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基本叢書

先秦古籍稱“記”或“傳”的，均為一種特定的文體，是附屬於“經”的輔助資料。它的內容或闡發經文的意義，或補充經文之未備。《禮記》和與它性質相同的《大戴禮記》都是附屬於(禮經》——即今之《儀禮》的輔助資料。有的“記”直接附在經文之後。今《儀禮)十七篇，其中十三篇經文後附有“記”。這些“記”是最早的、與經文配合最密切的“記”。《禮記》四十九篇，《大戴禮記》八十五篇，是獨立成篇，而且是彙輯成書的“記”。

《禮記》既是(儀禮)的輔助資料，所以它的內容極大部分與《儀禮)相配合。根據各篇具體內容，(禮記》四十九篇可以分為下列三類：

一、與《儀禮》緊密配合的。如：《冠義》 、 《昏義》 、 《鄉飲酒義》 、 《射義》 、 《燕義》 、《聘義》、《祭義》、《祭法》、《祭統》、《喪服小記)、《大傳》、《喪大記》、《奔喪》、《問喪》、《服問》、《間傳》、《三年問》、《喪服四制》等。這些篇目，從篇題上就顯示出是與《儀禮》所述的冠、昏、鄉(飲酒)、射、喪、祭、朝、聘八種禮儀相配合的。也有篇題雖不顯示，而就其內容可知其屬於哪一種禮的，如：《檀弓上下》、《曾子問》、《雜記上下》等，均以闡述喪禮、喪服為主。

二、篇中綜述各種禮制，或補充《儀禮》未涉及的內容。如： 《曲禮上下》 、 《文王世子》 、 《禮運》 、《禮器》、《郊特牲》、《內則》、《玉藻》、《深衣》、《投壺》等。

三、與《儀禮》配合不甚緊密的。如《月令》、《樂記》、《中庸》、《大學》等。

這一類是極少數。這是《禮記》內容的大致情況。《大戴禮記》原八十五篇．佚四十六篇，現存三十九篇。從現存的篇目內容分析，它與《儀禮》配合的情況，大大不及《禮記》緊密。也可能已佚的四十六篇情況不是這樣，但現在很難詳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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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記》四十九篇不是一時一人之作。其中可考者，較多是孔子再傳弟子所作，約在戰國前期。如： 《中庸》：鄭玄《三禮目錄》：“孔子之孫子思飯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三禮目錄》見孔穎達(禮記正義》引。下同。)《曾子問》：曾子弟子所記。 《表記》、《坊記》、(緇衣》：《隋書·音樂志)引沈約(奏答》： “《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則為子思所作。《經典釋文·敘錄》：“《緇衣)是公孫尼子所制。”與沈約所說不同。《漢書·藝文志》儒家有《公孫尼子》一書。原注云：“七十子之弟子。” 《樂記》：鄭玄《三禮目錄》：“劉向所校得(樂記》二十三篇，著於《別錄》。今《樂記》所斷取十一篇，余有十二篇，其名猶在。”《隋書· 音樂志》引沈約《奏答》：“《樂記》取《公孫尼子》。”以上諸篇均為孔子再傳弟子之作。亦有作於再傳弟子之後者。如：《檀弓上下》：鄭玄《三禮目錄》：“此檀弓在六國之時。知者，以仲梁子是六國時人，此篇載仲梁子，故知也。”又《詩·都風·定之方中》孔穎達《正義》引鄭玄《鄭志)：“張逸問：‘……仲梁子何時人?’答日：‘ ……仲梁子，先師說(原脫“說”字)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按：毛公指為(詩》作《傳》的毛亨。舊說毛亨為苟卿弟子。如仲梁子略早於毛享，則亦戰國後期人。 《檀弓》引仲梁子語，是《檀弓》之作者，應在其後。(檀弓》或為戰國晚期之作。 《禮記》中亦雜有秦漢時之作。如： 《月令》：鄭玄《三禮目錄》：“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也。以禮家好事抄合之。……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 《王制》：《史記·封禪書》“(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作《王制》” 。孔穎達(禮記正義》：“王制之作，蓋在秦漢之際。知者，案下文云：‘ 有正聽之’，鄭云：‘漢有正平，承秦所置。’又有‘古者以周尺’之言， ‘今以周尺’之語，則知是周亡之後也。秦昭王亡周。故鄭答臨碩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又在其後。”’ 關於今之《禮記》及(大戴禮記》彙輯成書之時代和彙輯者的問題，從來有爭論。《漢書·儒林傳》沒有提及兩書彙輯的事，《漢書·藝文志》也未著錄。《藝文志》著錄禮十三家，其首三家書： “《禮古經》五十六卷。”按此為出於淹中及孔壁的古文《禮經》，亦稱《逸禮》。這五十六篇中有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的今文《禮經》(《儀禮》)相同。 “《經》七十篇。”原註：“后氏、戴氏。”按“七十”當為“十七”之誤。此十七篇為漢初高堂生所傳之今文《禮經》。後傳及后倉與弟子戴德、戴聖，立於學官。 “《記》百三十一篇。”原註：“七十子後學所記也。”按《經典釋文 ·敘錄》：“鄭(玄)《六藝論》云：“后得孔氏壁中，河間獻王 《古文禮》五十七篇，《記》百三十一篇，《周禮》六篇。”則《記》百三十一篇為古文之《記》，配合《禮古經》的。 《漢書·藝文志》只提到《古文記》，沒有提到《禮記》、《大戴禮記》。據現在能看到的記載，鄭玄是較早提到：戴德輯《大戴禮記》，戴聖輯《禮記》。孔穎達《禮記正義》在《禮記》大題下引鄭玄《六藝論》：“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又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記》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其後《經典釋文》及《隋書·經籍志》並言戴德刪《古文記》成《大戴禮記》，戴聖刪《大戴禮記》成《禮記》。 《經典釋文·敘錄》：“陳邵(原註：位元組良，下邳人，晉司空長史)《周禮論序》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為四十九篇，是為《小戴禮)。” (隋書·經籍志》：“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序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經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禮》。”后之學者對上述諸說，有辨其非者，如清戴震云：“《隋志》言：戴聖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謂之《小戴記》，殆因所亡篇數傅合為是言歟？其存者，《哀公問》、《投壺》，《小戴記》亦列此二篇，則不在刪之數矣。他如《曾子大孝》篇見於《祭義》，《諸侯釁廟》篇見於《雜記》，《朝事》篇自‘聘禮’至‘諸侯務焉’，見於《聘義》，《本命》篇自‘有恩有義’ 至‘聖人因殺以制節’，見於《喪服四制》。凡大小戴兩見者，文字多異。《隋志》以前，未有謂小戴刪大戴之書者，則《隋志》不足據也。”(見《清經解》卷五六五，《東原集》) 戴震論據確實，可破戴聖刪戴德之書之說。但仍有學者，信兩戴共同刪 (古文記》而成書者。如近人王國維云：“獻王所得《禮記》，蓋即《別錄》之《古文記》，是大小戴本出古文。《史記》以《五帝德》、《帝系》、《孔子弟子籍》為古文，亦其一證也。但其本不出孔氏，而出於河間。后經大小戴二氏而為今文家之學。後世遂鮮有知其本為古文者矣。”(見(觀堂集林·漢時古文本諸經傳考》。按(史記》於《五帝本紀》、(三代世家》、《仲尼弟子列傳》分別提到《五帝德》、(帝系》、《孔子弟子籍》三文為古文。今《大戴禮記》有(五帝德》、《帝系》。王氏想以此證明戴德曾刪(古 文記》。) 王氏說，“大小戴本出古文”，意即大小戴各刪《古文記》成大小戴《記》。此亦大有可疑者。一、河間獻王獻古文書，即入秘府，諸儒莫得而見。劉歆校書，成於哀帝、平帝之時。戴德、戴聖生卒年不詳，但知曾參力口宣帝末年(前49年)石渠之會，這時二戴已早為博士。前後相距數十年，二戴不可能刪《古文記》。清毛奇齡已辨其非：“戴為武、宣時人，豈能刪哀、平間向、歆所校之書乎?……況《前漢(書)·儒林(傳)》不載刪《禮》之文，東漢《儒林(傳)》又無其事。則哀、平無幾，陡直莽變，安能刪之。”(見《清經解》卷一六四，《經問》) 二、西漢諸經立於學官的都是今文家之學。劉歆曾建議把《左傳》、《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等古文經立於學官，遭到今文學家強烈反對。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亦指責今文學家“保殘守闕”。古今兩家壁壘森嚴，相峙攻詰。二戴為西漢禮學今文大師，立於學官，豈能刪取《古文記》作為今文家之學。又今《禮記》及《大戴禮記》中有引古文《逸禮》篇目及古文《周禮》之文，可知今之二《記》決非二戴所輯。 《禮記》中有《奔喪》，鄭玄《三禮目錄》：“實《逸曲禮》之正篇也。漢興后得古文，而禮家又貪其說，因合於《禮記》耳。”按 《逸曲禮》即《禮古經》，亦稱《逸禮》，為古文家之學。 《禮記》中有《投壺》，鄭玄《三禮目錄》：“亦實《曲禮》之正篇。 ”按此《曲禮》亦指《禮古經》。 《禮記．燕義》引古文《周禮·夏官·諸子》之文。《祭義》引 《周禮·地官·黨正》文。 《大戴禮記》引《禮古經》之《投壺》、《諸侯釁廟》。 《大戴禮·朝事》篇中引《周禮·秋官’大行人》文。根據以上所述，證明：一、大小戴不可能刪《古文記》；二、今之《禮記》、《大戴禮記》決非大小戴所輯。則王國維以為二戴本《古文記》而成為今文之學，其說亦不足為據。今之《禮記》、《大戴禮記》既不得輯於西漢，則必輯於東漢無疑。但可能也有一個發展過程。戴德、戴聖在西漢既立為學官，則除今文《儀禮》十七篇外，亦應有相應之《記》以教授生員。據今考知西漢時已有單篇的《記》。如：西漢宣帝時召諸儒集議於石渠閣。禮家通漢、戴聖參加。當時記錄禮經《議奏》三十九篇，今佚。唐時尚存，杜佑《通典》多處引《石渠議》，《議》中有引及《禮記》文。如：《通典》卷七十三，引《禮記·曲禮上》文；卷八十一，引《禮記·王制》文；卷八十五，引《禮記 ·雜記下》文。 《史記·六國年表》：“《禮》日：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與《禮記·曲禮下》文相似。《春秋繁露·王道》亦有類似之文。《漢書·韋玄成傳》引《禮記·祭義》及《禮記·喪服小記》之文。 《漢書·賈山傳》載賈山著《至言》，有引《禮記·祭義》之文。這些都是劉氏校書前已行世的《禮記》篇目。這些《記》當然是今文，亦即二戴用以教授生員的資料。當時共有多少篇，現已不可考知。大致數量不多，尚未彙輯成書。還有一種可能，這些《記》中有與《古文記》相同的篇目。因為《禮古經》五十六篇，其中有十七篇與今文《儀禮》相同。則《古文記》一百三十一篇中，亦應有一部分與西漢時今文家的“記”相同。正因為這些原因，所以劉氏校書，沒有列入著錄。西漢末王莽當政，於平帝時立《逸禮》及其他古文經於學官。則《古文記》一百三十一篇亦必同時傳授學員，並傳抄行世。二十年後，光武中興，古文經學官又廢，仍立今文經為學官。朝廷創建禮制，必須博古通今，今文 禮家不能再保殘守闕。古今文的界限較寬，家法不嚴。如章帝建元中，大會群儒於白虎觀，考論諸經異同。參加者均為今文學大師。而班固所撰《白虎通義》其中引古文經、疑。但可能也有一個發展過程。戴德、戴聖在西漢既立為學官，則除今文《儀禮》十七篇外，亦應有相應之《記》以教授生員。據今考知西漢時已有單篇的《記》。如：西漢宣帝時召諸儒集議於石渠閣。禮家通漢、戴聖參加。當時記錄禮經《議奏》三十九篇，今佚。唐時尚存，杜佑《通典》 多處引《石渠議》，(議》中有引及《禮記》文。如：《通典》卷七十三，引《禮記·曲禮上》文；卷八十一，引《禮記·王制》文；卷八十五，引(禮記·雜記下》文。 《史記·六國年表》：“《禮》日：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與《禮記·曲禮下》文相似。《春秋繁露·王道》亦有類似之文。 《漢書·韋玄成傳》引《禮記·祭義》及《禮記·喪服小記》之文。 《漢書·賈山傳》載賈山著《至言》，有引《禮記·祭義》之文。這些都是劉氏校書前已行世的《禮記》篇目。這些《記》當然是今文，亦即二戴用以教授生員的資料。當時共有多少篇，現已不可考知。大致數量不多，尚未彙輯成書。還有一種可能，這些《記》中有與《古文記>相同的篇目。因為《禮古經》五十六篇，其中有十七篇與今文《儀禮》相同。則《古文記》一百三十一篇中，亦應有一部分與西漢時今文家的“記”相同。正因為這些原因，所以劉氏校書，沒有列入著錄。西漢末王莽當政，於平帝時立《逸禮》及其他古文經於學官。則《古文記》一百三十一篇亦必同時傳授學員，並傳抄行世。二十年後，光武中興，古文經學官又廢，仍立今文經為學官。朝廷創建禮制，必須博古通今，今文禮家不能再保殘守闕。古今文的界限較寬，家法不嚴。如章帝建元中，大會群儒於白虎觀，考論諸經異同。參加者均為今文學大師。而班固所撰《白虎通義》其中引古文經、傳記的甚多。章帝建初八年下詔令諸儒選高才教授古文經傳(見《後漢書·章帝紀》)。因此糅合古今，已成當時風尚。傳大小戴《禮》者，在大小戴原有的單篇《記》的基礎上，廣泛搜輯。有輯自(逸禮》者，如上述之《奔喪》、《投壺》、《諸侯釁廟》等；有輯自其他古文書者，如《大戴禮記》之《五帝德》、《帝系》等；有輯自秦漢之作者，如《月令》、《=王制》；其中也必有輯自《古文記》者。王國維所說的：二戴本(古文記》，而成為今文之學，在西漢是不可能的，而在東漢卻成為事實。當時傳大小戴禮的兩家，他們所輯有同有異，因各仍以大小戴之名，名其所輯的《記》。據《後漢書·曹褒傳》云：“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又《經典釋文·敘錄》云：“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即今《禮記》是也。鄭玄亦依盧馬之本而注焉。”據《曹褒傳》，在後漢和帝(89—105年)時，已有《禮記》。其後馬融、盧植又有增刪，乃成今所存鄭玄注《禮記》四十九篇之本。至於(大戴禮記》，其成書亦應在東漢鄭玄之前。鄭玄融貫古今，為《儀禮》、《周禮》、《禮記》作注，三書合稱“三禮”，著《三禮目錄》。唐代《禮記》列入“九經”，孔穎達作《禮記正義》，學者傳習較廣。宋代學者以《禮記》中《大學》、《中庸》兩篇，編入“四書”，而“五經”中禮書列《禮記》而不列《儀禮》、《周禮》，宋儒之推崇《禮記》，於此可見。明、清亦以《禮記》為士人必讀之書。清人註釋者甚多，其中以孫希旦《禮記集解》較為通行。 《大戴禮記》鄭玄未作注，流傳不廣。至北周有盧辯為之作注，亦極簡略，很少有人傳抄研習，唐宋以來佚失泰半。至清代學者始為作校勘註釋。其遭遇不能與《禮記》相比。 《儀禮》、《周禮》、《禮記》、《大戴禮記》四部禮書，記載了大量 的有關先秦的典章、禮制、文物以及儒家的政治、學術思想。今天學習這些典籍，應該在掃除文字障礙的基礎上，破除舊的經學觀念，把“經”、“記”與其他古籍，都看作記載上古文化的寶貴史料。用歷史發展的觀點，互相參證，從而探索我國上古文化的史實。湖南嶽麓書社來函約撰《周禮》、《禮記》兩書譯註。事關整理、普及古籍，弘揚祖國文化，因勉力從命。奈以年邁、篇幅較巨，不敢獨任。因商請同好錢興奇、徐克謙、葉晨暉、張采民、魯同群五位同志，共同負責《禮記》譯註。在譯註中盡量吸取前賢研究成果，力求詮釋確切，深入淺出，俾有助於學習。初稿完竣，余通校一遍，並相與商榷，修改定稿。限於水平，錯誤在所難免，敬祈專家及讀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