方國家有他們自己的環境和特點,不宜全盤照搬。而且美國教材的結構安排,大多以管理會計的各種專門方法為綱,譬如把本量利分析,標準成本制度,線性規劃,概率分析等等單獨列章,基本理論談得很少,邏輯性較差.看完全書,對管理會計的基本內容往往沒有清晰,完整的概念。因而決定自己根據"洋為中用"的原則,編一本教材.按照改革,開放的需要,對西方管理會計的全部內容有選擇地加以消化吸收。凡不適合我國國情的部分,一概予以鄙棄.至於教材內容的結構安排,則進行匿新組合.
1981年8月,寫成管理會計基礎,由知識出版社出版,被列為新編立信會計叢書。這是我國第一本自編的管理會計教材,在全國會計界引起了很大震動。1984年春,應中央廣播電視大學的要求,在原有基礎上全面加以修改補充,寫成《管理會計學》。
1985年正式出版,並於同年9月起在中央電視一台播出,影響面更廣.上述兩書到1989年止,已先後發行95萬餘冊.目前全國所有財經類的大專院校與中等專業學校都普遍開設了管理會計課程,並以此作為碩士生和博士生的研究方向，張煥彩在會計研究方面做出了傑出貢獻。
張煥彩很少用學校的汽車上下班，就是在外開會的時候，也總是先讓司機回去，按照當時的學校規定他用車是隨叫隨到的。但是張煥彩總是保持一名老幹部的本色，盡量自己去擠公共汽車。後來因為復校的工作太忙，他索性住在學校，並且在百忙之中親自帶頭給學生授課，許多當年的學生回憶起張院長的授課還都是讚不絕口。
這就是張煥彩，一名忠誠的共產黨員，人民的銀行會計核算制度的制定者和新中國財金教育的創始人和開拓者。
今天談起張煥彩，學院的很多教師說：“張院長對金融系的創業是有功的，是金融系和會計系的創始人，是奠基人之一。”原中央財金學院院長助理許山輝說：“張院長給我們留下了很多寶貴的精神財富、好傳統，都是我們寫院史、院志時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