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醫學

與其它文明不同的是，阿拉伯帝國的科學成就與伊斯蘭是密不可分的。因為在伊斯蘭產生之前的漫長歲月中，阿拉伯人以及帝國內其他一些後來皈依伊斯蘭的民族完全籠罩在古埃及、印度、希臘、羅馬與波斯文明的陰影之中。隨著阿拉伯人版圖與活動範圍的擴張，許多民族如波斯人成為信奉由阿拉伯人率先傳播的伊斯蘭教的穆斯林。由於踐行伊斯蘭所倡導的真主之下人人平等的思想，因此帝國的阿拉伯人及其他民族在科學文化上持寬容與兼收並蓄的態度，從而大大推動了那個時代的科學進步和發展。

拉齊（al’Razi，歐洲人稱其為Rhazes，公元865～925？年）不但是一位傑出的化學家與哲學家，還是一位著名的醫學家。他學識深邃而廣泛，一生寫作了200多部書，尤以醫學（與化學）方面的著作影響巨大。拉齊曾先後擔任雷伊（位於伊朗德黑蘭附近）和巴格達醫院院長，並從事學術著述，被譽為“阿拉伯的蓋倫”、“穆斯林醫學之父”。

拉齊在醫學上廣泛吸收希臘、印度、波斯、阿拉伯（甚至中國）的醫學成果，並且創立了新的醫療體系與方法。他尤其在外科學（例如疝氣、腎與膀胱結石、痔瘡、關節疾病等）、兒科學（例如小兒痢疾）、傳染病及疑難雜症方面具有豐富的臨床經驗與理論知識。他是外科串線法、絲線止血和內科精神治療法的發明者，也是首創外科縫合的腸線及用酒精“消毒”的醫學家，還是世界上早期準確描述並鑒別天花與麻疹者（中國人認為中國的葛洪是最早描述天花癥狀的，在拉齊之前也有一位阿拉伯帝國的學者介紹過天花與麻疹，但拉齊的論述更為後人所了解），並且將它們歸入兒科疾病範疇。拉齊注意到一種疾病出現的面部浮腫和卡他癥狀（如打噴嚏、流清涕），與玫瑰花生長及開放之間存在一定的關係，他第一個指出所謂的花粉熱就是緣於這種玫瑰花的“芳香”。

拉齊的代表作《曼蘇爾醫書》是醫學史上的經典著作。他於公元903年把《曼蘇爾醫書》捐獻給薩曼尼德的王子兼雷伊地區長官曼蘇爾。《醫學集成》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醫學著作，作者花費15年的時間完成此書。《醫學集成》主要講述的是疾病、疾病進展與治療效果。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保存有一部《醫學集成》的阿拉伯語手抄本，它是在1094年由一位佚名抄寫人抄寫的，也是該館最古老的醫學藏書。

《曼蘇爾醫書》和《醫學集成》分別於1187年與1279年在西班牙深受穆斯林文化影響的歷史名城托萊多與法國的安茹被譯成拉丁語而在歐洲廣泛傳播，並且隨即取代了蓋倫（Galen，公元130？~200？年）的醫書；它們在文藝復興時期又被多次翻印，並且由當時著名醫學家加以註解。

此外他還著有《醫學入門》、《醫學止境》、《精神病學》、《天花與麻疹》、《藥物學》、《蓋倫醫學書的疑點和矛盾》等。

拉齊確信，他在科學上取得的成就一定會被比他卓越的思想超越。在他看來，那些有志於科學研究的人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因為這是科學發展的規律。

伊本·西那的醫學成就主要體現於一部極其著名的百萬字醫學百科全書——《醫典》。他在《醫典》的開篇中說：“醫學是這樣一門科學，它告訴人們關於機體的健康狀況，從而使人們在擁有健康的時候珍惜健康，並且幫助人們在失去健康的時候恢復健康。”《醫典》一書全面而系統，全書包括五部分，分別講述醫學總論、藥物學、人體疾病各論及全身性疾病等內容。

傳染病方面：

感染性疾病曾經一直是人類疾病的第一位死亡原因，今天人們已經認識到，這類疾病是由病原體例如致病性細菌、真菌與病毒等引起的。伊本·西那提出人本身以外的因素在引發疾病方面的作用，首先發現了“原體”可以是產生疾病的原因，指出肺結核就屬於此類疾病，天花和麻疹也是由肉眼看不到的“原體”所致，而且還強調了“消毒”的重要性。他發現水與土壤可以是傳播致病物質的媒介。伊本·西那不但認識到鉤蟲病是由腸道寄生蟲引起的，並能夠做出準確的診斷。

臨床方面：

伊本·西那對醫學的造詣是廣泛而深入的。他主張外科醫生應該在早期階段治療惡性腫瘤，以確保對所有病變組織加以切除。伊本·西那在著作里強調膳食營養的重要意義，提出氣候和環境與疾病有關的觀點。他研究過心臟瓣膜，發現主動脈有三個瓣膜，瓣膜的張開與關閉配合心臟的收縮與舒張，從而維持血液的流出與流入。伊本·西那描述和記錄了有關心臟病藥物的提煉，以及皮膚病、性病、神經病（例如腦膜炎）與精神疾病等病症。他還能夠將縱膈炎與胸膜炎相鑒別。他也介紹了用燒灼治瘋狗咬傷、針刺放血與竹筒灌腸以及音樂等療法。，此外，中國醫學的診脈也被收入到其著作之中。

藥用方面：

伊本·西那主張，在正式推廣使用一種新葯之前，首先應該進行動物與人體實驗，從而保證藥物的安全性。

《醫典》從12世紀被譯成拉丁文起直至17世紀的數百年間，始終被歐洲的醫學院校用作醫學教科書，僅在15世紀的最後30年內，這部著作就被用拉丁文出版過15個版次。它對西方醫學的影響勝過任何一部醫學著作。著名醫學教育家奧斯勒（William Osler，1849～1919年）博士對《醫典》的評價是“被當作醫學聖經的時間比其它任何著作都要長”。《醫典》是現代醫學產生的重要基礎之一。

其實，伊本·西那的研究範圍非常廣泛，他一生大約寫了450部著作，它們不僅是關於醫學的，還有專門論述哲學、心理學、地質學、數學、天文學、邏輯學與音樂等學科的，其中傳世的有240部左右（關於哲學與醫學的分別為150部與40部）。例如影響力僅次於《醫典》的《治療論》一書，本身就是一部百科全書。

出於對兩位醫學先驅的尊敬，拉齊與伊本·西那的畫像今天仍然懸掛在巴黎大學醫學院的畫廊上。

公元10世紀的扎哈拉維（Abul Qasim al’Zahrawi，歐洲人稱之為Abuicasis或Albucasis，阿爾布卡西斯，公元936～1013年）是出生在穆斯林治理下的西班牙的著名醫學家，享有“外科學之父”的讚譽，其祖先來源於阿拉伯半島的安薩爾部落。

扎哈拉維的《醫學手冊》是一部集其數十年醫學知識與經驗的著作，包括30篇的內容，涵蓋大量臨床問題，適用於執業醫生與醫學生。這部著作附有歷史上最早的外科器械插圖與文字說明，而且數量相當豐富（200幅左右）。這些精緻的插圖（與文字說明）使其極具學術價值。他還把外科治療劃分成幾個部分，例如燒灼術、手術切除、放血療法與接骨術。12世紀，《醫學手冊》的外科部分（第30篇）在托萊多被來自義大利克雷默那的翻譯家傑拉德（Gerard，1114~1187年）翻譯成拉丁語，並且在1497~1544年之間至少再版10次之多。從12~15或16世紀，幾乎歐洲所有的醫學家編撰的外科教科書無不參考或引用扎哈拉維原書的譯本，例如Roger、Guglielmo Salicefte、Lanfranchi、Henri de Mondeville、Mondinus、Bruno、Guy de Chaulliac、Valescus、Nicholas及Leonardo da Bertapagatie等人。

在《醫學手冊》的第一與第二篇里，扎哈拉維歸類了325種疾病，討論了它們的癥狀與治療，並且在第145頁上首次描述了一種由“健康”母親傳遞給兒子的出血性疾病，也就是現代醫學所說的血友病。這部分篇幅後來亦有拉丁文譯本出現，名為“Liber Thoricae”。

在婦產科方面，扎哈拉維的著作包括指導訓練助產士如何處理異常分娩，取出死胎與去除胎盤，以及剖腹產的實施方法等。

扎哈拉維不僅改進了一些器械，還發明了許多外科器械，例如一種引流腹腔積液的斜面套管，插入尿道治療尿路結石的探頭，以及一種用於切開膿腫的隱蔽式手術刀。他還發明、引進了手術鉗子/鑷子、（羊）腸線以及今天婦產科醫生使用的窺陰器與擴陰器等。

扎哈拉維對於後來的醫學尤其是外科學具有很大的影響，人們也並沒有忘記這位生活在1000年前醫學家。現在，在扎哈拉維的家鄉西班牙科爾多瓦，有一條叫做“Calle Albucasis”的街道，就是以他的拉丁化名字Albucasis（阿爾布卡西斯）命名的，意思是“阿爾布卡西斯大街”；西班牙旅遊局在這條街道的6號建築物門前安放了一塊銅匾，上書“阿布·卡西姆舊居”（“阿布·卡西姆”也是扎哈拉維的名字，取自其全名）。按扎哈拉維的設計而復原的外科器械，曾經在西班牙、突尼西亞和巴基斯坦等地的博物館中莊重地陳列展示，以表達人們對他的尊敬。

出生在西班牙的醫學家伊本·拉希德[ibn Rushd，拉丁名阿威羅伊（Averroes），1126～1198年]是研究組織學的先驅，他還發現患過天花的人以後不會沾染天花，他對血管與運動保健也頗有研究，西班牙與北非的摩洛哥都曾留下他工作的足跡。他的《醫學原理》在當時是一部很全面的醫學入門書籍。除了醫學之外，哲學與天文學也是伊本·拉希德研究的對象，尤其是在哲學方面，他的“阿威羅伊哲學”（Averroism）對西方學術界的影響力甚至大大勝過其在伊斯蘭世界所享有的威望。

阿拉伯帝國的醫學非常注重眼科疾病，醫生們好像大多都對這方面的病症顯示出濃厚的興趣，而且具有很高的診斷與治療眼科疾病的技藝。幾乎所有的醫學著作都有專門的篇章論述眼科疾病，但是最全面的關於眼科疾病的論述是以專著的形式講述的。

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Hunayn ibn Ishaq，公元809～873年，歐洲人稱之為Joannitius，兼翻譯家與數學家，基督徒）寫了多部眼科學專著，諸如《眼科問題》、《眼睛的結構》、《五彩斑斕》、《眼科疾病》、《眼病治療》、《眼科疾病的手術療法》……其中以《眼科十論》影響最大。

卡哈爾（Kahhal，公元940~ 1010年，可能是基督徒）則在其眼科學專著《眼科醫師手冊》里介紹了多達130種眼科疾病。

白內障是一種常見的眼科疾病，其病變部位在眼球的晶狀體，未治者的結局常常是致盲。當時，聰明的醫生已經知道它的治療方法。與卡哈爾同時代的毛斯里（Mawsili），是白內障針吸術的發明者，這種技術即通過一種金屬空心針經過鞏膜吸除白內障病變。200多年後，即大約於1230年，有一位歷史學家兼眼科醫生在大馬士革的一家醫院裡親眼目睹過使用上述器械去除白內障的手術的過程。然而，14世紀埃及著名的眼科醫生薩達卡（Sadaqah）對這種療法的真實性表示質疑。

沙眼是又一眼科常見疾病，常引起倒睫、瞼內翻及角膜血管翳，嚴重者也可致盲。當時的醫生對於此症已有深刻的認識，他們不但對角膜血管翳給予清晰的描述，而且尤其擅長於手術切除這種長在角膜上的血管組織，但是這種手術的真實性似乎令人疑惑。他們在手術中使用一系列自己發明的手術器械，例如開眼器、拉鉤、細小的手術刀和撥針。他們還能夠採用類似的手術器械治療翼狀胬肉。

以當時的醫學水平來看，上述手術是非常精細與複雜的，而且患者往往要忍受相當程度的疼痛，故帝國的醫生可能並非常規進行這種手術。

在12～14世紀，在阿拉伯帝國範圍內出現了許多眼科學著作，例如《眼科指南》與《眼科疾病治療的思考》等，後者分17章講述了眼的解剖、生理，以及124種眼科疾病的病因、癥狀和治療，其中不乏在作者之前從未描述過的內容。它們在當時以及其後幾百年間都是從醫者學習眼科疾病的權威著作。

雖然眼科疾病早先一般是在外科疾病中討論的，但是阿拉伯帝國的醫生已經開始把眼科疾病從一般醫學中獨立出來，這就是現代眼科學學科的雛形。例如13世紀敘利亞醫學家庫弗（Quff，公元1233～1286年）在其編寫的外科專用手冊里，故意不收入任何眼科疾病，因為在他看來，眼部疾病應該屬於專科醫生的診治範疇。哈森（al’Haitham或al’Haytham，公元965～1040年，歐洲人稱為Alhazen）不僅是物理學家、天文學家與數學家，他在研究光學原理的同時，也對人類眼科學或眼科生理學的發展做出了傑出的貢獻。他的研究豐富了人們對於眼球的生理解剖和視覺原理的認識。今天眼科醫生使用的“視網膜”、“角膜”、“玻璃體”及“前房液”等專業術語據說大多是哈森發明的。

穆斯林是研究精神疾病的開拓者，而且在這一領域發揮了早期的作用。事實上這歸功於拉齊的直接貢獻，是他在巴格達為精神疾病患者建立了特別的病房。正如美國路易斯維爾大學醫學教授賽義德（Ibrahim B. Syed）所言，“穆斯林為精神病學帶來一種冷靜的全新的意識”。因為穆斯林醫學家根本不會相信在歐洲基督教世界盛行的精神疾病的“鬼魂學說”（鬼魂附體），所以他們能夠對此類疾病進行冷靜的臨床觀察。

13世紀大馬士革的醫學家納菲（或稱伊本·納菲斯，ibn al’Nafis，1213～1288年）對蓋侖的血液循環學說進行了積極的批判。蓋侖認為血液的流程是右心腔→左心腔，而納菲發現心臟左右心腔之間的隔膜很厚，而且隔膜上面沒有像蓋倫所設想的那種孔道，血液不可能從右心腔直接流至左心腔。為了糾正蓋侖的謬誤，納菲斯提出一種血液小循環（肺循環）理論，即血液在此的流程是右心腔→肺動脈→肺（交換空氣）→肺靜脈→左心腔。這種血液小循環理論比後來的塞爾維特（Servetus，1511～1553年，因蔑視基督教的“三位一體”學說被宗教裁判所裁決處死）的發現要早300多年。遺憾的是他的學說並未在當時引起人們的重視，被淹沒了700多年直至20世紀才重新被後人在布滿塵埃的檔案中發現。另外，1547年，安德里亞·阿爾帕戈（Andrea Alpago）曾經將伊本·納菲斯的一些書稿翻譯成拉丁語，因此歐洲人完全有條件了解伊本·納菲的重要工作（甚至包括直接閱讀阿拉伯語書稿），而就在這前後歐洲的醫學家便獲得了與伊本·納菲斯相同的“發現”。難道這只是巧合？以下是納菲手稿的英譯。

……the blood from the right chamber of the heart must arrive at the left chamber, but there is no direct pathway between them. The thick septum of the heart is not perforated and does not have visible pores as some people thought or invisible pores as Galen thought. The blood from the right chamber must flow through the vena arteriosa (pulmonary artery) to the lungs, spread through its substance, be mingled with air, pass through the arteria venosa (pulmonary vein) to reach the left chamber of the heart……the nourishment of the heart is from the blood that goes through the vessels that permeate the body of the heart……

伊本·納菲斯不僅正確揭示了肺的解剖結構，而且還是第一位記錄心臟冠狀動脈血液循環的醫學家。他寫到“……心臟的營養物質來自沿這些血管運行的血液，而這些血管是分佈於心臟的……”

在藥物學方面，阿拉伯帝國的醫生與藥物學家做出了有益的嘗試與大量的創新。他們善於使用復方製劑，主葯、佐葯與替代葯巧妙搭配，首先開始將樟腦、氯化氨與番瀉葉等作為藥物加以使用；在他們的處方里，還出現了來自中國、東南亞、喜馬拉雅山脈以及非洲的藥物；而糖漿、軟膏、搽劑、油劑、乳劑或脂等劑型，以及丸藥的金、銀箔外衣則是他們首創的，甚至今天西方醫學界使用的“Syrup”（糖漿）、“Soda”（蘇打水）等辭彙，都是從阿拉伯語音譯的。當時的醫學百科全書或綜合性醫學書籍都留有專門的章節介紹藥物以及處方藥物的搭配。這部分章節系統地講解了藥物與處方的構成成分與配製的程序和步驟。

伊本·貝塔爾（ibn al’Baitar，1188？～1248年）是中世紀最偉大的藥用植物學家，他編寫了兩部醫藥學著作《藥物學集成》與《醫方彙編》，堪稱經典之作，其中藥物是根據它們的治療作用進行編排的，而且除了阿拉伯語名稱之外，還加上了希臘語和拉丁語名稱，從而促進了醫藥學知識在歐洲的傳播。《醫方彙編》的拉丁語譯本的若干部分，1758年還曾在義大利的克雷默那出版。

穆斯林的藥物學成就對歐洲具有不可或缺的影響，後來相當長時期內歐洲這方面的著作，主要就是在先前穆斯林著作的基礎上編輯或是稍做改編而成的，例如約翰尼斯1250年完成的《Expositio Supra Nicolai Antidotarium》（分別於1495、1599和1602年在威尼斯出版）。阿爾巴諾（1306~1316在帕多瓦任教）的《Conciliator and De Venenorum Remediis》則是廣泛承襲伊本·拉希德等人的著述。15世紀薩拉迪尼·阿斯科羅的《Compendium Aromatariorum》（藥劑師手冊），在形式和內容上深受穆斯林醫學家伊本·西那等人的影響。而17世紀晚期出版的《倫敦藥典》，在編列的藥物分類和劑型種類上也反映出受到穆斯林藥物學影響的程度。事實上，歐洲人使用的藥典一直依賴穆斯林的著作與資料，直至19世紀晚期。

關於從醫者的職業操守，（伊斯蘭哲學家、宗教學者）伊本·哈茲姆（ibn Hazm，公元994～1064年）提出，一個做醫師的人必須在道德上具有良好的品質，即仁慈、富有同情心、友善、忍辱、接受負面批評；他對醫師外表的要求是，醫師應該留短髮，勤剪指甲，穿戴乾淨，舉止尊嚴。

在眾多科學學科中，醫藥學是穆斯林的長處所在，這種地位的取得，與學科教育是分不開的，而早在阿拔斯王朝（公元750～1258年，中國史書稱“黑衣大食”）初期，即公元765年，巴格達就建立了醫科學校培養醫藥學人才。

阿拉伯帝國早在倭馬亞王朝時期（中國史書稱為“白衣大食”，公元661～750年）就在大馬士革建立醫院提供醫療方面的服務，但是有文獻可考的世界上第一所正規醫院是公元9世紀在阿拔斯王朝的巴格達建立的；大約經過一個世紀的時間，又有五所醫院在巴格達開業。而歐洲基督教世界的初期醫院，則是東征的十字軍在伊斯蘭世界開闊眼界之後，返回歐洲13世紀在巴黎建立的，與巴格達的醫院相差約有400年的時間，公元931年，帝國還規定城市或醫院的醫生必須通過考試才可以開業行醫（據說先前的羅馬帝國也有城市醫生需要通過考試的規定）。根據記述，公元10世紀初期那裡已經建立起流動醫院，日常在帝國的村莊提供醫療服務。巴格達最具規模的一所醫院建立於公元982年，該院建院之初就擁有包括眼科醫生與外科醫生（含正骨醫師）在內的25名醫生，而到1184年，一位旅行家描述說，那所醫院的規模就像是一個巨型的宮殿。另外，努里醫院是12世紀在大馬士革建立的。

公元872年帝國在開羅建立的一所醫院，它是迄今最早的為精神病患者提供醫療的醫院；12世紀與13世紀，納斯里醫院和曼蘇里醫院先後在開羅建立。

相對巴格達而言，在穆斯林管理下的西班牙，醫院出現的比較晚一些。

帝國的醫院在設計上即為其賦予了非常完善的功能。目前了解比較多的是關於公元12～13世紀敘利亞與埃及的醫院的情況。那裡的醫院在布局上呈縱橫交叉垂直形狀，中央部分是四個拱形大廳，比鄰有藥房、儲藏間、圖書室、工作人員生活區以及廚房，每個拱形大廳都有噴水池提供乾淨的水源。不同的疾病，諸如胃腸道疾病尤其是痢疾與腹瀉、風濕性疾病、外科疾病、眼科疾病和發熱等各自在不同的區域就診，而女性患者則是在獨立的診室與病房就診的。醫院還為精神病開闢專門的病房。醫院不僅配置正常的執業醫生與藥劑師，而且安排有值班醫生接診預約定時複診的病人。當時的醫院同時具有醫學教學功能，並且有管理、護理與勤務人員從事工作，還有醫學生為非專業人員提供相應的培訓。

所有醫院的建立與運營在財政上主要依靠的是國家預算，這筆預算來源於國家（向富人）徵收的遺產稅；另外，富人與統治者的捐贈也為醫院提供了資金（伊斯蘭教教義要求，生活寬餘者，應該用部分節餘幫助窮人，給予的可以是實物也可以是金錢，即交納“天課”）。雖然獨立的行醫者是收取一定的費用的，但是醫院的服務據說是免費的。

阿拉伯早期醫學在病理上繼承古希臘醫學理論。伊斯蘭教興起后，遵循《古蘭經》和《聖訓》的醫學原則，積極推廣醫學。阿拉伯醫學允許在治療方面依靠醫生（含非穆斯林的醫生）。在伊斯蘭國家，眾多的基督教徒（包括基督教教職人員）以醫為業或從事醫學研究，他們得到政府和老百姓的尊重。9世紀中葉，巴格達哈里發政府，曾對860個未獲得醫務執照的醫生進行考試，通過考試者才能開業行醫。在良好的社會環境下，一批從事眼科、外科、婦科等專業醫生迅速成長，還出現了一些女醫生。醫院建設方面，707年，倭馬亞王朝瓦利德一世建立了收容盲人和麻瘋病人的處所，還建立了一座醫院。9世紀初，巴格達建立了第一所醫院，以後各地先後建立了34所醫院（還有一些流動醫院）。到1109年僅巴格達的醫院就達60座。此外，大馬士革、開羅、亞歷山大、科爾多瓦等各大城市的醫院，都非常著名。醫院建築恢弘，內分婦女病室、專科病室、傳染病室等，實行免費治療。在藥物逐漸增多后，藥學自醫學中分離出來，藥師成為一種專業。法規與政令中明確規定了藥師的地位，而這種規定很快就經西班牙傳遍歐洲與阿拉伯其他領地。

8～10世紀以巴格達為中心的“翻譯運動”中，大量古希臘、印度、迦勒底（巴比倫）、埃及和波斯的醫學典籍被翻譯為阿拉伯文，為醫學研究創造了良好條件。出現了一批有影響的醫學家。尤以拉齊、伊本·西那、宰赫拉威和伊本·左胡爾最為著名。

阿拉伯醫學對世界醫學的影響很大，重要的阿拉伯醫學典籍都譯成了西方文字。因《醫典》等阿拉伯醫學著作在歐洲流傳較較久，一些英語藥名還保留阿拉伯語音譯，許多醫學術語出自阿拉伯語。

阿拉伯與中國很早就有藥物交流。晉人張華《博物志》載：“張騫使西域還，乃得胡桃種。”據統計漢代張騫及其隨員出使西域，帶回的植物種子除胡桃外，還有葡萄、安石榴、胡瓜、胡豆、苜蓿、蒜葫、胡荽、西瓜、無花果等藥用植物。

唐朝時期 6世紀初起，波斯及中亞諸國獻的或與中國交易的藥物有琥珀、真珠、朱沙、水銀、熏陸、鬱金、蘇合香、青木香、胡椒、香附、雌黃等多種。唐代杜環所撰的《經行記》為較早記述伊斯蘭國家藥物及醫術的書籍。段成式(803～863年)撰寫的博物學專著《酉陽雜俎》，記錄數十種阿拉伯動物、植物葯的名稱，對其性狀描述得很具體。晚唐、五代時經營香葯的波斯人後裔文學家、藥物學家李珣（字德潤。生於蜀中）所撰《海葯本草》，收葯124種（以阿拉伯藥物居多），對《神農本草》、《名醫別錄》、《唐本草》、《食療本草》、《本草拾遺》等起到了補充作用。

宋朝時期

北宋初年，中國與大食商人的海上貿易再度興起。當時，一次輸入的阿拉伯乳香就達數十萬斤。阿拉伯—伊斯蘭醫藥借鑒古希臘醫藥學的傳統，善用有機礦物葯。宋代，有一種阿拉伯語稱“摩西(穆薩)的石頭”（黑琥珀，即煤精石）的藥物傳入中國，該葯內含焦油等成分，可解蛇毒及其他動、植物之毒。至道三年（997年），大食商船隊的首領將一塊珍貴的藥材“無名異”（能治療膿腫、癱瘓、癲癇、肺大出血、尿道炎、膀胱炎等多種疾病），獻給宋太宗。製藥技術方面，伊本·西那創用的以金、銀箔丸衣保質、防腐的技術，在宋代廣泛運用。

元朝時期

元初，阿拉伯、中亞及波斯等地的醫生及藥物大量進入中國，阿拉伯醫學得到廣泛應用和推廣。定宗(1246～1248年)時有希臘血統的阿拉伯天文學家、醫學家愛薛(1227～1308年)為元朝服務。愛薛於至元七年(1270年)成立京師醫藥院（其提舉為正三品，級別僅次於太醫院），由其妻撒刺主持。至元十年(1273年)春正月京師醫藥院改廣惠司，仍由愛薛掌管。不久愛薛擢秘書監，領崇福使，遷翰林學士，兼修國史。秘書監搜藏的23種回回書籍，有些是愛薛和扎馬魯丁從國外搜集的，有些是愛薛編訂的。後任平章政事。大德十一年(1307年)封秦國公。次年去世，追封拂菻王，謚忠獻。此外，據《元史》載，元代朝廷專設六個機構研究和推廣阿拉伯醫學，在中國醫學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當時的從阿拉伯來的醫生，能治療多種疑難雜症，還能進行外科手術。陶宗儀《南村輟耕錄》載，元大都(北京)回回醫生曾為一小兒做過開額切除腫瘤手術。活躍於民間的回回醫生，因其醫術高超而受到人們讚譽。元人王沂《老胡賣葯歌》曰：“西域胡賈年八十，一生技能人不及。神農百草舊知名，久客江南是鄉邑。朝來街北暮街東，聞擲銅鈴競來集。師心已解工名術，療病何須說《難經》。……

明朝時期

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翰林李翀、吳伯宗受皇帝召，與欽天監靈台郎黑的兒(海達兒)、阿答兀丁、回回大師馬沙亦黑、馬哈麻等，合作翻譯阿拉伯文天文書等。《回回藥方》約於同期譯出。這是明代醫學發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回回藥方》的內容多來自元代阿拉伯醫書，是阿拉伯醫藥方劑的彙編。原文為阿拉伯文。明初經翻譯木刻印刷成書，著、譯者均未署名（北京圖書館善本書庫收藏）。現存的《回回藥方》為殘本四卷，計485頁，約20萬字。共載方劑450餘個，兼以病理治療分析（有研究者推斷《回回藥方》全書的方劑約有7000餘個）。《回回藥方》極大地豐富了中醫的本草學，是中國醫學史上的瑰寶。

阿拉伯醫學對傳統中醫學的醫藥經典著作也有重要影響。明初朱橚、滕碩、劉醇同編的《普濟方》和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均錄有阿拉伯醫方。有的藥名是用阿拉伯藥名，如朵梯牙(天然硫酸鋅)、安咱蘆(波斯樹膠)、可鐵刺(西黃耆膠)、阿飛勇(鴉片)、紅石扁豆(雞血石)、李子樹膠(阿拉伯樹膠)、咱甫蘭(藏紅花、番梔子花)、雞子清、火煅大海螺、煉酥銅、奶女兒汁(奶汁、乳汁)、白雪粉(鉛白)等。

清朝時期

自清代起，阿拉伯醫學與中醫進一步融合，一些藥方和療法，已經成為中醫藥物學的內容。醫學理論上，清代著名伊斯蘭學者劉智根據阿拉伯醫學解剖知識，在《天方性理》中提出人的眼、耳、口、鼻以及四肢百體，均“各有所司”，但大腦“為百脈之總源，而百體之知覺運動皆賴焉”。在中國心理醫學史上，較早明確揭示人的器官活動與感知心理的生理基礎。一些阿拉伯醫生的後裔，運用新技術發展醫藥業。

阿拉伯—伊斯蘭醫學對中國少數民族醫學有較大影響。7世紀中葉，松贊干布邀請大食、印度和內地的醫生各1名到吐蕃編撰醫書，大食醫生寫了《主要文集補編》；三位醫生合編了綜合性醫書《無畏的武器》，全書共七卷，包括了三種不同來源的醫學。《維吾爾醫常用復方製劑手冊》里也保留有《醫典》的內容；《維吾爾葯志》(上冊)110餘種本草的名字有半數以上沿用阿拉伯語稱謂。

《伊斯蘭的遺產》（Legacy of Islam）一書寫到：“回顧歷史，我們可以這樣講，伊斯蘭醫學與科學映射著希臘的光芒，當希臘科學的白晝流逝，伊斯蘭醫學與科學的光輝猶如月亮，照耀著中世紀歐洲最黑暗的夜晚……”

事實上，阿拉伯帝國的醫學成就，是帝國版圖內的穆斯林與非穆斯林共同體，在吸收其它先進文化的基礎上的智慧的結晶。除了他們自身的研究與探索之外，許多古代希臘、羅馬、波斯、印度甚至中國的科學典籍都是其靈感的源泉。這種成就不僅是他們賦予醫學世界的禮物，而且也是全人類的文化瑰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