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間派

雲間派主要成員同時善於填詞，所成派別被後人稱為“雲間詞派”，詞派編纂《幽蘭草》合集（陳子龍、宋征輿、李雯三人各一卷）、《倡和詩餘》合集（陳子龍、宋征璧、宋征輿、宋存標、宋思玉、錢榖各一卷），《清平初選》合集。早期雲間詞派推崇晚唐、五代、南唐、北宋詞，抑黜南宋。

以婉約為正，重詞之言情。入清后，宋征璧等人拓寬雲間派取法範圍，不再排斥南宋詞，而蔣平階則反其道而行，不僅和前輩一樣無視南宋詞，連北宋詞都被列入排斥範圍，使得取法範圍更加狹窄，造成不小的消極影響。

陳子龍（1608—1647），字 人中，后更字卧子，號大樽，為雲間派首席領袖，與 李雯、宋征輿被稱為“雲間三子”。崇禎十年進士，曾任紹興推官、兵科給事中等職，“甲申”國變后立志抗清，後事敗不屈，投水殉難。

陳子龍詩詞文賦兼工，詩歌方面，被譽為明代最後一位大詩人，朱東潤和施蟄存等人更是認為其詩歌代表明代詩歌最高成就，詞方面，陳子龍被公認為“明代第一詞人”；並對清代詞的復興造成巨大而深遠的影響。陳子龍策論散文別具一格，吳偉業認為其散文可媲美蘇軾、蘇轍兄弟（吳偉業《梅村詩話 陳子龍》：“其四六跨徐、庾，論策視二蘇，詩特高華雄渾，睥睨一世。”）。

陳子龍因為抗清而死，他的作品在死後一百多年一直是禁書，不能公開流傳出版，導致一些珍貴的明末別集刻本漸漸散佚甚至絕版，直到乾隆年間，乾隆表彰明代忠烈，陳子龍等26人獲得級別最高的“專謚”，謚號“忠裕”，他的作品才開始公開流傳，民間熱心人士和他的文學思想追隨者開始搜集刊刻他的全集。

經過王昶等人的長年累月的努力，陳子龍生前所寫的各種體裁的作品，多數被收集在清嘉慶八年（1803）刊行的《陳忠裕公全集》中，另外一部分文章收錄於《安雅堂稿》。《安雅堂稿》是明末刻本，為陳子龍自選文集，王昶等人發現這個珍貴刻本時，《陳忠裕公全集》已經刊刻完成且將付印，因此只好不將《安雅堂稿》收入，因此《陳忠裕公全集》是“非足本”，並非真的“全集”。

陳子龍有《屬玉堂集》、《平露堂集》、《陳李倡和集》（與李雯的詩歌合集）《湘真閣》、《三子新詩合稿》（與李雯、宋征輿的詩歌合集）、《焚餘草》（明亡后陳子龍學生王澐搜集的詩詞遺稿）諸稿，后在嘉慶年間被收入《陳忠裕公全集》。

陳子龍詞作今見於《幽蘭草》中《江蘺檻》一卷，《倡和詩餘》中《湘真閣存稿》一卷。《幽蘭草》存陳子龍詞五十五首，詞題多為“春風”“春雨”或“畫眉”“楊花”以至“閨怨”一類，都是明亡以前的作品，可見應該是與李雯、宋征輿唱和的產物。這一時期，三人的詞作在內容和風格上都很接近，不外傷春怨別、男歡女愛之作，如陳子龍寫閨中女子“裊裊花陰羅襪軟，無限芳心，初與春消遣”，李雯寫初夏景色“竹粉新粘搖翡翠，荷香欲暖睡鴛鴦。

正是日長無氣力，倚銀床”，宋征輿寫黃昏“碧煙散盡月朦朧，獨自畫樓人靜怯東風”，這類詞在內容上仍未脫明詞窠臼，但與一般陳詞穢語的明詞不同，雲間三子在語言上追求流麗婉轉，詞風傾向於妍麗委婉。然而，在經歷了明朝滅亡的變故之後，他們作詞的內容就發生了轉變，往往借景借時抒發家國之痛和身世之悲，如陳子龍《點絳唇·春閨》：

滿眼韶華，東風慣是吹紅去。幾番煙霧，只有花難護。夢裡相思，芳草王孫路。春無語！杜鵑啼處，淚染胭脂雨。

不難看出，作者借好景不常的自然現象表達出國家敗亡之後內心的悲痛。其絕筆詞更是直抒胸臆，凄愴動人，且看《二郎神·清明感舊》：

韶光有幾？催遍鶯歌燕舞。醞釀一番春，穠李妖桃嬌妒。東君無主，多少紅顏天上落，總添了數抔黃土。最恨是年年芳草，不管江山如許。何處？當年此日，柳堤花墅。內家妝，搴帷生一笑，馳寶馬漢家陵墓。玉雁金魚誰借問？空令我傷今弔古。嘆綉嶺宮前，野老吞聲，漫天風雨。

其中表現出來的慷慨悲涼之氣與早期詞作的妍麗柔婉已大不相同。

李雯（1607-1647）。李雯前期詞大多描寫秋天。後期詞作大多表現其凄苦心境，因為他被迫作了清朝的官，筆下時常流露愧疚之情，如：

“芳心謝，錦梭停舊織，麝月懶新妝。杜宇數聲，覺余驚夢，碧闌三尺，空倚愁腸”（《風流子·送春》），“沾惹忒無端，青鳥空銜。一春幽夢綠萍間。暗處消魂羅袖薄，與淚輕彈”（《浪淘沙·楊花》）。雲間詞風在新的歷史時期發生轉變還可以從夏完淳的作品中得到印證。

宋征輿(1618—1667)，字轅文，號直方，上海松江人，詞人。與陳子龍、李雯並稱“雲間三子”。明末諸生（俗稱秀才），明亡后先後考中清朝舉人、進士（順治四年進士），開始仕清。官至副都御使。著有《林屋詩文稿》（含《海閭香詞》等等）。《四庫全書提要》云： “征輿為諸生時，與陳子龍、李雯等以古學相砥礪，所作以博贍見長，其才氣睥睨一世，而精練不及子龍，故聲譽亦稍亞之雲。”。

宋征輿詞作也有不少精品，如《踏莎行》： “錦幄銷香，翠屏生霧，妝成漫倚紗窗住。一雙青雀到空庭，梅花自落無人處。回首天涯，歸期又誤。羅衣不耐東風舞。垂楊枝上月華明，可憐獨上銀床去！

清末著名詞人、詞學家譚獻在《篋中詞》中評曰：“何減馮（馮延巳）、韋（韋莊）？”

宋征輿是雲間詞派中最先填詞者，對促進雲間詞派形成有重大影響，雖然此後陳子龍的填詞成就超過他而成為盟主，但是宋征輿的開創之功卻不容忽視。

夏完淳 (1631～1647)，明松江府華亭縣（現上海市松江）人，明末著名詩人、詞人，原名復，字存古，號小隱、靈首(一作靈胥)，乳名端哥，是陳子龍的弟子。明亡后追隨老師陳子龍和父親夏允彝抵抗清軍暴行，抗清事敗殉難於南京，年僅十七歲。

夏完淳早期詩作多模擬之作，明亡之後，詩風變化，慷慨淋漓，《別雲間》、《精衛》《細林夜哭》等作品均是詩歌傑作。

夏完淳的作品先曾編為《玉樊堂集》、《內史集》、《南冠草》、《續倖存錄》等。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吳省蘭合編為《夏內史集》，頗有遺漏。嘉慶十二年(1807)，王昶、庄師洛編刻為較完整的《夏節愍全集》，14卷。1959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重加校訂，編印為《夏完淳集》，為今日較完備的通行版本。《獄中上母書》被選為台灣高中國文教材。

他在國變之前的詞作也不外“曉風重樓人未歸”“東風輕薄誤多情”之類，而一旦國難家仇當前，他的詞便勃發出沉鬱凄清之氣，如《一剪梅·詠柳》：

“無限傷心夕照中，故國凄涼，剩粉余紅。金溝御水自西東。昨歲陳宮，今歲隋宮。往事思量一晌空。飛絮無情，依舊煙籠。長條短葉翠蒙蒙。才過西風，又過東風。 ”

宋征璧（約1602～1672），字尚木，原名存楠，江南華亭人。崇禎十六年（1643）進士。入清，官潮州知府。有《三秋詞》。宋征璧是雲間詞派的重要成員之一。與雲間詞派盟主陳子龍的倡和影響較大。宋征璧還配合陳子龍等人編輯《皇明經世文編》，做出較大貢獻。

宋征璧早有詩名，在結識陳子龍前就已經匹馬入京師，與宛平王崇簡諸人互相倡和。天啟五年（1625年），宋征璧大約24歲，與當時17歲的陳子龍結交，頗受陳子龍推重。此後，宋征璧一直與陳子龍保持深厚的友誼，二者互相有相當多的贈詩，並在順治四年互相倡和填詞，對雲間詞派有很大影響。

宋存標(約1601-1666)，字子建，號秋士，別署蒹葭秋士，華亭人。崇禎間貢生，候補翰林院孔目。是編取《三傳》、《國策》、《史記》、《漢書》及諸雜史，摘其事迹而論列之。著有《史疑》、《國策本論》、《秋士香詞》、《棣華集》及雜劇《蘭台嗣響》等。《全清散曲》收其套數二十四首。

明滅亡之後，宋存標堅決不與清朝合作，選擇當遺民，是松江宋氏家族中極有氣節的一位讀書人。

宋存標少年即負才名，吳偉業在《宋子建詩序》稱“子建雅結納，擅聲譽，天才富捷，能為歌詩，勝游廣集，名彥畢會，每子建一篇出，無不人人嗟服。”（《吳梅村全集》卷二十八）

陳子龍曾經為他寫了詞集序言，即《宋子九秋詞稿序》：“宋子屏居大海之壖、春浦之陰，坐擁圖史，家擅絲竹，遺落世務，放意山澤。於是少皞司令，青女屆期，詠明月於陳風，誦秋水於庄叟。招髡孟之諧客，館威閭之佚女，授簡抽毫，引宮刻徵，所著詞三百篇，題曰《九秋稿》。……”

蔣平階，生卒年不詳，初名雯階，字馭閎，一字大鴻，別署杜陵生，明代地學家，松江人。諸生，故明御史，入清不仕。精通地學。著有《地理辨證注》、《水龍經》、《八極神樞注》等。同時是雲間詞派後期重要人物。關於他的文學風格，可見之於《晚晴簃詩話》：“大鴻堪輿大家，神解超邁，近百年來形象奉為圭臬。詩宗唐人，才力豐健，猶有幾社遺風。”蔣是明遺民，幾社人士，工詩詞，性豪雋。精堪輿之學，留心晚明史事，輯《東林始末》，康熙十五年前後仍在世，各家詞集中多見行跡。，字右箴，平階子。周積賢，字壽壬，亦華亭人。沈億年，字豳祈，嘉興人。蔣平階與周積賢、沈億年以及其子蔣無逸等多人詞作之合集合為《支機集》，沈億年在此集《凡例》中的一段話乃雲間詞派理論的一方代表。

董俞（1631—1688），清代文學家，字蒼水，號樗亭，又號蒓鄉釣客。江南金山（今上海市金山區）人。

董俞是雲間詞派後期代表人物之一，與錢芳標齊名，人稱“錢、董”。董俞著有《玉鳧詞》、《樗亭集》、《浮湘集》、《度嶺集》等。汪森評論董俞詞：“樗亭婉麗之什，源於清商諸曲，遂與子夜、歡聞況爽。若矯健疏宕處，則又歌行佳境，非學步辛陸者也。”清初柳洲詞人曹爾堪《玉鳧詞·序》云：“（樗亭）偶以餘暇工為小詞，無不抉髓花間，奪胎蘭畹。對清尊而惆悵，拾紅豆以纏綿，悅於魄而動於魂，古人之言豈欺余哉！吾黨之詞見稱於海內者，陳李前驅，轅文驂駕，俱已玉樹長埋，宿草可悼矣。尚木清華，蒓僧香麗，而或乘五馬以徙鱷魚，投三杼而棲白燕，近制寥寥，未易多得也。如子璧、崍文、子山、麗沖皆有專稿，為藝林膾炙，獨樗亭之詞出而同人退舍，莫與頡頏，由其神力震蕩，足以推倒智勇，開拓心胸耳。”

錢芳標，原名鼎瑞，字寶汾，一字葆馚，江南華亭人。康熙丙午舉人，官內閣中書。己未舉博學鴻詞。錢芳標是雲間詞派後期代表人物之一，與董俞齊名，人稱“錢董”。他的《湘瑟詞》以才氣見長，乃才人之詞。其詞格調疏朗，多隱逸之思。錢芳標的《湘瑟詞》和董俞的《玉鳧詞》標誌著雲間詞派的終結。

錢芳標是清初重要詞人。清代詞人有所謂“前七家”，即宋征輿（轅文）、錢芳標（葆馚）、顧貞觀（梁汾）、王士禛（漁洋）、沈豐垣（遹聲）、彭孫遹（羨門）、納蘭性德（容若）；加上李雯、沈謙、陳維崧，就是所謂的“前十家”。

明清易代之際的雲間派是一個地域性、家族性特點十分突出的文學流派，詩學詞學呈現家族承傳之宗風，如綿綿瓜瓞。雲間派堅守復古之堡壘, 詩學以漢魏盛唐為圭臬，詞學則胎息花間詞名家、南唐李後主和北宋婉約詞名家。然而雲間派在實學精神的召喚下，又能以大力掙脫復古之枷鎖，師心重情，刺譏現實。本書既注重對流派的整體把握，又突出個案研究。字裡行間既有抽象的理論思辨，又時時透現著感性的體悟。

雲間派是以同鄉關係為基礎，近似的文學主張和審美趣味為紐帶而形成的流派。雲間即今上海市松江縣的古稱，清代的松江府轄華亭、婁縣二邑。雲間派的代表人物陳子龍、李雯、宋征輿，都是華亭人，他們曾合寫詩集《雲間三子合稿》，因而被稱為“雲間三子”，雲間詩派的稱謂也由此而來。以雲間三子為核心的詞人群體，則又被稱為“雲間詞派”，雲間詞派在崇幀年間的倡和作品為《幽蘭草》，收陳子龍、李雯、宋征輿詞各一卷，順治四年的倡和作品為《倡和詩餘》，收陳子龍、宋征璧、宋征輿、宋存標、宋思玉、錢榖六人作品各一卷。早期雲間詞人除“雲間三子”以外，還包括宋征璧、宋存標、宋思玉、錢芳標、夏完淳、蔣平階等人。入清之後，隨著陳子龍、夏完淳的殉國以及李雯的去世，雲間詞派和雲間詩派總體上呈衰落趨勢，唯有董俞和錢芳標可算雲間派後勁。

雲間詞派是千年詞史上第一個詞派，影響波及明末清初五十多年，著名詞學家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三云：“昔大樽（陳子龍）以溫、李為宗，自吳梅村以逮王阮亭翕然從之，當其時無人不晚唐。”雲間詞派與康熙年間的陽羨詞派、浙西詞派和嘉慶之後的常州詞派一起，構成明清詞壇最有影響的四大詞派。除此四大詞派，尚有清初的柳州詞派、廣陵詞派、西泠詞派等較小詞派以及清末民國初的強村詞派（臨桂詞派），其中西泠詞派是雲間詞派旁支，而強村詞派成員多是常州詞派後勁，與常州詞派有很大關聯。

著名詞學家嚴迪昌認為一個詞派成立的標誌在於：有核心人物，有立派綱領。嚴迪昌和其他詞學家一樣，認為雲間派核心人物是陳子龍，同時認為雲間詞派立派綱領是陳子龍《幽蘭草詞序》：

“詞者，樂府之衰變，而歌曲之將啟也。然就其本制，厥有盛衰。晚唐語多俊巧，而意鮮深至，比之於詩，猶齊梁對偶之開律也。自金陵二主以至靖康，代有作者。或穠纖晚婉麗，極哀艷之情；或流暢澹逸，窮盼倩之趣。然皆境由情生，辭隨意啟，天機偶發，母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渾，斯為最盛也。南渡以還，此聲遂渺，寄慨者亢率而近於傖武，諧俗者鄙淺而入於優伶，以視周、李諸君，即有“彼都人士”之嘆。元濫填辭，茲無論已。明興以來，才人輩出，文宗兩漢，詩儷開元，獨斯小道，有慚宋轍。其最著者，為青田、新都、婁江，然誠意音體俱合，實無驚心動魄之處。用修以學問為巧辯，如明眸玉屑，纖眉積黛，只為累耳。元美取徑似酌蘇、柳間，然如鳳凰橋下語，未免時墮吳歌。此非才之不逮也。巨手鴻筆，既不經意，荒才盪色，時竊濫觴。且南北九宮既盛，而綺袖紅牙不復按度。其用既少，作者自希，宜其鮮工也。

吾友李子、宋子，當今文章之雄也。又以妙有才情，性通宮徵，時屈其班、張宏博之姿，枚、蘇大雅之致，作為小詞，以當博弈。予以暇日每懷見獵之心，偶有屬和。宋子匯而梓之，曰《幽蘭草》。今觀李子之詞，麗而逸，可以昆季璟、煜，娣姒清照。宋子之詞幽以婉，淮海、屯田肩隨而已，要而論之，本朝所未有也。獨以予之椎魯，鼎廁其間，此何異薦敦洽於瑤室，奏瓦缶於帝廷哉。昔人形穢之憂，增其跼蹐耳。二子豈以幽蘭之寡和，而求助於巴人乎。”

嚴迪昌先生認為這篇序言不僅是一篇重要的詞學論文，而且是詞學史上很可珍貴的一篇詞學文獻。這篇序言總結了文學體裁的流變和詞的變遷，總結明朝詞不如宋朝詞的原因，要言不煩，切中肯綮。更重要的是，這篇詞論將南唐、北宋詞作為填詞之正宗，確立了雲間詞派填詞風格，對雲間派乃至整個明末清初詞壇形成了重大影響。

顯而易見，甲申國變的確是造成雲間派詞風轉變的關鍵因素。那麼，在此前提下，能否得出“雲間三子詞風的轉變造成了清詞的中興”這一結論呢？還需要進一步討論。

陳子龍作《幽蘭草·序》，可以看作雲間詞派的理論綱領。其中寫道：

自金陵二主至靖康，代有作者，或穠纖婉麗，極哀艷之情；或流暢澹逸，窮盼倩之趣。然皆境由情生，辭隨意啟，天機偶發，母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渾，斯為最盛也。南渡以還，此聲遂渺。寄慨者亢率而近於傖武，諧俗者淺鄙而入於優伶，以視周李諸君，即有彼都人士之嘆。元濫填詞，茲無論焉。明興以來，才人輩出，文宗兩漢，詩儷開元，獨斯小道，有慚宋轍。

可見陳子龍推崇的是李煜、周邦彥等婉約一派，重視詞的抒情功能，追求純情自然的意趣，並且要求抒情婉轉含蓄，因此他批評南宋詞“亢率”“淺鄙”。他肯定“境由情生”，卻忽略了根本：情從何而來？既忽視了社會現實對詞人的影響。如果李煜沒有亡國之君的經歷，就不可能寫出感人至深的詞章；李清照南渡以後的詞又何嘗不是“境由情生”？而陳子龍認同的僅僅是晚唐北宋的婉約詞風，宋征璧也說“詞至南宋而繁，亦至南宋而弊”（《倡和詩餘序》），這就顯出雲間詞學觀念的局限性。陳子龍主張以比興寄託的手法抒發情志，《三子詩餘序》說：“夫風騷之旨，皆本言情之作，必托於閨襜之際，代有新聲，而想窮擬議。”說明他並未跳出傳統題材之外，但針對明詞纖弱淫靡的弊端，強調寄託“風騷之旨”，體現其文學主張的復古傾向，在詞的創作上他追求的是“直接唐人”從而“無慚宋轍”。同時，他也沒有擺脫視詞為小道末技的觀念，《幽蘭草·序》就說三子作詞是“趣其班、張宏博之姿，枚、蘇大雅之致，作為小詞，以當博弈。”《三子詩餘序》也說：“是則詩餘者……雖曰小道，工之實難。”

總之，陳子龍主張回歸雅正婉約的詞統，而意識深處仍然視詞為艷科小道。然而，與那些經世致用的文章和那些壯懷激烈的詩歌相比，詞確實是小道。問題在於陳子龍等人因為這個事實而在填詞方面沒有投入更多精力，使得詞作偏少，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清代詞人大多不善於寫文作詩，因此致力於填詞者多，使得清代詞總數量上多於明代，但是在質量上卻並不比陳子龍等人高明，直到清末，著名詞學家、詞人譚獻仍然認為“有明以來，詞家斷推湘真第一”，湘真，就是陳子龍的代稱。因此我們必須對雲間詞派復古以及“視詞為小道”這兩個事實予以客觀分析，而不應作出一面倒和想當然的結論。清詞號稱中興，但是本質上也是在復古，清詞中有些人抬高詞的地位，但是他們的詞卻仍被譚獻認為是低於陳子龍。可見，是否重視詞的地位以及是否復古都不重要，重要的在於填詞的水平。當然，在一種回歸前代的復古宗旨的指引下，新興的詞風也必然受到一些負面影響，其創作實踐必然受到前人的一些限制。由於早期雲間派追求的是晚唐北宋詞的格調，忽視自身所處的時代現實，從而禁錮了思維也限制了自身的創作。如同李煜、李清照一樣，雲間三子也親身經歷了巨大的社會變遷，然而他們卻沒能運用詞的形式將自己的情感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陳子龍的詩不乏揭露社會現實之作，而他前期的詞卻很少涉及同樣的內容。但是陳子龍後期詞的內容有了較大變化，雖然天不假年，但是卻已經憑藉《湘真閣存稿》中的29首精美的詞將雲間詞風推向一個新的境界。可惜歷史沒有為雲間派留下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夏完淳英年早逝，與老師同於順治四年（1647）殉難；李雯在這一年送父親靈柩回鄉，返京后病死；宋征輿則恰好在這年中了清廷的進士，冠冕堂皇地入仕。世事變遷，生死殊途，曾經盛極一時的雲間派隨著三子的離散而逐漸趨於沉寂，但是雲間詞派之影響卻一直影響了之後三四十年，例如清初著名詞人彭孫遹就說：“近人詩餘，雲間獨盛”，康熙初期，王士禛等人都是雲間詞派的忠實擁護者和追隨者，雲間派獨尊南唐、花間、北宋且廣泛影響清初詞壇的局面直到後來的朱彝尊和陳維崧宗立派，分別以南宋格律派和豪放派為宗旨，才逐漸。

有人認為後期雲間派的發展，更加顯示出雲間派是不可能造就清詞中興的。陳子龍的中門生蔣平階、沈億年、周積賢等人合著詞集《支機集》。沈億年在《凡例》中說：“詞雖小道，亦風人餘事。吾黨持論，頗極謹嚴。五代猶有唐風，入宋便開元曲。故專意小令，冀復古音，屏去宋調，庶防流失。”其觀點既出於雲間，又比早期雲間派推尊晚唐北宋更加偏狹，甚至於“專意小令”“屏去宋調”，獨取五代，這就使得詞境更加逼仄，雲間一派最終衰落。

但是必須注意的是，說雲間詞派引發清詞中興，只是說該詞派在清詞中興中的先鋒作用，而不是說這個詞派影響了整個清代的詞。雲間詞派的領頭作用是無法否認的，雲間詞派影響清初詞壇三四十年，也足以說明雲間詞派在清詞中興中關鍵的領頭作用，此後，朱彝尊為盟主的浙西詞派推崇姜夔、張炎等人的清空騷雅一派，陳維崧為盟主的陽羨詞派推崇蘇軾、辛棄疾等人的豪放派，雲間派推崇南唐北宋婉約詞派的影響自然大大削弱。惟獨以納蘭性德、曹貞吉、顧貞觀等人為核心的京華詞派仍然推崇南唐北宋風格，雖然不能算是被雲間詞派影響，但是在美學取向上卻仍然是認同雲間詞派，這一點也可以從納蘭性德和顧貞觀選輯的《今詞初集》中看出，這部詞集選雲間詞派盟主陳子龍的詞二十九首，位居書中所有詞人之冠，推崇雲間詞派之意甚為明顯，而選朱彝尊和陳維崧二人詞都未超過二十首，可以看得出納蘭性德等人對浙西詞派和陽羨詞派並不認可。

因此，說雲間詞派引發清詞中興，是有很大依據，而不是出於選家和評家的一面之辭。

雲間詞派是詞史上第一個詞派，是在元明二代的詞衰微近四百年之後出現的第一個接續南唐北宋詞傳統的詞派。由於雲間詞派重要成員陳子龍、李雯、宋征輿、宋征璧、夏完淳等人都是在明末清初活動，他們在詞方面的創作直接影響了清代詞。陳子龍、李雯、宋征輿、宋征璧等人持續倡和填詞，培養了一大批江南詞人，使得清詞中興具備了人才方面的基本要求。因此後代均將陳子龍等人視為清詞中興的開風氣者。著名詞學家龍榆生說：“詞學衰於明代，至子龍出，宗風大振，遂開三百年來詞學中興之盛。”

由於陳子龍高尚的品格和精深的文學造詣，江浙才士都對他非常景仰，當他與李雯及宋征輿、宋征璧兄弟開創雲間一派以後，松江府各縣群起響應，門生遍及江南，形成“近人詩餘，雲間獨盛”（彭孫遹《金粟詞話》）的詞壇景觀。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三云：“昔大樽以溫、李為宗，自吳梅村以逮王阮亭翕然從之，當其時無人不晚唐。”毛先舒《白榆集·小傳》云：“十子皆出卧子先生之門。國初，西泠派即雲間派也。”從吳偉業、王士稹到“西泠十子”，可見雲間影響之巨。其餘韻繚繞，數十年不絕，同郡後生張淵懿、田茂遇合編《清平初選》，成為雲間派的歸結之集。

雲間派倡導雅正、回歸晚唐北宋詞的傳統，對於糾正明詞纖弱卑靡之風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在當時影響甚大，不可忽視。有人認為：“詞體復興的過程就是詞的抒情功能得以充分發揮的過程，在重新強調詞的抒情功能方面，雲間派無疑有開創之功，但是，由於主觀認識和客觀時世的局限，雲間派未能完成復興清詞的重任。因此，只能說雲間派奏響了詞體復興的序曲。此後，陽羨、浙西諸派先後崛起，陳維崧、朱彝尊、王士禛、納蘭性德等名家輩出，流派分呈、蔚為大觀的中興景象才最終得以出現。”此話看似正確，但是首先必須注意的是，前人說雲間派開清詞三百年中興之盛，也只是強調其開風氣之先的作用，而從未認為雲間派可以影響清詞三百年，持此論著首先就誤讀了“開三百年中興之盛”的具體含義。其次，王士禛填詞成就明顯不如雲間詞派盟主陳子龍，陳維崧、朱彝尊雖然建立起各自的詞派，但是陳維崧的詞派影響只持續不到三十年，朱彝尊詞派雖然影響了一百多年詞壇，但是此派除朱彝尊、厲鶚之外，並無出色詞人，末流詞人更是落下“瑣細餖飣”之惡名，受到後起之常州詞派以及清末民初之王國維的嚴厲批評。所謂的流派紛呈背後，卻只是身為盟主的幾個詞人的孤單身影。至於納蘭性德，本身不屬於任何詞派，所推崇的填詞風格更是直接與雲間詞派契合，個人成就與陳子龍本身難分上下。因此，我們可以說雲間詞派的意義僅在於開啟清詞中興之門，卻無法認定此後出現的“流派紛呈”比明末清初的雲間詞派更高明。

明末清初，江南地區活躍著三個有影響的詩歌流派，即以錢謙益為代表的 虞山詩派，以吳偉業為代表的 婁東詩派和以陳子龍為代表的 雲間詩派。這三個詩歌流派的創作，代表了鼎革前後東南文壇以至那一時代詩界的最高成就，形成了一個文學高潮。這一高潮，是明詩發展的總結，也為清詩的發展開拓出宏衍的局面，而流派之間既各為營壘，自為旗鼓，又互相聯繫，道藝相通，成為詩歌史上引人矚目的一個現象。

在虞山、婁江和雲間三派之中，以幾社為依託的雲間派實際上開派最早，演變的過程也最為複雜。該社始創於崇禎二年，首事者六人，即夏允彝、徐孚遠、杜麟征、周立勛、彭賓、陳子龍，皆松江著名文士。其時“卧子子龍先生方弱冠，聞是舉也，奮然來歸。諸君子以年少訝之，乃其才學則已精通經史，落筆驚人，遂成六子之數”（杜登春《社事始末》）。可見其初陳子龍在幾社中並非中堅，然而在雲間派的發展過程中，陳子龍以其卓犖的才華走到了幾社的前台，成為雲間派的首席代表。

雲間詩派早期主要成員有陳子龍﹑李雯、宋征輿、宋存標、宋征壁等。稍後成員則有夏完淳、錢芳標、董俞、蔣平階等。其中夏完淳很特殊，雖為後期成員，卻與早期領袖陳子龍同年去世。但因為年紀小陳子龍23歲，所以仍列入後期成員。

雲間詩派以陳子龍、夏完淳最為傑出，二者的詩歌抒陳愛國抱負，慷慨悲壯。同時，陳子龍、夏完淳均文采斐然，善寫七言歌行，不獨以氣節為詩文特徵。除七言歌行之外，陳子龍還擅長七言律詩創作，而夏完淳則更擅長五言律詩。

雲間詩派是明末清初三大詩派之一，與錢謙益為核心的 虞山詩派、吳偉業為核心的 婁東詩派鼎足而三。但是因為陳子龍、夏完淳、李雯入清不久就去世，雲間詩派迅速衰落，直接影響比虞山詩派、婁東詩派小一些，但是雲間詩派倡導的“宗唐”取向以及他們對聲韻格調的重視，則又影響了婁東詩派領袖吳偉業。

從根源上考慮，雲間詩派與婁東詩派都是明代復古派的後期代表，遵循的都是以“前後七子”為代表的復古主義文學思想，而兩派盟主陳子龍和吳偉業也是至交好友。吳偉業詩歌風格的第一次轉變是由學習杜甫等人的沉鬱風格轉向學習六朝、初唐的辭藻聲韻，這明顯是受陳子龍影響，第二次轉變是由抒情詩轉向敘事詩，明末時的《洛陽行》受陳子龍《大梁行》影響，但是風格已有較大區別，偏向於元稹、白居易的敘事詩風格，這一變化與陳子龍有一定關係，第三次轉變是更加徹底地向元稹、白居易敘事詩風格靠攏，但仍然熔鑄六朝、初唐之辭藻聲韻，在“律化”方面走得更遠，這與陳子龍已經完全無關。從上面分析可以看出，陳子龍對吳偉業詩歌風格的轉變有過兩次影響，正因為此，同治年間詩人朱彭年賦詩評價吳偉業：“妙年詞賦黃門亞，復社雲間孰繼聲？一自鼎湖龍去后，興亡凄絕庾蘭成”。此詩認為吳偉業詩繼承了明末雲間詩派陳子龍之風格。（黃門，陳子龍曾任兵科給事中，黃門是“給事中”代稱。）

但是如同上面分析的那樣，陳子龍對吳偉業的影響只限於前兩次轉變，從根本上說，陳子龍雖然也寫短篇敘事詩，但是反對元稹、白居易模式的敘事詩，所以吳偉業的突破就在於對元、白二人的合理繼承而又在辭藻音韻方面與雲間陳子龍保持“同調”，因此形成獨具一格的“梅村體”，憑藉梅村體，吳偉業的婁東詩派在清朝的影響斷斷續續持續到清代末年甚至民國初年，王闓運、王國維等人都用這種方式寫過一些長篇詩歌，但是成就與吳偉業有較大差距。

因此，單純從嚴格的派系來分析，可以說雲間詩派在陳子龍殉國之後迅速衰落，但若從派系之間的內在影響分析，可以認為雲間詩風仍然伴隨著婁東詩派流風之波及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繼承。

至於錢謙益為首的虞山詩派的影響，主要在於反對單純推崇唐詩，提倡唐宋詩並重。雖然錢謙益等人反對前後七子以及雲間詩派的復古，但是錢等人本質上也是復古，錢謙益晚年的《投筆集》就是次韻杜甫的《秋興》（八首），比一般情況下的復古更加嚴重。後代學者和詩人對《投筆集》褒貶不一。陳寅恪認為《投筆集》勝過杜甫作品，實為誇大其詞。也有些人認為《投筆集》一味逞能，則又過於貶低。客觀說說，《投筆集》有其價值，但是若單純從文藝上說，並非上乘佳作。虞山詩派的影響歸根到底只是取法對象方面的影響，與文藝自身並無多大關聯。因此從文藝層次考慮，虞山詩派的影響力不僅不及婁東詩派，甚至不及雲間詩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