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教育

原始社會大多由長者通過實際活動身教與口耳相傳

大約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已有“圖書文字”和“象形文字”了。有了文字自然會有專門傳授和學習的機構，當時稱為“成均”，這就是學校的最初萌芽。

到了夏代，則有了正式以教為主的學校，稱為“校”。《孟子·滕文公上》：“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到了商朝，稱為“序”，到周成為“庠”。

“序”又分“東序”、“西序”，前者為大學，在國都王宮之東，是貴族及其子弟入學之地；後者為小學，在國都西郊，是平民學習之所。商代生產力日益發展，文化日趨進步，科學日漸發達，因之學校又有增加，稱為“學”與“瞽宗”。“學”又有“左學”、“右學”之別，前者專為“國老”而創，後者專為“庶老”而設。國庶之界在於貴族與平民。“學”以明人倫為主，“瞽宗”以習樂為宗。

西周是奴隸社會鼎盛時期，學校組織比較完善。當時分為國學與鄉學兩種。國學專為貴族子弟而設，按學生入學年齡與教育程度分為大學、小學兩級。鄉學主要按照當時地方行政區域而定。因地方區域大小不同，亦有塾、庠、序、校之別。一般情況下，塾中優秀者，可升入鄉學而學於庠、序、校；庠、序、校中的優秀者或升入國學而學於大學。國學為中央直屬學校，鄉學是地方學校。

教育是傳遞生產經驗和社會生活經驗的必要手段，是人類社會的永恆的歷史範疇。廣義地說，凡是有目地增進人的技能、影響人的思想品德的活動，不論是有組織的或無組織的，系統的或零碎的，都是教育。但是，教育學中所研究的教育，主要是指對年輕一代進行的學校教育；這種教育是教育者根據一定社會或一定階級的要求，對受教育者所進行的一種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地傳授知識技能，培養思想品德，發展智力和體力的活動，以便把受教育者培養成為一定社會或一定階級服務的人才。

首先，教育是人類社會永恆的歷史範疇。教育出現於人類社會之初，起源於社會勞動，為適應傳授生產勞動和社會生活的經驗的需要而產生，隨著社會的進步而不斷發展，將與人類社會長期並存，永無消亡之日。

第二，教育是生產力、生產關係和政治的反映，受社會發展規律，經濟和政治制度的制約，同社會發展有著本質的聯繫；同時，它又反過來給生產力、生產關係和政治制度以影響和作用。教育在人類社會發展史的長河中，它首先是生產鬥爭的工具，在階級社會中同時又是統治階級的政治鬥爭的工具。所以，教育除具有時代性和歷史性之外，還具有階級性和政治性。

第三，教育還受對象身心發展規律的制約。教育對社會發展的作用，是通過培養人來實現的。作為教育的對象人來說，有其自身生理和心理的發展規律。在教育中必須遵循這些規律，才能收到預期的效果，我們可以將其稱之為教育與人的關係。教育在人的發展中的作用，是在同遺傳和環境的相互作用中表現出來的。教育的主導作用是相對遺傳和環境而言的。因此，不能超越社會發展和個人發展對教育的制約性而去孤立地談教育的作用，遺傳，環境跟教育的關係是內因與外因，主觀與客觀關係的辯證的統一。教育根據一定社會（或階級）的要求和兒童身心發展的規律，由教育者對受教育者施行的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影響活動。在教育中，要重視啟發性，要注意調動兒童學習的自覺性，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要著眼於兒童的“最近發展區”，使教育的作用與兒童發展的需要緊密結合起來。

根據不同的標準，教育可劃分為不同的類型：

教育按場所可分為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三種形式。

根據形式，內容，時間，對象和主管等不同，教育還可以分為普通教育、專業教育、業餘教育、華僑教育、少數民族教育、特殊教育等，以及國立教育、集體教育和私立教育等。

按照不同歷史時期，教育可分為原始社會的教育，奴隸社會的教育和封建社會的教育（以上統稱為古代教育）資本主義教育和社會主義教育等。

中國古代教育，下限斷到1904年清朝政府公布《奏定學堂章程》（亦稱“癸卯學制”），即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近代中國教育的轉型開始於鴉片戰爭之後，先由外國教會，後為洋務派，再經改良派。直到1902年清廷才公布學部大臣張百熙擬定的《欽定學堂章程》，稱為“壬寅學制”，未予實施。1903年清廷命張百熙、榮祿、張之洞等以日本學製為藍本，制定了《奏定學堂章程》，次年（1904）公布推行，為轉型的標誌。

二、中國古代的官學教育

中國古代官學教育是指中央朝廷以按地方行政區劃的地方官府所直接創辦和管轄的旨在培養各種統治人才的歷代學校教育體系。前者稱中央學教育，後者稱地方官學教育。

中央官學的產生、發展和衰落，是同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的發展變化相適應並為其服務的。

雖有西周“學在官府”之說，但由朝廷設立中央官學正式創始於漢朝。魏晉南北朝時期政局紛亂，官學時興時廢。及至唐朝，中央官學繁學盛制度完備，發展到頂峰。南宋以後官學逐漸走下坡路。封建社會後期，中央官學逐漸衰敗，實際上成了科舉制的附庸，名存實亡。清末，中國古代官學完全被西方的學堂和學校教育所取代。

中央官學教育可分為下列幾在類型：

太學和國子監

漢代特別重視發展官學，重點是太學。自漢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創太學設置博士弟子50名，至漢成帝時增至3000人，質帝時太學生增至3萬餘人。漢代太學規模之宏大，世界罕見。隋文帝設國子寺，隋煬帝時改名國子監，是中國設立專門教育管理機構之始，一直延續到清代。太學和國子監是封建王朝培養人才的主要場所，在辦學育人、繁榮學術、發展科舉取士等方面，都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在中國和世界教育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東漢末年創立的鴻都門學，南朝的史學、儒學、玄學，唐宋明三代分別創辦的書學、算學、律學、醫學、畫學、武學等，都屬於培養某種專門人才而設立的專門學校。此外，還有研究科學、玄學，如唐朝咒禁學、崇玄學等，都屬於特殊的專門學校。

東漢的四姓小侯學，唐朝的弘文館，宋朝的宗學、諸王宮學及內小學，明朝的宗學，清朝的旗學、宗學等等，都屬於以貴族子弟為教育對象的貴族學校。

在封建社會中央官學系統中，有少數學校，既不是高等學府，又不屬於專科學校，更不是貴族學校，而是君王或執政大臣暫時開設時間短促無制度系統的學校，故稱為短期學校。如宋代的外學（又名辟雍）、廣文館、四門學等都屬這類短期學校。

另外宋朝中央政府在京都設立的普通國立小學，也屬於中央官學的範圍之內。

中國古代的地方官學自西漢景帝時文翁在蜀郡設學宮開始。漢武帝對文翁設學宮甚為讚許，並詔令天下郡國皆設學宮。從此以後，有些郡開設學宮，至漢平帝元年（公元3年）始建立了地方學制度。按制度規定，郡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鄉曰庠，聚曰序。學校名稱由此而來。東漢出現了“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的局面。魏晉南北朝地方官學衰廢，“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

唐代為中國封建社會的“盛世”，其前期教育事業空前發展，地方官學繁盛。自天寶安史之亂后，即告衰廢。地方官學除由長史管轄的“儒學”外，還有直屬太醫署的“醫學”，直轄中央禮部下的祠部的府州“崇玄學”府州縣學的學生一般系下級官吏及庶民子弟，所以內容雖以《九經》（三禮三傳易書詩）為主，但要求較低，只要達到通一經或“未通經，精神聰悟，有文詞史學者”，即可畢業，長入中央官學之四門學。宋遼金時期，除遼金亦設有地方學校之外宋代地方官學在學校經管方面有如下特點：首先設置主管地方教育的行政官員，各路置提舉學事司，掌管路州縣學政；第二，實行三舍制度（上舍、內舍、外舍）；第三，劃撥學田，保障經費；第四，教學內容以“經術衍義訓導諸生，掌其課式之事，而糾正不為規者，”與漢唐以來的地方儒學別無二致。元代地方官學制度比較完備，在各路府州縣內，均有相應學校，但是事實上有名無實，並未普遍設立。明代早在明太祖朱元璋立國之初，既在全國諸府州縣設立府州縣學，又在邊防區衛學，鄉村設立社學。最盛時期，全國共計有學校1700餘所。清代基本上沿習明代學校的規模。

在古代中國社會中，私學是與官學相對而存在的，並在中國教育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中國古代私學教育主生於春秋時期，其中以孔子的私學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

春秋戰國是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歷史轉變時期。教育也隨著經濟政治的變更而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即由“學在官府”變為“學在四夷”。私學就是在這種歷史條件下應運而生的。由於士這一階層中的人為誰服務就代表那個階級的利益，且他們的學說會傳承體系也各不相同，所以產生了各種學派林立與諸子爭鳴的局面。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四大學派。在學術上各家互有長短，相輔相成。春秋孔丘在曲阜杏壇講學，戰國時齊國都城臨淄稷下之學等到，對中國古代學校教育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其中創立儒家學派的孔丘雖在政治上持守舊態度，但在整理文化遺產和創辦私學方面卻是功垂千秋的。孔丘是中國古代著名的教育家，擁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賢人門生，培養了大批掌握文化知識的人才。孔丘為代表的儒家重視教育，以六經為教科書；詩——文學課，書——政治課，易——數學課，禮——道德倫理課，樂——音樂藝術美學課，春秋——歷史課。孔子不願講怪力神亂很少談宗教內容。以孔丘為首的儒家私家學不重視生產知識和科學技術的研究和傳授，實為儒家教育不足之處，對中國古代文化產生了長期的消極影響。孔丘教學態度認真，一生“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並創造了一套以培養自覺性為中心的因材施教的教學方法，如注意個性差異，善於啟發誘導，學習與思考相結合，學習與行動相結合等等。所以，從辦私學教育時間之長久，從事私學活動精力之集中、私學教育經驗之豐富、對後世影響之深遠來說，是其他任何學派的私學所不及的。與他同時還有墨家，代表農業手工業者的利益，注重科學技術教育。墨儒並稱，成為春秋時代的顯學。

秦朝採納丞相李斯的建議頒“禁私學令”，否定教育的作用，違背歷史發展規律，實為秦二世而速亡的原因之一。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今文經學為官學，但是並不禁止私學。於是古文經學面為由私人傳授的私學，到東漢末年已取得了壓倒官學的地位，如馬融、鄭玄等古文經學大師的私學學生多達千人以上。漢代尤其重視師傳家法，皆由孔丘以來的私學培養而成。古文經學講究名物訓詁，注重考證，後世名之為“漢學”。漢代私學在組織形式上可分為“蒙學和精舍”（精廬）兩種。前者是小學程度的書館、學館，屬啟蒙教育；後者為專攻經學的經館精舍、精廬等，屬提高教育。魏晉南北朝時期，官學衰頹，私學卻呈現繁榮局面，名儒聚徒講學仍占重要地位，學生人數上百人或計千人屢見不鮮。這個時期的私學教學內容突破了傳統的儒學，還包括玄學、佛學、道教、以及科學技術等。蕭梁周興嗣編輯了影響深遠的蒙學讀物《千字文》、顏推之的《顏氏家訓》成為家庭教育的代表作。《五經》《論語》《千字文》等教材還傳入日本。唐代私學遍布城鄉，制度不一，程度懸殊，既有名士大儒，如顏師古、孔穎達在任官之前，均是私學教師，“以教授為業”、“以教授為務”，一代名儒劉焯、國子學博士尹知章，不仕尹知章，不仕歸田后均在家鄉教授生徒；另一方面也有村野啟蒙識字的私立小學。

唐代以後，宋元明清私學教育，一方面是書院制度的產生和發展，形成私學的重要形式；另一方面蒙學教育主要是私人設立的學塾、村學和蒙學，啟蒙教材宋代有《百家姓》《三字經》，以及以後編的《千家詩》《雜字》等到。明清，學塾有坐館（或教館）、家塾（或私塾）義學（或義塾）等三種形式。清代一鈞（1783~1854）撰《教童子法》是一部專門論述啟蒙教育著作，對蒙學教授方法作全面論述，並對蒙學的一般原理提出了獨特的見解。

書院起源於唐代，興盛於宋代，是中國古代教育史、學術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教育組織形式。它從唐中葉到清末，經歷了千年之久的辦學歷史，並形成了一整套獨特的辦學形式，管理制度、教授方法，使源遠流長的傳統私學趨於成熟和完善。

唐開元年間設立的麗下書院和集賢殿書院雖是宮廷圖書館而不是一種教育機構，但它卻是“書院”名稱之始。繼此之後，唐代出現的一些私人創辦的書院，只是士大夫個人讀書治學的場所。其中有幾所如皇寮書院、梧桐書院、松竹書院、東佳書院等，已有講學活動的記載，標誌著以收院命名的教育機構的初步形成。唐五代的書院跟後來出現的書院往往有直接聯繫。所以，可以說唐代是中國書院的萌芽時期。

兩宋中國書院蓬勃發展起來，共有書院397所，幾乎達到了能夠補充或代替官學的地步，足以使官學黯然失色。北宋書院最顯著的標誌就是出現了一批私人創辦的全國著名的書院。由於書院教育受到了官方的支持和資助，因而起到了代替和補充官學的重要作用。北宋書院達數十所之多，遍布全國各地，其中著名的有嶽麓書院、白鹿洞書院、應天書院、嵩陽書院。還有石鼓書院、茅山書院、華林書院等。南宋書院的發展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基重要標誌是書院與理學的結合，書院作為一種制度化的私學終於成熟和完善起來。到理宗時新建的書院達100多所，佔南宋全部書院的2/3以上。理宗本人頒書賜額的達20所之多。書院制度成熟和完善表現為：自由講學、學術研究、問難論辯等書院制度也完全形成；尤其重要的是，明確提出書院獨特教育宗旨自覺地把書院與官學區別開來，反對書院成為科學的附庸，使書院成為培養能傳道濟民的有用人才的場所。但是，由於官方對書院的支持，也帶來了一些官學化影響。

元代是書院建設的繁榮時期，共有書院227所，歷來就有“書院之設，莫盛於元”之說。其原因有二：一是由於元朝政府對書院採取獎勵政策；二是書院作為一種私學組織。仍然依賴於民間力量，元統一后很多儒家不願到朝廷任官職而退居山林，建立收院，自由講學，使私辦書院增多。為了達到控制書院的目的，元朝政府採取委派山長或給山長授予官銜的方式，以掌握書院的領導權，書院的教授、學正、直學等職務的任命、提升也都由政府批准。不僅控制書院教師，也控制書院的學生凡在書院疑業的學生，需經地方官吏薦舉，經監察機關考核。元代上述政策，不僅使得大量官辦書院成為官學體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亦使得大量私辦書院朝著官學化方向轉化。

明代雖然重視文化教育，但卻將重點放在發展完善各級官學上。明初書院處於沉寂狀態。但是在官學成為科舉附庸而“士風日陋”時一批為解救時弊的士大夫便紛紛創辦、復興書院，利用書院培養人才。所以在明成化年間以後，不僅那些具有久遠講學傳統的著名書院（如白鹿洞、嶽麓、武夷、石鼓）等相繼復興，還創辦了許多新的書院。明代書院的真正振興是在正德年間王學思潮興起后，不僅建立了大批書院，更重要的是他們恢復了書院自由講學的精神，使書院成為最重要的學術基地。自由講學的風氣盛行不衰，這必然會遭到專制統治者的反對，到了明朝中後期，統治者越來越感到要加強思想控制，於是出現了歷史上著名的四次禁毀書院的事件（即明世宗嘉靖十六年正式下令禁毀各地書院；嘉靖十七年“申毀天下書院”；萬曆七年張居正執政時下令禁毀書院；天啟五年下令禁毀東林書院，並波及其他書院，反映了自由講學與封建專制主義的矛盾和衝突。但明代書院數量仍遠遠超過宋、元現兩朝，共有書院1239所。且以嘉靖萬曆年間為最多。從空間上看，明代書院遍及19個省，但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區，尤其以江西、福建、浙江、湖南為多。這與當時的政治、經濟，尤其是學術的發展，關係十分密切。

滿族入關后，清朝統治者雖然採取崇儒重教的政策，但是對書院則持嚴厲的抑制態度，阻礙了書院的發展。康熙雍正后，書院又逐步恢復起來，其中不僅包括民間私人創建的，還包括許多地方官的崇教之舉。康熙提倡程朱理學，並賜頒御書“學達性天”匾額給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賜額“學道還淳”匾額給蘇州紫陽書院。康熙此舉在客觀上起到了支持書院的作用。雍正改限制的消極防範的政策為積極主動的態度，發上諭肯定書院的社會作用，並在經濟上提供了保障，對清代書院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乾隆不僅經濟上資助書院建設，尤其重視師長的任命、獎勵、提升和書院學生的錄取考核。雍正、乾隆的政策給清代書院帶來了兩大特徵：第一，書院建設規模發展到歷史上的高峰，書院教育得到全面普及；第二，書院官學化問題更為嚴重和突出。清代的書院數目超過了以前任何朝代，有1900所，並且完全流為科舉和附庸。

清代末年書院改制。書院制度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產物，它必然隨著封建社會的衰落而衰落。因此書院改制不是個人的願望，而是一種歷史的選擇。

從唐中葉至清末，書院歷經一千年之久的辦學歷史，並形成了一整套獨具特色的辦學形式、管理制度、教學方法。使源遠流長的傳統私學趨於成熟、完善。書院因此成為中國古代教育史和學術史上的燦爛明珠。

書院的職事和組織系統由山長（或稱院長、洞主、教授，是書院教學管理的主持人）、堂長（或書院主持人山長的別稱，或在山長下協助山長管理和教學工作，或從生徒中選任責督課堂記錄搜集諸生疑難問題）、學長（或相當於某門學科的教職，或主管書院教務行政的負責人，或書院主要管理學生學業和行止等的生徒首領）、會長（從諸生中選出學行老成成績優異者充任，負責協助山長評閱考課試卷）、齋長（由山長在諸生優異者中選出，協助山長從事教學、行政、日常生活的管理工作）講書（主要負責書院經書講解）、經長（由山長從生徒中精選取熟悉經籍者擔任，負責為生徒解析疑文）、監院（一種地位次于山長的書院職事，主要職責是負責書院的行政、財務，以及稽察學生品行等工作）、首先（一種管理書院的職事）掌祠（書院內掌祭祀活動的職事）、掌書（書院內管理圖書的職事，負責圖書的保管和借閱）以及書辦（掌管書院各種卷宗、檔案的職事）等組成。

書院三大功能是講學、藏書、祭祀。書院有分科制度、分齋教學制度、課程規定、考課制度等一套教學管理制度；書院藏書來源於皇帝賜書、私人捐贈、書院購置、書院自己刊刻書籍，藏收特色為主要與教學和學術研究有關，並制定一整套收藏、借閱制度；書院定期祭祀先聖孔子、與本書院有關的先儒賢以及主宰功名的文昌帝和奎星等。

第一，教學特色：自由講學，學術研究和教學活動相結合，注重自學、問難論疑以及讀書指導；

第二，書院的學術研究形式：著述，學術討論，建立學派；

第三，書院的學風特色：強調德育目標，反對為科舉而學；提倡學術創見，反對死守章句陳說；開門辦學，兼收各家之長；尊師愛生，建立融洽的師生關係。

綜上所述，書院是中國傳統私學長期發展的結果，是一種高級形態的封建制度化的私學。

總之，對中國古代的教育，不可簡單地判定優劣得失，而應細緻地具體分析，從優中含劣、劣中含優，或得中有失、失必有得的辯證關係中去尋找對後人的啟迪、借鑒價值。

在古代，重男輕女的思想十分嚴重，所以，一般書院是不收女學生的，只有家裡有錢的人，才可以為自己的子女在家中請先生，這種思想一直到清朝滅亡，才漸漸消除。

孔子是中國古代最偉大的教育家和教育思想家。以他為代表的儒家文化，對於中國文化教育的發展，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他的教育思想集中在論語中。

孔子從探討人的本性入手，認為人的先天本性相差不大，個性差異主要是後天形成的(“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所以他注重後天的教育，主張“有教無類”。

孔子的學說以“仁”為核心和最高道德標準，主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強調忠孝和仁愛。

孔子的“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表現啟發性教學原則;“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強調學習和行動相結合，要求學以致用。

戰國後期,《禮記》中《學記》是罕見的世界教育思想遺產。

①“化民成俗，其必由學”、“建國君民，教學為先”，揭示了教育的重要性和教育與政治的關係;

②“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主張課內與課外相結合;

③提出了教學相長的辯證關係和“師嚴然後道尊”的教師觀;

④“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主張啟髮式教學;

⑤“學不躐等”即主張循序漸進。

先秦時期以墨翟為代表的墨家與儒家並稱顯學。墨翟以"兼愛"和"非攻"為教，同時注重文史知識的掌握和邏輯思維能力的培養，還注重使用技術的傳習。對於獲得知識的理解，墨家認為，主要有“親知”、“聞知”和“說之”三種途徑，前兩種都不夠全面和可靠，所以必須重視說知，依靠推理的方法來追求理性知識。

道家主張回歸自然、"復歸"人的自然本性，一切任其自然，便是最好的教育。

一，因材施教啟發誘導

二，溫故知新學思並重

三，循序漸進由博返約

四，長善救失教學相長

五，言傳身教尊師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