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曲集

《二曲集》作者：(清)李顒，出版社：中華書局，出版時間：1996。

1版權信息 2內容簡介 3目錄

版權信息

書名: 二曲集

作　者：(清)李顒

出版社：中華書局

出版時間： 1996

ISBN: 9787101012149

開本： 32

定價: 48.00 元

內容簡介

《二曲集》中的教育思想是豐富的，概括言之，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一）學宗陸王心學並糅以程朱理學精神的“學髓”說

《二曲集》卷二的《學髓》，是一篇很著名的教育哲學著作。所謂“學髓”，就是學術的真髓，亦即學術最切要的宗旨。這篇論著是李顒給門人的講學錄，由門人記錄整理而成，有圖有說，而圖是李顒自作的。這部《學髓》有圖有說，體例有似周惇頤的《太極圖易說》，其書分兩部分，一為“揭出本來面目”的心性本體論，一為揭示“下手工夫”的道德修養工夫論。在本體論方面，《學髓》認為“人生本原”(又稱“靈原”)是人的根本，也是天地萬物的根本。實際上這種“人生本原”或“靈原”即指“人心”。以為它“塞天地，貫古今，無須臾之或息。會得此，天地我立，萬化我出，千聖皆比肩，古今一旦暮”。這種本體論思想是繼承陸九淵的“本心論”和王守仁的“良知說”的，主張精神產生萬物，萬物體現精神。這種心性論，強調個體內在德性對道德實踐的主宰，“人人俱有此靈原，良知良能，隨感而應；日用不知，遂失其正，騎驢見驢，是以謂之百姓。”以為此本體是無為而無所不為的，“量無不包，明無不燭，順應無不咸宜。”由此，《學髓》提出“無念之念，乃為正念”的觀點。所謂“無念之念”，即不帶有物慾的念慮，完全符合“天理”，它“至一無二，不與物對”，純然是天理，沒有理與欲的二者對立。道德與非道德之分，不是由外在的道德實踐過程和結果決定的，而是由“念起”，“念起而後有理欲之分”。“即所起皆善，發而為言，見而為行，可則可法，事業炬卓，百世尸祝，究非行所無事。有為之為，君子不與也”。這是一種徹底的主觀道德哲學，它把“存天理滅人慾”的禁慾主義思想推向絕對的內心靜境，要求學者固本守真，“理欲兩忘，纖念不起，猶鏡之照，不迎不隨”，只有這樣才有本體存在，才謂“絕學”。才謂“大德敦化”。

基於這種本體認識的功夫之學，和宋明理學相比，十分接近於明代王艮的“心齋’、聶豹和羅洪先的“主靜歸寂”，以及鄒守益的“本體戒懼”，其功夫的起點是齋戒，這是“神明其德”的要務，要在使念慮齊一，防非止惡，肅然警惕，保持道德精神的嚴正。其基本功夫是靜坐。為什麼要靜坐呢？“水澄則珠自現，心澄則性自朗，故必以靜坐為基”。一日要求三次靜坐，黎明、中午、午夜三次靜坐時均要焚香一炷在前，使心既“靜而虛明寂定”又“動而虛明寂定”，在本體未發之中和已發時求“致中和”。以為通過靜坐工夫的修養，一當達到“湛湛澄澄、內外無物”的虛明寂定境界，即可使“本體”“往複無際，動靜一原”，展現本體的真面目。“至此，無聖凡可言，無生死可了。”也就是達到純乎天理而絕無人慾的境界。《學髓》以為這種境界正是六經、《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以致周惇頤的“立極”、程頤的“識仁”、朱熹的“主敬窮理”、陸九淵的“先立乎其大”、王守仁的“致良知”、湛甘泉的“體認”等所講的境界。這就學，就是學髓。除此之外，即使博盡古今典籍，著作積案充棟，都不能算是學，只可以說是“玩物喪志”。總之，李顒的《學髓》從教育哲學方面，把宋明理學的心性論和“存理滅欲”方法論推到了一個徹底的神秘的主觀精神世界，這與他以“慎獨”避世，決心不與清朝廷合作，而同時又找不到安身寄託的心境很有關係，在道德修養實踐中，其“學髓”理論與功夫都是很難奏效的。

（二）以“悔過自新”標宗的心性修養論

《二曲集》中的《悔過自新說》認為，人性“得天地之理”，“本至善無惡，至粹無瑕”。但為“氣質所蔽，情慾所牽，習俗所囿，時勢所移”，逐漸受到剝蝕遷流，以致墮落為“小人”。即使淪為“小人”，然其“本性”並未因此而泯滅，“譬如明鏡，蔽於塵垢，而瑩體未嘗不在”，只要刮磨洗剔，垢盡穢去，依然光明瑩潤，沒有什麼損失。古今為學之道，談心性修養，都是教人在心性上用刮磨洗剔之功，以明心見性。

基於這種觀點，《悔過自新說》指出：“古今名儒，倡道救世者非一。或以主敬窮理標宗，或以先立乎大標宗，或以心之精神為聖標宗，或以自然標宗，或以復性標宗，或以致良知標宗，或以隨處體認標宗，或以正修標宗，或以知止標宗，或以明德標宗。雖各家宗旨不同，要之總不出‘悔過自新’四字，總是開人以悔過自新的門路”。

以“悔過自新”標宗的心性修養論，它在人性“本原”狀態上肯定人的本質，並認為人性是通過後天的習得與教育可以改變的，但是它斷定“人慾”是絕對壞的、惡的，為了“存天理滅人慾”，則主張“復其無過之體而歸於日新之路”。李顒指出，六經四書，都是講的“悔過自新”道理，只要上至天子，下至庶民百姓，都能按照這個道理去做，則可以實現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目的。所以，“悔過自新”是為學的根本學問，“乃千聖進修要訣，人無志於做人則巳，苟真有志做人，須從此學”。

然而，如何使悔過自新之學落實到心性修養上來呢？該文指出，讀書人若講究此學問，須“於起心動念處潛體密驗。苟有一念未純於理，即是過，即當悔而去之。苟有一息稍涉於懈，即非新，即當振而起之。若在未嘗學問之人，亦必日先檢其身過，次檢其心過，悔其前非，斷其後續，亦期至於無一念之不純、無一息之稍懈而後已”。這種悔過自新，完全是一種內心的省察與修養，是一種自覺地用封建道德精神枷鎖來束縛自我身心的辦法。以為悔過自新使心性修養到極處，則“悔而又悔，以至於無過之可悔；新而又新，以極於日新之不已。”至於悔過自新的功夫，仍如《學髓》所主張的那樣，在於靜坐。“吾儕既留意此學。復悠悠忽忽，日復一日，與未學者同為馳逐，終不得力，故須靜坐。靜坐一著，乃古人下工之始基。”為什麼要靜坐呢？因為“天地之理”不聚不散，故不靜極則不能超悟，而且“過與善，界在幾微，非致精不能剖析”，只有靜坐，摒除“旁騖紛營”，才能“知幾”致純乎“天理”，明心見性。《悔過自新說》還列舉了古今許多人的事例以作勸勉，說明只要悔過自新，就會有成就德性的效果。總之，“悔過自新”的心性修養論所講的主要是宋明理學家的道德內省修養功夫，旨在教人去盡“人慾”，使外在的封建人倫道德規範完全自覺地內化為個體道德品質，“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廟為“完人”、“賢聖”。

（三）論“明心、體理、修身”之學

《二曲集》中的大量篇幅，闡述了為學的目的和作用。在《兩庠匯語》中指出：“教化必自學校始，未有教化不行於學校而可以言教化者也。然教化不在空談義理，惟在明此心，體此理。”古今心理同一，然為學的目的與性質則有根本區別，一種是“為己”之學，一種是“為人”之學。所謂“為人”之學，“不但趨名趨利，為聖賢所棄，即聰明才辨，無一可恃”。而“為己之學，不過明此心，體此理，修此身。此心未發之前要涵養。既發之後省察。總不外日用常行。綱常倫理間隨時隨處體認而已”。

李顒認為，為學就要以“為己”為目的，以修己而治人。因為人生在世，“立身要有德業，用世要有功業。”故“立人達人全在講學，移風易俗全在講學，撥亂返治全在講學，旋乾轉坤全在講學。為上為德，為下為民，莫不由此。”

既要明白“為己之學”，就應當知道學術真偽之辨。《二曲集》批評後世學術不明，教化陵夷，“父兄之所督，師友之所導，當事之所鼓舞，子弟之所習尚，舉不越乎詞章名利，此外茫不知學校為何設，讀書為何事。”學術不明，使“為人之學”以學術殺天下後世”；而“為己之學”日晦，“人心不正”，“治化不興”。所以，《二曲集》認為：“為今日計，惟在明學術。學術明則人才興。人才興，則風俗正而治化翔洽矣”。講明學術，目的在於治亂。而“天下之治亂，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學術之明晦，學術之明晦，由當事之好尚。”在這裡，李顒將學術之明正與否，歸咎於統治者對學術的提倡，指出近世統治者所“加意”的不過是“會課考文，供饌給賞而已”。有鑒如此，李顒在《匡時要務》中指出：“夫天下之大根本，莫過於人心；天下之大肯綮，莫過於提醒天下之人心。然欲醒人心，惟在明學術。此在今日，為匡時第一要務。”

《二曲集》所要明的學術是什麼呢？或者說要以什麼學術來“提醒天下之人心”呢？這就是所謂的“明體適用之學”。在《盩厔答問》，文中指出：“能經綸萬物而參天地，謂之儒；服經綸之業而與天地參，謂之學。”“儒者之學，明體適用之學也。”具體說來，“其實道學即儒學”，“窮理致知，反之於內，則識心悟性，實修實證；達之於外，則開物成務，康濟群生。夫是謂明體適用。”在《富平答問》一文中也指出：“《六經》、《四書》，儒者明體適用之學也。”然而，讀《六經》、《四書》能否達到“明體適用”的目的，這要看讀書的目的與方法。如果讀書不求明體適用，研究雖深，論著雖富，不過是誇精斗奧，炫耀流俗而已。又如支離於繁說，埋沒於訓詁，“實厄於俗學之口耳”。這種為學目的與方法是不能達到“明體適用”目的的。讀《四書》、《六經》而不能明體適用，其方法上主要是追求了“雜”。何謂“雜”呢？即“扣之而不竭，測之而不深，見聞雖富，致遠則乖，此雜學也。”凡為雜學者，役有用之精神，親無用之瑣務，“內不足以明道存心，外不足以經世宰物，亦只見徒勞而已矣”。這些學問方法都不能明體適用，那麼方法又在何處？

《二曲集》雖成書於清初，當時的清朝統治者極力推崇程朱理學，而猛烈攻擊王陽明學，同時在廣大學者中也極力貶低陽明學。在這種情況下，李顒卻認為陽明學和朱子學正是“明體適用之學”，《富平答問》指出：後世學者都不善學陽明學和朱子學，以為朱王之學水火不相容，這是相當錯誤的。陽明學有“明體”的作用，而朱子學有“適用”的意義。故“必也，以致良知明本體，以主敬窮理、存養省察為工夫。由一念之微致慎，從視聽言動加修，庶內外兼盡，姚江、考亭之旨不偏廢，下學上達，一以貫之矣。”只有這樣，才能“明體適用”。李顒認為，為學能否以“明體適用”為根本，關係到儒學的明晦。“儒學明晦，不止系士風盛衰，實關係生民休戚，世運否泰。儒學明，則士之所習者，明體適用之正業，處也有守，出也有為，生民蒙其利濟，而世運寧有不泰？儒學晦，則士之所攻者，辭章記誦之末技，處也無守，出也無為，生民毫無所賴，而世運寧有不否？”由此可見，《二曲集》所論述的“明心、體理、修身”之學，乃是所謂“明體適用”之學，其作用與意義在於“治亂世”、“醒民心”。

（四）“明體適用”之學的教學內容及教學計劃

《二曲集》在《體用全學》中，將學術分為“明體類”和“適用類”。屬於明體類的學術有：《象山集》、《陽明集》、《龍溪集》、《近溪集》、《慈湖集》、《白沙集》，以為這是“明體中之明體也”。此外還有《二程全書》、《朱子語類大全》、《朱子文集大全》、《吳康齋集》、薛敬軒《讀書錄》、《胡敬齋集》、羅整庵《困知記》、呂涇野《語錄》、《馮少墟集》等，這些是“明體之功夫也。”指出：“自象山以至慈湖之書，闡明心性，和盤傾出，熟讀之，則可以洞斯道文之大源。夫然後日閱程、朱諸錄及康齋、敬軒等集，以盡下學之功，收攝保任，由工夫以合本體，由現在以全源頭。下學上達，內外本末，一以貫之，始成實際。”除上述著作外，還有《鄒東廓集》、《王心齋集》、《錢緒山集》、《薛中離集》、《耿天台集》、《呂氏呻吟語》、《辛復元集》、《魏庄渠集》、《周海門集》，也可以作為參考教材。

“適用類”的著作有：《大學衍義》、《衍義補》、《文獻通考》、《呂氏實政錄》、辛復元《衡門芹》與《經世石畫》、《經世挈要》、《武備志》、《經世八綱》、《資治通鑒綱目大全》、《大明會典》、《歷代名臣奏議》、《律令》、《農政全書》、《水利全書》、《泰西水法》、《地理險要》等。指出：“以上數種，咸經濟所關，宜一一潛心。”

從上述所列的學術著作來看，《二曲集》所主張的“明體適用”之學，其所謂“體”即指道德心性的修養，而“用”則指治國平天下及其有關的政治、軍事、律令、農田、水利、地理等的應用。在每部書之後，李顒都寫了按語，指出每部書的性質和意義，在“明體”或“適用”方面佔有怎樣的地位。這些反映了李顒的學術價值取向，最明顯的是他把陸九淵、王守仁等人的著作看成“明體中之明體”，而把二程、朱熹等人的著作，只看成“明體中之功夫”，反映了他傾心於“心學”。在《答顧寧人先生》論學書中，李顒指出：“明道存心以為體，經世宰物以為用，則體為真體，用為實用。”既要明道存心，又要經世宰物，則只辨古今疑誤字句，考據訓詁，或求於口耳見聞之間，只是求末。由此可見，李顒雖大談道學心性修養，但他是以實用為指歸的。尤其在“適用類”方面，他把《經世挈要》、《武備志》、《農政全書》、《水利全書》、《泰西水法》、《地理險要》等書列入教材範圍，這表明他對實際學問的確實關心。如《經世挈要》一書，其內容涉及屯田、水利、鹽政以及國計、選將、練兵、車制、火攻等。《武備志》的內容包括古今戰陣以及用兵之法，其中《孫子》、《吳子》、《紀效新書》、《練兵實紀》都是古代兵家的經典著作。而《農政全書》、《泰西水法》等都是當時的科技新書，他把這此列入教材，表明他的“適用”之學是以經世致用為指歸的。

在《讀書次第》一文中，李顒為學者開了一份十分詳細的清單，書目共34種，此外還提到作為參考的書目數十種。《二曲集》不僅列有這樣詳細的書單，並指明每種書的意義，而且在《關中書院會約》、《學程》等文中，根據教材內容的深淺難易及其內容結構，按照教學程序及教學心理特徵，列入了很有價值的教學計劃，對學習次序、知識與心理準備、教學方法等，都作了具體的說明。在教學原則方面，《會約》與《學程》提出了“奮志求新”、“默坐澄心”、“自體自認”、“問思辨明”、“切問近思”、“聯會切劘”等。

《二曲集》作為中國古代教育名著，應當說是有其獨特的思想內容和學術價值的。在學術思想方面，它提倡明體適用、真體真用之學，提倡學以經世宰物，主張結會集社，提倡以經世致用為讀書目的，批評當時學者空談心性的空疏學風，既有其理學家的保守性，又有其重實際的一面。在價值取向上傾向陸王心學，主張學術兼容並包，在“明體適用”的原則下改造教育內容。這些應當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二曲集》所主張的默坐澄心、悔過自新、明心識體等道德理論和道德修養方法，具有唯心論的神秘色彩和封建禁慾主義本質，這些是與明末清初的反理學啟蒙思潮不相容的，表現出它的落後性和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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