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私學

中國整個封建社會都存在著與官學相對而言的私學，全部時間歷2000餘年，在中國教育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私學的產生 中國封建社會私學產生於春秋時期，而以孔子私學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那時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起著劇烈的變化。奴隸制走向崩潰，封建制度逐漸形成，統一的奴隸制國家西周日趨衰落，原來統一的西周國家教育制度不能維持下去，禮崩樂壞。由“學在官府”變為“學在四夷”。由於原來在西周做官的，都掌握了一定的文化資料，各有所長，需要到各諸侯國去找工作謀出路，而各諸侯國又需要這些知識分子去為他們服務，甚至各卿大夫的私門為了與諸侯鬥爭，也需要士為他們服務，士的出路漸廣，於是出現了"士"階層。各諸侯國和卿大夫私門都爭相養士，士的培養也就成為迫切的要求。在這些條件下，私學便應運而生（見春秋戰國時期教育）。

士階層中出現了各種學派，代表著不同階級或階層的利益。《史記·太史公自序》“論六家要旨”，提出了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並指出了各家的長短。《漢書·藝文志》說了十家：儒家出於司徒之官，管教化。道家出於史官，記載成敗存亡禍福的道理，講求清虛自守，卑弱自持。陰陽家出於掌天地四時之官，講求天文氣象，敬授民時。法家出於理官，注重賞罰。名家出於禮官，注重名位禮數。墨家出於清廟之守，貴儉、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尚同。縱橫家出於行人之官，主張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雜家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農家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小說家出於稗官，相信街談巷語、道聽途說的話。孔子認為這些雖然是“小道”，但也有可觀之處。

各個學派為了培養自己的人才，向各諸侯宣傳各自的主張。求各諸侯採納，以擴大政治上的勢力。其中影響較大的是儒、墨、道、法四家。在學術上各家有長短，有相反相成的作用。歷代封建帝王基本上並非專取一家，乃合各家成帝王之術，為鞏固封建制度和各個王朝的統治服務。孔丘代表保守勢力，並受新興地主階級要求和各派思想的影響，創立了儒家學派。他憧憬著中國原始社會“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注重孝悌、仁義、中庸等道德教育。他整理了文化遺產，成為中國整個封建社會的主要教材。他的私學中，也有貧賤出身的學生，擴大了教育對象。法家代表新興地主的勢力，講變法、耕戰、積極進取、實行法治。墨家代表勞動人民，特別和手工業者相接近，提倡尚賢廢私，捨己為人，抑強扶弱，注重科學技術。墨家曾在一時與儒家並稱為“顯學”,在當時頗有勢力。道家代表沒落貴族，提倡消極隱遁的人生觀，反對學知識，對統治者抱有反感，憧憬著小國寡民的社會生活。這四家的影響比較大，他們都有私學。傳說在孔子前的鄧析及與孔子同時的少正卯，曾設立法家的私學和儒學並爭，並說少正卯的私學曾使孔子的私學“三盈三虛”。法家在這個時期政治上的影響較大，秦穆公時已採用法家主張，商鞅實行過變法，使秦國逐漸富強起來。儒家在這個時期政治上的影響並不大，孔子周遊列國達14年(一說13年),因為他注重王道仁政，沒有一個諸侯接受他的意見，可是他卻成了一個著名的教育家，培養了一大批掌握了經學知識的統治人才，為漢以後各封建王朝“崇尚儒術”的統治打好了基礎。孔子受到了歷代王朝的尊重，成了沒有王冠的“素王”，成了大成至聖先師，“萬世師表”。儒家比較注重教育，大多數人都做過教育工作，所以積累了豐富的教育經驗，對中國古代教育學有重要貢獻，尤其孔子所辦私學，對中華民族文化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

到了戰國時期（公元前403～前221），中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秦、齊、楚、燕、韓、趙、魏七國，基本上已建立了土地私有的封建制度，在七國爭雄的統一戰爭中,“邦無定交，士無定主”,士的聲價越來越高，養士的風氣有加無已，私學更加盛行。“從師”之風盛極一時，如孟軻“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孟子·滕文公下》）田駢在齊，“資養千鍾，徒百人”（《戰國策·齊策》）。許行是一個比較小的農家學派，也有徒數十人。據孟子說，當時楊朱、墨翟之言滿天下，可見他們的徒眾是很多的。據《韓非子·外儲說左上》說，趙襄子在一天之內舉了兩個中牟的賢士為“中大夫”，因此中牟有一半人把田宅賣了去學習文學，打算做官。於是私學更多，出現“百家爭鳴”的局面，各種學派互相批評，互相影響，同時在同一學派中又互相爭辯，形成支流。如儒家有思孟派和荀況派。前者成為儒家正宗，後者則產生了後期法家，影響都很大。齊有"稷下之學"(今山東臨淄縣北)，是齊宣王時招納了各派學者數百人齊集一堂，百家爭鳴，各給予"上大夫"的官銜。孟軻曾在這裡遊學，荀況曾在這裡當過3次“祭酒”,這是中國古代教育史上的盛事。

後期墨家注重自然科學的研究。拋棄前期墨家的"天"、"鬼"等概念，發展了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墨經》即代表後期墨家的思想，其中有許多自然科學知識。後期墨家在批判名家詭辯論的鬥爭中，發展了“墨辯”的邏輯學。秦漢以後，墨家的影響較小，因為它不適合於當時封建統治者的需要，統治者不提倡，又受儒家的攻擊，墨家私學逐漸衰微。

道家以老聃和莊周為代表，在中國古代長期佔有重要的地位。據《史記·太史公自序》“論六家要旨”中指出：道家能夠“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自然)為用。……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漢書·藝文志》又指出，道家講求"清虛自守，卑弱自持。"道家的這些特點很容易吸引許多人。在戰國時代發展為楊朱、宋鈃、尹文及介於道、法之間的慎到和接近莊周“齊物論”思想的田駢等流派的私學。1973年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了大批帛書，其中《老子》有兩種寫本，這也說明了道家思想在戰國後期以至漢朝都有私學傳授和發展。後期道家思想吸收了很多法家和兵家的思想，也有一些儒家的思想。他們也主張統一，不堅持“小國寡民”的主張；也不一味反對戰爭，只是反對“興兵失理，所伐不當”的不義之戰；不再堅持絕聖棄智，而要求學習，貴知重士，循名究理了。中國封建社會歷代統治者往往兼取儒法。秦始皇單純採取法家政策統一六國而成功，但也因此而失敗。到了漢代吸取了前代成敗的教訓，開始實行了數十年的道家“無為”政策，休養生息，恢復了生產，經濟發達，到漢武帝才接受儒家"獨尊儒術"的建議，但實際上"王霸道雜之"才是漢代真正自己的政策。

法家管子講禮、義、廉、恥國之“四維”，鄭子產不毀鄉學，皆為孔子所讚許。李悝是孔子弟子子夏的學生，後期法家的思想出於儒家荀況的“禮論”，在法家中不僅有些儒家思想並且也吸收了道家的道術和名家的刑名。秦始皇採取法家政策，片面地強調刑法，而不注意教育，只是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嚴禁私學。這是秦朝迅速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這個教訓，使後代帝王得到了警惕，懂得“建國君民，教學為先”的治國道理。

私學和經學的發展 漢武帝雖宣布“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並沒有禁止私學，太學里所立的五經博士都是今文經學，而古文經學仍可由私人傳授。由於私學力量日益增強，至東漢末爭取到了壓倒官學的地位。有的貫通古文今文的經學，而被稱為“通儒”,如馬融、鄭玄就是當時著名的“通儒”，他們的私學中的學生達到上千人。漢代經學既重“師法”，又重“家法”，太學專經博士，必須嚴加遵守，否則就不能被選充博士,或即使當上了博士，一經發現，也有被撤換的可能。例如西漢太學博士孟喜從田王孫學“易”，因改師法就很久不準進太學當博士。又如東漢張玄被拜為“顏氏公羊春秋”博士，因他不守家法，兼講“嚴氏公羊春秋”，經學生告發他學問不專，光武帝不得不撤換他的博士職。這種“師法”、"家法"的學風，皆由私學培養而成。孔子將春秋傳之子夏，子夏傳給公羊高，是為“公羊春秋”，數傳至胡母生、董仲舒，又數傳至眭孟，孟傳之嚴彭祖和顏安樂而成為兩家。漢代太學生可以向校外的著名經學專家學習，經師大儒往往自立“精舍”、“精廬”,開門授徒。所以漢代是經學的極盛時代，學習經學是做官的唯一途徑。經學大師的學生多至無法容納，有的可以及門受業。而有的則只要掛上一個名字，便叫做著錄弟子，不必親來受業。私家傳授經學的，主要是古文學派，講求名物訓詁，注重考證，後世名之為“漢學”。

魏晉南北朝時期，形成士族制度，但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複雜，天下分裂，國主屢遷。自東漢末已經開端的趨向老、庄之風至魏晉而日盛，300 余年間成為“清談”或“玄學”。但封建統治階級並不放棄儒學，他們的“玄學”實際上是“儒”“道”兼綜的“新學”。他們用玄學的觀點註解儒經，如何晏作《道德論》和《論語集解》，王弼著《周易注》和《老子注》。西晉“竹林七賢”（阮籍、嵇康、阮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極力提倡老、庄，而尤重莊子。南朝梁時，稱老、庄、周易為“三玄”。玄學也促進了佛、道的發展。東晉僧徒支遁、慧遠最負盛名。慧遠不但精通玄學，並擅長儒學，企圖以佛學來融合儒、玄，在廬山30多年聚徒講學，使佛教有很大的發展。在儒、道、佛三家的鬥爭中，佛教哲學逐漸漢化，佛教發達對中國哲學有很大的影響。佛經的“義疏之學”、禪林、精舍的講學形式，以及寺院的戒規等，對於儒家的經學義疏、對於儒家在景色秀麗的山林中建立精舍講學以及後來書院制度的產生，可能都有啟發和促進作用。儒學與道、佛既鬥爭又融合，魏晉經學與漢學的注重章句訓詁變為注重義理，開闢了宋代“理學”發生和發展的道路。

儒家經學的發展歷史，就是中國古代私學發展的歷史。官學雖然也起了一定作用，然而對學術發展的最大功勞在於私學。尤其是儒家以外的各家，在官學中沒有什麼地位，其所以能保存下來，全賴私學。先秦的私學搞百家爭鳴，到漢以後儒學獨尊，官學中獨有儒學，所能容納的學生有限，大部分還是靠私學收容，並形成許多新的流派。西漢有師法家法，東漢發展了古文經學，魏晉經學雖然中衰，但具有特色，如王弼注的《周易》被稱為“獨冠古今”。兩晉私學也頗發達，名儒聚徒講學，生徒常有幾百或幾千人。如雷次宗在廬山，顧歡在天台山，劉儒業冠於當時，士子貴族莫不下席受業；沈德威在太學當博士，回家還要授徒講學，皆其著例。南朝的官學時興時廢，教育多賴私學維持。北魏雖曾一度禁止私學，整個北朝為了促進漢化，官學比較發達，但私學也頗盛，如徐遵明講學20餘年，前後學生多至萬人,劉獻之、張吾貴、李鉉等皆當時名師大儒，無不聚徒講學。

隋唐官學極盛，私學亦興。隋朝王通是一個大儒家，門弟子遍及全國，唐代的卿相多出其門下。曹憲在隋時已聚徒講學，常數百人，當時公卿以下，亦多從之受業。顏師古以考定五經著名，未顯達時以教授為業。孔穎達在未做官以前也以教授為務。劉焯以儒學名重海內，從國子學回家鄉后專門從事著述和教授。尹知章在國子學當博士，每日回家還收私徒講授。韓愈從獨孤及、梁肅學古文，成為一代文豪，對復興古文有功。他的名弟子李翱、皇甫湜、張籍等皆當時名士。柳宗元貶柳州時，江嶺間為進士者，不遠數千里皆隨宗元師法，凡經其門下者必為名士。

佛教的私學 唐代佛教極盛，每一個寺廟實即一個佛教學校。貞觀時的玄奘法師，高宗時的義凈法師，對於佛經都很有研究，他們把佛學傳給門徒。其他著名禪師也進行佛教教學活動。例如懷讓禪師的高足弟子道一禪師向其師學習十年，自成一派,“四方學者雲集座下”。禪法之盛，始於這兩位大師。道一號馬祖，弟子 139人，各為一方宗主。佛寺有講堂和宿舍，制定了“法規”，也講究註疏工作，講求問答和討論的教學方法。唐代佛教產生了天台宗、唯識宗、禪宗、華嚴宗等宗派，對佛教哲學進行獨立發揮，對宋明理學和書院的發展都有很大的影響。

五代時期官學不發達，私學轉趨興盛。如前蜀毋昭裔出私財百萬營學館，許多名儒隱居勝地，開學館，立精舍，設書院，為宋初書院的起源。其中最著名的是南唐升元四年(940)創設的白鹿洞書院，洞主為李善通。

書院與理學的關係 書院的歷史是中國古代教育史中私學的一個重要方面。其勢大，其日久，影響很大。書院初為私立，後來才由政府控制了一部分。作為聚徒講學的書院開始於五代，宋興之初最著名的有白鹿洞、石鼓、應天府、嶽麓四書院。後來書院超過了州縣學。南宋書院尤多。書院之盛與理學家講學有密切關係。如南宋的嶽麓書院是張栻、朱熹講學之所，白鹿洞是朱熹講學之地，著名的《白鹿洞書院學規》就是朱熹首創的，為各書院所效法。麗澤書院是呂伯恭講學的地方，象山書院是陸九淵講學的地方。又有許多書院是為了紀念理學大師的，例如紫陽書院，考亭書院都是紀念朱熹的。濂溪書院是紀念周敦頤的，龜山書院是紀念楊時的。元代控制書院，明代普四次毀廢書院，這都是為了害怕書院的議論政治，講學自由。張居正先後竟毀書院達64處之多。東林書院為楊時講學之處，到顧憲成、高攀龍等講學於該書院時，抱道忤時的士大夫紛紛退處林野，聞風響附，學舍竟至容納不下。可見當時東林書院已成為一部分反對宦官魏忠賢把持朝政的知識分子發表“清議”的基地，為大地主當權派所忌恨，以致釀成黨禍。

宋明理學大抵分為程、朱的客觀唯心主義與陸、王的主觀唯心主義兩大派，而各有傳授的師承關係，主要是以書院為基地。兩大派的共同目的都是扶植綱常名教，同尊孔孟，但前者主張先博覽，而後者主張先明本心；後者斥責前者為支離，前者指斥後者太簡易，前者是“道問學”,後者是“尊德性”。朱熹與陸象山1175年的“鵝湖之會”是歷史上很有名的。他們雖堅持各自的主張，也互相表示欽佩。甚至在後學中產生了朱、陸調合的傾向。1181年朱熹又請陸象山登白鹿洞書院講堂，講題是“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講畢，朱熹大為稱讚，認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疾，並說：“熹當與諸生共守，以無忘陸先生之訓”。明代的王守仁繼陸象山而成為陸王派，講致良知，知行合一，對後世影響亦大，對日本有相當影響。

從教學方面來說，書院制度頗有貢獻，例如注意自修和討論；從組織方面說，皆立有學規或教約之類，指明讀書的目的、方法以至生活上應共同遵守的規則。在近現代，毛澤東創辦湖南自修大學和主辦農民講習所時，頗多吸收書院的經驗。

私學與蒙學、經館和科技教育 小學階段的教育，中國古代由私學辦理。漢代的蒙學，一般稱“書館”或“學館”，教師稱“書師”,教材是“字書”。兒童8、9 歲入學。自漢以來，蒙學“字書”很多。小學以識字為主，字書讀完后可讀《孝經》、《論語》。漢代已開始創設“義學”。四川什邡縣令楊仁，勸部屬子弟就學，由是“義學”大興。以後凡以籌募的或宗族公款招收貧民子弟入學的都叫“義學”,在中國封建社會始終存在。宋元明清各代，皆有此類初級階段的私學設置，有鄉校、小學、冬學、村塾等名稱。為年齡較大、程度較高的學生而設的私學，則有“經館”和“書院”等名稱。至於家塾則由富家自辦，專門為自家或親戚子弟聘請名師授業。元初程端禮的《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是一部著名的家塾教學計劃。

私學對科學技術的發展也很有關係。很多偉大的科學家都是自學成才、家學相傳、師傅傳授或朋友共同研究。中國官方科技教育，至唐始有正式的專門學校，在此之前即已積累了豐富的科研成果。如東漢張衡在太學讀書，受揚雄“太玄經”的啟發，又與太學學友崔瑗共同研究，成為偉大的天文、算學家。南朝祖沖之則受家傳成為偉大的曆法算學大家，其子祖暅又成為優秀的數學家。明代著名中醫李時珍，一方面受他父親的傳授，再盡畢生之力（30年時間），參考800餘家，廣泛到各省調查搜集資料，70歲時才編成《本草綱目》的巨著。他的醫術又為其子建方和學生寵憲所繼承。明晚期科學家宋應星，總結中國勞動人民的生產經驗，寫成《天工開物》一部巨著。黃道婆私人傳授織崖州被，教人制棉和織被面，她的家鄉1000多家賴以為生。這又是一種接近工人技術學校性質的私學。

參考書目

毛禮銳等編：《中國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1979。

《中國科學技術發明和科學技術人物論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北京，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