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勞動力轉移

農業勞動力轉移特指工業革命后大工業在城鎮集中發展所引發的農村人口持續地向城鎮遷移的過程。農業勞動力轉移是全面的徹底的轉移，不僅包括勞動者本人的轉移，還包括勞動者撫養的家庭成員的轉移。農業勞動力轉移是一個複雜的、持續的過程，其內涵主要包括：職業身份轉變、社會身份轉變、財產轉移、素質提高等過程。農業勞動力轉移是人類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城市工商業迅猛發展，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拉大了城鄉收入差異，為個人謀求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正是這些因素促成了農業勞動力的大規模轉移。一個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農業勞動力向城鎮能否順利轉移，對該國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與一個國家能否走向發達密切相關。改革開放以後中國進入農業勞動力持續轉移階段，但是由於制度、觀念等原因，農業勞動力轉移緩慢，產生了一系列問題，如：不徹底性，農民工在一個城市工作多年仍不能取得城市戶籍，始終是城市的“邊緣群體”；不完整性，農民工孤身一人在城鎮做工，其撫養的家庭成員不能一同轉移至城鎮；反規律性，就地轉移的現象背離了人口遷移的一般規律；緩慢性，突出表現在人口城市化進程滯後於工業化；社會待遇的不公正性，農民工人與城市工人同工不能同酬，同工不能同時，同工不能同權；城市管理的困難性，農業勞動力轉移群體的最大特點是流動性，這種流動性給城市管理帶來很大困難。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發展，新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加快，農業勞動力轉移必然出現新高潮。農業勞動力轉移，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是城鄉統籌協調發展的紐帶，是中國走向現代化以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我們必須提高認識，轉變思想觀念，促成農業勞動力的更快轉移，為此，要改革現行戶籍管理制度和土地管理制度，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完善城鎮建設及公共產品供給制度，採取有力措施提高廣大農民的素質。

由於各國的社會環境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農業勞動力的轉移呈現出以下四種典型模式。

美國、加拿大是典型的人少地多、人均資源豐富的國家，因而從理論上講，農業中剩餘勞動力的壓力不大。但是，農業勞動力的大量轉移同樣出現在這兩個國家，它的直接動因是非農產業部門的發展對勞動力的大量需求。

以美國為例，工業化啟動以前，農業勞動力占社會總勞力的比重在70%以上，而到了19世紀末，該比重已降至40%以下。從1910年開始，美國的農業勞動力供給出現了相對減少和絕對減少並存的現象，並不斷加劇。20世紀70年代以後，美國農業勞動力轉移速度顯著減慢，這標誌著美國農業勞動力在完成了大規模轉移后，進入了緩慢穩定的轉移階段。

美國的農業機械化與農業勞動力轉移相伴而生、相互促進。從1920年起，資本主義世界開始了長達20年的慢性農業危機，農產品的儲備增加、價格下跌、購買力指數下降。與此同時，統治美國農業的壟斷資本從各方面不斷加強對農業的掠奪，使農業，特別是廣大中小農場的經營難以為繼。大農場主不得不紛紛採用機器以降低成本，提高競爭能力。機械化導致農業勞動生產力大幅度提高，為農業勞動力向城市非農產業的快速轉移提供了重要的條件。

英國是世界上第一個進行工業革命和啟動工業化的國家，也是第一個完成農業勞動力大規模轉移的國家。工業革命完成後，現代工廠制度的確立和完善，加快了英國農業勞動力的轉移進程，使整個19世紀成為英國農業勞動力轉移速度最快的時期。19世紀初，英國的農業勞動力在社會總勞力中所佔的比重為35%，到19世紀末，這一比重已降至10%以下；與此同時，城市人口比重則由30%左右上升到75%以上。這一時期英國農業勞動力轉移的方向是由農村轉移到城市的非農產業部門。進入20世紀，英國的農業勞動力轉移步入了一個緩慢轉移的階段。到70年代末，英國的農業勞動力比重進一步降到2.5%以下，城市人口比重已超過90%。這一時期，英國農業勞動力轉移的主要方向是以服務業為核心的第三產業和農村非農產業。

19世紀80年代，當英國和美國的農業勞動力份額已降至15%以下和50%以下時，日本才啟動了工業化進程。當時日本的農業勞動力比率高達80%以上。雖然日本工業化的啟動在時間上要比英國晚一個多世紀、比美國晚近半個世紀。但隨著工業化的啟動，日本用了不到40年的時間，將其農業勞動力份額由80%以上降到了54%。20世紀50年代以來，隨著經濟的迅速恢復，日本農業勞動力轉移進入了歷史上的最快時期。1980年與1950年相比，農業勞動力數量減少了2/3，農業勞動力下降了37.4個百分點。

日本農業勞動力轉移具有以下特點：一是速度較快。日本工業化啟動時，正逢第二次科技革命興起，日本可以利用兩次工業革命成果發展經濟，因而其工業化進程和農業勞動力轉移速度都很快。二是第三產業在吸納農業勞動力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日本經濟發展史上，第三產業的勞動力份額一直高於第二產業。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較晚、起點極低、國內資源匱乏，它主要靠對外侵略和大力引進外國先進技術發展經濟。19世紀初，日本的機器設備和關鍵零部件基本上全部依賴進口。在對外貿易中，日本向美國出口生絲換回棉花和機器，因而，日本第二產業在吸納勞動力方面不如其他國家。三是兼業化。日本勞動力由農業向非農業部門轉移，主要是通過兼業方式實現的。兼業農戶占農戶總數的比重從1955年的65%上升到1985年的86%，其中，以非農業收入為主的第二類兼業農戶比重增加了41個百分點。兼業農戶的增加，使工農業勞動者家庭收入大大增加。1965年，每一農戶的平均收入比工人職員家庭平均年收入多4.7%；1977年，前者比後者多34.1%。日本農業勞動力轉移的兼業化模式，主要是由其資源狀況決定的。這在人多地少的國家具有一定的普遍意義。

由於在資源、技術、資金、人口以及國際環境等方面面臨著諸多不利因素，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推進及其農業勞動力轉移進程並不順利。

拉美國家從二戰后開始，隨著工業化的發展，農業剩餘勞動力的轉移速度非常快。這些移民通常是幾經周折之後最終落腳於大城市的，特別是各國首都。1950－1980年墨西哥城人口由不足300萬增加到1500萬；里約熱內盧人口由290萬增至1070萬。這種超常速度的城市化進程給城市就業造成了巨大壓力。同時，因城市基礎設施、生活服務條件等不能及時地滿足和適應大量聚集人口的需要，引發了一系列社會、經濟問題。諸如城市人口膨脹、住宅緊張、交通擁擠、犯罪率上升、環境惡化等等。這些城市中相當多的一部分居民住在貧民窟。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墨西哥的墨西哥城中居住在貧民窟的居民佔46%；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佔50%；哥倫比亞的聖菲波哥大佔60%。

與此相反，印度從20世紀50年代初啟動工業化以來，農業勞動力份額下降十分緩慢。19511981年的30年間，農業勞動力的份額從72.1%下降到70.6%，平均每15年下降幅度還不到1個百分點。與此同時，農業勞動力的絕對人數卻增加了1.13倍，平均每15年增長幅度超過了50%。印度農業勞動力轉移步履艱難的原因除了人口總量增長過快外，工業化的產業結構選擇不當，片面發展資本密集型工業是一個重要原因。

近年來，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逐漸成為人們的熱門話題，有人把農村人口外流說成是農村勞動力大量剩餘的表現，主張走西方發達國家農村剩餘勞動力主要靠工業擴張、城市膨脹來吸納和消化的路子。也有人認為，農村出現勞動力轉移和就業問題，與計劃經濟體制下城鄉生產要素流動受阻，農村經濟結構單一，長期重“農”輕“副”有著直接的關係。要解決農村勞動力轉移和就業問題，必須優化農業內部結構，促進各業協調發展，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本文就此談一點粗淺的認識。

中國農村自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來，每年均有大量勞動力外流。有的年份，由於短期內有大量農村勞動力集中流動，甚至形成了“民工潮”現象，能否據此認為，中國農村已出現了大量的剩餘勞動力呢？其答案是否定的。因為：

（一）農村的勞動力剩餘僅只是農業上的勞動力剩餘。通常我們談到農業，主要是指種植業；而談到種植業，主要是指糧食種植業。這不僅是因為傳統習慣，更因為種植業和糧食種植業在當前農業和種植業中佔有較大比重。按照吸收勞動力的強度，糧食種植業屬於耕地密集型產業，這種產業佔有耕地比重大，而在單位面積耕地上需要投入的勞動量又較少，據有關部門測算，1991年，6種糧食作物平均畝用工14.2個，而棉花、油料、甘蔗、烤煙等作物平均畝用工分別為41.0、16.3、45.2、49.8個。中國是典型的人多地少國家，人均耕地僅有1畝多一點，耕地的主要部分不得不用於生產糧食。因此，中國農村在農業（主要是糧食種植業）生產中顯然有大量勞動力剩餘。然而，農業中還存在需要投入大量過去力的棉花、油料、糖料等經濟作物種植業；存在對勞動力吸收能力和較強和受耕地資源的制約的畜產品、水產品、水杲、花卉等農畜產品生產業農村中不僅需要農業第一產業，還需要並應大力發展加工業、運輸業、商業、服務業等二、三產業。這些產業由於經濟、社會、地域等方面的原因，並沒有充分發展。如果把發展這些產業需要的勞動力算上，農村勞動力剩餘就不會是一個普遍現象。

（二）農村的勞動力剩餘主要是現有生產條件下的剩餘?

目前，中國農村絕大多數地區仍然沒用幾千年來傳統的農業耕作方式，不少地區角從事簡單的商品生產。農業生產仍然是經濟再生產和自然再生產相互交織，對自然環境有著較強的依賴性。因此，農業生產中忙閑不均的現象經常存在。把目前農村中農民一個月過年、三個月種田、八個月休閑的勞作方式，自作是農村存在大量勞動力剩餘，是不科學的。因為，這種勞作方式是與以自然季節為轉移的傳統農業生產方式相適應的。如果說它是剩餘，也只是自然經濟意義上的剩餘。隨著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農業生產方式也在迅速發生變化。市場農業的興起，精耕細作、科學種田使農業生產從生產方式到生產內容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一些地區率先邁出了現代農業的步伐，大力發展以勞動密集型農業為主的專業生產，並在專業人生產的上大力發展農業產業一體化，通過農業產業一體化方式延伸農業產業鏈，發展農業產前、產後產業，有效地拓寬了農村勞動力的就業出路。實踐證明，凡是農業產業化搞 得好的地區，農村勞動力有少有剩餘。這就說明勞動力是否剩餘，是與生產方式緊密相連的。

（三）不能以“流動”判斷農村勞動力是否剩餘

農村勞動力“流動”既是農戶的一種生產行為，也是農戶的一種經濟行為，。農戶為了使其生產收入達到最大化，將根據經濟環境以及自身的資源善配置其各種要素。只要未達到生產要素的最優配置，未獲得最佳經濟效益，農戶就有動力支調節其生產要素的配置。當農戶當前的農業勞動力數量超過其生產要素最優配置所需的農業勞動力數量時，農戶就會調節其勞動力配置。這種調節的表現形式就是勞動力流支。“流動”是農戶追求最佳經濟效益的一種行為，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農業勞動力剩餘。中國十多年的農村改革，締造了千百萬個具有獨立勞動擇業權、產品處置權的農業勞動者。沿海地區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鄉鎮企業的迅速崛起，激活了勞動力、資金、技術等各種生產要素，為其流動創造了前提條件。黨的十四大確定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后，中國對外開放的力度進一步加大，經濟建設的速度明顯加快。在這種情況下，作為生產要素中最活躍因素的勞動力資源，必然流向效益好的環境，實現有效配置。因此，經濟不發達地區的農村勞動力向經濟發達地區流動，逐漸成為一種趨勢。

在80年代，中國東部與中西部之間，發展速度的差距尚不明顯，僅約高2個百分點；但90年代以來，東部的發展速度明顯加快，高出中西部6個百分點。東、中、西三大地區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從1978年的299：186：100，擴大到1994年403：190：100。占人口總數約40%的東部地區，其經濟總佔全國的60%。區域發展差距，在農村地區表現尤為明顯，以農村社會總產值指標度量，1980年三大地區的比值為288：195：100，而到1992年則擴大到504：200：100。反映到農民人均純收入上，東、中、西之比，也從1983年的144：126：100，擴大到1995年的200：131：100。在地區發展差距拉開的同時，城鄉收差距也呈不斷擴大趨勢。1978年，鄉村和城市的收入差距為1：2.34，到1984年一度縮小到1：1.71。此後再度拉開，到1995年，城鄉居民收差距已擴大到1：2.49，甚至超過了農村改革之初的水平，可見，地區和城鄉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引發了農村勞動力大量流動。農民收入增長遲緩，也是農村勞動力流動的重要原因。農村改革以來，中國農民的收雖然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但從分階段來看，中國農民收的增長速度卻呈階段性弟減趨勢。甚至個別年份還出現負增長。而年均增長率低的幾年，恰恰就是中國農村勞動力大規模流動的幾年。這難道僅僅是一種巧合嗎？當然不是。這正好說明風國農村勞動力振奮規模流動不是因為農村勞動力太多，而是在農業比較利益下降，收入下降后的一種現實的選擇。在80年代，農村非農產業的迅猛發展，很大程度上緩解了農村剩餘勞動的就業壓力。但是，進入90年代以後，由於鄉鎮企業的外部約束（如政策約束、市場約束、資源約束等）趨勢，內部管理機制中落後的一面逐漸暴露出來。不僅發展速度趨緩，而且吸收勞動力的速度也明顯下降。鄉鎮企業的發展已明顯出現所需資金增多而吸納就業能力下降的趨勢。1984年，鄉鎮企業平均每創造一個就業機會需佔用固定資產總值1444元，固定資產凈值1119元；到了1994年，分別增加為5503元和4324元。提高了2.8倍和2.9倍，1984年至1988年，鄉鎮 企業平均每年吸納農村剩餘勞動力1084萬人。而1989年至1994年，平均每年只吸納412萬人，這種情況意味著，農民繼續從農村非農產業的發展中獲取就業和收入的難度已越來越大，因而不得不外出，尋找新的空間。中國近年來出現的農村勞動力大規模流動，有著極其深刻的政治、經濟、社會原因。不能簡單地用農村勞動力大量剩餘來解釋，因為中國農業勞動力剩餘，並非始自今日。長期以來，農村中一直存在著大量的隱蔽性失業，然而為什麼在農村改革前沒有出現大規模的農民向外流動呢？更重要的是，既然流出的勞動力是農村的“剩餘”，為會么許多農村在“剩餘”的勞動力流也以後，會出現相當嚴重的農田拋現象，致使農業生產受到嚴重影響？顯然，“流動”並不是僅靠勞動力剩餘能解釋得了的。

農業勞動力轉移一直是發展中國家的一個重要目標。解決農村勞動力就業問題的現實途徑主要有兩 條：一是通過城市膨脹、工業擴張，發展二、三產業，創造非農就業機會來吸納農業剩 余勞動力；二是利用勞動密集取向技術發展農業，適當調整農業內部生產結構，推進農業產業化，使農業部門內就業得以深化，同時發展鄉鎮企業，為農村勞動力提供非農就業機會，實現農業剩餘勞動力的就地轉移。就中國國情而論，採用後者，即就地轉移農業剩餘勞動力的辦法，不失為一良策。因為：

（一）當前中國城鎮勞動力普遍過剩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就業問題歷來就是經濟發展中的一大問題。不僅每年新生成長起來的勞動力需要安置，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和黨政機構改革的不斷深入，企事業單位的富餘人員和機關冗員也需要再就業、再安置、這更加重了城鎮就業的負擔。80年代以來，每年都有300多萬城鎮勞動力難以找到工作。進入90年代，又有近2000萬企事業單位富餘人員和機關冗員需要再就業。據農業部測算，在目前4.33億農業勞動力中，約有1/3屬於剩餘勞動力，絕對量約為1.2 億人。隨著青年一代農民的成長，今 后每所還要新增600萬人上的勞動力入上述這個龐大的就業大軍。從目前經濟發達地區及大中城市能夠吸納的勞動力總數來扯，也只不過是1000多萬人，只是整個剩餘勞動力大軍的10%左右。因此單靠工業和城市的吸納、消化，根本不可能解決農村剩 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從一個比較長的時期看，解決農村剩餘勞動力的最佳選擇，應主要是挖掘農村內部潛力，依靠自己就地消化。

（二）農村勞動力素質較低，就業範圍小農村中的勞動力，大都是進入勞動年齡的人口自然形成，沒有經過勞動技能的方面的培訓，素質普遍較低，就業範圍小。據統計，全國4.33億農業勞動力中，文盲、半文盲和小學以下文化程度的就佔50%。如此低下的勞動力素質，根本無法用途城市和工業的現代化勞動，只能幹一些城市勞動力不願乾的工作。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進城農民，與世界各國現代化過程的進城農民還不一樣。他們儘管也參與到現代化進程之中，但他們始終沒有被城市所接納。一方面，城市由於經濟發展需要廉價勞動力，對農民進城持歡迎態度，願意接納他們。因為大量進城農民不僅為城市經濟發必提供了所需的廉價勞動力，而且還承擔了城市無人願干又必須有人乾的各種臟活、累活、危險活。另一方面，城市在社會體系中又拒絕接受他們，始終把他們當作“外來人”，這些進城農民無法獲得真實的城市市民身份，不能取得城市戶口，不能和城市職工同工同酬，峭能享受城市居民的各種福利待遇，如住房、醫療、就學等等。他們雖然生活在城市，但不是城市人，。他們的生活和工作受到一定限制，就業範圍相對較小。

（三）中國在有限國力下只能支持有限的職業和身份的人化

農村勞動力向城市和工業轉移，有一個本質性的問題，那就是從逐民參與勞動力市場競爭的最終結果看，是否由農業勞動者轉變成一個非農業勞動者，由農村居民轉變成為城鎮人口問題，即農民的職業分化和身份分化問題。當前為什麼呈現出農民流支規模大、分化程度的特點呢？最根本的制約因素是中國現實的基本國情，一方面是農民的相對量和絕對量都 很大，另一方面是社會總資本的相對量和絕對量都奶小。這就形成當前勞動力大量過剩與生產要素資料（包括社會基礎設施條件）嚴重短缺的矛盾。非農業部門吸納一個農業剩餘勞動力，必須有一定數量的生產資料（含資金）和社會基礎設施條件的投入。這個一定數量生產資料，是個動態的數字，由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工區和不同技術有機構成的部門決定。中國是一個經濟落後的發中國家，993年全國全社會僅完成固暄資 產投資11829億元。按當年現行匯率計算，大約為1460億美 元。就是說，中國人均只有123.2美 元擴大再生產的社會財力。據統計資料分析，1984年中國每 個農業勞動力和每個鄉鎮企業勞動力佔有資 產的差別為100：511，即1984年中國農民職業分化的單位成本，大體是5倍 於農業部門的成本。事實上，隨著非農業部門的成本和有機構碭的提高。加上通膨脹等諸多社會因素，農民職業分化的成本也在大幅度提高。據浙江省調查，1982年到1990全省鄉村以上鄉鎮企業人均資金佔有量，以年平均28.6%的速度遞增。人均資金佔用額 由1744元猛增到13036元，即南昌市了6.5倍。總之，城市和農村的非農業部門都 在加速技術進步，也存在相當多的剩餘勞動力，再加上人口自然增長的就業因素，真正能夠投入到農業剩餘勞動力分化的社會資本，是極其有限的。由此可見，中國在有限的國力制約下，只能支持有限的農民的職業及其身份分化。不能承受大量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工業和城鎮轉移。

（四）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城市轉移要承擔一定的成本和風險

中國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城市轉移之所以受到廣泛關注，主要是這種轉移會直接千百萬某些經濟和社會問題。交通運輸趨緊、城市社會服務沉重、農業領域出現某些資源浪費等等，通常被稱為遷移的負面效應，實際上就是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社會成本。勞動力轉移潮流的持續涌坳，還可能形成超越直經濟領域的另外一咱震蕩，甚至可能引發某些危機因素，這些就是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社會風險。除此而外，不能忽略的是，勞動者在遷移就業的過程中，個人還要承擔一定的成本和較大的風險。

這是因為，在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過程中，勞動者個人還有多項成本支村。一是交通方面的費用；二是管理費用；三是勞動者個人的基本生活費用；四是獨立生產經營的稅 費開支。因此，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勞動者個人要支付的遷移就業成本就比較高。在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過程中，勞動者個人還要承擔較大風險。不論新的就業區域和位置有多高的確定性，遷移者在生活和職業活動中的風險承載量都 要比不遷移者更大。這是因為遷移就業具有更大的探索性，既要在新位置上就業，還要在新環境中生活，將面對更多的不確定因素，處理一些沒有遇到過的問題，要與環境及其它社會因素髮生更多的摩擦，甚至衝突。這種風險，一是失業。如果遷移者原來屬於就地種植 業就業，儘管可能 處於就業不充分狀態，但失業是隱的，並不存在對於基本生活的那種壓力。在遷移過程中的失業則是顯性的，生活的壓力也是顯性的。遷移者在失業狀態下仍然要有必不可少的那部分消費支付，這是維持勞動者生存的基本條件。因此，失業狀態的遷移者隨著沉重的生存壓力。失業可能性的存在構成一種頗有威脅的風險。二是就業過程中的權益損失。由於遷移者的身份歸衙發生虛懸，同樣情況下其權益 更易受到侵害。主要是拖欠剋扣工資、工時過長、勞動條件差、獨立生產經營 受到種種干擾、基本人權得不到保障等等。這些實際上都是遷移就業者可能承擔的風險。這些風險多屬不合理風險，是不應該發生郵局是應當避免的。三是意外傷害主要是同遷移過程中的種種偶然因素導致的身體和權益的傷害。如傷病 及易於成為犯罪的侵害對象。近年來社會治安善不甚理想，流動人口集中的地區問題尤為嚴重。一方面一部分流動人口 參與犯罪，另一方面流動人口群體也更多地受到攻擊和傷害。一些搶劫、盜竊犯罪往往針對遷移者，一些流氓滋事也往往更多地針對遷移者。總之，遷移就業者在新的生活地區往往處於弱者地位，也容易受到更多的傷害。

當前，中國農業面臨三大問題：一是國家投入能力不適應農業發展的需要。政府對農業投入比例下降、絕對額有限，農業基礎脆弱，比較效益低下，發展動力不足。二是分散的小農戶經營規模不經濟，單純的原料性生產比較效益低，沒有競爭力，難以進入社會化大市場，在市場競爭中處於不利地位，成為市場農業發展的瓶頸。三是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農業產業被分割，農業部門留下產中環節歸讓工商部門，實行多部門“條條”管理，中間環節多交易成本高，致使農業比較效益低，成為市場農業發展的休制障礙。這三大問題，也是造成農村勞動力向工業和城市轉移的最直接原因。針對上村問題，各地進行了大量的探索。實踐證明，能夠突破小農戶瓶頸約束，排除傳統體制障礙，增強市場農業發展動力，解決農村剩餘勞動力就業問題的新路子和有效途徑是農業產業化。因為：

（一）農業產業化能優化生產要素組合和配置

農業產業化是農業組織形式和經營方式的一次重大變革和創新。其核心是：圍繞某主導產業或相關的若干骨幹產品，將產前、產中、產後諸環節聯結組合為一個新的產業體系，實行種養加、產供銷、貿工農一體化的經營。其實質就是把農業從原來的第一 產業領域擴大、涵蓋到第二、第三產業領域，通過某個農產品，把一、二、三產業有機地結合起來，促使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促使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促使農業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由於農業產業化是圍繞主導產業或骨幹產品而形成 的種養加、產供銷、貿工農一體化經營，其目的是為農戶和農產品進入市場架起橋樑，為農業形成大產業、進入大流通、獲得大效益創造條件，因而農業產業化具有明顯的開放性特點，它能夠實現“三個突破”：一是能夠突破所有制界限，實現國有、集體、個體、私營企業甚至外資企業等多種經濟成分的融合；二是能夠突破行政區域界限，實現本地與外地甚至外國的合作；三是能夠突破行業隸屬界限，實現農、工、貿、技、科、教等各個部門、各個行業的結合。這三個方面的突破，打破農業本身的局限性和封閉性，使生產要素得以在更大範圍內流動和重新配置，實現多形式、多層次、多元化的優化組合，給農業注入新的省略，增加發展後勁，最終提高農業的生產力。農業產業化也有助於促進社會經濟資源在農村和城市之間雙向流動。一方面，隨著農業產業化發展中主導產業規模的優勢的形成和不斷壯大，城市的先進技術、科技人才、資金、經濟信息等生產要素不斷流向農村；另一方面，城市大型工商企業作為龍頭企業，隨著經濟擴張能力的不斷增強，形成對農業剩餘資源（勞動力、資金等）的強有力的吸附，並拉動其向城鎮二、三產業分流和轉移。這種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的雙向流動，既促進了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又在事實上打破了城鄉二元經濟的格局，從而促進城鄉之間 的相互融合，加快城鄉一體化的進程。

（二）農業產業化可擴大農村勞動力的就業門路

農業產業化以市場為導向，以加工企業或合作經濟組織為依託，以廣大農戶為基礎，以科技服務為手段，將農業再生產過程聯結為一個完整的產業系統，實現種養加、產供銷、貿工農一體化經營，引導分散的農戶小生產轉變為社會化大生產。這是農業系統內與系統外市場機制相結合的資源配置方式；是市場農業自我積累、自我調節、自我發展的基本經營方式；是以多元參與者主體共同利益為基礎的經濟共同體。在產業一體化經營條件下，農業再生產過程的各個環節已不再孤立，成為緊密相聯的產業鏈條的不可分割的一環。在這裡，“農”是指包括種植業、養殖業、微生物開發利用及其他特殊生產在內的“大農業”；“工”是指以農副產品為原料的加工業；“商”是指與農產品運銷有關的國內商業和對外貿易；“產”是指初級產品的生產和成品製作；“供”是指生產資料供應和各種服務的提供；“銷”是指農產品及其加工品的運銷，包括收購、集貨、儲藏、運輸、批零銷售。把一個農產品升格為一個系列，使農業成為一個包括加工、流通在內的完整的產業系列。這就使農業從原來的第一產業領域擴大、涵蓋到第二、第三產業領域，把一、二、三產業有機地結合起來，有效地擴大了農村勞動力的就業門路，促使農村勞動力在農業、農村內部就業。

各地的實踐也證明，在專業化生產的基礎上大力發展農業產業一體化，通過農業產業一體化方式延伸農業產業鏈，增加農產品附加值，不僅由於其特有的利益共享機制使農業生產的利潤更高，還由於農業產前、產後產業的發展，拓寬了農村勞動力的就業門路，大幅度提高了農民的收入水平。農業產業化則近期和中期內實現農村勞動力充分就業，提高農民收的重要舉措。

（三）農業產業化是增加農民收的重要手段?

提高農業的經濟效益，增加農民收入和農產品的有效供給，是90年代中國農業發展的兩大戰略目標，也是解決農村勞動力向工業和城鎮轉移的根本措施。只有依靠農業產業一體化經營，才能更好地以市場為導向組織生產，增加對農業的物質和科技的投入，提高農業的產出率和商品率，從而達到增加農民收和農產品有效供給的目的；也保有依靠農業產業化經營，才能以資源優勢為基礎、以效益為中心，圍繞主導產業和支柱產品，組成貿工農各方參加的利益共同體，通過開展加工、購銷等，延長農業的產業鏈，提高農產品的附加值，從而使農業成為高效盈利產業。農業產業化通過科學技術的普及推廣和綜合運用，一方面可以明顯9提高農產品單位面積的產量；另一方面能有效地動員和組織社會各方面的力量，特別是大中型工商企業，立足整 個國土資源，向山、坡、水、溝和灘進軍，較大同度地增加對農業的投入，促進農業綜合開發，發展多種經營，從而擴大農業增產的途徑。農業產業化既可以降低經營農業的自然風險、市場風險和政策風險，又可以減少各種中間環節，節約流通費用，降低交易成本，從而明顯提高農業的比較效益。特別是一些龍頭企業通過與農民建立長期穩定的經濟契約關係，結成經濟利益共同體，農民除可以得到咱植業、養殖業的直接利潤外，還可台在一體化經營 體系內部通過利益分配，按照一定的方式和分割比例分享到加工、運輸業和商業服務業的部分利潤，使工農產品價格剪也差在經營 體系內部實現“支付轉移”，從而間接地增加收來源。此外，農業產業化還可以通過產業鏈的不斷擴展和延伸，既可以促進勞動力在農業內部進一步消化吸收，又可以促進其在城鄉之間、部門之間、不同所有制和不同產業之間相互流轉，從而擴大農民就業的門路，增加收入來源的渠道。

總之，農業作為一種弱質產業，貢獻產業，基礎產業，實施國家扶持的政策是必要的，但立足點應是自力更生，向內挖潛。農業產業化擴大了對農村經濟的物質、資金、?技術的投入渠道，提高了農產品的質量和市場競爭力，更重要的是使 農業延伸到二、三產業，把農產品的生產、加工、貿易和服務聯繫在一起，有效地挖掘了農產品的價值實現能力的現實選擇；也是增加財力，促使農業生產力發展和農民收入提高的必然選擇；更是解決農村勞動力向工業和城市轉移的理智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