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資源經濟學

自然資源經濟學（Natural Resources Economics）的思想，可以追溯到17世紀的威廉·配第，其著名的論語“土地為財富之母，勞動為財富之父”是資源價值論的最早萌芽。隨後18世紀到20世紀初，亞當·斯密、傑文斯、李嘉圖、馬歇爾等經濟學家從自由市場的“稀缺”層面研究了經濟與自然資源的關係，並得到了較一致的結論：自然資源的稀缺可以通過市場的價格機制得到解決。從20世紀初期，自然資源經濟學朝著兩個方向發展，一是自然資源學與經濟學的結合，把自然資源當作一門經濟學科系統來研究；二是繼承從純經濟學角度研究自然資源的優化配置問題。前者的開創者是美國的R．T．Ely和 E．W．Morehous，他們1924年合作出版的《土地經濟學原理》被認為是自然資源經濟學科建立的奠基之作。隨後，H．Hotelling1931年發表了《可耗竭資源經濟學》，提出了資源耗竭理論，即著名的“候太齡定律”。20世紀70年代末，隨著生態保護主義運動的不斷深入，資源經濟學研究進入了一個輝煌的時期。以CharlesW．Howe的《自然資源經濟學》為代表作，重點論述了自然資源的經濟問題，講述了自然資源的屬性、公享資源的管理、自然資源非市場效益的評價、稀缺度量、自然資源最優利用條件、項目經濟分析、帕累托效率。進入20世紀80年代，資源經濟學已經形成了完整的學科體系，出版了美國阿蘭·蘭德爾的《資源經濟學》，他認為：資源經濟學是微觀經濟學的一個分支，是研究自然資源和環境政策的一個分支，是研究自然資源和環境政策的一門應用經濟學，它是利用經濟學理論和定量分析的方法來揭示、分析、評價和指導制定關於自然資源和環境方面的政策。隨著數學分析方法和計算機的發展，數學分析方法在資源 經濟學中應用越來越廣。近年來，自然資源經濟學充分吸收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研究成果，重點研究資源環境價值計量、制度政策、自然資源的可持續利用等問題。

在另一發展方向，即純經濟學研究自然資源優化配置方面，庇古1920年在其所發表的《福利經濟學》中提出外部性問題解決的“庇古稅”方法，這成為政府管制自然資源供求的重要理論基礎。隨後，許多經濟學者普遍地在這個命題上，按“外部因素內部化”的經濟分析原理，進行具體的理論和應用研究。與“庇古稅”相對立，主張回歸亞當·斯密自由市場經濟學的[[自然資源配置理論]]是Ronald H．Coase創立的“科斯市場”理論。隨後，不少經濟學者相信，明確單一的產權安排已足以矯正外部性方面的市場失靈。但也有相當部分的學者深入研究后相信，交易成本過高將限制市場的形成，“庇古稅”等政府管制辦法在某些方面比“科斯市場”有優勢。學術界較為一致的結論是，引入外部性產權交易去對接政府管制能有效地提高資源環境經濟的運行效率。

我國資源經濟學研究起步較晚，20世紀80年代以前，對資源經濟問題的研究一般僅局限於自然資源綜合考察、區劃和地理研究。真正較系統地研究資源經濟學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鑒於中國經濟所處的過渡經濟體制特徵，長期以來，理論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自然資源的價格理論和自然資源的使用制度(主要是產權制度)研究兩大主題。 1984年，中國農業科學院牛若峰研究員以美國《自然資源經濟學》(1979年)和蘇聯《自然資源利用經濟學》(1982年)為基礎編寫了《資源經濟學和農業自然利用的經濟生態問題》。到1993年之前，倪祖彬先生、劉書楷教授、許滌新先生、馬傳棟研究員、黃亦妙、樊永廉教授、陳迭雲教授、黃鴻權教授、史忠良教授、程鴻研究員等先後編著了一些有關資源經濟問題的著作。所有這些研究工作，豐富和發展了我國資源經濟學，其中最明顯的一個特點是，較注重政府管理研究，忽視市場機制利用研究。1993年後，強調綜合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研究自然資源優化配置問題，研究大多集中在產權制度改革、引入市場機制和激勵性規制手段方面，包括公共資源補償機制、外部性激勵與抑制機理、資源代際管理機制優化、可持續發展經濟機制、環境經濟手段、排污權交易、經濟激勵機制、資源產權市場化等方面。縱觀我國資源經濟學的研究歷程，一方面體現了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由粗放型轉向集約型的特點，另一方面，也體現了我國經濟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特點，逐步與西方資源經濟學研究接軌。本文將主要對我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自然資源價值評估、自然資源產權制度、自然資源與經濟增長等研究領域的發展進行綜述。

在計劃經濟中自然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是無償的，同時也是低效率的。所以，自然資源價值理論研究必然邏輯地以自然資源有償使用的依據論述為起點，而對自然資源價值屬性以及價格決定的研究目的，在於為自然資源的有償使用提供量化的依據。從理論的發展來看，最初的中國資源經濟研究內容集中在對資源有償使用的論述方面，之後研究的重點逐步演變為自然資源的價值屬性和自然資源的定價理論研究，自然資源核算也是其研究的主要內容之一。

中國學者探討自然資源價值問題的理論起點是 馬克思的經濟學遺產。針對馬克思自然資源無價值的命題可歸結為四種不同的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自然資源無價值但有價格，自然資源的價格是 地租的資本化(胡昌暖，1993)；第二種觀點是完全否認自然資源無價值的命題。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論述是：“自然資源是有價值的。這種價值決定於自然資源對人類的有用性、稀缺性和開發利用條件。我們設想可以在有關自然資源的財富論、效用論、地租論的基礎上確立起自然資源價值觀和價值理論。這樣確定的自然資源價值或價格，應該包括兩個部分：一是自然資源本身的價值；二是社會對自然資源進行的人財物投入的價值。前者，可根據地租理論確定，後者可根據生產價格理論確定。”“自然資源再生產過程是自然再生產過程和社會再生產過程的結合。按照現行的生產價值理論，只會考慮社會再生產過程，而不考慮自然再生產過程，這是不對的。對自然資源的定價，應兼顧這兩個方面，即按完全生產價格等於地租加成本再加利潤的原則來確定。”(李金昌等，1990)。第三種觀點是在肯定勞動價值論的前提下，認為自然資源在人類經濟社會初期沒有價值，但在當代卻有價值L3引。第四種觀點認為，將地租同代際補償問題聯繫起來，地租就是自然資源的價值。“將與自然資源相聯繫的代際關係概括為：上一代人用自然資源替代或節約了勞動和資本，下一代人用上一代人節約的勞動和資本替代已經耗竭或退化了的自然資源。自然資源的代際均衡條件是，當代人積累的地租能夠補償將來發生的使用者成本。”它從代際關係的角度拓展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還有一些學者更是提出了自然資源多價值理論或“綜合價值論”，認為自然資源具有存在價值、經濟價值和環境價值 (徐蒿齡，1995)。沈大軍(1999)對水資源價值內涵的分析則將水資源價值描述為一個包含產權價值、稀缺價值和勞動價值的價值體系。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價值理論是主觀效用價值論。持這一觀點的中國學者一般本著一種“默許”的態度。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西方經濟學效用價值論的主要分歧領域之一便是自然資源的價值、價格問題，對這兩種理論的比較與綜合是資源經濟學需要解決的理論問題之一。

所謂自然資源定價就是根據價格理論確定自然資源價格。基於對自然資源價值理論的認識，目前價格理論主要有兩種：馬克思主義的價格理論和市場經濟價格理論。前者的核心是勞動價值論，它認為價格是價值的表現形態，價值是價格的基礎，制定價格必須以價值為基礎，而價值量的大小決定於所消耗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多寡。任何商品的價格都可用下式表示：P=C+V+M(式中：P為價格，C為已消耗的生產資料價值，為勞動者為自己的勞動所創造的價值，M為勞動者為社會所創造的價值)。後者的市場經濟價格理論的核心是效用價值論，它認為在市場經濟中，決定市場價格的是供給和需求。任何商品的實際的市場價格是供給和需求相等時的價格，即均衡價格。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指出：租金是使用缺乏彈性的生產要素的報酬。可以認為，資源(如土地一類可出租帶來租金的資源)的租金是缺乏供給彈性的任何一種資源的服務價格，假設資源在其餘下的使用年限內可出租給生產者，那麼它的所有者可望獲得一系列的租金收入，這一系列租金收入的貼現值可以用來估計該項資源的現期價值。估計模型建立如下：

其中：Vt為未來資源租金收入在t年的貼現值，即t期資源價值的現值；QT為各期預期開採量；NT為單位資源的租金；r為貼現率。

為實現資本投資收益最大化，資本在不同生產要素之間不斷發生轉移，直到在各要素上實現的利潤率相等，則應有：

Nt + 1 = Nt(1 + r)

進一步，可得：

比較Vt與Vt + 1，兩期開採總量相差不大，單位租金Nt + 1 = Nt(1 + r)，可以發現t+1期資源價值或價格高於t期，解釋為某一資源的價值或價格隨著消耗引致的稀缺性不斷上升。

主要包括影子價格模型、邊際機會成本模型、均衡價格模型、效益換算定價模型等。

影子價格是針對現實市場價格的缺陷，為實現合理分配稀缺資源而提出的一種理論價格。從資源有限性出發，以資源充分合理分配並有效利用作為核心，以最大經濟效益為目標的一種測算價格，是對資源使用價值的定量分析。影子價格的高低只取決於自然資源的稀缺程度和供求關係。例如對於數量無限的資源，影子價格為零，而稀缺資源的影子價格就高。理想的影子價格，如果是靜態離散的，可用最優線性規劃的對偶求得；如果是動態連續的，可用拉格朗日乘數計算。影子價格反映了資源的稀缺程度，為資源的合理配置及有效利用提供了正確的價格信號和計量尺度。自然資源的影子價格可以根據上述有關理論進行測算。但是，影子價格只反映某種自然資源的稀缺程度和自然資源與總體經濟效益之間的關係，只包含了開採成本、利潤和一定的稅金，並沒有包括資源本身的價值。

供給和需求是自然資源價格水平形成的兩個最終決定因素，其它一切因素，要麼影響供給，要麼影響需求，要麼影響價格。自然資源在某個特定時刻的價格取決於資源需求者之間的競爭，取決於資源產品的價格。當然，資源產品的價格波動是難以預期的，它取決於對未來事件的預期，即取決於利率、資源產品的未來需求與剩餘存量的預期。資源產品市場一直受到引起新預期的新信息的衝擊。另外，市場結構的變化對資源產品價格變化的影響也相當明顯。如果不考慮資源開發利用相關的外在成本與收益，完全競爭的市場可以實現資源最佳配置。

機會成本的概念是[[新古典經濟學派]]提出的。用機會成本確定自然資源價格，不僅意味著將一部分資源開發利潤計人成本，也意味著必須將未來所犧牲的收益計人成本。在無市場價格的情況下，用機會成本來間接計算資源價格，是一個可行的方法，因而機會成本理論被廣泛地用於自然資源定價。其中邊際機會成本定價模型就是較為先進和流行的一種。

邊際機會成本(MOC)理論認為：自然資源的消耗使用應包括3種成本：①邊際生產成本 (MPC)，它是指為了獲得資源，必須投入的直接費用；②邊際使用者成本(MUC)，即將來使用此資源的人所放棄的凈效益；③邊際外部成本 (MEC)，外部成本主要指在資源開發利用過程中對外部環境所造成的損失，這種損失包括目前或者將來的損失。上述3項可以用下式來表示：MOC=MPC+MUC+MEC。該理論認為：MOC表示由社會所承擔的消耗一種自然資源的全部費用，在理論上應是使用者為資源消耗行為所付出的價格 P，即P=MOC。而當PMOC時會抑制正常的消費。

MOC將資源與環境結合起來，從經濟學的角度來度量使用資源所付出的全部代價，它彌補了傳統的資源經濟學中忽視資源使用所付出的環境代價以及後代人或者受害者利益的缺陷，可以說是一個新突破。另外，MOC可以作為決策的有效判據用來判別有關資源環境保護的政策措施是否合理，包括投資、管理、租稅、補貼以及自然資源的控制價格等。但將其應用於自然資源價格測算仍存在著嚴重的缺陷，主要表現在：①應用較困難。在公式 MOC=MPC+MUC+MEC中，MPC的獲取比較容易，而MUC、MEC則比較困難。②缺乏可比性。由於同一資源在不同地區MUC、MEC的計算的內容方法不同，使MOC缺乏可比性，難以進行時空分析和從宏觀上把握資源價格的變化。

它是基於人們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既會給人類帶來經濟正效益，也會造成環境負效應的認識，通過自然資源在市場上的價值表現，將兩種效益進行換算，通過直接或間接的市場價格來估算自然資源和環境資源的經濟價值的定價模型。該理論模型由一系列以市場為主的價值評估方法組成。根據市場信息完備與否，可分為直接市場方法(收益現值法、生產率變動法、疾病成本法和人力資本法、重置成本法、預防支出法等)、間接市場方法(後果阻止法、保護費用法、旅行費用法、工資差額法等)以及以調查為主的主觀性較強的模擬市場方法(直接詢問調查法、間接詢問調查法、德爾斐法等)。除了模擬市場法採用問卷調查外，以上每種定價方法都有其特定的經驗模型或具體模型。其中較為常用的模型有：收益現值模型、疾病成本和人力資本模型、旅行費用模型、資產價值模型等。

我國學者李金昌先生在綜合效用論、勞動價值論和地租論的基礎上，建立了獨具特色的自然資源的定價模型。該模型的基本內容是：自然資源的價值P包括兩個部分：一是自然資源本身的價值，即未經人類勞動參與的天然產生的那部分價值P1；二是基於人類勞動所產生的價值P2：。即：P = P1 + P2。根據地租論，設R0為基本地租或租金；a為代表自然資源丰度和開採利用條件即地區差別、品種差別和質量差別的等級係數，則該自然資源的地租或租金R = aR0； I為平均利息率，則該自然資源本身的價值P1 = aR0 / I；P2可以根據生產價格理論來確定。該模型符合完全的生產價格應該等於成本加利潤再加地租的原則，尤其是從資源租金角度把自然資源本身的價值考慮進去，使自然資源本身的價值有所體現。但考慮到其定價方法前後所依據的經濟學理論互相矛盾，如勞動價值論和效用價值論等，可能影響該模型的內在統一性和嚴謹性。

自然資源價值是自然資源核算的基礎，如何將自然資源納入國民經濟核算體系，近年來已成為資源經濟學領域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最近10年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先後開展了改革現行國民核算體系的研究，我國也積極進行了探索，並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其中，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組織國內有關單位，與世界資源研究所開展的《自然資源核算及其納入國民經濟核算體系》課題研究，具有代表性。其自然資源核算體系大體上分為三個層次：一是對土地、淡水、森林、煤炭、石油等每一類自然資源進行實物和價值核算，以反映各類資源的增減變化；二是進行自然資源的綜合核算，以價值量的形式反映自然資源總量的增減變化；三是把自然資源核算納入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以便全面反映國民財富的增減變化，資本形成規模，以及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生產凈值的實際狀況。結合我國實際，今後自然資源核算的研究應注意以下幾方面： ①規範自然資源核算的分類。根據國際通行的自然資源核算標準，參照國民經濟行業分類標準代碼、聯合國統計署關於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中的帳戶分類標準以及我國土地、林業、水利等部門的相應資源分類標準，對我國自然資源進行科學分類。②對自然資源核算表式、帳戶形式進行研究，解決各類帳戶之間的相互銜接問題。③完善自然資源核算內容。建立自然資源核算統計指標體系，不能直接套用社會經濟統計指標體系，而應根據可持續發展思想及自然資源的變化規律，來確定自然資源核算指標體系的項目、數量、統計口徑、計量單位及計算期間，同時注意自然資源核算指標體系與社會經濟統計指標的相互銜接，體現統計大核算的風範。④ 對自然資源核算計價方法研究。無論是國際還是國內，自然資源核算的實物量核算有一定的研究基礎，而價值量核算是進行自然資源核算的難點，解決這個難點的關鍵在於其價值量核算的科學性，這是進行自然資源核算的前提。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從一開始客觀上是向著市場化方向進行的，20世紀90年代更是明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在這樣的背景下，對自然資源使用制度的研究基本上分為兩大部分：其一是自然資源使用制度研究，其核心內容就是以自然資源有償化使用和自然資源市場化為方向的制度變遷分析；其二便是對自然資源產權市場建設的研究。

自然資源使用制度，是自然資源開發利用過程中涉及資源與保護和產權諸方面的經濟政策、法律制度和行政管理制度的總和。我國自然資源使用制度研究主要集中在市場化改革方面。通過對我國資源傳統產權制度進行制度經濟分析，可以看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以前，資源產權制度類型主要為公有制基礎上的工資契約制度和集體分成制度。兩種類型在本質上都屬於多層代理經營關係，容易產生“政府代理失效”，造成資源的配置效率極低。作為自然資源的公共產權主體，國家不僅對資源擁有積極的權能，既可以佔有、使用、收益和處分資源，也可以行使其消極的權能，即排除一切非法的侵犯。但國家是個抽象的、不清晰的集合，權利無法被具體界定到某個人，因而，要切實行使自然資源的所有權，國家必須把這一所有權委託給中央政府；而中央政府不可能直接控制那麼多的資源，所以又必須委託給中央政府各部門和地方政府去管理；各部門和地方政府又不可能事無巨細地全面控制和管理這些資源，它們必須尋找代理人——自然資源管理部門直接管理。這樣，自然資源的產權必然被層層委託給眾多具體代理人去行使，其間必須經過很多中間環節。然而，國家及其各級委託代理人都有著不同的行為和利益目標。每個環節的代理人與它的委託人的利益目標都可能存在差異，從國家到最後代理人，這種利益目標差異可能會越來越大。這樣，就存在著代理人行為嚴重背離自然資源公共產權主體和終極所有權人利益的可能。為了協調自然資源各級代理機構的目標，督促它們恪盡職守，國家還需設立相應的協調、監督機構。同代理機構一樣，各級協調、監督代理機構及其組成人員都有著各自的行為目標，其目標可能既有經濟性的，又有政治性的。因而，各級代理人和協調、監督機構在履行職責時，必然要作利益衡量，而衡量的標準是自己的利益目標。當行為結果符合自己的目標時，就會積極行動，自然資源公共產權主體的委託目標就會實現，公共產權主體的所有者的地位得到維護；反之則相反。這裡存在著信息不對稱、代理者被俘虜、代理者有限理性及代理者創租賣租等政府失效和代理失效問題。其主要原因是代理者的機會主義行為。

20世紀80年代進行的資源產權制度改革大大地降低了監督成本，但資源的維持成本以及流轉交易成本很高。90年代，新制度經濟學傳人國內。同時，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得到進一步深化，在指導思想上也明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在這樣的理論和實踐背景條件下，自然資源經濟研究集中於利用現代西方新制度經濟理論尤其是產權理論對我國自然資源的傳統管理制度進行分析，並提出了各自的產權制度模式。隨著我國向市場經濟漸進步伐的加快，我國自然資源產權制度也發生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制度變遷。這種漸進的變遷可以分為三個歷史階段，即從公有產權“完全”所有階段——開發利用產權無償授予階段 ——開發利用產權有償獲得和可交易階段。其中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有特定產權制度安排，總體上制度變遷在向有利於自然資源合理配置的方向漸進。無論從資源配置效率，還是從制度變遷角度進行分析，其結論都表明市場化是我國自然資源產權制度改革的方向。但不可忽視的事實是，橫向和縱向的數據比較表明，我國自然資源產權市場配置的效率是低效的。這可從每年發布的環境公報中得到證明，並可從近些年我國環境國際競爭力的排名在排名國家中連續多年排在倒數幾位甚至倒數第一位中得到佐證。

從資源經濟學的角度看，對自然資源的保護應是“使自然資源在時間上的配置對社會最優”。由於私人最優與社會最優的條件是有差別的，加上可再生自然資源本身所固有的特性，決定了自然資源在自由市場中的個人最優配置與社會最優配置之問存在著巨大的偏差，私人最優會背離社會的高效率配置，且不能保證代際平等。此外，最優配置原則在配置動態發展的自然資源時，對很長時間範圍的利率適用性、風險、不可逆性等問題，市場機制還難以發揮作用。因此，對涉及很長時間範圍、具有大量不確定性和不可逆性、並且缺乏市場機制發生作用必要條件的自然資源管理的決策問題時，保護主義者處理方法中固有的謹慎、反對冒險和採取自我剋制的精神，還是值得提倡的。

在我國自然資源產權市場化改革方向已成為共識的情況下，理論界對自然資源產權市場具體模式、機制的分析研究逐步展開。對於資源產權市場的性質，主流的觀點認為應該是使用權交易市場。在我國，資源屬於國家所有，使用權交易市場的性質是符合這一所有制前提的。關於資源產權市場的結構，考慮到我國資源和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應是一個多層次的權力關係體系：包括國家有償出讓資源經營權給資源經營者，資源經營權在經營者之間的流轉等層次。

王萬山(2003)從自然資源產權市場交易的三個層次，即初始產權界定、交易權規定和交易制度安排上綜合研究了我國資源產權市場的制度優化建設途徑，提出了三步連續而漸進的制度改變策略：第一，建立市場化的資源公共產權規制模式；第二，在現有的資源所有權安排條件下，實現資源使用權和經營權的市場化；第三，實行多元化和市場化的資源所有權制度，形成公私產權對接的完善的資源產權混合市場。根據自然資源產權多樣化特徵，應分門別類建立起多樣的所有權體系，建立和健全具有權威性的自然資源管理機構，利用產權制度規範自然資源產權市場的建立和運行。對於產權界限比較清晰的自然資源，應在平衡公共利益和所有者與使用者利益前提下，根據其使用、經營的公共性和外部性大小，將自然資源的所有權分配或拍賣給不同的產權主體；對於產權邊界模糊而難以界定、外部性很大的自然資源，應繼續以公共產權主體為所有者，但需要改變目前政出多門的所有權結構，由統一的政府機構組織作為單一的所有者來管理，以減少相互危害的外部性。其間可考慮建立政府監督管理和委託代理制度，從而實現對各類型自然資源的有效管理。這一研究的意義在於為我國自然資源政府管制與市場對接的混合市場安排提供了理論依據，對我國至今仍然保持強大“計劃”慣性的自然資源管理體制如何引人市場機制以建立政府一市場一企業(農戶)相融合的中國自然資源“混合市場”制度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與上述觀點不同，有學者認為我國資源產權市場屬性應是所有權交易市場。其理由主要有：(1) 自然資源所有權交易是自然資源成為商品，最終成為資本和資產的前提；(2)自然資源所有權交易是廠商實現利益最大化、政府代表公共選擇的保證。這一觀點提出了兩個重要的理論問題：所有權經濟上的實現與市場的關係，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相容問題。其中公有制經濟與市場經濟相容問題是整個國有企業改革的一個重要課題。從國際資源利用的制度主流來看，大多數國家還是建立以資源國有為基礎的產權市場。

一個國家自然資源開發利用狀況和科學研究方向通常與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狀況是相對應的，這是資源經濟學研究的時代特徵。在經濟相對落後的條件下，自然資源開發利用往往是粗放型的，自然資源與經濟增長的關係表現為，通過自然資源數量上的開發利用來促進經濟的快速增長，經濟增長方式表現為對資源的嚴重依賴，是資源依賴型的增長方式。隨著經濟的增長，國家的工農業生產水平和科技水平會有所提高，同時自然資源同經濟增長的矛盾開始變得突出起來，資源獲取的成本上升。在這樣的背景條件下，單純依靠資源的大量投人與消耗來實現經濟增長變動困難重重，在生產要素數量投人的基礎上注重技術進步的作用，提高要素的技術含量，生產高附加值的產品，走內涵式的擴大再生產道路，就成為了現實經濟生活的必然，即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對資源的開發利用也就由粗放型轉向集約型，在實現經濟增長目標時，自覺將自然資源因素納人到經濟增長體系中去，減少經濟發展對資源的依賴。在理論研究方面，近年來，隨著內生 經濟增長理論的提出與可持續發展研究的深入，資源環境問題與經濟增長關係的研究成為了資源環境經濟領域研究的重要方面，並提出了資源環境約束下的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和模型。其意義在於，將污染環境和破壞資源而必須支付的環境資源成本納入生產函數，得出最優可持續增長路徑。我國學者根據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實際，借鑒國外研究成果，提出了考慮自然資源和環境的經濟增長模型。

焦必方(2001)把環境作為經濟增長的內生變數，構建了一個環保型內生經濟增長模型：U(Y,a) = AKαHβ(uL)1 − α − β − C(a)

其中，U(Y,a)為效用函數，Y為長期的產出增長率，A為技術進步，K為物質資本積累，H為耗竭性資源，L為人力資本，A、K、H、L均為經濟增長的內生變數，u為每個生產者從事生產必須的一定比例的時間，C(a)是環境的負效用或環境的污染成本。0 < α < 1,0 < β < 1,1 − α − β > 0,C(a) > 0,C^"(a)>0。

從上式可以看出，要在環境保護的前提下實現經濟增長的目標，使效用函數極大化，至少必須注意兩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必須充分合理地利用耗竭性資源，在此基礎上，使AKαHβ(uL)1 − α − β取得極大值，這是保持經濟持續增長的前提；第二，須將因污染環境而必須支付的環境成本納入生產函數，體現環境資源的稀缺性，消除其外部性。

範金(2002)基於Olson(1990)、Museand Lines(1995)以及RubioandGeotz(1998)的研究思路，建立了基於廣義資本，即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生態資本的最優經濟增長模型，並得出了一些有益的認識：存在唯一的一條可持續發展下的最優經濟增長路徑。沿著此均衡路徑，生態資本最優分配的必要條件是生態資本的邊際生產力等於其邊際成本；從世代交疊角度，每一代的邊際時間偏好率必等於其所面臨的物質資本的利息率；勞動分工的結果是：個人將調整其生態產品和非生態產品的生產一消費行為，使得系統趨於均衡。在此調整過程中，交易效率係數和反饋敏感係數具有相同的效果；環保意識的提高將導致消費水平的提高和資本存量水平的下降。

劉鳳良等(2002)認為資源的可耗竭性對持續的經濟增長起到嚴重的制約作用。抵消資源耗竭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只能依賴技術進步。在內生經濟增長的框架中，引入知識積累將抵消資源耗竭的作用，實現持續增長。同時，由於自主決策會產生低效率，因而需要藉助於政府干預，促進知識積累，抵消資源耗竭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從現有研究的情況看，我國資源經濟學在自然資源與經濟增長方面的研究，基本繼承了西方學者的研究成果，在資源最適耗竭理論方面也取得了一些進展，尤其是礦產資源的耗竭問題。劉朝馬等 (2001)針對礦產資源最適耗竭問題，將礦產資源的勘探和發現引入到最優耗竭理論，建立以全社會利益的最大化為目標的礦產資源最優利用模型，並應用現代控制理論中的龐特里雅金最大值原理獲得礦產資源的最優利用條件，尋求資源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的規律，以期實現資源的可持續利用。芮建偉等(2001)從候太齡定律入手，根據礦產資源的價值理論，建立了同時考慮資源開發過程中開採和勘探兩方面因素的礦產資源價值動態經濟評價模型，給出了模型求解的過程，得到了模型的微分解，指出礦產資源動態經濟評價的解其實也就是礦產資源的最佳開採與勘探路徑。魏曉平、王新宇(2002)根據可耗竭資源的最佳開採條件、最佳存量條件，從經濟學角度對礦產資源耗竭過程進行了定量分析。對於可再生資源而言，我國學者對“動態優化”問題也進行了初步嘗試。

我國自然資源經濟理論是在轉型經濟體制背景下產生的，在其發展的初期，研究內容、研究工具等主要地體現了其特殊性。然而，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日益完善和資源經濟理論的進一步發展，以市場經濟為基本假定的現代西方資源經濟理論研究的前沿問題必然出現在我國經濟中，從而成為我國資源經濟研究的領域，這主要包括：資源在經濟意義上的分類問題；資源消耗過程中不確定性的研究；資源經濟理論中的“租”的概念問題。同時，針對我國自然資源國情的實際，不完全的市場經濟體制，自然資源市場化管理已成為我國資源經濟理論研究的重點，並將繼續發展下去。要形成完善的自然資源產權市場體系，還需要從政府規制、企業制度改革、市場交易制度完善以及市場制度的兩大支撐——法律制度建設和生態倫理建設上全面進行制度建設，許多理論問題還有待深入加以研究解決。另外，作為我國資源經濟研究的延續，在自然資源價值理論、資源安全和制度經濟分析方面各有一些不同層次的問題尚需進一步研究。

在自然資源價值方面，首先，要解決的是對勞動價值論和效用價值論在資源經濟領域的比較分析。其次，對勞動價值論拓展的進一步論述。勞動價值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核心，即拉卡托斯所謂的理論“硬核”，自覺結合自然資源特性對勞動價值理論的改進能否保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論完整性是需要進一步論證的。在自然資源定價方面，反映資源的可持續發展政策內涵的資源產品價格，從而，以資源補償稅為主的租金水平如何確定，在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情況下，將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當然，各種資源定價方法的進一步完善，也是今後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

在資源安全方面，作為國家生存和發展的基本保障條件，自然資源的消耗和資源安全始終是世界各國可持續發展及其關注的核心。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是否對自然資源消耗過多，與人類生存息息相關的我國自然資源基礎是否依然處於良好的狀況，在全球化新的國際條件下，未來資源安全的走向如何，是迫切需要回答的問題。針對我國人口眾多，資源相對短缺，資源供需形勢嚴峻這一情況，考慮到在全球化條件下國家安全的新特點，考慮到西方的歷史主導地位和中國作為崛起大國的責任，體現國家利益、保障資源供給安全成為資源戰略研究的重點。資源完全的供給安全，一方面是指我國儲量不足的戰略資源的供給安全，在質量上滿足發展需要，還包括資源供給價格、供給渠道和供給方式的安全；另一方面是我國儲量豐富的資源，如鎢、稀土以及一些獨特的生物資源、自然遺跡和人文遺跡資源安全，這些資源特別是我國鎢、稀土等礦產資源對世界市場有主導性的影響，其經濟利益的最優化實現也是資源安全的重要部分。相對而言，我國儲量不足的戰略資源供給安全是最主要的資源安全問題，它的影響因素比較複雜，包括：資源稟賦、開發利用方法與技術、替代品的替代難易、運輸方式、國際經貿關係、國際政治關係等自然和社會的因素。這些方面，我國還有許多工作要做：(1)構建兩種資源、兩個市場的安全貿易體系，實施“走出去”戰略；(2)構建資源安全科技體系，研究資源節約高效利用，提高資源回收，開發新材料、新能源、新食物的利用技術；(3)構建資源安全管理體系，運用經濟、行政、法律和科技手段實現資源有效管理；(4)構建資源安全儲備體系，國家儲備與企業儲備、資源儲備與產品儲備相結合；(5)構建節約資源的社會化管理體系；等等，都將成為我國資源經濟學研究的重要論題之一。

在資源制度經濟分析方面，首先，由於自然資源分佈的地域性、監測的複雜性以及對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重要性，自然資源的產權界定遠遠落後於其它資源。自然資源產權弱化容易引起自然資源的耗竭性使用，導致“公地的悲劇”。之所以會產生“公地的悲劇”，是因為缺乏以產權制度為核心的制度激勵。從制度層面講，私人市場制度、國家集權制度、多中心分權制度都有克服“公地的悲劇”的優勢和缺陷。從與制度相對應的管理體制看，國家集中控制、私人管理、社區管理等管理體制，都既有保護自然資源的動力，又有耗竭性地使用自然資源的壓力。如何高效地構造產權制度，以使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集體、個人之間在資源開發中各自外部性最小、效率最高，將成為資源制度經濟分析以及法和經濟學分析的重要論題之一。另外，隨著資源部門的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深入，從總體上對我國資源使用制度進行研究以及對產權市場結構、績效的分析將會繼續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