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乃摶

趙乃摶（1897~1986），字述庭，號廉澄。浙 江杭州人。著名的經濟學家、教育家。192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法科經濟門，獲文學學士學位。1923年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科學院攻讀經濟理論，1924年獲哥倫比亞大學文學碩士學位，1929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在北京大學擔任經濟學系教授達55年、系主任達18年，著名經濟思想史專家。1986年12月17日逝世。

1930年攜妻、子歸國，應聘為北京大學經濟系研究教授。后歷任經濟學系主任、北京大學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部主任、校務委員會委員，長沙臨時大學及西南聯合大學教授、經濟系主任，北京大學財務委員會委員。抗日戰爭勝利后，繼續任北京大學經濟系教授、系主任至1949年夏。此後，他辭去北京大學經濟學系主任職務，專任教授。

趙乃摶從教55年來，對歐美經濟思想史和我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有很深的學術造詣。主要論著有《理查德·瓊斯，一位早期英國的制度經濟學家》、《歐美經濟思想史》、《歐美經濟學史》、《披沙錄》等等。其中《歐美經濟學史》是他幾十年研究和講授經濟思想史的結晶，為其於西南聯合大學時期所作；當時他在昆明住的是茅草房，吃的是白水煮青菜，就在這樣艱苦的日子裡，他一邊教書、一邊著書，寫出了《歐美經濟學史》。1949年新中國解放后，其致力於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編成曠世巨著、大型中國經濟思想史資料專輯《披沙錄》5卷。《披沙錄》取“披閱萬卷，沙裡淘金”之意，其凝聚了趙乃摶畢生心血，被譽為“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的一塊基石”，也實現了他誓“做淘沙者、拓荒者，為後人鋪路架橋”的宏願。

在55年的長時間裡，趙乃摶始終堅持在學術崗位上，孜孜不倦地從事經濟科學的教學工作和學術研究工作。他是一位學貫中西、治學嚴謹、鍥而不捨、誨人不倦、老當益壯的學者。他早已桃李滿天下，學術著作也早已傳播到海內外。他畢生從事教育工作，為國家培養了大批人才，其中許多人早已成為共和國的領導幹部和國內外知名的學者。

·1897年3月28日即丁酉年二月二十六日出生於浙江省杭州江干。

·1903年6歲時拜曾任翰林的吳震春為啟蒙老師，入私塾，習古文。

·1915年18歲考入北京大學預科。

·1918年21歲升入北京大學法科經濟門，同年以優秀成績畢業於北京大學預科，免試升入北京大學本科。同年參加蔡元培發起組織的進德會，此後一生恪守進德會的道德規範，專心致志從事學術研究與教育。同年參加反對北洋政府同日本帝國主義簽訂《中日共同防敵協定》的愛國罷課鬥爭。

·1922年25歲畢業於北京大學法科經濟門（經濟系），獲文學學士學位。同年趙乃摶為錢學森輔導中文和英文，駱雯為錢學森輔導數學、物理、化學。同年趙乃摶取得浙江省留美官費生資格后，向美國申請大學研究部的入學准許。

·1923年駱雯畢業於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化學系，並與趙乃摶結婚。是年8月趙乃摶26歲時乘輪船離開中國橫渡太平洋前往美國，入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科學院研究經濟理論。

·1924年27歲獲哥倫比亞大學文學碩士學位。

·1927年30歲《理查德·瓊斯：一位早期英國的制度經濟學家》博士論文初稿寫成。

·1929年5月32歲參加哥倫比亞大學博士論文答辯會，取得該校哲學博士學位。同年駱雯取得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研究部營養學專業自然科學碩士學位。

·1930年33歲博士論文在紐約正式出版，存放於美國各大圖書館。同與妻、子歸國。

·1931年5月接到北京大學聘請他為經濟學系教授的聘書，其到北京大學任教是出自北大校長蔣夢麟的提名，並得到法學院院長周炳琳的同意。本年34歲。

·1933年36歲時北京大學成立校務委員會，趙乃摶被任命為校務委員會當然委員，后又被任命為圖書委員會委員、財務委員會委員和學生事業指導委員會委員等。

·1936年為亞當·斯密《國富論》出版160周年，趙乃摶寫了《國富論學說述原》。

·1937年40歲時抗日戰爭爆發，北平、天津相繼淪陷於日軍手中，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3校被迫遷往湖南長沙。

·1938年41歲時臨時大學遷往雲南昆明，成立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中老年教授組成旅行團，坐汽車經桂林出鎮南關（現名友誼關）到越南同登，改由滇越鐵路到昆明。此行程要兩次出入國境，事務繁多。趙乃摶被大家推選為旅行團團長，眾人於1938年春天到達昆明。

·1938~1945年先住在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公館東院，后因日機頻繁轟炸，改在昆明北郊崗頭村茅草房內住宿。房子夯土為牆、稻草為頂、泥土為地、木格為窗，窗上再糊以批改過的出國留學生試卷。

·1945年12月1日發生一二·一慘案，趙乃摶手書“魂兮歸來”大字橫幅一張，並輓聯一幅“徒手的學生中手彈而殞命，誰償此赤血；無黨之青年受黨棍之欺壓，惟訴諸青天”以悼念死難烈士。同年抗日戰爭勝利結束，年底北京大學派趙乃摶等人提前回到北平，趙乃摶擔任北京大學復校委員會委員、經濟系主任、經濟研究所所長，併兼任北京大學一年級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北京大學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時年48歲。

·1946年5月4日西南聯合大學宣布結束，開始複員北返。同年趙乃摶始住東四十條北大教授宿舍。

·1947年5月4日上海學生舉行遊行示威，並提出“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要飯吃、要和平、要自由”的口號。5月20日國民黨反動派同時在南京、天津毆傷並逮捕學生百餘人，製造五·二零血案。5月29日周炳琳、趙乃摶等北大、清華教授共102人發表《為反內戰運動告學生與政府書》。是年50歲。

·1948年51歲時將經濟思想史的講稿整理成《歐美經濟學史》一書，請周炳琳評閱后，交正中書局出版。同年北大經濟系孟憲功、李恭貽同學被北平警備司令部非法逮捕。趙乃摶兩次前往特種刑事法庭私設的監獄進行探視和慰問。年底北平解放前夕，南京政府要將北京大學遷往南方，趙乃摶和廣大師生一致反對。國民黨政府看中了他的才能，曾3次拉他去台灣，並以高官厚祿引誘他，而趙乃摶卻嚮往勞動人民的新中國，最終堅定地留在了北京大學。

·1949年於北平解放后，新開“政治經濟學”和“價格概論”課程，並積極延聘王學文、薛暮橋、郭大力、狄超白、千家駒等經濟學家來校開設新中國經濟建設迫切需要的各門課程。同年夏天，他辭去北京大學經濟學系主任職務，專任教授。該年52歲。

·1951年趙乃摶和北大經濟學系的師生們一起到廣西柳城縣參加土地改革工作。通過土改，他深刻體會到了中國封建剝削的殘酷和慘重。

·1952年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趙乃摶作了比較深刻的思想檢查，決心徹底批判自己的資產階級經濟學術思想，爭取對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更多的貢獻。同年夏，中國高等院校進行院系調整。新的北京大學經濟學系是由原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3所大學的經濟學系的政治經濟學專業調整而成。趙乃摶等都被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分配在北京大學經濟學系。是年10月，趙乃摶遷到北大燕東園一幢獨立小樓居住，並慮己年事已高，就大力扶持後進，將幾十年來積累的教學參考資料毫無保留地提供給中年教授徐毓楠長期使用。從當年始趙乃摶開始收集、整理中國經濟思想史的原始資料。

·1953年趙乃摶受黨中央毛主席、周總理邀請到中南海懷仁堂看戲劇《蕭何追韓信》，感觸頗深。

·1955年中央文委范長江到北京大學作知識分子報告後到燕南園29號看望昔日老師趙乃摶，使趙乃摶更加下定決心：雖然英語極好，但其決心去啃當時不少領域尚為空白的文化史中的中國經濟思想史。他要“肩負起整理祖國文化遺產的工作，來報答黨的關懷”。他雖已58歲，但他想，“天假我以年，我是可以乾的。我要做淘沙者，做拓荒人，為後來人鋪路架橋”。故斷然從研究歐美經濟學史領域，轉入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同年趙乃摶、駱雯夫婦為了祝賀學生厲以寧即將畢業，邀其同游香山。

·1958年徐毓楠教授病故，資料員楊瑛從徐毓楠的研究室中整理出來“經濟思想史”課程教案，送還趙乃摶教授。彼時61歲。

·1962年65歲時因患甲狀腺腫瘤住院，未等病癒即出院。

·1963年66歲他又因肝炎再次住進醫院，病情稍有好轉，他又要求老伴送書送卡片，中國經濟思想史料第一部分的許多卡片即在病床上整理抄寫出來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空前浩劫席捲燕園，趙乃摶被造反派誣衊為“白專”典型，還被攻擊為“死抱著封資修的東西不放”。造反派衝進趙乃摶家裡進行抄家，很多資料慘遭洗劫，書籍被撕毀，早年從事教學工作時寫的講義全部被抄。此時69歲。

·1980年83歲的趙乃摶與駱雯其夫婦邀請心愛弟子厲以寧同游陶然亭。

·1983年86歲高齡的趙乃摶不辭辛苦地繼續從事《披沙錄》多卷本的修改定稿工作。

·1986年《披沙錄（一）》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本卷約40萬字，第1版印行10000冊。該書的出版，不僅受到中國經濟思想界的重視，而且也得到中國圖書館學界的好評。同年趙乃摶腦病發作，住進北醫三院專為一級教授加蓋的鐵皮病房。是年12月17日晨於北京逝世，骨灰安放於八寶山公墓。享年89歲。

·1987年《披沙錄（二）》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2007年由其兒子趙凱華於北京大學出版社自費印行《趙乃摶文集》。

趙乃摶1897年3月28日出生於錢塘江畔的杭州江干。父親趙繩武，在浙江省1897年的鄉試中考取為舉人，長期擔任杭州江干小學校長，辛亥革命后在浙江省教育廳任秘書。母親朱氏，也是一位讀過一些經書和詩文的知識分子。趙乃摶自幼就在父母的督促下讀書和練習書法，受到良好的舊式家庭教育。趙乃摶6歲時拜曾任翰林的吳震春為啟蒙老師，入私塾，學習古文。

趙乃摶1915年中學畢業后考入北京大學預科，3年預科學習，每年的成績都是第1名，因而年年獲得獎學金。1918年他以優秀成績畢業於北京大學預科，升入北京大學法科經濟門，取得免試入北京大學本科的資格。當時，北京大學本科經濟、商學門的主任是馬寅初教授，趙乃摶受到他的創新思想的影響，選擇了經濟學作為自己的專業，準備進入北京大學法科經濟門繼續深造。

蔡元培校長為了改變舊中國的社會風氣和舊北京大學學生追求陞官發財的腐朽習氣，於1918年在北京大學發起組織進德會。這個會德戒條按照會員種類有所不同。會員分為三種：“甲種會員——不嫖、不賭、不娶妾；乙種會員——於前三戒之外，加不做官吏、不做議員二戒；丙種會員——於前五戒外，加不吸煙、不飲酒、不食肉三戒。”進德會還“公開罰章”，違反戒條的要受到處罰，並且推舉出糾察員來執行。趙乃摶在北京大學參加了進德會，做了乙種會員。他一生恪守進德會乙種會員的戒條，這對於他後來堅持不參加反對黨派，不擔任反動官僚，專心致志地從事教育工作和學術研究工作是有著一定的影響的。

趙乃摶教授在擔任北大研究生教授時，待遇較一般教授為優，月薪為大洋500元。他為了解決學生中的經濟困難，提出每年撥出一筆款項為他的母親朱氏設立“趙母獎學金”，獎勵北大經濟學系學業優秀而又家境清寒的同學（見《北京大學周刊》 1936年6月 13日）。為此，成立了由胡適、周炳琳、陶希聖三位教授組成的董事會，並由董事會來決定獲得獎金的人選。為了這件事，胡適先生寫了一封信給趙乃摶教授，信中說：

“廉澄先生：手書敬悉。先生設立助學金，紀念令先母，這是最可敬佩的孝思。我很願意追隨諸公之後，做一個董事。我不久要出國，在出國期中，董事的事情請枚蓀先生（按即北大法學院院長周炳琳教授）代表我，敬復。即祝

雙安。

胡適敬上

廿五、六、廿一”

馬寅初協助提倡“兼容並包”進行北大改革的蔡元培校長，增聘學有專長的專任教員，解聘不學無術的舊官僚教師。在經濟、商學門的辦學中，各種學派的經濟學說都得到開課講授的平等地位。趙乃摶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下，紮實求學，為他以後研究經濟思想史打下了牢固的理論基礎。並且，他受蔡元培教育思想的影響，立志不做官，專心研究學問，做一名有知識的勞工，即腦力勞動者。可是那時他接到了父親寄來的要他回浙江到衢州中學教英文併兼教務主任的來信和聘書，他考慮到家庭經濟困難，準備前往工作。離開北京前，他到當時任教育部參事的前浙江第一中學校長錢家治（錢學森父親）先生處辭行，告以家庭經濟困難，不能升學，將回浙江就業。錢老師聽了十分為之惋惜，提出要為他留意找個工作機會，使他能一面讀書一面工作。在他剛回到浙江的第二天，就接到錢老師拍來的電報，說已經為他找到在晚間課餘當家庭教師的職務，勸他返京升學。於是，他才得以在1918年秋天順利地入北京大學本科學習。192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法科經濟門（經濟系），獲文學學士學位。

在校期間，趙乃摶很喜歡外文，其英語詩作曾被選登在校刊上，其他各科成績亦於班上名列前茅。趙乃摶還參加了蔡元培校長發起組織的進德會，還參加了1918年反對北洋政府同日本帝國主義簽訂《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的愛國罷課鬥爭。

為了給自己籌措學雜各項費用，趙乃摶在大學本科期間，兼做了幾項工作。從1918年開始，他在晚清名相翁同龢的後人翁振伯家裡擔任家庭教師，在晚間給翁同合的幾位孫子教課，歷時4年，直到1922年。這就是前面所說的錢家治先生替他找的工作。同時，他經過同學餘九恆介紹，在北京安徽中學擔任高級英文教師。大學本科學習期間，趙乃摶還被由蔡元培先生兼任館長的國史館聘請為國史館編輯，具體任務是翻譯一部《希臘史》的部分書稿，以供編寫中國歷史的參考。

駱雯，號涵素，浙江諸暨人，1922年趙乃摶為錢學森輔導中文和英文，駱雯為錢學森輔導數學、物理、化學，1923年畢業於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化學系，同年與趙乃摶結婚，1929年取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研究部營養學專業自然科學碩士學位。兩人不僅是生活上的伴侶，也是學術上的摯友。在20世紀60~80年代的日子裡，當趙乃摶輯集整理中國經濟思想的史料時，駱涵素始終是他的助手和最大的支持者。

趙乃摶於1922年取得浙江省留美官費生資格后，就向美國申請大學研究部的入學准許。當時位於美國紐約市區北部的哥倫比亞大學十分著名，又在中國有著重要影響。趙乃摶在獲得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科學院作研究生的入學許可后，就於1923年8月乘輪船離開中國橫渡太平洋前往美國，入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科學院，研究經濟理論。

趙乃摶的博士論文選擇了英國制度經濟學派創始人之一的理查德·瓊斯進行研究。他收集到的瓊斯的經濟學著作有16種之多，又收集到瓊斯的大量書信，並且還有有關瓊斯的書籍74種和論文52篇。他對這些資料進行了認具的研究后，才開始書寫博士論文。論文的題目是《理查德·瓊斯：一位早期英國的制度經濟學家》。現在被全世界經濟學界普遍採用的“制度經濟學”這個術語，就是趙乃摶在他1929年的博士論文《理查德·瓊斯：一位早期英國的制度經濟學家》中，率先概括和使用的。

論文對瓊斯經濟思想的淵源、體系作了探討、闡述。論文英文本全文10餘萬字，分為8章。第1章，制度學派的經濟學；第2章，瓊斯生平和一般背景；第3章，瓊斯的政治經濟學體系；第4章，地租論；第5章，工資論；第6章，利潤論；第7章，瓊斯的其他理論貢獻；第8章，瓊斯的批評家和瓊斯的影響。該論文初稿寫成於1927年，經過多次修改，於1929年定稿，印成大樣，提交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科學院博士論文答辯委員會審定。博士論文答辯會於 1929年5月舉行，會議由賽利格曼教授任主席，密契爾教授任副主席，答辯委員會由校內外專家十餘人組成。他們不斷提出問題，趙乃摶都作出令人滿意的答辯。答辯會進行了3個小時，經過表決，論文獲得通過，他取得了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這篇博士論文於1930年在紐約正式出版，存放在美國各大圖書館中。

這篇博士論文，對瓊斯生平和經濟學說的研究，超過了以前的著作。賽利格曼教授在“經濟思想史”課程講到瓊斯的經濟思想時，總會說到“一位中國留學生趙乃摶博士對瓊斯研究的貢獻”，賽利格曼把趙乃摶的研究成果納入教學內容，並且將趙乃摶的這篇論文指定為參考書，要學生閱讀。賽利格曼教授為15大卷《社會科學大百科全書》的主編，在該書的“瓊斯”這一辭條中，將《理查德·瓊斯：一位早期英國的制度經濟學家》一書，列作參考書目中的第一部參考書。可見，趙乃摶的博士論文在瓊斯經濟學說的研究中，佔有極重要的位置。

在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時期，趙乃摶被圖書館的浩瀚藏書所吸引，因此，儘管在美求學時間長達3年，但他卻未看一場電影，而是把美好的青春時光花在了讀書學習上。趙乃摶的書桌上有一牌子，上書：“言談以十分鐘為限”；其旁放一隻老式鐘錶，他惟恐時間在閑聊中白白逝去。雖說他是官費生，可官費有限，根本無錢買書，他說每天清晨到一家飯館刷盤子，以掙上一點兒錢，並把這錢的大半部分用來買書。

趙乃摶1930年回國，1931年5月接到北京大學聘請他為經濟學系教授的聘書。趙乃摶到北京大學任教是出自北大校長蔣夢麟的提名，並得到周炳琳的同意。改組后的北京大學，胡適任文學院長，周炳琳任法學院長。趙乃摶於9月被聘任為經濟學系研究教授（研究教授是當時北京大學特有的一種學銜，是教授中最高的一個等級），後來又被任為經濟學系主任、北大社會科學研究部經濟研究所所長。1931年度，北京大學所聘請的研究教授只有16位，除趙乃摶外還有丁文江、王守竟、汪敬熙、李四光、許驃驤、葛拉普、馮祖荀、曾昭掄、劉樹杞、徐志摩、周作人、陳受頤、湯用彤、劉復（劉半農）、劉志牧。趙乃摶教授是當時北京大學經濟學系惟一的研究教授。1933年北京大學成立校務委員會，趙乃摶被任命為校務委員會當然委員，接著又被任命為圖書委員會委員、財務委員會委員和學生事業指導委員會委員等。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北平、天津相繼淪陷於日軍手中。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3校先是遷往湖南長沙。1938年初武漢告急，臨時大學遷往雲南昆明，成立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從長沙到昆明，相隔3000餘里。年富力強的教授們和大學生一起過崇山峻岭到昆明，中老年教授們組成旅行團，坐汽車經桂林，出鎮南關（現名友誼關）到越南同登，改由滇越鐵路到昆明。這個行程要兩次出入國境，事務繁多。大家推選趙乃摶為旅行團團長，周炳琳教授負責外交，魏建功教授負責文書，章廷謙副教授負責伙食，姚從吾、張佛泉兩教授負責行李。大家於1938年春天到達昆明。

在西南聯合大學，趙乃摶和陳岱孫輪流擔任經濟學系主任。趙乃摶開設“經濟思想史”必修課和“商業循環”、“社會主義”、“當代經濟思潮”3門選修課程。這3門選修課程，每學期各開2門。同時，趙乃摶發表文章的風格有了很大轉變，正應了他自詡“不將心事付煙霞”的題詩。在昆明，趙乃摶住在才盛巷2號北京大學辦事處的宿舍里。那原是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公館的東院，龍雲讓給北京大學使用。龍雲同北大教授們的宿舍是同一幢磚木結構的2層樓房。龍雲住在最西頭樓下，趙乃摶住在東頭樓上第4間。由於敵機的狂轟濫炸，北大在昆明北郊崗頭村修建了臨時宿舍，教師們都搬到那裡住宿，趙乃摶住在一間茅草房內，房子是夯土為牆、稻草為頂、泥土為地、木格為窗，窗上糊以批改過的出國留學生試卷。1945年12月1日昆明發生一二·一慘案，死難於再、張華昌、潘琰、李魯連4烈士，師生們都極為憤怒。趙乃摶前往4烈士靈堂致祭，並且手書“魂兮歸來”大字橫幅一張，以及輓聯一幅，聲討國民黨反動派殺害愛國同學的滔天罪行。輓聯的詞為：

徒手的學生中手彈而殉命，誰償此赤血；

無黨之青年受黨棍之欺壓，惟訴諸青天！

1946年12月19日西南聯大召開本年度第7次教授會，會議推舉由周炳琳、馮友蘭、趙乃摶3位教授共同草擬“教授會決籲請政府對此次事變之行政首腦人員速予以撤職處分，務期達到目的”，並通過規勸學生“星期四一律照常上課”的文告——《教授會告同學書》；會議還推舉周炳琳、馮友蘭、趙乃摶3教授代表西南聯合大學教授會與盧漢省主席、霍揆彰省警備總司令接洽，要求嚴厲懲辦兇手及其主使人，並確保大學師生今後的安全，還要求他們以地方軍政當局的名義發表聲明，“對合法之自由決予尊重”，“本校罷課已將屆月，其中所經過的慘痛之事實，已為國人所共見。本會之措施已屢經議決執行。關於本月一日之慘案，現在除軍事負責首腦人員已經政府先行停職議處外，本會並請求政府對行政負責首腦人員先行撤職，決以去就力爭，促其實現。關於非法禁止集會之禁令，已於本晚推舉代表與現軍政當局洽商，望其對合法之自由予之尊重。同學諸君心懷冤抑，同人深有同感，但默察校內外之情勢，如學校早日恢復常態，同學對於政府之要求亦可早日實現，如堅持罷課，則前途演變恐有不忍言者。同人愛護同學，愛護學校，本中心之熱忱，經屢次之會議，已請學校定於十二月二十日務必複課，務望同學諸君於是日晨照常上課。其有因故不能上課者，亦勿對上課同學有攔阻之舉動，否則同人在校所司何事，屍位之譏，義不能受，亦當有以自處，謹此忠告，惟同學諸君察之。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結束后，年底北京大學派趙乃摶等人提前回到北平，趙乃摶擔任北京大學復校委員會委員。西南聯合大學於1946年5月4日宣布結束，開始複員北返。

趙乃摶回到北京大學后仍擔任經濟系教授、系主任和經濟研究所所長，併兼任大學一年級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北京大學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這時北京大學一年級和先修班設在北京宣武區原名國會街北京大學第四院（現新華通訊社社址），趙乃摶又是那裡的主任。

1947年國民黨政府拋出所謂“經濟改革方案”，妄圖挽救國統區的經濟危機。周炳琳、趙乃摶等15位教授聯名發表《我們對於〈經濟改革方案〉之意見》，指出：“此方案對於過去種種錯誤，未嘗虛心檢討”，“此方案對於目前經濟危機，並無救治之能力”。對國民黨反動派反人民的經濟政策，加以揭露和抨擊。

1947年5月20日北京各大學和中學學生舉行反飢餓反內戰大遊行。1947年5月29日周炳琳、趙乃摶等北大、清華教授共102人發表《為反內戰運動告學生與政府書》，這份宣言認為參加5·20慘案遊行的青年學生“情緒熟練熱情，精神勇敢，行動嚴整而有規律，……動機天真純正”，“我們又不得不置憾於某些當局措置失當，有縱容暴徒摧殘學生之嫌”。宣言指出：“政府當局則應深切省悟。政治敗壞之責任本在政府而不在學生。學生由苦悶積憤而發生之呼籲及運動，只能善導而不應高壓。”同時，又勸說學生“實應珍重其血肉，寶貴其精神。……不廢學業，避免無謂犧牲。”（天津《大公報》1947年5月30日）

趙乃摶在北京大學經濟學系主講經濟學和經濟思想史課程長約20年之久，他將經濟思想史的講稿整理成《歐美經濟學史》一書，請周炳琳評閱后，於1948年交上海正中書局出版，1949年上海解放，正中書局遷往台北，此書在台北發行了8版之多，而在大陸卻極為罕見。

趙乃摶在本書序言中寫道：“本書……付梓后又承門人北大講師熊正文君、講員葉方恬君、助教張友仁君為我悉心校對，多方考證，他們為我耗費了無數的精力與時間，衷心殊感。在本書寫成之後，蒙三十年前之窗友和二十年來之同事周炳琳、周作仁兩先生於嚴寒的冬夜和酷暑的夏日，為我評閱，並提出很寶貴的意見，加以刪改。他們的友誼，使我感激不盡。又本書初無問世之意，重以周炳琳先生之敦促鼓勵，又承老友吳俊升先生之竭力幫忙，始得刊行。他們的熱情愛護，尤使我銘感萬分。”

1948年北大經濟系孟憲功、李恭貽同學被北平警備司令部非法逮捕。趙乃摶深為憤慨，他兩次前往特種刑事法庭私設的監獄進行探視和慰問。在探視中他還對國民黨特務的無理要求大聲地嚴厲地加以駁斥。

1948年底北平解放前夕，南京政府要將北京大學遷往南方，趙乃摶和廣大師生都一致反對。國民黨政府看中了他的才能，北平解放前夕，曾3次拉他去台灣，並以高官厚祿引誘他，而趙乃摶卻嚮往勞動人民的新中國，最終堅定地留在了北京大學，從而實現了他為建設繁榮富強的新中國而出綿薄之力的強烈願望。

1949年趙乃摶在北平解放后，在北京大學停開了“經濟學概論”課程，新開了“政治經濟學”課程和“價格概論”課程。他還接受同學們的建議，積極延聘王學文、薛暮橋、郭大力、狄超白、千家駒等經濟學家來校開設新中國經濟建議迫切需要的各門課程，1949年夏天開始，他辭去北京大學經濟學系主任職務，專任教授。

1951年黨號召知識分子參加偉大的土地改革運動，趙乃摶也報名和北大經濟學系的師生們一起到廣西柳城縣參加土地改革工作。通過土改，他具體體會到了中國封建剝削的殘酷和慘重。

在1952年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趙乃摶作了比較深刻的思想檢查，表示要徹底批判自己的資產階級經濟學術思想，爭取對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更多的貢獻。

1952年夏，我國高等院校進行院系調整。新的北京大學經濟學系是由原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3所大學的經濟學系的政治經濟學專業調整而成。趙乃摶等都被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分配在北京大學經濟學系。

從1946年到1952年院系調整以前，趙乃摶住在東四十條北大教授宿舍。院系調整后，北京大學從城內沙灘等處遷到西郊燕園，趙乃摶於1952年10月間遷到北大燕東園一幢獨立小樓居住。

在1952年院系調整后新的北京大學，經濟學系的教師隊伍得到擴充和增強。這時“經濟思想史”課程的教學工作已經後繼有人，趙乃摶考慮自己年事已高，就大力扶持後進，將幾十年來積累的教學參考資料毫無保留地提供給當時擔任“經濟思想史”課程教學工作的中年教授徐毓楠長期使用。這些教學材料直到1958年徐毓楠教授病故后，才由資料員楊瑛從徐毓楠的研究室中整理出來，送還趙乃摶教授。

在厲以寧的書架上，至今還珍藏著趙乃摶先生贈送的關於瓊斯經濟思想的博士論文。在論文的扉頁上趙先生題著：“以寧仁弟存念” （趙乃摶長厲以寧33歲）。趙乃摶、駱雯夫婦為了祝賀厲以寧即將畢業，於1955年邀他同游香山。相隔25年，1980年趙乃摶夫婦再度邀請這位心愛的弟子同游陶然亭。由此可見，厲以寧在趙乃摶心目中的地位和感情，趙乃摶教授一生追求知識與光明，他對經濟發展所需要的法律、倫理規範、心理與政治條件有深邃的見地。在厲以寧的知識中，他對經濟學、社會學、倫理學、法學、教育學與經濟史的綜合研究都有著濃厚的興趣。可以看出趙先生對厲以寧的精心培養和深刻影響。

1952年，厲以寧讀大學一年級下學期時，在北京大學法學院圖書室里借書閱讀，趙乃摶先生常去那裡。日子久了，趙乃摶感到很奇怪：在座的都是教師，怎麼這個20歲出頭的學生一有空就到這裡來。於是厲以寧和趙乃摶先生就熟悉了，趙乃摶還邀請厲以寧到他家裡看書。這樣，厲以寧就成了趙乃摶先生家中的常客。北京大學遷到西郊燕園后，趙乃摶住在燕東園29號樓上，樓下是周炳琳先生家。厲以寧不但向趙乃摶老師借書，而且還暢談對經濟學演進的看法，趙乃摶先生給他最大的影響是使他在經濟學領域內了解到制度經濟學的產生、發展過程和制度經濟學的意義。制度經濟學在經濟學說史上是以異端的面貌出現的，但制度經濟學的傳播無法限制，它獨樹一幟，形成對正統經濟理論的挑戰。趙乃摶先生的教導，使厲以寧以後一生對制度經濟學感興趣。

趙乃摶教授專長西方經濟思想史，新中國誕生后，他反覆考慮如何為我國學術文化事業更好地貢獻力量。當時，中國經濟思想史尚乏研究，研究中國經濟思想的工作又必須從收集和整理原始的文獻資料入手。從1952年趙乃摶教授就開始收集和整理中國經濟思想史的原始資料。1953年，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邀請部分知識分子到中南海懷仁堂看戲，趙乃摶也有幸去了。演出的是《蕭何追韓信》，看戲回來，趙乃摶興奮地說，“我看出了這台戲的深刻含義，毛主席、周總理希望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啊”。1955年中央文委范長江到北京大學作關於知識分子政策的報告后，又到燕南園29號看望他昔日的老師趙乃摶教授，向趙乃摶表達黨對他的關懷。趙乃摶更加下定決心，英語極好的他開始去啃當時不少領域尚為空白的文化史中的中國經濟思想史，要“肩負起整理祖國文化遺產的工作，來報答黨的關懷”。而要想真正研究，必須先整理史料，但史料卻淹沒於浩如煙海的古籍中，他雖快到60歲了，但他想，“天假我以年，我是可以乾的。我要做淘沙者，做拓荒人，為後來人鋪路架橋”，並且希望於其死後該書存放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中，有朝一日能為後人所用，他也就“死而無憾”了。就這樣，趙乃摶斷然從研究歐美經濟學史領域，轉入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

趙乃摶修訂了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計劃，進行中國經濟思想史資料的彙編工作，打算將分散在經部、史部、子部、集部中各種大量著作內的所有經濟思想資料，統統整理出來，編成一部大型的中國經濟史文獻方面的學術專著。

趙乃摶所要輯集整理的史料包括歷代經濟和經世思想兩大類。進行這項工作第一步，必須博覽古籍，最廣泛地搜集史料。他常為尋找一本書或查閱史料到北京圖書館借書，或到國子監、隆福寺逛舊書攤。有時要找到一部史料則要付出很大努力，比如：他原只知道《大學演義》是南宋楊萬里、魏了翁所作，後來，他從《明史》上看到明代邱浚著有《大學演義補》一書，為原書補充了財政、經濟方面的內容。這正是趙乃摶輯集整理中國經濟思想史料所需要的。為了找到這本書，他跑遍了舊書店，整整留心了10年，直到20世紀60年代後期，才在新出版的《明經世文編》中找到這本書。

在浩瀚的文獻海洋中，他發掘湮沒、鉤沉抉奇。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他就讀過好幾遍。並且，他還善於從任何一本書中捕捉線索，也注意從任何一個微小的線索中發掘史料。一次，他在馬克思《資本論》中看到，馬克思談到貨幣問題時，曾舉例引用了我國清代王茂蔭關於貨幣的論述，他為了尋找王茂蔭的相關經濟專著而廣泛查閱清代史料，其後得知《王茂蔭奏稿》正是其欲尋覓的，但這書一直找不到，後來，在一位學生幫助下終於找到該書。

趙乃摶以驚人毅力涉獵了大量古籍，其所查閱過的書籍許多都是幾十卷到百餘卷，這些書多為縮印本，閱讀起來很耗眼力，趙乃摶不得已用放大鏡一行一行讀。如今，我們還能見到書頁上到處都有圈圈點點、眉批小注，真乃縱覽上下2000年、指點經世3000家。

每抄錄一段完整的史料，趙乃摶常要把一個章節反反覆復看上3、5遍，在對整章內容全部消化之後才會動筆。全部史料抄在大小不同的卡片上，大的有16開本那樣大，小的只有普通書頁的一半，一捆一捆理得整整齊齊。那卡片上一律是蠅頭小楷，一筆不苟；行列整齊、標點分明，幾乎找不到一處塗改之地。卡片共約8000多張，600多萬字。據推算，假設並非由老教授一字一字毛筆書寫而成，而要請人謄寫一份副本，那此人將抄寫4年多才能抄完。

1962年，他患甲狀腺腫瘤住院，未等病癒即出院。1963年他又因肝炎再次進醫院，病情稍有好轉，他又要求老伴送書送卡片，史料第一部分的許多卡片即在病床上整理抄寫出來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一場空前的浩劫席捲燕園，趙乃摶被造反派誣衊為“白專”典型，還有人攻擊他“死抱著封資修的東西不放”。面對種種荒唐的攻擊和誹謗，趙乃摶只是付之一笑。一天，造反派衝進趙乃摶家裡，七手八腳地亂翻起來，很多資料慘遭洗劫，書籍被撕毀，早年從事教學工作時寫的講義全部被抄。老人的心像被撕碎一樣，他想不通，難道今天連這一點宿願也不讓實現嗎，用什麼能排除思緒中苦痛的折磨呢。他翻閱著史書，思緒也像在歷史長河中遨遊。他看到，古今作學問而成事業者，沒有一個不是在崎嶇坎坷的道路上行進的。司馬遷受極刑而發憤著述，寫出《史記》，“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想到這裡，他的思緒平靜下來，他和老伴一起，把因抄家而導致散亂、撕毀的書籍整理好，次日又偷偷開始輯集史料的工作。

起初，全書計劃分為7卷，后經修改，改為5卷。《披沙錄之一》分上下兩集。上集為《中國歷代經世學者人名錄》，輯錄各種史書《食貨志》、《十通》、《明經世文獻》7種、《清經世文編》14種當中經世學者的籍貫、生平及著作。下集為《中國經濟思想文獻要籍簡介》，扼要介紹了經書、子書、專集、史志、政書、類書、經世文編、詔令、責議、會典、言行表、實錄、筆記、經濟專題著述、經濟思想史以及近代人有關經濟思想史的論著。本卷為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的基礎知識資料專著，供學者查找我國古今有關有經濟思想的論著及片段或零星的各種思想觀點。《披沙錄之二》為《春秋戰國至漢初諸子經世思想》，包括儒家、墨家、法家、兵家、雜家、道家以及漢代諸子的著作中有關經世思想的論述。《披沙錄之三》為《唐宋元明清五代經世資料》，選錄了這5個朝代全部文集、奏議、論說、傳記等文獻中有關經濟思想的資料。《披沙錄之四》為《通鑒中的經世資料》，包括資治通鑒、績資治通鑒、明鑒、清鑒各大部頭書籍中有關經世資料。《披沙錄之五》為《歷代本紀及列傳中的經世資料》，選錄歷代重要史籍中有關生產、流通、財政、金融、農田水利以及教育等方面的有關資料。

他所輯錄的這些著作受到北京大學和有關科研單位的重視。中國社會科學院一位領導看了全部史料后說：“這是一筆寶貴的財富”。海內外經濟學界對於這部工具書給予了很高評價。北京大學經濟系一位教授說：“我國學術界治一個時期、一個流派的經濟思想並有成就的，頗不乏人，但像趙老先生這樣，致力於整個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確是很少見的。”趙乃摶老先生則不無謙遜地對來訪者說：“我只是做了系統的史料整理工作，只要我身體健康，我有決心把研究工作做下去。”《光明日報》1980年7月19日以《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的一塊基石》為題，對《披沙錄》加以介紹和評價，並在“編者按”中寫道：“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科學著作很少，要在這方面有所成就，只能從系統地收集有關的資料開始；否則，研究工作只能建立在沙灘上。作為這一項事業的拓荒者趙乃摶教授，用他的心血鑄造了一塊基石，我們怎能不為這位年過八旬的老人這種嘔心瀝血的精神所感動呢。”

1983年，87歲高齡的趙乃摶教授仍不辭辛苦地繼續從事《披沙錄》以後多卷的修改定稿工作。《披沙錄（三）：唐宋元明清五代經世資料》、《披沙錄（四）：通鑒中的經世資料》、《披沙錄（五）：歷代本紀及列傳中的經世資料》。

1986年《披沙錄（一）》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並由全國新華書店發行。本卷約40萬字，第1版印行了10000冊。該書的出版，不僅受到中國經濟思想界的重視，而且也得到我國圖書館學界的好評。本卷分上下兩集，上集為《中國歷代經世學者人名錄》，下集為《中國經濟思想史文獻要籍簡介》。1987年《披沙錄（二）》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上卷為《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的經世思想》，下卷為《漢代諸子的經世思想》。

趙乃摶以89歲的高齡，在夜以繼日地從事《披沙錄》專著最後一卷的修改定稿工作時不幸腦病發作，住入北醫三院專為一級教授加蓋的鐵皮病房，經過多方搶救無效，於1986年12月17日在北京逝世，骨灰安放在八寶山公墓。作為一名青年時就立志不做官，專門研究學問的學者，趙乃摶教授的生前遺願是：一是把畢生收藏的大量古今中外經濟科學書刊，全部獻給北京大學，供後人使用。二是將《披沙錄》各卷的全部稿酬，獻給北京大學設立經濟學獎學金，獎勵後學。

趙乃摶為發展我國學術文化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這是唐朝詩人劉禹錫的名句，而趙乃摶堪為一位偉大的淘金者。

趙乃摶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時，師從著名經濟學家賽利格曼，學習經濟思想史。所以他不僅有著紮實的國學根基，還系統學習過西方經濟思想史。加之當時去古未遠，乾嘉學風餘緒尚在，因此他在研究經濟思想史時很容易受到近代史學家治學方法的影響。

史家治史有兩大要害，其一在於史料之搜集與運用，其二在於史識之高下。因此著名史學家陳寅恪曾說：“有一分史料說一分話，沒有史料就不能講，不能空說。”在具體操作上，乾嘉學派講究“言必有據，凡立一說，廣徵博引，凡引資料，必經精審”，“廣集史料，據實立說，精於考辨，嚴於取捨”。這些史家精神與方法，早在其博士論文《理查德·瓊斯：一位早期的英國制度經濟學家》就有涉及。理查德·瓊斯這樣名不見經傳的經濟學家，在當時屬於較為偏僻的選題，由於史料缺乏，此前一直無人涉足。但趙乃摶卻以我國史學家之精神，鉤沉輯玄，收集到瓊斯出版文章、著作和與瓊斯相關的文章、著作幾十部，對此導師賽利格曼大為激賞。1936年是亞當·斯密《國富論》出版160周年，趙乃摶寫了一篇《國富論學說述原》，把斯密思想的來龍去脈說得清清楚楚，他在材料上下過極大功夫，所引用的相當一部分材料都很罕見，至今尚未看見其他經濟學家研究過。

趙乃摶一生著述頗豐，僅在西南聯合大學時期就發表論文《近40年來經濟科學之發展》、《經濟理論與財政政策的聯繫》、《經濟階級和社會理想對於經濟理論之影響》、《靜態經濟與動態經濟》、《經濟循環中萎縮姿態的象徵與因素》、《遺產稅之性質及其社會意義》、《我國工業化的經濟條件》、《對於我國地政問題的管見》、《現代企業的4大連鎖及其4大過程》、《家庭經濟之真銓》、《經濟建設的遠景和近景》等50餘篇。但作為研究經濟思想史的一代宗師，真正能反映其學術風貌，成為傳世經典的著作莫過於《歐美經濟學史》與《披沙錄》兩部大書。

《歐美經濟學史》是一部研究歐美經濟思想史的著作，本是趙乃摶多年來為北京大學和西南聯合大學講授經濟思想史課程所用的講義，后經整理潤色，初稿成於滇南之鵝塘。遺憾的是，此書本欲於1948年出版，但由於政治形勢巨變，正中書局攜紙型與原稿遷往台灣。不久又因兩岸對峙，未能在大陸出版。但“在台北卻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版共發行了八版之多，在台灣和海外得到較為廣泛的流傳”。而趙乃摶教授對於該書在台灣的出版，並沒有得到任何稿費。出版社方面為此曾表示：趙乃摶現在並不在“自由世界”，不能發給他任何稿費；只有在他到達“自由世界”以後，才能付給稿費。趙乃摶教授對此一笑了之。台灣學術界的有識之士，對此曾提出意見，認為這種說法和做法毫無道理，並為之打抱不平，但亦均無濟於事。專攻經濟思想史的青年經濟學家梁捷對此書讚譽到，和同一主題的其他著作相比，“無論體例、內涵或是眼界高下，頓時現出層次來”。表明中國的歐美經濟思想研究“竟然曾經與西方一流水平如此接近”。

《歐美經濟學史》所以能在台灣一版再版，根本原因在於這本書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它對歐美近代各流派經濟思想家的學說包羅較為完備，其中著重對70多位歐美經濟學家的生平和經濟學說作了專門的考證和論述，共約45萬字。不僅論述了重商主義、重農主義、古典學派資產階級經濟學說和庸俗派資產階級經濟學說，而且也論述了空想的和科學的社會主義學說。對於社會主義的經濟學說，既有介紹和論述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專章，又有介紹和論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的專章。本書在資料考證上，詳實可靠，有些資料不僅註明了出處，而且還引用了原文，初學的讀者可以節省許多查找原書的時間，書後還附有詳盡的文獻目錄，包括歐美經濟學史之文獻、中文歐美經濟學史參考書、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之文獻等附錄。因此，這是一本很好的經濟思想史的大學教程，表現了趙乃摶在史料運用及考據方面的深厚的功力。在緒論中他就迫不及待地對“經濟學”一詞的來龍去脈、發展過程考證的一清二楚。而且他還直接表述了對考據的極大熱情，“有時為研究示範起見，將幾位經濟學家的思想源流，尋出他們的來龍去脈……有時想做一點考證工作，對於若干在當時重要性不甚顯著的經濟學家，指出他們在經濟思想史的發展上有相當貢獻”。在對各個學說進行比較時，提要鉤玄，斷語準確精審，既點其要害，又惜墨如金，頗具史家風範。顯然這些都是《歐美經濟學史》奇絕之所在。

新中國成立後趙乃摶致力於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編成《披沙錄》5卷，填補了這一領域的學術空白，為後人在這一領域的繼續研究做了開荒鋪路的工作。趙乃摶用34年的時間從浩如 煙海的中國典籍中整理出我國歷代學人的經濟學思想。其間還大量運用了史學門類中的目錄學知識，最難能可貴的是，對專業和非專業書刊中的資料都做到較為全面的揭示。因此《披沙錄》一出，讚譽極高，被公認為這一領域的扛鼎之作。從趙乃摶的博士論文到《歐美經濟學史》再到《披沙錄》，我們看到史學家治史的方法在歐美經濟思想史研究中的第一成功運用到逐漸成熟，又看到此種方法在回歸於對中國思想史的研究時臻於大成的完美表現。可以說，西南聯合大學時期寫成的《歐美經濟學史》，在其學術思想生涯中，上承博士論文之精神，向下則開啟了一部治中國經濟思想史的地圖——《披沙錄》。

從《歐美經濟學史》到《披沙錄》，其間相隔幾十年。前者 是歐美經濟思想史，後者是中國經濟思想史。但兩者與其他專家的經濟思想史著作相比，卻明顯具有一個突出特點——史學家治史方法的大膽運用。

而《披沙錄》在此基礎上，更大膽地將史學門類中的目錄學運用其間。目錄、索引之學起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作用，最見治史者功力，非博學通才者不能為也。趙乃摶挾數十年之功力，披沙礫金，不僅成功運用了目錄學這一工具，還將古今的目錄學方法比較有機地結合起來。甚至將提要與索引相結合，運用人物為標題的帶有主題性的篇目索引，在促進經濟學水平提高的同時也發展了目錄學。有人說，趙氏治學愈晚愈規模愈宏，功力愈純。所謂規模愈宏，當指《披沙錄》批閱萬卷，沙中淘金，終成600萬字的鴻篇巨製；而功力愈純，與其籠統說治經濟思想史之功力，不如說是史學家治史之功力，愈晚愈精，至精至純。

1.重商主義與重農主義的比較研究（英文版），1924年哥倫比亞大學文學碩士論文。

2.理查德·瓊斯：一位早期英國的制度經濟學家，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論文，1930年紐約出版。

3.五十年代美國經濟思想的主流制度經濟學派，載《北京大學五十周年校慶紀念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48）

4.歐美經濟學史（大學用書），台灣正中書局，1948。

5.歐美經濟思想史。

6.披沙錄（第一、第二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1987。

7.趙乃摶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