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南理窟

“道南理窟”這四個字的真正涵義是什麼？宋明理學史記載：

中國歷史發展到北宋時期，進入了封建社會後期。從這個時候起，州縣學校如雨後春筍，書院林立，促進了學術思想的發展。整個學術思想領域出現了新情況。首先是當時士子對傳統經說的懷疑，表明了唐朝欽定的經學箋注已走向沒落，新的學術思想正在醞釀替換舊的學術思想；其次是在學術思想領域裡大量滲透了佛學和道教思想；第三是科學技術的發展，特別是印刷術的廣泛應用，造就了學術空氣的格外清新和活躍。以全國範圍來說，數學、天文、曆法、地理、地質、醫藥、生理學、農學等方面的新成就與探索，達到了可喜的水平。北宋以來，武夷山毗鄰建陽縣所屬的書坊、麻沙，印刷業十分興旺，許多學術著作在此行銷全國，促進了學術思想的迅速發展。以上三點是理學產生的歷史條件。理學是在儒學、道教與佛教相結合的基礎上孕育發展起來的。宋明理學統治封建社會後期達700年之久，比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道學的時間都要長，由此可以看出宋明理學在中國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摩崖石刻“道南理窟”的涵義是什麼呢？“理窟”意即武夷山乃理學薈萃之寶地。“道南”源於北宋理學奠基人程顥。當時，程顥在家鄉河南潁川送別他的得意門徒楊時、游酢學成南歸福建時說：“吾道南矣！”意即：“我的理學造詣和成果從此可以向南方傳播了！”楊時、游酢後來講學著述於武夷，終老於斯。他們的理學一派在武夷一帶植根繁衍，歷南宋、元、明、清數代，經久不衰。歷代著名的理學家接踵而來，藏修著述，滿載而歸，播揚碩果。胡安國、胡宏和“東南三賢”朱熹、呂祖謙、張栻以及蔡元定、蔡沈、黃干、劉火侖、真德秀、魏了翁等都長期在這裡傳播理學。特別是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在武夷山生活達50年之久，他的師友門徒在理學研究上一枝獨秀，號稱閩學。元朝學者、朱熹門徒熊禾在武夷山的理學陣地上極力弘揚理學，並對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推崇備至。他在《考亭書院記》中寫道：“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稱朱熹為“百世之師……公之文，如日麗天；公之神，如水行地。”（引自《重建朱文公神道門疏》還撰聯曰：“宇宙間三十六名山，地未有如武夷之勝；孔孟后千五百餘載，道未有如文公之尊。”在他和其他理學學者不懈地弘揚和創新之下，理學受到了朝廷的重視。元仁宗年間，朝廷詔頒武夷山學者胡安國的《春秋傳》，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詩集傳》，蔡沈的《書集傳》為科舉取士的經文定本，從此武夷山在學術上長期處於全國領先的地位。民國《崇安縣新志》對此不無自豪地寫道；“自此，本邑學術執全國之牛耳而籠罩百代矣！”

明代，理學在武夷山有長足的發展，王守仁（陽明）先生曾兩度到武夷山講學。他的學術思想師承陸九淵。遠溯南宋時期，朱熹和陸九淵曾在武夷山毗鄰的江西鉛山鵝湖寺進行著名的學術論辯——“鵝湖之會”，為武夷山添了濃厚的學術色彩。明朝王守仁（陽明）對陸九淵主觀唯心主義“心學”作了新的發展。這位在古代哲學史上享有盛譽的明代理學巨子曾兩度遊學武夷。特別是正德十五年（1526年）他奉旨巡撫江西，再至武夷遊學。遍覽山中奇秀山水后，他賦詩感懷，有“山中又遇武夷君”的佳名，隨後他在武夷宮沖佑觀傳授義理之學。頗有佳名。武夷山中歷史上曾有兩座為紀念他而構建的王文成公祠。明朝萬曆年間，著名理學家李材長期在武夷山講學授徒，留下題為“修身為本”的摩崖石刻。它是水光石的石刻群中刻字最大、最引人注目的兼具學術性與藝術性的精品。他的講授理學之所“見羅書院”坐落在九曲平曠之所，倍受青睞。明末著名理學家黃道周在武夷山茶洞構築書室講學兩年。這位從祀孔廟的抗清英烈是位文武全才，他的寓居遺址薈萃了武夷景觀的大部分特色，令人流連忘返。清朝，極受康熙皇帝恩寵的文淵閣大學士、大理學家李光地來到武夷，這位大學者編纂過卷帙浩繁的《朱子大全》。他曾到武夷山虔誠拜謁朱子等先賢遺址，他驚嘆武夷“跨越四方之名勝……聚一時之人豪，著千秋之大業！”（清董天工《武夷山志》卷七一）

一些在中國理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的儒者，也在暢遊武夷山中留下了他們的語錄和一、二首詩詞，因篇數不多，很難尋蹤覓求他們在武夷山探究理學的事迹。但《武夷山志》留下了他們的大名。范仲淹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所寫的《和章岷從事鬥茶歌》，極力讚賞武夷岩茶，在擬人化的比喻中，他賦予武夷岩茶以理性和靈性。《武夷山志》把他列為理學名賢之冠，應在情理之中。

朱熹的學術成就和這座理學名山一樣，名聞遐邇。關於這一點，海峽兩岸的學者頗有共識。台灣著名學者錢穆先生高度評價了朱熹在中國理學史上的地位。他說：“在中國歷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兩人皆在中國學術思想史及中國文化史上發出最大聲光，留下莫大影響。曠觀全史，恐無第三人堪與倫比。”大陸著名學者蔡尚思進而寓論於詩：“東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國古文化，泰山與武夷！”由此可以看出，把武夷山譽為“道南理窟”並非溢美之詞。

摩崖石刻“道南理窟”的撰書者馬負書（號易齋），清乾隆元年（1736年）狀元。據志書記載，他“鑲紅旗汗軍人，乾隆十八年（1753年）任福建陸路提督總兵官。（康熙十七年設，初駐福州，后移泉州府）”（民國《福建通志卷三十四·職官》）。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他病逝於泉州任內。馬負書在世時，曾暢遊武夷山。他不僅對秀麗的山川讚嘆不已，而且對薈萃名山的理學鴻儒也傾慕不已，遂立下夙願，要在名山勒石題刻，“欲以理學淵藪發山川之秀靈”（馬負書之子馬應璧為其父所題“道南理窟”勒石於崖的跋文。實物在武夷山晚對峰）。為此，他預先題了“道南理窟”等字，后因軍務倥傯，未能如願。病逝后，其子馬應璧謹記其父夙願。十年後即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馬應璧任崇安縣游擊，遂將乃父遺墨鐫刻於朱熹構建之武夷精舍隔溪的晚對峰上，同時加刻了自己寫的跋，敘述他完成乃父遺願的始末。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春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